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千在2013年全国老友大聚会上的讲话：
| 回顾过去 ，认清现在 |
| ——对传统左翼现况的省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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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共结束武装斗争后，本身并没有意愿也无法开展宪制斗争，而公开阵线的传统左翼党团也同样无法有效地恢复活动……传统左翼至今仍然处于极其低迷的边缘地位，只靠几个联谊性的团体维系着。” |
1.题解
接到2013年第六届全国老友大聚会筹委会的来函，遨请我在12月8日大聚会当天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就“本国当今的左翼运动的发展及前景课题”发表一些看法。
在我国政坛连续发生两大事件，即505大选及左翼运动最具代表性的领导人陈平同志逝世之后，展望一下左翼运动的前景，本来是十分恰当的。但以目前的情况看，“回顾过去”以“认清现在”也许更为重要。因此，题目就作了如上的相应更动。
本文主要是借助文献资料的帮助，重温一下数十年来马共武装斗争的主要贡献与失误,及左翼党团在国家独立后参与宪制斗争如何遭受到反动政权全面的镇压及本身在1960年代所犯上的路线错误,借以认清及省思我国曾经十分强大的传统左翼运动，为什么会逐渐式微，以至一蹶不振。
个人认为，认清目前传统左翼组织（主要是指21世纪、老友、凤凰等）的现况，统一对当前政治改革运动主要斗争对象与策略的看法，是前瞻未来的基础。
2. 马共的巨大贡献及失误
正如1989年11月25日马共中央《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注1）第四项所明确指出的：“我党我军对我国独立和人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
任何尊重我国历史和人民斗争的人，都会承认是马共首先在我国引进和宣扬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领导我国各民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抗日战争、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及争取国家独立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即使必须负出重大的代价与牺性都在所不惜。
尽管如此，正如马共中央文献所公开承认与批判的，该党同时也犯上了不少重大的错误。
以下所述，2.1至4是整理自马共的文献：《马来亚共产党的五十年》（火炬出版社，1981年8月15日），不涉及个人的观点。若引述有出入，请批评指正。
2.1 马共成立初期脱离实际的苏维埃纲领
马共成立的最初几年，还处于战前地下斗争时期（1935年4月—1941年12月），就提出了脱离实际的“建立苏维埃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导致1935年，雪兰莪媒炭山5000多名煤矿工人“用劳动工具作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公司办事处和矿场约一个星期”；以及领导森美兰淡边地区马来农民，“用巴冷刀作武器，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农民苏维埃……”。
这两场“武装起义”，在力量对比悬殊之下，自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2.2内奸莱特，断送抗日战争胜利的成果
1941年12月10日，也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三天，马共中央即发出“行动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卫马”的战斗号召。由于充分发挥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坚持武装斗争以壮大人民军队、及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马共的队伍已经发展到近八千人，人民抗日军从无到有，发展到武器齐备的一万多人，民兵发展到数万人，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建立了广阔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解放了全国一半的乡村地区，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不少中小市镇，形成了对敌人控制的大城市的包围局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人民抗日军下山进城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
由于当时马共还未完全自觉地认识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走“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结果执行了1935年就混进马共，1939年窃踞中央书记的内奸莱特所提出的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解散了人民抗日军，放弃了武装斗争，把实现民族解放的纲领降低为争取自治的纲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和平斗争时期（1945年8月-1948年 6月），让英帝有机会卷土重来，断送了抗日胜利的果实。
