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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padu, mempertahankan reformasi demokrasi tulen, buangkan khayalan, menghalang pemulihan Mahath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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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恭祝各界2019新年进步、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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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加影州议席补选诉求 / Tuntutan-tuntutan Pilihan Raya Kecil Kaj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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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风波•宪法权利•宗教自由”论坛 / Forum "Krisis perkataan Allah • Hak berperlembagaan • Kebebasan berag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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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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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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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 The New Phase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Malaysia / Fasa Baru Reformasi Demokratik d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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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为庆祝15周年(2001—2016)纪念,在2016年9月上旬发表了最近5年(2011—2016)工作报告(华、巫、英3种语文),并在9月25日在新山举办一场主题为“认清斗争敌友,埋葬巫统霸权”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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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16周年纪念,针对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发表专题文章,供给我国民间组织和民主人士参考,并接受我国各族人民民主改革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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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根据2017年9月24日发表的《人民之友 对我国第14届大选意见书 》的内容与精神以及半年来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形势,对5月9日投票提出具体意见,供全国选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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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2019年国际劳动节发表对2007年兴权会游行示威的重要领袖乌达雅古玛(Uthayakumar)的专访(第一部分)。这次专访的主题是:兴权会的主要斗争对象乃是马来霸权统治集团。

Wednesday, 27 June 2018

《东方网》发表中国学者评论: 取消隆新高铁应该慎行

 《东方网》发表中国学者评论:
取消隆新高铁应该慎行

作者 / 来源:邵宝辉 /《东方日报》
orientaldaily.com.my/s/248848

马哈迪说,一旦终止建造新隆高铁协定,马来西亚必须赔偿新加坡5亿元,但他不确定这个赔偿额是5亿令吉还是5亿新元——图与说明取自<早报网>,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原标题:取消隆新高铁应该慎行

      作者:邵宝辉(中国学者)




一项能够联通两国、创造双贏、“全面改变”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互动格局的高铁项目,已经签订合约並进入筹备运作阶段,说取消就可能取消了(后来马哈迪改称为搁置),说起来宛如儿戏,確实让人有点震惊!

毕竟隆新高铁的效能显而易见:2026年一旦建成投入使用,预计把往来吉隆坡和新加坡的车程,从约5小时缩短到最快90分钟,有望缓解马新陆路关卡一直以来所面对的拥挤问题,对於吉隆坡──新加坡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也是一种紓解。

不仅如此,根据大马高铁机构(MyHSR Corp)2015年的研究,高铁可对大马经济產生非常广泛的效益,到2060年可带来约210亿令吉的国內生產总值,並製造11万1000个工作机会。此外,根据高铁机构首席执行员莫哈末诺依斯迈的判断,高铁计划將为拥有高铁站的大马七座城市引来投资,这些城市分別是新山、峇株巴辖、麻坡、马六甲、芙蓉、雪邦和大马城。

可惜,就在两国人民憧憬马新高铁的美好前景时候,希盟政府上台之初,首相马哈迪就表示要终止隆新高铁计划,且自称是“最后决定”。首相同时表示,大马可能为此赔偿新加坡5亿令吉。必须承认,希盟竞选宣言中就提到重新审查前政府已批准的大型计划,然而这种近乎武断的决定確实是大煞风景!

必须对国人和新加坡有个交代

虽说换了国阵政府,希盟政府仍然是大马政府,有必要照顾到政策的连续性,合约不是不平等条约,具体操作起来必须顾及实际情况,不能掉入为否定而否定、想取消就取消的衝动陷阱中。眾所周知,契约精神就是重诺守信,所谓人不无信不立,国家亦然。在很大程度上,国家的诚信相比个人的诚信更加重要。

诚然,遵守合约条款就是守信,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继续合约建设高铁,还是取消合约按照违约条款进行赔偿,都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既然高铁项目有诸多一目瞭然的好处,而且已经订立合约进入实施阶段,那么突然取消合约或展延落实,都必须有充足的理由。

高铁合约存续事关大马国家信誉,也攸关大马人民福祉,因此,希盟政府所给出理由不仅针对合约的另一方即新加坡,同时也要针对国內高铁的受益地域。换句话说,希盟政府不仅要对新加坡政府有个交待,对高铁项目沿线大马公眾也必须有个交待。

如今见到希盟政府的公开解释,比如马哈迪说,这个高铁项目只是短程建设,大马需要支付庞大费用,却无法带来“一分钱”的回酬;財政部长林冠英对“庞大费用”的补充解释,是高铁高昂的建设成本及长期维修成本。毋庸讳言,希盟政府的理由並不具备说服力,还是过於牵强,与大马高铁机构的研究结论以及公眾的认知常识明显相悖。

“债台高筑”为由的说法站不住脚

前朝国阵政府造成的国库空虚债台高筑或是事实,建设高铁需要数百亿到上千亿令吉投资也是事实,但高铁带来的好处与收益绝非空口无凭。希盟政府凭什么就认为高铁不会有任何回酬?!

至於所需建设成本及维护成本,完全可以通过借贷完成,举债修路按揭还钱也有成功先例。前首相纳吉已指出,马哈迪当年领导的国阵政府在1988年举债兴建南北大道,拖欠的债务至今尚未还清,但南北大道有效带动半岛西岸的经济发展確是事实,因此希盟政府以债台高筑为由取消或展延隆新高铁,这种做法与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政府取消高铁,需要三思而后行

有道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用以改善交通状况,提振经济活力,最终增加人民的福祉。希盟政府厉行节约固然可以作为一条理由,甚至可以归咎於前朝政府,继续为本届政府拉升人气,然而,这已经不是希盟作为在野党联盟的时候。

一般而言,当年只需高调论政即可,现在需要希盟政府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作为,对內发展经济,提升公眾生活水平,对外拓展大马国际空间,营造良好关係。这些无疑都是对希盟政府的考验!

当然,不管马哈迪或林冠英都表示,大马现在终止高铁计划,但不表示將来不会重新审视这项计划。现在与將来其实是连接一起的,也许之前的取消/展延说法,只是一种检视或者谈判策略也未可知。无论如何,目前新加坡政府方面並未收到大马政府取消高铁的正式通知,证明两国还有机会好好谈一谈,而大马同样有重新审视的时间与余地。

取消隆新高铁项目,希盟政府需要三思而后行!

Tuesday, 26 June 2018

马哈迪重弹供新"生水"价格低得荒谬, 学者:为取消隆新高铁谈判增筹码

马哈迪重弹供新"生水"价格低得荒谬,
学者:为取消隆新高铁谈判增筹码

作者 / 来源:王恺雯 /《观察者网》(中国)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


【综合/观察者网 王恺雯】“我们竟然以每千加仑(约合4.5立方米)3分林吉特(约合人民币5分)出售水,我认为这显然是荒谬的。”25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时如是说。 

[<人民之友>编者加注:作者所用的“3分林吉特”一词,是令人费解的。林吉特(即令吉)是马币的“元”(Ringgit)单位的汉语(以及马来西亚华语)译词。马币1令吉即马币100sen(分),“林吉特”不是马币的代名词或简称。因此,本文中的“3分林吉特”一词,应为“马币3分(sen)”之意。特此予以更正]

作为与马来西亚相邻的岛国,新加坡有一半以上的用水从马来西亚输入。不过两国间供水协议自1962年达成至今,近60年间没有涨过水价,马哈蒂尔对此颇有微词。 

不过,新加坡并不打算谈价钱,该国外交部同一天回应称,敦促马来西亚遵守1962年达成的供水协议。 

据亚洲新闻台25日报道,马哈蒂尔当天谈到水价时表示,“这(3分林吉特)在上世纪90年代或30年代还能被接受,但现在你能用3分钱买什么呢?” 

马哈蒂尔称,马来西亚正在对这一情况进行研究,还将为此做一份报告。 

新加坡:需遵守1962年协议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柔佛州隔海相望,由于新加坡淡水资源稀缺,两国分别在1961年和1962年各签订一份供水协议,前者在2011年期满,后者则在2061年到期。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介绍,根据1962年的供水协议,马来西亚同意以每千加仑(约合4.5立方米)3分林吉特(约合人民币5分)的价格,每日向新加坡供应2.5亿加仑(约合113.7万立方米)的非饮用水。 

这份供水协议准许签署国在1987年,即签署后的25年检讨条款,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当时经过仔细考量,选择不调整水价。 

对于马哈蒂尔重提水价一事,新加坡外交部25日回应称,1962年签署的供水协议被列在新马1965年分家协议(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中,获两国政府承诺,并且在联合国备案。“双方有必要完全遵守这些协议里的所有条款。” 

马来西亚柔佛州供水给新加坡的水管  (图自外媒) 

25日晚,马哈蒂尔会见媒体时再度被提问供水问题,他澄清说,马来西亚并不急于和新加坡就水价问题进行谈判,“这并不紧急,我们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关注。” 

他也坦承,自己尚未和内阁讨论供水问题,“只是媒体问起,我需要回答媒体的问题。” 

学者:重启水价谈判可能性低

据《联合早报》报道,研究新马政治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研究员慕斯达法(Mustafa Izzuddin)以“麦克风外交”形容马哈蒂尔重启供水谈判的喊话。 

他认为:“马哈蒂尔是要从这个课题中捞取政治资本,争取国内马来西亚人对他的支持,包括那些在大选中投给巫统的选民。他也在尝试削弱前任首相纳吉布显著改善新马关系的政绩。” 

他指出,“如果新加坡坚持遵守现有协定,马来西亚也无计可施。切断新加坡的供水有违联合国授予、汲取水资源的权利。”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认为,尽管新加坡20年前就曾答应与马来西亚就供水问题进行讨论,但时隔20年,局势已经不同:即使新加坡仍不能在短期内实现供水自给自足,但与当时相比,答应再次商讨供水协议的压力已经减轻不少。 


为缓解水资源紧缺问题,新加坡利用生产和生活污水制造“新生水”,图为“新生水”厂

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书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25日也在个人社交账号指责马哈蒂尔重施故技。 

他指出,根据供水协议,马来西亚能以低价向新加坡购得净水,而实际上,马来西亚购入的水比协议多。“如果不划算,马来西亚为何那么做?马哈蒂尔此前任首相时,我们已反复讨论这个课题。他知道我们不会改变立场。” 

(观察者网注:根据1962年新马供水协议,在马来西亚向新加坡提供非饮用水的同时,新加坡则会提供处理过的净水给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其水量为24小时内向柔佛所抽取总水量的2%,价格为每千加仑50分林吉特) 

比拉哈里认为,马哈蒂尔此时提出检讨水价是一种牵制战术,以期正式通知取消隆新高铁项目时,能要求新加坡豁免或降低索赔。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5月28日,马哈蒂尔宣布会放弃(dropping)隆新高铁计划,并认为它没必要(unnecessary project),之后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不过,到了6月12日,马哈蒂尔又告诉日媒,隆新高铁计划只是被推迟(postponed),并没有取消(not cancelled)。他认为,以目前局势,马来西亚现暂无法承担这项计划,这也意味该项高铁计划的“门槛”还是敞开。 #



Monday, 25 June 2018

中国媒体报道:马来西亚媒体计算,取消中资高铁,要赔近造价一半

  中国媒体报道:马来西亚媒体计算,
取消中资高铁,要赔近造价一半

作者 / 来源:李焕宇 /《观察者网》(中国)

