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12 April 2016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历史初探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历史初探

作者/来源:锺华/《砥柱止中流》(足印丛书第三辑)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本文是刊载在香港足印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发行的《砥柱止中流》一书(左图)中的一个独立篇章。根据该书简介,作者锺华是原“星抗盟”成员,现居中国广东的马来亚归侨。


《人民之友》贴出此文是为那些有兴趣于探索马共和“星抗盟”在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前的上世纪50年代时期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人士,提供多一份参考材料。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Singapore People`s Anti- British League),简称“星抗盟(SPABL),成立于1948年9月,解散于1957年年中,前后存在了8年半左右。这个时期是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人民为摆脱殖民统治枷锁而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948年7月英殖民政府宣布新加坡实施《紧急法令》之后,直至1957年年中星洲马共地下组织三人小组在耶加达举行会议,决定依照中央指示,在新加坡进行公开合法斗争为止。

在这一期间,不管英殖民政府如何残酷镇压,马共星洲市委机关如何屡遭破坏,其负责人一个个先后被逮捕或被驱逐,“星抗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市委属下的一个单位——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的领导下,顽强地坚持斗争,从小到大,一步步地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堪称新加坡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

本文乃综合笔者手头现有的各类资料,尝试对“星抗盟”的这段历史作一简单介绍,冀以帮助读者对它有个较为全面和客观的了解和认识。不过,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以及这些资料本身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仍有待进一步考证,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专家谅察和指正。

“星抗盟”的成立及其目标

继联合邦政府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实施《紧急法令》,大肆逮捕反殖进步人士、封闭所有的进步政党和团体,对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采取暴力镇压之后,英殖民当局又于6月24日宣布把《紧急法令》的实施范围扩大至新加坡海峡殖民地。但由于马共中央在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前夜,已经及时地把许多党员和干部撤退到内地(指马来半岛,下同——《人民之友》编者注)的乡村和森林地区去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新加坡地下党员(指马来亚共产党——《人民之友》编者注)的人数于1948年8月过后,已从原有的三、四百人骤减至仅剩四、五十人,而星洲市委会的结构也随之进行改组,以4个区委会代替原来的“指导委员会”(简称“指委”)。

这4个区委会是:西区(武吉知马区)委员会、北区(军港区)委员会、大坡区委员会和小坡区委员会。另外又设立了学委、工委、乡委和宣委,分别领导青年学生、工厂工人和乡村居民中的党员干部和宣传工作。市委会成员也减至5人,由刘光担任书记,每人领导一个或数个区委。(原注1:见Freedom New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ommunist Underground Publication, Kumar Ramakrishna所撰导言,第9页)

马共星洲市委会完成改组后,随即于1948年9月间成立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星抗盟”的目标和宗旨是什么,由于一时尚无法找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我们不敢完全断言,但人们普遍认为,作为马共星洲市委会领导下的一个地下外围组织,其目标和宗旨应该是在马共领导下,为争取和组织新加坡各界人士,以扩大抗英统一战线,配合内地武装斗争的发展,为推翻英帝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为在马来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也就是说,抗盟的成员只有在具有要为解放全人类、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阶级觉悟并经过斗争考验之后,才有条件进一步被吸收为马共党员。

盟员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接受组织命令,进行各种秘密活动,如发展新盟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1951年之前甚至还要参加某些过激行动,如没收身份证、烧车、除奸等),其次是除自己缴交月捐外,还要向群众募捐、购买药物和供应品,以支援抗英武装斗争。

“星抗盟”成立后,积极在青年学生和工人当中发展组织。1949年初,华侨中学第一个抗英同盟小组成立,成员包括曾爱美、林使宾、卢坚文等人。其它华文中学的情况不详。各个中学的抗盟小组由市委会的学委直线联系,互不发生横的关系。

战后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开展和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诞生,极大地鼓舞了新加坡各界人民的反殖情绪,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抗盟组织在各界人民群众当中的发展。

“星抗盟”英语组

“星抗盟”成立后,除了在工人和受华文教育的青年学生当中积极发展组织之外,也积极地在英语背景的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活动,并且取得重要的成果。大约在1950年上半年,“星抗盟”英语组(SPABL English Speaking Section)正式成立,其主要负责人为JosephTan、P.V.沙尔玛、林赞荣、余柱业等人,他们当中有些是战后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的重要负责人和成员。

跟华语学生界、工人界的抗盟组织一样,“星抗盟”英语组属于区委级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在受英语教育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活动,吸收具有反殖思想的份子成为盟员。

在JosephTan和林赞荣等区委的积极努力之下,“星抗盟”英语组的组织工作在马来亚大学师生中间发展迅速,不久就在校内成立了一个支部。余柱业也在这个时候被调到自由报社工作,负责编辑出版两份秘密英文刊物,即《Freedom》(《自由报》英文版)和《Battlefront》(《战讯》英文版),副主编是林建才和约翰伊峇(John Eber)。(原注2:见Freedom New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ommunist Underground Publication, Kumar Ramakrishna所撰导言,第9页)另外,区委沙尔玛(P.V.Sarma)等人则发展了几位马族成员,包括沙末‧依斯迈尔(Samad Ismail)和阿都拉‧苏丁(Abdullah Sudin)。

