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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padu, mempertahankan reformasi demokrasi tulen, buangkan khayalan, menghalang pemulihan Mahath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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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padu, mempertahankan reformasi demokrasi tulen, buangkan khayalan, menghalang pemulihan Mahath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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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恭祝各界2019新年进步、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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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加影州议席补选诉求 / Tuntutan-tuntutan Pilihan Raya Kecil Kaj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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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风波•宪法权利•宗教自由”论坛 / Forum "Krisis perkataan Allah • Hak berperlembagaan • Kebebasan berag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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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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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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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 The New Phase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Malaysia / Fasa Baru Reformasi Demokratik d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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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为庆祝15周年(2001—2016)纪念,在2016年9月上旬发表了最近5年(2011—2016)工作报告(华、巫、英3种语文),并在9月25日在新山举办一场主题为“认清斗争敌友,埋葬巫统霸权”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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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16周年纪念,针对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发表专题文章,供给我国民间组织和民主人士参考,并接受我国各族人民民主改革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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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根据2017年9月24日发表的《人民之友 对我国第14届大选意见书 》的内容与精神以及半年来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形势,对5月9日投票提出具体意见,供全国选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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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2019年国际劳动节发表对2007年兴权会游行示威的重要领袖乌达雅古玛(Uthayakumar)的专访(第一部分)。这次专访的主题是:兴权会的主要斗争对象乃是马来霸权统治集团。

Wednesday, 30 May 2018

我国年轻学者陈利威《早报》撰文:马国后“变天”时代的胶着状态

我国年轻学者陈利威《早报》撰文:
马国后“变天”时代的胶着状态

作者 / 来源:陈利威 / 《联合早报》(新加坡)


上图与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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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标题:马国后“变天”时代的胶着状态。 作者陈利威博士是马来西亚槟城伯乐大学学院( KDU Penang University College)大众传播系主任 ]


相较2008年308否决国阵三分之二多数国会席位以及槟州政权易手后,隔天早上一醒那种赶走怪兽、晴空万里的喜悦和快感,2018年509改朝换代的梦想成真的过程,充满的是变数和未知的担忧。直到马哈迪晚间宣誓,看着他老人家合掌时颤抖的双手,过后数天一次又一次的记者会之忙碌,仍然没有放下心头大石的感觉,我能感觉到重建国家之路的坎坷和不平。

当晚变天后的亢奋非常短暂,到了今天,心里依然有一种“变天”后胶着状态的感觉。

大选后希望联盟面对的艰巨考验

那晚见了一位拥有会计训练背景的希盟支持者,他坦白地说依据其专业知识推论,希盟各项选前的承诺,将进一步推高国家债务;虽然有着那样的判断,他却不顾一切等待汽油降价、收费站取消、高贷延迟交还、恢复各类津贴等等各项希盟的承诺。有位记者朋友告诉我,某位位居高职的希盟领袖,就在一场记者会上承认,一些大选的纲领,就是在认为不大可能执政的前提下许下的。

新财长上任第一天的记者会上,有人问国家是否会破产。财长的回答是,如果是前朝那国家就会破产,如今希盟执政就不会破产,当全世界在关注的时刻,竟然使用这种避重就轻的政治辞令答复。选前希盟大派糖果的政纲,直接影响国家财务,原本欣然接受变天的股市,已经开始波动,外资局部撤离,令吉贬值。

新政府虽然骑虎难下,但挟持民意对前朝的厌恶,还有马哈迪的光环,大可诚恳并充满歉意地列出长期和短期内,可行或不可行的大选纲领,坦承之前的草率、失误和投机,三鞠躬向支持者道歉,以便从长计议。虽然公民对新政有极高的期许,我认为马国人是理性的,也愿意共赴时艰。

调整选前的冲动,短期内办不到就直接说办不到,以顾及经济学家、外资和国际信贷机构的看法。作为坚持一诺千金的新政权,如何逆转这个窘境,正是希盟艰巨的考验。这样的窘态的出现,也警惕公民在未来选举中,需慎重检验朝野的竞选纲领事项。

种族政治将过渡为宗教神权政治

一个理想的两线制并没有出现,反之,是一个更分裂的政治势力崛起。马国政治版图出现了第三股势力,即主要占据西马东岸和北部的伊斯兰政治势力,为此次换政府埋下更复杂的未来局势。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开明派,无法在传统区取得最基本的支持,一些被推崇的领袖甚至连按柜金都不保。长远而言,这第三股势力极有可能取代前贪腐执政集团,尤其是巫统严重失去合法性后所留下来的真空。可以预见,种族政治将进一步过渡为宗教神权政治。

而败选的巫统和取得战绩的伊党,今后是否变得更种族主义,抑或更倾向神权政治,取决于希盟与他们的互动。作为获得极大多数华裔选票支持的民行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维护所谓的“民族权益”的时刻,如何包容他者的诉求,即不失去本身支持者的信赖,也不引起他者的反弹,这样的政治技术操作,将试探民行党的领袖和基层在槟州和雪州执政10年的经验,将足以提供这种权衡的秘笈和智慧。

20年来,我们的社会高度政治化

不懂类似的政治重建将持续多久,但从1998年到2018年,马来西亚人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在过去20年,我们的社会高度政治化,马国人花很多资源在政治中,社运人士也多次动员了人民上街:前朝的各类丑闻,一直成为一般人日常的议论和闲聊,浪费好多时间。

作为一般上班族,我认为,马国社会需要去政治化,让各领域回归常轨,让更多的焦点和精力是用在个人自我成长、让企业壮大、组织更新、协助弱势群体和栽培更多热衷科学研究人才。 、

目前,人人都把焦点放置于政治新闻,情有可原。可是,新科内阁部长打卡上班也要追踪,还有大大小小的记者会都直播。很多类似的直播,往往只是浪费读者的时间。该捉的都还没有捉,该做的也还不清楚,为什么马国人需要浪费资源去过度关注他们的琐碎诸事呢?

谨防清算前朝变成当权不作为借口

我建议大家对那些事情保持距离,让自己冷静下来,把关注放在关键之上,比如贪腐的最终主角归案,或新部长推行了什么成功在望的计划,而非一味追踪那一堆没完没了的琐事。

清算前朝案件的戏码,将持续一段时日,甚至更长久,此乃民主之阵痛。变天后国家陷入的是持续的政治过热,希盟不要忘记,选民期待的是国力向上提升的未来。如何在当前的政治重建之清算中,来个彻底的了结和定案,摆脱更久的胶着状态,国家才有更好的可能,人民才能回去原本该努力的领域。作为理性的公民,马国人或需谨防清算前朝这个必要的过程,成为执政者无法解决问题的防弹衣,或者新政蜜月期的保护膜,甚或是可以拿出来扫射他人的子弹。#



Tuesday, 29 May 2018

李显龙的加30和 李光耀的加30

李显龙的加30 李光耀的加30

作者 / 来源:商丘羊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现年66岁(2018年)的李显龙和80岁时(2003年)的李光耀
——上图和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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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看出李显龙恋栈权威,不肯放手总理位子,不断跳着草裙舞,于是马屁精出来拍马,认为李显龙只有66岁,还可以执政30年。30加66是96,比死鬼李光耀还多了4岁,比再次上台的马哈迪还多出3岁,倘若成真,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 

李光耀80岁时想多活30年

2003年,李光耀80岁那年,他接受英国记者访问,忽然发出,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多活30年。这是李光耀亲口所说,绝非假新闻。 

现在有人说李显龙可以再执政30年,当时李光耀自说想多活30年,李显龙虽然是由别人所说,但从他一直不肯宣布继任总理人选来看,他已经参透大权在握的滋味,轻易不会交出权力,在他下面的第四代部长,只能引颈翘盼,枯等空望。李光耀活了92岁,已经十分够本,临终前还挣扎着到处被人抬动,种树、拍照、接客、组屋开幕、社区活动、甚至国庆庆典,一有机会就争取出场,目的是让人们看见,我还活着。然而人的生命毕竟有限,寿终正寝毕有时,所以无论李光耀多么不想死,多么害怕死,最后还是死了,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谁也违背不了。 

秦始皇未到40岁就想要长生不老,派徐福入东海寻找仙药;汉武帝晚年畏死,招来方士在宫内炼丹,目的也是长生不老。明朝的许多皇帝,都延请道士到宫里炼丹,除了追求长寿外,还有纵欲。 李光耀父子不会相信道教的仙丹,更不会相信尸解和羽化登仙。 

李光耀不把权力让给外姓之人

人的生命有限,权力却可无限,只要把权力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就可以一直保持,以至永远。在古代,帝王之家把权力的延续视为自家的财产,权力是不能够让给外姓之人,而由一姓操控下去,这就是家天下。李光耀培养李显龙从政,间中吴作栋担任总理14年,李显龙在旁边枯等,然而李光耀以资政身份一直监督。李显龙上任超过10年,李光耀的资政身份依然不改,而且十分滑稽的是,退下来的吴作栋竟然也成为资政之一。 

从李光耀一直不肯退下,可以看出他对权力的恋栈,权力会使人迷失理智,尤其是坐上权力位子之后,各种各样的权势和好处滚滚而来,除了自家的还有亲朋戚友的。久而久之,大家抱团形成利益集团,为了保存利益,已经融合得无法分开。于是,为了永保利益,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优势,也因为如此,掌控政治权力的接班人十分重要,这关系到集团所有人的身家性命、财产利益。 

家天下只有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在绝对资本主义化的国家是不会出现的,因为这些国家做到绝对的三权分立,没有人可以独自为所欲为,操控天下,即使是野心家,也会马上被发现而遭到驱逐。反观第三世界,一些所谓强势的领导人,当他野心勃起,可以控制议会,以至整个国家,视国家为己物,予取予求,无法无天。 

李氏"家天下"王朝被自家人讥讽

李光耀被人视为家天下的始作俑者,并不因李显龙上台前吴作栋担任了14年总理而不予指责。实际上吴作栋担任总理期间,大权仍然掌控在他的手中,李显龙上台,李光耀依然大权在握,父子联盟,家天下的模型完全显现。尤有进者,李显龙与李光耀一样,同为贪污调查局主席,甚至比李光耀还要更进一步,自己担任国家投资机构 GIC 主席,而其妻子何晶是投资机构淡马锡控股总裁。大家如不健忘,李显龙在何晶任淡马锡控股总裁期间,还兼任过财政部长。李氏家人控制着新加坡的经济命脉,又掌握着政治力量,从民主政治看是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因为这严重触犯了权钱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在李光耀时代已经形成,甚至可以说是由李光耀一手所促成。 

如何打破并结束这种不正常现象?这个责任落在反对党的肩上,怎样才能唤醒民众认识这个现象,考验着反对党的智慧。由此引申出去,配合李显龙不肯宣布总理接班人姓名,李光耀的家天下观念,可以说是已经烙在他的心里,执行家天下的遗训,成为他内心的牵挂,因为在李氏家庭风波期间,李玮玲已经拆穿李显龙要建立王朝的目的,李显龙侄儿李绳武对李家再出一个总理的讥讽,都是给李显龙套上紧箍咒,动辄晕头转向,所以至今还没动静。不过李显龙绝非吃素,看他在家天下的阴影下做足了功夫,委任总检察长、委任总统、屡屡改变内阁、拟定假新闻法令、恐吓学者与示威者……,目的何在,就是为家天下做准备。

李显龙会否证明儿子有能力当总理?

