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30 December 2015

1960—1970年代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联邦”的态度演变及其原因

1960—1970年代
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联邦”
的态度演变及其原因

作者/来源:庄礼伟/《砂拉越参组大马50年研讨会论文集》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本文是中国学者庄礼伟,受邀在2014年5月13日在砂拉越诗巫华团(总)会所礼堂举行的“砂拉越参组大马50年研讨会”上的讲话全文,原载于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诗巫省华人社团联合会、诗巫新闻协会与中区友谊协会2015年9月联合出版的《砂拉越参组大马50年研讨会论文集》。 

本文作者庄礼伟简历:1989年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92年北京大学世界史硕士,1997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现任中国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关系学博士生导师和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自1997年以来,陆续通过中国国内各种媒体,发表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学术论文和时事评论。

本文篇幅颇长,由四个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作者从“马来西亚联邦”成立的背景和过程,判断马来西亚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产物。
 第二部分:作者从中国官方出版物看出当时的中国政府认定,“马来西亚”是一个反共、反华、反印尼、亲英美的“新殖民主义工具”,中国必须支持有关地区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和独立、反对新殖民主义统治和印尼政府和人民所展开的对抗马来西亚的剧烈斗争。
• 第三部分:作者说明从1960年代中共在“世界革命”战略下鼓励马共、北加共走武装斗争道路,直到1970年代,中国需要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国在联合国、反苏、打越、援柬等事务上的支持,逐渐停止了对东南亚的“输出革命”行动,马共和北加共的革命武装于是走向式微而到1980年代瓦解消亡。
• 最后部分:作者认为,1960─1970年代中国政府对于马来西亚的政策态度经历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既源于国际格局的变化,也源于极左路线带来的内外交困迫使中国在对自我国家属性的认知上逐步走向清醒和理性,放弃了做“世界革命”领导国的虚幻目标,回归“国家要生存、民心思稳定、邻居需修好”的“普通国家思维”。

这是一份值得那些想要反思或探索1960—1970年代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状况和马共与北加共的衰亡遭遇的过来人或新生代花些时间阅读的参考材料。那些想要了解马来西亚当下或今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和动向的民主人士或许也可以从本文中获得一些启示。

以下是全文内容——

在东南亚国家的建国史上,马来西亚的建立(或“组成”)经过是比较特殊的,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1957年8月31日,英属马来亚独立,成为一个新国家“马来亚联合邦”(以下简称马来亚)。1961年5月,马来亚首相东姑拉赫曼建议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文莱、北婆罗洲(加入马来西亚之后改称沙巴)以平等地位共组马来西亚联邦。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与此前已获自治邦地位的新加坡以及英属殖民地砂拉越、北婆罗洲这4方一起,共同组建起马来西亚联邦。文莱继续接受英国的部分统治直到1984年独立,新加坡则于1965年8月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换言之,马来西亚是由一个已独立的国家(马来亚)、一个英国的自治邦(新加坡)和英国的两个直属殖民地(砂拉越、北婆罗洲)这4方共同组成的(后来新加坡退出)。在历史上,尽管都接受英国统治,但砂拉越、沙巴与马来亚并不互相统属。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大潮中,砂、沙亦曾有与文莱共组独立国家的愿望。但是后来,砂拉越、沙巴并没有因“参组”马来西亚而获得特殊地位,在“马来西亚”框架下,拥有丰富的森林、水利、油气资源的砂、沙的大部分资源开发所得由中央政府收取,引发了砂、沙民众的不满。

在国际政治层面上,马来西亚的成立是大国政治的产物,具有冷战时期大国之间对抗的背景,是大国强加给所有马来西亚人民特别是砂拉越和沙巴人民的一个政治安排,正如2008年科索沃独立,其背后推手是欧盟(EU)与北约(NATO)。此外,当时的“马来西亚”问题也和东南亚当地的左翼革命运动穿插在一起,北加里曼丹的共产党武装斗争起初也是以“民族解放”、“反对马来西亚”为旗帜而爆发的。因此当年的“马来西亚”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国际政治事件。

那么,当时离东南亚地理位置最近的红色大国──中国是怎么看待“马来西亚”问题的,并且对这个国际政治事件采取了怎样的介入政策?本文旨在以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和中国的“世界革命”战略为背景,尝试分析1960─1970年代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的态度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原因。

一、“马来西亚联邦”成立的国际政治背景

马来西亚的组建,是源于新加坡试图与马来亚合并。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邦地位后,李光耀考虑到新加坡小国寡民,缺乏生存能力与经济发展腹地,与马来亚联合为一国则可解决新加坡的生存问题,同时他也寄望自己有一个比新加坡更大的政治舞台。但是马来亚当局拒绝了李光耀的建议。马来亚当局担心新马合并之后马来人的人口优势被削弱,甚至可能出现华人执政的局面,同时马来亚当局也担心新加坡强大的左翼势力会给马来亚带来政治动荡。于是李光耀只能求助于英国当局出面来撮合新马合并,并且为了让英国人愿意出面,李光耀提出了把英属北加里曼丹3邦也纳入到“马来西亚”的设想。

对于李光耀的建议,英国当局起初并不热心,因为英属北加里曼丹3邦尚在英国控制下,英国当局并不想轻易让它们脱离英国统治,并且北加里曼丹3邦的殖民地官员也反对这个建议,另外李光耀与新加坡左翼势力曾经有过的暧昧关系也让英国当局心存疑虑。