“星抗盟”在英语界的活动很快就引起了英殖民当局的严密关注,因为英语界知识分子的进一步觉醒,将直接威胁到其管治架构和统治基础,因此,它决定采取蛮狠措施加以镇压。

1951年1月4日,新加坡殖民当局派出警察和政治部特务到马来亚大学逮捕了多名涉嫌参与地下活动的讲师和学生;8日又采取大规模警察行动,援引《紧急法令》一举逮捕了34名星抗盟成员,其中包括前马来亚民主同盟副主席约翰伊峇律师、劳工部职员温汉坤(Un Hon Kung)、马来亚教师公会主席沙尔玛、秘书蒂凡那(Devan Nair)以及马来亚大学的4名学生:阿都拉‧马吉(Abdullah Majid)、陈清禄(Tan Seng Lock)、前学生会秘书詹姆斯•普都遮里(J.J.Puthucheary)和拉惹鲁莱(Richard Rajadurai)等。同时被捕的还有《马来前锋报》副总编辑沙末‧依斯迈尔(Samad Ismail)、市政局职员邱亚峇(Koh Ah Bah)、女卫生官林玛姬(林丰美夫人)、教师曾珠金(Chan Choo Kim)和曾珠杰(Chan Choo Kiat)。此外,联合邦英殖民当局也在7日逮捕了4名马大毕业生。至此,新马两地殖民当局一共逮捕了15名与大学有关的人士。抗英同盟英语支部基本上被瓦解。余柱业和苏丁等人幸免于难,先后流亡到印尼。

不过,新加坡英殖民当局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完全成功。它在这次行动中虽然粉碎了一股讲英语的反殖精英力量,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1954年,以林福寿、傅树介、詹姆斯•普都查里、兀哈尔为代表的新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精英份子又横空出世,成为反殖运动公开阵线的又一代杰出领袖。

市委机关被破坏

1950年4月28日晚11时45分,星洲市委会的一支突击队在快乐世界体育馆向新加坡总督金逊(Gimson)投掷了一颗手榴弹,但未成功爆炸,金逊只受了一场虚惊,在事件中无人受伤。当时金森是在给新加坡业余拳击会冠军赛颁奖后离场时遇袭的。事后,新加坡警方声称在30日晚上监视一名怀疑与袭击案有关的男子时,尾随他到芽茏33巷一间亚答屋,当他和屋内的4个人一起离开时,警方逮捕了该屋内的3名华籍男子和1名华籍女子。警方声称被捕的3男1女是整个星洲市委会的成员。随后,警方又在其它地方采取行动,逮捕了4个人。该名被捕的女成员是市委副书记陈夏。

对英殖民当局制造的这一起“芽笼33巷事件”,同年6月1日出版的《自由报》立即加以驳斥,指称“这种谎言只可欺己,不能骗人”。与此同时,英殖民当局也加紧对反殖活动的地下组织积极进攻,从1950年4月至7、8月间,马共星洲市委会下属的市区委、郊区委、学区委等组织在短短几个月里,先后遭到致命破坏,许多区委被捕,包括于4月3日被捕的甘绍谭。在英殖民当局的频繁进攻下,整个新加坡的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

更为严重的是,市委书记阿金和负责宣传工作的委员何圣,也在同年12月5日被捕了。他们是在同济医院前小贩摊档接头时,被一名政治部人员发现而遭拘捕的。但另一份英殖民当局的资料则说,有一名暗探发现有两个人在巴士车站交换报纸,形迹可疑,于是跟踪他们,并将他们拘捕,其中1人是市委书记阿金。阿金和何圣两人后来都叛变了,导致整个市委会的其它成员被一网打尽,属下一些机构遭到严重打击。据了解,何圣原名郭仁惠,原就读于育英中学,由于他负责联系自由报印刷机关和学委,叛变后又心甘情愿地为英殖民统治者服务长达十多年,他所起的破坏作用也就特别大,影响特别恶劣。此后一段时期,整个新加坡的地下组织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状态。

正因为如此,一个星期后新加坡发生的与马共毫无干系的带有强烈反英性质的“玛莉亚骚乱”事件,马共和“星抗盟”却没有能力去引导它。

英殖民政府加紧全方位镇压

英殖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星抗盟”在华文中学内的秘密活动进行严密的监视,它于1949年12月9日就曾派遣特务到育英中学借搜查之名,逮捕了几名学生,并把教务主任也押上警车载走。

到了1950年5月,由于对华文中学里日益增长的反殖情绪和亲共倾向深感忧虑,英殖民当局正式颁布了《学校注册法令》,授权政府如果发现学校被非法社团利用作为开会地点或作政治宣传的话,有权搜查或封闭学校。在法令颁布后不久,英殖民政府即以法令名义,在5月31日上午出动了200多名警察和特务,包围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逐一盘问学生,并逮捕了华中教师郑伯华和19名学生。随后还勒令华侨中学停学整顿,寄宿生宿舍停办,并开除近60名学生,其中就有“星抗盟”成员黄明强、詹忠谦、林使宾、陈新嵘、易润堂、张允伏等人。