上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以下是<观察者网>报道的全部内容和原文插图——



这个月,马来西亚高铁工程的命运反转了。

据马来西亚“透视大马”6月23日报道,马财政部长林冠英称,当局已在中资高铁“东海岸铁路计划”上投入了200亿林吉特,因此准备重新磋商并调低成本后继续进行,而非取消。

而就在约两周前,马来西亚的另一大高铁工程——隆新高铁,也在马总理马哈蒂尔的改口下成了一个会被推迟而非取消的项目。

这与总理马哈蒂尔此前称要放弃高铁的表态有很大出入。据“透视大马”计算,一旦取消东铁,那么马政府将面临巨额赔偿金(220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358亿元),接近东铁造价的一半,马政府也是在发现这点后转持保留态度。

马哈蒂尔原计划要取消高铁

林冠英:付了200亿,不能随便取消

据马来西亚《诗华日报》报道,财政部长林冠英在接受“透视大马”采访时表示,由于已支付200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325亿元),因此新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选择不多”,他们已决定重新谈判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而不是取消计划。

“政府在考虑东铁计划的存废时其实选项不多,我们对东铁计划已投入200亿林吉特,就这样废弃是很不合理的。这是其中一项我们要重新磋商的大型发展计划。”

他还说,如果要政府承担高成本而继续工程,这是很难的,除非削减成本,只有更低的成本,东铁计划才会继续。不过,林冠英没说明政府尝试将计划降低至多少,或透露合约条款。

“让我们先协商。我们不能公开讨论这事,必须闭门协商。”

与此同时,据称要被推迟的隆新高铁也有了进展。林冠英称,政府正在检讨隆新高铁计划。

“我们已看过数据,有分为财务、工程和司法层面的。我们已研究前面2个层面了,现在交由总检察长探讨第3层面事宜。”

他称,这代表可能不继续推行,也有可能延迟推行。

林冠英 (图片来源:诗华日报)

按照林冠英的说法,“东海岸铁路计划”是马来西亚当局准备重新磋商并调低成本后决定继续进行的项目,“隆新高铁”则是当局将检讨以决定是否继续发展的项目,两者并不相同。

另据“透视大马”推算,若取消东铁计划,必须支付的赔偿金高达220亿林吉特,而且需要在3个月内偿还所有的贷款与利息,同时也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这正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双方尽量避免的情况。

报道称,根椐所目击的文件显示,这项计划的赔偿配套包括支付给供应商的款项、拆除成本、贷款本金,利息及承诺订购的耗材与服务。任何针对赔偿金数额的争议可能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但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更严重的是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所签订的合约。向该银行获取的贷款并没有终止条款,而且若因失信而终止合约,则必须在30个工作日内全额清还贷款。

报道称,马来西亚新政府原本准备取消这两项计划,但后来发现必须支付高额赔偿金而有所保留。


据《联合早报》报道,前首相纳吉布在2016年发表财政预算案时宣布东铁造价为550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894亿元),马来西亚元老理事会主席郭达因称,东铁实际成本远高于550亿林吉特,因为纳吉公布的550亿林吉特只是第一阶段的成本,若加上第二阶段工程的110亿林吉特及利息,实际成本将超过660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1073亿元)。

该工程由马来西亚财政部属下政联公司马来西亚铁路衔接有限公司(MRL)拥有,并由中国交通建设(CCCC)承建,目前工程已完成14%。东铁将从雪兰莪鹅唛通往吉兰丹哥打峇鲁。目前往来两地的车程约需七至12小时,预计2024年完工的东铁可把车程缩短至四小时。

东海岸高铁贵在哪?亏不亏?马媒算了笔账

自马哈蒂尔新政府上任以来,“东海岸铁路计划”的命运就备受关注,虽然新政府不断放出东铁不合理、风险高的言论,但又没有真的把话说死过。

对于这一高铁的利弊和成本问题,马来西亚《诗华日报》对此做了一番分析。


《诗华日报》称,有资料显示东铁原本价格约270亿林吉特,就算加上额外差价也不超过300亿林吉特,但为何纳吉布政府会以550亿林吉特签约?

报道认为,这显然是纳吉布故意“买贵”而非中国“卖贵”,因此,这多出的250亿林吉特最后会流入谁的口袋是很明显的,毕竟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完成“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战略,不会太有兴趣干涉马来西亚內政(包括金钱流向)。

另外,“透视大马”还指出,降低开销并非不可能的事,因为当中涉及的数个车站都是出于政治理由而纳入的。另外,通过更换铁路路线,也能降低成本。

那么,如果去掉纳吉布政府“买贵”的因素,东铁的利弊又如何呢?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 (图片来源:新华网)

《诗华日报》称,虽然“元老理事会”在经财务计算后认为,东铁一定会亏损,但是这样的计算忽略了一个普遍事实,就是基础建设通常都是亏钱的,真正赚的是打通不同区域的运输线来加强货贸的流通所激活的经济。

若基础建设处处考量利润,那很多计划其实是不能做的。

报道还称,目前马来西亚政治格局很明显分裂称东海岸和西海岸,如果借由高铁打通交通线,激活经济让该地段的人民走出封闭,其实对国家更有利,这无形利润更大。

东铁开工 (图片来源:透视大马)

因此,《诗华日报》认为马来西亚政府选择建东铁的概率比较高,因为马来西亚不会蠢到自绝于“一带一路”让自己国际经贸边缘化。

正如报道所说:“基础建设通常都是亏钱的,这也是政府责任之一,不然收人民这么多税干嘛?”#


Sunday, 24 June 2018

西式政党政治在亚洲遭遇滑铁卢?

西式政党政治在亚洲遭遇滑铁卢?

作者 / 来源:寒竹 / 《环球时报》(中国)


[作者寒竹,是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旅美学者]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20日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蒂尔表示,调查人员已经找到近乎完美的证据来指控前总理纳吉布。其实,自大选失败后不到10天的时间里,纳吉布就从马来西亚的总理沦为犯罪嫌疑人。

亚洲的政治撕裂

在亚洲地区,纳吉布并非个例。2018年4月6日,朴槿惠“亲信干政门”案一审宣判,被判24年监禁,罚款180亿韩元,而朴槿惠之前的历任韩国总统在卸任后几乎都未能善终;本以为能够成为唯一幸免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如今也面临着相关罪名的审判。此前,泰国前总理英拉被泰国最高法院判处5年刑期,英拉的哥哥前总理他信也一直被迫流亡国外。2017年7月15日,菲律宾监察专员办公室下令依刑法及反贪污法对阿基诺三世进行起诉,而阿基诺三世的前任阿罗约,因为涉嫌贪污和掠夺政府资金,在长达5年时间里遭遇起诉、逮捕、羁押,直到杜特尔特上台后才被无罪释放。

如此多的亚洲国家领导人在政党轮替交出政权后都被送入监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不是这些国家引进的西方政党政治出了问题。长期以来,西方的民主理论一直用“忠诚的反对党”来形容多党制中的反对党,并且把不同政党通过普遍选举来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替看作是西方政治模式的重要优势。但是,为什么同样实行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些亚洲国家及地区会出现领导人下台即入狱的情况?是因为它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西方式的政党政治,还是它们引进的西方政党政治在撕裂国家政治?

从时间上看,韩国、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很难说它们的政治制度还不够西方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建立的西方政党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政治撕裂的情况反而越加严重。从直观上看,它们引进的西方政党政治本身是有问题的。深入探究则可以发现,这种西式政党政治越是发展,政治撕裂的状况越严重。

政党政治的西方土壤

西方政党产生于议会政治,具备议会政治,才有为了获得政权的选举,才有为了赢得选举的政党,所以,西方各国政党产生的初衷就是要瓜分既有的国家权力,宗派性可以说是西方政党的应有之义。西方社会通常把早期的政党称之为小圈子派别(caucus party)。美国建国之初的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等都把政党看作是宗派的同义语。所以,西方政党政治从产生之日起就埋下了撕裂国家政治、撕裂社会的基因。

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分裂性弊端在西方社会初期受到很大的抑制和制约。西方国家总体上均属于先发国家,在政党政治形成之前,已经形成了主权国家。但在这个时期,社会大众尚未觉醒,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内部派别之间的争斗。这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精英圈子有着共同的利益、同质的文化和彼此交融的社交圈子。精英圈内尽管存在着利益之争,但几乎所有的精英都非常清楚他们有着不同于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利益。所以,在这个时期,精英圈子比较容易形成基本共识,“忠诚的反对派”(Leader of 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这个概念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在这里,“女王陛下、国家利益”其实就是精英集团共同利益的代名词。

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社会大众开始觉醒,政治参与的意愿日渐强烈,西方政党政治的分裂性基因开始恶性显现。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大众社会的兴起,由少数精英派别垄断政治权力的政党政治受到严重挑战。为了获得大众的支持来赢得选举,西方国家政党逐渐从政治精英内部的派别型政党,走向形式上的“全方位型”政党或“全民型政党”,每个政党都表示自己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由于每一个精英派别都是以全社会利益的代言人自称,精英派别之间再也难以形成过去那种区别于社会大众的精英圈子内部的共识。冷战后,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这就是弗兰西斯•福山提到的“否决政治”。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纵观当今西方各国,尽管“忠诚的反对派”这一传统还在,但已经式微而不复当年的影响。政党之间的激烈攻讦已经成为常态,立场与观点迥异的民粹主义也迅猛兴起。

为什么是亚洲?

为什么西方政党政治的分裂性基因在非西方国家及地区显现出的弊端远超过在西方本土?这是由于生产方式和历史文化的原因,家族政治在亚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家族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的结合则会加剧社会的派别斗争。此外,在本文提到的上述亚洲国家中,除了泰国外大都是在战后才获得独立,政党政治的建立与国家主权的建立几乎同步,精英集团内部从来没有形成过基本共识,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常常势若水火,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忠诚的反对派”概念很难在亚洲国家生根。在这么一种社会条件下实行西方式的竞争性多党制度,无疑会加剧社会的分裂。

在西方国家,竞争性多党制度的分裂性基因导致的是“否决政治“,是政府的效率低下。但在一些亚洲国家,则催生出了“宗派政治””家族政治“,政党轮替成了你死我活的派别斗争。由此看来,西方政党政治虽然产生于西方国家,虽然在西方国家也有着难以克服的严重弊端,但西方政党政治最严重的失败则可能率先出现在引进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Saturday, 23 June 2018

传播学者郭史光庆 向新政府建议: 开放数据应列为改革重点, 为人民留下更好政治遗产

传播学者郭史光庆 向新政府建议:
 开放数据应列为改革重点,
为人民留下更好政治遗产

作者 / 来源:郭史光庆/《当今大马》

发表于 2018年6月20日下午5点39分  更新于 2018年6月21日下午3点42分 



本文是郭史光庆在<当今大马>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原标题:开放数据应列为改革重点。文章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郭史光庆,曾在《当今大马》从事新闻报导长达8年。纽约大学新闻学硕士、陶氏奈特创业新闻中心(Tow-Knight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学人、谷歌新闻学人(Google Journalism Fellow)。目前定居巴生谷,除了制作数据与互动新闻,也成立了DataN为记者提供数据新闻培训。联络:kuangkeng@gmail.com,推特@kuangkeng。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第一天上任就表明,实现媒体自由是首要工作,而当务之急就是废除《反假新闻法令》,接下来的工作则包括检讨各项多年来钳制言论与新闻自由的法令,包括强制所有出版刊物必须申请准证的《印刷及出版法令》、多次被用来对付网络媒体的《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法令》,以及曾被用来逮捕新闻从业员的《煽动法令》。

除了解除政府对媒体的管制权力,哥宾星也计划成立媒体理事会(Media Council),把管制权力交回予媒体,建立媒体自我规范的机制。

这些主张犹如久旱逢甘露,但身为媒体人,我会习惯性地有所质疑,很快就会想到一系列的问题:法令怎么改?由谁来改?改的过程是否透明?咨询谁的意见?

