[information] 1957-1988年司法独立备受尊崇

作者／杨培根 Aug 13, 2008 05:51: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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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是作者以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代表的身份7月12日应邀出席砂拉越民主行动党美里支部庆祝火箭登陆砂州30周年纪念晚会的演讲部分内容。

【培根说法／杨培根专栏】2008 年3月8日第12届全国大选前发生了林甘短片事件，揭发令全国震惊的司法丑闻，暴露长期以来被掩盖的司法危机。为了让读者更了解如何会发生1988年司法危机，笔者特撰此文，简述司法危机发生前的司法独立的情况；只有了解过去，才能理解目前令人担扰而急需改革的司法状况。

什么是“司法危机”？

还未谈到司法危机来龙去脉以前，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司法危机”？“司法危机”就是司法制度出现了严重问题，进而威胁国家的民主体系。国内的法官和法院出现了大问题，不能为人民伸张正义，民主制度不能正常操作。

用法律话语来说，司法独立已遭严重侵蚀；三权鼎立的民主大厦随时可能坍塌，造成民主走向死亡。

司法独立被摧毁，可以说等于民主的死亡，因为三权分立基本原则是民主社会的根基。独立的、不受政府和国会干扰的司法，是民主三大支柱（即政府，国会，法院）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民主制度情况特殊，国会和政府两个重大机关早已合二为一，唯一能维持民主体系的支柱，就是独立的司法。失去司法独立，民主大厦坍塌，是时间问题。

独立后：我国司法独立的情况

我国的司法制度，源自于英国的司法体系。司法独立，是英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殖民统治时期，我国就采用了司法独立的原则。1957年独立后，我国一直都在沿用这个优良传统。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简单说来，就是：政府不得干预法官的职权和工作，国会也不得损害司法的职权。国家的三个主要机关：法院，国会，政府（行政）是平起平坐，不分高低的。

1957年8月31日独立后，我国就严格遵循司法独立的原则。我国的著名法官苏菲安（Tun Suffian），在他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期间，尽其所能严格执行司法独立的原则，这可以从下列几个判案见其一斑：

1961年联盟金保国会议员案：执政党联盟金保国会议员因竞选贪污被判罪名成立，而失去国会议席。

1966年加隆宁甘案：政府欲罢免砂拉越加隆宁甘首席部长职，但宁甘诉诸法院；法院宣判政府败诉，罢免宁甘不合法。

1975年范俊登案：在野党（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被控煽动，罪名成立。他提出上诉，上诉期间，选举委员会欲举行补选，但法院宣判上诉期间，不得举行补选。在野党议员范俊登保住了议席。

1978年雪州大臣哈仑案：执政党要员、雪州大臣哈仑因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得坐监六个月；他仗着权势，以巫青团软禁为借口，想违抗庭令不服刑。法院下令，必须服刑。

1982年莫达哈欣案：文青体部长莫达哈欣被控谋杀，罪名成立，身为执政党巫统的部长也得面对死刑；后来，向苏丹求请，免于一死，减刑为终身监禁。

另外，独立初期，在一个1962年的案件中，汤申法官曾说过一段体现司法独立的话，内容大意是：“如果公民不喜欢政府，可通过宪制途径换政府；这不等于‘不效忠’，因为效忠对象是祖国，而不是当权者。”

马哈迪掌政初期的“豪言壮语”

掌政初期，首相马哈迪曾发表一些尊重司法的言论，他承诺将保卫司法独立。1982年10月26日，在亚细安法律大会上，马哈迪发表谈话说：

“我将时时刻刻尊重司法，不期望法院支持政府或反对政府。法院必须支持《宪法》和法律。期望司法无畏无惧，毫无拘束地裁定我们的过失。法院必须根据法律，证据法和程序法。我们一定会尊重法官判词。”

