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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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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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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30 December 2015

1960—1970年代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联邦”的态度演变及其原因

1960—1970年代
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联邦”
的态度演变及其原因

作者/来源:庄礼伟/《砂拉越参组大马50年研讨会论文集》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本文是中国学者庄礼伟,受邀在2014年5月13日在砂拉越诗巫华团(总)会所礼堂举行的“砂拉越参组大马50年研讨会”上的讲话全文,原载于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诗巫省华人社团联合会、诗巫新闻协会与中区友谊协会2015年9月联合出版的《砂拉越参组大马50年研讨会论文集》。 

本文作者庄礼伟简历:1989年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92年北京大学世界史硕士,1997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现任中国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关系学博士生导师和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自1997年以来,陆续通过中国国内各种媒体,发表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学术论文和时事评论。

本文篇幅颇长,由四个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作者从“马来西亚联邦”成立的背景和过程,判断马来西亚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产物。
 第二部分:作者从中国官方出版物看出当时的中国政府认定,“马来西亚”是一个反共、反华、反印尼、亲英美的“新殖民主义工具”,中国必须支持有关地区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和独立、反对新殖民主义统治和印尼政府和人民所展开的对抗马来西亚的剧烈斗争。
• 第三部分:作者说明从1960年代中共在“世界革命”战略下鼓励马共、北加共走武装斗争道路,直到1970年代,中国需要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国在联合国、反苏、打越、援柬等事务上的支持,逐渐停止了对东南亚的“输出革命”行动,马共和北加共的革命武装于是走向式微而到1980年代瓦解消亡。
• 最后部分:作者认为,1960─1970年代中国政府对于马来西亚的政策态度经历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既源于国际格局的变化,也源于极左路线带来的内外交困迫使中国在对自我国家属性的认知上逐步走向清醒和理性,放弃了做“世界革命”领导国的虚幻目标,回归“国家要生存、民心思稳定、邻居需修好”的“普通国家思维”。

这是一份值得那些想要反思或探索1960—1970年代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状况和马共与北加共的衰亡遭遇的过来人或新生代花些时间阅读的参考材料。那些想要了解马来西亚当下或今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和动向的民主人士或许也可以从本文中获得一些启示。

以下是全文内容——

在东南亚国家的建国史上,马来西亚的建立(或“组成”)经过是比较特殊的,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1957年8月31日,英属马来亚独立,成为一个新国家“马来亚联合邦”(以下简称马来亚)。1961年5月,马来亚首相东姑拉赫曼建议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文莱、北婆罗洲(加入马来西亚之后改称沙巴)以平等地位共组马来西亚联邦。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与此前已获自治邦地位的新加坡以及英属殖民地砂拉越、北婆罗洲这4方一起,共同组建起马来西亚联邦。文莱继续接受英国的部分统治直到1984年独立,新加坡则于1965年8月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换言之,马来西亚是由一个已独立的国家(马来亚)、一个英国的自治邦(新加坡)和英国的两个直属殖民地(砂拉越、北婆罗洲)这4方共同组成的(后来新加坡退出)。在历史上,尽管都接受英国统治,但砂拉越、沙巴与马来亚并不互相统属。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大潮中,砂、沙亦曾有与文莱共组独立国家的愿望。但是后来,砂拉越、沙巴并没有因“参组”马来西亚而获得特殊地位,在“马来西亚”框架下,拥有丰富的森林、水利、油气资源的砂、沙的大部分资源开发所得由中央政府收取,引发了砂、沙民众的不满。

在国际政治层面上,马来西亚的成立是大国政治的产物,具有冷战时期大国之间对抗的背景,是大国强加给所有马来西亚人民特别是砂拉越和沙巴人民的一个政治安排,正如2008年科索沃独立,其背后推手是欧盟(EU)与北约(NATO)。此外,当时的“马来西亚”问题也和东南亚当地的左翼革命运动穿插在一起,北加里曼丹的共产党武装斗争起初也是以“民族解放”、“反对马来西亚”为旗帜而爆发的。因此当年的“马来西亚”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国际政治事件。

那么,当时离东南亚地理位置最近的红色大国──中国是怎么看待“马来西亚”问题的,并且对这个国际政治事件采取了怎样的介入政策?本文旨在以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和中国的“世界革命”战略为背景,尝试分析1960─1970年代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的态度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原因。

一、“马来西亚联邦”成立的国际政治背景

马来西亚的组建,是源于新加坡试图与马来亚合并。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邦地位后,李光耀考虑到新加坡小国寡民,缺乏生存能力与经济发展腹地,与马来亚联合为一国则可解决新加坡的生存问题,同时他也寄望自己有一个比新加坡更大的政治舞台。但是马来亚当局拒绝了李光耀的建议。马来亚当局担心新马合并之后马来人的人口优势被削弱,甚至可能出现华人执政的局面,同时马来亚当局也担心新加坡强大的左翼势力会给马来亚带来政治动荡。于是李光耀只能求助于英国当局出面来撮合新马合并,并且为了让英国人愿意出面,李光耀提出了把英属北加里曼丹3邦也纳入到“马来西亚”的设想。

对于李光耀的建议,英国当局起初并不热心,因为英属北加里曼丹3邦尚在英国控制下,英国当局并不想轻易让它们脱离英国统治,并且北加里曼丹3邦的殖民地官员也反对这个建议,另外李光耀与新加坡左翼势力曾经有过的暧昧关系也让英国当局心存疑虑。