与此同时,英殖民当局为了进一步箝制华文舆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于同年9月查封了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进步报纸《南侨日报》和售卖进步书籍的“新南洋出版社”,逮捕甚至驱逐了该报负责人洪丝丝、胡绩夫、朱奇卓以及“新南洋出版社”经理温平等。当时在《南侨日报》工作的余柱业和方壮璧幸免被捕。

1951年8月2日凌晨,新加坡警方声称破获了马共在芽笼士乃设立才4天的一个交通站,逮捕了一对夫妇,并搜获一支上了6颗子弹的短枪、一支已经拆卸的士丁枪和50发子弹、大量重要文件和收捐簿。随后又在全岛各地拘捕了与案有关联的7人,其中一人是著名商人,但他随后获得释放。政治部还声称此举重挫了星洲马共的联系网络云云。

到了8月7日,新加坡政治部发言人又宣称,在6月28日至7月27日之间,警方逮捕了28名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成员,夸言这是自紧急状态以来马共遭受的最大打击,他还声称,这些逮捕行动导致抗英同盟会的六个细胞组织被粉碎,其中4人是该组织的重要领袖,而4人当中有两人是党员。在28人当中,10人是劳工,6人是店员,1人是学生,其余是散工,年龄介于16至35岁之间。

差不多在这些日子前后,英殖民当局也曾派出警察和特务到华侨中学,企图拘捕一批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包括初三班的抗盟成员曾福华、龚清泉、张泰永和初二班的李永苏等,林清祥则在前一晚的行动中在家里被捕。但是英殖民当局的这次行动失败了,因为这些学生都坚决拒捕,从学校的后山溜掉了。他们的拒捕行动,一时在华校中学生当中传为佳话,许多同学纷纷表示要向他们学习,坚决拒捕。

《自由报》印刷机关也被破获

《自由报》是星洲市委宣传委员会负责出版的市委机关报,在战后马共获得合法社团地位的和平斗争时期,由1946年9月至1947年6月,曾经出版了11期,当时是一份公开报刊,但于1947年下半年由于英殖民当局日益加紧的箝制措施而停止出版。1949年1月15日,星市委会宣传委员会又以地下报刊形式恢复出版。它既是当年“星抗盟”成员的主要精神粮食,也是抗盟成员有义务宣传和秘密散发的一份抗英宣传品。这份报刊被英殖民政府视为洪水猛兽,举凡拥有或散发这份报纸以及其它秘密宣传品的人都会被逮捕或坐牢,例如,1949年7月30日,盟员Sng Peng Kiat骑脚踏车经过甘榜峇鲁律时,就因为警探发现他拥有5份所谓煽动性小册子和一瓶浆糊而被捕。他后来被新加坡第一区域法庭判处18个月苦监。这类事例,在其后几年内,不胜枚举。

在新加坡政治部宣布粉碎抗英同盟会六个细胞组织约一个星期后,即1951年8月15日,政治部发言人又宣布,在7月间,50名便衣警探在大成巷山林中的一间小木屋缴获了马共仅有的一台铅字印刷机,使它的整个宣传工作瘫痪。该木屋是马共市委机关报《自由报》的印刷总部,马共将需要花费一年或更长时间重新设置一台这样的印刷机云云。警方在行动中抓获华人男女各1名,其它人士逃逸。政治部人员在屋里搜获正在挂着等待吹干的第24期《自由报》的长条校样、一台印刷机、数千个中文铅字、收捐簿、大量共产党书籍以及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新加坡办事处的印章。印章显示,该办事处主任是王斯,司库是WuCheng。警方随后利用该台印刷机印制与马共格式相同的反共宣传品,这份宣传品名为《自由报》第25期,内载蓝瑞所撰:《从事实看马共的谩骂》、Y.Y.所撰《我的眼睛雪亮了》等文章。《自由报》负责人方壮璧在这次行动中机灵逃脱。

紧接着,新加坡警方就在8月29日公开悬赏缉捕涉嫌散发马共宣传品的林建才律师以及两名前《南侨日报》报人余柱业和方壮璧。余柱业和林建才的赏格各为5千元,方壮璧的赏格为2千元。

1952年11月26日,区委卓春水被捕,供称自己是市委会属下一个指委负责人,继1950年市委会被破获后负责领导市委的工作,在他直接领导下有13名执行指令人员,而这些人员又直接指导380人(包括党员和抗盟成员)的活动。他又供称,除了他领导下的指委之外,另一个还在活动的单位是《自由报》社,由中央南马局书记何浪直接联系。卓春水的叛变使马共新加坡地下组织进一步瘫痪。

0区E支部书记铁锋事件

在这种极度艰难和严峻的形势下,只有学委系统、《自由报》印刷机关和0区E支部书记铁锋领导的武工队保持活动,直至1953年4月,党中央才通过南马局和柔南地委恢复对新加坡地下组织的领导。可是,到了1954年7月过后,这个联系又中断了,只剩下O区E支部书记铁锋有一条线,通过其交通员直接联系雪兰莪地委和中央南马局。