1985年，马哈迪在另一场合中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很幸运，因为我国的司法界是正直和清廉的。我们很幸运，我国的‘司法’是独立于‘行政’的。我们很幸运，在司法界我们拥有的是：具有高度专业才能及高度道德水平的人材。”

可是，这只是“昙花一现”，好景不常。曾几何时，马哈迪就显露出另一面，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在他眼中，法官变了，而不是他自己变了。他认为，法官有意偏向某方，即反政府那一方。马哈迪从此对司法不满，认为司法独立是他执行其政策的绊脚石。

坚持司法独立的重要案例

掌政期间，马哈迪逐步摧毁我国的司法独立；但是在1980年代的司法界，还有一些较为正直清廉的法官，他们坚持司法独立，不受行政所左右。以下一些重要判例，能显示1980年代，司法独立还未完全被摧毁：

1986年：柏特生记者案（自然公正）
1987年：林吉祥起诉首相案（言论藐视法院）
1987年：“国民觉醒运动”马来文月刊案（准证）
1987年：英雄银行案（借贷不当）
1988年：友乃德工程一案（南北大道）
1988年：巫统党争一案（UMNO 11）
1988年：加巴星一案（NibongTebal）

（一）1986年柏特生（Paterson）一案

《亚洲华尔街报》（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驻马记者柏特生，报道了当时财政部长与副内政部长企图垄断世界锡米市场，导致国家巨大亏损。

首相怪罪记者蓄意“破坏我国经济”（究竟是谁在破坏我国经济？谁是始作佣者？肯定不是记者）。1986年8月26日，政府禁止《亚洲华尔街报》在我国出版三个月，柏特生的记者工作准证被吊销了。

沙烈阿巴斯听审这个案件后，宣判政府没提供机会给柏特生辩解，就吊销他的工作准证，违反了自然公正法则。由于这项举措不合法，所以政府败诉。

从这个判例可以看出，法院并没因为案件涉及政府就判政府胜诉。这个案例至少证明，当时我国确实存在着司法独立。

（二）1987年：林吉祥起诉首相案

柏特生案件审结后，马哈迪在某个场合曾说过一段违反三权分立原则的话：“如果法院经常不根据国会的意思诠释法律，我们就得找出一个办法，使这些法律必须按照我们的意愿诠释。”

为此，在野党领袖林吉祥起诉前首相马哈迪，指责他的言论有藐视法院之嫌。虽然林吉祥败诉，但是承审法官哈仑说过一句话：“首相误解了三权分立的功能，显得他混淆不清”。

（三）1987年：“国民觉醒运动”出版马来文月刊案

“ 国民觉醒运动”是推动我国社会改革的民间组织，它向政府申请出版马来文版《激流》月刊（Majalah Aliran）。当时的内政部长马哈迪不批准，但是高庭哈仑法官在司法审查案件中，宣判国民觉醒运动胜诉，可以出版马来文月刊。法官说：“虽然部长有绝对的自由裁夺权，不过，他所作的决定必须受到司法审查”。这是一起坚持司法独立的判例。

（四）1987年：英雄银行（Perwira Habib）案

英雄银行董事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理由是他负责银行贷款部，但贷款程序不当，使银行蒙受亏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占有46%银行股权的武装部队“可能诉诸暴力行动”；但法官哈仑判决，政府提出的理由“不足为信”，因此不应援引《内安法令》扣留他。

（注：可惜的是，最高法院后来推翻高庭判词，反而判定：法院不得审查政府扣留他的原因。当时，沙烈是参与聆审的法官之一，作出这起对司法独立不利的最后判定，是他的败笔之一。）

（五）1988：友乃德公司承包南北大道案

友乃德工程公司（United Engineers）是巫统间接控制的公司，这家公司承包南北大道的工程，而这项大工程需花马币34亿元建设。原来，巫统首先控制了另一间哈地布迪公司（Hatibudi），而哈地布迪则控制了友乃德工程公司。

