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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padu, mempertahankan reformasi demokrasi tulen, buangkan khayalan, menghalang pemulihan Mahath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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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恭祝各界2019新年进步、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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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加影州议席补选诉求 / Tuntutan-tuntutan Pilihan Raya Kecil Kaj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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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风波•宪法权利•宗教自由”论坛 / Forum "Krisis perkataan Allah • Hak berperlembagaan • Kebebasan berag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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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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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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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 The New Phase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Malaysia / Fasa Baru Reformasi Demokratik d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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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为庆祝15周年(2001—2016)纪念,在2016年9月上旬发表了最近5年(2011—2016)工作报告(华、巫、英3种语文),并在9月25日在新山举办一场主题为“认清斗争敌友,埋葬巫统霸权”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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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16周年纪念,针对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发表专题文章,供给我国民间组织和民主人士参考,并接受我国各族人民民主改革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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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根据2017年9月24日发表的《人民之友 对我国第14届大选意见书 》的内容与精神以及半年来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形势,对5月9日投票提出具体意见,供全国选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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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2019年国际劳动节发表对2007年兴权会游行示威的重要领袖乌达雅古玛(Uthayakumar)的专访(第一部分)。这次专访的主题是:兴权会的主要斗争对象乃是马来霸权统治集团。

Friday, 31 August 2018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马哈迪对"森林城市"的表态, 让中国的投资者们胆战心惊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马哈迪对"森林城市"的表态,
让中国的投资者们胆战心惊

作者 / 来源: 任琛 /<德国之声>中文网

碧桂园售楼处的“效果展示”模型
“森林城市”,是一个中国广东的地产商在马来西亚以“新加坡旁”为卖点开发的“未来城市”。


马来西亚新上任总理马哈蒂尔直接针对中资房产项目——碧桂园“森林城市”的表态让中国的投资者们胆战心惊。虽然大马政府随后发表声明“软化”了马哈蒂尔的意思,仍然无法消除对这个乌托邦式房产项目的广泛质疑。

原标题:
“碧桂园”险变“闭贵园”, 乌托邦城市不再?

[ 德国之声中文网 ]  曾几何时,在中国各大城市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广告:"新加坡旁、阳光、海滩、垂直绿化、没有车辆在地面穿行的智能城市"。来自中国佛山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铺天盖地的广告,说服了大量中国买家出钱在马来西亚做起了"第二故乡"的梦。

馬哈蒂尔:"不可卖给中国人”

然而马来西亚新上任总理马哈蒂尔本周一的强硬表态,让碧桂园森林城市的中国买家从美梦中彻底醒来。本周伊始,马哈蒂尔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可以确认的是,这个正在建造的城市不能卖给外国人。……我们不会给来这里住的人发放签证。我们之所以持反对意见,是因为这样一来,这座城市就是给外国人,而不是给马来西亚建的,大多数马来西亚人买不起这些房屋。"

实际上,93岁的马哈蒂尔在今年5月大选中获胜前就多次表态,要对中资在马来西亚的各种项目"开刀",并直接点名批评过中资碧桂园投资1000亿美元想要打造的"森林城市"。

部长级人物出来"打圆场"

毕竟碧桂园"森林城市"是马来西亚最大,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房地产项目之一。当前平均售价大约在每平米14,000-16,000人民币。所以在马哈蒂尔刚刚做出强硬表态不久后,该国住房和地方政府部长朱莱达(Zuraida binti Kamaruddin)就赶紧出面"软化"马哈蒂尔的表态。根据马来西亚媒体的报道,朱莱达表态称:至于碧桂园是否能向外国人出售房产,是"仍然没有确定"的事情。她向当地英文媒体《马来邮报》(Malay Mail)表示:"我们必须对当前的情况进行评估,并向总理递交一份相关报告"。

几乎在同一时间,森林城市的开发商碧桂园发布了"关于碧桂园森林城市项目的声明",指出"马来西亚总理署28日发布官方声明表示,马来西亚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及地区的游客,并且马来西亚官方并没有对满足入境条件的外国游客加以任何限制……关于外国人购买房产,无论哪国国籍,马来西亚都会设置相关条件要求,并可通过公开渠道获取。但是,购买房产并不能保证在该国自动获得居住权。"对此,碧桂园认为,马来西亚总理署声明澄清了之前媒体对马哈蒂尔总理言论的一些误解。森林城市已遵守当地所有法律和法规以及获得向马来西亚以外地区采购出售的必要批准。

中方销售的"绿卡"诱惑

实际上在马来西亚的永居权,和所谓的"绿卡",也是碧桂园在中国市场做推广时的主要卖点之一。德国之声记者以潜在购买者的身份从碧桂园"森林城市"马来西亚方面销售人员那里了解到,碧桂园从中国向马来西亚的售楼处调派了许多中方销售人员。而这些人大多是向中国买家做出了"买房送永久居留绿卡"的承诺。但根据马来西亚的现行法律,买房和获得永久居留权没有任何关系。在这位"森林城市"的马方销售人员看来,该国总理马哈蒂尔之前有关这个城市的房子"不能卖给外国人"的表态,实际上是表达了对碧桂园中方销售部门的不满。

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对碧桂园"森林城市"不满的声音其实早就出现。有用户在"知乎"上发帖表示:"我们姑且先不去考虑马来西亚货币汇率、中马关系等风险问题。一个治安并不好的马来西亚;一个容积率3左右的填海小区;一个大多数人都是中国人的海外小区;一个多数业主都是投资客的海外小区;一个入住率很低的小区;一个周边放眼一看30年内还一直在填海、建设的小区;你感觉,能满足你度假的感觉吗?"

"'新加坡旁'已经被玩儿坏了"

另外一个名为"海君"的知乎用户表示:"'新加坡旁'已经被大家玩儿坏了,我高调来为它正一正名。我的论点是:新加坡旁的柔佛州(Johor)是个好地方,原本可以很有前途,但很不幸被广东老板盯上去开发,很惨的。这就好比18岁的校园篮球啦啦队成员,原本阳光浪漫,却突然嫁给了野蛮发展的阿富汗极端组织中年民兵,您说能幸福得了吗?

名为"iammaxx"的用户更是"非常确定",碧桂园的森林城市是"坑中国人的"。他表示:"很了解当地情况的人,绝对不会买碧桂园,大马的经济不好,尤其是新山都是荒地,治安很不好,森林城市旁边的新加坡不是什么居住区,是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紧邻森林城市的是重工业,石化啊!排污,空气污染!环境奇差。大马受过教育的工资稳定的都去新加坡工作了,在新加坡买房或租房。没受过教育的低收入人群,每天30万人过关,他们都是住租屋啊,森林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是天价,别说比租屋贵了,比首都一般的住宅都贵很多,连大马人都知道,森林城市专坑中国人,想住森林城市去新加坡工作就得天不亮就起床,骑摩托去排队通关,每天四个小时啊!"

"森林城市"前途何方?

对此,"森林城市"马来西亚方面的销售人员表示,碧桂园确实申请到了海关特别为其居民开设快速通道的权利。但仅仅是马来西亚方面会为碧桂园"森林城市"的居民特设快速通道,进入新加坡后,同样还是要和其他通关民众一起过新加坡的海关。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方面没有做出任何愿意考虑为"森林城市"居民开设通关特别通道的表态。

尽管如此,这位销售人员还是非常看好碧桂园"森林城市"的未来。而且他介绍说:现在全款买房,不仅能享受超过10%的折扣,而且还能在看房时免费入住当地酒店,获得免费三餐。在他看来,马来西亚新一届政府中的华人势力比之前一届政府更盛。这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是个好消息。目前碧桂园官方表示"森林城市"70%左右的买家来自中国,他指出实际上的比例比这一数字更高。至于马来西亚政府以后是否仍然有可能叫停"森林城市"向中国买家销售。这位马来西亚华侨表示,当地政府在"森林城市"中也占有很高比例的股份,叫停购买是当地政府也"不会答应"的事情。他指出,如果着急想要现房,现在就是购买"森林城市"的"好时机":因为部分已经付款、快交房的中国买家纷纷要求退房。

马哈迪剑指"森林城"做法引发不安, 背后也有其与柔州王室斗争的因素

 马哈迪剑指"森林城"做法引发不安,
背后也有其与柔州王室斗争的因素

作者 / 来源:軒燃 / <多维新闻>

图为马哈蒂尔8月19日中国企业家具乐部论坛发表演讲(图源:VCG)


原标题:
剑指中资项目 马哈蒂尔的反复与政争引发不安
(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路透社8月27日报道称,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宣布禁止外国人购置森林城房产,并表示不会发放居留签证予来马置产的外国人。不过29日马国内阁重申未禁止碧桂园售屋给外国人,马哈蒂尔只是担心同时有70万外国人居住同一岛上,同时马国内阁又称未取消东海岸铁路计划,仍会和中国政府探讨降低造价的可能。 

马哈蒂尔近来对中资的不确定性态度,各界不免担忧会对中马两国关系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担心会波及外资对马国经商环境的信心,毕竟这由总部位于广州的碧桂园集团所投资的“森林城市”,是属民营企业的商业行为,与之前马哈蒂尔宣布取消的东铁计划与油气管项目属“政府对政府”间合作项目有所不同。 

根据马国网媒“当今大马”报道,马国非政府组织远景研究中心(CENBET)担忧现任政府对中资课题上说法反复,会打击投资者的信息,该组织主张马国需安抚外资,而非增添不稳,面对激烈经济竞争的马国更需要外国直接投资。 

马哈蒂尔:这不是中方投资,而是殖民。

1925年出生的马哈蒂尔,经历过英殖民、日据时期与马国争取独立的过程,他被视为是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政治人物,至今亦然。有强烈反殖意识的马哈蒂尔,在首次拜相时期,曾对前殖民宗主国英国推出“最后才买英国货运动”,以抗议英国政府不善待马国留学生,显露了他反帝国主义的情结。 

而在马国南部填海造岛的“森林城市”,对马哈蒂尔而言宛如中国的“飞地”(一种人文地理概念,意指在某个地理区域境内有一块隶属于他地的区域)。根据外媒的报道,马哈蒂尔甚至在选举期间说过“这不是中方投资,而是殖民。” 

虽然在明朝时期,已有相当数量的华人移民至“南洋”,即今日的“东南亚”。不过马来半岛被英国殖民后,英殖民政府为获取马来半岛的锡矿、橡胶、香料等丰富的经济资源,才大量引入了华人、印度人来作为这些经济活动的苦力。英国所推动的人口移动,造就了今天马来西亚多元的种族结构,但也埋下了族群关系紧张的因子。 

故作为种族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马哈蒂尔难以接受起国土会在当代再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因此他在2017年曾对森林城市课题说过“我们所反对的是这个大型迁徙。如果这个计划是由印度负责,而数百万名印度人将移居大马生活,我们也会强烈反对。”2018年3月18日,马哈蒂尔在官方脸书分享《纽约时报》对森林城市所作的调查报道,并称“殖民化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发生,这文章肯定了我们的恐惧,且超越了政治。这关乎我们的主权”。 

目前马国并无“禁外国人买产业”的法律

从马哈蒂尔首次主政时的意识形态,以及二度拜相前的“选举语言”,可见他是相当在意土地问题的。然而要处理森林城市课题,必须有法可循,目前马国并没有法律可禁止外国人购置某项物业,而且自马哈蒂尔首次主政时期起,就采取了欢迎外国人购置产业、移居的政策,惟规定外国人只能购买100万令吉(约24万美元)及以上的房子。 