而O区E支部书记铁锋本人,则早于1952年6月11日就被敌特逮捕。据报载,事发当天,铁锋与两名队员在梧槽区亚峇街咖啡店接头时,遭遇敌人警察特务入店搜查,铁锋见状,立即冲出咖啡店外,拔脚狂奔至梧槽干拿路时被一辆过路的汽车撞倒而不幸被捕。

被捕后的铁锋坚贞不屈,不仅拒绝出卖组织秘密,而且通过其母亲来监狱医院探监的机会,和武工队取得联系,利用其母亲夹在面包里送进来的的钢锯条,在1953年3月4日晩上成功地锯断监狱医院的铁窗钢筋,在武工队员接应下,越狱逃走。事后英帝及其警察部门大为紧张,除四处搜捕外,还悬赏2千元,但未成功。

遗憾的是,由于被捕的武工队员“小瓜”叛变,向政治部提供情报,英殖民当局于1954年7月9日采取所谓“鹰行动”,出动了300多名军警,在裕廊乡村地区大事搜捕匿藏在该地带的原O区E支部书记及武工队领导人铁锋,结果铁锋再度落入敌手,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交通员阿芬。

铁锋再次被捕后,受尽敌人更加严厉的种种酷刑的折磨,但他始终英勇不屈,视死如归,坚决拒绝向敌人投降,泄露组织秘密。

然而,不幸的是,接替铁锋担任O区E支部书记的三共(原名洪传金)也于较早前即6月29日被敌人逮捕。他被捕后不久,就经不起考验而叛变了,把他所了解的有关组织秘密和盘托出,导致整个O区E支部和武工队的全面瓦解。同年12月16日,这个叛徒获释,英殖民当局答应其请求,将他和情妇一起送到中国。

英殖民当局于1954年底把铁锋提上法庭,原拟控告他谋杀叛徒“小莫”罪,但考虑到如果他的罪名成立的话,“污点证人”叛徒小瓜也得被控共谋罪,因此,英帝操控下的法庭,最后只好以证据不足判他无罪,改以拥有颠覆文件罪和越狱罪,各判他5年和3个月徒刑。最后,铁锋于1956年7月与母亲和妹妹一起被驱逐出境。

学委领导脱颖而出

事实上,自1950年底市委机关被破坏、其负责人一个接一个被捕或被驱逐后,领导“星抗盟”和新加坡革命斗争的重任,就落在了幸存的学委负责人身上,先是由来自柔佛居銮的华中师范班学生黄茂宗(党名WanFong)负责,1954年1月29日黄茂宗不幸被捕后,就由黄明强接任。

此时的学委,在黄明强领导下,有詹忠谦、林月娥和张允伏三条线,积极发展抗盟在华校中学生当中的组织。林月娥是中正中学学生,负责领导女校和发展女盟员,在众多女成员中相当有威望,她们都称她二姐。詹忠谦和张允伏跟黄明强一样,都是1950年华中高二班同学,在校时期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很受同学们敬重,而詹忠谦在当年的斗争中被公认为地下组织的一支笔杆子,他的文章笔锋锐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鼓舞了群众。

有意思的是,从上述学委组成人员名单看,他(她)们都是华文中学生,最高学历只有高中程度,年龄也就20开外;而从出身看,黄茂宗、黄明强、詹忠谦、张允伏甚至1957年后受命负责领导新加坡斗争的“全权代表”方壮璧,都是来自赫赫有名的一代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新加坡华侨中学。这绝非机缘巧合,而是历史的选择,正如史书上常说的风云际会那样,有其必然性。谁让陈嘉庚先生作为一位成功的实业家,除热心教育事业外,还那么坚决地抗日爱国;在战后中国两个命运的大决战中,又慧眼识英雄,选择了毛泽东,坚定地跟共产党走,而不是选择蒋介石,跟国民党走呢。

据英殖民政府档案显示,黄明强党内又名PUN、CHOW或D同志。1948年6•20之前,黄明强就与马共地下组织有接触,积极地在校内进行活动,随后作为学委负责人之一,曾受市委副书记陈夏属下一位区委的领导,他接任学委领导职务后,成为当时地下组织的中心负责人。他领导下有两个支部,即A支部和E支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在后文说明。

1954年下半年,黄明强按较早前陈平总书记要求把所有不适宜继续留在新加坡活动的重要干部都应撤离的指示,撤退至印尼,随后,他就常在与新加坡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廖内活动(在个别情况下也曾亲自返回新加坡),通过书信传达指示,与其三员大将联系,继续指挥和领导新加坡的地下组织主要是“星抗盟”的活动。

领导5•13反抽兵斗争

1952年3月4日,英殖民政府为了加强镇压马来亚人民的反抗运动,颁布了《国民服务法令》,规定必要时,政府可以进行人力登记,征召本地青年加入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及民防队服务。1952年4月15日以油印形式重新出版的《自由报》,立即就此问题作出强烈的反应。它在题为《粉碎英帝的“国民服务法令”》的社论中,号召全马的进步青年、开明人士,尤其是组织的成员和群众“站稳立场,提高警惕,不被敌人的恫言吓倒,不入敌人的阴险圏套。”“要坚决起来,抵制敌人的‘国民服务法令’,反对敌人的无耻害人阴谋。”