但另一方面,英国也考虑到非殖民化是大势所趋,并且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3邦都是小邦,比较容易被共产主义势力所渗透乃至逐个被赤化,让它们合并为一国,由亲英反共的东姑拉赫曼以及李光耀来共同领导,可以统一部署打击共产主义势力的政治行动与军事行动,从而能够抵抗住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洪流。此外,英国还可利用支持“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来换取保留英国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再者,北加里曼丹3邦合并入马来西亚,也可确保它们不被持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印尼所吞并。

权衡利弊之后,英国向马来亚当局游说组建“马来西亚联邦”。东姑拉赫曼看到北加里曼丹3邦的加入对马来亚有利,加上英国许诺增加经济军事援助,于是在1961 年5 月公开提出了“马来西亚”计划。

“马来西亚”计划出台后,在新、马及北加里曼丹3邦均有反对声浪,特别是在左翼民众和左翼政党中。1962年12月,文莱人民党发动武装起义,提出北加里曼丹3邦合组一个独立国家,受到砂、沙民众的热烈响应。虽然英国镇压了这场起义,但3邦民众继续以各种方式抗议“马来西亚”,导致原定于1963 年8 月31 日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不得不延至9月16日才正式成立。多年后,砂、沙许多民众仍对马来西亚以8月31日为国庆日耿耿于怀,因为这一天只是马来亚的独立日,与砂、沙毫无关系。

对于“马来西亚”计划,美国起初也不乐见其成,首先是因为该计划有利于英国扩大它在东南亚的影响,其次美国担心东南亚第一大国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于是想用支持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以及对印尼的援助来笼络印尼。但是由于马来西亚的根基日益稳固、反共态度非常坚决并且受到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支持,美国迅速调整立场,转向扶持马来西亚。

1963年印尼从殖民者手中收回了伊里安查亚,版图进一步扩大。在反殖情绪和民族主义意志高涨的影响下, 苏加诺进一步提出要清除英国在东南亚殖民统治的残余,试图使印尼成为地区领导者。在印尼看来,英国推动“马来西亚”计划并保留在马来西亚的军事存在,严重威胁了印尼的国家安全,也不利于印尼扩张它在北加里曼丹的影响力。因此,苏加诺政府决定对“马来西亚”采取激烈的对抗措施(包括派兵向北加里曼丹渗透并支援北加共)。

中国则把马来西亚看作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阻挡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桥头堡,对“马来西亚”计划也持坚决反对态度,并且支持了印尼反马来西亚的“对抗”行动。

1960年代的大冷战中还有“小冷战”,即中苏之间的对抗。苏联与中国在东南亚有竞争关系,这导致苏联虽然起初也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但很快就认可这一事实并积极发展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关系,并先于中国与马、新建交,从而争取在东南亚获得更多立足点。

从马来西亚成立前后东南亚地缘政治背景,大致可以判断马来西亚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产物。一些相关大国也基于自身利益,对马来西亚的成立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下面将具体阐述当时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成立的态度。

二、从中国官方出版物看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的态度

本文将援引中国当时的3份出版物来反映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时代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成立的态度。一份是中国最主要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一份是中国外交部主办的刊物《世界知识》,一份是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东南亚研究资料》。

事实上,上述年代的这3份刊物关于“马来西亚”的基调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本文把《东南亚研究资料》亦归入当年的中国官方舆论的一部分),即坚决反对“马来西亚”,并且在提到“马来西亚”时,都给这个词打上双引号,以表示这是一个非法的或中国政府不予承认的政治实体。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谈到台湾海峡对岸的各种政府部门名称时,也都是给它们打上双引号的。

关于“马来西亚”的性质,中国外交部的《世界知识》杂志1963年第19期的一篇文章指“马来西亚”(注:本文为如实反映历史事实,对当年中国出版物中打双引号的“马来西亚”均予保留。其他旧有用语如“蒋介石匪帮”等攻击性语言,也都原文保留)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该文说,1963年9月16目,马来亚联合邦首相拉赫曼在吉隆坡正式宣布成立“马来西亚”。根据“马来西亚宣言”,它是一个“以议会民主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国”的“联邦”,其范围包括新加坡自治邦、英国直辖殖民地砂拉越和沙巴(北婆罗洲)以及马来亚联合邦所属的11个州,总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00多万。该文评论说,所谓“马来西亚”地区,是目前英国在东南亚主要殖民利益所在。这个地区天然资源极为丰富, 马来亚年产橡胶75万吨, 锡年产5万吨,两者均占资木主义世界总产量的1/3左右。英国垄断资本控制了马来亚橡胶生产的70%,锡生产的60%。素有“南洋宝库”之称的砂拉越和富饶的沙巴的资源也几乎全部控制在英国资本的手中, 拥有这样巨大殖民利益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是绝对不会自动退出这个地区的。现在,它企图通过“马来西亚”, 加强这一地区的反动势力的联合, 以“稳定”局势, 继续掠夺这个地区的资源和矿藏。该文还强调:美国在“马来西亚”各地区的投资也越来越活跃,加紧经济渗透。早在1959年4月, 美国同马来亚政府签订的“投资保证协定”, 就为美国垄断资本入侵铺平了道路。该文还提到,美国人劳伦斯 •米切尔莫尔率领的“联合国调查小组”前往砂拉越和沙巴(北婆罗洲) “调查民意”时, 当地人民纷纷举行示威, 反对成立“马来西亚”。(1 )《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的一篇文章亦认为:1963年9月间强行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是英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手导演的新殖民主义产物。英国殖民者企图通过它进一步镇压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来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2 )

