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16 April 2016

五一三华校生学运之马共角色

五一三华校生学运之马共角色

作者 / 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掀起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反殖浪潮的5•13风云

马共在五一三学生运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马共绝对是主角之说,与马共只是配角之说,相互争执不下,是一个尚未定案之争论不休的议题。个中原因是论述者之政治理念与论述目的各个不同,所以其结论必然也就相异。

然而,不论立场如何,其所得之结论都必须有其现实基础为根据,因为即便在理论上说的头头是道,但是,在最终,其结论还得经过历史事实的验证。

由此来看,一个最踏实的历史认知是透过对马共实体的确实了解,去看看马共的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情况?如此处境的马共是否有能力,去推动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运动?

为此,可以从两位马共历史参与者,锺华与张泰永之历史记述中,了解当年的马共是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当时马共在新加坡的重要工作指示是什么?再从这些讲述去追究五一三是马共主导之说的现实基础。

1950年代马共处于一个瘫痪的困境

根据锺华撰述的史料,1950年代的马共备受内政部的打击,尤其是被捕马共领导的变节与出卖,导致马共处于一个瘫痪的困境。

历史上,1948年8月过后,新加坡地下党员的人数从原有的300多人骤减至仅剩不到50人。市委会成员也减至5人,每人领导一个或数个新设立的区委。

从1950年4月至7、8月间,马共星洲市委会下属的市区委、郊区委、学区委等组织在短短几个月里,先后遭到致命破坏,许多区委被捕,整个新加坡的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同年12月间,市委书记和负责宣传工作的委员被捕,两人后来双双叛变,导致整个市委会的其它成员被一网打尽,属下一些机构也 遭到严重打击。此后一段时期,整个新加坡的地下组织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状态。

1951年6月28日至7月27日之间,28名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成员被捕,导致抗英同盟会的6个细胞组织被粉碎。8月2日,警方逮捕7人,重挫马共联系网络。

1952年11月26日,区委卓春水被捕。在他直接领导下有13名执行指令人员,而这些人员又直接指导,包括党员和抗盟成员共380人的活动。卓春水的叛变使马共新加坡地下组织进一步瘫痪。此时,地下组织只有学委,自由报和武工队保持活动。

马共党中央在1953年4月,通过南马局和柔南地委恢复对新加坡地下组织的领导。可是,到了1954年7月过后,除武工队之外,这个联系再次中断。

1948年市委改组后,于9月间成立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在青年学生和工人当中发展组织。1949年初,华侨中学首先成立小组;各个中学的抗盟小组由市委会的学委直线联系,互不发生横的关系。

马共转移已暴露身份的干部到国外去

此外,依据张泰永的历史记述,马共中央在1950年代初,有鉴于马共星洲市委会屡遭破坏的危急情况下,下达指令,要求把在新加坡暴露了身份,不能再从事公开活动的干部,转移到印尼或其它安全的地方,以减轻组织负担和保存革命力量。

张泰永在黄明强的领导下,于1953年初开始启用一条撤退干部的地下秘密航线。2月间首先转移陈蒙洲,3月间转移佘柱业与曾爱善夫妇。撤离行动一 直延续到1954年中,前后进行了1年多的时间,安全转移了10名重要干部,包括洪平汀、张荣任、雷木诚、傅辑炎,黄明强与阿英夫妇,和阿珍。黄明强是于 1954年中之后转移到印尼。

由此来看,可以大致的了解到当时的马共历史现实是:

在1948年8月的紧急法令实行之后,马共实力已经开始减退,到了1950年,在市委屡遭破坏之后,马共的实力进一步恶化。紧接着的两年内,英国 人进行了频繁与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一些重要干部在被捕后变节,加速了马共组织的瓦解。马共更是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组织面临崩溃的危急时期。

1952年前后,马共中央在形势日益恶劣情况下,下达指令,转移人员以保存革命力量。1953年初至1954年中之间,张泰永与母亲利用秘密航线转移了在新加坡的主要干部。

马共在1953年4月至1954年7月之间,通过南马局的何浪,恢复对新加坡地下组织:自由报与学委的短暂性领导。

5•13是马共主导之说究竟有没有现实基础?