而且,就中国大陆所熟知,同时也是马来西亚为吸引外国资金以及促进观光,鼓励外国人在该国长时间居住的“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以下简称“第二家园”计划),其实也是马哈蒂尔在2002年推出的。根据马国官方最新统计,从2002年至2017年8月为止,参与第二家园计划的前十大来源国共35,281人,人数最多的中国公民共9,902人,占比27.6%,排名第二的日本则为4,372人,占比12.2。

由此可见,若马国官方欲再修改外国人购屋限制的法令,或推出“新版”第二家园计划,马国政府不仅须付出相当大的成本,也会严重动摇外资的投资信心。 

此外,也值得注意的是,森林城市所在的柔佛州新山市,除了碧桂园集团的房地产投资外,还有绿地集团、富力集团等中资房地产企业进驻。马哈蒂尔无论从选前和选后,都仅对森林城市项目做批评,未禁止中国公民购买其它房地产,亦未阻拦中国公民继续申请第二家园计划。 

跟馬哈蒂尔与王室(柔州王室)斗争有关

另一方面,在马哈蒂尔针对森林城市项目的背后,也不乏他常年以来与马国王室斗争的因素。 

马哈蒂尔在首次担任首相时期,就透过修宪限制了王权,取消了各州苏丹享有刑事和民事诉讼豁免权的法案,王室成员可被起诉或定罪。而马哈蒂尔在今年5月9日胜选后,在国家皇宫不断被推迟的就职宣誓典礼,被视为是多年来他与王室结下的恩怨间隙有关。 

碧桂园的马来西亚合作伙伴是一家名为Esplanade Danga 88的公司,而该公司是由柔佛州苏丹依布拉欣依斯迈(Sultan Ibrahim Ismail bin Sultan Iskandar)持有部分股权。 

马哈蒂尔在2017年曾就森林城市课题与柔佛州苏丹依布拉欣透过媒体隔空互呛,当时柔苏丹依布拉欣指责马哈蒂尔扭曲事实,他挑战马哈蒂尔应当为柔州引入中东、美国等大型投资者,而非只是抨击中国。 

在马国2018年5月的选举前,柔佛皇室也试图对选情增添影响力。4月11日约晚间7时,柔佛王储东姑伊斯迈(Tunku Ismail Idris)突然现身在一家柔州的百货公司,并宣布他将为所有顾客买单,最高金额为每人马币3,000令吉(大约726美元),导致该百货公司因人数过多而被迫提早打烊。事后,东姑伊斯迈在脸书发文称:“我不是政治人物,不需要选票,但我真心喜爱我的人民。我一直都会与柔佛人同在。我站在柔佛人一方。” 

是否显示马国政争的“出口转内销”?

不过随着马国民心思变,原本柔佛州政权是由前朝“国民阵线”所掌权,也被“希望联盟”拿下了,同时也重挫了前朝最大执政党巫统(UMNO),因柔佛州是巫统的“发源地”,柔州的州政权自马国建国以来未曾轮替。 

如今,对于已纷扰多日的森林城市争议,柔州王室未有任何表态,王室成员也不如政权轮替前般活跃,未来马哈蒂尔与柔州王室关系发展为何,是否会藉中资课题对内部政争“出口转内销”,仍有待观察。# 

Wednesday, 29 August 2018

马哈迪 对"森林城"的追杀言论, 国内外舆论认为全是政治考量

马哈迪 对"森林城"的追杀言论,

国内外舆论认为全是政治考量

综合媒体报道与中国网络评论
[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马哈迪8月21日在北京会晤了中国领导人李克强和习近平之后,就气急败坏地宣称“要拆"关丹万里长城" ,这个事件余波未了。一周之后,马哈迪有所针对地宣布“禁外国人买森林城房产”他还揶揄说,愿森林城真正成为森林!马哈迪的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措,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

以下是关于这个课题的3篇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碧桂园的反应


(早报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今天(8月26日)宣布禁止外国人购买新山森林城房产后,森林城发展商碧桂园太平景私人有限公司强调,该公司向外国人售卖房产公司符合马来西亚法律,并将向首相办公室核实相关消息。

碧桂园今天发布声明表示:“森林城市就像马来西亚其他发展计划,售卖房产给外国人时遵守所有法律和条例并获得相关批准。根据国家土地法典第433B条文,外国人或公司只要获得州政府批准就可在马来西亚购地。”

声明也表示并未向森林城买家发出永久居留证。“我们正接洽首相办公室寻求澄清,因为我们相信一些媒体可能把马哈迪的言论断章取义。”

声明说:“马哈迪今日发表的言论,不符合他与碧桂园创办人及主席杨国强会面的谈话内容。”声明表示,马哈迪访华前,两人在8月16日闭门会晤40分钟。“两人会谈时,马哈迪欢迎能创造就业机会与科技转移的外资,因为这有利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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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禁买“森林城市”

巫统抨击充满政治目的




(新山28日讯)首相敦马哈迪宣佈外国人不得购买森林城市產业单位引起关注,巫统党中央公共政策主任拿督斯里莫哈末卡立发表文告抨击,上述措施若不全国同步实施,显示其充满政治目的,並呼吁柔佛州务大臣拿督奥斯曼沙比安表明本身立场。

也是柔佛州前任大臣的莫哈末卡立表示,限制外国人购买本地房產的政策並不陌生,纽西兰也拥有同样的政策,但该国政府却是在透明、有序及符合法律的情况下进行,而非突然宣佈且只针对个別房屋计划。

“实际上,敦马的发言並不让人惊讶,这个立场也与之前他不间断抨击森林城市计划一致。”

莫哈末卡立:马哈迪政府歧视“森林城市”

然而他指出,若没有建立在国家政策基础上,敦马的这项宣佈显示政府歧视森林城市计划,並进一步令人猜测这项宣佈只是基於政治计算,而非根据客观的考量。

莫哈末卡立强调,限制外国人在国內购房不应只限於柔佛,该措施也应施加在全国各大房屋计划中。

“在政府未宣佈针对外国人在国內置產的政策前,敦马的宣佈不应该只在特定產业计划中生效。”

他进一步要求,敦马应向人民解释,这项措施能让柔佛与大马获益,而非让新加坡成为受益者。

“新加坡部分人士曾公开抨击及质疑森林城市计划的可行性,为此大马政府应提出清晰及充分的理由,证明柔州將从中获利。”

莫哈末卡立直言,如果限制外国人购买森林城市房產的措施生效,这將对柔佛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因为过去几年柔佛州在迎来中资房地產项目上,已刺激柔佛经济成长。

他补充,这项宣佈也將加剧柔佛房屋滯销的情况,森林城市高级房產的滯销,將对柔佛经济成长带来巨大的压力。

莫哈末卡立呼吁森林城市发展商,挺身而出解释至今为止,该公司在有关开发案上,已缴付多少税务给柔州政府,落实了多少企业社会责任,同时也为当地居民做了出少贡献。

“分享森林城市对柔佛的贡献,有助於减低社会对该房產计划,完全无助柔佛的偏见及印象。”

呼吁现任柔州大臣奥斯曼表明本身的立场

最后,莫哈末卡立也呼吁现任柔州务大臣奥斯曼,针对此次的事件表明本身的立场,无非只根据联邦政府意志行事。

他直言,国阵过去执政柔州时,即便面对不同方面,尤其是来自希望联盟针对森林城市计划的压力,依然维护和执行这项计划。

“柔佛需要的是为柔州服务的大臣,而非只为联邦政府效力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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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欠下370多亿违约金,

为何还敢对2个中资项目下手?

作者 / 来源:海外探客 / 搜狐网



马哈迪宣布:新山“森林城市”产业不可卖给外国人

有些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你以为是结束,可实际上只是开始。探客在原创文章《马哈蒂尔刚结束访华就正式取消3个中资项目:得到大国的理解》里提到:靠着一个劲哭穷和表态的招数,93岁的马哈蒂尔在8月21日取消了约220亿美元的中资工程。这与马来西亚总额近2500亿美元的债务相比只是一小部分,到底能减轻多少压力尚未可知。但马哈蒂尔拿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旗舰项目”开刀,本身就已经很令人不快。而意想不到的是,马哈蒂尔似乎是上了瘾,开始没完没了地“追杀”。

马哈蒂尔近日还向一个中企聚集的关丹产业园“开炮”,强调“投资方必须遵守马来西亚法律,工业园不是外国领土,必须拆除围墙,不准阻挡马来人进入。”马来西亚媒体还报道称,这个高龄首脑还把9公里长的围墙比作长城,早在竞选时就认为建墙圈地的做法似乎是在马来西亚制造出一个殖民地。

根据英媒报道,马哈蒂尔在8月27日突然表示,位于柔佛州的一处中资地产项目不得向外国人出售公寓。早在2017年,他就已经2次抨击这个名为“森林城市”的项目。如今,马哈蒂尔似乎要兑现当初向支持者许下的诺言,他强硬地命令项目承包方不得将房子出售给外国人,还表示不会向外国购买者提供签证,不会允许外国购房者入主。马来西亚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担心新一波移民造成环保问题,而且填海造地也影响当地的捕鱼业。

项目承包方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创造出“456”高周转模式的杨老板曾在数周前当面与马哈蒂尔会面,当时已经获得一个保证,没想到马哈蒂尔会出尔反尔。不过中资不会停止现在的工程,依然会继续投入。

马哈蒂尔接连“追杀”中资项目,并非心血来潮或意气用事,恐怕是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明确目标。

马哈迪找借口抓住中国羊来薅羊毛

1、马哈蒂尔的核心政见就是“马来人优先”,而能够为70万人提供住宅的“森林城市”是一个定位偏高端的项目,公寓平均起售价是20万美元,80%的认购者都是外国人,马来西亚人只占约20%,这激起了当地人的某种不满。马哈蒂尔突然发难,表面上呼应民意,实际上看重的还是他们手里的票。

如果能向中资施压,从项目中拿出一部分公寓廉价提供给当地人,无疑能够不花一分钱就能巩固基本盘。而项目承包方前期已经投入了大笔资金,不可能放弃“沉没成本”,肯定会破财免灾,做出一些妥协。当然,妥协到什么地步,就需要双方博弈。但无论如何,马哈蒂尔肯定不会吃亏。唯一的损失恐怕就是会吓跑投资者。马来西亚方面这种做法,相当于先把羊哄骗进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然后再慢慢薅羊毛。信用何在?

马哈迪想要找突破口以摆脱违约困境

2、虽然成功取消了220亿美元的中资项目,但马来西亚必须在规定的3个月时间内拿出55亿美元(约合374亿人民币)赔偿金,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马哈蒂尔连签好的合同都不认账,当然更不会老老实实缴纳这么多费用。如今一再找茬儿,就是寻找突破口,最终目的还是要让羊毛出在羊身上,通过刁难特定国家的投资方,逼迫其让步,或者干脆通过隐蔽的敲诈手段来凑够违约金。

换句话说,马哈蒂尔恐怕在做出取消数个大型中资项目时,就已经计算好如何赖掉违约金。如果取消了项目还要乖乖缴纳巨额赔偿款,那么毁约还有什么意义?马哈蒂尔既不能承受这种代价,也根本没安排这笔支出。退一步说,即使到了期限,马来西亚方面恐怕也会找出各种理由继续拖延,最后拖来拖去拖得对方没脾气。总之,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毕竟马哈蒂尔只承诺要干2年。就像路易十四所说的那样: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马哈迪想趁美中贸易战之火打劫中国

3、夹杂着打击对手的私怨。柔佛州苏丹伊斯迈尔间接持有“森林城市”的部分股权,他是马哈蒂尔的一个反对者。重挫这个项目,无疑就是在打压柔佛州苏丹,何乐而不为?