《世界知识》1965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从军事、安全、政治的角度对“马来西亚”进行了分析,该文说:1963年9月英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合谋拼凑起来的“马来西亚”,是英美帝国主义镇压当地人民,威胁邻国安全,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的工具,是英美帝国主义安置在东南亚心脏的一把刺刀。英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集结兵力,把“马来西亚”变成它们侵略东南亚国家的桥头垒。在政治上,它们还硬把“马来西亚”塞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美帝国主义无视亚非国家意见、侵犯它们权利的政策张目。“马来西亚”积极执行帝国主义所推行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残酷镇压北加里曼丹的民族独立运动;它还勾结泰国反动政府镇压两国边境的人民爱国武装。它不仅帮助训练南越傀儡集团和老挝右派的反动军队打“丛林战”,而且公然协助美帝国主义向南越运送战略物资, 派遣军队、军舰。为了替美帝国主义“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政策效劳,“马来西亚”让蒋介石匪帮在那里设立了“领事馆”。该文还指出:英美帝国主义拼凑“马来西亚”, 其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印尼, 严重地威胁到印尼的独立和安全。该文提到,1965年年初, 英帝国主义大肆派兵遣将, 一再增兵“马来西亚”。据英国官方宣布,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军队5万人, 其中1万多人在北加里曼丹。美帝国主义最近还答应提供“马来西亚”400万美元“防务”贷款。这是以欺压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为己任的美帝国主义公开出面给“马来西亚”输血打气, 伙同“马来西亚”反对印尼的一个严重步骤。该文还提到,马来亚的拉赫曼集团和新加坡的李光耀集团分别投靠英国和美国,互有矛盾,巫统领导人指责李光耀“要尽量把美国人和更多的外国势力卷入本邦的政治”。该文还说,面对美国势力加紧渗入, 英殖民主义者早具戒心。1964年年终时,“马来西亚”当权派突然带头刮起一阵“反美”风,这场风波是由“马来西亚”当权派发泄了对拟议中的美国军援条件的不满之后掀起来的。“马来西亚”副首相兼国防部长拉扎克带头在下议院表示对“美援”的条件太苛刻感到失望。接着执政党的一些议员和御用团体纷纷响应,群起而攻之,指责美国“损人利己的援外政策”。(3 )

由上可见,当年中国的官方舆论强调了“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英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当年中共支持的东南亚共产党活动亦以“独立、自由、民族解放”为旗帜活跃于其中)的政策工具,得到了英美的强力维护,此外“马来西亚”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潜力,也是吸引英美力图渗透、控制“马来西亚”的重要原因。

当年的中国的官方舆论还高度重视对东南亚反帝、反殖的武装斗争的报道,显示出中国“必须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意识形态本色。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中国官方出版物非常关注北加里曼丹民众的反“马来西亚”运动,并表达了强烈的支持。1962年12月文莱起义爆发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支持文莱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文章说:文莱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军宣布要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标志着文莱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4 )1963年文莱起义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北加里曼丹争取独立的斗争必胜》,该文说:北加里曼丹人民为了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而举行的武装起义,到现在已经有一年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5 ) 1964年文莱起义两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文章《北加里曼丹人民在斗争烈火中前进》,该文说:两年前的今天,一声惊雷,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受尽磨难的北加里曼丹人民,发动了武装起义。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斗争的形势好得很。(6 )

为一个总人口只有8万多的东南亚小邦的革命起义,《人民日报》连续3年发表专门的评论文章,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在东南亚倡导“武装斗争”路线,并且由于1963年之后北加里曼丹的反“马来西亚”运动基本上是由左翼力量在领导,《人民日报》的这些文章事实上也是在支持在北加里曼丹的左翼革命运动。

此外,广州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资料》在1963年还专门发文介绍北加里曼丹3邦的各主要政党,该文高度赞扬了持民族解放立场、反“马来西亚”的文莱人民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关于文莱人民党,该文介绍说:该党成立于1956年8 月,是北加3邦中最早成立的政党, 有很大的势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该党的纲领最初主张文莱实行自治和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给予工人罢工及游行示威等权利。“马来西亚”计划提出后, 该党发表声明谴责“马来西亚”计划,宣布该党的斗争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北加3邦所组成的以文莱苏丹为国家元首的统一国家,并且声明要在1963年取得独立。文莱人民党成立后,发展非常迅速。据1961年统计, 该党己有党员3 万多人( 即占总人口8 万多的37% ),成立了40个支部。关于砂拉越人民联合党,该文介绍说,该党于1959年6 月4 日成立,其宗旨是:“一、通过制宪途径, 寻求砂拉越人民的政治发展, 以期最后获得自治独立;二、建立议会民主制度的政府;三、促进并保持各民族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尤其是改善劳动者和经济落后者的生活状况; 四、维持各民族和睦与团结, 井促使砂拉越人民建立起自信和奋勉的精神” 。该文说,据统计,人联党在1959 年只有党员7,401人,到1962年5月底增加到42,462人,即砂拉越每7个成年人中, 就有1人是该党党员,其中华人党员有23,929人, 伊班族党员有12,359人, 陆达雅克人5,568人,此外还有不少马来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党员。党员尤以青年人为多。该文还说,人联党还同文莱人民党、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和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有着密切联系, 并且采取共同的立场对殖民主义进行斗争。“柯波特民意调查团”到砂拉越活动时, 该党举行了一次万人抗议大会,并发动党员深入各民族地区开展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活动,收集了11万多反对者的签名。从1962年下半年起, 英国殖民当局对砂拉越人民联合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逮捕了该党许多党员并限制该党的活动, 并且将党的许多重要负责人驱逐出境。(7 )