当然我们无法要求哥宾星刚上任就能弄懂这些问题,但是政策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其细节与执行,因此长期的跟进与监督是关键。

另外,几个关乎媒体自由,但还未进入哥宾星改革议程内的包括:(一)制定《资讯自由法》以取代《官方机密法令》;(二)禁止政党直接与间接拥有媒体;以及(三)立法禁止媒体业被垄断。

开放数据是全球趋势

上述课题已引起媒体人的关注和讨论,我希望抛砖引玉,提出另一项可以推动媒体自由和施政透明度的重要改革,即开放数据政策(Open Data Policy)。

过去10年来,开放数据已成为一股全球趋势。一群环境科学家率先在90年代提出这个概念,由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即生态环境,是没有国界之分的,因此极力提倡各国科学家公开各自的地理与环境数据,以促进资讯交流,让同行对全球环境现象有全面的了解与分析。

90年代崛起的开放源(open source)运动也进一步推动开放数据的发展,但是真正把开放数据推向主流的却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两届8年任期内一直都把开放数据视为改革重点。


奥巴马在2009年1月20日首次宣誓就职总统的第二天,就向政府机关颁布备忘录,宣告“由联邦政府所管理的资讯是一项全国资产”,启动开放美国政府数据的大工程。

同年5月,美国政府正式推出汇集各个政府部门数据的开放数据中心网站data.gov,从此之后各国政府纷纷效仿设立各自的开放数据中心网站,包括马来西亚联邦政府(data.gov.my)。

奥巴马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首年,也就是2013年,颁布新的开放数据政策,列明所有联邦政府数据从被收集或创造的那一刻开始(by default)就必须开放给公众读取,除非另行说明。

有助推动参与式民主

这项政策完全颠覆“政府知道最多”(government knows best)的传统施政态度,过去政府官员为了维持高高在上的官僚姿态,因此不愿意公开政府数据,以逃避人民的质疑与批评。

事实上,和其他公共设施一样,政府数据是靠纳税人的公帑创造与收集的,而且收集的对象就是人民,最终依靠数据来拟定的政策也是落实在人民身上,因此人民没有理由无法获取这些数据。

开放数据政策之所以受到奥巴马的重视,并迅速获得其他国家的接纳与推行,除了能够提高施政透明度以降低黑箱作业与贪腐,另外的两项好处则是鼓励参与式民主和释放新的经济价值。

举个例子,前朝国阵政府在2017年10月宣布在雪州和柔州各增建5所新华小,同时允许6所微小搬迁,被当时的在野党抨击为选举糖果。

如果政府能公开全国每所华小的学生人数,以及全国地区的详细人口统计资料,包括种族比例、年龄和收入等等,以及这些数据在过去10年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分析究竟这10所新华小的地点选择是根据地方需求还是政治计算。不仅如此,民间团体和学者甚至可以协助政府找出什么地方最需要哪一种学校。

在许多拥有开放数据的城市与国家,可以看到人民发挥创意,利用开放数据协助打造更美好的家园。


纽约市政府的开放数据团队就在今年举办了一项比赛,邀请民众利用市政府的开放数据来创造惠民项目。其中就有参赛者利用纽约市的树木数据库,开发应用程式,用户只需输入地址,程序就能根据过往的记录,显示哪一种树木在该区的生存机会最高。这个工具能协助市政府决定在美化市容时应该采购哪一种植物。

释放新的经济价值

在经济价值方面,欧盟属下的欧洲数据网(European Data Portal)指出,欧盟区域的开放数据将能在2016至2020年期间创造高达3250亿欧元(相等于1.53兆令吉)的新市场

该组织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开放数据可以催化私人界开发创新服务以及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奥巴马在宣布美国开放数据政策时就表示,创业家将利用开放数据创造出我们未曾想象过的产品与服务。举个例子,星巴克就利用美国政府的各地区手机使用率数据来决定在哪一家分店推动手机应用程序促销更有效,以及根据天气数据策划在大热天时进行法布其諾(Frappuccino)促销

全球推动开放政府

开放数据运动于2011年通过“开放政府合作组织”(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的成立正式进入东南亚国家政府体系内。这项国际计划由8个国家政府发起,包括美国以及我们的邻国菲律宾和印尼,目前已拥有超过70个成员国。

要加入计划的政府必须符合各种条件,包括透明的财政预算、立法赋予人民获取政府资讯的权利,以及政府要员必须公布财产。成功加入的成员国还得提交经过公众咨询的行动蓝图,然后定期汇报进展。

根据“开放政府合作组织”截至2017年的资料,马来西亚政府只取得63分,达不到75分的最低入会资格(详情见此文件)。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并没有漠视这股全球浪潮,在2014年急急忙忙地赶搭这趟列车。首相署属下的大马行政现代化及管理策划单位(MAMPU)在该年推出了马来西亚本身的开放数据中心网站data.gov.my,并找来作为英国政府数据顾问的非盈利国际机构开放数据研究院(Open Data Institute)成为合作伙伴,规划与推动大马的数据政策。

之后首相署在2015年发出《公共领域开放数据的执行》通令,要求所有政府机关,包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执行开放数据政策,并详细说明执行方式。

MAMPU也在2016年找来世界银行针对马来西亚进行“开放数据准备度”(Open Data Readiness Assessment)评估,鉴定大马开放数据政策的弱点并提出建议。这份在去年公布的评估报告指出,马来西亚推动开放数据的主要两项阻力来自于拥有数据的主要政府部门没有给予支持,以及没有明确的法律框架作为开放数据的法律依据。

数码经济的改变推手

只要看看马来西亚开放数据中心网站data.gov.my上所储存的政府数据集(data sets)的素质,不难发现开放数据政策只是虚有其表。


我的主要工作是制作与推广数据新闻,因此经常使用国际与各国的开放数据网站。比起其他国家,由MAMPU建立与管理的data.gov.my的实用性大不如人。

它更像是一个数据夜市(pasar malam),虽然汇集了各个政府部门的数据,但是内容杂乱无章、零零散散,多数数据集都不带说明,同样种类的数据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更没有连贯性(数据的年份不一)。我怀疑各部门的负责人只是为了应酬通令,而随性地把数据汇集张贴上网。

开放数据必须有《资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作为法律依据,承认人民获取政府资讯的权利。希盟早已在执政的雪州和槟州制定这项法令,接下来要在国会通过应该也不难。

但是比起要求政府主动公开资讯免费任人使用的开放数据政策,《资讯自由法》的执行却是被动的,尽管它赋予媒体和公众获取政府资讯的权利,但他们首先得提出索取资讯的要求,因此两者应该并存成为一个配套,才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获得最大的保障与实践。

《经济学人》把数据比喻为新时代的石油,是数码经济时代成长与改变的推手。

希盟新政府要修复国家经济,就必须认真探讨这项资源的管理,尽快改善现有问题并找出加速发展的方式,因为大马在这方面已经远远落后邻国印尼、新加坡与菲律宾。

根据由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Tim Berners-Lee)创办的互联网基金会(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所公布的最新2016年“开放数据晴雨表”(Open Data Barometer),马来西亚排在全球114个国家当中排行第53,远远落后于菲律宾(22)、新加坡(23)和印尼(38),而且大马的排名是逐年下滑,从2014年的41跌至2015年的51,再到2016年的53。

下而上推动开放数据

因此,我希望哥宾星在恢复媒体和言论自由的当儿,也一并将开放数据考虑在内。目前开放数据只是MAMPU的众多工作之一,而MAMPU是臃肿的首相署底下的一个部门。

因此,除了立法通过《资讯自由法》与检讨现有的开放数据政策,内阁可以把开放数据列为优先处理的事项,成立一个专属部门直接向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报告。接下来就是逐步修改现有政策,以获取加入“开放政府合作组织”的资格,然后根据该组织的要求,在咨询其民间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后拟定行动蓝图。

另一方面,希盟也可以选择由下至上的方式来落实开放数据,先从地方政府开始,尤其是人口较多、互联网使用率较高的城市。地方政府的数据往往最能引起公众的兴趣和使用,因为它们最贴近日常生活,例如食肆的卫生评分、水患与火患案件、路坑地点和修理速度等等。

如果执行得宜,地方政府开放数据所带来的效果甚至能引领中央政府的政策。美国纽约市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在开放数据发展方面的步伐比美国联邦政府更快。

为了确保每个市政府单位都公开所有的数据,它甚至立法规定市长办公室必须每年检查3个市政府单位,审核它们是否已公布所有应当被公布的数据。

如果希盟政府可以在各层级政府机关内有效落实开放数据的政策与制度,其效果不仅带动媒体自由、公众知情权和经济转型,更可以改革前朝政府遗留下来的贪腐封闭官僚文化,领导公务体系走向更透明、开放与现代化的施政态度。

比起那些一纸通令就可以取消的大型计划或政策,这将是希盟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遗产之一。



Friday, 22 June 2018

AI已经开始动摇“民主政治”——一位政治学者对AI人工智慧革命的一些思考

  AI已经开始动摇“民主政治”
——一位政治学者对AI人工智慧革命的一些思考

作者 / 来源:朱云汉 / 观察者网 (中国) 


[ 本文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在台湾“中技社基金会”今年2月会议上的演讲。小标题为<观察者网>编者所加。

<观察者网>感谢朱云汉教授赐稿,并申明本文部分内容已按中国大陆读者语言习惯修订,修订部分未经作者审核。

主持人、陈校长、各位嘉宾各位先进,今天我站在这个台上,事实上是完全被逼上梁山,陈院士非常恳切地要我来做这样一个演讲,我只能说他大概觉得我春节没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就丢一个很大的家庭作业给我。 

当然,我过去也思考过AI相关的问题,不过从来没有准备要做这样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论述,我可能也要感谢他逼着我有机会去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文献,以及自己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思考。可能还不成熟,我今天也很高兴有机会来就教于各位。 

今天的演讲,因为只有40分钟,我会尽量精简一点,前面会讲一些关于AI以及跟AI非常密切相关领域的科技的、未来的、巨大的、潜在的爆发力。先谈一些它已经在政治领域里面产生的、我们看得到的影响,这是一个具体的线索,一方面是对于民主政治运作的影响,而更广义来讲,对国家职能、政府机器,它的运作,整个影响绝不下于它对所谓商业模式或是企业组织的影响,应该说有一些地方是非常雷同的。                                                                                 
作者供图,下同

AI革命包括哪些方面?