马哈蒂尔虽然呼吁“不要对抗要双赢”,但更重要的一句是“只欢迎对马来西亚有利的外资”。他所做的一切何曾考虑过别国的利益?!诚然,作为老油条,马哈蒂尔当然明白现在的国际形势对马来西亚有利,因为咄咄逼人的特朗普掀起“经贸大战”,牵制了大国的主要注意力和资源,双方都在竭力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马哈蒂尔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但吃相很难看,手段很阴损,有一种趁火打劫的意味。

如今的马哈迪的言行,不禁令人唏嘘!

人一老,总想在走之前把欠人家的钱还完,避免债留子孙。这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马哈蒂尔明知撕毁合约有损马来西亚的国家信誉,但为了短期利益还是这么干了。而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就要用更多、更大的错误去堵窟窿。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架势,足矣抵消马来西亚的好运。

曾经在国际舞台上敢于斥责西方的马哈蒂尔,如今却变得鼠目寸光和欺软怕硬,不禁令人唏嘘。明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投资是求都求不来,但急功近利的政客却把宝当成草。马来西亚是小国,小国的掌舵者没有大格局,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完)


Tuesday, 28 August 2018

马哈迪宣布,禁外国人买森林城房产; 他还揶揄说,愿森林城真正成为森林!

马哈迪宣布,禁外国人买森林城房产;

他还揶揄说,愿森林城真正成为森林!


作者 / 来源:奕含 ( 整理 ) / 观察者网综合


(上图取自马来西亚媒体,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原标题: 马哈蒂尔称“城市森林”不卖外国人,碧桂园还在否认? [ 观察者网 奕含整理 ]

2018年对于碧桂园来说,可谓是内外不得安宁。国内频频爆出安全事故,陷入高周转高杠杆的舆论漩涡;国外,沉寂一年左右的森林城市项目再度伴随着争议,被拉回舆论中心。



视频:马哈蒂尔称“森林城市”不卖外国人

8月27日上午,据路透社报道,今年92岁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本周一表示,马来西亚将不再允许外国人购买位于柔佛州的住宅项目“森林城市”,马来西亚政府也不会就森林城市居住权向外国人发放签证。

“森林城市”是中国房企碧桂园近几年大力推广的海外地产项目之一,也是中国房地产商有史以来操作的最大单体项目。其位于柔佛州新山地区,距离新加坡直线距离2公里,占地面积约20平方公里,能够容纳约70万人。项目主打的“新加坡旁、免税岛、永久产权”等宣传概念。

值得关注的是,马哈蒂尔的这一表态的11天前,也就是8月16日,碧桂园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还曾前往吉隆坡国会大厦拜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谈40分钟。当时,碧桂园方面试图对外传递一个信号,马哈蒂尔表示支持碧桂园在马来西亚的发展。

2005年,实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国际共和研究院组织的“2005年度自由奖”的发奖仪式时,曾经一语道破了天机,对这一家最早成立于1984年、以在美国境外推进政治和经济自由为己任的非政府组织,极尽了赞赏和褒奖之词,布什表示:国际共和研究院在20年的时间里,曾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这家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在最近,我们亲眼目睹了玫瑰运动、橙色运动、郁金香运动、伊拉克紫色运动、黎巴嫩雪松运动。

不料,11天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改口称碧桂园森林城市项目不得向外国人销售。对此,多家媒体援引碧桂园方面说法予以否认。

一财网报道称,碧桂园负责人表示报道不实。碧桂园方面已向总理府核实,马哈蒂尔从未表示不向外国人销售。财联社报道,碧桂园森林城市项目销售人士透露,目前项目暂未接到停售通知,仍可正常对外国人销售。

就在碧桂园借媒体否认之际,马哈蒂尔出席活动表态的视频在国内社交网络迅速传播,真相似乎已经揭晓。

路透社报道称,截至2016年,森林城市估计已售出价值约180亿人民币的单位,多达70%买家来自中国。此外,碧桂园该项目在国内大打广告推广时曾引发诸多争议,并最终暂停在中国销售。



马哈蒂尔的这一番表态,似乎忘记了在11天前还曾和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会晤

马哈蒂尔对“森林城市”的态度一直很微妙

路透社27日援引马哈蒂尔的话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城市森林不能出售给外国人。我们不打算为来这里住的(外国)人提供签证。我们反对,是因为它为外国人而建的,不是为马来西亚人建造的。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无法购买这些公寓。”



路透社有关报道截图

很快,原始视频和消息源为(中国)国内媒体获得。腾讯《一线》援引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的消息,马哈蒂尔是在吉隆坡的一个“城市4.0和商业4.0会展”的活动上表示,他反对为外国人建造一个森林城市。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森林城市未来盖成的房子不允许卖给外国人。

观察者网查询发现,马哈蒂尔近年来长期反对森林城市项目。对于中国人购买森林城市楼盘,早在竞选时,马哈蒂尔就展示出不满。《纽约时报》曾援引马哈蒂尔的原话说:“这不是中国投资,而是殖民。”

馬哈蒂尔说,森林城居民应该是狒狒和猴子们

而在今年5月的一个场合,马哈蒂尔表示,我希望森林城市真正成为一个森林,它的居民应该是狒狒和猴子们。

彭博社此前报道称,森林城市项目的公寓每套售价高达25.8万美元,马来(西亚)当地人普遍负担不起。马哈蒂尔质疑森林城市项目的受惠人主要都是富有的外国人,他曾说:“我们没有足够的富人去买这些非常昂贵的公寓,所以你这是在引入外国人。”

众所周知,森林城市在项目成立之初受到马来西亚时任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曾表示,森林城市将成为马来西亚新的经济增长重心。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在任时,会晤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

马哈蒂尔接掌政权之后,纳吉布立刻遭到多项调查,一场牢狱之灾已无法避免。同时,新政府宣布重新审查许多前总理纳吉布任内批准的项目,其中包括中国企业在当地有投资份额的多个项目,碧桂园森林城市正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

马哈蒂尔最后发出的讯息,让碧桂园惶恐不已

对于路透社的报道,27日有媒体指出,碧桂园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回应“不会退出,将继续投资”。很快,碧桂园相关人士指出此为假消息,杨国强迄今并没有对“森林城市向外国人禁售”的说法表态。

碧桂园方面还对媒体表示,“整个消息都是假的,稍后会有澄清,路透社记者搞混了”。其相关人士否认马来(西亚)方面有政策调整,称并未收到马来西亚方面关于“森林城市向外国人禁售”的消息,正在向马方核实。


有碧桂园负责人对媒体表示,碧桂园方面向总理府核实了,马哈蒂尔从未表示不向外国人销售。马来西亚总理府稍晚会就此出一个声明。不过,截止发稿,马来西亚总理府尚未发布相关声明。倒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相关表述的视频内容已经被上传至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8月16日,碧桂园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杨国强曾前往吉隆坡国会大厦拜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谈40分钟。这次拜访安排在了马哈蒂尔访华之前。


有图有真相:马哈蒂尔与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

当时,碧桂园马来西亚区域公众微信号消息称,会谈中,马哈蒂尔总理认可了碧桂园集团所取得的成就,并表示将继续支持碧桂园集团在马来西亚的发展。

马哈蒂尔强调:“我欢迎能为马来西亚带来技术转移,创新机会以及创造本地就业岗位的外国投资。只要企业愿意在马来西亚长期发展,政府将会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最重要的是,本国人民要从外国投资带来的经济发展中获益。”

杨国强表示:“我坚信马来西亚在总理阁下的领导下会继续对外国投资者持欢迎的态度。因此,我计划加大碧桂园集团在马来西亚的投资规模。下一阶段,碧桂园集团会着重加强在现代农业以及智能机器制造业这两大领域的投资力度。”

有分析解读认为,马哈蒂尔仍然欢迎中国在当地投资,但前提是,马来西亚必须能从中获益。马来西亚媒体指出,森林城市项目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考虑到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和使得双方互利,这在种族关系敏感的马来西亚,很容易引起攻击和不满。

森林城市:曾经的明星项目,曾经的争议项目


碧桂园森林城市效果图

在对外资料介绍中,森林城市项目是这样描述的:总投资规模达到2500亿元,初步预计开发周期长达20年,将在四个人工岛屿上建造,总面积为13.86平方公里,或将成为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最大的单体项目。

碧桂园甚至介绍称,该项目是国家“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库和广东省“一带一路”建设“1+10”标志性重大项目库的成员,也是中国房地产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体项目。



上图:红点为森林城市(Forest City)位置示意图

据媒体此前报道,森林城市项目碧桂园持股60%,柔佛市官方投资公司持股40%。开售之初,该项目买家多数为中国人。路透社称,截至2016年,森林城市估计已售出价值约180亿人民币的单位,多达70%买家来自中国。

界面新闻曾发布一则报道提及,2016年,通过花费近20亿元的营销费用,以及地产营销史上最大规模的宣传,森林城市共销售了15000套住房,销售额约200亿。约占当年集团3088亿元总销售额的6%。其中80%的买家来自中国。目前,碧桂园森林城市的楼盘均价为22000元/平米。

一直以来,碧桂园被视为国内房企“高周转”模式的代表。与国内房地产开发追求高周转与高杠杆不同,碧桂园国外的环境是很难实现高周转,但也有办法。

碧桂园方面表示,对于森林城市,将采取分步开发、销售,允许滚动开发,可根据市场需求控制开发节奏,在市场需求旺盛时能够加快填海速度。同时,碧桂园打造金融观念投资、联动,并与表外资本合作。

界面新闻此前报道,碧桂园与马来西亚前三大银行、主要的中资银行等八家金融机构达成了合作关系,目前的融资成本可能是马来西亚中资企业中最低的,另外还与一些基金公司达成了合作。

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用在碧桂园森林城市项目上,一点也不为过。森林城市项目一经推出后便引发诸多争议,央视广告打得多响,争议声就有多大。

真的是“新加坡旁”吗?该项目主打“新加坡旁”概念,并称仅一桥之隔(连接马来西亚柔佛州和新加坡的跨海大桥)。

然而,互联网时代很快就有了诸多详细的路线解读。据一些工作在新加坡、住在新山的网民反映,普遍单程需要1个小时至2个小时,虽然有从新加坡市中心46分钟达到森林城市的情况出现,但作者也称那是周日非高峰时段,工作日需要更久。一天之内往返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相当耗时耗力。

不少客户对项目配套资源进度产生疑问

与此同时,开发周期过长,项目规模太大也成为项目的一大风险。不少客户还对项目的配套资源进度产生疑问。项目周边几乎没有配套设施,交通状况也相对落后,正处于填海建设中的项目完全是一个巨大工地,而新山市较差的治安环境更是令他们害怕。

另外,马来西亚整体的政治经济环境也令人担忧,其安全、腐败以及汇率不稳定等因素均会对投资者形成风险隐患

2017年以来,个人外汇监管封堵漏洞,资金难以流向海外,出海房企销售难度大增。去年3月,多家媒体报道称,森林城市项目暂停国内销售。当时碧桂园首席战略官于润泽发声明称,位于中国的销售厅近期已关闭,并非应对官方政策而作出“反射性反应”,而是暂时性举措,为配合公司行销策略改变而采取的措施。

碧桂园针对中国购房者的销售依然没有恢复

马来西亚柔佛州务大臣卡立诺丁随后则表示,碧桂园在柔佛的房地产项目“森林城市”虽因中国政府的资金管制措施而暂停在中国销售,但碧桂园在柔佛的各项发展计划将继续进行,完全不受此次事件影响。

据财新此前报道,碧桂园目前已将马来西亚项目销售重点转向大中华区内其他地区。

时隔一年多,碧桂园森林城市项目早已淡出国内舆论视野,不料却随着马来西亚新总理马哈蒂尔几番反复的言论再度引来关注,颇具戏剧性色彩。

实际上,碧桂园城市森林项目的后遗症一直没有解决。8月27日,碧桂园方面向国内媒体确认,目前针对中国购房者的销售依然没有恢复。对于销售是否能够恢复以及将如何处理已经买房的购房者如何获得签证等问题,碧桂园方面也没有进一步的回复。

一周前的8月21日,碧桂园披露了2018年中期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碧桂园集团及其合营企业及联营公司共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4124.9亿元,合同销售面积约4389万平方米,同比分别显著增长42.8%和36.1%,双双继续领先于行业。碧桂园上半年总营收同比增长69.7%;净利润约163.2亿元,同比增长94.9%。#


美国扶植的非政府组织, 是如何助推"颜色革命"? [ 附:<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

美国扶植的非政府组织,

是如何助推"颜色革命"?