加强中国与印尼在“马来西亚”问题上的合作,也是当时中国官方出版物的一个报道重点。1963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印尼,《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刘少奇主席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启程前往印尼进行友好访问。刘少奇主席还应奈温主席的邀请,将访问缅甸。这是我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亚洲友好国家,意义十分重大。该社论说,印尼的公众和舆论,对刘少奇主席的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该社论还对当时印尼收复西伊里安表示祝贺,说“现在,印尼的国旗已飘扬在西伊瑞安的大地上”。(8 ) 刘少奇结束对印尼的访问并前往缅甸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和印尼人民永远是可靠的战友》的社论说:中国和印尼双方表示,坚决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权和独立,从而反对落入以“马来西亚”名义出现的新殖民主义圈套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该社论还说:苏加诺总统非常生动地阐明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对于加强亚洲人民大团结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中国和印尼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友好联系,两国总共拥有7.5亿人口,而全世界的人口总数是30亿。因此中国和印尼人民占其中的1/4。”该社论说:愿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在这一次访问所取得的完满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合作,携手并肩前进。(9 )

中国媒体对印尼当时的反殖、反帝斗争一直有跟踪报道。《人民日报》1964年5月的社论说:印尼总统苏加诺在1964年5月3日发布了关于反对“马来西亚”和帮助解放北加里曼丹的志愿人员的行动命令,并谴责美国干涉印尼人民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20日,苏加诺总统又在雅加达举行的10万人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再一次号召印尼人民坚决前进,继续进行粉碎“马来西亚”的斗争。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以及国务院发言人等,居然颠倒黑白,攻击印尼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争取独立、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的正义行动,是什么“侵略行为”,是什么“对马来西亚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外来威胁”。约翰逊政府还扬言要停止对印尼的“援助”,百般进行要挟。美国的军事头目,更挥舞大棒,叫嚷“一旦同印尼爆发公开战争,美国将派军队保卫马来西亚”。(10)

当时中国确实已经把印尼当作是在东南亚的一个政治盟友,因此也非常关心美国对印尼的“迫害”,对印尼进行声援。1963年9月,《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美国已于最近“冻结”对印尼的经济“援助”。这是肯尼迪政府对印尼进一步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它屈从美国意旨,放弃反对“马来西亚”。(11 ) 1964年4月,《人民日报》又一次刊文指出: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在吉隆坡和曼谷等地更狂妄叫嚣,公然“警告”苏加诺总统“不要干预马来西亚”,应该把精力和注意力放在“国内较为紧迫的问题上”。美联社则断言 “苏加诺经不起取消西方对印尼的援助特别是美援”。《人民日报》的该文指出上述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的卑劣手段”。(12)

1964 年,在英国的提议下,马来西亚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印尼对此极为愤怒,于1965 年1 月退出联合国,以示抗议。《人民日报》1965年1月6日发表社论说:不顾印尼的严厉警告,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在美国处心积虑地策划下,竟然被抬到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座位上。这是对印尼的露骨的挑衅和敌视行为。印尼共和国忍无可忍,毅然决定退出联合国。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尼政府的这一正义措施。(13 ) 过了4天,《人民日报》又一次发表社论为印尼退出联合国打气,该社论说:1965年1月7日,是印尼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苏加诺总统代表1亿零400万印尼人民庄严宣告,印尼决定退出联合国。中国政府高度评价和热烈赞扬这一革命行动,并且宣布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的这一决定。该社论说:毛泽东主席在不久以前指出:“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14 )

中国当时高度重视与印尼的关系,不仅是因为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而且因为印尼总统苏加诺对印尼共产党等左翼力量持宽容态度,包括支持印尼共公开发展民兵组织,此外,印尼也是亚非拉国家中仅次于中国、印度的第3人口大国,中国政府当时非常希望召开第二届亚非会议,但埃及、印度对此提议均态度冷淡,于是中国寄望印尼能出面与中国共同推动此事,因此对印尼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给予支持或援助。

1965年印尼“930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对印尼的亲善调子逐渐转向了愤怒的批判。196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印尼右派军人政权,最近接连采取一系列反华排华的猖獗行动,疯狂破坏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其横蛮无理,丧心病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不仅不再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不再对抗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反而秉承美帝国主义的意旨同它的走狗和仆从加紧勾结,拼凑新的东南亚侵略联盟,甚至公然伙同“马来西亚”,来镇压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5 ) 这段历史转折在中国印尼两国关系史上一直是一个心理症结。由于中共与苏加诺的良好关系,以及中共与印尼共的关系,后来的苏哈托政府对中共一直耿耿于怀。尽管周恩来在印尼万隆亚非会议上是巨头级人物,但笔者在雅加达独立广场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内模拟万隆会议现场的群雕中,没有看到周恩来的塑像。