当年为了证明李显龙有能力担任总理,李光耀特地在圣淘沙缆车危机时由他任总指挥,结果是花了数十个小时才把人救下,而且是在澳洲军人的帮助下完成。李光耀以此作为李显龙的能力,也就是这样的一次救人行动,就足以说明具有担任总理的魄力。同样的事例会否也出现在他儿子身上,我们拭目以待。家天下都是靠父荫吃饭,没了父荫,做事鸡手鸭脚,赵括的本性露了出来,充其量也只是纸上谈兵,原形毕露! 

生命诚可贵,政权价更高,若为儿子故,两者我都要! 

《南洋网》独家报道: 真假难分辨 对错可操弄 政客真伪 因选民而设 ——检视社媒运作 透视选民反应 (下篇)


《南洋网》独家报道:
真假难分辨 对错可操弄
政客真伪 因选民而设

——检视社媒运作 透视选民反应 (下篇)

作者 / 来源:黎添华 /《南洋网》

迈克杜卡基斯再诚实也被唾弃,只因不讨人欢心。

“州长,如果你的妻子被奸杀了,你是否觉得凶手应该被判死刑?”

这是前麻省州长迈克杜卡基斯在1988年总统大选挑战老布什时,于一场电视辩论中被询及的问题。

当时,迈克毫无表情地回应:“不,我想你知道的,我毕生都反对死刑。”就这么一个回答,他的支持率马上从原本的49%跌至42%,最后甚至大势已去,因为多数美国人认为,迈克面对挚爱遭奸杀也能无动于衷的答案太麻木不仁了。

有趣的是,2011年的《选战风云》巧妙地嘲讽了这段历史。片中,有意竞选总统的男主角被问到同样问题,他假装生气地说:“我会将杀人犯置于死地,入狱也在所不惜。不过,社会应比个人更理性冷静。政策讨论上,我不会倡导这样的立场。”显然,男主角兼顾了理性层面,更塑造了爱妻率真的形象,讽刺的是,他其实有婚外情。

看到这里,你会发现政治人物的真伪,很大程度是基于选民的口味而设,更可怕的是,社媒当道的今天,真假不仅越来越难分辨,对错更可以被操弄。

陈利威:建议多接触不同资讯。

陈利威:影响力发挥极致
社媒资讯左右民众

槟城伯乐大学学院媒体系主任陈利威博士(上图)指出,社媒未来的发展将使得假的东西“假得很真”,而真的东西也“真得很假”。

这么说或许矛盾,但却有一定的背景。

他指出,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关系很奥妙。如果我们的真实世界是美好的话,那么虚拟世界会更美好。如果我们的真实世界是凄惨的话,虚拟世界是无法塑造的。

就此,他认为,正因为目前选民普遍感觉并不美好,所以他们愿意去追随希望联盟所创造的美好,其中, 希盟给予未来愿景的想象是相对吸引的,加上通过社媒上传达,因此获得的回响自然更大。

陈利威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奖学金得主,他接受本报专访时,也分享自己搭巴士时的一种观察。巴士上一位男孩在45分钟车程中,全程就靠手机活在虚拟世界中,忽略了对真实外界的观察。换言之,对男孩来说,手机世界里的一切才是真的,而外在的真实世界反而不一定就靠谱。

个人喜好决定事实

也因如此,社媒上的资讯可以很轻易地左右民众,因为这是目前大众最直接的资讯管道,更何况在社媒“个人化”“追星化”,以及“羊群效应”等特质下,社媒资讯的影响力将发挥到另一个极点,以致是非对错已不再被其本质所定义,而是掌控在民众被社媒左右后的认知中。

尤甚的是,偏偏这份认知并不是建立在多元全面的资讯下,而是大数据里的个人小宇宙。

“在社媒中只是游览国阵资讯的人,就只会获得国阵的资讯,希盟的论述不见得会被他们看到。追随希盟领袖专页的人,也不会看到有利另一阵营的资讯,除非是谩骂对方的。”

最后,我们对事件的认知,对事实的掌握,甚至对是非的判断,不一定是全面的,更多时候是凭我们个人的喜好而决定。这,就是社媒时代的一个现象。

蔡熯锟:摆脱自卑可以从家庭开始。

民众自卑 社媒趁虚入蔡熯锟:从政者更易宣传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学讲师蔡熯锟博士(上图)指出, 由于自卑心态作祟,多数国人的自我意识不高,无法自我肯定,严重的话更会在某些课题上失去判断真伪对错的能力,这使得政治人物更容易展开政治宣传。

靠留言肯定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情况在进入社媒时代或许会更糟,因为网友们疯传他们认知里头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而且还会因为别人的转载率、点赞率,或正面留言而变得沾沾自喜,通过这些外在看法来肯定自己。

蔡熯锟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基于我们从小就活在不同模式的权势下(社会阶级、儒家、勋衔、尊卑等),其中 家长热衷比较、社会的功利,以及教育主张排名下,使得多数人都存有程度不一的自卑感。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在国外都没有什么自信地面对外国人,总觉得别人比我们好。”

蔡熯锟指出,正因为熟悉社会心理,公关手段高明的公众人物会通过让民众获得认同与肯定,甚至满足他们其他心理层面的需求来达到本身的目的。

社媒是政治人物的利器,但也可以被选民善用。

接触多元资讯 追随诚信媒体
我们还是有救的

民众自卑、社媒当道,而政治人物借此达到目的,那么套着这样发展脉络来看,我们还能分辨真假吗?

对于这心态的出现,陈利威是乐观的,他认为社媒是公平的公共平台,就此,只要民众愿意走出 “日常的自我”,肯接触多元的讯息,那么大众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的资讯中综合出一个相对持平认知。

“除了游览自己支持的一方专页,也不妨去接触不同的资讯,这样才能综合自己资讯。”

他也建议民众追随一些有公信力的新闻网站,其中,他就发现面子书在早前泄露用户资料丑闻后,如今也尝试将有公信力的网站新闻专页,主动推出来予用户的页面,试图让用户获得更中立且正确的讯息。

“此外,学术界、媒体及非政府组织能扮演一定的角色。学术界需要做更多的分析与教育,媒体也要有深入的分析解剖和揭露,而非政府则要更勤劳做监督和宣导的工作。”

反驾驭社媒拒愚弄
3招摆脱奴役心态

陈利威让我们知道如何反驾驭社媒,避免被社媒愚弄,而蔡熯锟则以3招让社会摆脱奴役心态,懂得宿命。

家教谢绝言听计从

第一,家庭应该放弃“言听计从”的教育方式。让孩子学习独立自主,而家庭任何成员,无论身分尊卑都应学会尊重每一个人,同时允许每一个人与我们不一样。

“我们应该学会将孩子视为个体,不是一定要听你话,跟从你的人,我们要学会让他们自主,学会承担。这样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屈尊于权威,也不会因为一朝得志后会随便滥用权力,因为他会知道那是一种责任。官职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就点名希盟的杨巧双就是一个典范,她经常鼓励年轻人要有自信,同时也强调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

学习不断反思

第二,民众可以学习不断反思:领袖这么说真的吗?如何做?是不是还有什么是他没有讲出来的?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不一样的资料?

政治学者阿末阿朵里就说过“还没执行成功前的宣布,我们都不应该高兴得太早,否则我们和单纯的小孩无异。朝野的相互抨击也不一定是真的,他们只想让你讨厌他们所讨厌的。”

时刻觉察怀疑自己

第三,要时时觉察自己,甚至怀疑自己。由于我们在接触到的资讯都被政治人物操弄过,更因为大数据而只接触到个人喜好的论述,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都很狭隘,获得的资讯更是一面倒的,所以他建议国人学习自我省思,并尝试从自我否定中找到答案。

一位资深的电视台前媒体人在知道本报正处理这专题时就提醒:“你们这题材很好,不过很危险,因为观众不喜欢承认自己的不理智,不承认自己有奴性。”

那,我们又是否愿意正视自己的缺憾呢?

结语:勿当朝野博弈棋子

若以社会学来解析我国的政治,不难理解为何国阵可以在过去60年来撼动不了(因为社会结构、阶级制度、以及利益输送等关系运作),而如今又是如何在工业转型、城市化,政策纰漏、还有社媒运作下被推翻。

面对当下的局势,国阵支持者的心理状态是可想而知,而希盟支持者的情绪反应也毫不遮掩地显现出来。

但,无论是哪一方,我们都应该尝试了解背后的原因,否则我们不仅不是自己情绪的主人,更只是朝野博弈中的一枚筹码一颗棋子。

政治从来都是关于人的事,而我们本应就是社会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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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8 May 2018

《南洋网》独家报道: “平民化”迎合民众口味, 社媒3特质塑亲民形象 ——检视社媒运作 透视选民反应 (中篇)


《南洋网》独家报道:
“平民化”迎合民众口味,
社媒3特质塑亲民形象

——检视社媒运作 透视选民反应 (中篇)

作者 / 来源:黎添华 /《南洋网》

美国历届总统养狗有学问

过去150年来,特普朗是第一位没在白宫饲养宠物的美国总统,而白宫“恳求”他立即饲养一只狗。

美国总统制度自1789年至今的229 年来,只有三、四位总统没养过宠物,因为历代总统们深知,宠物除了是媒体关注的亮点外,也能让民众更贴近第一家庭的生活。

不仅如此,尼克逊在担任副总统时,狗儿据说也间接为他化解了政治危机;肯尼迪女儿卡洛琳饲养前苏联狗儿,令当时的冷战起到了回暖的作用;而老布什更因为爱犬树立了本身的形象。显然的,宠物在美国的外交、与选民关系、媒体焦点,甚至是政治危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除了宠物,任何生活上的小细节也能令政治人物成为万人迷的关键,尤其生活在社交媒体当道的今天,一双拖鞋、一个小动作,甚至连兴趣,都能塑造起个人形象,甚至成功引起舆论。

《检视社媒运作·解剖选民反应》就从媒体学上解析政党领袖们的政治包装,并从社会学角度剖析其奏效的原因。

陈利威

个人化引民众追捧

槟城伯乐大学学院媒体系主任陈利威博士(上图)指出,社媒的特质基本分为:(1)个人化;(2)追星化;以及(3)羊群效应。其中,个人化特质下,本来就允许互动的社媒进一步促进了公众人物与追随者之间的亲密关系。

明乎此,媒体阅听人(或追随者)要的东西已趋向更私人或日常的资讯,因为这让追随者觉得自己与所崇拜的领袖是同等的。公众人物越是能将私人日常生活通过社媒分享,甚至展示的东西与追随者相同,自然更容易获得好感。