庆幸马共中央于1946年12月开始了对内奸莱特的斗争，并于1947年5月把他揭发出来和清除出党，最终使他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
3. 毅然领导抗英民族解放战争
在清除了内奸莱特之后，马共中央于1948年2月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48年5月，马共中央通过了“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及《关于整党的决定》，为反击英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作好必要的准备。
1948年6月20日，英帝实施“紧急法令”，出动大批军警对革命力量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了六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封闭进步政党、工会和人民团体，马共毅然发布“驱逐英帝国主义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纲领，领导各族人民开展抗英民族解放战争。
3.1 抗英战争初期的 “左”倾错误
战争初期，马共在战争指导上和政策上犯了“左”倾的错误，体现为“脱离实际地制定并执行集结部队主力创造中央根据地的战略计划”、“片面强调部队战斗和军事行动的作用而忽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持革命和孤立敌人”、“对中产阶级采取片面打击的政策”及“在城市采取无节制的军事行动”等。这些错误使党在敌人进攻之下陷于困境和被动。
3.2 华玲和谈是右倾路践的产物
1954年7月，马共又一次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几乎放弃了武装斗争，使我国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1955年12月，马共中央发表《为实现马来亚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的纲领宣言，就是这条路线的产物和集中表现。华玲和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表现出对坚持武装斗争发生动摇及模糊了革命的前进道路和斗争方向。但在另一方面，和谈也推进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为独立的早日实现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文献认为：“总体而言，和谈的消极面大于积极面。”
4. 消极保守的偃旗息鼓政策 （1958-1961）
1958年马共提出偃旗息鼓方针和退伍政策。政治路线的错误，思想上的消极混乱，组织上出现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军事上采取消极防御，群众工作采取消极保守。
直到1961年，马共的干部损失很多，武装力量严重削弱，武装斗争遭到了严重的挫折。直到1961年9月，马共举行了第11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重新确立了“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路线，发布了“积极坚持、逐步发展”的新方针，马共的武装力量才重新发展起来。
5. 突击队南下与赤化骨牌论 （1968-1988）
1968年起，马共中央决定派遣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突击队向南挺进，结果以失败告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陈平在2001年接受《光华日报》专栏作者胡一刀（雷子健）专访时，对突击队南下是不是错误的问题答复说：“赤化骨牌论没有错，错在中国形势变化。当时，共产党老大哥是这么想的，东南亚国家赤化一步一步来。先是越南，然后，柬埔寨，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再然后还包括东北亚的台湾和日本。”
他接着说：“依照这个形势，只要在泰国策划周密，应该是可以胜利的。随着越南，柬埔寨赤化原来形势一面大好。可是，没想到，中国政策改变，又发生中国对越南开战，自己人打自己人，完全没有估计到。如果不是这样，突击队南下就不是错误了。” （参阅《面对面系列6》）
胡一刀引述陈平的观点是否准确应该有所保留。但过度依赖外国（如中国）的支持及区域性的政治形势（如骨牌论）来制定我们国内革命的战略是否正确，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6. 从“肃反”到“平反”
根据陈平同志所提供的数据，肃反至少杀害了91名马共成员，其中16名在中央机关队，75名在勿洞东段。
因为昔罗（八支）和勿洞西段（二区）的马共部队不同意肃反，并以此为理由，先后宣布脱离马共北马局的领导，导至马共一分为三。