但是我认为AI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的难题。我把它称为革命,因为我觉得它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颠覆性的、爆炸性的影响,改变我们人类将来整个社会运行的方式跟社会的价值观念。 

人类社会将来怎么样能够有智慧地因应这几个大的难题,我觉得会对人类的历史,不仅是对台湾,对我们70亿人都会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甚至我有一个比喻,我们可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通往更接近理想的乌托邦还是通往奴役之路,可能就在这个未来的几十年里面,可能我们就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这是严肃的挑战。 

我先讲几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为止,当我谈这个问题要有一个范畴,并不能把所有科技发展纳入,或是仅限于所谓狭义的AI,这两个都不是很好的切入点。 

我认为其实它具体表现在:生产、制造各方面来说,智慧机器人是未来的趋势;大数据我想也是,因为大数据将来随着下面会讲的万物联网(Internet of everything)所能创造的浩瀚,用天文数字都不足以描绘。它的数据复杂跟它的巨大已经超过我们所谓人的智慧跟分析能力,无法消化、整理,所以必然是要依赖AI,它的巨大的算法能够非常有效率地去处理大量数据。 

另外,AI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深度学习,说不定不久之后它就真的能去模仿人的很多一些重要的基本能力。到今天为止,机器还没完全替代,特别包括语言,它不仅是一种辨识,也包含沟通。 

将来它的算法跟它计算的速度要求越来越高,所以量子运算(quantum computing)将来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因为它会让AI的潜力可以发挥到更极致。 

所以这几个我认为都是相关领域,就是说跟AI革命是不可分割的。 

AI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在这个范畴里面,很清楚,对于所谓民主政治运作,它已经出现各种正面的,但也带来很多负面的作用。 

首先呢,就技术上来讲,运用AI的技术在选举预测方面,相比传统的民意调查已经展现出其优越性。在很多次关键选举中,包括英国的脱欧公投,AI的预测都比专家和民意机构更加准确,也包括川普的当选。 

Sanjiv Rai他就是一位在AI领域里面非常有创意的工程师,也是一位企业家。他从2004就开发MogIA,这也是会自我学习的一套算法(algorithm)。自从他架设以后,就让它自己去修正,根据事前跟事后的资料修正,用大数据,用facebook还有其他social media里面百万笔、百万笔的数据,去采集里面各种讯号,然后来看每个候选人在每一个选区得票的吻合程度,所以它成功预测了川普的当选,令所有专家跌破眼镜。 


也可以说川普的当选里面也运用了AI的技术,事实上,在竞选上来说是一个巨大突破。他可以跟很多拥有个人信息的公司买信息,所以他对每一个家庭里的基本政治倾向,平常看什么杂志、听什么收音机,大概都可以掌握。然后就考虑他有这种心理特征、有这种心理倾向,我怎么刺激他?怕移民的就散播一些移民,有可能小偷、有可能强暴,让你很恐惧的信息,让你更反移民。这里面的操弄其实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完全是量身订做。 

他派出志愿工作者去挨家挨户拜访时,电脑上已经知道这一户从来都是投民主党,放弃,不要浪费时间,下一户是可以争取的,再下一户是你要跟他稍微随便谈什么问题,应该从什么问题切入,每一个挨家挨户拜访的都有这样一个personality profile(个性侧写)或psychological profile(心理侧写)。 

拥有这种技术的公司,如Cambridge Analytica也发了大财,现在很多国家的竞选团队都找他们去运用这样的大数据跟AI所提供的技术,从某种程度来讲完全是操弄选民,选择性地给选民特定的刺激,而且通常是运作他们的情绪、恐惧或者说一种仇恨。 

所以也有学者针对这样的趋势非常忧虑,像Harvard毕业的Cathy O'Neil就写了一本书叫《Weapon of math destruction》,用数学,也就是算法对民主政治带来极大的摧残,因为民主它原本是希望每一个选民,或多数选民,或中间选民能够做独立判断。今天很难做独立判断,因为你的信息来源太混淆了,而且真假莫辨,网络上的一段影片,让你看得义愤填膺,但后来发现是经过加工处理的。 

所以虚拟跟事实间的界线在网络上可以说是非常模糊,而且大量的假新闻恶意中伤谣言,可以很快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传播,等到已经传播出去了,传了千里之后你再来消毒是非常困难的。 

很多一般人使用网络的习惯或是阅读习惯也改变了,主流媒体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以前主流媒体都会扮演gatekeeper(看门人),就是可以过滤,太偏激的、太离谱的不报导,但现在这样的功能已经被社交媒体取代了,结果很多人就变成跟自己属性、观念或偏见类似的人相互取暖,整个社会里面变成对立性更强,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数位部落主义”,也就是说,每一个对其他群体有偏见的人,彼此之间相互增强,而且跟他仇视的、疑惧的其他团体,基本上完全没有交集,也不往来,也没有共同分享的信息平台,这些问题都很严重。 

当然AI的技术跟大数据也带来一些可能潜在的正面作用,可以把政治过程、政治人物的言行更透明化,而且让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留下记录,而且也可以及时查证。 

像加州已经设立Digital Democracy网站,很多资料跟进,先从州这一级的政治人物的言行举止开始,然后另外再配一个有很好功能的网站叫做Politifact。这个Politifact,收集各式各样的基本信息跟数据,而且这些是正确的,政治人物讲任何话,里面有涉及到任何事实陈述的,马上就用这个网站主动去做查证,他讲的是对或是错,还是完全对、完全错。 


比方说Hillary,他在竞选期间所有的言论都被AI功能的事实查证的网站公布,他的指标多少,他是完全正确的28%、基本上正确的23%,接下来,当然就是只有一半正确,或是基本上不正确或完全不正确。如果是Trump的话,记录比这个更差。 

这的确增加透明度,增加我们纠错或查证的能力。不过问题是,很多中间选民或一般选民,他们不见得有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去追踪这个信息,就算举证出来了,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政治人物的言行?还不清楚。 

AI对国家运行的影响

另外,我想要谈的就是,人工智能本身的来临,今天上午已经谈了很多,影响整个生产方式、商业模式、企业组织对不对?其实对国家也是这样,因为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大的官僚机构,所以如果AI技术全面引入政府体系的话,一方面国家的管理能力可以跳跃式升级,另外一方面人力可以大幅精简。 

还有一点,从某个角度来讲,假设没有隐私权保障的边界,国家可以对全社会进行数字化管理,都没有问题,所有人的身份识别是全覆盖的,所有的基本活动记录是可以全天候的,你什么时候出了大楼的门、什么时候上了什么车、坐什么公车从哪一站、几点钟下来,其实都可以留下记录和足迹,甚至你参与的经济交流、交易等等。也就是说,将来一个城市,如果要利用这些大数据、这些动态流量的数据去做管理,是非常超级的智慧管理能力,对不对? 

但它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很不幸它也有保家卫国的国防功能,将来战争形势会非常可怕,没有声音、没有烟硝的战争。支撑运算能力跟储存基本信息的服务器,它的安全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所有信息在这个东西里,今天可以把它完全摧毁或是瘫痪,整个社会就停摆了。假设,将来所有的地籍资料跟所有的房地产、所有权资料都只有digital没有hard copy的话,如果资料被“黑”,这个社会就天下大乱了。 

我们当然很高兴将来可能有自动驾驶汽车,说不定所有的驾驶都是自动化的,但从安全角度来看,如果指挥这些驾驶的AI系统被侵入、被改造,每一部车都可以变成一个袭击者,变成攻击社会最有杀伤力、而且无所不在的武器。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都是AI革命带来国家职能里面各种不同、可能的巨大影响。 

再举两个很直接的例子,也是我自己亲自做过考察的。过去2年,中国大陆海关机构已经完成全面智能化,现在基本上,就是线上报关、线上核准。以前所有的海关就跟我们一样,比如说我们基隆关、高雄关,对岸也是一样青岛关、上海关,然后下面还有分支,然后都是属地的,由人工来做抽检,其实照理说,全部都不需要。 


而且机构的信息系统对一个正常或是经常有进出口记录、有报关记录的企业,它所有过去的记录几乎都一清二楚,如果过去每年这个时候大概会进多少钢料、进多少铝材都很清楚,而且今年的数据没有特别奇怪,一定自动审核过去。事后可以追踪你,可以从将来的出口记录里面看你进这么多,怎么会没有出,或进这么多,怎么会没有库存、没有销售额,这一定是有问题。何况这个货柜其实从长堤港出关时,两地的海关基本数据已经串联过来了,重量多少一清二楚,一进关,用电子磅秤一秤,重量有一点变化是可能的,有些东西蒸发掉或怎么样,只要偏离正常的,标准差的误差区间,马上可以抽查,所有东西都是电脑化的。 

所以中国海关现在有个最大的困扰,要这么多公务员干吗?没事做了。第一个派你去甘肃扶贫,下乡当插队干部,或做辅导工作,转型为信息服务。既然我们有那么多数据,我们就是一个经济数据服务公司,我可以做很多宏观预测,提供给国务院做参考,也可以给厂商,你需要什么样的分析,我可以帮你分析,只要跟进出口有关的数据通通都有。 

有人说我要预测川普当选,我根本也不需要用追踪social media,我只要去义乌收集一下,厂商接下的订单,川普的帽子跟Hillary的帽子哪一个比较多,要是有川普LOGO的帽子4倍于Hillary,你就知道川普大概会当选。 

总而言之,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政府过去用人工审核,基本上就跟银行或保险公司一样,其实都可以被替代,连申诉都可以由AI替代。 

当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阻力之大你可以想象,问题是科技在那个地方,带来这样一种可能性,像有些地方有些机构已经在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比如说深圳海关的智能通关系统的中控中心,这是全世界负荷量最大的,为什么?因为蛇口本身就是全世界五大货柜码头,香港第三大,香港很多货运也是要经过这里转运到内地,所以深圳海关这边的货柜量是天文数字,但是现在完全可以用这样的智能化处理。 

我刚刚提到,国家机构将来可以对社会做无死角全覆盖性的动态管理,举例而言,中国大陆公安部门已利用最先进的脸部辨识技术,加上二代身份证,收集所有脸部的特征,可以对13亿人在3秒钟内辨识身份,准确率已经超过90%,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 

又如,某个小偷他离开现场,但有被看到,追踪之后,不到几秒钟,接到报案的公安就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而且AI还可推算他最可能逃亡路线有三个,警方去这三个地方等,就可以等到他,所以十几分钟就可以归案。 

美国FBI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例如破Boston爆炸案也都需要,所以联邦调查局现在也要为4亿多人建立脸部辨识系统,当然,这个系统也带来很多其他方面的顾虑。 

AI带来的五大政治难题

今天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正在发生中的AI在政治领域的一些作用,但我今天真正要讲的是,下面这个大的重点。事实上,我觉得AI技术及其潜力带给我们人类社会一些难题,我归类成五个非常大的政治难题,也可以说是整个社会面对的不管叫制度也好、规范也好,或是根本价值选择的难题。 

第一,将来政府有可能具有超级智慧能力,全面的社会数字管理能力,而且几乎已经可以说是不可挡,尤其万物联网之后,你的足迹就在那里,反过来说,就是整个社会是一个超透明社会,人类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个社会。有时候想,也许天堂就是超透明社会。这个超透明社会就是,一个人已经不能做什么坏事情,而且也没有空间让你做坏事情,因为你所有做过的事情都会留下记录,而且很难去改变。 

第二,未来是一个所谓数字的经济,在这个经济里面,原来我们讲传统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以前是土地,再者是劳动,然后是有形的固定资产,后来有人加上管理或其他的,但将来所谓无形的,尤其是数字资产,会是整个社会生产里面最关键的因素,所以变成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而这种生产要素有什么特性呢?他的复制成本是0,没有稀缺性,那就颠覆整个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是奠基在稀缺性上发展出来的学问,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以后社会里面AI带来巨大的生产技术突破,经济果实怎么分配?这是一个最关键问题,等一下我会讲。 

第三个问题,将来我们人类的命运,会逐渐进入零边际成本社会,可能走向分享经济、共享经济,有点像是社会主义乌托邦,但也有可能走到一个比我们现在看到更严重的贫富落差,两极化的数字资本主义,这两个可能性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怎么选择,或是说我们今天做什么决定,会影响将来更有可能往哪个方向做社会制度变革的路线。 

再往更全球的范围来看,像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他已经做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大胆实验,然后也会充分掌握AI带来的巨大潜力,可是大家可能知道,全世界70亿人里面还有一半连网都没得上,所以再讲所谓数字落差,会有另外一个新的面向,就是说,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有AI的协助,而如虎添翼,其生产力可以天文数字般的倍增,这落差将来要怎么处理。 

第五,是一种比较阴暗面的,但我们也不能不面对,就是如何确保AI的和平使用。因为AI对世界的和平或人类的生存来说,潜在的毁灭性会超过核武器,核能技术和平使用一直都是我们把这个妖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后一个巨大的难题。而AI的和平使用会比引导核能和平使用更难,为什么?因为监控核能有没有和平使用比较容易,譬如说核试爆,或是说核武、高浓度铀的囤积,这些基本上都能够追踪,但是AI驱动的无形中杀人的武器,可以小到像一只小蜜蜂,释放出几百万个小蜜蜂,每个甚至可以锁定特定的对象,并把他消灭,这都做得到。 

我们能否适应透明化社会?