关于英美在“马来西亚”问题上的矛盾,中国方面亦已关注到了。《世界知识》1963年的一篇文章指出:1962年2月,美国唆使苏律宾舆论和苏碌苏丹后裔根据自美国国务院档案中查出的英国对北加里曼丹的租约的影印本, 提出索回该地主权。同年6 月, 菲律宾政府正式向英国提出归还北加里曼丹的要求, 企图拆散“马来西亚联邦”。但这个勾当未能得手。其后美国通过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耳又提出成立一个包括新加坡、马来亚、北加里曼丹等地和菲律宾在内的“泛马来西亚联邦”来代替“马来西亚联邦”。该文说:新殖民主义排挤老殖民主义的这场勾心斗角的戏, 看来还要演下去。(16 ) 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资料》也有一篇文章分析说:英国策划“马来西亚联邦”还有一个重要企图是抵制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美国对北加里曼丹的丰富资源早就垂涎欲滴。二战后,美国为了打入英国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早就主使菲律宾提出对北加里曼丹的“主权”要求,并且策动菲律宾鼓吹“泛马来西亚联邦”的主张,把东南亚各国置于美国的控制下。另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不断向北加里曼丹渗透,以排斥英国的势力。这些都反映了英美争夺这一地区的市场、资源和投资场所的尖锐矛盾。(17 )

中国官方舆论还披露了台湾试图与“马来西亚”发展军事、外交关系。《人民日报》1964年12月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当年9月中旬,“蒋介石匪帮‘外长’沈昌焕特地跑到吉隆坡,‘马来西亚’副首相兼国防部长拉扎克证实蒋介石匪帮将帮助‘马来西亚’进行所谓‘游击战’方面的训练。现在,蒋介石匪帮‘游击训练’‘专家’已经进入‘马来西亚’。11月26日,蒋介石匪帮公然在‘马来西亚’首都正式设立‘领事馆’”。(18 )

综合上述当年的中国官方出版物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政府认定,“马来西亚”是一个反共、反印尼、亲英美的“新殖民主义工具”,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挑战,必须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反“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可以依靠的力量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马来西亚”范围内的左翼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力量,一是印尼的苏加诺政权,中国支持这两方面的力量以激烈的政治、军事方式对抗“马来西亚”乃至推翻“马来西亚”的“傀儡政权”。

当然,除了国家利益之外,中国强烈反对“马来西亚”,鼓动武装抗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轴是推动“世界革命”,中国要取代苏联做“世界革命”的领袖。在“世界革命”的战略与意识形态之下,中国对“马来西亚”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强硬介入,下文将对这一点做具体阐述。

三、中共在“世界革命”战略下鼓励马共、北加共走武装斗争道路

中共关注并经营东南亚,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除了支持胡志明的抗法斗争,也在马来亚、印尼等地设立支部。1949年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传达了斯大林希望中共在“东亚革命”中挑大梁的口信。在苏联老大哥调教下,中共很快视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的重要一环,把复制中国革命经验和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去争取他们的解放,当做中共的国际责任。

到1960年代初,基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共寄希望于广大的非苏非美的“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大搞“世界革命”以抗衡美苏,从而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世界革命”战略。

1963、1964年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讲话和对日本客人的讲话中认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也)是不满意的”。(19  )
笔者对此的解读是:

1、 毛泽东用一个扩大了的“中间地带”(亚非拉+欧日加)把美苏两霸最大限度孤立起来,国际革命形势顿时比较乐观,进而可以做各种关于“世界革命”的战略擘画。

2、 尽管美苏两霸之间的“中间地带”有两个,但在毛泽东看来,世界革命的优先地区是“亚非拉”而不是“欧日加”。中共把发达国家比做是世界的“城市”,把亚非拉比做是世界的“农村”,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

3、 如果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能够在亚非拉复制成功,毛泽东将攀上他个人生涯的又一个高峰:“世界革命”的领袖。

中共“世界革命”战略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与个性需求密切相关。毛泽东个性中有一种狂放不羁的斗争哲学,青年时即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放霸气,他成为革命领袖和执政者之后诗词中的格局更大,他要改造的是“寰球”、“五洲”。毛泽东执政后热衷于在全球搞合纵连横、输出革命,与他的“革命者困境”有关。毛泽东是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其巨大声望也来源于革命,那么建国后国内不需要再搞革命他怎么办?他的巨大声望如何继续维持?为解决这一困境,毛泽东有两个办法:第一,发明新的政治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会出新的资产阶级,所以即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需要继续革命;第二,发动世界革命,做世界革命的领导人,这个事业更庞大,一辈子都做不完,当然,也许毛泽东并不认为一辈子做不完,关键是要做起来,他曾经说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要领导世界革命,就必须了解世界。1960年代初,中共大兴国际问题研究之风。1963年,北大、人大、复旦3个大学设置了国际政治学系,并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任务做了分配:人大研究苏联东欧,复旦研究西方国家,而当时最重要的亚非拉研究,放在北京大学。