[ 附:<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今年我国第14届全国大选,马哈迪率领的希望联盟,战胜了他的敌手纳吉领导的国民阵线,老谋深算的马哈迪终于如愿地重新担任首相组织新政府。对马哈迪的变天之举,有些人竟然欢欣鼓舞,热烈欢呼,“人民胜利了!种族主义政权垮台了!”还有过气的“革命志士”挺身而出给马哈迪奉上“结束国内(殖民)战争”和“推翻种族主义政权”的“伟大领袖”的“赞颂”。甚至有些人想把马哈迪领导下的变天,索性称为“大红花革命”,这种主张是基于对“大红花,是马来西亚国花,也是马哈迪的土著团结党的标志”的认知和欣赏,还是对美国推行的“颜色革命”的想往和执着,暂时还难以判断。

另外,却有人认为,“509”全国选举的结果是下列4个主要因素(当然不排除还有其他次要因素)交织作用而形成的产物:

• (1)全国人民长期饱受种族主义压迫而掀起“改朝换代”的怒潮,主要表现在广大的华族、印族(淡米尔)、伊班(达雅)、卡达山杜顺等少数民族和部分的马来族的选民都投票支持希望联盟,以实现“埋葬巫统霸权统治”的长久愿望。
• (2)一直处心积虑围堵中国的美国眼看着纳吉为了摆脱他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而跟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于是通过<华尔街日报>揭露一马公司(1MDB)弊案而在国际上开展“纳吉是马来西亚1号贪腐官员”的宣传,给了纳吉致命的打击。
• (3)国内的民主改革力量尚未强大,组成希望联盟的原先3党(即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国家诚信党)因被誉为“烈火莫熄”领袖安华尚在狱中,又无法推选出一个众望所归、可以领导群伦的“权威人物”,而无奈地迎接马哈迪担任“打到纳吉”的“最高统帅”并协议认同在胜选之后让他担任首相。 
• (4)马哈迪是一个曾经掌握巫统政权长达22年之久,而且为其家族成员带来了巨大财富,也为其朋党集团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络,但是当他退下首相权位以后,他之后的两名继任者(即阿都拉巴达威和纳吉)都不按照他的愿望施政,尤其是纳吉在他(马哈迪)苦苦相逼下把心一横把他的爱子慕克里兹开除出巫统,马哈迪于是不得不拼着老命再战江湖,为慕克里兹得以当上未来首相铺平道路。

有些人更着眼于“全球贪污腐败的政治领袖何其多,为何美国唯独选中纳吉,并动员巨大力量置他(纳吉)于死地而后快?”的现象而思考以下的问题:

1、 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纳吉贪污腐败、盗窃马来西亚国家资产,还是因为他为了摆脱本身和国家困境而改弦易辙、疏美亲中,把马来西亚推上跟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接受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参与在我国建设多项既符合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战略需要,也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发展并符合我国政府与人民的长远利益的基础实施(主要是海港和铁路)? 
2、 从马哈迪在全国大选前和大选后(组阁前)的反中资项目的言行以及他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和之后的举措看来,马哈迪急着会晤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肯定是带着争取他和他的财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隐藏目的的。如果中国领导人无法满足其所求,他会不会就延续他原先的“向东看政策”老套,欢迎日资更大规模地进军马来西亚,而后走上美国和日本共同推动的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的战车上? 
3、 如果马哈迪最终不愿意走上这辆围堵中国的战车上,美国<华尔街日报>或其他的同一鼻孔出气的宣传机器,会不会像对付纳吉那样地对付马哈迪,大规模揭露马哈迪损害马来西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所作所为,或利用其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马来西亚推动 “推倒马哈迪”的另一次的换汤不换药的“颜色革命”?

马来西亚的“509”变天,究竟是不是全国民主党团联合起来,动员人民力量,推翻了种族主义政权,改变了我国历史的“伟大斗争”?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它究竟是不是美国为了实现其围堵中国的战略部署,旨在马来西亚扶植一个听从美国指示、完全服务于国际与国内的反动统治权贵和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而推动的一场“颜色革命”?——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国各族人民以至世界各国(特别是亚太地区)人民密切关注、认真思考、深入研讨的问题。

材料,分上下两篇;上篇是:美国是如何通过“非政府组织”推动其目标国的“颜色革命”,本文是下篇:美国扶植的非政府组织是如何助推“颜色革命”?




警示! 警醒! 警惕!——为了我们的孩子,请耐心看完这段视频!




看着伊拉克小姑娘的眼泪,叙利亚小难民小艾兰幼小的尸首,以及高举双手投降的无辜幼儿的眼神……谁想让和平稳定的中国变成那样?请从我们的身体上踏过!

“颜色革命”(“颜色运动”),是指20世纪末期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2003年开始在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等原独联体国家先后发生,政权更迭后的这些国家,政局混乱、经济滑坡,有的甚至国家分裂。2012年中亚北非等国爆发“阿拉伯之春”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在经历过”颜色运动”之后,社会动荡延续至今,有的国家甚至陷入长期战乱,为本国民众带了深重灾难。纵观这些国家的”颜色运动”的背后,无不掺杂着非政府组织(英文简称NGO)的身影。


非政府组织助推下的”颜色运动”

美国政府有很多机构直接从事海外推进民主计划,如“美国国际发展署”及“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等,这些机构为那些符合“民主标准”的国家提供大量资金,以促进和巩固全球民主。同时,美国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在其对外推进民主的进程中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主要包括国家民主基金、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国际私人事业中心、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国际选举体制基金、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卡特中心等。很多非政府组织都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定的政治利益,有的被西方利用当作对外渗透、干预和扩张的工具。

西方国家将非政府组织作可变通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途经,尤其在“颜色运动”中充当急先锋的美国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如爱因斯坦研究所及其所属“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自由之家”、“国际共和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等。这些西方非政府组织或配合政府的行为,为政府拉高声势,或补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难以完成的使命。

纵观历史,一些具有政治企图的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各个国家“颜色运动”的过程中,均发挥了或多或少、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隐藏在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在"颜色运动”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大量支持、帮助反对派的工作都是由非政府组织具体实施的。而这些参与和推动各国”颜色运动”的非政府组织,其背后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这些“颜色运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幕后操纵和推动作用。


2005年,实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国际共和研究院组织的“2005年度自由奖”的发奖仪式时,曾经一语道破了天机,对这一家最早成立于1984年、以在美国境外推进政治和经济自由为己任的非政府组织,极尽了赞赏和褒奖之词,布什表示:国际共和研究院在20年的时间里,曾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这家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在最近,我们亲眼目睹了玫瑰运动、橙色运动、郁金香运动、伊拉克紫色运动、黎巴嫩雪松运动。

此外,小布什还特别强调:为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进民主、进行政权更迭,几乎耗费了3000亿美元的资金,相反,在推动上述几个国家““颜色运动””的过程中,美国仅花费不足46亿美元。为此,小布什提议成立一家新的旨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价值观的政府机构,美其名曰“和平快速反应军”,并计划申请财政拨款2400万美元,专门用来为新出现的所谓民主政府和议会机构培养特别人才。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已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其在世界范围的内政治工具和思想推进者。

非政府组织渗透的形式

众所周知,各国民间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对促进当地服务社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较为落后、社会服务较为滞后的国家,欧美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所带来的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促进了落后国家的科技、民生、公益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为欧美西方势力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渗透形势可谓多种多样。


借助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渗透:和平演变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需要长期做工作方能见成效。目前,全球非政府组织多达数百万个,活动范围涵盖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生态保护、宗教慈善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无孔不入。欧美西方国家充分利用这一类非政府组织向各国开展渗透,打着“服务和改善民众生活”的幌子,让这类非政府组织各显其能,在开展非政府组织活动过程中,向目标国民众宣扬所谓的欧美西方“民主”优势,潜移默化的对当地民主开展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为其后续开展的“颜色运动”打下思想基础、民众基础、舆论基础,并以此动摇别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为其后期“改造”这些国家打下基础。例如:在乌克兰选举中,美国告诫选民“选择尤先科便能告别贫困”,而当反对派的支持者被问到“为什么要支持尤先科”时,很多人答道“支持尤先科就是支持民主”。

借助非政府组织培养“民主”代理人:在推动的“颜色运动”过程中,政治领军人物作用不容小觑,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十分重视对各国亲美骨干力量的培植,大力借助非政府组织开展政治领军人物的挑选和培养工作。2000年3月,美国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饭店举办“非暴力抵抗讲习班”,24名南斯拉夫反对派领导人秘密前往受训,这些人在“专家”指导下学会了如何组织罢工、罢课等“非暴力抗争”活动;2003年夏天,美国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又办了一个讲习班。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应邀前往接受有关进行塞尔维亚式“温和运动”的培训。几个月后,萨氏便在格鲁吉亚成功发动“玫瑰运动”,随之登上了总统宝座;2004年秋,美国又派出1000余人分赴乌克兰14个州,并在乌克兰培养、输送了大批骨干,这些人在随后乌克兰的“橙色运动”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借助非政府组织资助“民主势力”:目前与美国政有直接联系的主要有国际共和党协会、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但是据相关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政府直接联系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包括在独联体活动频繁的“自由之家”、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索罗斯旗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美国政府每年“为推动全球民主”开列的预算高达10亿美元,而通过上述组织向目标国的反政府组织输送的资金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1998年到2000年,美国提供5500万美元支持南联盟的反对派,美国民主基金会官员公开宣称,仅2003年和2004年,美国就花费6500万美元资助乌克兰的反对派。据报道称,这些资金大多用于资助目标国的“颜色运动”活动,例如用来报销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参与“颜色运动”支持者的旅费、住宿费和“劳务费”等。

借助非政府组织建立策动“颜色运动”的指挥中心:在对目标国开展“颜色运动”过程中,为加强统一协调指挥能力,非政府组织还承担起了在目标国建立“指挥中心”的任务,统一调度和指挥前期培养的目标国“民主”骨干力量和“领军人物”。据报道称: 2000年初,美在匈牙利成立了“促进南斯拉夫民主办公室”,派高官坐镇指挥。2002年4月,美在驻格鲁吉亚使馆设立了“促进格鲁吉亚民主办公室”,美驻格大使迈尔斯曾毫不隐讳地表示,他出使格鲁吉亚的主要任务就是促进该国“以民主方式实现政权更迭”。据悉,2004年秋,美在曾乌克兰邻国也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尤先科也曾亲自前往该邻国“办公室”。




