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9 April 2016

关于新加坡"5•13事件"的两个不同的历史观点

关于新加坡"5•13事件"
的两个不同的历史观点

原标题:五一三学生反殖民运动之论述
(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掀起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反殖浪潮的5•13风云

新加坡有着两个版本的历史论述,一个是官方指导的主流历史观,另一个是普罗大众作为历史见证者之新加坡历史记述。为此,五一三学生运动也就分别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观点:官方与民间之相互对立的历史叙述。

“马共主导说”实质上是一个恶意的恭维

官方设计之SG50排挤了反殖民运动之历史论述,取而代之的是,当权者杜撰的反马共历史。因此,官方是从反马共历史观的立场,评述五一三学生运动。

官方媒体在五一三学运60周年之日,发表了一篇论述文章,其内有不少对学运的赞美言辞,先是肯定学运的历史意义,之后定调学运,是一场由马共主导的反殖民政府运动。

从李光耀的反共反华核心政治思维来看,官媒提出一个肯定马共有历史贡献的论述,显然有违常理,所以那是一个别有居心的说法。因此,这一些对学运的美言,更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实质上,马共主导说是一个恶意的恭维。

对马共支持者而言,马共主导说是一颗糖衣毒药。接受马共主导说是弊大于利,未必有利肯定马共的历史地位,但却反而支持了李光耀的共产党威胁论。这是认同李光耀以内安法令囚禁异议人士。因此,接受马共主导说,无异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官媒的文章是要重复《李光耀回忆录》第十四章,华校生的世界,定调五一三学运是共产党阴谋的观点: ‘ 从1954 年到1956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才彻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阴谋和狡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马来亚共产党市委躲在幕后,控制和操纵像孙罗文那样的活跃分子以及群众大会上的小组领袖。 ’

当马共主导之说成立后,其他相继发生的有关华人文教的事件,就轻而易举,相同的以马共主导来定调历史。比如,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创办中的南洋大学,大学成立之后的南大学生会,等华人文教活动,都可以冠于被共产党控制的罪名。

在共产党阴谋论的大罪名之下,李光耀消灭百年老号的华人传统教育体系,摧毁华人教育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等等的华人去华人意识文化的政策与政策结果,就会变得合情合理也合法。

实质上,要确立马共主导说,还是为了确保李光耀动用内部安全法令,彻底消灭政治对手的不法勾当有所道理。也就是说,马共主导说,强化行动党政权的合法性。

由此来看,马共主导说是一个政治标签,用来打击反对李光耀政权的任何政治对手。

“5•13事件”是学生自发的反抽兵、反迫害斗争

相对于李光耀的共产党阴谋论,五一三的历史见证者,却认为学运是华校生在自动自发激情下,个人意识汇集成为一股反对殖民政府的时代洪流。

华中学运主要领导者谢彦辉以高徒之名发表《纪念新加坡五•一三学生运动五十周年》。文章指出:五一三 ‘ … 是全新华校中学生自觉发动的空前最具规模的一次学生运动,这次学生运动从发动到结束总共持续了近三个月之久。是一次维护学生切身利益…的运动…。’ ;‘ 这次的请愿行动是完全出于同学们的自觉的,没有任何人能压迫我们去做一件我们认为不对的事,… ’ ; ‘ 我们这次的行动是有秩序的请愿,并非游行示威,… ’

按官方说法,谢彦辉是由马共学委领导的抗英同盟成员,也是整个学运的领军人物。这一层组织关系的存在,就是马共主导说的最主要根据。然而,谢彦辉的文章却是提出了正好相反的学生自觉发动说。这一个观点确实是有力的撼动了马共主导说。

《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参阅文末相关链接——《人民之友》编者注)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讯息:这场斗争是在中正中学同学开始的。1953年底搞初中三毕业叙别会的演出和筹备工作,为了响应陈六使号召创办南洋大学,就把举办的叙别会定为”为南洋大学筹款”。叙别会完成之后,继续在中正搞反对政府抽壮丁的活动。因为在活动中的积极表现,被选为“5•13”赴总督府请愿的代表团成员,并被委托为发言人。因为领导同学在5月13日当天赴总督府请愿,以及逃避在4月开始的服役登记,而被殖民政府当局追捕。“5•13事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与同学林金泉一同转入马共地下活动。