八支于1970年成立革命派（全名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由一江、阿达等领导，有队员约150人）；二区则于1974年自称马列派（全名马来亚共产党〖马列〗，由张忠民，求真等领导，有队员约260人），造成严重的党军分裂。上述两派在1983年尾联合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简称马西共），并在1987年3月与4月先后向泰国警方缴械，放弃武装斗争。
马共则在1989年底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结束武装斗争。一直到2002年11月，为了统一处理泰国公民权事宜，马西共才重新“归队”。
在农历新年前，为了避免一场“浩劫”——由于死者家属为了新年团聚，准备向马共“要人”可能引起武装冲突，陈平赶紧起草文件，为绝大多数被处决的“特务”、“内奸” 平反，追封他们为“烈士”。每人还给予20，000泰铢（约800美元）的赔偿，组织还向烈士家属们赔礼道歉。
笔者在拙作《从“肃反”到“平反”——陈平眼中的历史（八）》一文结尾时曾经指出，在所谓 “肃反” 和 “平反”，“叛徒” 和 “烈士” 之间，似乎只是一线之隔。
笔者认为，在肃反问题上，马共中央，特别是以小章为首的马共北马局，不但有错，而且应该说是有罪的，必须受到应有的制裁。若只是“权宜” 性地加以 “平反” ，烈士们恐怕还是死不瞑目！
7. 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平协议
1955年华玲和谈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东姑在英帝的指使下，坚持马共必须弃械投降；而马共的最低要求则是：为了国家的独立，马共可以放弃要求承认该党成为合法的政党，但必须享有参加现有政党或组织非共政党的权利，而且马共放下武器后，其成员不得被拘留或审讯。
在经过34年的斗争与牺牲之后，马共总算争取到将当年的最低要求列进和平协议的具体条文中。但吊诡的是，结束武装斗争至今已经快到25年了，前马共成员并没有试图组织任何新党或参与其他现存政党（个别成员除外），通过宪制斗争，继续党的未竟事业。
其实，1989年11月25日马共中央《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中，对该党在停止武装斗争后的政治动向，也只是在第一项决议中提出“今后在马来西亚宪法范围内进行长期的和平民主斗争”；及第四项议决中以中央全会的名义“号召全体同志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社会正义而努力奋斗”。
有关决议只提出最一般的政治理念与原则，未涉及从事宪制斗争的任何具体的政治纲领或行动指南，包括成立新政党或参与现有的其他政党。
可见，马共在结束武装斗争之后，看来并没有积极准备从事宪制斗争的意愿，否则党中央整个领导层没有理由都留在泰国。毕竟在森林里斗争了几十年，要适应新的生活和斗争环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回事。
由于主观欠缺意愿和客观现实困难不容易克服，25年快要过去了，泰国境内和我国的前马共成员，都仍然以联谊会的形式维系着，无法在未竟的事业上继续扮演较为显著的角色。
8. 1960年代，社阵及左翼工团遭受全面镇压
以上对马共斗争史的概要引述和讨论，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武装斗争已经失败（北加里曼丹的武装斗争同样的也在1990通过和谈结束），而宪制斗争又由于意愿不强和现实的困难而无法开展。
其实，早在1960年代，社阵及左翼工团已经受到全面镇压，加上当时受到过左思潮(特别是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反右路线及过度地突出街头群众斗争，导致大量干部的折损和组织的遭受破坏，一些无法在公开阵线立足的干部被迫逃难、转入地下或上队。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党团只得杯葛1969年全国大选，宣布我国民主已经死亡。513过后，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左翼公开阵地似乎被全面破坏或被迫放弃。换句话说，当马共结束武装斗争时，公开阵线的左翼党团仍然无法恢复活动——正是在这双重打击下，我国的左翼运动陷入长期的低潮。
我国的议会制度，其实是英殖民主义者在取缔了马共和它的统战组织之后，为了“合法化”它一手扶植起来的联盟傀儡政权而炮制出来的“假民主”。在诸多恶法和不民主选举制度下，我国的选民实际上并不曾享有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权。马共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从事宪制斗争的权利。
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1957-1965）作为我国独立后第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在1960年代它在议会斗争方面，曾经取得不俗的成绩：获得乔治市、文冬、芙蓉、马六甲、居銮和新山等市议会及全国20多个地方议会的执政权。1959年大选取得8国16州议席的佳绩。1964年联盟利用马印对抗事件污蔑社阵“通敌卖国”，导致社阵惨败，只得2国8州议席。
社阵在被全面镇压后（数以百计的领袖和干部不断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和拘留，许多支部和分部被封，唐保光、王忠、林顺成等烈士被杀害），被迫杯葛1969年大选。