高度警惕境外非政府组织对我开展渗透活动

当前活跃在我国境内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正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有1000个左右,加上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数量,总数可能多达4000至6000个。每年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流入我国的活动资金可达数亿美元,其活动范围涉及扶贫、助残、环保、卫生、教育等20多个领域。这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带来了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促进中国非政府组织向着正规化和国际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也有一些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据媒体报道,由索罗斯创建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有分析人士指出,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同时,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也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以“扶贫”、“技术开发”等名义开展工作。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境内活动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世界宣明会、乐施会、救世军、英国救助儿童会等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始尝试对我国内地部分受灾地区捐赠款物,以帮助灾区恢复生产、改变落后地区经济面貌等,同时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也开始以宣传西方价值观念、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在我国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开展活动。

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绿色和平组织、美国环保基金会、绿色地球网络等环保类非政府组织,儿童基金会、美国妈妈联谊会等儿童救助类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卫生保健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活动,这些组织主要进行扶贫、医疗、环保、教育、文化、慈善等公益活动,涉及政治方面的活动基本停滞,这一阶段境外非政府组织数量多,活动内容广泛。

第三个阶段,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迄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境内的活动仍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社会援助、扶贫助学等层面,主要致力于谋取合法身份、建立立足点以扩大影响。同时,它们的活动也开始重新转向政治方面,利用自身雄厚财力和专业知识等方面的优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参与我国政治、经济、环境、人权等诸多领域的活动。这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深入,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并在一些领域向纵深发展。#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目的复杂形式多样

有资料显示,目前在我国活动的数千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中,有政治渗透背景的有数百家。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少数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境内进行合法活动的同时,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着进行非法活动的情况,如曾经在东欧剧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正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进入我国活动,利用文化交流、捐资助学、项目培训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情报,在我国内部培养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对派;通过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特别是以开发援助、扶持弱势群体为名,抓住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城市拆迁、退役军人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以“维权”相号召,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煽动民众同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或者支持参与策划街头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动。这些活动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危害。

以提供资金为“诱饵”,吸引国内部分民间组织、个人为其开展工作。如境外某基金会曾在2005年出资3万美元用于对国内上访人员的法律援助,并对上访人员进行维权培训。据北京某民间研究机构透露,西部90%以上的非政府组织都是受境外非政府组织影响,并通过它们的资助扶持发展起来的。



以项目合作、学术交流、学者访问为由,积极向我基层社会灌输西方民主意识、推广所谓“公民意识”教育。如具有邪教背景的“某教育基金会”于1994年进入我国,打着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旗号,频繁联合我国有关部门举办关于青少年人格教育和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学术研讨会,以举办演讲的形式,阐述其所谓新时代的道德观,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兴趣。该基金会自进入我国以来频繁开展活动,先后举办了多次交流会及大型群众集体活动。

以扶贫助学、“维权”救助为借口,进行渗透活动。这类非政府组织往往以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热点问题为切入点,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与上访人员接触,研究中国信访制度,鼓励农民成立“维权”组织,活动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为给自身的渗透活动提供保护,并建立起长期的渗透活动通道,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开展活动时,通常是通过我国国内民间组织发起,并始终依靠地方政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等开展合作及共建项目,使其活动在一定层面上获得公共权力的支持,进而为其披上合法的外衣。


境外非政府组织对华渗透趋势

目前,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发展正逐步走向成熟化和本土化,对华渗透活动也正由潜伏期逐步向活跃期过渡,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更加注重与国内“维权”问题相结合。近年,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以提供资金、项目合作、培训人员等方式,通过宣传发动、思想灌输、策划组织等手段,幕后操纵重点组织人员频繁插手我国国内的“维权”活动,并借助媒体大造舆论,企图使“维权”形成一场社会化运动。鉴于当前“维权”问题已成为境内外各种势力勾联聚合的有效平台,境外非政府组织必将持续利用这一“平台”对我国开展渗透活动。

更加注重与我国的民间组织相结合。有专家估计,现有的我国国内民间组织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内约有300万个。这些大量陷入注册难、筹资难的本土非政府组织,不可避免地会转向境外非政府组织寻求援助。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则将其视为可资利用的社会力量,不断加大对其资助扶持的力度。

更加注重与新兴阶层相结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以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白领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中间阶层。这个阶层有着多元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有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因此,新兴阶层成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全力争取的重要社会力量。

殷鉴不远,乌克兰因”颜色运动”带来了战火纷飞和国难家愁,欧美西方国家支持下的非政府组织在中亚推动的“阿拉伯之春”演变成了“阿拉伯之冬”,我们对这些国际问题以及所造成的危害,应该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和戒备!

颜色革命从未远离:李明哲案警示国人

2017年11月28日,彭宇华、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公开宣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NGO(非政府组织)的身影。从另一个方面又一次证明了,境外敌对势力借助非政府组织对我国开展渗透,制造颜色革命的企图依然没有改变。



彭宇华、李明哲如何在境内制造事端

据媒体报道显示,2012年9月起,李明哲就在大陆网络活跃,加入倾向交流政治议题的QQ群,“经常发一些政治性的文章”,“当国内发生社会事件后,李明哲就会分析,把事件矛头指向政府。”这不折不扣地证实了互联网反华、反政府舆论确有幕后组织与策划。

网上宣扬西方“颜色革命”价值观:2012年5月,彭宇华创建了“两岸牵手”QQ群,宣扬台湾、西方政治体制并发展组织人员。2012年11月,彭宇华将“两岸牵手”QQ群更名为“围观中国”,筛选出李明哲等核心骨干成员,建立“围观中国发展核心小组”QQ群。彭宇华在上述群内上传大量抨击中国共产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中国政府的文章。之后,彭宇华、李明哲等人先后成立了“围观华南”,“围观华东”、“围观西南”、“围观华北”、“围观华中”等QQ群,成员达2000余人,彭宇华通过QQ群共享文件、公共邮箱、网盘等建立培训平台,上传宣扬西方“颜色革命”、诽谤和抨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文章、书籍、视频等供组织成员下载学习。



炒作敏感事件并将矛头指向政府:2012年6月以来,彭宇华、李明哲利用“围观中国”、“围观华南”等QQ群,有针对性地设定围观主题,多次组织群成员对广东开平征税事件等热点敏感事件进行炒作。据李明哲供词称,“有时他们也把活动信息发在群里,号召群友过去参加。江门开平的征税事件中,彭宇华就跟我们讲,如何在微博上撰写帖子,如何在微博上进行更有效的扩散,炒一些网络热点事件,然后利用热点事件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现行制度、政府进行攻击和抹黑”。

建立组织并将颠覆政权作为目标:在该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彭宇华与李明哲等人成立的“梅花公司”其实并非“公司”,确切的来说,“梅花公司”是他们成立的一个政治性组织,彭宇华制定了近两万字的“梅花计划”,确立了建立政党、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终极目标,提出以“梅花公司”为主体,以“律师联盟”、“媒体联盟”为辅助,以网络为载体,建立覆盖全国的五级架构,2012年11月23日至25日,彭宇华召集多名“公司”成员在湖北武汉开会,确定成员分工,试图通过三个阶段实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标,彭宇华还在湖南省长沙市制作了“围观中国”旗帜,开设了用于接收活动经费的银行账户,并安排李明哲负责海外联络工作。李明哲还多次前往内地城市,参与当地群成员等人聚会,散布抨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并通过QQ空间、“脸书”、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并明确表示不排斥“暴力革命”。

熟知网络舆论的人们不难发现,2011年到2013年这三年,正是这种舆论操纵套路甚嚣尘上的时期,从温州动车事故开始,每次发生一些社会事件,网络舆论场一定会拼命炒作成热点,并无一例外地把矛头指向政府和社会主义体制。最后人们却会惊讶的发现,这种舆论导向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有势力在操控网络舆情,用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不断制造重大舆情事件,甚至不惜造谣和制造事件,目标都是攻击政府和体制。这与非政府组织策动下的颜色革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结 语

打着NGO 旗号,并不代表做什么都是合法的。曾经在东欧剧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NGO组织,也正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进入我国活动, 在我国内部培养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对派,通过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抓住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城市拆迁、退役军人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以“维权”相号召,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煽动民众同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或者支持参与策划街头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动,策动“颜色革命”的企图并未改变。#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人民之友>编者注:本文是中国网络上的文章,文章中的“我国” 和“我们”是指中国和中国人;因此,上述的结语是针对发生在中国的状况,站在中国人的地位和角度而做出的结论——国人(马来西亚人)读完本文,理应根据发生在我国(马来西亚)发生的状况做出本身的结论。)



Monday, 27 August 2018

美国是如何通过“非政府组织” 推动对其目标国的“颜色革命” [ 附:<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

美国是如何通过“非政府组织”

推动对其目标国的“颜色革命”


[ 附:<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今年我国第14届全国大选,马哈迪率领的希望联盟,战胜了他的敌手纳吉领导的国民阵线,老谋深算的马哈迪终于如愿地重新担任首相组织新政府。对马哈迪的变天之举,有些人竟然欢欣鼓舞,热烈欢呼,“人民胜利了!种族主义政权垮台了!”还有过气的“革命志士”挺身而出给马哈迪奉上“结束国内(殖民)战争”和“推翻种族主义政权”的“伟大领袖”的“赞颂”。甚至有些人想把马哈迪领导下的变天,索性称为“大红花革命”,这种主张是基于对“大红花,是马来西亚国花,也是马哈迪的土著团结党的标志”的认知和欣赏,还是对美国推行的“颜色革命”的想往和执着,暂时还难以判断。

另外,却有人认为,“509”全国选举的结果是下列4个主要因素(当然不排除还有其他次要因素)交织作用而形成的产物:

• (1)全国人民长期饱受种族主义压迫而掀起“改朝换代”的怒潮,主要表现在广大的华族、印族(淡米尔)、伊班(达雅)、卡达山杜顺等少数民族和部分的马来族的选民都投票支持希望联盟,以实现“埋葬巫统霸权统治”的长久愿望。
• (2)一直处心积虑围堵中国的美国眼看着纳吉为了摆脱他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而跟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于是通过<华尔街日报>揭露一马公司(1MDB)弊案而在国际上开展“纳吉是马来西亚1号贪腐官员”的宣传,给了纳吉致命的打击。
• (3)国内的民主改革力量尚未强大,组成希望联盟的原先3党(即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国家诚信党)因被誉为“烈火莫熄”领袖安华尚在狱中,又无法推选出一个众望所归、可以领导群伦的“权威人物”,而无奈地迎接马哈迪担任“打到纳吉”的“最高统帅”并协议认同在胜选之后让他担任首相。 
• (4)马哈迪是一个曾经掌握巫统政权长达22年之久,而且为其家族成员带来了巨大财富,也为其朋党集团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络,但是当他退下首相权位以后,他之后的两名继任者(即阿都拉巴达威和纳吉)都不按照他的愿望施政,尤其是纳吉在他(马哈迪)苦苦相逼下把心一横把他的爱子慕克里兹开除出巫统,马哈迪于是不得不拼着老命再战江湖,为慕克里兹得以当上未来首相铺平道路。

有些人更着眼于“全球贪污腐败的政治领袖何其多,为何美国唯独选中纳吉,并动员巨大力量置他(纳吉)于死地而后快?”的现象而思考以下的问题:

1、 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纳吉贪污腐败、盗窃马来西亚国家资产,还是因为他为了摆脱本身和国家困境而改弦易辙、疏美亲中,把马来西亚推上跟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接受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参与在我国建设多项既符合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战略需要,也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发展并符合我国政府与人民的长远利益的基础实施(主要是海港和铁路)? 
2、 从马哈迪在全国大选前和大选后(组阁前)的反中资项目的言行以及他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和之后的举措看来,马哈迪急着会晤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肯定是带着争取他和他的财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隐藏目的的。如果中国领导人无法满足其所求,他会不会就延续他原先的“向东看政策”老套,欢迎日资更大规模地进军马来西亚,而后走上美国和日本共同推动的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的战车上? 
3、 如果马哈迪最终不愿意走上这辆围堵中国的战车上,美国<华尔街日报>或其他的同一鼻孔出气的宣传机器,会不会像对付纳吉那样地对付马哈迪,大规模揭露马哈迪损害马来西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所作所为,或利用其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马来西亚推动 “推倒马哈迪”的另一次的换汤不换药的“颜色革命”?