要领导世界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世界战略和世界革命体系。1963至1964年,中共发表“九评”,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中国的对外关系重点转向了亚非拉,刘少奇、周恩来密集出访亚非拉国家,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革命体系。1965年8月,国防部长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长文,提出中国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可以推广到亚非拉国家。

与中国邻近的东南亚国家中,一共有9个共产党(越共、老共、柬共、缅共、印尼共、菲共、泰共、马共、北加共),它们基本上都得到了中共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受中共影响极深的马共“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就设在中国湖南,1970年5月,该电台的社论说: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马共坚信“只有经过暴力革命,才能使我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附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4年后的1974年5月,毛泽东与马来西亚首相拉扎克亲切握手,中马正式建交)。

1960年代的中国不仅有“世界革命”的宏大目标,也有被反对势力包围的现实危局,毛泽东将它形容为“三尼铁石公司包围中国”:三“尼”是美国的肯尼迪、印度的尼赫鲁、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铁”是南斯拉夫的铁托,“石”是台湾的蒋介石。由此看来中国面对的敌人种类繁杂,远近皆有,这种被各种势力包围的危局更坚定了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跳到外线作战”的决心。1964年10月,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取得成功,成为亚非拉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也为中国推动“世界革命”带来了新的乐观因素。  

1960年格瓦拉访华,毛泽东说赞同格的观点——发动革命不必等到所有条件完全成熟(20 )(附注:1967年格瓦拉死于革命条件很不成熟的玻利维亚)。但此后毛泽东屡屡表示世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1963年毛发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对世界革命形势做了艺术概括和乐观展望。1966年毛在《致阿尔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表示:必须积极加速世界革命进程,“我们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亚洲、美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的打击”。1970年毛泽东提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等论述,由此催生了一首流行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中国的“输出革命”必然也招致外界更多的反华声浪,不过这一点客观上对毛泽东心目中的国内政治格局有利,国际上“高天滚滚寒流急”,让国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从而使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

中共在1960-1970年代对于国际形势的官方公开判断,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3句话综合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并在1970年代不断出现在各种官方声明中,如1971年11月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1972年2月的《中美联合公报》、1973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1973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的报告、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的发言、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邓小平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乃至到1978年2月华国锋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3句话才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这3句话也是1960-1970年代中共所主张的国际政治话语,它统合了两种斗争:国际层面反西方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内层面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以下简称北加共),曾经把上述两方面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把砂拉越从马来亚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即“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当作首要任务,把“人民要革命”当作一个第二步的、隐蔽的斗争目标。在当时形势下,也只有以“争取砂拉越独立、砂拉越民族解放”为首要任务,才能获得更多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北加共的前身“砂拉越解放同盟”曾经一度借壳“人民联合党”从事和平的议会斗争。1962年12月文莱人民党发动武装起义,英殖民政府的镇压行动波及砂拉越,砂盟开始考虑进入森林转向武装斗争。1963年砂盟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地区建立武装部队,这些部队受到了当时反对成立马来西亚的印尼当局的支持,后来他们陆续潜回砂拉越各地。1964年砂盟正式打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番号。1965年9月,砂盟改组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文铭权、林和贵、黄纪作等担任党的领导人。

1973年,砂拉越革命武装遭遇沉重打击:黄纪作等人擅自与砂拉越当局和谈,史称“斯里阿曼行动”。黄率领大批游击队员投诚,使北加共武力损失大半。余下小部分人员在洪楚廷、王连贵等带领下坚持武装斗争。1989年苏东和中国都发生政治风波,马共、泰共、缅共相继与政府和谈或瓦解。由于文铭权通过其妻王馥英给游击队残部写来认可和谈选择的信函,1990年11月,北加共最后52名游击队员经与当局和谈也走出了森林。

北加里曼丹左翼力量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舆论支持的。《人民日并不可》1964年3月刊文说:“各国人民早就认识到,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才能击败它的暴力镇压;只有把帝国主义打痛了,才有可能迫使它在会议桌上,认真考虑人民的意志。……越南南方人民最近几年抗击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正是北加里曼丹人民的一面很好的借镜”。(21 ) 1965年5月,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加纳举行。《人民日报》援引大会的政治总决议说:“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加强各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以取得和维护民族独立,确保和平。这就是说,我们各国人民要利用一切力量和手段来迫使英美帝国主义者从南越、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南也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撤走他们的武装部队。这是我们至高无上的义务。”(22) 上述言论说明中共确实有向亚非拉地区输出“武装革命”的意图。

除了用世界各地的武装革命事例来鼓励“马来西亚”内部的左翼力量之外,中国还希望东南亚各国革命派互相支持。1963年4月, 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印尼,签署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权和独立,,同时双方也表示坚决支持全体越南人民争取和平统一越南的正义斗争。同年5月, 刘少奇与胡志明签署的中越联合声明也提到,双方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

中国急于把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如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复制到东南亚,在中国官方对印尼“930事件”的教训总结中也可看出。中国外交部笔会副秘书长刘一斌撰文说:中国认为“930事件”是印尼国内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过去“纳沙贡”的表面合作掩盖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此次事件后,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迅速分化,双方的阵线日趋明朗。左派已由合法的、和平的斗争被迫转为地下的、武装的斗争,这有利于印尼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为适应印尼革命人民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的形势,还特意把休假后在返回使馆途中的政务参赞召回,改派游击队长出身的姚登山去印尼任临时代办。(23) 从刘一斌文章披露的信息来判断,当时中国政府认为“930事件”后印尼政府大批屠杀、迫害印尼左翼力量,迫使印尼左翼力量转向坚决的武装斗争,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没有“930事件”,印尼人民不会痛悟只有武装斗争才是唯一正确道路。