但另一方面,英国也考虑到非殖民化是大势所趋,并且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3邦都是小邦,比较容易被共产主义势力所渗透乃至逐个被赤化,让它们合并为一国,由亲英反共的东姑拉赫曼以及李光耀来共同领导,可以统一部署打击共产主义势力的政治行动与军事行动,从而能够抵抗住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洪流。此外,英国还可利用支持“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来换取保留英国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再者,北加里曼丹3邦合并入马来西亚,也可确保它们不被持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印尼所吞并。

权衡利弊之后,英国向马来亚当局游说组建“马来西亚联邦”。东姑拉赫曼看到北加里曼丹3邦的加入对马来亚有利,加上英国许诺增加经济军事援助,于是在1961 年5 月公开提出了“马来西亚”计划。

“马来西亚”计划出台后,在新、马及北加里曼丹3邦均有反对声浪,特别是在左翼民众和左翼政党中。1962年12月,文莱人民党发动武装起义,提出北加里曼丹3邦合组一个独立国家,受到砂、沙民众的热烈响应。虽然英国镇压了这场起义,但3邦民众继续以各种方式抗议“马来西亚”,导致原定于1963 年8 月31 日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不得不延至9月16日才正式成立。多年后,砂、沙许多民众仍对马来西亚以8月31日为国庆日耿耿于怀,因为这一天只是马来亚的独立日,与砂、沙毫无关系。

对于“马来西亚”计划,美国起初也不乐见其成,首先是因为该计划有利于英国扩大它在东南亚的影响,其次美国担心东南亚第一大国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于是想用支持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以及对印尼的援助来笼络印尼。但是由于马来西亚的根基日益稳固、反共态度非常坚决并且受到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支持,美国迅速调整立场,转向扶持马来西亚。

1963年印尼从殖民者手中收回了伊里安查亚,版图进一步扩大。在反殖情绪和民族主义意志高涨的影响下, 苏加诺进一步提出要清除英国在东南亚殖民统治的残余,试图使印尼成为地区领导者。在印尼看来,英国推动“马来西亚”计划并保留在马来西亚的军事存在,严重威胁了印尼的国家安全,也不利于印尼扩张它在北加里曼丹的影响力。因此,苏加诺政府决定对“马来西亚”采取激烈的对抗措施(包括派兵向北加里曼丹渗透并支援北加共)。

中国则把马来西亚看作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阻挡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桥头堡,对“马来西亚”计划也持坚决反对态度,并且支持了印尼反马来西亚的“对抗”行动。

1960年代的大冷战中还有“小冷战”,即中苏之间的对抗。苏联与中国在东南亚有竞争关系,这导致苏联虽然起初也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但很快就认可这一事实并积极发展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关系,并先于中国与马、新建交,从而争取在东南亚获得更多立足点。

从马来西亚成立前后东南亚地缘政治背景,大致可以判断马来西亚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产物。一些相关大国也基于自身利益,对马来西亚的成立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下面将具体阐述当时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成立的态度。

二、从中国官方出版物看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的态度

本文将援引中国当时的3份出版物来反映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时代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成立的态度。一份是中国最主要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一份是中国外交部主办的刊物《世界知识》,一份是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东南亚研究资料》。

事实上,上述年代的这3份刊物关于“马来西亚”的基调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本文把《东南亚研究资料》亦归入当年的中国官方舆论的一部分),即坚决反对“马来西亚”,并且在提到“马来西亚”时,都给这个词打上双引号,以表示这是一个非法的或中国政府不予承认的政治实体。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谈到台湾海峡对岸的各种政府部门名称时,也都是给它们打上双引号的。

关于“马来西亚”的性质,中国外交部的《世界知识》杂志1963年第19期的一篇文章指“马来西亚”(注:本文为如实反映历史事实,对当年中国出版物中打双引号的“马来西亚”均予保留。其他旧有用语如“蒋介石匪帮”等攻击性语言,也都原文保留)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该文说,1963年9月16目,马来亚联合邦首相拉赫曼在吉隆坡正式宣布成立“马来西亚”。根据“马来西亚宣言”,它是一个“以议会民主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国”的“联邦”,其范围包括新加坡自治邦、英国直辖殖民地砂拉越和沙巴(北婆罗洲)以及马来亚联合邦所属的11个州,总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00多万。该文评论说,所谓“马来西亚”地区,是目前英国在东南亚主要殖民利益所在。这个地区天然资源极为丰富, 马来亚年产橡胶75万吨, 锡年产5万吨,两者均占资木主义世界总产量的1/3左右。英国垄断资本控制了马来亚橡胶生产的70%,锡生产的60%。素有“南洋宝库”之称的砂拉越和富饶的沙巴的资源也几乎全部控制在英国资本的手中, 拥有这样巨大殖民利益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是绝对不会自动退出这个地区的。现在,它企图通过“马来西亚”, 加强这一地区的反动势力的联合, 以“稳定”局势, 继续掠夺这个地区的资源和矿藏。该文还强调:美国在“马来西亚”各地区的投资也越来越活跃,加紧经济渗透。早在1959年4月, 美国同马来亚政府签订的“投资保证协定”, 就为美国垄断资本入侵铺平了道路。该文还提到,美国人劳伦斯 •米切尔莫尔率领的“联合国调查小组”前往砂拉越和沙巴(北婆罗洲) “调查民意”时, 当地人民纷纷举行示威, 反对成立“马来西亚”。(1 )《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的一篇文章亦认为:1963年9月间强行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是英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手导演的新殖民主义产物。英国殖民者企图通过它进一步镇压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来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2 )