“所以,首相敦马哈迪的鞋子、维他命,或几次怪趣手势很快便引起关注。越是平民化、平常化越好。”他是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如此解析。

这和美国历届总统都有饲养狗的情况相似。美国宠物协会数据显示,54.4%的美国家庭饲养至少一只狗,平均数量为1.4只狗。因此,美国也有“爱狗的国家”美称,历届美国总统中,有32 位饲养狗。因此,为了让第一家庭看起来和一般家庭没什么两样,总统们都会在白宫饲养狗,以打造亲民、爱心的形象。(见主图)

鹣鲽情深形象受落

他也认为,今次选举中希盟就做得相当好,比如选前马哈迪与妻子的互动照片或文字,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对夫妻的白头偕老,当中的逗趣与恩爱,成功将马哈迪长情的形象及妻子任劳任怨照顾年迈丈夫的柔情刻画出来,进而将他们无怨无悔地为国家牺牲晚年的印象,深烙在民众心中。

前首相纳吉和前青体部长也曾在社媒上活跃,但是,两人的策略并不符合社媒的特质,迎合不了追随者。

蔡熯锟

奴性催化亲民形象

不过,这样的亲密关系始终只建立在虚拟世界中,而现实世界里,社会的集体心理却是相当复杂且矛盾的。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学讲师蔡熯锟博士(上图)认为,社会的阶级化以及民众普遍的自卑心态作祟下,我们对权势仍有程度不一的奴性;却也因为奴性,让我们对高不可攀的领袖“与民同在”感到愉悦,而领袖的日常举止若是与我们相似,更易获得爱戴与追捧。

就此,政治人物始终会维持社会结构与阶级之分,好继续让奴性有生存的基础,而正因为还有奴性,领袖们所制造出来的亲民形象才轻易在社会上获得回响。反之,一旦没了阶级之分,领袖们的“亲民” 将起不到作用。

政治学者阿末阿朵里教授就曾比喻:和“尊贵的”部长同台吃饭会被认为是无上光荣;但是,和一个你缴税给他饭吃的人民公仆同台吃饭,并不会令人觉得光彩——你,看到当中的差异吗?

追星化投其所好

陈利威也点出,社媒的追星化特质,让民众能在最快的时间内通过文字、照片或短片了解自己的“偶像”,而公众人物自然也懂得在这样的运作下,“喂食”追随者想要的资讯。

他说,基于时代的差距,一些新时代选民尤其是首投族,不会知道也不想理会那些政治人物过去的恶名昭彰,反而更关注的是他们私下的一面,这才符合年轻人追星的心态。

“我们不再视领袖为领袖,而是政治明星。”国防部长莫哈末沙布可爱逗趣的形象就鲜明得令人追捧。同样的招数,对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夫妇则可能无效,因为大众对两人的印象一开始就已经深烙脑海。

他也点出,因为追随者的需求,部分媒体也开始以“最帅候选人”“最美议员”等明星化视角来处理新闻,而民众也会做出相应反应。这或许解释了民众何以将土团党的赛沙迪称为“国民老公”。

撇开大马不谈,被誉为“狮城最帅国会议员”的马炎庆就经常上电台电视台,甚至破天荒参与舞台剧演出。如今拜官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的他,还不时与民众直播对话,这互动进一步赢得民众好感。

马哈迪夫妇在社媒上互动反映的不只是恩爱,更是形象塑造。

羊群效应推波助澜

不说不知,马哈迪的Instagram在今年3月才开始,追随者人数在不足3个月内达到120万名,其面子书粉丝至今更突破了340万人,堪称全球社媒表现最好的政治领袖。不过,这也促使了羊群效应很容易发生。

陈利威就认为,每每有人分享某些资讯时,网友会在未辨别真假的情况下信以为真并广传,而传阅率越高,其真实性也随之增加,殊不知当中的资讯可能是不实的。更甚的是,羊群效应下,就算假新闻之后获得澄清,也不会再有人去理会,最终澄清新闻的广度与深度,不及之前的假新闻。

保持活跃度具公关手段

再来,由于过去的资讯量每100年才会倍增,如今则几天就增涨一倍,这意味着,任何机构、品牌或公众人物若不出奇制胜,将很快被遗忘、遭淘汰。就此,公众人物不仅要保持一定的社媒活跃度外,更要有高明的公关手段。

“马智礼就留下了很多‘数码足迹’,如之前演说的短片、在非政府组织的纪录、出书纪录等,这对政治人物来说是很重要的,无论你广告多大也没有用。”

陈利威点出国阵败选的一个关键:现代年轻人接触手机的时间远远超过电台电视台,当希盟强打社媒战时,纳吉的广告却仍铺天盖地地在电台、电视台、公路告示上出现,忽略了以适合的媒介来接触主要的对象群。就算最后国阵尝试打进社媒战场,但纳吉的短片只一味强调自己的好,或借由别人感谢国阵的恩惠来说话,这与民众要的亲民(个人化)和亲密(追星化)需求并不符合。

无独有偶,今次选举希盟获得最多的支持,恰好就来自90及80后,而这群人正是社媒的主要用户。

大数据“绑架”网民

除了上述3特质,社媒研究学里头有一个概念“日常的自我”,也是关键。 陈利威指出,玩社媒的人有一个自我世界,这世界是选择性的,比如经常游览动漫资讯的人,其接触到的人事物都会是动漫,这是大数据厉害之处。大数据操作下,网民的世界会在被塑造、被定型之际,也同样被局限起来。

“过去主流媒体呈现出各方面的世界观,让读者获得综合。现在被喂食的资讯都是一面倒的,好听点叫‘个人化’,但其实我们却自我限制了资讯的多元。”

他指出,网友不仅无法接触其他资讯,长期来说更会拒绝接受其他阵营的讯息,以致无法更多元全面地识读所接触到的资讯。

“我担心,这样的环境下,大众会觉得某些政党永远是最好的,某些领袖永远是最差的,没有其他的可能。社会只会接受他们认同的,不符合自己喜好的就不是事实,这是很可怕的。”

综合社媒的3大特质下,公众人物不仅要加入社媒行列,更要懂得走符合网民口味的路线,才会获爱戴与追捧。与此同时,大数据下所营造的“日常的自我” ,则进一步将民众设限起来,接触不到,甚至拒绝另一方的资讯;但,这样的社会究竟会走向怎样的未来?

美总统与宠物之间的政治奥妙:


  • 胡佛不善表达且不曾竞选,但将爱犬的合照作为竞选文宣,立即建立了和蔼形象,赢得选举。 
  • 肯尼迪的女儿卡洛琳饲养的是前苏联送入太空狗儿的后代,为当时的冷战多少起到回暖作用。 
  • 尼克逊担任副总统时被指控收受支持者贿赂,还接受狗儿当礼物,而他拿出狗儿的照片说,他的孩子非常喜欢它,“不管人们说什么,我们都将把它留下来。”民众被他的真诚打动,成功化解了危机。 
  • 罗斯福曾派船接回滞留在阿留申群岛的爱犬。民众质疑这浪费纳税人的钱,他回应:“我习惯了你们(竞选对手)的指责与批评,但诽谤我的狗,我有权代表它表达愤怒。”这让人看见他把宠物视为家人的柔情。 
  • 老布什以宠物米莉的第一角度撰写《米莉的书:献给芭芭拉布什》,成功树立夫妻恩爱的形象,销量比其自传还好。 
  • 克林顿在发生丑闻案时养了一只名为巴迪的拉布拉多后,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 
  • 特朗普没饲养宠物,被美国人道对待动物组织批评“会对所有动物产生威胁”,因为没宠物的总统在环境议题上看似没说服力。动物生态学者分析说,特朗普不养宠物,是对动物和大自然缺乏自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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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网》独家报道: 蔡熯锟:社会尊崇权威, 选后反应源自奴性表现 ——检视社媒运作 透视选民反应 (上篇)


《南洋网》独家报道:
蔡熯锟:社会尊崇权威
选后反应源自奴性表现

——检视社媒运作 透视选民反应 (上篇)

作者 / 来源:黎添华 /《南洋网》


土著团结党新邦令金国会议员马智礼受委教育部长时,华社普遍的反应在1 0小时内如过山车般起伏。


由于他曾在约旦深造、专于分析中东政局、回教思想,甚至有国际回教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的背景,让华社第一时间内出现莫名的感受。然而,这些反应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出现了急转弯。

首先,马智礼的母亲是华裔,这让华社心暖了;他一家人会讲华语也被广泛讨论,甚至他的中文译名也被称具有中华文化的“智慧礼仪”之意……就这样,华社从开始的不安到接受,甚至推崇至将他讲华语的旧短片找出来热议。最后,华社对马智礼出任教长的肯定,已经超过建立在他的政治理念或未来的教改上了。

同样的反应也表现在风靡国人的首相敦马哈迪医生的霸打鞋和维他命的热卖上。

为何社会会出现如斯反应?华社的这种表现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一种精神缺失上?《南洋商报》从政治包装学、新媒体运作、社会结构,以及种族文化基因的角度,来解析选后的种种吊诡现象。做好准备了,接下来你可能看到连自己也不愿正视的论述。分析选民的选后反应,或许可尝试从各族的文化基因着手,其中,各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呈现不同的异化反应。但是对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学讲师蔡熯锟博士来说,无论什么族群,社会本来就存在着一种“至尊领袖”的意识,更直接的说法是,那是一种奴性表现。他指出,单从检视华社而言,华裔在儒家思想熏陶下,对权威的屈服与崇拜已经是多数华裔的基因,这使得许多人对权势会不自主地服从,甚至不自觉地屈服于权威之下。





自我意识不高

“这样的民众不太能独立思考,自我意识也不高。所以会不自主地尊崇权威。” 这也解析了社会为何会对“拿督”等勋衔、高职权威人士或领袖等相当地遵从。一旦这些权势人物拥有与本身相同的特质,例如使用一样的东西、说同一种语言,来自同一背景,我们就会表现得十分雀跃,反之则觉得有隔阂。华社对马智礼的过敏与欣喜就是一个例子。

蔡熯锟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虽然我国教育制度没有儒家纲要,但在华裔的文化基因、教育底蕴,甚至是语言和思考模式中,长辈早已潜移默化地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长幼尊卑等观念灌输在孩子身上。

领袖平民化,符合民众心理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蔡熯锟点出,儒家思想下的君主形象必须是“君要仁”,所以,一旦大众发现自己崇拜的领袖有平民化的表现,就会马上予以极大的正面回响。早前,林冠英坐廉价航空的经济舱时也获得异曲同工之妙的反应。

“瞧,我是你的领袖,但我不坐头等舱。潜词就反映‘仁’。这符合社会大众对仁德形象的要求。相较刚下台的前首相一家人的表面表现,这样的对比更是鲜明强烈。”

不允许他人批评

这样的例子在国外不是新鲜事。台湾总统蔡英文就在面对支持率下降之际,由公关团队在社交媒体上放出数张蔡英文在小贩中心吃饭、蹲下洗碗,以及在地铁站等候时阅读的照片,试图以亲民形象来一洗颓势。不过,由于照片中的鞋子被发现是意大利名贵品牌,因此反而陷入另一场更大的公关危机。