马来西亚的“509”变天,究竟是不是全国民主党团联合起来,动员人民力量,推翻了种族主义政权,改变了我国历史的“伟大斗争”?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它究竟是不是美国为了实现其围堵中国的战略部署,旨在马来西亚扶植一个听从美国指示、完全服务于国际与国内的反动统治权贵和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而推动的一场“颜色革命”?——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国各族人民以至世界各国(特别是亚太地区)人民密切关注、认真思考、深入研讨的问题。

为了方便有兴趣者思考和研讨,我们在此转贴网络上的一篇题为<非政府组织(NGO)——颜色革命的推手>的文章,作为参考材料。这份材料,分上下两篇,本文是上篇:美国是如何通过“非政府组织”推动其目标国的“颜色革命”




 特朗普上台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向性很强

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12月18日也就是我国北京时间2017年12月19日凌晨,特朗普发布上台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朗普在报告,把针对美国的主要威胁列了三个层次,一是像“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及恐怖组织等等;二是针对他所谓的“流氓政权”,明确的点了朝鲜和伊朗的名字;三就是他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了“对手国家”这样的一个定义。可以从这三点看出,特朗普点名道姓的方式,针对性及指向性的都非常强。



美国对我国的打压从未间断

我国自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今后在逐步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管理的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非政府组织及幕后支持势力,势必会转变原有活动方式,更加隐蔽的开展“悄无声息”的渗透和“另有它求”的破坏活动。


多国已将“索罗斯基金”列入“黑名单”

除了巴基斯坦外,近年来已经有多个国家将“索罗斯基金会”列入“禁入名单”。

2015年,俄罗斯以国家安全和违反宪法为由,将索罗斯慈善基金会列入黑名单。俄罗斯方面表示,索罗斯慈善网络旗下“开放社会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协助基金会”因从事的活动,对俄罗斯联邦的宪政体系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被俄政府认为“不受欢迎”。

2016年12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宣布,匈牙利政府将立即启动反索罗斯行动,打击任何与索罗斯有关联的组织,匈牙利将用尽一切办法将索罗斯及其势力赶出去。

2016年,索罗斯被指控为“动摇塞尔维亚”的幕后推手。塞尔维亚社会各界呼吁仿效俄罗斯出台法律,将索罗斯旗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等裁定为非法组织。

2017年1月,马其顿副总理兼外长表示,索罗斯基金会在马其顿的活动不可接受。随后反对索罗斯的行动不仅在马其顿迅速升温,同时也得到许多东南欧国家民众的响应。

2017年2月,罗马尼亚爆发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罗马尼亚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主席、众议院议长德拉格内亚将造成社会动荡的矛头直接对准索罗斯,认定索罗斯的代理人鼓动和发起了此次活动。

此外,包括阿尔巴尼亚政府、克罗地亚官员和学者等也也纷纷发声,对索罗斯基金会进行揭露和抨击,指责索罗斯基金会是“伪非政府组织”的主要代表,甚至要求对索罗斯及其在当地的代理人公开进行“道德审判”。


索罗斯基金会到底是什么组织?

中国大众对索罗斯的认识,可能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但同时,乔治•索罗斯也是参与渗透和颠覆他国政权的重要角色,其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缩写为OSF),前身为“开放社会研究所”,创办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已发展成为涉及欧、亚、非和南北美洲60多个国家在内的索罗斯基金会网络。

21世纪初,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以和平、非暴力手段而实现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使世界上许多国家陷入了衰败、动乱或战争,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后均能看到索罗斯基金会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身影。“索罗斯基金会”策动“颜色运动”手法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➊在目标国培养宣扬西方民主体制的代理人。深入当地政府及公共服务改革计划,是索罗斯基金会制定的众多计划中的一项。这一计划包括向当地政府机构提供培训工作、参与当地政府有关公共服务的深层研究、资助当地政策中心和智囊团的发展。在参与政府活动中,基金会还对这些国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中选拔和培养能够宣扬西方政治体制的代理人和相关专家。在东欧发生的一系列“颜色运动”中,基金会每年会资助超过十名来自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在内的中东欧、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有才能的青年研究员,邀请这些人在中东欧最重要的智囊团里进行三个月以上的学习研究,以不断培养有意愿、有能力影响社会公共生活的年轻一代,为“开放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乌克兰“橙色革命”的领军人物尤先科曾是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的董事会成员;格鲁吉亚在革命后新成立内阁,内阁成员中有五分之一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

➋引导民众影响政府决策,潜移默化开展渗透。在对目标国开展活动过程中,基金会会对目标国当地组织给予大量的资金援助和关注,在政府讨论和制定相关政策时,基金会指导这些目标国组织,引导当地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进行讨论,倡导当地公众表达意见与建议,助长和煽动公众情绪,并通过其资助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就一些敏感问题与当地政府进行协商,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最终目标就推动是这些国家实现“包容性政策改变”,并在此过程中推行其经济与商业发展计划,以经济发展作为推动和加速当地政府实现“民主”改革的“助推剂”。

➌引导和资助媒体宣传“民主”思想。索罗斯认为自由、多元媒体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因此,索罗斯基金会对目标国反政府媒体的电台、报刊、电视台情有独钟,并加大对独立媒体建设的资助,其推行的大众传媒发展计划,就是为了提升目标国传媒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并推动目标国的媒体改革,积极促进媒体所有权的变更,打破当地政府对媒体的垄断地位,为社会上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得以传播创造制度性条件。还特别为那些具有反对政府性质的媒体和记者提供资金和培训,从而使当地媒体最大化的为其所用,成为其宣扬西方“民主”改革的工具。


➍利用社会矛盾与政府争夺民众基础。索罗斯基金会在目标国的发展可谓既具有隐蔽性,又具有长期性。索罗斯基金会一般会从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领域入手,例如对卫生、文化、教育等领进行长期帮扶和资助,并在此过程中对民众进行拉拢以迅速扩大影响。对目标国的贪污腐败、政策弊端、法律缺位、人权侵犯、种族歧视等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对目标国内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放大,引导民众将矛盾根源指向政府,在这些矛盾中,通过倡导 “人民权利”、“法制平等” 所谓的“民主建设”,影响民众的心理,使政府失去民心和公信力,潜移默化的对目标国民众进行“思想改造”。索罗斯曾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道:“革命”不应该被引向防御工事,不应该在街道上,而应该在平民的思想里。通过这些,索罗斯基金会为自己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从而更利于其向当地民众灌输西方的民主价值观。

向外输出民主更是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这一点上,索罗斯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因此索罗斯基金会自然成为美国政府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的首选借助对象,而索罗斯基金会遍布全球的网络系,其幕后的支持者中,自然也有美国政府这一强大的后盾。因此,“索罗斯基金会”所谓的“开放社会”只是一种招牌,其真实的目的是向目标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掀起所谓的“民主浪潮”,在目标国制造动乱,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



索罗斯基金会从未放弃对中国的关注

上世纪80年代,索罗斯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进入21世纪,索罗斯基金会向中国各领域渗透。索罗斯基金会虽然自1989年在中国销声匿迹,但其并未远离。在对境外基金会的全面调查过程中发现,“开放社会基金会”自2003年就开始了对北京公益机构“爱知行”研究所的资助,仅2005年的资助金额就达23.5952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近200万元,资金直接打入爱知行的账号。据相关人士介绍,索罗斯基金会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及相关机构的捐赠,主要用于支持法律援助、公共利益诉讼、环境保护以及艾滋病防治等,而爱知行只是其中之一。据调查显示,2005年度,“开放社会基金会”还为一家名叫“国际公平桥梁”的机构提供45万美元的资助,支持它在中国开展刑事辩护方面的培训;给一个名叫“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组织提供了37.5万美元的资助,后者正在中国开展一个倡导公众参与的环保项目,并借此加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公众参与和公共利益诉讼方面的能力。



近些年,开始支持资助“港独”势力。香港“占中” 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在敌对势力媒体抛出“边缘化才是长远对香港最有利”的“港独”言论。细致梳理该人相关信息发现,其背后竟有“索罗斯”的身影。据2017年3月披露的2500余份机密文件显示,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向全球几百名政客提供资金,以策划、赞助各地异见者或组织,这些被资助人员中就包括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戴耀廷。2017年5月,媒体再次爆出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接受“开放社会基金会”秘密捐款,而戴耀廷涉嫌该笔资助。戴耀廷还曾在年香港特首选举之际重启特首选举公投,妄图制造混乱。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表示,近年的数据显示,包括港大在内的香港多所院校都有外国资金渗入,操控学界。


制定有针对性的“中国计划”。据“开放社会基金会”泄露并被曝光的文件显示,“开放社会基金会”有一项名为“中国计划”的项目,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资深研究员Thomas Kellogg为该项目的负责人。据相关消息显示,该人负责推动亚太区法律改革、人权、公民社会发展、传媒发展计划等,在开展中国方面的工作时,会不定期参与中国内地大学讲座,还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关系密切,还曾参加了由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法律、独裁、民主在亚洲”研讨会,内容包括“推动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等内容。


另上图:Thomas Kellogg(后排右四)参加香港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办的研讨会

针对中国加强研究:据“索罗斯基金会”一份公开的“中文版”研究提纲显示,早在多年前,“索罗斯基金会”究课题就包括: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对专制政体的理解、增强新选民力量的机会、宗教少数群体的边缘化等。这份“中文版”的“索罗斯基金会”研究提纲中,有关“国家安全与开放社会”的研究课题被列在提纲第一位,课题研究方向中指出:“国家安全领域是对开放社会的深刻挑战,国家安全政策可能会侵犯民权和政治权利,直接影响到政府的透明度,但这些考量在国家安全领域中往往不被重视”。由此可见,“索罗斯基金会”对目标国的国家安全领域是非常重视的。而针对社会变革的研究课题内容包括了:公众参与的战略及方式、如何有效地推动社会变革、电子时代的政治活动如网上动员以及用社交活动网站进行政见鼓动的可能、非公民也可投票的新尝试、对少数群体的排斥政治边缘化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关系等。从上述“索罗斯基金会”的研究课题,我们不难看出,其所关注的方向始终与“颜色革命”紧密相连。



由此可见,这个以“公益”为掩护的基金会,利用援助和扶贫装点门面,其真实意图就是:向目标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煽动民众对现政权的敌对情绪,推波助澜激化社会矛盾,掀起“民主浪潮”,策动“颜色运动”,在目标国制造动乱,实现政权更替。

下一步重点将是亚洲,目标直指中国:从历史上来看,东欧、北非、中亚都已经先后爆发了“东欧剧变”、“阿拉伯之春”、“花朵运动”,目前只有东南亚还未出现大规模的“颜色运动”。作为亚洲最大国家,同时又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的中国,自然是欧美敌对势力细化分化的重点目标,美国为实现重返亚洲战略,遏抑中国和平崛起,香港早已被选定作为最重要的战场。特别是近期在香港愈演愈烈的“港独”闹剧,其背后,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包括索罗斯基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身影。