《世界知识》1965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从军事、安全、政治的角度对“马来西亚”进行了分析,该文说:1963年9月英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合谋拼凑起来的“马来西亚”,是英美帝国主义镇压当地人民,威胁邻国安全,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的工具,是英美帝国主义安置在东南亚心脏的一把刺刀。英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集结兵力,把“马来西亚”变成它们侵略东南亚国家的桥头垒。在政治上,它们还硬把“马来西亚”塞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美帝国主义无视亚非国家意见、侵犯它们权利的政策张目。“马来西亚”积极执行帝国主义所推行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残酷镇压北加里曼丹的民族独立运动;它还勾结泰国反动政府镇压两国边境的人民爱国武装。它不仅帮助训练南越傀儡集团和老挝右派的反动军队打“丛林战”,而且公然协助美帝国主义向南越运送战略物资, 派遣军队、军舰。为了替美帝国主义“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政策效劳,“马来西亚”让蒋介石匪帮在那里设立了“领事馆”。该文还指出:英美帝国主义拼凑“马来西亚”, 其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印尼, 严重地威胁到印尼的独立和安全。该文提到,1965年年初, 英帝国主义大肆派兵遣将, 一再增兵“马来西亚”。据英国官方宣布,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军队5万人, 其中1万多人在北加里曼丹。美帝国主义最近还答应提供“马来西亚”400万美元“防务”贷款。这是以欺压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为己任的美帝国主义公开出面给“马来西亚”输血打气, 伙同“马来西亚”反对印尼的一个严重步骤。该文还提到,马来亚的拉赫曼集团和新加坡的李光耀集团分别投靠英国和美国,互有矛盾,巫统领导人指责李光耀“要尽量把美国人和更多的外国势力卷入本邦的政治”。该文还说,面对美国势力加紧渗入, 英殖民主义者早具戒心。1964年年终时,“马来西亚”当权派突然带头刮起一阵“反美”风,这场风波是由“马来西亚”当权派发泄了对拟议中的美国军援条件的不满之后掀起来的。“马来西亚”副首相兼国防部长拉扎克带头在下议院表示对“美援”的条件太苛刻感到失望。接着执政党的一些议员和御用团体纷纷响应,群起而攻之,指责美国“损人利己的援外政策”。(3 )

由上可见,当年中国的官方舆论强调了“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英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当年中共支持的东南亚共产党活动亦以“独立、自由、民族解放”为旗帜活跃于其中)的政策工具,得到了英美的强力维护,此外“马来西亚”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潜力,也是吸引英美力图渗透、控制“马来西亚”的重要原因。

当年的中国的官方舆论还高度重视对东南亚反帝、反殖的武装斗争的报道,显示出中国“必须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意识形态本色。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中国官方出版物非常关注北加里曼丹民众的反“马来西亚”运动,并表达了强烈的支持。1962年12月文莱起义爆发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支持文莱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文章说:文莱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军宣布要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标志着文莱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4 )1963年文莱起义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北加里曼丹争取独立的斗争必胜》,该文说:北加里曼丹人民为了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而举行的武装起义,到现在已经有一年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5 ) 1964年文莱起义两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文章《北加里曼丹人民在斗争烈火中前进》,该文说:两年前的今天,一声惊雷,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受尽磨难的北加里曼丹人民,发动了武装起义。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斗争的形势好得很。(6 )

为一个总人口只有8万多的东南亚小邦的革命起义,《人民日报》连续3年发表专门的评论文章,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在东南亚倡导“武装斗争”路线,并且由于1963年之后北加里曼丹的反“马来西亚”运动基本上是由左翼力量在领导,《人民日报》的这些文章事实上也是在支持在北加里曼丹的左翼革命运动。

此外,广州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资料》在1963年还专门发文介绍北加里曼丹3邦的各主要政党,该文高度赞扬了持民族解放立场、反“马来西亚”的文莱人民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关于文莱人民党,该文介绍说:该党成立于1956年8 月,是北加3邦中最早成立的政党, 有很大的势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该党的纲领最初主张文莱实行自治和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给予工人罢工及游行示威等权利。“马来西亚”计划提出后, 该党发表声明谴责“马来西亚”计划,宣布该党的斗争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北加3邦所组成的以文莱苏丹为国家元首的统一国家,并且声明要在1963年取得独立。文莱人民党成立后,发展非常迅速。据1961年统计, 该党己有党员3 万多人( 即占总人口8 万多的37% ),成立了40个支部。关于砂拉越人民联合党,该文介绍说,该党于1959年6 月4 日成立,其宗旨是:“一、通过制宪途径, 寻求砂拉越人民的政治发展, 以期最后获得自治独立;二、建立议会民主制度的政府;三、促进并保持各民族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尤其是改善劳动者和经济落后者的生活状况; 四、维持各民族和睦与团结, 井促使砂拉越人民建立起自信和奋勉的精神” 。该文说,据统计,人联党在1959 年只有党员7,401人,到1962年5月底增加到42,462人,即砂拉越每7个成年人中, 就有1人是该党党员,其中华人党员有23,929人, 伊班族党员有12,359人, 陆达雅克人5,568人,此外还有不少马来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党员。党员尤以青年人为多。该文还说,人联党还同文莱人民党、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和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有着密切联系, 并且采取共同的立场对殖民主义进行斗争。“柯波特民意调查团”到砂拉越活动时, 该党举行了一次万人抗议大会,并发动党员深入各民族地区开展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活动,收集了11万多反对者的签名。从1962年下半年起, 英国殖民当局对砂拉越人民联合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逮捕了该党许多党员并限制该党的活动, 并且将党的许多重要负责人驱逐出境。(7 )