蔡熯锟也点出,当人民还有奴性表现时,政治人物、公众人物或明星们的这些举动,会令社会大众更爱戴他们,甚至不允许他人批评他们。尤有进者,民众可能还会合理化对方的一些行为。

“比如,首相不能兼任任何职务是宣言里的承诺,但是还有人发起联署来呼吁让马哈迪兼任教长。

“人们甚至觉得是马哈迪救了整个国家,而绝非是我们靠手中一票扭转局势的,足见我们还没成熟到能意识到是自己在制衡。”

他提醒,别以为通过选票来改朝换代,就等于本身没有奴性,因为奴性是不自觉的,可从其他方面显现。

对领袖崇拜极讽刺,部分华裔极端矛盾

华社对领袖的崇拜也极讽刺。网上流传的一张漫画一针见血地点出这个尴尬。

漫画的上端是马哈迪义正言辞地说: “我不是马来人首相,是全民首相。”台下的华人拍烂手掌,纷纷叫好;然而当林冠英说本身不是华人部长,而是全民部长时,台下的华裔就出现两极表现,包括攻击及赞扬的声音,攻击者指承认自己是华人很丢脸吗?有关漫画反映的正好是部分华裔极端且矛盾的心理状态。

中华情意结作祟

蔡熯锟认为,华社这样的尴尬与矛盾是很复杂的一种中华情意结作祟之余,更多是基于本身的自卑感。恰巧,奴性的本质就是自卑情结。

“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需要一个不在你文化圈内的人来肯定自己,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文化很棒。这也是为何当我们看到洋人说中文、玩华乐时,我们会很惊叹,但是,西方世界鲜少因为我们会讲英语,玩交响乐而惊讶。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与我们的自卑心作祟。 ”

不过,他说,尽管是同样的政治教育体制下长大,然而因大家接触面不同,所以并非所有人会呈现这样的自卑表现。

英国保留王室制度,维持民众对权力尊崇

如果说华社因为文化基因而出现对权势不自主的服从,那巫裔社会究竟又是怎样的状况?

蔡熯锟认为,马来社会是较特别的,因为无论是封建制度,或现今的王室制度,苏丹就是一种权力的表征,成功地在社会中制造了不同的阶级,其中,深明这道理的英国人就在殖民时期保留王室制度,以方便管控民众。

“英国人很巧妙地通过保留王室制度,来维持了民众对权力的尊崇。”

勋衔制造社会阶级

另外,他也指出,任何国家的勋衔封赐制度,也是制造社会阶级的一种方式,这让社会出现等级,进而培养出向权势膜拜或屈服的社会。

“举例,我们会称呼我们选出来的代议士‘YANG BERHORMAT’(尊敬的),可是却忘了他们其实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的集体精神意识认为‘拿督’比我们高一 等,但平权概念下,大家的关系其实是对等的。”

他强调,通过阶级来维持权威的崇拜没有所谓对与错,它也确实是目前的社会现象,同时更是当权者试图巩固权位运作的实况。

不允许阶级分裂

他指出,这样的发展下,君臣关系是不能允许继承人挑战当权者,而马来社会的集体意识里头,也不允许阶级的分裂。

“马来友族的文化基因中不允许大逆不道,篡位更是不被允许的。巫族就倾向和平权位交接,就算里面有矛盾,最多是内部呈辞,因为大家都喜欢保持表面的和谐。”

这正好说明为何当年身为副首相的安华在对抗马哈迪时,得不到多数巫裔的支持,而如今巫裔却对马哈迪反攻纳吉没有多大的反弹,反之纳吉攻击马哈迪,则在马来社群中相对不讨喜。

他表示,欧美确实也有类似的制度或文化背景,来巩固权力与阶级的运作,但是他们更相信人人平等,反观我国却制造了社会的分层,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来巩固它。

值得省思的是,了解这种社会心理学的公众人物,会善用民众的精神缺失来做出相对的策略部署,而当社媒出现后,不少公众人物比过去更懂包装自己,甚至随意操纵社会大众情绪,进而达到本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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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7 May 2018

中国《观察者网》5月27日报道—— 中资铁路去年刚开工, 马来西亚总理:重谈

中国《观察者网》5月27日报道——
中资铁路去年刚开工
马来西亚总理:重谈

作者 / 来源:唐莎莎 /《观察者网》(中国)

马哈蒂尔出席2018年5月12日新闻发布会(路透社报道截图)

【文/观察者网 唐莎莎】自92岁的马哈蒂尔再度当选马来西亚总理以来,外界普遍担忧中马关系横生变数。毕竟,他在选战期间承诺要重新审视中马合作项目,甚至还打算重启南海谈判。 


马哈蒂尔要重新谈判东海岸铁路项目

如今,上任半个月后,马哈蒂尔便宣布重新谈判由中国承担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据路透社26日报道,马哈蒂尔在当天的采访中表示,马来西亚正与中国重新谈判总额550亿马币(约人民币883亿元)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

路透社报道截图

报道称,该项目由中国交建承建,主要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项目,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2017年8月9日,东海岸铁路项目在关丹正式开工,国务委员王勇和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共同出席了当时的开工仪式。

“我们正在重新谈判该项目,”马哈蒂尔告诉马来西亚财经媒体The Edge,“该项目将对我们的经济造成极大伤害。”

马哈蒂尔对该铁路项目的必要性表示了质疑。“他(纳吉布)非常清楚,东海岸铁路项目不是我们能负担得起的。它达不到任何目的,也会不给我们任何回报。”

报道称,马来西亚国债超过了1万亿马币(约合人民币1.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0%。为了减少国债,马哈蒂尔说“通过取消这些庞大的项目,我们可以一口气减少2000亿马币(约合人民币3212亿元)”。

据新华社介绍,东海岸铁路全线规划总长688公里,整个工程合同工期7年,维护期2年,客运设计时速为160公里,货运设计时速为80公里。中国交建董事长刘起涛曾表示,预计项目开发期将为当地创造超过8万个就业机会,运营期稳定在6000个以上,还将通过“中马铁路人才培训合作计划”,为马来西亚培养超过3000名铁路建设和运营人才。

马来西亚(前任)交通部长廖中莱(5月9日大选后下台——《人民之友》编者注)曾表示,东海岸铁路投入使用后将紧密连接马来半岛东西海岸,造福沿线440万民众。另外,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等重要经济和工业区域届时将直接连通东海岸的关丹港,以及位于马六甲海峡的马来西亚第一大港巴生港,有助于马来西亚实现成为区域物流中心的目标。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计划的拟议路线 (图自马媒)

马哈蒂尔本月10日当选马来西亚总理时表示,希望执政后重新检视前任政府遗留的所有事物,其中就包括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他当时表示“我们支持一带一路计划”,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所有前任政府做过的事情,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会(与中国)重新协商相关(贸易)条款”。

除了东海岸铁路之外,中马合建的马来西亚南部铁路项目也在今年4月3日正式开工,该项目合同金额为89亿马币(约合人民币145亿元)。

正在招标中的新隆高铁也悬了

据路透社报道,马哈蒂尔表示还将考虑如何降低退出新隆高铁项目的成本。该铁路将连接新加坡和吉隆坡,其行车时间为90分钟。分析人士预估这个正在招标中的项目价值约170亿美元,将在2026年完成。

新隆高铁规划图 来自《海峡时报》

不过,“我们已经与新加坡签订协议,如果决定放弃这个项目,将会耗费一大笔钱”,他说,“所以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减少违反协议需要支付的金额”。

《海峡时报》援引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沃尔特•特斯拉博士的观点称,如果高铁计划落空,这将是两国“错失的良机”,因为该项目将加强新加坡和吉隆坡作为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

联合早报:马哈蒂尔不会搞砸中马关系

《联合早报》27日发表评论称,马哈蒂尔近几年对一些中国投资的批评,其矛头最终都指向纳吉布政府,而非中国。“他指控森林城市项目形同贩卖土地,实则暗示纳吉政府卖国。他对东铁的不满,主要是这个项目的实用性不足,且会大幅增加马来西亚的外债。

“马哈蒂尔毕竟是务实的领导人,中国即将与美国在世界上并驾齐驱,他不可能让马中关系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评论中写道,他在胜选后回应中国记者提问时,也强调支持“一带一路”。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为新政府检讨大项目的举动辩护时说,这不是针对外国投资的外交问题,而是检讨投资项目是否存在其他暗盘交易。

评论称,马哈蒂尔一再点名检讨东海岸铁路和新隆高铁,其着眼点是这些投资不菲的加护是否会加剧国债,同时肥了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朋党和纳吉布的钱包,而不是要大幅调整中马、新马关系。“搞砸马中或新马关系,不会是马哈蒂尔两年任内要做的事。”

马哈蒂尔:将致力于加强马中合作

另据新华社24日消息,马哈蒂尔当天表示,马来西亚新政府将致力于加强中马合作,推动两国合作继续向前发展。

他在会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时表示,中国一直是马来西亚的亲密朋友和重要伙伴。马来西亚新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农业等领域科技水平日新月异,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科学技术值得马来西亚学习借鉴,马中合作大有可为。马方欢迎中国企业来马投资兴业,推动两国合作继续向前发展。

5月24日,马哈蒂尔会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
(图自《新海峡时报》)

在被问及“马来西亚可能将与中国就此前已签署协议中的部分条款重新进行谈判”一事时,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回答:“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友好邻邦。中方高度重视同马来西亚的友好关系。当前,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互利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这值得双方共同珍惜和维护。”

“中方相信马来西亚将继续保持稳定和发展。我们愿同马方一道,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推动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进一步造福两国人民,促进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耿爽表示。 #


朱冠华在《东方网》评论: 东海岸铁路 该不该建?

朱冠华在《东方网》评论:
东海岸铁路 该不该建?

作者/来源:朱冠华/《东方网》东方文荟

最后更新 2018年05月26日 17时09分

上图与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本文原标题:东铁该不该建?

国家耆老理事会对东铁计划的看法是风险高、不合理,但话说了很多却没有明言建议终止这计划。当耆老理事会说出东铁计划问题时,有些人骂声一片,认为应该终止。但实事求是问,是东铁计划有问题,还是制定这计划的人有问题,这是不同概念。

根据目前所知的资料,东铁原本价格约270亿令吉,就算加上额外差价也不超过300亿令吉,问题是前朝政府为何以550亿令吉签约?难道前朝继续发扬“买贵”来刺激GDP的“优良传统”吗?

“东铁问题”是前朝故意要“买贵”

这问题显然是前朝故意要“买贵”,而不是中国要“卖贵”。而这多付的250亿令吉最后自然不是流入中国的口袋,会用什么五鬼搬运法流入谁的口袋,目的是什么?这点人民思考一下就明白,这里不多做揣测。对中国来说,主要目的是完成“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战略,大马內政(包括金钱流向)其不会太有兴趣干涉。

按照耆老理事会说法,前朝借贷550亿令吉,3%利息计算,20年总额要支付732亿令吉。但若重新修改合约扣除“买贵”成分,以300亿令吉计算,一年支付19.92亿令吉,20年总额支付398亿令吉。但实际上也不需要真贷款300亿令吉,只要修正前朝政府部门的“买贵”传统问题,几年下来就能省下一个东铁。所以东铁问题是前朝要“买贵”,而不是东铁真的贵到大马承担不了!