到了1954年3月1日,新加坡英殖民当局不顾舆论和广大青年学生的反对,决定强行实施《国民服务法令》,规定适龄学生和青年必须在5月22日之前登记,否则将被判处六个月徒刑或罚款2,000元或两者兼施,进一步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

实际上,当新加坡英殖民地立法议会在1952年辩论这个法案时,学委负责人黄茂宗就曾向南马局书记何浪请示,如果有关法令在新加坡实施,党应如何应对。何浪的批示说,党无法反对新加坡殖民当局实施这一法案,但是我们应该开展宣传反对它。他不赞成通过学生以示威方式反对《国民服务法令》,但他认为有关青年学生应设法逃避登记。

但是,后来的形势发展要求学委坚决站出来领导斗争,以进一步推动青年学生运动的兴起,打破英帝长期来强加在青年学生头上的紧箍咒,为新加坡的公开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广泛开展创造有利条件。于是,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反对《国民服务法令》的斗争,在学委书记黄明强和委员詹忠谦等人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在各华校的“星抗盟”成员逐步地在广大青年学生中间进行酝酿和展开。

结果,这场由英帝的法西斯法令导致的在新加坡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华文中学生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抗暴斗争,不可避免地于1954年5月13日爆发了。

当天中午,新加坡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两校学生代表和适龄学生约一千人在“皇家山公园”集合,准备列队向殖民地总督呈递请愿书,要求免役。英殖民政府不但不准许学生以这种和平方式表达合理诉求,反而大举出动镇压暴动车、巡逻车和以及数百名镇暴队队员、特务和警探,在英籍高级警官指挥下,公然向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发动疯狂的暴力镇压,造成流血冲突事件,有400多名男女学生当场遭到英殖镇暴队的殴打,有的被警靴踢伤或被有毒警棍、枪柄击伤,事后据不完全统计,重伤者约50人,另有48名学生被拘捕。

英殖民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全星人民的极大愤怒,5月15日,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立即发表《告同胞书》,强烈谴责英殖民当局在星洲实行抽兵登记,指其目的是要强迫星洲青年替它当炮灰,准备驱使星洲青年到内地去和民族解放军作战、企图侵略人民民主国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等等。

《告同胞书》指出:“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一向来都是免除在学青年的军役的,甚至日本法西斯统治马来亚时,也没有抽学生当‘兵补’。但是,现在英帝竟连学生也要抓去服兵役,可见英帝是比万恶的日寇更加凶暴和野蛮。”

《告同胞书》最后号召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爱好和平的人们,一致起来谴责英帝迫害学生的暴行,要求英帝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的学生,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同时还要求英帝立即采取行动,惩罚采取暴行的负责警官!

紧接着5•13事件,英殖民当局又在5月28日援引《1938年煽动法令》,拘捕了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刊物《华惹》(Fajar)的8名编辑部成员,并起诉他们在刊物上发表了5篇所谓诽谤英殖民统治的文章。

对此,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学生立即聘请了伦敦英女皇大律师布里特(D.N.Pritt)前来新加坡为学生辩护,李光耀和陈维忠被委为本地辩护律师。此案于8月23日至25日公开审讯,双方律师唇枪舌剑,结果被李光耀形容为共产党同路人、牙尖嘴利,在殖民地和英国完全不怕任何法官的布里特获胜,英殖民地法庭最后只好宣判所有8名学生罪名不成立,无罪释放。

然而,5•13事件中7名被判非法集会和暴动罪的华校中学生,虽然也聘请布里特办理上诉案,却没有那么幸运,这场经历了长达4个月的上诉案,于1955年2月15日遭伦敦枢密院驳回,宣告败诉。

紧接着学界斗争的兴起,由“星抗盟”成员领导的工人运动也开始突破《紧急法令》下的白色恐怖,迅猛开展起来。1955年4月爆发的福利工潮,原本是福利巴士工友要求资方承认巴士工友联合会为自己的代表工会的和平罢工行动,但是由于资方得到黑社会势力和反动政府的撑腰,态度异常嚣张恶劣,以致演变为流血冲突事件,有一名学生被警察打死,多人受伤,进一步激起新加坡社会公众舆论和广大学生的愤慨,更加同情和支持福利工友的罢工行动,使资方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工友的要求。福利工潮最终以工友的胜利结束。

逐渐从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斗争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在伦敦的著名左派人士林丰美也代表马共发表了一篇题为《马来亚为自由而战》的重要声明,表达了马来亚人民要求实现民主、独立与和平的热切愿望,而此时此刻,作为老奸巨滑的世界头号殖民主义者的英国政府,也在新马人民和整个世界人民滚滚向前的反殖浪潮冲击下,被迫改变其统治方式和寻找代理人,以便日后退居幕后,由其代理人来维持其统治基础和维护其利益。于是,它从1953年开始,就着手草拟林德宪制报告书,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宪制改良,让新加坡通过有限度民主的所谓大选,成立在其监控下的“自治政府”。