加强中国与印尼在“马来西亚”问题上的合作,也是当时中国官方出版物的一个报道重点。1963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印尼,《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刘少奇主席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启程前往印尼进行友好访问。刘少奇主席还应奈温主席的邀请,将访问缅甸。这是我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亚洲友好国家,意义十分重大。该社论说,印尼的公众和舆论,对刘少奇主席的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该社论还对当时印尼收复西伊里安表示祝贺,说“现在,印尼的国旗已飘扬在西伊瑞安的大地上”。(8 ) 刘少奇结束对印尼的访问并前往缅甸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和印尼人民永远是可靠的战友》的社论说:中国和印尼双方表示,坚决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权和独立,从而反对落入以“马来西亚”名义出现的新殖民主义圈套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该社论还说:苏加诺总统非常生动地阐明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对于加强亚洲人民大团结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中国和印尼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友好联系,两国总共拥有7.5亿人口,而全世界的人口总数是30亿。因此中国和印尼人民占其中的1/4。”该社论说:愿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在这一次访问所取得的完满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合作,携手并肩前进。(9 )

中国媒体对印尼当时的反殖、反帝斗争一直有跟踪报道。《人民日报》1964年5月的社论说:印尼总统苏加诺在1964年5月3日发布了关于反对“马来西亚”和帮助解放北加里曼丹的志愿人员的行动命令,并谴责美国干涉印尼人民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20日,苏加诺总统又在雅加达举行的10万人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再一次号召印尼人民坚决前进,继续进行粉碎“马来西亚”的斗争。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以及国务院发言人等,居然颠倒黑白,攻击印尼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争取独立、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的正义行动,是什么“侵略行为”,是什么“对马来西亚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外来威胁”。约翰逊政府还扬言要停止对印尼的“援助”,百般进行要挟。美国的军事头目,更挥舞大棒,叫嚷“一旦同印尼爆发公开战争,美国将派军队保卫马来西亚”。(10)

当时中国确实已经把印尼当作是在东南亚的一个政治盟友,因此也非常关心美国对印尼的“迫害”,对印尼进行声援。1963年9月,《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美国已于最近“冻结”对印尼的经济“援助”。这是肯尼迪政府对印尼进一步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它屈从美国意旨,放弃反对“马来西亚”。(11 ) 1964年4月,《人民日报》又一次刊文指出: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在吉隆坡和曼谷等地更狂妄叫嚣,公然“警告”苏加诺总统“不要干预马来西亚”,应该把精力和注意力放在“国内较为紧迫的问题上”。美联社则断言 “苏加诺经不起取消西方对印尼的援助特别是美援”。《人民日报》的该文指出上述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的卑劣手段”。(12)

1964 年,在英国的提议下,马来西亚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印尼对此极为愤怒,于1965 年1 月退出联合国,以示抗议。《人民日报》1965年1月6日发表社论说:不顾印尼的严厉警告,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在美国处心积虑地策划下,竟然被抬到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座位上。这是对印尼的露骨的挑衅和敌视行为。印尼共和国忍无可忍,毅然决定退出联合国。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尼政府的这一正义措施。(13 ) 过了4天,《人民日报》又一次发表社论为印尼退出联合国打气,该社论说:1965年1月7日,是印尼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苏加诺总统代表1亿零400万印尼人民庄严宣告,印尼决定退出联合国。中国政府高度评价和热烈赞扬这一革命行动,并且宣布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的这一决定。该社论说:毛泽东主席在不久以前指出:“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14 )

中国当时高度重视与印尼的关系,不仅是因为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而且因为印尼总统苏加诺对印尼共产党等左翼力量持宽容态度,包括支持印尼共公开发展民兵组织,此外,印尼也是亚非拉国家中仅次于中国、印度的第3人口大国,中国政府当时非常希望召开第二届亚非会议,但埃及、印度对此提议均态度冷淡,于是中国寄望印尼能出面与中国共同推动此事,因此对印尼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给予支持或援助。

1965年印尼“930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对印尼的亲善调子逐渐转向了愤怒的批判。196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印尼右派军人政权,最近接连采取一系列反华排华的猖獗行动,疯狂破坏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其横蛮无理,丧心病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不仅不再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不再对抗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反而秉承美帝国主义的意旨同它的走狗和仆从加紧勾结,拼凑新的东南亚侵略联盟,甚至公然伙同“马来西亚”,来镇压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5 ) 这段历史转折在中国印尼两国关系史上一直是一个心理症结。由于中共与苏加诺的良好关系,以及中共与印尼共的关系,后来的苏哈托政府对中共一直耿耿于怀。尽管周恩来在印尼万隆亚非会议上是巨头级人物,但笔者在雅加达独立广场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内模拟万隆会议现场的群雕中,没有看到周恩来的塑像。