从乌克兰、利比亚、叙利亚等,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眼前,凡是经历了“颜色运动”的这些国家,不但并未实现美西方势力所承诺的“美好生活”, 反而使原本富裕的国家变得衰败不堪,浩劫过后,人民生活水准普遍下降,思想信仰迷茫,社会陷入动荡,冲突频发,甚至战乱四起,民不聊生,大多数百姓最终成为国家劫难的受害者。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需要,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在国内出现,我们要警惕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进行外交政策输出,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企图。#


Saturday, 25 August 2018

社会运动视角下 西方NGO的 民主输出与"颜色革命"

社会运动视角下 西方NGO的
民主输出与"颜色革命"

作者/来源:王宏伟/《学术探索》2018年5月


[作者简介:王宏伟,河北承德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家安全、应急管理研究。]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推动“颜色革命”:20世纪90年代末,巴尔干地区发生了“推土机革命”,南联盟被肢解,米洛舍维奇政权被推翻;21世纪初,中亚三国相继发生政权更迭;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西亚北非地区又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近年来,我国的台湾地区出现了反服贸“太阳花革命”、香港地区发生了“雨伞革命”。对于这一新情况,我们应给予高度的警惕。

从总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输出“颜色革命”是以NGO为主要载体的,这些“颜色革命”表现为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社会运动。它们相互模仿与扩散,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每一波次的“颜色革命”都为后来者树立了样板,起到了示范作用、产生了模仿效应,对我国政治稳定与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此,研究西方民主输出与操纵“颜色革命”的手法,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进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一、"颜色革命"的本质:西式民主输出引发的政权更迭

“颜色革命”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语汇,它主要是一种政权更迭,徒有“革命”的表象。革命是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目的是为了推翻旧制度、构建一个新世界。通常,革命需要使用暴力手段。但是,从冷战后实际发生的“颜色革命”来看,“革命”后的国家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动,国体、政体、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与民众的生活方式等并没有出现大的改变。其唯一结果就是政权发生了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的变化。不仅如此,在“颜色革命”中,政权更迭并非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来实现。所谓的“颜色革命”,其本质不过是“和平政变”,目的是推翻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相左的政权,扶植对西方俯首帖耳的政治领导人。

从世界范围看,“颜色革命”都是西方国家幕后插手、推动、输出的结果,都与所谓的“民主促进”密切相关。西方学者苏珊•斯泰沃特认为,它是“指这样一种活动:(1)目的在于民主发展;(2)由外国政府、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做出;(3)通过公民社会组织的渠道提供。”[1]换个角度看,“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借助NGO推销“民主化”的结果。

西方民主输出代表了垄断资本集团的战略需求和根本利益,是垄断资本向全球进行扩张的霸权主义的具体体现,有利于巩固既有的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强化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资本全球扩张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渐建立起世界体系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并不断强化用以维系这种结构的秩序:资本大国集团位于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世界的边缘。中心国为世界的运转制定规则,对边缘国进行盘剥与压榨,并向其释放风险、使其承担世界发展的代价。而边缘国则陷入经济贫困化与政治边缘化的境地。维系中心一边缘结构的就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

历史上,对于不服从中心国家制度安排的边缘国家,中心国家一向不惜推行炮舰政策。它们依靠在工业化进程中打造的先进武器,攻城略地,以暴力对其进行殖民统治。在此过程中,军事扩张始终是与文化扩张相伴相随的,即表现为“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文化始终是西方国家用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的另一种重要工具。它们的目的就是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给边缘国家。

在总结1974年以来民主化“第三波”的主要原因时,美国学者亨廷顿列出了前两波没有的新因素:外部行动者政策的变化,即美国在其他国家推行人权与民主政策。“在第三波中不乏暴力行为,但总体上是极为有限的。”[2]冷战结束后,资本扩张的脚步没有停歇,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依然继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输出民主,以服务于它们的战略利益。它们对外输出民主的目的是:以“和平”方式来影响、改变其他国家、地区的政治生态。为此,西方国家不惜制造思想混乱与社会动荡,直接或间接打压不服从垄断资本意志的对手。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推动所谓的“威权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即实现从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这意味着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二是推动政权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的“混合政权”进行“民主巩固”,通常是借助民主选举的机会,扶植反对派领导人上台。无论是“民主转型”,还是“民主巩固”,西方国家都通过NGO的跨国行动来进行民主推销,掀起“颜色革命”的一次次地缘政治风暴。西方NGO在推行民主理想和价值观的背后是超级大国在世界重要战略区域打压战略对手、扶植亲西方政权的行动。

西方NGO将西方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加以输出。例如,自由之家评价民主的标准是:“存在着一个竞争的、多党政治制度;全体成年公民享有普遍的选举权;竞争性选举实行秘密投票;主要政党通过媒体和竞选方式有权公开接近选民。”西方国家将“民主”的内涵狭义地理解为“选举”,这是非常偏狭的。我国学者杨光斌认为,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来看,民主发展历程是要经过一定顺序性阶段的,即立宪民主或法治民主、分权民主和选举民主。前两个为“基础性民主”,最后一个为“上层性民主”,先有基础性民主,后有上层性民主。但西方国家“对外推广的总是一套没有‘基础’的‘上层性民主’,即‘反向的民主’,结果许多国家因此陷于泥淖而难以自拔。”[4]在西方国家眼中,民主就等同于选举民主。它们不顾别国实际,借助选举之机,扶植有利于自己的势力上台,以便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从来不关心民主是否具有有效性。

二、NGO:西方输出民主的载体

西方国家的NGO致力于输出“颜色革命”并非肇始于冷战的结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革命,在全球推行完全私有化、市场化与非管制化的新自由主义。与此相应,发达国家开始世界范围内开展“民主援助”,帮助非民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或帮助已经开始民主转型的国家巩固民主制度。NGO的作用从间接转化为直接、从边缘开始走向核心。

1982年,美国国务院提出“推进民主”法案,其目的是:促使苏联和东欧更加开放、走向民主。美国政府拨巨资,责成美国民主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和欧亚基金会等部门开发项目,让国际NGO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法案提出推进民主的5个方面,“训练领导人;进行教育;加强民主的机制和组织;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思想和信息;开展美国同其他各国的个人和机构之间的联系”。[5]此外,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加大了对外民主援助的力度。其实,所谓“民主援助”,就是“民主输出”,有时甚至是枪口下的强力输出。

冷战结束后,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国家越发倾向于使用民主输出、操纵“颜色革命”的手法,以实现其战略目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当今世界信息的高度透明,西方通过暗杀政治领导人等方式赤裸裸地暴力手段干预别国政权变化会受到国际道义的谴责,不具备可行性;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发达并占据信息传播高地,对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念更具有优势,推行“颜色革命”相对于军事打击成本更加低廉,可以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因此,NGO在民主输出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冷战的结束使经济全球化提速,以自由为天性的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新的中产阶级规模壮大,NGO组织数量激增,并逐渐形成跨国网络。作为公民社会的核心,“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向决策者提供技术专家而塑造国家政策;它们培养公民参与和公民教育;它们向那些想参与公民生活的年轻人提供领袖素质训练机会。”[3]NGO之所以适合成为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主要工具,是因为以下原因:

第一,隐蔽性。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潮,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对抗不再占据主流,人们开始以包容的心态接受多元思想与多元文化,甚至出现“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NGO具有公益性,本身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进行民主价值观输出更加具有隐蔽性,可以避免赤裸裸干涉所面对的国际舆论压力。通常,NGO给人的印象是超脱于政府的主导与控制之外,更加具有公信力。

第二,渗透性。NGO的形成基于公民自愿,具有草根性和亲民性,往往在帮助公众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其价值观传播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特点,较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相比之下,NGO比政府更接地气、更能赢得人心。

第三,灵活性。作为第三部门可以同时解决政府失灵与市场失力的问题,NGO拥有广泛的资源与专门的技能,长期专注特定领域,灵活创新能力较强。相对于政府僵化的官僚组织而言,NGO在民主输出的过程中方式、手段灵活,将价值观悄然附着于正义、慈善事业的促进活动之上,也可以让背后支持的政府获得有弹性的回旋空间。

第四,跨国性。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上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和人员交往日益频繁,NGO的跨国行动十分便捷。国际NGO通常具有庞大的全球行动网络,具备强大的议题设置能力、倡议能力以及资源动员能力,使社会怨恨与不满得到充分的表达与宣泄。

目前,NGO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外交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国际关系参与者的多样化”“国内和国际问题彼此相通”“国内民意能够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6]国际NGO作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行为体,通过跨国活动,可以彰显西方国家的“软实力”、推动公众外交,对别国公众的“心灵与大脑”产生影响,进而间接影响他国政府的内外决策。

西方国家充分认识到NGO的优势,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是国外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也不是武装叛乱或精英驱动的自我改革的结果,而是NGO组织参与大众给暴力示威或其他公民抗命行动的结果,如罢工、抵制、抗税、占领公共空间等不合作行为。西方国家通过NGO来改变他国政治生态、挑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政府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权更迭,不失为一条最有效率的路径。

一场成功的非暴力革命需要漫长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一国的政治生态会因为西方NGO的渗透而悄然发生改变。NGO与政府不同,具有很明显的专业性,长期关注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等某一个领域,表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可以在长期的专业活动中植入西方民主的理念、展示西方民主的魅力,重塑社会公众的心理与认知。

三、西方国家对NGO的幕后操纵:政府与NGO的“联姻”

从理论上说,NGO是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作为公共组织,它不属于政府,被称为非政府组织;它不以营利为目的,也被称为非营利组织。但是,西方国家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并不能真正秉持非政治性、非营利性、不受任何政府支配的宗旨。其名义上是独立、中立的,但背后却有本国政府的支持,需要完成本国政府赋予的使命,为其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情报、政策宣传,甚至成为政府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充当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别国政权的“急先锋”。

在美国,政府对外推消民主的四个主要渠道包括:第一,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第二,美国国务院的民主、人权与劳工局(DRL);第三,中东伙伴关系倡议(MEPI);第四,千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它们向符合某些西方民主标准的国家提供资金、鼎力相助。美国许多NGO组织与这些机构有着密切的关联,成为对外输出民主的工具。

1983年,里根政府成立NED,将国际NGO推向全球民主推进的前沿,以抵销苏联的影响。其背后的真实目的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加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制度。NED的六个目标是:(1)通过私人部门倡议,鼓励全世界的自由与民主制度,包括促进对民主制度运行很重要的个人自由权利与自由的活动;(2)促进美国私人部门团体与国外民主团体的交流;(3)促进美国对海外民主培训项目和民主制度建设的非政府参与;(4)通过即时措施,与当地民主力量合作,强化民主选举过程;(5)支持美国两大政党、劳工、企业和其他美国私人部门团体,鼓励其与国外投身于民主多元主义的文化价值、制度和组织进行合作;(6)鼓励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以及他国民主团体特殊要求的民主发展。