打通东海岸交通线,对国家更有利

在去除“买贵”的基础上,再探討东铁计划是否可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耆老理事会认为东铁每日估计运货额800万令吉,但营运费1000万令吉,日亏200万,一年会亏7.3亿令吉,並列入一大堆风险如维修费、建造费增加风险,並引我国当前货运量数据,认为东铁一定会亏损。

但这样的计算忽略了一个普遍事实,就是基础建设通常都是亏钱的,真正赚的是打通不同区域的运输线来加强货贸的流通所激活的经济。若基础建设处处考量利润,那很多计划其实是不能做的。南北大道就是过於注重大道公司利润,不是被人民骂了几十年吗?

观察这次全国大选各政党政治版图,会发现东海岸议席几乎被巫统和伊党获得。这两个政党支持者主要是收入和知识水平比较低的阶层,这次大选明显是大马政治板块分裂成东海岸和西海岸。

所以打通东海岸的交通线,激活经济让该地段的人民走出封闭,其实对国家更有利,这无形利润更大。

要一边解决腐败问题,一边分阶段建设

正如前述,基础建设通常都是亏钱的,这也是政府责任之一,不然收人民这么多税干嘛?

问题是要如何確保计划可以把成本控制在最低,效益最大化,而不该有政治考量,一切以经济为主。另外,基础建设的另外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在政府財政可承担范围內。若不是因为前朝政府长期腐败,根本就有能力支付,或支付部份东铁建设费用,无须全额贷款。所以根本还是要一边解决腐败问题,一边分阶段建设东铁打通东海岸。

个人估计希盟政府选择建东铁的概率比较高,因为大马不会蠢到自绝於“一带一路”让自己国际经贸边缘化,只是前朝一些不合理的內容,会重新谈判予以刪除。#

Thursday, 24 May 2018

《南大站》今日再贴 商丘羊评论:马来西亚变天对新马人民的启示

《南大站》今日再贴 商丘羊评论:
马来西亚变天对新马人民的启示

作者 / 来源:商丘羊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上图取自21老友部落格(blog.of21.com)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21老友部落格”,根据其网站申明,是由一群长期关注和研究新马社会发展和历史演变的工作者和一些曾经长期投身抗日、抗英、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自由的老战士和老朋友共同设立的舆论平台。该部落格在全国大选后隔天(5月10日)迅速发出题为《热烈欢呼:人民胜利了,种族主义政权垮台了!》的贴文,接着在5月16日贴出3大联谊会(即马来西亚21世纪联谊会、马来西亚老友联谊会与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联合发表的题为《欢呼种族主义和腐败政权垮台》的声明。

作者似乎对这批人如此这般看待马来西亚的变天,并不认同,而保留他自己的看法。作者在本文开头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发的。上图和说明以及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以下是作者发表于南大站的全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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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变了天,许多人欢呼不已,除了普通人民,还有一批过去曾经活跃在政治场合的人士。这批人的喜悦,与现实显得格格不入,他们似乎觉得,国阵垮台自己也有一份功劳。在国阵统治的61年(包括联盟政府),他们确实对抗了数十年,然而时过境迁,在他们活动消失后国阵倒了台,严格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希盟政府会有啥变化值得思考

国阵垮了,希望联盟上台,马哈迪卷土重来,上台伊始,等着看他如何兑现100日革新的诺言。如今封官封爵正忙,那几个合伙的政党,今后扮演的角色是否平起平坐,不得而知,回头看国阵内部的政党,被掌权的巫统打压得面目全非,叫人替希盟内部的政党捏一把汗。

马哈迪前几天宣布自己兼任教育部长,后又委任他人,这个讯号是否在老马心中,马来文教育高高在上的地位是否不可改变,换句话说其他语文教育仍在摸索。新任教育部长说自己深受大专教育法令之害,要将之废除,然而真正的教育问题不只这项,承认华文学校的统考更为重要,华校生进入大专院校的种种障碍,是不平等的社会因素造成。公正党的威势领袖安华声称要废除土著在经济上的特权,一视同仁对待各族人民,倘若真能做到,将解开马来西亚社会的有形捆绑,促进国家的活力。

然而希盟毕竟是从国阵兑变过来,其中仍然可以看见巫统的影子。这个看似有点像联合政府的组织,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值得思考。

马哈迪绝对不会放过一马公司案

政治是因集团的利益而存在,集团的利益是因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存在,由大多数人的利益转为少数人的利益,政治日益紧绷,最终是由另一集团取而代之,这中间自然出现许许多多的撕扯,而上台的都会说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希盟刚上台,必然会有一番作为,首先就是处理经济问题,摆在面前的是一马公司的贪渎案,这是个树立新政府形象的最佳机会,马哈迪绝对不会放过。

至于与外资重新谈判基础建设项目,新政府不会拘泥于项目的资金,而会以人民在项目中得到的好处作为缓解和弥补的办法,因为马哈迪知道,这些项目对提升马国的国力是有帮助的。马哈迪不要评论马六甲皇京港和关丹港,说明他知道这两个港口发展后对马国的意义重大。我们相信,最近李显龙匆匆赶去布城拜会马哈迪,主要就是打探他对港口的看法,然而遗憾,马哈迪在港口建设似乎早与纳吉有着默契,一致看好!

马国变天是新加坡人的一面镜子

马来西亚变天,新加坡震动不已,李显龙的北上,新加坡部长急着要与民沟通,说明这震动确实不小。在马国取消了消费税后,新加坡依然在几年后调高消费税,无疑是自打嘴巴,难以圆场。

新加坡一路来不断讥讽反对党没有人才,不能治国,制造一种印象,只有执政党才有资源,才有能力,才能管理国家。马国变天是一面镜子,新加坡人都在北望,看看新的执政团队怎样把贪腐、紊乱、无效,种族主义的国家引上正轨。正当马国变天之际,新加坡卯足气力加紧施行各方面的控制,集会、新闻、言论,无不包括其中,这对于一个自称要成为国际智慧型的城市国家,究竟有何好处,而如此不顾国际舆论批评,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似乎看到了其背后快要浮出水面的真实意图,通过打压,制造鸦雀无声的环境,为下一任总理铺平道路。

权力使人迷失心窍,政权使人丧失理智,为了达到永保政权,什么手段和伎俩都可以施展出来,这样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Wednesday, 23 May 2018

《南大站》发表商丘羊评论: 马哈迪的剥猫皮论与新加坡

 《南大站》发表商丘羊评论:
马哈迪的剥猫皮论与新加坡

作者/来源:商丘羊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及夫人(右2、左1)与外交部长维文一行人于19日飞抵大马之后驱车前往布城会见马哈迪。报道称這場約30分鐘的會面,在馬哈迪当天辦公地點首要領導基金會進行。上图为李显龙及夫人(右2、左1)与馬哈迪及夫人(左2、右1)合影。

——上图取自网络,图片说明与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马来西亚变天,马哈迪再次上台,新加坡的李显龙急不及待,不顾他人政务繁忙,要赶去与马哈迪见面。李显龙的举动,说明两个道理,一是变天使他感到震惊;二是想摸摸马哈迪的底细。李显龙终于去到吉隆坡,拜见了马哈迪,然而空手而回,马哈迪并无谈及任何与新加坡有关的课题,仅是礼貌性的谈话。新闻上李显龙与何晶两人穿得花里巴拉,对着马哈迪挤眉笑眼,近似老莱子娱亲。

李显龙焦虑期待而马哈迪没啥表示

马哈迪对着这位政治对手李光耀的后人的到来目的心知肚明,对于他所说的新马关系密切不置可否。不久前马哈迪提出要对来马的中资重新谈判,主要集中在柔佛州的森林城市和东西铁路。不过马哈迪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表示支持,而且对于中国建设的马六甲皇京港和关丹港却没有提及。这两个港口是针对新加坡而建,形同两把直插新加坡的利刃,皇京港还未竣工,新加坡耗费巨资打造的大士港已经出现萧条,因为中国轮船大部分不在新加坡停留。

李显龙原想从马哈迪口中探听他对一带一路的看法,马哈迪除了先前表示支持,没有吐露任何意见。李显龙至今对一带一路仍有偏见,他在南海风波时被中国严批猛打,又被刚上台的特朗普否决了李光耀提议围堵中国的 TPP,心中六神无主,极不甘愿的表示支持一带一路。马哈迪批评中资,如果他反对一带一路,亚细安就有了反对一带一路的领头人,李光耀的亲美反华遗愿仍可继续下去,美国的太平洋—印度洋战略就能够由新加坡串联起来。

新加坡对待中国的态度是阳奉阴违,前恭后踞,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这只要看新加坡仍然在台湾进行“星光部队”演习就可知道。以此可以完全明白,新加坡亲美反华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纳吉在位时,曾有传说中国替马来西亚布置导弹防卫系统,并且向中国购买潜水艇,这些报道都触动新加坡的神经,对弹丸小岛是巨大的压力。

马哈迪的“剥猫皮论”言犹在耳

马哈迪再次披挂上阵,过去针对新加坡的“剥猫皮论”言犹在耳,李显龙并非耳聋,一件件经由马哈迪的两国摩擦历历在目,水供、弯桥、公积金、白礁、沙石之外,今后还会有什么利益冲突?马六甲皇京港落成在即,它将取代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港口,也将成为新马博弈的最大战场。

马来西亚的确与新加坡关系紧密,数十年如一日的统治,除了种族主义,其他各方面何其相似。所以马来西亚变天,新加坡人会互相对比,在希盟承诺改变政策的100日,新加坡人更是引颈翘望,注意邻国出现哪些新气象!首先是取消万民憎恨的消费税,这令几年后要把消费税提高至百分之九的新加坡无地自容,威信扫地。接下来还有哪些新政,新加坡人北望连连,心中茫茫,而正在加紧打压言论自由的新加坡政府,是否从中得到一丁点启示?

马来西亚变天并非革命,这只是一场压抑许久而释放出能量的改革运动。革命必须流血,改革运动只需大多数人团结起来,说清楚些是安华“烈火莫熄”的延续和胜利。

马哈迪安定家底后会露出真面目

国阵61年的极端统治,在马来种族主义横行霸道支撑下无法继续,这说明了一个道路,国家不是一小撮人的专利,不是一小撮人为所欲为的场所。当人民觉醒的时候,任何手段都欺骗不了。马来西亚变天给新加坡人指出一个方向,这个震撼是朝野都能感觉出来,最近王瑞杰急忙说要征求各界的意见,不是很明显吗?没有真心诚意,一直把人民当刍狗,自以为可以千秋万载继续统治,都是蠢人的想法。纳吉失掉政权的当天,他仍然记得和李显龙捞鱼生的情景,或许还以为明年仍可再来!