关于英美在“马来西亚”问题上的矛盾,中国方面亦已关注到了。《世界知识》1963年的一篇文章指出:1962年2月,美国唆使苏律宾舆论和苏碌苏丹后裔根据自美国国务院档案中查出的英国对北加里曼丹的租约的影印本, 提出索回该地主权。同年6 月, 菲律宾政府正式向英国提出归还北加里曼丹的要求, 企图拆散“马来西亚联邦”。但这个勾当未能得手。其后美国通过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耳又提出成立一个包括新加坡、马来亚、北加里曼丹等地和菲律宾在内的“泛马来西亚联邦”来代替“马来西亚联邦”。该文说:新殖民主义排挤老殖民主义的这场勾心斗角的戏, 看来还要演下去。(16 ) 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资料》也有一篇文章分析说:英国策划“马来西亚联邦”还有一个重要企图是抵制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美国对北加里曼丹的丰富资源早就垂涎欲滴。二战后,美国为了打入英国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早就主使菲律宾提出对北加里曼丹的“主权”要求,并且策动菲律宾鼓吹“泛马来西亚联邦”的主张,把东南亚各国置于美国的控制下。另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不断向北加里曼丹渗透,以排斥英国的势力。这些都反映了英美争夺这一地区的市场、资源和投资场所的尖锐矛盾。(17 )

中国官方舆论还披露了台湾试图与“马来西亚”发展军事、外交关系。《人民日报》1964年12月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当年9月中旬,“蒋介石匪帮‘外长’沈昌焕特地跑到吉隆坡,‘马来西亚’副首相兼国防部长拉扎克证实蒋介石匪帮将帮助‘马来西亚’进行所谓‘游击战’方面的训练。现在,蒋介石匪帮‘游击训练’‘专家’已经进入‘马来西亚’。11月26日,蒋介石匪帮公然在‘马来西亚’首都正式设立‘领事馆’”。(18 )

综合上述当年的中国官方出版物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政府认定,“马来西亚”是一个反共、反印尼、亲英美的“新殖民主义工具”,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挑战,必须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反“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可以依靠的力量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马来西亚”范围内的左翼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力量,一是印尼的苏加诺政权,中国支持这两方面的力量以激烈的政治、军事方式对抗“马来西亚”乃至推翻“马来西亚”的“傀儡政权”。

当然,除了国家利益之外,中国强烈反对“马来西亚”,鼓动武装抗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轴是推动“世界革命”,中国要取代苏联做“世界革命”的领袖。在“世界革命”的战略与意识形态之下,中国对“马来西亚”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强硬介入,下文将对这一点做具体阐述。

三、中共在“世界革命”战略下鼓励马共、北加共走武装斗争道路

中共关注并经营东南亚,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除了支持胡志明的抗法斗争,也在马来亚、印尼等地设立支部。1949年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传达了斯大林希望中共在“东亚革命”中挑大梁的口信。在苏联老大哥调教下,中共很快视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的重要一环,把复制中国革命经验和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去争取他们的解放,当做中共的国际责任。

到1960年代初,基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共寄希望于广大的非苏非美的“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大搞“世界革命”以抗衡美苏,从而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世界革命”战略。

1963、1964年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讲话和对日本客人的讲话中认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也)是不满意的”。(19  )
笔者对此的解读是:

1、 毛泽东用一个扩大了的“中间地带”(亚非拉+欧日加)把美苏两霸最大限度孤立起来,国际革命形势顿时比较乐观,进而可以做各种关于“世界革命”的战略擘画。

2、 尽管美苏两霸之间的“中间地带”有两个,但在毛泽东看来,世界革命的优先地区是“亚非拉”而不是“欧日加”。中共把发达国家比做是世界的“城市”,把亚非拉比做是世界的“农村”,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

3、 如果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能够在亚非拉复制成功,毛泽东将攀上他个人生涯的又一个高峰:“世界革命”的领袖。

中共“世界革命”战略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与个性需求密切相关。毛泽东个性中有一种狂放不羁的斗争哲学,青年时即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放霸气,他成为革命领袖和执政者之后诗词中的格局更大,他要改造的是“寰球”、“五洲”。毛泽东执政后热衷于在全球搞合纵连横、输出革命,与他的“革命者困境”有关。毛泽东是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其巨大声望也来源于革命,那么建国后国内不需要再搞革命他怎么办?他的巨大声望如何继续维持?为解决这一困境,毛泽东有两个办法:第一,发明新的政治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会出新的资产阶级,所以即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需要继续革命;第二,发动世界革命,做世界革命的领导人,这个事业更庞大,一辈子都做不完,当然,也许毛泽东并不认为一辈子做不完,关键是要做起来,他曾经说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要领导世界革命,就必须了解世界。1960年代初,中共大兴国际问题研究之风。1963年,北大、人大、复旦3个大学设置了国际政治学系,并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任务做了分配:人大研究苏联东欧,复旦研究西方国家,而当时最重要的亚非拉研究,放在北京大学。

要领导世界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世界战略和世界革命体系。1963至1964年,中共发表“九评”,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中国的对外关系重点转向了亚非拉,刘少奇、周恩来密集出访亚非拉国家,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革命体系。1965年8月,国防部长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长文,提出中国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可以推广到亚非拉国家。

与中国邻近的东南亚国家中,一共有9个共产党(越共、老共、柬共、缅共、印尼共、菲共、泰共、马共、北加共),它们基本上都得到了中共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受中共影响极深的马共“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就设在中国湖南,1970年5月,该电台的社论说: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马共坚信“只有经过暴力革命,才能使我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附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4年后的1974年5月,毛泽东与马来西亚首相拉扎克亲切握手,中马正式建交)。