社阵的历史，具体地说明了若没有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制度，议会斗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此外，过左的斗争路线，也给左翼带来很大的损害。
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及政治改革运动的进程，虽然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复杂与曲折的斗争，至今尚未完成。一方面，英帝一手扶植的、以巫统为主体的联盟/国阵政权，继承了英帝的衣钵，以暴力镇压（通过国家机器与各项恶法）与议会欺骗的两手策略，自独立以来一直延续着它的种族主义极权统治。另一方面，武装斗争的失败、革命组织的解体、左翼党团的被全面镇压，加上国际思潮的剧变与意识形态的混乱等，导至我国左翼运动最终的全面式微。
9. 两线制趋势不可逆转
另一方面，两线制政治改革运动，在1986年由华团民权委员会提出后，经过六届的大选，终于在308及505两届大选连续取得重大的突破，虽然在505大选，由于全力以赴的民联及其支持者在大选前对改朝换代有着过高的期待，因此对胜了选票却未能完成政权轮替的结果，一时难以接受和失落。实际上，民联在505所取得的成绩仍然比308 的成绩更大，真正的输家仍旧是巫统/国阵！
媒体工作者梁志华就总结了“3个令国阵非常难堪的局面：（一）国阵以史上最糟成绩执政；（二）国阵以比民联低的总选票率执政；（三）国阵失去城市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仅靠西马和东马乡区与原住民选区保住政权。”（《未完成的政治转型——马来西亚2013年大选评论》，第95页）
著名政论作者潘永强指出：这次的选举结果，朝野之间的势力差距进一步缩减。虽然作为两线政治前提的政党轮替还未实现，但两线政治业已形成，不可逆转。
他还指出第13届大选有两个深远的意义：（一）华人选民的政党认同出现重大改变，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变局；（二）导至“国阵模式的失灵”，即以巫统主导，辅以各族群政党参与政权的固有架构将难以延续。对国阵而言，这不仅是权力模式上的挑战，也遭遇到政治文化上的典范转移。（同上，第59页）
政改研究所政策研究员王维兴则认为，民联“在政策主张的层面，越走越稳健，以人民主权取代马来人主权，以低收入群的需要取代种族性的需要，也以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的思维进路，取代朋党经济利益的思维进路。”（同上，第76页）
总之，505过后，政治气氛虽然“纳闷”，民主进程也出现一些倒退现象，但打倒国阵实现政党轮替仍然是民主改革运动的主导策略和手段，虽然他们对民联也有所批评、督促和鞭策。
然而，在这关键时刻，21世纪联谊会却莫名其妙地对“两线制”和“政党轮替”进行批判 ，别树一帜，主张建立“以民为本、民主协商、多元团结”的政治模式。
10. 21世纪：批判两线制，别树一帜
2013年7月20至21日，21世纪联谊会在新纪元学院举办笫三届生活营，在时势讲座环节，阿川主讲《剖析我国的议会选举制度》，方山主讲《从笫13届大选看社会变革运动》，阿荣主讲《人民是改革的动力，青年是运动的生力军》。他们在谈到两线制及政党轮替时，都一致地给予批判，主张建立“以民为本、民主协商、多元团结”的政治模式。
阿川讲得最明确，他说：“作为社会改革的推动者，我们必须明确社会改革的当前目标和长远愿景，决不能满足于为那些善于表演的政客抬轿，把所谓‘政党轮替’当成改革运动的奋斗目标。根据当前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各种集会和斗争中提出的普遍要求，可以总结为：必须打破50多年来贪污滥权、朋党专制、种族主义的政治生态；必须改变巫统独霸、种族主义政党结盟、当权集团利益分享的政权结构；必须建立以民为本、民主协商、多元团结的政治模式。”
阿川上述说法有些紊淆。第一，众所周知，例如净选盟、绿色运动、学运、各人权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正是为了打倒国阵，推动人民的改革议程才支持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的，因此，不应轻率地为任何人扣上所谓“满足于为那些善于表演的政客抬轿”的大帽子。
第二，阿川说什么“把所谓‘政党轮替’当成改革运动的奋斗目标”也是本末倒置的说法。因为“政党轮替”其实只是“手段”（策略），而“打倒国阵，进行改革”才是真正的“目的”。
第三，必须承认以下两个最为重要的事实：第一，国阵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民主改革运动最主要的敌人，必须坚决把它打倒；第二，经过六届大选，特别是308与505两届大选声势浩大的宣教和动员及取得的突破性成绩，两线制已经深入民心，成为国阵一党独大的尅星。因此，无法理解在这关键时刻，21世纪有什么必要批判民心所向的两线制。
第四，方山担心它“很可能出现一个官僚垄断资本集团和另一个官僚资本垄断集团在轮流做庄，实行同样的专制统治，而广大人民却处于没有民主及无权状态，人民只能在两个集团之间‘选边站’……。” 这种硬把当前政治改革运动支持的民联，和准备打倒的斗争对象国阵等同起来，与“人民”对立，在客观上难免会模糊了敌我的界线，起着帮助国阵的作用。
笔者曾在拙作《两线制：华团的弃儿？》中指出：正当两线制越来越获得支持，有望成为终结我国巫统/国阵独裁政权的策略手段的时候（不排除遭受暂时挫折的可能），任何自以为“政治正确”，以“左”的或“进步”的姿态，批判民联和国阵只是Pepsi Cola 与Coca Cola的差异，或武断地认为“照搬发达国家各垄断财团之间坐地分赃，轮流坐庄的所谓‘两线制’，不应该是我国人民的选择”（见阿川《珍惜历史，明确方向》，<燎原之夜纪念特刊>）之类的政治“高调”，在客观上只能起着混淆和分化作用，帮助国阵延续其独裁统治。