马哈迪是老马识途,他在安定家底后会露出真面目,他是否安然的让安华继承首相,言之过早。这如同李显龙是否把总理让给三头马车的其中一头,也是言之过早。马哈迪有个当州务大臣的儿子,李显龙有个做科学局顾问的儿子,最近他还在散布烟幕,声称总理人选也许不只一人,其实李光耀早已安排,就是李显龙儿子李鸿毅一人。

马哈迪的“剥猫皮论”对新加坡是潜在的威胁。新加坡有许多野猫,属于新加坡猫种,偶尔有人将猫打死,或从高楼抛下,但还没听说有人剥猫皮,因此马哈迪的言论非常耸人听闻!

20 groups: Civil society calls on new government to reform laws restric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20 groups: Civil society calls on new government to reform laws 
restric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May 22, 2018

Source: Article 19 website

Following the Malaysian people’s decision to vote for change in general elections held on 9 May, we the undersigned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call on the incoming government to honor the mandate it has been given by implementing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of reform and strengthen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 Malaysia.

Over the decades of rule by the outgoing regime, authorities have frequently violated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including by imposing legal restric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s. The recent elections signal the Malaysian people’s rejection of the continued suppression of free speech in the country, and underscore the need for the new government to take action to fortify fundamental freedoms. Institutional and legal reforms are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Malaysian citizens are better able to keep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three branches of power of government accountable and transparent through exercising their rights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Following the election victory of the Pakatan Harapan coalition, we welcome the new government’s quick form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s Committee, which is tasked with making recommendations to the new government on priorities for legislative and structural reform. However, recent mixed messages from the ruling coalition on the repeal of the Anti-Fake News Act, passed by the outgoing government shortly before the election, give cause for concern. We believe that the more effective solution to any 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is the enactment of 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t the federal level.

We urge the new government to prioritise reform of the country’s legislative framework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rights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for all. However, legislative reform must go hand-in-hand with the restructuring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to ensure accountability, independence,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Moreover, the new government must meaningfully engage civil society in a program of reform that is inclusive and participatory.

For these reasons, we the undersigned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suggest to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Committee and the Pakatan Harapan government the following road map for reforms relating to the rights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We urge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to:

As soon as possible, consult with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on the shortcomings of Malaysia’s legal framework as they relate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We call upon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any legislativ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es are transparent and provide for the full and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all concerned stakeholders, including civil society. The government must carry out meaningful consultations with civil society, including human rights defenders, journalists, artists, bloggers and other advocates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e Inclusion of 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s in discussions about reforms will help ensure that new laws and policies reflect the needs of Malaysian society and are in line with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Promptly end blocking of new sites

We call upon the government to lift barriers on access to websites, including news sites, arbitrarily imposed by the 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MCMC). The MCMC has used broad powers to block websites reporting on the 1MDB corruption scandal, including the UK-based Sarawak Report and regional news outlet The Asia Sentinel. We welcome the decision of the MCMC to unblock Sarawak Report and The Medium on 17 Mei 2018.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sure that Malaysians are able to,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reely access information and express themselves online without restrictions. Any blocking orders must fully comply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and include procedural safeguards.

Immediately lift all arbitrary travel bans

We welcome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s 14 May decision to lift the travel ban against cartoonist and activist Zunar, who faces charges of sedition for comments made on Twitter. The new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lift any remaining travel bans imposed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or others because of their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or as part of a crackdown on dissent, and end the use of such bans to stifle criticism.

During the upcoming parliamentary session, reform or repeal laws viola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 call on the new government to immediately reform or repeal repressive laws that have been used to restrict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following laws, which have been frequently used to stifle criticism and dissent, must be prioritised for reform or repeal during the first parliamentary session under the new government:

  • The Sedition Act 1948, which authorities have used to prosecute politician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artoonists and others for expressing opinions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royalty and of religions.
  • The Anti-Fake News Act 2018, which defines “fake news” broadly, imposes criminal penalties for those involved in its dissemination, and give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road censorship powers.
  •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1972, a broadly-worded law backed by criminal sanctions, that entrenches a culture of secrecy in all matters relating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ives state authorities prerogative to withhold an expansive range of information from public view without judicial scrutiny.
  • The Peaceful Assembly Act (PAA) 2012, which has frequently been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intimidate organisers of protests , often for their failure to provide authorities notice 10 days prior to an assembly.
  • Section 233 of Communication and Multimedia Act 1998, which provides criminal penalties for online communications that are “obscene, indecent, false, menacing offensive in nature with intent to annoy, abuse, threaten or harass a person” and has become a chief law used for imprisoning those who criticise authority and power for their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 The 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1984, which grants the Home Minister “absolute discretion” to ban or censor “undesirable publications” based on vaguely worded criteria and has been used to suppress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ban books that may be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or considered to be blasphemous to Islam, and to curtail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general.
  • The Film Censorship Act 2002, the Act criminalises the circulation, distribution, display, production, sale or hire of any film not approved by the Film Censorship Board of Malaysia and extends this prohibition to the possession of such material.

The reform or repeal of these laws have been repeatedly raised by Malaysian lawmakers, human rights groups and also UN Special Rapporteurs as essential to safeguar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country.

Before Malaysia’s UPR, sign and ratify ke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Malaysia has yet to ratify many key human rights treatie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lthough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ccepted recommendations to consider ratification of the ICCPR during its previous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 at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it has made no progress toward this goal and has instead advanced laws and policies which further undermine the rights enshrined in the treaty.

Therefore, we call upon the government to fulfil its commitments by signing and ratifying treaties including the ICCP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 prior to its UPR at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in November 2018.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its commitment to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which safeguards human rights of all,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issue a standing invitation to all special procedures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nd prioritise visits for the Special Rapporteurs on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on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of association,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on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Within this year, introduce a 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e

The new government has promised to govern by the rule of law and ensure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o this end must strengthen parliamentary processes and institutions. We therefore call upon Parliament to establish a 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e to ensure effective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to safeguard the public interest against the abuse of power.

We encourage a specific 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e to be provided with a mandate that includes the review of problematic laws and provisions that have been used to curtail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including Penal Code sections 124(b), 186, and 505(b); the Security Offences (Special Measures) Act 2012 (SOSMA), Bernama Act, The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2010,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ct 2016 (NSC).  At the same time, we hope the Select Committee will consider recommending the enactment of a Right to Public Information Law as a way of guaranteeing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good governance.

As part of reform efforts, take steps to strengthen and empower SUHAKAM

While carrying out reform initiatives, we call upon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SUHAKAM) with regards to adherence to Article 19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We also urge the new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SUHAKAM’s annual report is debated in Parliament each year.

The new government must also take steps to ensure that SUHAKAM is fully independent and has the authority and resources it needs to effectively investigate and address violations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Signatories:
ARTICLE 19
Agora Society
Aliran Kesedaran Negara (ALIRAN)
Art For Grabs
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CIJ), Malaysia
CIVICUS: 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ENGAGE
Freedom Film Network
GERAK
Justice for Sisters
Malaysian Atheists and Secular Humanists (MASH)
Persatuan Kesedaran Komuniti Selangor (EMPOWER)
Persatuan Sahabat Wanita Selangor
Pusat KOMAS
Sahabat Rakyat 人民之友
Seksualiti Merdeka
Sinar Project
Sisters In Islam (SIS)
Suara Rakyat Malaysia (SUARAM)
Writer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 WAMI)

Contact
Nalini Elumalai, Program Officer at ARTICLE 19, 01136535927 or nalini@article19.org

Saturday, 19 May 2018

马哈迪外交游戏规则

马哈迪外交游戏规则

作者 / 来源: 刘惟诚 / 马来西亚《东方日报》、东方网

最后更新 2018年05月18日 17时31分


我国第14届大选总算圆满落幕,除了少数面对悬峙局面的州属仍就组成政府展开拉锯以外,绝大部分州属,包括联邦的政权也已尘埃落定。希盟领袖马哈迪顺利宣誓为第7任首相,实现了大马史上首次政党轮替,也让我国成为海外媒体聚焦的对象。然而,马哈迪在竞选期间已表明不满纳吉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曾批评后者引入和签署的商贸协定,在外媒的眼中,这些跡象意味著希盟政府將改变对外的游戏规则。

儘管国內民眾目前仍观察变幻莫测的国內政局,以及观望著新政府的施政,但无论是外媒、国际社会,还是与本地(或外国)和合作的出入口商、跨国机构,甚至本地的金融机构,目前都极为关心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因为政府对外游戏规则的改变,对这些群体所產生影响將会非常深远。然而,游戏规则需要时间制订,特別是全新的政权,因此国际社会目前急于想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和这个新政府沟通。

重视对外关係经营

当然,相比希盟政府內的其他领袖,马哈迪作为曾经执掌大马22年的回锅首相,国际社会对他並不会太陌生,除了因为他掌权时间很长,他在任期间也极为重视对外关係的经营,其对外交政策的制订比过去的首相更积极、深入和务实。在完善外交与战略部署上,他在1983年主导设立了至今仍是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智囊,即国际研究与战略中心(ISIS),並在1991年设立专门培训外交官的外交政策学院(IDFR)。

而在对外关係方面,马哈迪在任期间也很频密出访、主持和参与国际活动,比如参与联合国在柬埔寨、索马利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维和计划,也很积极参与处理以巴衝突、主导建设八国集团(伊斯兰发展中8国集团)和主持本区域各种对话(南非国际对话「SAID」、浮罗交怡国际对话「LID」等),以及参与和主持伊斯兰组织峰会(OIC)等,令大马从1990年代开始,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当然,相较于上述的国际政治参与,国际社会其实更记得(也更担心),马哈迪在国际舞台上的强硬。他很常在不同场合狠批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持有双重標准,也不时在水供、长堤和土地问题与新加坡政府交恶,甚至曾派遣武装部队採用强硬手段爭取南海岛礁的主权,比如海军在1983年和1986年登陆(佔领)有主权爭议的拉央拉央岛和光仔星礁,也在1999年于榆亚暗沙设立海军哨站,宣示主权。

这让他当时的外交政策非常清晰: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保持伊斯兰世界统一,以及捍卫国家利益。在这种对外政策上,马哈迪进行了一系列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形象与实务工程,推行向东学习(look east policy)、繁荣邻国(prosper thy neighbour)等政策,来对抗西方大国的不平等贸易,以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並积极组织发展中国家对话平台,以蚂蚁压象的方式向大国施压,令欧美各国头痛不已。

没纳吉政府好商量

这一系列的外交参与、原则和立场,除了让大马当时成功在国际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还让国际社会熟悉马哈迪,而在这当中,曾经和马哈迪交过手的中国、美国、英国和新加坡政府,对他的印象更是深刻。因此,他们是最关注我国大选的国家,也是希盟胜选、马哈迪任相后,最快发文恭贺的国家,以期缓和当年与马哈迪在双边议题上爭论时,所衍生的不愉快回忆,並希望新政权尽可能维持著原有的游戏规则。