在这种新形势下,学委领导及其地下组织“星抗盟”也适时地决定调整斗争策略,要求盟员创造条件,从地下秘密活动转为公开合法斗争,许多盟员在1954年底根据上级的指示,开始积极地和大规模地筹组各种群众性组织。在这一新方针指导下,在短短的时间内,工会、农会、妇联、校友会和各种文化团体、刊物,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尤其是在工运方面,成绩最为显著,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令人刮目相看。据统计,当时全新加坡大约有12万产业工人,其中约有8万7千人加入157个职工会,而在这些职工会当中,以后来成为明日之星的林清祥领导的“各业工厂及商店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最为强大。

“各业”于1953年就已成立,1955年3月林清祥出任总务时,会员人数仅得1,354人,但是半年后,即到了1955年的10月,却猛增至2万7千人,翻了近20倍。“各业”发展得如此之快,迅速打破了英帝《紧急法令》下的白色恐怖,成为独立前新加坡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令英殖民当局深感忧虑,担心“各业”把它的影响力扩展到其余3万3千名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各行各业的工人中去。

“各业”取得的迅猛发展,绝非偶然。除了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外,也与其领导人背景密切相关。据了解,除林清祥外,该会前后两任主席林振国和杨高锦、两位副总务蒂凡那和詹姆斯•普都遮里也都是“星抗盟”盟员。

此外,担任军港工友联合会秘书的另一名“星抗盟”成员兀哈尔,也正在努力加强对组织松散、拥有3万5千名会员的“军港工友联合会”的控制,令英殖民当局深感忧虑。因为兀哈尔在1955年9月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名为“Joint Inter-Services Industrial Council”,其领导机构成员都是由军港工友联合会的人员担纲。英殖民政府担心如果他的计划一旦实现,则将有另外的三分之一新加坡工人将归于人民行动党左翼势力的影响范围。

人民行动党应运而生

1954年5•13流血事件和“华惹”案件,不仅推动了华校中学生和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受英文教育进步知识份子与左翼职工会领袖的结合,同时也催生了新加坡左翼反殖力量与打着反殖和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政治投机分子李光耀派系结成联盟。

在这个联盟的推动下,新加坡人民群众反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向前迅猛发展,得到左派反殖力量支持的“人民行动党”(PAP)也就于这一年的10月23日应运而生。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在维多利亚剧院举行成立大会,到会人士多达1,500人,其中包括马来亚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和马来亚马华公会主席陈祯禄等达官显贵。

过去人们包括一些左翼人士都把人民行动党称为“左翼政党”或“进步政党”,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实际上,李光耀、吴庆瑞这些与英殖民者关系密切的政客及其主导下的人民行动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不论在野或执政之后,其言论和施政,从来就没有一点真正的左翼或进步政党的味道,归根结底,他们不过是想借助和利用左派的力量以及有号召力的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派人士,来争取新加坡广大群众尤其是华族群众的支持而已。

事情的真相也确实是如此。李光耀在自己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坦承,在伦敦念大学时期,每次放假都会到一位在新加坡当过警官的英国人家中做客,他们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初期在一个小律师楼担任见习律师期间,居然能够获得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的青睐,经常成为最高专员宴会上的嘉宾;获得律师资格后,李光耀就在英殖民政府机构属下的工会积极活动,不放过任何一次为这些工会工人出头打官司的机会,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华惹事件”又使他获得一次千载难逢的政治机遇,积极地跳出来为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进步学生邀请著名英女皇大律师布里特前来为被控告的学生打官司,结果布里特凭着“牙尖嘴利”打赢了官司,李光耀也就此沾上反殖的光。因为这样,5•13事件中被控的华校生的官司,也请他出面邀请布里特来打,结果这场官司虽然输了,但他个人却声名大噪,赢得天真无邪的华校生对他的信任,于是他就充分利用这种人脉关系,和华族群众中有影响力的左派工运领袖,如林清祥等人打起交道来了。

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人民行动党在1955年4月举行的立法议会选举中,派出5个候选人参选,结果李光耀和林清祥一炮而红,双双当选为立法议员,另两名当选的候选人是吴秋泉和阿末•依布拉欣。李光耀心知肚明,当年要不是有华族群众的热情支持,像他们那样的假洋鬼子根本不可能取胜,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平步青云,爬上总理的宝座。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不得不承认:“当时人民行动党在组织上很弱,几乎毫无组织可言:没有受薪人员,没有支部,没有基层领袖。为了进行拉票活动,召开竞选大会时需要人帮忙,我们可以找工会和华校中学生。”(原注3:引自《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第212页)

“星抗盟”组织迅猛发展

到了1955年底,英殖民当局的一份档案资料显示,新加坡的马共实力发展到大约3,000人左右,其中只有极少数人(不超过25名)是正式党员。在这3,000人当中,约500人是组织工作者,其中约50名是全职受薪的职业干部,其余2,500人是党的同情者,也就是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成员。

前面曾提及,黄明强作为学委领导是其时整个地下组织的中心负责人,属下有两个支部,即A支部和E支部,此外,他还间接联系和协助自由报社的工作。

有关A支部和E支部的成员以及自由报社工作情况如下:——

A支部属下的成员至少有300至400人,包括16名正式党员,负责领导三个单位,即一、各华文中学(如华侨中学、中正中学、中华女中、南洋女中等)的抗盟组织;二、工人和宣传部门;三、店员。