马哈迪和数名巫统部长是哈地布迪公司的信托人，就是说虽然法律上，巫统不是这些公司的直接股东，但实质上巫统间接承包南北大道的整个工程。

为此，林吉祥（右图）向高庭申请禁令，阻止政府和友乃德签下承包南北大道工程的合约；可惜，高庭法官约瑟（Edgar Joseph）判定林吉祥败诉，无权起诉政府（没有法律地位兴讼）。

林吉祥上诉，上诉庭三司会审，结果上诉得直，林吉祥有权要求法院禁止友乃德签约承包南北大道工程。友乃德工程公司不服，向吉隆坡高庭申请取消禁令；不过，不得要领，友乃德败诉。

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五名法官以三对二多数票最终判决：林吉祥败诉，无权起诉政府。

饶有兴趣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参与听审的所有法官人数加起来，共有10名法官，其中多数法官（即六名法官）认为，林吉祥有权起诉没政府；只有少数四名法官（即1+3）认为林吉祥没有诉讼权。根据多数法官的意见，林吉祥应胜诉；但依据法律程序，最高法院宣判他败诉。

值得一提的是，沙烈是最高法院五名法官之一，可惜的是，他采取了对人民不利的立场，认为林吉祥没有诉讼权，导致林吉祥败诉。从此，南北大道征收不合理的高昂过路税，给人民带来了长期的烦恼和困难。

这又是被革职前的沙烈的一大败笔，他帮了巫统一个大忙，却长期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时至今日，相信他会感到后悔莫及。

（六）1988年UMNO 11巫统党争案

UMNO 11是巫统内部派系斗争引起的案件，当时巫统分成两个派系，即：马哈迪派和东姑拉沙里派，对垒分明。在巫统主席选举中，马哈迪险胜东姑拉沙里43票（761票对718票）；拉沙里不服，通过11名支持者（UMNO11）到法院申请宣判选举无效，理由是有些未注册的巫统支部也参加选举投票。拉沙里派要求重选。

可是，高庭法官哈仑不是根据他们的要求，宣判巫统党选无效，而是宣判整个巫统不合法；理由是，既然有些支部不合法，总部也就不合法。这么一来，巫统变成了一个不合法团体，必须解散。

针对哈伦法官宣判巫统为“不合法社团”的判词，东姑拉沙里派系不满，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面对这个关系巫统领袖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案件，最高法院院长沙烈（左图）决定，应由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一同会审。

此案的最终判决非同小可：审判结果将决定马哈迪的政治生涯。就因为这个缘故，前首相马哈迪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以致设法革除沙烈的最高法院院长职位。

哈密奥玛后来被委为审判沙烈的仲裁庭主席。沙烈被革职后，由哈密奥玛接任院长职。哈密奥玛一上任就决定，UMNO 11巫统党争案改由他委任的五名最高法院法官听审；这五名法官裁定：既然巫统因不合法而不复存在，巫统重新举行党选的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意味着，东姑拉沙里派申请宣判巫统党选无效的UMNO 11案失败了。

（七）1988年：加巴星一案

民主行动党党要卡巴星在1987年茅草行动中被扣留，他在扣留期间申请人身保护令。他指出，在他面对的六项控状中，其中一项是错误的。控状指责他曾参加槟城的集会，但有证据证明，他当时不在槟城，而是在另一市镇办案。

法官宣判：在这和情况下，政府发出的扣留令不合法，应释放卡巴星。在判词中，法官指责“政府办事态度漫不经心，太草率”。

卡巴星被释放后，趋车北上回槟城，但是他的自由是短暂的，因为九小时后，刚抵达高渊小镇，政府再次援引《内安法令》扣留他。

后来，最高法院推翻法官决定释放卡巴星的判词；卡巴星因此被政府以《内安法令》扣留了一段时间。

就卡巴星再次被扣留事，已被革职的沙烈抨击政府藐视法治；他问道：这个判决虽然根据现行法律是“合法的，但合理吗？”（见Tun Salleh，K Das合着《救救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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