NED下属的附属机构主要包括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NDI)、国际共和党研究所(NDI)、独立私人企业中心(CIPE)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它是一个准政府的基金会,接受美国政府的拨款并资助国际NGO。这些国际NGO通过多样化的行动,在世界各地推动“颜色革命”。对于中亚“颜色革命”,西方学者麦金农(MacKinnon)说:“资助政治动乱不是NED的一项新业务..尽管NED如今在如何干预别国政治方面受到更多限制,但它可以通过自主所谓的‘公民社会’来规避这些规则:非政府只和媒体管道表面上是非党派的,但其活动却可以倾向于一个候选人或政党。”[7]美国政府与NGO围绕民主推进的核心任务,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美国的对外民主输出形成以NED为龙头、四大附属机构为支柱、其他主要NGO组织为策应的“伞状网络”,其主要使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对目标国家推行民主价值观,促使其政治制度发生有利于美国的转变。在国际舞台上,NGO由于是非政府的,可以完成外交官所不能完成的使命,不会被认为干涉有关国家的主权。

美国政府通过NED向相关国家的反对派组织或政党提供资金,支付其办公场所、计算机、网络、传真机、打印机等费用,资助选举监督员并提供其他后勤支持。不仅如此,美国还资助举办研讨会、开展培训,支持竞选活动中的反对派领导人,这些反对派领导人都是保守的,有着亲西方、亲民主、亲市场的明显倾向。美国资助的培训、建议和战略资助刺激了公众的非暴力行动,威胁有关国家的政权生存。

西方国家通过NGO一方面积极改造“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态、甚至直接插手社会运动,另一方面积极扶植这些国家本土NGO组织的发展。在一些国家内部,接受西方驯化的本土化NGO组织是独立的社会组织,对相关国家政权提出挑战:一是它们“拥有自己的资源”,“进行反政府的动员”;二是“向国家进行政治利益表达,要求国家做出进一步地朝向民主方向的政治经济改革”;三是充当“反对党的原形。”[3]西方国家通过自己的NGO起作用,西方的NGO又试图借力于他国本土的NGO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网络。

在社会运动中,抗议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集体行动的影响。居间联系(brokerage)在运动动员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它将两个或以上不同的社会地点,以中介性单元或彼此关系而连接起来,形成声势浩大、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从这个角度看,NED就是一个全球社会运动的居间组织。在它的作用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社会运动形成民主化浪潮,让“颜色革命”此伏彼起。

四、"颜色革命"中的"调色板":NGO发挥作用的方式

如果说“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试图改变其他国家政治图画的行动,那么,西方NGO就是通过对相关国家反政府的社会运动产生影响,发挥了“颜色革命”的“调色板”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西方NGO促成了社会运动所需要的抗争动机、政治机遇、资源动员和抗争技巧。

第一,抗争动机。通常,人们认为相对剥夺感与愤懑是集体行动的根本原因。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社会公平、正义缺失。但是,仅有社会问题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西方NGO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拉大了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差距,引发社会公众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以及对政府的严重不满。西方NGO构建了集体行动的框架,将社会问题归因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并为推翻政权勾画一幅“美好的蓝图”。

第二,政治机遇。西方NGO通过对目标国家输出民主价值观,改变他国政治生态,塑造有利于社会抗争运动的舆论氛围,软化政治精英立场,制造统治阶层分化,提高政府压制社会运动的成本,降低运动参与者的风险。

第三,资源动员。西方NGO为社会运动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支持,并帮助抗争力量形成动员组织网络,增强动员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与社交媒体成为社会运动资源动员的高效工具。西方NGO积极向运动参与者传授社交媒体的使用技巧。此外,它们还在社会运动中充当居间联系的角色,使运动从地方蔓延到全国、从全国蔓延到全球。

第四,抗争技巧。西方NGO培训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提升其抗争的效率。例如,它们教授抗议者如何进行非暴力行动,如何制造新的抗争剧目,等等。例如,为了推动民主输出对象国家的社会运动,西方NGO重点影响的人群包括:(1)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思想激进,情绪不稳定,可塑性强,又缺少现实利益的后顾之忧;(2)知识精英,特别是有着在西方留学经历、已经接受西方价值观的知识精英;(3)政治精英中的温和派,在统治集团内部制造分裂;(4)军队与警察,促使其临阵倒戈或保持中立。

有鉴于此,西方NGO输出“颜色革命”、促成大规模反政府社会运动的主要发力点是:抓住关键领域,包括意识形态、资金支持、社会组织、舆论宣传、技巧培训。

第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激发“颜色革命”其他影响因素的指导思想。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自己的NGO向所谓的非民主国家灌输“自由民主”思想。这种意识形态战争十分隐蔽。“颜色革命”对象国由于受“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并在一部分意见领袖的指导下,自动发生激进的变革,实现了西方国家“不战而胜”的目的。

社会运动的框架建构理论认为,集体行动的框架是抗争行动的导向,可以让消极参与者变成积极参与者、积极参与者变成激进参与者。它传递的信息就是人们所抗争的政权应该为目前的不满现状负责。社会运动框架构建的三个步骤是:(1)意识形态将问题归因,为社会运动树立目标;(2)意识形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给社会运动规划一个蓝图;(3)意识形态提供行动的依据,说服人们参与社会运动。西方NGO输出民主价值观,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认知,将社会问题的存在归结于有关国家的民主匮乏,提出只有推翻专制政权才能解决社会危机,并给民众参与社会抗争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第二,资金支持。资金是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经济基础,可以起到社会“润滑剂”的作用。西方国家是以钱开路,传播其意识形态影响的。资金可以将社会运动的思想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为意识形态搭建一个寄生的“巢”。西方国家通过本国NGO输出资金,扶持亲西方、主张人权的他国本土化NGO组织。它们还传授当地NGO如何筹资、以部分地实现自力更生。这是因为外国资助越来越受到相关国家的警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本土化NGO通过自行筹资,也可以扩大自己在本国的影响。

社会运动的发生一定需要动员各种资源,即实现运动目标所要动用的手段。人们尽管非常愤懑,若缺少组织、领导和动员,也不会发生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发生必须要对资源进行动员,特别是不能离开资金的支持与保障。对此,西方国家通过NGO成为社会运动的“金主”。

第三,社会组织。西方NGO一般会扶持相关国家的NGO组织,形成社会运动的人力资本。“颜色革命”的力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核心层:他们充当先锋的作用,是西方意识形态坚定信仰者,也是控制着促进民主变革组织的领袖人物;(2)紧密层:他们充当骨干的作用,充当扈从的角色,效忠于核心层,完成具体的任务;(3)外围层:主要包括一般公众,是社会运动的同情者与支持者。

根据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理论,社会运动的发生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变化。社会运动力量与对手之间的差距缩小、政府镇压社会运动的成本提升,都有利于促使抗争行动发生。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政府及其NGO的支持促使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发生有利于社会抗争的变化。西方NGO通过培训运动骨干的招募、动员能力,为参与者发放酬金,宣扬非暴力抗争技巧以降低参与风险等手段,赢得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与参与;传授运动组织建设知识,以提升运动整合度和提供资金支持为手段,增强了运动的团结性;通过信息工作,提高运动的沟通水平;通过培训提高运动领袖的领导力,借助包装来塑造运动领袖的个人魅力。

第四,舆论宣传。西方NGO传授对象国NGO的一些技巧,如何发送传单,以醒目的口号、标识、颜色对公众心理产生影响。通过社交媒体的网络,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传播意识形态,招募更多的追随者和同情者。普通社会公众也通过社交媒体跟踪社会运动的新闻和进展。此外,通过信息工作,亲西方人士还为未来的抗议活动制定战略计划,联络国内外相关组织。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及其影响被放大,存在感被不断强化。其中,新媒体迫使传统媒体发声,报道社会运动的相关消息。

在社会运动中,媒体可以起到议程设置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动员,使更多的支持者知晓运动;第二,确证,彰显社会运动的重要性;第三,扩大冲突范围,使第三方卷入冲突,使力量平衡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所以,西方NGO在社会运动中不遗余力地对社会抗争者提供印刷、广播等设备,传授宣传技巧,甚至扶植独立媒体。随着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西方NGO对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提供上网费用并对其进行社交媒体方面的培训。

第五,技巧培训。社会运动要有集体行动的“戏码”。查尔斯•蒂利认为,社会运动要有三个要素的结合:(1)运动,通过有组织的持续抗争,向抗争对象提出集体诉求;(2)创新的行动技巧,如示威、游行、守夜、请愿、通电等;(3)WUNC的展示,即价值、统一、规模、风险。换言之,集体行动要有价值,如举止冷静从容、衣着整齐洁净,有神职人员、世俗贵族以及带有孩子的母亲到场;集体行动是团结的,如相同的徽章、头巾、旗帜或服装,列队前进,高唱歌曲;集体行动具有规模性,表现如总人数、请愿书上的名字、拥护者的呼声、水泄不通的街道;集体行动要体现奉献精神,不畏恶劣天气,行进中老弱病残赫然,抵抗压制,引人注目的捐助、捐赠甚至捐躯。[8]西方NGO围绕这三个要素,对反政府人士进行创新技巧的培训。

在“颜色革命”中,社会运动采用公民抵抗的手段,对政权进行挑战。它是持续的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它使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实现国内公民社会的共同目标。公民抵抗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非对称冲突,边缘化人群对抗当权者。在社会运动中,西方NGO致力于传播吉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技巧。作为“颜色革命”的精神教父,他提出过非暴力行动的198种方法。这些方法非常详细并便于抗议者操作,在历次“颜色革命”中均有应用。

总之,西方国家通过NGO不断向其他国家输出西式民主、制造“颜色革命”,以强化中心一边缘结构,其结局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而言注定是灾难性的,已经引起了有关国家的高度警惕与强烈反对。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借助NGO干涉别国内政的非道义行径愈发不得人心。当然,并非所有的西方NGO都从事推销民主的活动。在全球化时代,完全将西方NGO不加筛选地屏蔽于国界之外,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对于西方国家NGO的渗透、颠覆与破坏活动,我国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采取有力、有效的管制与反制性措施,以捍卫国家安全。同时,对于遵守中国法律、从事正当活动的西方NGO,我国应予以保护、支持。

参考文献:

[1]Susan Stewart.Democracy Promotion and the ‘Colour Revolutions’[M].London:Roufledge,2012.

[2]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O世纪7O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杨光斌.让民主归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5]罗艳华,等.美国输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oo9.

[6]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7]Lincoln A.Mitchel1.The Color Revolutions[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vania Press,2012.

[8]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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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发表对国内政局看法
马来文版已于9月23日刊出
英文版已于10月26日贴出


人民之友成立于2001年9月9日,2018年9月9日是人民之友成立17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发表了一篇题为< 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的文章作为纪念。

我们一如既往选择在这一个对我们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对我国当前阶段(大选后新政府上台)的政治局势发表一些意见,与为推动我国和世界民主人权运动而奋斗的同道们,互相交流。

为了面向国内不谙华文的广大非华裔群体,也为了让我们对当前阶段的政治局势的意见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开去,工委会决定尽快把这篇纪念文章先后翻译成马来文和英文。马来文版已于9月23日刊出。英文版也已于10月26日贴出。点击以下链接即可阅读——



此外,现居新加坡的庄明湖已将他在《人民之友》发表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问题探索》(正篇)一文的英文译稿传送到编辑部,因原文中所述人物的姓名或者是党团工会组织的全称或简称,在译文中尚未解决或有待查证,需要一些时日来完成——人民之友工委都是自愿挤出时间来进行工作的,因而无法很快完成。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在9月30日刊出,为我们的17周年纪念增添光彩!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庄文所述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工运遭遇问题(除了遭受来自外部的镇压,还要遭遇来自内部的破坏)的见解,或许能为一些读者(特别是不谙华文和不懂新马历史的读者)思考马来西亚民主改革运动在当前阶段面临马哈迪主义复辟的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殷鉴,或者是一个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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