E支部属下的成员大约有2,500人,分成七个单位,工作重点是在产业工人部门,如机器工人、电车工人、军港工人、各业工厂及商店职工等。但英殖民政府的情治机关相信,在华侨中学的2,300名学生当中,至少有129人是E支部的成员。这个数字比所有其它华文中学的成员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但E支部与黄明强之间的联系在1954年6月30日之后便中断了,因为接替铁锋担任支部书记的洪传金(组织名三共)在6月29日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支部的组织情况,导致整个支部组织和地下武工队的全面瓦解。

至于自由报社只有4个成员,其中1人是原《南侨日报》记者方壮璧。这个单位只跟学委负责人黄明强和A支部联系,但不跟E支部联系。因为这个原因,自由报社并没有因为E支部书记洪传金叛变而遭到破坏。

反殖运动出现有利局面

上面提到过,1955年4月2日举行的《林德宪制》下新加坡第一屇立法议会选举,刚成立的人民行动党决定参选,派出李光耀、吴秋泉、蒂凡那和林清祥4人以及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的阿末•依布拉欣竞逐5个选区。这5名候选人中,就有两名是抗英同盟盟员,即林清祥和蒂凡那。结果有李光耀、林清祥、吴秋泉和阿末•依布拉欣4人当选。人民行动党初试啼声,就获得如此佳绩,令整个左翼运动深受鼓舞。

对于李光耀的当选,当年的社会舆论并不感到诧异。但是林清祥的异军突起,高票当选,却令某些评论家大跌眼镜,就连李光耀等人民行动党内的许多同僚,也都感到惊讶不已。李光耀后来在其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林清祥“在最初两次大会上的演讲反应冷场,过后就一帆风顺,一说话就引起热烈的掌声。到竞选活动结束时,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魅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上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原注4:引自《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第215页)

从此,年仅20岁出头的林清祥,登上了新加坡的政治舞台,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响当当的反殖运动领袖,他除了要面对时代的挑战外,还要面对着背后有数百年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帝国主义者以及党内像李光耀那样的投机政客的算计,走上了一条命途多舛的政治生涯的坎坷道路。

与此同时,1955年4月选举结果,标榜为工人谋取福利的劳工阵线赢得25个议席中的10个,与联盟党组织联合政府,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新政府一上台,就遇上了福利巴士工潮。领导“巴士车工友联合会”的方水双在投入工运之前,也是华侨中学初三班学生,与林清祥同窗,在校时就已加入抗英同盟。

马绍尔曾企图通过仲裁庭对这场劳资纠纷进行仲裁,但未能成功。后来当局竟然出动镇压暴动队使用武力镇压,使事态恶化,最后演变成一场严重的骚乱,造成4人死亡,其中一名学生被一名警官开枪打死,另有31人受伤。当局的野蛮镇压,资方的黑社会势力,激起了新加坡社会公众舆论的谴责,福利罢工工友的斗争,最后在广大群众和学生的同情和声援下取得了胜利。

不能不在这里一提的是,1955年12月举世瞩目的华玲和平谈判的举行,从头到尾,在当年的新马社会引起的轰动效应,对新加坡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影响,也是无可估量的。还记得,当年马共要人陈田在高乌仁丹的现身,马共总书记陈平率领下的三人代表团的亮相,都成了新马甚至世界许多新闻媒体以及广大公众的眼球注视的焦点,成了街谈巷议甚至茶余饭后的最热门话题。

可惜的是,由于英帝的阻扰和干预,不顾马共的和平诚意,非得要马共投降不可,致使和谈无疾而终。一场本来可以在当年结束的殖民战争,结果要拖到近三十多年后才和平解决。

虽然如此,华玲和谈的轰动效应继续发酵,新马人民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独立的呼声高入云霄,使东姑阿都拉曼代表团随后到伦敦与英国政府谈判时增加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地位得到提高。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面前,英殖民统治者只好把马来亚独立的时间表提前了。

另一方面,新加坡自治政府的首席部长马绍尔也于1956年4月间率领各政党代表团前往伦敦,与英国政府举行宪制谈判,但没能达致协议。在这个不对等的谈判中,双方在新加坡“内部安全”的控制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英国人坚持要享有终止宪法和控制内部安全的权力,而马绍尔则拒绝接受这种有名无实的‘自治’。马绍尔后来确认,在英国人提出最后建议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和他站在一起,那就是林清祥,尽管李光耀也一起参加了这次谈判。谈判失败后,马绍尔愤而辞去首席部长的职务。

英殖民当局主使林有福政权全面镇压

林清祥等左翼人士随后在1956年7月8日的人民行动党第二屇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中,夺得了12个席位中的5席。而且,林清祥是以最高票数当选,比李光耀所得票数还要多(1537票vs1488票),因此被推举为人民行动党副秘书长。在当选的5名左派人士当中,詹•普都遮里在马来亚大学念书时就已经是抗英同盟盟员。这一结果,除了令李光耀等人脸面无光外,更感到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派势力准备要夺取人民行动党的领导权了。