1960年代的中国不仅有“世界革命”的宏大目标,也有被反对势力包围的现实危局,毛泽东将它形容为“三尼铁石公司包围中国”:三“尼”是美国的肯尼迪、印度的尼赫鲁、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铁”是南斯拉夫的铁托,“石”是台湾的蒋介石。由此看来中国面对的敌人种类繁杂,远近皆有,这种被各种势力包围的危局更坚定了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跳到外线作战”的决心。1964年10月,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取得成功,成为亚非拉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也为中国推动“世界革命”带来了新的乐观因素。  

1960年格瓦拉访华,毛泽东说赞同格的观点——发动革命不必等到所有条件完全成熟(20 )(附注:1967年格瓦拉死于革命条件很不成熟的玻利维亚)。但此后毛泽东屡屡表示世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1963年毛发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对世界革命形势做了艺术概括和乐观展望。1966年毛在《致阿尔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表示:必须积极加速世界革命进程,“我们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亚洲、美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的打击”。1970年毛泽东提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等论述,由此催生了一首流行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中国的“输出革命”必然也招致外界更多的反华声浪,不过这一点客观上对毛泽东心目中的国内政治格局有利,国际上“高天滚滚寒流急”,让国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从而使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

中共在1960-1970年代对于国际形势的官方公开判断,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3句话综合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并在1970年代不断出现在各种官方声明中,如1971年11月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1972年2月的《中美联合公报》、1973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1973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的报告、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的发言、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邓小平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乃至到1978年2月华国锋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3句话才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这3句话也是1960-1970年代中共所主张的国际政治话语,它统合了两种斗争:国际层面反西方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内层面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以下简称北加共),曾经把上述两方面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把砂拉越从马来亚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即“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当作首要任务,把“人民要革命”当作一个第二步的、隐蔽的斗争目标。在当时形势下,也只有以“争取砂拉越独立、砂拉越民族解放”为首要任务,才能获得更多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北加共的前身“砂拉越解放同盟”曾经一度借壳“人民联合党”从事和平的议会斗争。1962年12月文莱人民党发动武装起义,英殖民政府的镇压行动波及砂拉越,砂盟开始考虑进入森林转向武装斗争。1963年砂盟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地区建立武装部队,这些部队受到了当时反对成立马来西亚的印尼当局的支持,后来他们陆续潜回砂拉越各地。1964年砂盟正式打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番号。1965年9月,砂盟改组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文铭权、林和贵、黄纪作等担任党的领导人。

1973年,砂拉越革命武装遭遇沉重打击:黄纪作等人擅自与砂拉越当局和谈,史称“斯里阿曼行动”。黄率领大批游击队员投诚,使北加共武力损失大半。余下小部分人员在洪楚廷、王连贵等带领下坚持武装斗争。1989年苏东和中国都发生政治风波,马共、泰共、缅共相继与政府和谈或瓦解。由于文铭权通过其妻王馥英给游击队残部写来认可和谈选择的信函,1990年11月,北加共最后52名游击队员经与当局和谈也走出了森林。

北加里曼丹左翼力量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舆论支持的。《人民日并不可》1964年3月刊文说:“各国人民早就认识到,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才能击败它的暴力镇压;只有把帝国主义打痛了,才有可能迫使它在会议桌上,认真考虑人民的意志。……越南南方人民最近几年抗击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正是北加里曼丹人民的一面很好的借镜”。(21 ) 1965年5月,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加纳举行。《人民日报》援引大会的政治总决议说:“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加强各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以取得和维护民族独立,确保和平。这就是说,我们各国人民要利用一切力量和手段来迫使英美帝国主义者从南越、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南也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撤走他们的武装部队。这是我们至高无上的义务。”(22) 上述言论说明中共确实有向亚非拉地区输出“武装革命”的意图。

除了用世界各地的武装革命事例来鼓励“马来西亚”内部的左翼力量之外,中国还希望东南亚各国革命派互相支持。1963年4月, 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印尼,签署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权和独立,,同时双方也表示坚决支持全体越南人民争取和平统一越南的正义斗争。同年5月, 刘少奇与胡志明签署的中越联合声明也提到,双方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

中国急于把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如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复制到东南亚,在中国官方对印尼“930事件”的教训总结中也可看出。中国外交部笔会副秘书长刘一斌撰文说:中国认为“930事件”是印尼国内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过去“纳沙贡”的表面合作掩盖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此次事件后,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迅速分化,双方的阵线日趋明朗。左派已由合法的、和平的斗争被迫转为地下的、武装的斗争,这有利于印尼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为适应印尼革命人民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的形势,还特意把休假后在返回使馆途中的政务参赞召回,改派游击队长出身的姚登山去印尼任临时代办。(23) 从刘一斌文章披露的信息来判断,当时中国政府认为“930事件”后印尼政府大批屠杀、迫害印尼左翼力量,迫使印尼左翼力量转向坚决的武装斗争,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没有“930事件”,印尼人民不会痛悟只有武装斗争才是唯一正确道路。

毛泽东1964年在《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讲话中所描述的古巴革命传奇给了东南亚游击队员们极大鼓励:卡斯特罗率80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12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毛泽东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24) “文革”期间,从香港来的商船偷运了大量毛泽东像章和毛泽东语录本到砂拉越,也振奋了砂拉越革命者的士气。