或许因为忙于政权移交和政策重组,新政府在外交方向的擬定和原则上仍未明朗化。然而,对我而言,国际社会多少都有心理准备,迎接马哈迪强硬的外交政策,因为就算经过了15年沉淀,马哈迪还是马哈迪,其较早前在批评中资和表明有条件接纳一带一路的立场时,就已显露出这位首相仍在捍卫自己20多年前所主张的外交原则,而这套原则和立场,是和主张左右逢源的纳吉政府,完全相反。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马哈迪已是93岁的老人家,虽然魄力依旧但心力已不如从前,在必须优先处理国內事务和整顿国家经济发展的局面下,以及考虑到將被国家元首赦免的公正党实权领袖,也是第8任首相人选安华的自由主义(外交)立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或许会比马哈迪首次执政时温和一些,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新建立的政权,肯定没有纳吉政府那么好商量。

Friday, 18 May 2018

33 groups: Implement Moratorium on the use of Draconian Laws as Sign of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33 groups:
Implement Moratorium on the use of Draconian Laws 
as Sign of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We the undersigned civil society groups are monitoring the curr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we are alarmed by some of the comments, remarks and actions by some members of the newly formed government on governance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As a new government that carries the hopes and aspiration of Malaysians for a better Malaysia, the government must not waver in its commitment to good governance and human rights. It must outline a clear and tangible roadmap for reform in collaboration with civil societies that have played monumental role in uphold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Leading up to the first seating of the 14th Parliament of Malaysia, the government must reaffirm its commitment to abolish draconian laws and immediately institute a moratorium on the use of draconian laws such as the:-
  1. Security Offences (Special Measures) Act 2012 [SOSMA]
  2. Prevention of Crime Act 1959
  3.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 2015
  4. Dangerous Drugs (Special Preventive Measures) Act 1985
  5. the Sedition Act 1948
  6. Section 211 & 233 of the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Act 2012
  7. Peaceful Assembly Act 2012
  8. 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1984
  9. Anti-Fake News Act 2018
  10. Official Secrets Act 1972 and Section 203A of the Penal Code
  11.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s Act 1971
  12. Chapter VI of Penal Code on activities detrimental to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13. Mandatory death penalty
  14. And suspend the operatio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s outlin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ct 2016

Moving forward from the moratorium, the government must ensure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laws are placed in the order paper of the upcoming Parliament session for repeal or amendments.

The government must also address the lack of consultation by its predecessor and establish thematic working groups on human rights issues prior to the Parliament session to ensure that all stakeholders are ready and prepared to tackle the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at still persist in Malaysia today. Thematic working group must consist of representative from civil societies that have the expertise and track record in addressing the respective thematic issue, and also work with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SUHAKAM) and the Malaysian Bar.

The foundation of a human rights friendly Malaysia must start now. The civil societies of Malaysia have stood strong over the years despite the harassment and threats by the previous federal government for the betterment of Malaysia. Today, with a government that promises to uphold human rights, it is the government’s duty and obligation to ensure that civil societies are vindicated in its fight for human rights and fulfill their promises made for good governance and human rights.

Endorsed by:
Agora Society
ALIRAN
All Women’s Action Society (AWAM)
Baramkini
Bersih 2.0
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Malaysia (CIJ)
CIVICUS (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Civil Rights Committee KLSCAH
Johor Yellow Flame
Justice for Sisters
Knowledge and Rights with Young People through Safer Spaces (KRYSS)
Lawyers for Liberty (LFL)
Malaysian Atheists and Secular Humanists (MASH)
Malaysian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laysians Against death Penalty and Torture (MADPET)
Mamas Bersih
National Human Rights Society (HAKAM)
Pelangi Campaign
Persatuan Kesedaran Komuniti Selangor (EMPOWER)
Persatuan Sahabat Wanita Selangor
Pusat KOMAS
Sahabat Rakyat
SAVE Rivers
Saya Anak Bangsa Malaysia (SABM)
SEED Malaysia
Sinar Project
Sisters in Islam
Suara Rakyat Malaysia (SUARAM)
Sunflower Electoral Education
Tenaganita
Teoh Beng Hock Trust for Democracy
Women’s Aid Organization
Siti Kassim

Wednesday, 16 May 2018

中国台湾学者张亚中撰文: NGO是人类社会的天使, 还是西方霸权的打手?

中国台湾学者张亚中撰文:
NGO是人类社会的天使,
  还是 西方霸权的打手?

作者 / 来源:张亚中 /《察网》(中国)


《NGO与颜色革命》一书,由艾倫.希拉瓦斯特瓦(Arun Shivrastva,1940-2015)等八位知名学者专家,就其研究观察,提供案例以彰显非政府组织的“本来面目”,也清楚地对若干NGO的工作做了深入的剖析,让读者了解到其所作所为并非如其组织名称所呈现的美好、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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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中为《NGO与颜色革命》一书作的导读,标题为“NGO:天使还是打手?”。《NGO与颜色革命》一书由印度学者艾伦·希拉瓦斯特瓦等合作撰写,作者均为长期关注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与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

NGO是一个客观的公正参与者?

非政府组织(NGO)虽然早已存在,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NGO以一个重要的“全球治理者”角色,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

联合国秘书长盖里(Boutros Boutros-Ghali)在1992年就这么说:“绝对与排他的主权时代已过去了”。一个“全球社会”的时代已经取代了“国际社会”。这表示,参与或影响着全球互动的,已经不再是以国家为主体。以前由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系逐渐受到考验与威胁,国家或政府不再能单独、有效地处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问题。

除了国家以外,还有哪些单位也参与了全球治理的事务?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这么认为的:“治理一直被视为政府间关系,但是现在必须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运动(citizens’ movements)、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以及全球资本市场(global capital market),它们均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传播媒体相互作用。”简单地说,目前参与国际事务,每个国家在内部治理时,都面临着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多国/跨国公司、资本市场、全球传媒、跨国公民运动等“多行为者”(multi-actor)的影响。

在这些“非国家行为者”中,毫无疑问,NGO的角色与功能是最具有争议性的。它们用的是公益与人权的名称,举的是民主与自由的旗号,但是它们到底是人类的天使,还是西方的打手?它们实践的是“西方价值与国家利益”还是“普世价值与人民福祉”?

这些包括NGO在内的“多行为者”代表谁的利益?从表面上来看,每个行为者都是一个主体,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目标。但是我们如果把以上行为者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例如国家本身、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它们可以算是“民族国家的家族”,这一类的行为者当然是以国家利益为思考,国家在里面扮演着绝对的主导角色。另外一类可以归类为“非国家行为者”。非政府组织、全球资本市场、多国公司、全球传媒、跨国公民运动均属于这一类。但若再深入了解,哪些人或国家主导了这些“非国家行为者”?非洲、拉美、亚洲国家的人可能吗?绝大多数还是西方强权国家的人、公司、政府操控着这些组织。这些人、公司、政府在思考问题、做决策时,不会受到自己原有文化、国家利益的影响?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一个结论,即所谓的“全球治理”,其本质其实还是“国际治理”,更进一步说,是“大国治理”,甚而有些议题,可以称之为“美国治理”。全球化固然会影响到每个国家对本身事物的治理能力,但是这只是对小国权力的侵蚀,对于西方的大国而言,全球化反而是它们治理能力的扩大与提升,它们可以透过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国际建制、非政府组织、全球资本市场、全球传媒、跨国公民运动,来传播它们的价值理念,运用这些有形的机制来贯彻它们所需要的利益。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NGO是一个超越国家、放眼全球,追求普世价值与人民利益的组织,这个认知就有问题了。或许有少数NGO的确有此认识,但是绝大多数的NGO其实是贯彻西方价值理念、为西方大国谋取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已。

NGO的“本来面目”及实际作为

本书《NGO与颜色革命》,由八位知名学者专家,就其研究观察,提供案例以彰显非政府组织的“本来面目”,也清楚地对若干NGO的工作做了深入的剖析,让读者了解到其所作所为并非如其组织名称所呈现的美好、正义。

美国“国际开发署”表面上是透过援外以促进国际合作,但是从该署人员的工作及对私人事务进行了解,并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反恐数据库进行交叉比对,可以看到,这个组织其实在为美国的外交、安全而服务。

南亚地区目前面临普遍贫困、贫富两极化、环境灾难和社会冲突等问题,有不少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本地非政府组织在该地区长期活动。接受外国资助的本国非政府组织,其实却在暗中加剧教派冲突,并为外国出资方的特殊商业利益或政治目的服务,严重扰乱了南亚诸国国内的民主制度与政治体系。

西方教会对全球政治事务的无孔不入。布什政府公开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提供资金以推动“基督教福音派运动”在非洲进行激进的NGO活动。在整个非洲,基督教右翼、五角大楼、私人军事承包商与西方企业形成联盟,而其结果是进一步激化了教派间的冲突。

乌克兰的暴力抗议正是由外国资助的“慈善机构”在后面促成。“阿拉伯之春”的背后也是美国国务院的项目计划。该项目培训中东地方激进主义者,以非政府组织的方式出现,其目的在于推翻现有政权。但是,“阿拉伯之春”并没有给阿拉伯带来民主与和平,反而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紧随其后的埃及军事政变以及极端武装组织在中东的蔓延,都使得中东产生更大的不安。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挪用美国运往巴尔干地区的捐赠物资,除了向叛乱的武装组织和民族武装分子秘密送交武器外,NGO还经常以教唆者的身份,与组织犯罪集团联合起来煽动分裂国家的族群冲突。一个与多位美国总统关系密切的知名NGO,就曾经卷入把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浆运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巴尔干地区,造成当地民众感染艾滋病病毒。

在策划第二次海湾战争时,美国国防部把援助组织“嵌入”军方指挥和控制系统。多数大型国际援助机构都采取了合作态度,而那些反对嵌入的独立且公正的非政府组织或者被裁撤,或者遭到了“国家安全局”和地方军事情报机构的渗透。在伊拉克战争中,这一整合政策却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一些NGO被反政府武装认定为参与了镇压行动,而受到牵连。

“国际特救组织”也有其另一面。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北爱独立者遭受英国迫害、波多黎各独立运动遭镇压,以及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严重犯罪等多个历史事件中,曾任“国际特救组织”的人员说,该组织“长期以来卑鄙的不作为”。

100多个国家政府支持成立国际刑事法庭(ICC)的背后却是由财团支持的NGO。尽管ICC负有监控全球人权事务的职责,但是ICC却过度集中逮捕非洲黑人国家元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ICC背后的NGO支持者,代表的是美国各大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包括凯舰非洲矿产资源和采矿权的索罗斯,和一切以经济利益为考虑的罗斯柴尔德企业集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由卸任的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及属下莫瑞斯•佩特(Maurice Pate)所创立。而佩特个人的历史记录实在不堪,他曾运营过一个支持纳粹德国占领波兰的援助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可以说是联合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之一,而美国对该基金会的垄断,使得该机构已成为情报部门和参与非法疫苗接种和秘密人口控制行动的西方制药企业的一个工具,这在非洲和南亚尤为如此。

本书还对于透明国际、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人权观察、欧亚基金会、慈善军团、自然保护协会的背景,以及它们的一些所作所为,做了清楚的描述。

如果你了解的案例足够多,便可以清楚地了解到,NGO的立场并不完全如其所标榜的清白、慈善与公义。国内NGO与国际NGO有时会结盟,以落实西方大国所希望达成的目标。

关于“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案例

另提供一例:“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本质及行为。作为本书的推荐者,愿意举例一个本书没有提到的,但是与两岸有关的NGO“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缩写:RSF,英语: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这个组织在2017年4月7日发布新闻,要把其亚洲总部设立于台北。民进党的蔡英文当然喜出望外,“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也喜形于色地宣称:“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是致力保护记者免受迫害、促进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及欧洲委员会具咨询地位……无国界记者驻扎台北,就是对台湾人权保障和言论自由的肯定。”事实真的如此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RSF其实早在2012年就被驱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RSF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何一个打着捍卫新闻自由名号的堂皇组织,在国际社会却是恶名昭彰,饱受争议?