此时,完全忠实于英国主子的林有福也已经取代马绍尔担任首席部长的职位,老谋深算的李光耀一早就看得很清楚,林有福在面对当时“共产党统一战线已经广泛地渗入许多领域”局面时,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载的:“我几乎肯定在对付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颠覆问题上,他会接受手下官员,特别是政治部专家的分析,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采取行动。”在这种时刻,李光耀认为,“这是我们全家外出度半个月常年假期的时候了”,也就是说,李光耀已经做好准备作壁上观了,让林清祥所代表的左翼公开阵线去和林有福傀儡政权拼个鱼死网破,等时机一到,他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一如李光耀所言,急于向英国主子邀功请赏的林有福傀儡政权,在1956年9、10月间连续采取一系列的镇压行动,来对付左翼公开阵线,包括援引驱逐法令逮捕中正中学6名学生,封闭新加坡妇女联合会和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援引《公安法令》拘捕人民行动党中央执委谢宜殿和“中学联”主席孙罗文。接着,又下令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董事部开除142名学生。

林有福傀儡政权在英殖民当局主使下采取的这一野蛮行动,理所当然地激起新加坡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学生、乡村居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因而导致全新华文中学生的集体罢课和严重的社会骚乱,在这次镇压行动中造成13人死亡,多达123人受伤,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詹•普都遮里、兀哈尔和曾超卓等人民行动党的左翼议员和新加坡左翼职工会领袖以及学生领袖被捕。众所周知,这些著名的左派反殖人士大多数都是抗英同盟的盟员。

“星抗盟”的解散

1957年3月,正当林有福率领各党派代表团前往伦敦进行新宪制谈判期间,新加坡19个左翼工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英国人控制下成立的自治与内部安全委员会的计划,要求立即举行大选和独立。3月24日工会代表团在人民行动党丹戎巴葛支部会所与该党中央负责人开会交换意见,要求拍电报给正在伦敦参加会谈的李光耀,指令他退出会谈,但遭到以杜进才为首的该党右翼领导人的拒绝。一个星期后,杜进才等人民行动党右翼领导人更进一步召开全体支部会议,再次为人民行动党的“策略”辩护。结果,林有福在英伦的谈判进展顺利,很快就与英国主子达成协议,“凯旋归来”。

4月,马绍尔在立法议会里挑起与李光耀的争端,并向李光耀提出辞去立法议会议席重新选举的挑战。李光耀接受了他的挑战,马绍尔的这一未经深思熟虑的鲁莽行动,顿使马共和左翼阵线进退失据,被迫支持李光耀。

1957年上半年,为了配合新加坡形势的发展和进一步开展公开合法斗争的需要,马共星洲地下党领导中心根据上级组织的指示,解散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同年年中,负责出版《自由报》的新加坡市委直属机关干部方壮璧接到通知,在特派交通员护送下,前往印尼首都耶加达参加秘密会议,与黄明强、余柱业探讨新加坡的斗争问题。据方壮璧回忆:“这次会议,对于新加坡的工作,作了不少具体的决策,而关于在新加坡进行公开合法斗争的重要决定,估计是组织上级机关的指示。”(原注5:见《方壮璧回忆录》第156页)方壮璧认为:在新加坡进行公开合法斗争“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指示,可以说新加坡工作的‘总路线’。”(原注6:见《方壮璧回忆录》第156页)会议推举方壮璧为代表,回返新加坡主持全面工作。自此之后,新加坡人民的反殖斗争进入了另一个历史时期。


结束语

如前所说,“星抗盟”自成立至解散,存在了8年半左右,为星洲人民反殖斗争和民族独立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星抗盟”存在的时代,是新加坡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桎梏、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时代,是新加坡青年知识分子群英汇聚,在学运、工运、农运、宣传出版等各个领域里大显身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涌现出如恒河沙数、灿若繁星的优秀人物。

饶有兴味的是,这些原本学历不高、地位平凡、年纪轻轻的小人物,却以无比的勇气献身于新加坡争取自由、民主、公正和独立的事业,无私无畏地面对实力强大的殖民主义者吓人的统治机器的野蛮迫害,严刑拷打,非人折磨,不经审讯的无限期拘留或被无理驱逐出境。他们不是什么恐怖份子,他们手上既没有枪,也没有刀,更没有炸药,有的只是美好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却历经炼狱般的境遇,有的人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星抗盟”的存在,不仅推动了新加坡人民的反殖斗争,培育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干部和人才,而且对日后新加坡的公开斗争和争取独立的事业以及内地和沙劳越人民的斗争也产生了既深且远的重大影响。有关这方面的介绍,敬请读者参阅本书(指《砥柱止中流》——《人民之友》编者注)内的其它文章,这里就不赘述了。

至于后来有历史学者和当年过来人有兴趣对“星抗盟”的历史进行研究,并作出自己的评价和论断,这是很自然的事。历史本来就是要让人去评说的。重要的是,应当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当然,由于立场观点不同,掌握的资料不尽相同,出现人言言殊的情况也不奇怪。不过,我们依然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当年的参与者站出来,从官方的解密档案里和其它各种渠道,对“星抗盟”的历史进行科学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写出一本能够完整地反映“星抗盟”及其盟员在新加坡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历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学术性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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