毛泽东1964年在《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讲话中所描述的古巴革命传奇给了东南亚游击队员们极大鼓励:卡斯特罗率80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12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毛泽东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24) “文革”期间,从香港来的商船偷运了大量毛泽东像章和毛泽东语录本到砂拉越,也振奋了砂拉越革命者的士气。

但也正是毛泽东与马来西亚首相在1974年的握手,使以反对“马来西亚”为职志的北加共游击队员产生了不解和委屈,此后中共方面渐渐冷淡的态度更使他们陷入迷惘。境遇相同的还有马共,1961年马共总书记陈平访华时曾表示想走和平斗争的道路,但接待他的中共总书记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应当把武装斗争搞下去。但是1980年两人再见面时,后者又告诉陈平应该放弃武装斗争。

北加共的老游击队员对笔者说:长期旅居中国的党主席文铭权没有参与党的历史的总结工作,这令人感到遗憾。在北加共历史中,“与北京的关系”这一段,严重缺乏权威史料。这说明中共在高调鼓励东南亚革命的同时,在具体行动上又重视保密和低调,特别是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旅居中国的东南亚革命者基本上都对往事保持缄默。文在中国最后的公开行踪,是1978年4月以北加共主席身份一行4人访问了山西大寨大队,然而当时“农业学大寨”这个极左政治口号已在中共党内受到质疑和批判,可见在北京做寓公的文主席对中共党内的政策变化信息并不灵通,而公开外出也只是极为难得的来自东道主的恩宠。

整体来看,北加里曼丹数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但从实际社会效应和革命者的种种遭遇来看,不能不说含有浓厚的悲情色彩。这些悲情既与冷战中的大国政治有关,也与中国希图在东南亚复制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的过激政策有关。

进入1970年代,中国需要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国在联合国、反苏、打越、援柬等事务上的支持,逐渐停止了对东南亚的“输出革命”行动。东南亚的左翼游击队员们只能感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从马来西亚这一方看来,尽管马政府将马来西亚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使马来西亚陷入长期紧急状态这一内政问题,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支持。但是要彻底清除国内的共产党活动,就必须直接与革命的输出国对话,争取从马共的支持源头切断一切资助,一了百了解决麻烦。1970年上台的马来西亚首相拉扎克精明地意识到要解除本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隐患、确保马来西亚的安全,钥匙是在北京,因此他期待与中国建交。此外,由于美苏争霸使东南亚也处于核战阴云之下,拉扎克提出东南亚中立区的概念以使东南亚避免成为核战争的战场,而这也需要得到同时反美反苏的地区大国中国的支持。1972年,马来西亚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赢得了中国的好感。

自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中国政府长期用加上双引号的“马来西亚”来指代这个中国不承认的国家,但是到了1971年之后,这个双引号消失了,中马建交前的各种预热活动频繁开展起来。1974年5月,拉扎克应周恩来邀请访华,当时周身体状况已经很差,要有人搀扶才能站起来,但仍与拉扎克举行了正式会谈,并陪同拉扎克会见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摄影师摄下了那张著名的毛、周最后一次握手的伤感照片(伤感什么?当有许多说不尽、也不便公开表达的内容)。之后中马签署了建交公报。

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7年后。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首相拉扎克。所以,大国的心思不好猜。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拉扎克希望中国不要支持马共和人民军,让他们“停止战斗”。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拉说:“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毛泽东回答:“那是你们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拉又说:“你说,你和他们没有关系。”毛回答:“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怎么没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们是高兴的。”(25

拉扎克见到毛泽东时说希望中共下令让马共停止武装斗争,毛表示不能同意,因为武装斗争正是他提出来的。拉扎克又建议中共发表声明说和马共没有关系,毛也表示不同意,因为中共、马共都是共产党,但承诺不会干涉马当局对马共的任何行动。可见在毛泽东那里,尽管仍有支持马共的想法,要“世界革命领袖”这个面子,要维护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但已经不像1960年代那么积极了,对马共已经后退到仅仅嘴上支持的水平。关于更弱小的北加共,这次会谈没有谈及,但显然中共也已放弃对北加共任何实际的支持行动。


四、结论与反思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具有三重性格

一方面,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在对待周边国家时常受天朝大国意识的悄悄影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希望通过友好的援助政策,使周边国家与中国继续保持向往、钦服、景从的关系,以收获一种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感觉,中国当年对印尼、越共、缅甸的政策就具有这种传统文明观念的些许痕迹。

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左倾意识形态高度膨胀的国家,当然这种左倾意识形态也符合毛泽东巩固其个人领袖地位的需要。1960年代,特别是进入“文革”时期,狂热的“世界革命”与国内狂热的“文革”行动同步,中国耗费了巨大国力来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左翼革命运动,在东南亚,中共对越共、柬共、马共、印尼共等给予了许多实质性的支持,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帮助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威权政体的建立。