再来谈几个我已初步思考过的问题。首先,我想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就是超级透明社会已经到来了,而且将来会更透明、会巨细靡遗,从出生到死,一生下来就可以做DNA检测,并马上把DNA序列放入电脑,所有潜在的健康问题可能事先可知道,如,可能有多少几率得到癌症、正常情况下平均寿命在什么区间,所有的健康、言行、消费都可以被记录,但并不是说一定被记录。 

当然好处是说,将来只有电子钱没有现金,现在很快丹麦、瑞典要走全电子货币,以后现金会完全禁止使用,就消失了,就不能腐败了,对不对?财富要藏匿也不容易,也许可以藏到国外,但如果,有一个全球性的合作就很难,企业很难逃税,黑社会也很难买卖毒品。所以为什么比特币其实很有用,不想要被透明化就可以用他匿名、加密。 

你要这样想,一个超级透明化社会再搭配一个超级智慧政府,例如AI给他一个巨大的追踪分析监控能力,我们把他称作夜不闭户、讲信修睦的人间净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个人自由就可能彻底消失的一个极权社会,这是两面性,我觉得我们避免不了。 

另外,很多社会制度就必须要统一设计,或至少要作大幅的改变,以前选出100个、200个议员,帮我去监督政府,顶多再配上几个助理,再加上审计部门等等,这种监督方式跟超级透明社会、跟超级智慧政府相比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就必须要有不同的设计,才能制衡有那么强大数字管理能力的政府,以及中间可能出现的弊端。 

有几种设计,一种是去中心化,就是不要把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垂直管理的官僚机构。另外一种是以强制强,制衡机构本身必须也要有这个大数据资源,也要有等量的AI,靠算法跟深度学习能力,用AI检查另外一个,否则,很多AI将来会变成黑洞,因为根本不知道复杂算法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它产生偏差化,源头在哪里?有时可能用人工也已处理不了。 

还有就是从AI的设计规范开始着手。AI本身就应该要有一些基本规范,所有涉及到基本功能的,譬如健康、人身安全、教育等等,里面就要开始内建功能,自己会去作自动介入或自动纠偏。例如,在里面出现一些讯号是我们认为偏离合理的法律或道德规范的,就会自动去纠举。 

另外,在一个高度透明社会,很多过去社会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因应。 

以前社会保险的观念是,“我不知道自己未来能承担多少可能的风险”,到底我会不会得癌症?还是我会很健康活到几岁?没关系,大家都一起以公平、等比的方式来分摊保险的支出。 

可是以后不一样,若你父母亲给你的基因好得不得了,你得癌症基因很小,可以活到99岁,另外一个人的基因则所有的健康问题都出现了,若是民间保险公司,可能就说对不起,这些人我不要保,而拼命保基因好的人,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透明的,所以显然这些风险分担的制度都必须要重新设计。 

另外,既然每个人一言一行都会有记录,如果社会又不给多元的包容性,那问题就很严重,你将来去应征工作,人力主管也许会要求你签一个同意函,同意可以调出你所有资料。假设,我在高中时用非常粗鲁的言语骂我旁边的女生,这些记录都在。所以我们本身要去适应这样一个超级透明化的社会,或是用什么方法进行一种所谓“数字更生”,就像一个受刑人,给他一个新的身份证一样。这些问题都会出来,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地方。 

人类正处于十字路口

我们面对社会变迁,或社会制度变革的选择难题,是因为今天的AI技术,基本上还是在资本主义内。当然,部分是国家主导,因为主要用在国防或是境内安全管理。如果我们完全只是放任眼前垄断性的数字资本继续往前走,不仅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会变得极为可怕,富裕国家跟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也会成为比今天更大的鸿沟。 

反过来说,AI也有积极面。如果能够有新的社会契约跟新的国际规范,让数字科技的生产力快速提升,以及我们讲的trickle-down(涓滴效应)或普惠性的效益能够全面释放,那真有可能透过AI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向分享经济跟社会主义的大饼。这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经济学以前最大的问题是稀缺性,现在数字资本最大的特性就是复制成本非常低,或接近于0。 

我举个例子,在过去30年的高速全球化中,已经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力量或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已高度集中在非常少的企业手上,这个现象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以前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比方Rockefeller等,但是像目前这样,在全球范围里经济力量如此集中的状况是前所未有的。 

这对我们生活面向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如对就业、经济福利、社会安全、食品安全等等都是无远弗届。如果今天用国家的收入可以跟企业营收作等量齐观的指标,也就是,政府是一个经济实体,企业也是一个经济实体,政府有它的收入、企业有它的收入,这样来比的话,全世界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70个都是企业。譬如,Walmart的营收全世界排名第10,其营收要超过西班牙、澳大利亚、荷兰政府等等的收入,所以这已经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单一的管制措施,或是公平市场规范可以控制的事情,这只有美国、中国、欧盟还有可能,但是如果三边不合作也很难,不然就要更高层次的国际组织。 


而且有人说AI会带来decentralization(去中心化),但是,如果AI因为智慧财产权(知识产权)的保障、因为独占性的平台垄断,那么去中心化不一定会发生,相反可能会再高度的中心化,这个可能性都存在。 

Jeremy Rifkin的著作《零边际成本社会》已经出版好几年,这本书也有中文翻译,大家若关心AI的未来,我高度推荐这本书。 

当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如果是数字的,不管是数据或算法,会有什么情况?比方,AlphaGo或AlphaGo Zero可以打败世界排名第一的棋士,一旦被设计出来,那可以让它同时变成1,000个AlphaGo Zero,或是10,000个,只要有一个大电脑跟它配合就好。各位想想,若要产生10,000个像张栩这样的世界级天才棋士是多么不可能,但是对数位来说,只要一个按钮就可以复制。 

在这个情况下,它可以让生产过程中的边际成本不断下降,而且接近于0,按理价格应是不断下降也会接近于0,很多商品会接近免费,而且可能在有如此的技术条件之下,剩余跟充裕会取代稀缺,所以整个过去资本主义的逻辑会被颠覆,除非掌握这些技术的人要排他性地垄断、独占,特别是运用所谓的产权或专利。 

所以这本书里面特别描绘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我们可以让普及所有人的经济福利释放出来,或许将来会进入一个完全和以前不一样的社会,一个零边际成本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大多数人,可以透过参与互助、交换跟分享,就可以满足基本需求,而且不需要再去依赖朝九晚五固定的工作,或是说必须花非常多的时间参与劳动市场,然而,这个可能性能不能出现?不知道,要看我们将来的制度跟法律怎么设计。 

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从好的方向来想,未来可能不仅是跟数字有关的生产要素成本会越来越低,因为能源是大众日常生活消费占比很大的一个支出,将来自给自足的可能性也都存在,甚至可以在自己的社区、住家种植基本需要的蔬果,这些也可能都存在。现在有人工光合技术,而且照料收成的是机器人,在家也还可以3D打印,一些小物品可以自己制造。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本身所谓靠刺激消费动能会减弱,很多人会退出商品市场的机制,尤其可透过分享跟交换就可以满足需求。 

专业的服务也是一样,比如专业理发师,可在社区帮很多人理发,累积社会点数或社区数字货币,再用这些点数或是数字货币去换很多东西,如交换绘画学习、小孩上英文的课程等等。时间银行就是这个概念,而现在只运用在照顾老人范畴里面。所以这种可能性将来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未来的运算能力、储存社会交易记录的能力,以区块链技术多大的量都没有问题,一目了然,而且不能篡改。 

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跟哲学家,最光明的时代也来了,有那么大的一种全新想象空间,或许可能一下子没那么快变,但是很值得探讨如何运用在这样一个新的技术条件跟社会条件之下。 

另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稍早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讨论,但我觉得都还不够系统化也不够深入,就是面对一个数字经济或数字社会,需要新的社会契约,甚至要改写有关基本人权的一些基本规范。 

我举最典型的例子,每个人所生成的所有数字信息,包括DNA序列到所有的消费行为数据等等,各种不同的生活足迹,如果只是单笔来看,好像没什么价值,反正数据库里面1,000万人,少我一个算什么;但是反过来讲,我一旦能够收集1,000万人的时候,这个数据库就非常有价值,如果1,000万糖尿病病患的医疗历史都在这里,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基因,用什么样的药可以产生什么效果,这里面再去撷取各种经验法则,全世界最好的医生都比不上,而且这种人工智慧的医疗诊断跟判断,边际成本是很低的,服务1万人跟100万人、1,000万人,其实成本增加很少。 

所以,第一,如何使技术不只让收入最高的1万人享受,而是能够让1,000万人都能享受,这是一个难题对不对? 