第五，21世纪若提出“以民为本、民主协商、多元团结”这个基本上符合国情的政治口号，作为一般的政治原则来要求和监督朝野各党的决策过程，应该是值得欢迎的。但它没有必要在这个阶段批判“两线制”及“政党轮替”，因为在打倒国阵的策略意义上，有关原则根本无法与已经深入人心及获得超过半数以上选民支持的“两线制”及“政党轮替”相提并论。
很难想象，通过有关的政治原则,如何能够在充满各种矛盾的党团间凝聚足够的政治力量以赢取政权——而且还是在向国阵与民联左右开弓的情况下？此外，是否通过和平的宪制斗争？
其实，对当前一般人民而言，有关口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连国阵不也一直在高谈“以民为先”、“一个马来西亚”及“国民和解”等美丽的口号，甚至还倡议亵要和民联或其成员党搞什么“团结政府”呢！
第六，对策略性的手段或权宜，以战略性的高度来要求，有时也是不实际的。例如阿川在今年12月1日，在社会主义党主办的一项论坛上答听众的询问时，表示当年马共若被准许参加议会竞选获胜，它将会实施“君主立宪制”。
这项答复其实也是从策略和权宜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当年马共从 “乡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出发，毅然发布的纲领，正是“驱逐英帝国主义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参加什么“议会选举”，或赞成什么“君主立宪制”。
可惜，有关战略失败了，武装斗争也结束了，不主张“君主立宪制”，难道还要搞“武装夺取政权”那一套吗？但若遇到死背教条者，他同样可以用“枪杆子出政权”的战略思想来批判阿川重申的“君主立宪制”，而且还大义凛然，一派“政治正确”的样子。
11. 结论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中，可见马共固然对我国的独立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同时也反复犯上多次左倾和右倾的战略错误，使我国革命的进程变得更为曲折和崎岖，因而付出十分惨重的代价。
最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终于在1989年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而公开阵线的左翼党团则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就因为反动政权的全面镇压和左翼本身犯上过左的路线错误，被迫全面放弃议会/宪制斗争而一蹶不振。
换言之，当马共结束武装斗争后，本身并没有意愿也无法开展宪制斗争，而公开阵线的传统左翼党团也同样无法有效地恢复活动——正是在这双重打击下，我国的左翼运动陷入长期的低潮。事实上，传统左翼至今仍然处于极其低迷的边缘地位，只靠几个联谊性的团体维系着。
如果传承问题未获得适当的安排，陈平同志的逝世是否将意味着马共的历史，将随着领导层的断层而自然终结？或者泰、马、新、中、港和海外其他国家的前马共组织及成员，特别是21世纪联谊会在这方面会有新的动向和突破？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传统左翼的未来确实不容乐观！
（本文为2013年第六届全国老友大聚会讲座会上的讲稿）
[注释]：
注1： 1989年11月25日马共中央《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全文：
（一）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情况，根据1988年6月18日中央声明的精神，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决定立即停止武装斗争，今后在马来西亚宪法范围内进行长期的和平民主斗争。
（二）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批准我党中央代表团同马来西亚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和平协议。批准我党中央代表团同泰国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和平协议。
（三） 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永远怀念为革命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光荣烈士，高度评价在各条战线上特别是武装战线上的全体同志在过去年代里所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艰苦斗争，衷心感谢长期以来支持我党我军的广大群众。
（四） 我党我军对我国独立和人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号召全体同志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社会正义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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