还有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会精明地计较国家利益的得失,在对外关系中,并不完全以意识形态划线,而且在“文革”后期越来越善于与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强国打交道。中国陆续放弃对东南亚国家在野的共产党的支持,转而与这些国家的当权者改善关系,体现了中国越来越倾向于做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的心态。就当前的中国而言,国际关系研究中许多关于民族国家的论述,都比较能匹配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

中国从毛泽东的汪洋恣意、好大喜功的“世界革命”战略转向邓小平的精明的现实主义路线,对中国周边国家来说,总体上利大于弊。当中国对外政策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利益交易”的“商人”性格,那么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就多半是可预测的和可协调的。

本文认为,1960─1970年代中国政府对于马来西亚的政策态度经历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既源于国际格局的变化,也源于极左路线带来的内外交困迫使中国在对自我国家属性的认知上逐步走向清醒和理性。

最初,中国有意从印度支那开始,逐步在东南亚卷起红色洪流,对马共、印尼共的支持就显示出这种倾向,对印尼苏加诺政府的拉拢则显示出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另一大法宝“统一战线”的柔软身段,但这种与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权的合作始终是脆弱的,印尼的共产党势力才是中共的真正盟友。这种既搞暂时的统一战线、又试图最终打通一大片红色江山的对外政策,是东南亚国家最为害怕的、最难以捉摸的。就马来西亚而言,这个国家因此受到红色革命的威胁,给了威权政府口实以长期实行紧急状态;对这个国家的左翼力量而言,他们成为中共搞“世界革命”的政策工具,但过激的革命并没有换来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最终,输出革命的中国开始与美国改善关系,以抗衡当时更为危险的敌人──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并把核武器瞄准中国的苏联,进而全面调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当有苏联支持的越南与中国发生海上和陆地武力冲突之后,中国基本上停止了对马共、泰共、缅共的援助,以换取多数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联手遏制越南。这时候,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按民族国家游戏规则行事的“普通国家”了。

文明型国家的底色和左倾意识形态的狂热,一度使中国通过当地左翼力量普遍介入东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对紧跟西方阵营的东南亚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实施口诛笔伐和武装颠覆。但是造化弄人,反倒是与中国同属一个意识形态的苏联、越南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上的大敌,这就迫使中国转向普通民族国家的实用主义路线,不再以意识形态异同来划定敌友,最初与中国关系最差的马来西亚,反倒成为东协(ASEAN)国家中最先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四处树敌、四处输出革命和援助革命,使得中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以阶级斗争为纲”、“战备经济”等国内政策也使得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迫使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政策目标、国家历史使命、国家身份属性进行反省和调整,放弃了做“世界革命”领导国的虚幻目标,回归“国家要生存、民心思稳定、邻居需修好”的“普通国家思维”。

整体来看,在冷战期间,大国往往是国际政治格局的主动建构者,小国基本上只能被动追随、选择大国来投靠,马来西亚的成立和成立后所经历的一系列国际政治波澜,都有大国权斗的深刻背景。但是在冷战后,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东协逐渐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始逐渐主导本地区国际关系制度的缔造,周边或外部的大国,已经不能像冷战期间那样在东南亚为所欲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事实上东协内部的团结、繁荣和强大,对周边的、外部的大国也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大国能够警醒、收敛,不再耽于自己无所不能的虚妄,从而可以避免像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那样的“大国悲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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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潮海:《马来西亚:新殖民主义的产物》,载《世界知识》1963年第19期。
2.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社论:《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
3. 戈庚:《“马来西亚”是个什么货色》,载《世界知识》1965年第6期。
4. 北京《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5日本报评论员文章:《支持文莱人民的正义斗争》。
5. 北京《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北加里曼丹争取独立的斗争必胜》。
6.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12月8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北加里曼丹人民在斗争烈火中前进》。
7. 潘夫:《北加里曼丹主要政党简介》,载广州《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第2期。
8. 北京《人民日报》1963年4月12日社论:《为了友谊、团结和和平》。
9. 北京《人民日报》1963年4月21日社论:《中国人民和印尼人民永远是可靠的战友》。
10.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5月28日社论:《反对新殖民主义“马来西亚”的正义斗争必胜》。
11. 北京《人民日报》1963年9月30日本报评论员文章:《美帝国主义的又一卑鄙手段》。
12.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4月9日本报评论员文章:《美国政府的卑劣手段》。
13. 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1月6日社论:《印尼人民不可侮》。
14. 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1月10日社论:《印尼的果敢的革命行动》。
15. 北京《人民日报》1967年4月27日社论:《印尼反动派疯狂反华必将自食其果》。
16. 碧文:《“马来西亚联邦”剖视》,载《世界知识》1963年第7期。
17. 钟紫、田禾:《文莱起义与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对马来西亚联邦的斗争》,载广州《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第2期。
18.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12月2日本报评论员文章:《揭露美国策动蒋帮伸入“马来西亚”的阴谋》。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7页。
20. 参见陈晋:《毛泽东•格瓦拉•游击战──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世界性话题》,载北京《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21.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社论:《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
22. 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5月20日社论:《更高地举起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革命旗帜》。
23. 刘一斌:《“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尼断交始末》,载沈阳:《党史纵横》2006年第1期。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36-537页。
25. 参见刘德中:《毛泽东关于推动世界革命的思考及其启示》,载“晶牛毛泽东思想网”,2011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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