第二,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对这个大数据资料的生成有贡献,可能包括很多方面,如我的消费行为、人生智慧、交友、政治参与及医疗历史等都在里面,我要知道它收集我什么东西,而且我要知道它存在哪里,我自己有权利随时去取得。 

既然这个1千万人也好,1亿也好,大家共同贡献出非常多高附加价值的信息到大数据库,未来这个大数据所衍生的附加价值的净利应该归谁?应该有个制度,至少要有相当一部分,或是很大的一部分要平均归给每一个当初贡献的人。 

但这是一个集体性资产,因为这个资产只有在大规模集体同时贡献时才有价值,如果只是个人数据,没有多少交易价值,也没有分析的价值。所以,如果我们一辈子所产生的所有数字信息,可以贡献于几万个不同属性的大数据集合,在每一个数据库里,我都应该有一笔小的股份,尽管那个股份是1,000万分之1,但因为生成出来的是有价值的信息,它所产生的各种经济交易的利润,如果有一套机制可以回馈给每个人,我认为这就是数字时代的基本人权保障,这是目前为止没有人讨论的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google、amazon不希望大家讨论,他们希望大家在注册帐号时就签一个同意声明,接下来就不用管了,这个信息他们拿去做什么、卖给谁,跟什么信息混合在一起跟你无关。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大企业,其实包括百度和阿里一样,他们现在变成政治说客,影响政府的很多法律,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并不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这么重要的基本人权很少有系统性论述,这是非常大的理论缺失。 

AI时代的人类典范

最后我要谈的一点就是,零边际成本可以造就共享社会,其实分享经济已经到来,只不过现在还在很小的范畴里面,而且我们已经受惠了。人类现在最大的知识储存库是什么?就是维基百科,所有人都可以贡献,也可以享用,这是一个最典型的数字时代共享经济,而且没有人宣称这是属于谁的知识产权,因为它不能作各种商业的、盈利的使用,也不能主张copyright(版权),我们把他叫做copyleft(版剩);就是一种开放式、自由版权或开放版权。 

所以我认为,将来在学校里面教育下一代,21世纪我们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或是典范,不应该是Bill Gates,对不对?他能累积千亿美金资产,因为他完全占用、利用了零边际成本的所有好处。如大家买一台电脑附加microsoft,而附加的边际成本只需几分美金,可是因为微软是独占,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微软不跟大家分享获利,而变成他跟员工与股东的分红跟股利。我不是说不需要激励这类创业家,但其实不需要激励到这个程度,照样可以让很多人愿意去贡献、愿意去投入心血,而现在这个激励制度完全是彻底扭曲了这个社会的价值分配制度。 

我们讲Khan学院创办人Salman Amin Khan,或是像维基的创办人,我认为这才是21世纪典范,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变成一个亿万富翁,因为这个线上数学教学,后来扩充到物理等很多领域,是学习效果最好的线上学习互动软件,免费开放,现在连非洲的小孩只要能上网,都可以透过此网站学习各种微积分、几何、英文等。很多硅谷的人认为,Khan学院将来如果变成一个完全商业模式的,它的IPO可以价值几百亿美元甚至更高,但Salman Amin Khan拒绝诱惑坚持免费开放学习政策。所以,在数字经济的零边际成本条件下,我们面对人类社会的最可能的两种不同情境:是创造比Bill Gates有钱超过10倍、20倍的巨富,还是去鼓励更多像Salman Amin Khan这样的人。 


结   语

总而言之,今天有很多大的议题,下午的圆桌论坛,我可以进一步跟各位对话。最后,我要谈一下民主体制本身也面对巨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如果,我们把政治体制看做是一个数字或信息的转换过程,比如说,政府收集所有人的政策需求跟偏好,然后转换成公共政策,转换成预算分配,转换成法律,这就是信息的转换功能。 

今天的代议制度是什么样的一种信息收集跟转换?我说那叫石器时代的制度,最原始的制度。每4年请你提供最多不到2个比特的二进制数据,也就是投给甲党、乙党还是不投票,只要用2个比特就可以记载下来,收集起来,凭这点信息,就赋予执政者未来4年制定所有法律的权力,通过条例、编预算的权力,在信息时代我们可以问:凭什么?明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利用大数据全面掌握社会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的需求或想法,为什么不依据大数据来制定政策呢?而是让那113人在“立法院”内每天吵架、拍桌子,有什么代表性呢?怎么知道他们后面不是财团、不是金主? 

所以代议制的逻辑会被大数据、AI整个颠覆掉,这是一个非常大而严峻的挑战,为什么柯文哲市长到市议会可以理直气壮说,你们后面是什么我都搞清楚了,就是因为大数据。另外,这也是柯市长透过大数据,了解市民希望交通这样或希望卫生那样,所以科技变化已经带给代议民主巨大的合法性危机。 

也有人说,有一天是可以选一个AI做总统,为什么不行?这个总统多好呢,可以跟各位说,当你要把它理想化时,它可以是没有自我,可以把它设计成没有自我,无私、无欲,也不能贿赂它,可以把它设计成要听很多人的建议,博采众议,可以让它读所有过去的治国经典与哲学,从资治通鉴、孔子、亚里斯多德、柏拉图,都学起来,把所有伟人面对艰巨的困难,他们是怎么决定的,都可以学习,然后赋予它的任务很简单,就是maximize(最大化)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福祉,而且还可以不断有更新版,还可以演进。 

当然,这是一个科幻想象,但它一方面凸显了这个技术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强大制度,另一方面,就是对照我们所面对的各种挑战与难题,不得不严肃地去思考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谢谢大家。# 


Thursday, 21 June 2018

赞颂马哈迪2.0的谬论

赞颂马哈迪2.0的谬论

作者 / 来源: 游 黎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马哈迪(Mahathir)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马哈迪是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权术政客。此次重出江湖,顺水推舟,成功打破巫统60年的政权垄断,一夜间枭雄变英雄。在成王败寇的政治文化,连昔日恨之入骨的政敌,诋毁评客,甚至老左,也都加入马哈迪2.0的粉丝啦啦队。 

第14届大选前后,支持马哈迪的话语层出不穷。其实最容易令凡夫百姓认同的支持言论,既浅显合理,又具说服力,即:马哈迪是最有能力成功推翻巫统霸权败政的领袖人物。却有文人墨客搬出似是而非的论述,贻笑四方。其中三个谬论,我看还是华人世界的独有。 

(一)马哈迪是平民出身论

有说马哈迪跟其他首相不同,非马来贵族出身,具亲民的阶级感情。这简直是照搬文革的工农兵优生论。历史上多少平民出身的领袖,成王后毫不保留的变成民脂民膏的统治贵族。21世纪仍然相信阶级出身论的老左,显然忘记周恩来揶揄赫鲁晓夫,他们倆都各自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的轶事。 

新马还有个类似阶级出身论的“语文源流出身论”。六,七十代时凡受华文教育的都是反殖,进步人士;凡受英文教育的都是蒙查查,颓唐的个人主义。冷藏行动就有不少出身英文教育的受害者,证明这出身论的荒唐无稽。 

(二)耄耋之年尚舍己救国

马哈迪九二高龄,耄耋之年,应是含贻弄孙,安享晚年,何苦再次卷入政坛是非?可见老人家舍己为民,救国心切…… 

也许吧。但历史上有几个强势枭雄,心甘情愿的放弃江山,逍遥的走向黄昏。有的临死赖着不走,你们奈老子何;有的退而不休,垂帘听政;有的伺机待发,卷土重来,就像老马。 

当年马哈迪不也是四面楚歌,泪洒巫统党代大会,不得已才下台?要说安享天伦之乐,早已享腻才真。再说,重入布城,日理万机之余,谁敢挑战他继续含贻弄孙的权利? 

政治人物才不稀罕什么天伦之乐的小资产阶级享受。基辛格说:“权力是最有效的春药”,一点不假。看毛泽东,蒋介石,摩卡威,李光耀……还有马哈迪。 

(三)马哈迪已为前过道歉

马哈迪参加领导希盟初期,并没有大方的为前任时的恶行恶绩道歉,在反对党,尤其是民行党中的支持者引起极大反响,甚至发生退党潮。纵使后来道歉了,亦是权宜之计,而且不是避提重大错误措施,就是避重就轻,选择性道歉,譬如:不提出卖公民权给大批沙巴非法移民,推御茅草行动责任,减责亚洲经济风暴炒外汇的亏损。最有勇气的“认错”,当推对削弱,架空司法权限的遗憾。马哈迪为前过道歉的诚意,见仁见智。 

没有忏悔的道歉是虚伪的,而忏悔不是东儒和回教文化的强项。德国早已为纳粹罪行忏悔道歉,天主教廷已对二次打战纳粹煤杀犹太教徒时教廷的故息无视道歉,日本却只对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罪行,表示懊悔遗憾(regret)。东西德冷战后有“真相与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南非脱离种族隔离后亦然,加拿大政府除办了“真相与和解”公听会针对错待原居民的历史错误,也拨款赔偿。中国党政当局对在文化大革命犯的极左错误,只是当批考试卷那样打分,三、七开。既没有向受害者道歉,更谈不上忏悔。 

赞颂“马哈迪2.0”真荒谬!

虽然以忏悔意识为重点的佛教,东汉时已传入中国,却不像儒教,得朝廷青睐时次不多。从东儒文明各国的政治人物身上,很难嗅到忏悔意识的气息。 

回教是阿布拉罕教系中最年轻的宗教。从犹太到基督到回教,依序发展到下来,原教义中的忏悔意识,是否因经历过沙漠严酷生活和经过无数次的基督教迫害而淡化?环视阿拉伯政势,从合法政治到极端回恐,也极少看到对错误行为作出道歉忏悔的。 

顺便一提,李光耀虽受英文教育,他受的家教,和一生为人也很儒化,所以至死不曾为任何事道歉,忏悔。还留言千古:“如果时光能倒流,会更早关闭南大”。在世时,看到许多期望他为关闭南大道歉的文章,真是啼笑皆非。 

2018-06-19 

Monday, 18 June 2018

换了新政府是好事, 别陶醉在蜜月期了

 换了新政府是好事,
别陶醉在蜜月期了

作者 / 来源:苏德洲 / 《光华日报》异言堂


本文原标题是:别陶醉在蜜月期了。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全民海啸成功在509推翻腐败的国阵政府后,许多人对我国可以改朝换代是无比感动,更自豪的呼喊:我是马来西亚人。

随后当财长宣布国债后并公布大马希望基金银行账户资料时,许多人都踊跃捐钱并在网上秀出汇款记录时,又再次自豪呼喊:我是马来西亚人。

从509改朝换代后,到希盟政府落实和废除一些政策时,又让许多人再次突然对自己是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感到无比自豪,这是否意味着过去这些人在国阵当政府时期对身份认同感到疑惑,只有希盟当了政府才是真正的马来西亚人?

当然许多人在改朝换代后自称是马来西亚人时,无疑是活在兴奋和喜悦中,然而目前绝大部分人对于国家成功改朝换代仍没有要退潮的兴奋,许多选民兴奋是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造王者,所以他们对自己钦选出来的“王” 是不容置疑的,也不可以批评,否则就是置疑他们选择的智慧。

许多人过于陶醉和兴奋

许多人过于陶醉和兴奋,不排除是会陷入一种忘我状态,忘了该有的监督角色,也忘了政治人物和政府是需要被监督的。

我们清楚知道多数的政治人物换了职位就会换了一个脑袋,当权位和地位高高在上时,权力越大就不仅越有本事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且也有本事以权力来操控大局和局面,让人民无法动摇其地位。

这种以权力至上的政治人物在国阵时期是多不胜数,我们也曾目睹前朝政府以这种权力至上操控一切,才导致人民活在水生火热的困境中。

因此全民在国家改朝换代后必须尽快结束蜜月期来监督新政府的施政外,也更不能娇宠新政府,尤其是不能过于歌颂和吹捧新政府,否则一旦希盟领袖自我膨胀后,最后新政府会变成一个怎样的政府,是大家无法预料的。

警惕步入台湾人的后尘

台湾于两年前也成功政治轮替,当时的台湾人就像现在的马来西亚人一直活在喜悦中,不仅过于信任国家领导人外,甚至在领导人还未交出任何政绩和表现时都过于吹捧和歌颂,也不允许他人批评执政党。

结果今天许多台湾人开始不能接受和对领导人的治国表现感到不满外,对于一些施政表现也大吐苦水。

可能马来西亚人也会步入台湾人的后尘,尤其是在过于追捧新政府和过于信任而疏忽于监督,这只有让新政府变了样。

因此我国换政府是好事,但人民别因换了政府就换了脑袋,严厉监督的工作还是要持续的。

Sunday, 17 June 2018

马来西亚新闻媒体与新政府的“蜜月期”