但也正是毛泽东与马来西亚首相在1974年的握手,使以反对“马来西亚”为职志的北加共游击队员产生了不解和委屈,此后中共方面渐渐冷淡的态度更使他们陷入迷惘。境遇相同的还有马共,1961年马共总书记陈平访华时曾表示想走和平斗争的道路,但接待他的中共总书记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应当把武装斗争搞下去。但是1980年两人再见面时,后者又告诉陈平应该放弃武装斗争。

北加共的老游击队员对笔者说:长期旅居中国的党主席文铭权没有参与党的历史的总结工作,这令人感到遗憾。在北加共历史中,“与北京的关系”这一段,严重缺乏权威史料。这说明中共在高调鼓励东南亚革命的同时,在具体行动上又重视保密和低调,特别是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旅居中国的东南亚革命者基本上都对往事保持缄默。文在中国最后的公开行踪,是1978年4月以北加共主席身份一行4人访问了山西大寨大队,然而当时“农业学大寨”这个极左政治口号已在中共党内受到质疑和批判,可见在北京做寓公的文主席对中共党内的政策变化信息并不灵通,而公开外出也只是极为难得的来自东道主的恩宠。

整体来看,北加里曼丹数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但从实际社会效应和革命者的种种遭遇来看,不能不说含有浓厚的悲情色彩。这些悲情既与冷战中的大国政治有关,也与中国希图在东南亚复制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的过激政策有关。

进入1970年代,中国需要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国在联合国、反苏、打越、援柬等事务上的支持,逐渐停止了对东南亚的“输出革命”行动。东南亚的左翼游击队员们只能感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从马来西亚这一方看来,尽管马政府将马来西亚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使马来西亚陷入长期紧急状态这一内政问题,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支持。但是要彻底清除国内的共产党活动,就必须直接与革命的输出国对话,争取从马共的支持源头切断一切资助,一了百了解决麻烦。1970年上台的马来西亚首相拉扎克精明地意识到要解除本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隐患、确保马来西亚的安全,钥匙是在北京,因此他期待与中国建交。此外,由于美苏争霸使东南亚也处于核战阴云之下,拉扎克提出东南亚中立区的概念以使东南亚避免成为核战争的战场,而这也需要得到同时反美反苏的地区大国中国的支持。1972年,马来西亚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赢得了中国的好感。

自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中国政府长期用加上双引号的“马来西亚”来指代这个中国不承认的国家,但是到了1971年之后,这个双引号消失了,中马建交前的各种预热活动频繁开展起来。1974年5月,拉扎克应周恩来邀请访华,当时周身体状况已经很差,要有人搀扶才能站起来,但仍与拉扎克举行了正式会谈,并陪同拉扎克会见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摄影师摄下了那张著名的毛、周最后一次握手的伤感照片(伤感什么?当有许多说不尽、也不便公开表达的内容)。之后中马签署了建交公报。

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7年后。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首相拉扎克。所以,大国的心思不好猜。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拉扎克希望中国不要支持马共和人民军,让他们“停止战斗”。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拉说:“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毛泽东回答:“那是你们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拉又说:“你说,你和他们没有关系。”毛回答:“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怎么没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们是高兴的。”(25

拉扎克见到毛泽东时说希望中共下令让马共停止武装斗争,毛表示不能同意,因为武装斗争正是他提出来的。拉扎克又建议中共发表声明说和马共没有关系,毛也表示不同意,因为中共、马共都是共产党,但承诺不会干涉马当局对马共的任何行动。可见在毛泽东那里,尽管仍有支持马共的想法,要“世界革命领袖”这个面子,要维护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但已经不像1960年代那么积极了,对马共已经后退到仅仅嘴上支持的水平。关于更弱小的北加共,这次会谈没有谈及,但显然中共也已放弃对北加共任何实际的支持行动。


四、结论与反思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具有三重性格

一方面,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在对待周边国家时常受天朝大国意识的悄悄影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希望通过友好的援助政策,使周边国家与中国继续保持向往、钦服、景从的关系,以收获一种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感觉,中国当年对印尼、越共、缅甸的政策就具有这种传统文明观念的些许痕迹。

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左倾意识形态高度膨胀的国家,当然这种左倾意识形态也符合毛泽东巩固其个人领袖地位的需要。1960年代,特别是进入“文革”时期,狂热的“世界革命”与国内狂热的“文革”行动同步,中国耗费了巨大国力来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左翼革命运动,在东南亚,中共对越共、柬共、马共、印尼共等给予了许多实质性的支持,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帮助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威权政体的建立。

还有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会精明地计较国家利益的得失,在对外关系中,并不完全以意识形态划线,而且在“文革”后期越来越善于与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强国打交道。中国陆续放弃对东南亚国家在野的共产党的支持,转而与这些国家的当权者改善关系,体现了中国越来越倾向于做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的心态。就当前的中国而言,国际关系研究中许多关于民族国家的论述,都比较能匹配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

中国从毛泽东的汪洋恣意、好大喜功的“世界革命”战略转向邓小平的精明的现实主义路线,对中国周边国家来说,总体上利大于弊。当中国对外政策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利益交易”的“商人”性格,那么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就多半是可预测的和可协调的。

本文认为,1960─1970年代中国政府对于马来西亚的政策态度经历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既源于国际格局的变化,也源于极左路线带来的内外交困迫使中国在对自我国家属性的认知上逐步走向清醒和理性。