RSF的创办人是罗伯•梅纳(Robert Ménard),自创办开始到2008年之前,他一直是主掌这个组织的灵魂人物。梅纳后来被揭露与专制的卡达王国(即卡塔尔——察网编者注)签下巨额合约,同时又被迫承认透过“自由古巴中心”(Center for a Free Cuba)长期领取美国国际发展局(USAAID)的捐助,“自由古巴中心”的领导人叫作弗兰克•卡尔詹(Frank Calzon),是个挂牌的CIA干员。美国女记者巴拉赫娜(Diana Barahona)经过长期的调查,指出无国界记者组织不仅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和中央情报局组织(CIA)的资助,无国界记者组织所做的人权报告也要经过美国政府的指引和审核。“谁付钱,谁决定”,这是国际NGO的潜规则,RSF遵守无误。

至于NED和CIA的关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首任主席亚伦•维恩斯坦(Allen Weinstein)的说法最为传神,他曾经在《华盛顿邮报》上招认:“我们今天所做的大部分工作,20年前是由CIA偷偷摸摸地做的。”

美国CIA过去暗中从事的勾当

那么,什么是CIA过去必须暗中从事的勾当呢?《华盛顿邮报》在1967年所报导过的一桩CIA丑闻大致可以作为代表:以美国的国家预算,在国外资助亲美的文化团体、工会、媒体、个别政治明星以及知名的知识分子。在冷战时期,美国总统约翰逊也承认,华盛顿方面为了“防堵苏联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秘密的行动,透过秘密的管道,以便将顾问、设备和资金投入欧洲各国,支持某些媒体和政党

CIA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拉丁美洲兴风作浪,鼓动、策划军事政变(其中以1964年暗算巴西总统古拉特和1973年谋害智利总统阿叶德的行动最为经典),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也在第三世界招致重大反弹。美国参议院不得不在1975年对CIA在国外的胡作非为和军事上的罪行展开调查。自此,情报局在海外的活动从此化明为暗,美国政治基金会(APF)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79年成立的。从此,也开展了以国家预算挹注民间基金会的工作模式

1983年,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名为NSDD77的秘密指令,要求美国的外交、军事活动,“必须紧密地与企业界、工会组织、大学、慈善机构、政党、媒体结合”。里根的秘密指令,到今日依然有效,而且发展越来越完熟,几乎已成为美国对外活动的巧门与法门。欧洲方面早就对美国以NGO之名扩张其地盘和影响力的做法相当不满,纷纷透过媒体的揭露予以警告;俄罗斯和中国大陆方面更是已针对某些“可疑”的国际NGO进行监控。在台湾,由于美国的势力无所不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戒心,对于官方外围组织的长驱直入,甚至展开双臂,热情拥抱。

“RSF根本就是CIA的工具。”

在2008年之前,RSF的主力都放在拉丁美洲,尤其盯紧了古巴、委内瑞拉等几个让美国头痛的国家,倾力支助反对阵营,攻击这些国家的左翼政权。拉美的媒体直言指控:“RSF根本就是CIA的工具。”

其实,即使不算额外的捐助,法国政府每年给RSF的补助就有200万欧元,但是,其中却只有7%被用来执行救助受压迫记者的任务,其主要的活动开销,多用来对抗海地、古巴、委内瑞拉等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权。

2012年3月8日,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经过正式决议,撤除RSF在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执行国际NGO事务的地位,理由是RSF违背“新闻伦理”,其“工作方法”尤其令人质疑。

RSF宣布要到台湾设立亚洲总部,蔡英文大喜过望,认为在她主政之下,台湾的自由民主成就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然而,台湾与RSF之间的合作,其实早就开始。2007年1月28日,RSF的负责人罗伯•梅纳曾亲自来到台北。为何而来?很简单:陈水扁通过民主基金会,给了这个组织10万美元,梅纳亲自来领取。

那时候,陈水扁和吴淑珍的贪渎案已经爆发,梅纳依然不吝称许台湾是“亚洲人权最佳的典范”。而在拿到台北的经费之后,很快就创立了一个国际网站,以揭发大陆违反人权的事件作为宗旨。

2008年国际奥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大陆的头等大事。但是,当年3月24日,就在圣火准备从雅典启程传送到北京的仪式上,梅纳同伙的两位RSF的人员突然冲进会场,展示控诉中国大陆人权的大布条,引发现场一片骚动。梅纳当时还公开宣告,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类似的行动,将会持续展开。

于今,RSF即将到台北设立亚洲总部,蔡英文政府或许已经给了某些承诺,依据过去惯例,当局给予的捐助也不会是太小的数额。但是,如果RSF在台北锁定的攻击目标是中国大陆政权,那么,它在拉美所引发的诸多事端,恐怕也难免会在亚洲重演。

背后的深层文化因素

本书在结论中提到,现存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正严重挑战新兴的多极化国际体系。许多传统上富裕且拥有特权的“捐赠国”都曾是殖民主义大国。传统殖民主义强权一直在试图对“受援国”施加不当的政治影响并操纵其国内事务,旨在通过建构为西方企业联盟精英所控制的高度协调的NGO群体,以取代主权国家的本国政府在社会服务、核心基础设施、通信和国家安全领域所扮演的传统角色。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由西方所主导或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我想从文化因素来谈谈,为何西方大国会认为它们所做的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对的。

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基督教的精神及论述。整体来说,基督教展现的是一个双元的世界。从上帝创造人类开始,上帝与人就处于二元的对立,彼此无法交换。西方善恶、是非的标准,也是二元的对立。在这种二元的思维下,人必须接受上帝的洗礼才能成为一个善的人,而西方从十字军东征到宗教战争,总是认为自己是站在神及善的一边。从航海大发现到全球的殖民,传播福音、让非基督教文化“改邪归正”是西方深层的道德诉求。

在这种善恶二元论的思维下,永远有正义的使者在替天行道,传送西方的价值是一项美德,接受西方文明价值就是接受福音。这种西方文明优越论主宰了近三百年的世界。“基督教文明”的善恶二元论、“物竞天择”的强者哲学、“资本主义”的扩张正当论构成了西方文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涵,西方社会认为他们是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找到正确的“价值观”。随着器物文明的强大,西方可以界定什么是“善的价值体系”,西方可以诠释什么是帝国、文明、正义、民主及和平。

西方基督教文明大国,就是用这样的二元心态来看它们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它们眼中,NGO只是落实其“道德价值理念”的一个工具与路径而已。因而,它们愿意在背后支持NGO,让它们为西方基督教的价值而服务,当然,其最后结果,也照顾到了西方的国家利益。

在这些看法上,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认知是有差别的。中华文化接受了佛教的一些思维,首先是“人”与“佛”间是可以置换的。“人人可以成佛”,代表着人与人的“众生”平等,不是人皆为造物者所创造的“天赋人权”的平等。佛家与道家的思想提供了“安天命”的精神基础,与西方的“物竞天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佛家思想强调“善恶在一念之间”,每一个国家,正如同每一个人,不全然是善的。佛教判断价值的标准不仅在于做了什么,更在于当时的“心念”为何。从这个标准来看,西方近百年来的扩张行为,包括最近美国在全球事务的介入,通过NGO,到底是为了人权、和平,还是本身的国家利益、资本家的利益?美国决策者知晓,被介入者其实也知晓。

儒家认为,得到救赎并不是向上帝忏悔,而是要“三省吾身”。西方文明只有在面对上帝时才懂得谦卑,但是中华文化却强调“反求诸己”。西方文明经常强迫对方接受西方的价值,而中华文化却强调“尊重和谐”。西方文明中的“优胜、物竞天择”,中华文明的回应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掠夺资源、人定胜天,中华文明却主张要“适可而止”“天人合一”。

西方文化里面有些东西是好的,例如对人的尊重,强调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问题在于当这些理念与国家利益结合时,好的价值就成了文化霸权的一些说辞或工具。在善恶二元论、物竞天择与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等核心依据下,西方往往将它们所信仰的价值与自己的利益结合,强加于其他文化与民族,NGO、全球传媒、跨国公民运动、跨国/多国公司也就成为西方大国的马前卒。

在面对西方大国企图通过NGO等软实力在中国大陆发挥影响力时,除了要揭发NGO的本来面目及实际企图以外,更要有能力在思想论述上取得主导,也就是要建立“软实力”的论述。中国大陆目前在崛起过程中,应该从哲学层面重新整理一套中华文化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中国大陆的责任并不是要取代西方的文明价值,而是提醒西方它们的文明价值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告诉西方为何中华文明的若干价值可以丰富或补强西方的文明。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下,才能从根本上让NGO有所反省,有所节制,甚而转而明了NGO应有的本质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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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发表对国内政局看法
马来文版已于9月23日刊出
英文版已于10月26日贴出


人民之友成立于2001年9月9日,2018年9月9日是人民之友成立17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发表了一篇题为< 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的文章作为纪念。

我们一如既往选择在这一个对我们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对我国当前阶段(大选后新政府上台)的政治局势发表一些意见,与为推动我国和世界民主人权运动而奋斗的同道们,互相交流。

为了面向国内不谙华文的广大非华裔群体,也为了让我们对当前阶段的政治局势的意见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开去,工委会决定尽快把这篇纪念文章先后翻译成马来文和英文。马来文版已于9月23日刊出。英文版也已于10月26日贴出。点击以下链接即可阅读——



此外,现居新加坡的庄明湖已将他在《人民之友》发表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问题探索》(正篇)一文的英文译稿传送到编辑部,因原文中所述人物的姓名或者是党团工会组织的全称或简称,在译文中尚未解决或有待查证,需要一些时日来完成——人民之友工委都是自愿挤出时间来进行工作的,因而无法很快完成。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在9月30日刊出,为我们的17周年纪念增添光彩!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庄文所述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工运遭遇问题(除了遭受来自外部的镇压,还要遭遇来自内部的破坏)的见解,或许能为一些读者(特别是不谙华文和不懂新马历史的读者)思考马来西亚民主改革运动在当前阶段面临马哈迪主义复辟的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殷鉴,或者是一个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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