马来西亚新闻媒体与
   新政府的“蜜月期”

作者 / 来源:庄迪澎 / 《卓越新闻电子报》

[本文是马来西亚传播学者庄迪澎6月12日发表于一份在中国台湾刊行的<卓越新闻电子报>的一篇短评。上图与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这份电子报对作者简介如下:庄迪澎,在学与术两栖的马来西亚传播学人,钟情於传播政治经济学,长期观察马来西亚的传播法规、新闻自由、中文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变迁。2010年创设“马来西亚媒体识读资源网”,以期推广媒体识读。著有<强势首相vs弱势媒体――给马哈迪的媒体操控算账>及<批判与改造――马来西亚传媒论衡>等书。]

马来西亚四党组成的在野党联盟“希望联盟”(希联,马来语:Pakatan Harapan,缩写為PH)在5月9日大选将执政超过一甲子的“国民阵线”(国阵)赶下台,实现了独立以来的第一次联邦政权轮替,迄今刚满一个月。目前既是“新”政府的蜜月期,也是新闻媒体的蜜月期。人们普遍预期“新”政府会有蜜月期,蜜月期过后必将面对各种批评和怨懟;然而,很多人為政权轮替欢天喜地之际,忽视了新闻媒体在新政府治下也有蜜月期。

双方“相敬如宾”,沉溺于“蜜月期”

大选迄今一个月,新闻媒体仍然沉溺於“蜜月期”,这个“蜜月期”有两个面向,一是新政府对新闻媒体保持友善态度,二是新闻媒体乐此不疲地专访新权贵,尤其是广电媒体更因能邀得以往无法邀请的在野党人上节目而喜不自胜。换言之,新闻媒体此时的“蜜月期”是一种彼此“相敬如宾”的蜜月期,而非新闻媒体即便发出噪音也安然无恙的蜜月期。

当前这种“相敬如宾”的局面,可从政府和新闻媒体两方面来理解。在政府这边,回锅当首相的马哈迪优先要整顿的不是媒体,这和他第一次出任首相(1981年)时的情况相同。马哈迪的优先要务是追究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这个惊天大丑闻,它既关乎政府必须承担的庞大债务,也意在惩罚晚近几年对他极其不敬的前首相纳吉。1MDB丑闻之外,马哈迪也积极清除前朝在政府部门的人脉,以及壮大他的政党(土著团结党)在希联和政府的势力,以抑制安华领导的人民公正党。论议席数目,土著团结党目前在希联是小党,马哈迪在动用各种手段(例如收编民主行动党)使土著团结党的地位固若金汤之前,会表现“俯顺民意”的姿态,以免民意的噪音干扰他的大计。

“我国有新闻自由了”欢呼得太早、也不当

在新闻媒体这边,则有一种“搞不清楚状况”的窘境。国阵执政时,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乏善可陈,国营和私(党)营广电媒体的新闻节目无法邀请在野党从政者/议员和被视為反政府的非政府组织上节目,评论人上节目也有言论尺度的限制。5月9日政权轮替之后,昔日的在野党从政者和议员一夜之间成了执政党从政者和议员,於是除了印刷媒体竞相约访新权贵,广电媒体也乐此不疲地找他们上节目,然后一些媒体工作者和网民因此公开欢呼:马来西亚终於有新闻自由了!

“马来西亚终於有新闻自由了!”不仅欢呼得太早,也欢呼得不当。政权轮替后,这些昔日的在野党从政者之所以能上广电媒体,是因為他们已经成了执政党和新权贵,以他们能上节目作為新闻自由的指标,不符逻辑。再说,眼前仍是希联政府的蜜月期,暂无丑闻和重大失误,媒体和民眾普遍上还在歌功颂德和造神,政府自然暂时对媒体相对放任。我们甚至可以说,当前主流媒体对新权贵的逢迎和昔日主流媒体对旧权贵的逢迎,是相同的西瓜靠大边。然而,眼前糟糕一点的是,昔日的异议媒体乃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发声平台,如今执政党和在野党已换人做,有些异议媒体似乎跟著去当执政党媒体了。

对新政府给予新闻自由,不可过度乐观

在我看来,对於希联政府治下的新闻自由还是得保持审慎态度,不可过度乐观,原因有二:
  • 首先,马哈迪是保守派而非改革派从政者,他穷尽巫统党内的管道和资源皆未能推翻纳吉之后,方与在野党结盟,选前选后的改革议程对他而言只是其中一种权宜性战略;对於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马哈迪始终服膺於国家机关有权管制且应以公权力管制媒体的治理思维,即便他自2008年开始善用部落格抨击时任首相阿都拉,享受互联网媒体赋予的言论自由,但他曾於2014年8月1日撰文,以互联网破坏公眾道德观念的理由主张政府必须审查互联网,甚至说当年签署承诺不审查互联网的多媒体超级走廊保证书,是因為不了解互联网的力量。领导新政府之后,最近的总检察长任命课题中,也显见马哈迪操作媒体舆论之痕跡。

  • 其次,希联的其中三个政党(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诚信党)昔日虽是改革派政党,其从政者也长期深受未能充分近用主流媒体发声之苦,但是成為执政党、掌握权力之后,其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素养是否深厚得足以抵挡施展权力的诱惑,抑或肤浅得只要一尝到权力的甜头马上换个脑袋,也并非无跡可循——政权轮替的两天后(5月11日),民主行动党在檳城的一位州议员便以第三电视(TV3)是煽动者的理由,要求联邦政府撤销它的营运执照;三週后,同样是民主行动党的吉隆坡国会议员恫言对批评她办事不利的住宅区社运份子提告。从这些蛛丝马跡来看,在新政府与媒体间的蜜月期之后,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能否更有空间?仍然还有待观察。

《当今大马》刊载“读者来函”: 马哈迪效仿“诸葛亮借箭” 其“日本之行”有收获吗?

《当今大马》刊载“读者来函”:
马哈迪效仿"诸葛亮借箭"
其"日本之行"有收获吗?

作者 / 来源:张延友 /《当今大马》

发表于 2018年6月14日中午12:23时分    更新于同日12:37时分

马哈迪上台刚满一个月时间,完整的内阁尚待组成之前,便急着出国到日本去,表面上是为了出席一个由日本商业机构主办的论坛和发表演讲,实际上是独自向日本首相安倍表达他的“向东学习”2.0的意向。

马哈迪独断独行的这项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许多在这次全国大选中支持“改朝换代”(希盟上台)的国人的疑惑、失望和不满。以下是刊载于<当今大马>的一篇“读者来函”,反映的正是这类群众的心声。

上图与说明以及下文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原标题:东京"马安会"成了什么吗?
作者:张延友



马哈迪6月12日在日本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50分钟的双边会议。他的首次外交应引起国民关注,但是报导世界最高龄的首相出访日本反而不及“特金会”,国内媒体亮点明显不足。

结束访问日本行程返国后,马哈迪只是轻描淡写日本之行,只透露说“我国将取得意料之外的成功”。这说法反而引发国人好奇,马哈迪在缺乏外交部长的情况下拜访,会有什么“意料"? 而且行程中并没有大马商业大亨随行,只有首相署官员共10人。

国人相信马哈迪素来说话一定有其大道理、有根有据。这一次从他的谈话中如果加详分析,不难可看出一些蕴含的深意。或许他的收获还不是时机公布,也或许碰上一些棘手问题,需要更多时间深思熟虑。

老马访日意图是提出“日元贷款”

话说回来,马哈迪二次任相,重启和扩大“向东学习”政策,故此趟访日有意说服日本既大马和日本两国以振兴和提升经济为共同目标,联手加强两国商业领域的竞争力。况且,大马也不是第一次向日本借钱(但希望是最后一次)。马哈迪首次出任首相时曾向日本大量贷款,较后在1998年金融风暴危机时刻,再次向日本要求贷款,若是加上这一次成功的话,共为三次。

无独有偶,日本过往“失落20年”经济时期,首相安培也曾连发经济三箭: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货币政策和唤起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成为著名的“安培经济学”。看起来,马哈迪有意效仿诸葛亮,赴日回收这“三支箭”。也说明了老马和当年诸葛亮一样,心底里清楚自己没“箭”,才需要”孔明借箭”。

老马老谋深算,安倍答应“考虑”

据说,当初大马获得日本提供的贷款利息仅0.7%,且偿还期长达40年。因此,老“马”深算地再次向日本提出“日元贷款”(Yen Credit)的要求,除了解决大马的债务问题外,同时也可用来解决一些高息贷款。

不过国人收到的答复是:“我这次再度向安倍提出日元贷款,他也表示会给予考虑。”

若以一名智慧具足的老马来说,不可能空手专访日本,而只是提出要求;若是谈得成也绝不可能不报喜、不“报之以李”。如今日本给予的答复只有“考虑”,情况犹如大选前承认统考的“最后一里路”,暗喻日后有待观察。

老马向安倍先后亮出的两张底牌

老马拜访安培后只好亮出第一牌,通过当地媒体发声,他希望:“大马能引进专才,协助构思及提高大马铁道航线的使用率。”马哈迪的底牌就是将他搁置的马新高铁计划摊开出来给日本。

所以,斗胆猜测马哈迪的拜访未必如所“意料"。因为,马哈迪事后还说:“大马对日本再次欢迎大马的向东学习政策感到开心,并希望日本大学能在大马设立分校。”

这是马哈迪赶紧加大力度亮出第二张牌的原因,向日本提出献议,回应马日两国可通过教育、培训、投资和领域加强合作。目前马来西亚已有1400家日本厂商进驻,或许在教育上还仅存些卖点。

将国家命运全赌注在日本身上

老马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次大马向日本借箭,得看两面现实情况。那就是我们还有什么“底牌”可以向人借钱?第二、同时日本还有多少支“箭”可以借给大马? 老马有一句话露出了端倪,他说:“日本对来马投资并没有开出任何条件,反而是马来西亚必须去检讨现有的投资政策。”这一点足以令人深思,大马对接日本的发箭,准备好了吗?

总而言之,马哈迪将国家的命运全赌注在日本身上了,无论如何日本将继续是马来西亚的接下来最大贸易伙伴。只不过要厘清一件事,究竟是谁在借箭?谁用谁的箭? 看来只有两位最高领导人自知。

Thursday, 14 June 2018

中国《草根网》评论:马哈蒂尔学美国“退群” 马国在关闭开放的大门?

中国《草根网》评论:
马哈蒂尔学美国“退群”
 马国在关闭开放的大门? 