我要指出的是,抗英同盟不是马共,两者之间是不能画上等号的。从过去的英殖民政府到今天的新加坡统治集团,都刻意把抗英同盟跟马共划上等号,并借此混淆或歪曲新马人民反殖斗争的历史事实,是有着他们的政治目的。

我本身在中正中学所经历的“5•13”事件,没有出现过“背后有一个马共学委在指挥”。在一群朋友之间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无法接受这个说法。根据我在中正中学的经历,我不同意“5•13事件“是由马共领导的说法,我认为“5•13事件“是同学们自发的反抽兵、反迫害的集体行动。

“5•13事件”有抗英同盟参与和领导也是客观事实

这场反抽兵、反迫害的斗争有抗英同盟参与和领导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始终碍难接受它是由背后某一个人在指挥的说法。拿中正的情况来说吧。当时中正成立一个由5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之中有些是抗英同盟盟员,但不是由抗英同盟领导指派的,但没有迹象显示,更没有证据证明,其中任何一人背后有马共党员或领袖在指挥。那个时候我们5人在校内经常接触,商讨问题,传阅自由报和抗英同盟传单,在抗英同盟反抽兵反迫害的号召下,便自觉自动组成五人行动委员会秘密进行活动。

整体来看,林福坤的谈话合情合理,很有说服力,对五一三是学生自动自发说,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见证者记述。

林金泉以贺巾之名撰写《巨浪》,一部以文学述史的动机与使命,在不脱离历史脉络与情境下,记述1950年代新加坡华校生在共产党影响下, 进行反对殖民政府之学生运动为题材的写实长篇小说。

林金泉与林福坤都是五一三学运的历史参与者,两人有着极为类似的生命轨迹,对五一三是否是马共主导之说,亦有着相同的观点:五一三是学生自动自发的运动。

锺华《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历史初探》对有关五一三的文字记述是:

‘实际上,当新加坡英殖民地立法议会在1952年辩论这个法案时,学委负责人黄茂宗就曾向南马局书记何浪请示,如果有关法令在新加坡实施,党应如何应对。何 浪的批示说,党无法反对新加坡殖民当局实施这一法案,但是我们应该开展宣传反对它。他不赞成通过学生以示威方式反对《国民服务法令》,但他认为有关青年学 生应设法逃避登记。

但是,后来的形势发展要求学委坚决站出来领导斗争,以进一步推动青年学生运动的兴起,打破英帝长期来强加在青年学生头上的紧箍咒,为新加坡的公开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广泛开展创造有利条件。于是,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反对《国民服务法令》的斗争,在学委书记黄明强和委员詹忠谦等人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在各华校的“星抗盟”成员逐步地在广大青年学生中间进行酝酿和展开。 ’

大意是:马共中央没有下达指令给马共学委,去组织与发动学生运动。马共学委是在形势发展要求下坚决站出来领导斗争。也就是说,学委是在自动自发的情况下,通过也同样是自动自发的抗英同盟成员,进行反征兵的学生运动。

过度放大马共学委的作用却是有待商榷的观点

总的来看,其实,五一三学运的两个说法:是马共主导说,是学生自动自发说,并不是一个相互对立的排斥性关系,完全没有二选一的必要性。马共学委与抗英同盟成员参与了学运,是一个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论述,但是,过度放大马共学委扮演的学运领导角色,却是一个有很大商榷空间的观点。

在现阶段,尤其是五一三历史过程细节还未梳理的一清二楚之前,过早的进行历史判断,反而妨碍了对事件真相的发掘。除非别有意图,又何必急于一个历史定案?实际上,历史必定会述说自己的故事。

有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单纯的认为学运是由于反对征兵所引发,那是一个相当狭窄的历史论述,不足于反映一个时代的现实真相。事实上,反对征兵只是事件的导火线,一个长期被殖民政府严重歧视的华人文教,那才是社会运动的火药库。

当然,这是一个跨越五一三学运之另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议题。


[相关链接]

1、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一)
2、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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