综合这一些史料论述,可以探讨五一三是马共主导之说究竟有没有现实基础。

首先,马共的中央指挥系统在1950年初已经濒临崩溃之边缘。马共领导被捕之后的变节,使得原有的单线联系网络被严重破坏,导致马共中央的指令无法下达,而地方的信息也无法上传,其结果是马共丧失了在反殖民运动前线的战斗能力。

按锺华的记述:组织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一个星期后新加坡发生的与马共毫无干系的带有强烈反英性质的玛莉亚骚乱事件,马共和星抗盟却没有能力去引导它。 

玛莉亚事件是马来族群反对英国人不公平审判的社会骚乱,发生于1950年12月 11日。这现实是,紧急法令已经有效制约了马共动员社会群众的能力。

其二,国民服役法令是于1951年首先在马来亚颁布。新加坡却是迟至1954年3月16日,才宣布将于1954年4月8日至5月12日之间进行国民服役登记。

马共毫无计划利用反对国民服役法令的大好时机,来制造反殖民政府的社会运动。

按锺华的文字记述: 实际上,当新加坡英殖民地立法议会在1952年辩论这个法案时,学委负责人黄茂宗就曾向南马局书记何浪请示,如果有关法令在新加坡实施,党应如何应对。何 浪的批示说,党无法反对新加坡殖民当局实施这一法案,但是我们应该开展宣传反对它。他不赞成通过学生以示威方式反对《国民服务法令》,但他认为有关青年学 生应设法逃避登记。

此外,马共领导对法令所引发的学生运动也是持相对冷淡的态度。这一情况可以从林福坤的个人经验得到印证。林福坤的领导告诉林福坤:学运让别人去搞吧。你先专心写好“5•13事件”总结,然后才去做其他工作。

其三,马共中央给予黄明强的主要党务工作是,执行转移干部到印尼的计划。因此,黄明强的参与五一三学运,是更多的基于:按锺华的说法‘后来的形势发展要求学委坚决站出来领导斗争,以进一步推动青年学生运动的兴起。’

由此来看,黄明强之所以会参与学运活动,并非是来自马共党中央的指示,而是来自个人对反殖民运动之使命感的驱动。另外,黄明强在学运之后就立即撤离新加坡,和学运的后继发展不再有所关系。

其四,基于‘各个中学的抗盟小组由市委会的学委直线联系,互不发生横的关系’之组织约束。所以抗盟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相识不相认,心照不宣,以避免发生一个横向关系的组织网络。

其结果是,抗盟小组成员,无论是在一所中学之内,或者,由各个中学共同组成的领导小组之内,都只是以个人的学生身份行事,彼此之间,并没有汇集成为一个学运的抗盟领导核心。

因此,领导学运的抗盟小组成员,只能是以个人的同学身份去领导学生活动。也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是同学关系;同学之间没有组织性质的关系。理所当然,这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马共领导学运,或者,抗盟小组领导学运的事实。

整体而言,从1950年的玛莉亚骚乱事件来看,英国人漠视在地人的感受与利益,是造成社会动乱的最主要原因。这一种社会暴动是一个制度结果,有其必然性。

同一道理,华校生的学运,也是殖民政府长期歧视华人文化教育与社会福利的必然制度结果。也就是说,反对殖民政府的民间运动是必然的会发生,无论是否有马共的推波助澜。实质上,这就否定了五一三学运是马共主导说的历史观。

小结

回顾历史,马共对五一三学运的贡献,不在于实质性的领导了学运的发动与进展,而是提供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反殖民运动之大方向指标,在人文精神上给于学运莫大的鼓舞与模范。形象的说,马共的反殖民精神种子在华校学运的泥土上萌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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