作者 / 来源:邱林 / 草根网  (中国)


上图取自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南洋网>6月9日新闻报道与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表示,发展中小国享有某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是“正当的”,因为它们无法与贸易大国平等竞争。在6月11日访问日本期间,马哈蒂尔在东京的一次会议上呼吁各方重新审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因为目前TPP的条件对马来西亚这样的小型经济体十分不利。

马哈迪向推动和参与TPP的国家泼冷水

事实上,马哈蒂尔对TPP并无好感,因为这是前总理纳吉布与TPP其他成员国合作的成果,与马来西亚新政府没有关系。正当“退群”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待价而沽,伺机卷土重来之时,马来西亚“退群”之意直击其软肋,也让心心念念要复活TPP的日本首相安倍脸上无光。

一直以来,在推动TPP上,安倍可谓是“不遗余力”,即便是美国“退群”之后,安倍也在力推TPP并挑头组织除美国之外的11国继续推进TPP谈判。并且,日本参院去年6月1日起已经正式开始审议由日本等11国签署的TPP的相关法案。为使TPP协定早日生效,日本政府希望其他成员国批准相关法案。

2016年1月,时任总理纳吉布提交给马来西亚议会的TPP议案,获得了议会的通过,从法律上批准了TPP。在当时的审议中,127名议会议员投票赞成,84名议员投票反对。但马来西亚新政府对此不削一顾,一方面让日本情何以堪,另一方面给其他成员国留下负面影响,对希望加入TPP的国家也泼了一盆冷水。

当然,马来西亚打算退出TPP绝非个案。一股“退群”的“逆全球化”之风正席卷世界: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全民公投,退出欧盟;同年11月6日,意大利修宪改革失败,总理伦齐下台,再度引发欧盟震荡;而就在特朗普就任第一天(2017年1月20日),他就宣布美国退出过去由美日牵头的TPP。

其“退出主义”也都是“退出纳吉主义”

一般国家领导人换届后,现任对于前任多会进行政策上的否认,但是像马哈蒂尔这样着急“动手”的确实不多。同时也反应出,马哈蒂尔要废除前总理纳吉布的政治遗产不是一句空话。 这一点从马哈蒂尔就职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就可以看到,他对于纳吉布政府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而且在就职后动作非常迅速。

反对TPP,说明马哈蒂尔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他的“退出主义”也都是“退出纳吉布主义”,他反对其纳吉布留下的内政外交遗产。他的理由是,这项协定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发展水平。“小型与弱势经济体必须获得保护其产品的机会,我们必须重新审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经济领域之外的“退出主义”,体现了马哈蒂尔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退出马新高铁(又称新隆高铁)计划,在马哈蒂尔看来,这个计划对马来西亚没有好处,马来西亚必须支付庞大的费用,而这计划无法带来回酬。但退出这一计划,马方可能为此须赔新加坡5亿令吉(约合8.1亿元人民币)。

马哈迪的一系列“退群”举措给人的印象

不过,这条高铁修通将连接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座最发达城市,沿途经过人口和经济重镇,会极大促进马来西亚西海岸经济带的发展,每年至少有上万亿美元的收益。然而,这条高铁如果修通,将拉动沿途经济,华人与马来人的经济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矛盾也就更加升级。借助土著等反对党力量与马来人的“巫统”竞争上位的马哈蒂尔,这似乎是不可接受的,至少是目前不可接受的。

马哈蒂尔上台短短一个多月,像美国那样,采取了一系列“退群”和紧缩政策措施,并要求民众集资“救国”——24小时内民众的捐款总额就达到了701万林吉特(约合176万美元),从 表面上看,是在降低马来西亚的财政风险,但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马来西亚正在关闭开放的大门,将投资者拒之门外。#

中国政治学家、美国问题专家 金灿荣解读 "金特会"

中国政治学家、美国问题专家
 金灿荣解读 "金特会"
——《观察者网》专访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终于在新加坡会晤握手


专访原标题:特朗普认为会面很成功,但建制派眼里这可能是一场外交失败



美朝领导人新加坡这一握,特朗普大概离自己的“诺奖梦”又近了一步。

各方也都表达了对此次会面的充分肯定,但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难题可能才刚刚开始,毕竟国内还有一群反对者在等着他走下飞机。

此外还有担心这仅仅是一场政治秀,美朝联合声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落实,会不会又重蹈覆辙变成一纸空文?未来到底该乐观还是悲观?

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解读“金特会”。

金特会的最大成果是双方签订了联合声明,您怎么评价联合声明中提到的朝鲜“无核化”和美国向朝鲜提供“安全保证”?

金灿荣:特朗普和金正恩的联合声明中提到,“将遵守2018年4月27日的《板门店宣言》,承诺继续推动‘半岛完全无核化’目标”,但是《板门店宣言》本身对“无核化”的规定是比较虚的,所以关于“无核化”的定义,其实还是没有解决。

从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能拿出手的就是第四条,找回战俘和失踪人员遗体,但是克林顿时期就已经有归还遗骸了,也不新鲜。其他包括所谓“新型的美朝关系”、朝鲜的无核化承诺、和平协议,都只是一个承诺,之前预测的终战声明也没有。

所以我认为这次金特会的成果是比较虚的,可能特朗普回去都不太好交代,建制派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现在至少连弃核的时间表都没有,所以我更倾向于预测美国建制派会认为这是一场外交失败。

下一步双方肯定得继续谈,但还得看美国国内建制派接受的程度了。我认为建制派还是不会满意的,觉得这是美国的让步。因为美国原来说的是一揽子解决朝核问题,有个很明确的时间表,也有明确的标准: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弃核,但现在只是一个承诺,而且是根据《板门店宣言》朝鲜方面承诺无核化,没有时间表、没有条件,这个东西太虚了。

至于特朗普提到的安全保证,包括考虑取消军演,从中国和朝鲜的角度来讲,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我估计从美国特别是建制派的角度看,他们是很生气的。所以到底结果如何,现在其实还说不准。

如果按您说的,建制派表示不满意,同时美朝之间的政治互信本身就非常低。这次的联合声明,双方会在多大程度上实际践行,会不会又因为某件事情退回到会谈之前?

金灿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挺大的,朝鲜一直想跟美国好,想跟美国谈,所以它其实没什么太大变化。现在主要是美国,以往的美国总统并没有和朝鲜领导人会谈过,现在特朗普答应了,所以他是有点例外,这次会谈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和特朗普的个性有关。另外还跟一个人有关,就是国务卿蓬佩奥,美国人认为他是有野心的,他想以后竞选总统,所以他需要外交上有成就。其实蓬佩奥做中情局局长时,美国就已经和朝鲜开始谈了,不过是情报部门而不是外交部门在谈。外交部门的框框要多一点,考虑的更周全一些,但情报部门的职业特点就是要破坏很多规则,是以结果为导向,目的性非常明确,也导致考虑问题比较少,遇到的反弹也会比较大。

朝美之间对立了六十多年,现在能够坐下来谈,这本身值得肯定,但就像我前面说的,这次的联合声明内容比较空洞,我估计美国建制派肯定是不满意的,所以后面变数还挺大的,这是我的一个推算。

这次金正恩去新加坡的专机由中国提供,此前金正恩也两次来中国。您怎么评价中国在这次金特会整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金灿荣:中国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首先从物理存在上来说,无论朝鲜半岛问题如何解决,都绕不开中国;第二,中国的态度是劝和促谈,对这次会谈,中国在客观上表示理解,主观上的表态也很积极,两次中朝元首会晤也增强了朝鲜的信心。技术方面的帮助,比如派专机,对中国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主要是政治支持,中国对这次会谈一直抱有正面态度,这也是会谈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之前一直倡导“双暂停、双轨并进”的解决方案,这次会谈结果,是不是也在朝着中国希望的方向在迈进?

金灿荣:是不是直接受中国影响不好说,但客观上是达到这个效果了。因为这次会谈,朝鲜方面表现的很克制,率先暂停了核试验,特朗普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也说美韩军演确实构成了对朝鲜的威胁,考虑停止军演。客观效果上来看,“双暂停”是实现了,将来能不能按照我们中国讲的双轨道来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再看一看。但不管怎么讲,在朝鲜半岛进程中,中国肯定是有客观的影响力。截止到目前,中国一直是支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它的实现也符合中国的愿望。


此前一直有六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但现在这个机制被双边接触打破。此后朝核问题的解决,还会沿用此前的多边会谈吗,还是会继续转向双边?

金灿荣:六方会谈是中国倡导的一种方法,在一段时间里也是有用的,后来因为美朝双边矛盾上升,多边机制就被冷落了。目前我估计美朝还是更愿意按照他们双边的节奏来解决,六方会谈可能就要搁置一段时间了。但是会不会永久搁置也不好说,因为最后要彻底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时候,受半岛问题影响的相关各方还是有权利来发言的,那个时候不排除把一部分问题交给六方来谈,但是短期内好像不太可能。眼前我们能看到的,大概就是双边不断地交流、解决问题,未来可能某一个时间点,涉及到很多国家的时候,也不排除六方会谈会复活。

G7峰会上特朗普和西方盟友闹得很僵,中东因为退出伊核协议关系也不好,和中国之间又有贸易战,此时他却向朝鲜伸出友谊之手,该如何看特朗普整体的外交布局?

金灿荣:从政治虚荣上来说,实际上特朗普现在在国内日子不好过,需要找一个外交难题来建功立业,所以他选择了朝鲜。而且他希望通过推动朝鲜问题进展,像奥巴马一样拿到诺贝尔和平奖,这样面对国内批评他的自由派,也能有一定的政治资本。

从政治需要上来说,未来特朗普在核问题上的重点处理对象是伊朗。朝核这边稳定了以后,他可能会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朝鲜的幸运建立在伊朗的倒霉上。

另外处理好朝核问题,在中美博弈中特朗普也可以多一张牌。因为原来在中美博弈中,朝鲜的这个主要攻击对象是美国,客观上美国的地位不太有利。朝鲜从来不是中国的牌,这一点很清楚,但是客观上他原来和美国斗得比较凶,对美国有点牵制。如果把朝鲜搞得在中美之间平衡一点,那么在中美博弈当中美国也能有一些优势。

所以这三个考虑,导致特朗普做了这么一个决定,还没有跟建制派的主要大员协调,他就决定要见,而且是由韩国宣布美朝要见面,这是很奇怪的,说明他还没有搞定国内。当然他现在有个帮手蓬佩奥,这个人还是有野心的,想在朝鲜问题上立功,为他以后走向白宫铺路。所以说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和个人野心,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也很大,当然最后结果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如果最后结果对美国不利,美国建制派普遍认为特朗普上当了,他后面反倒要倒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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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发表对国内政局看法
马来文版已于9月23日刊出
英文版已于10月26日贴出


人民之友成立于2001年9月9日,2018年9月9日是人民之友成立17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发表了一篇题为< 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的文章作为纪念。

我们一如既往选择在这一个对我们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对我国当前阶段(大选后新政府上台)的政治局势发表一些意见,与为推动我国和世界民主人权运动而奋斗的同道们,互相交流。

为了面向国内不谙华文的广大非华裔群体,也为了让我们对当前阶段的政治局势的意见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开去,工委会决定尽快把这篇纪念文章先后翻译成马来文和英文。马来文版已于9月23日刊出。英文版也已于10月26日贴出。点击以下链接即可阅读——



此外,现居新加坡的庄明湖已将他在《人民之友》发表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问题探索》(正篇)一文的英文译稿传送到编辑部,因原文中所述人物的姓名或者是党团工会组织的全称或简称,在译文中尚未解决或有待查证,需要一些时日来完成——人民之友工委都是自愿挤出时间来进行工作的,因而无法很快完成。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在9月30日刊出,为我们的17周年纪念增添光彩!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庄文所述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工运遭遇问题(除了遭受来自外部的镇压,还要遭遇来自内部的破坏)的见解,或许能为一些读者(特别是不谙华文和不懂新马历史的读者)思考马来西亚民主改革运动在当前阶段面临马哈迪主义复辟的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殷鉴,或者是一个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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