最初,中国有意从印度支那开始,逐步在东南亚卷起红色洪流,对马共、印尼共的支持就显示出这种倾向,对印尼苏加诺政府的拉拢则显示出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另一大法宝“统一战线”的柔软身段,但这种与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权的合作始终是脆弱的,印尼的共产党势力才是中共的真正盟友。这种既搞暂时的统一战线、又试图最终打通一大片红色江山的对外政策,是东南亚国家最为害怕的、最难以捉摸的。就马来西亚而言,这个国家因此受到红色革命的威胁,给了威权政府口实以长期实行紧急状态;对这个国家的左翼力量而言,他们成为中共搞“世界革命”的政策工具,但过激的革命并没有换来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最终,输出革命的中国开始与美国改善关系,以抗衡当时更为危险的敌人──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并把核武器瞄准中国的苏联,进而全面调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当有苏联支持的越南与中国发生海上和陆地武力冲突之后,中国基本上停止了对马共、泰共、缅共的援助,以换取多数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联手遏制越南。这时候,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按民族国家游戏规则行事的“普通国家”了。

文明型国家的底色和左倾意识形态的狂热,一度使中国通过当地左翼力量普遍介入东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对紧跟西方阵营的东南亚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实施口诛笔伐和武装颠覆。但是造化弄人,反倒是与中国同属一个意识形态的苏联、越南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上的大敌,这就迫使中国转向普通民族国家的实用主义路线,不再以意识形态异同来划定敌友,最初与中国关系最差的马来西亚,反倒成为东协(ASEAN)国家中最先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四处树敌、四处输出革命和援助革命,使得中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以阶级斗争为纲”、“战备经济”等国内政策也使得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迫使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政策目标、国家历史使命、国家身份属性进行反省和调整,放弃了做“世界革命”领导国的虚幻目标,回归“国家要生存、民心思稳定、邻居需修好”的“普通国家思维”。

整体来看,在冷战期间,大国往往是国际政治格局的主动建构者,小国基本上只能被动追随、选择大国来投靠,马来西亚的成立和成立后所经历的一系列国际政治波澜,都有大国权斗的深刻背景。但是在冷战后,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东协逐渐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始逐渐主导本地区国际关系制度的缔造,周边或外部的大国,已经不能像冷战期间那样在东南亚为所欲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事实上东协内部的团结、繁荣和强大,对周边的、外部的大国也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大国能够警醒、收敛,不再耽于自己无所不能的虚妄,从而可以避免像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那样的“大国悲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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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潮海:《马来西亚:新殖民主义的产物》,载《世界知识》1963年第19期。
2.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社论:《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
3. 戈庚:《“马来西亚”是个什么货色》,载《世界知识》1965年第6期。
4. 北京《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5日本报评论员文章:《支持文莱人民的正义斗争》。
5. 北京《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北加里曼丹争取独立的斗争必胜》。
6.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12月8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北加里曼丹人民在斗争烈火中前进》。
7. 潘夫:《北加里曼丹主要政党简介》,载广州《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第2期。
8. 北京《人民日报》1963年4月12日社论:《为了友谊、团结和和平》。
9. 北京《人民日报》1963年4月21日社论:《中国人民和印尼人民永远是可靠的战友》。
10.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5月28日社论:《反对新殖民主义“马来西亚”的正义斗争必胜》。
11. 北京《人民日报》1963年9月30日本报评论员文章:《美帝国主义的又一卑鄙手段》。
12.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4月9日本报评论员文章:《美国政府的卑劣手段》。
13. 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1月6日社论:《印尼人民不可侮》。
14. 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1月10日社论:《印尼的果敢的革命行动》。
15. 北京《人民日报》1967年4月27日社论:《印尼反动派疯狂反华必将自食其果》。
16. 碧文:《“马来西亚联邦”剖视》,载《世界知识》1963年第7期。
17. 钟紫、田禾:《文莱起义与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对马来西亚联邦的斗争》,载广州《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第2期。
18.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12月2日本报评论员文章:《揭露美国策动蒋帮伸入“马来西亚”的阴谋》。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7页。
20. 参见陈晋:《毛泽东•格瓦拉•游击战──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世界性话题》,载北京《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21. 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社论:《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
22. 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5月20日社论:《更高地举起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革命旗帜》。
23. 刘一斌:《“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尼断交始末》,载沈阳:《党史纵横》2006年第1期。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36-537页。
25. 参见刘德中:《毛泽东关于推动世界革命的思考及其启示》,载“晶牛毛泽东思想网”,2011年1月27日。





Friday, 25 December 2015

我国华社必须严正对待 何启良对祝家华的指控 ——人民之友针对南院副校长何启良博士离职事件的3点声明 / 何启良脸书贴出22日文告全文 揭发南院校长祝家华9大恶行

我国华社必须严正对待
何启良对祝家华的指控

——人民之友针对南院副校长何启良博士离职事件的3点声明

2015年12月25日


人民之友作为一个维护民主人权的民间组织,自2001年成立以来一直关注我国各民族母语教育运动的发展。针对叶新田入主董总以及掌控新纪元学院之前和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风波和事件,本会一直密切关注,并在华教运动面临严重局面时刻积极的表达了“叶新田和邹寿汉必须马上引咎下台”以及“抛弃对巫统国阵统治集团的幻想,各民族母语教育才能起死回生”的明确立场和鲜明态度。董总和新院风波尚未平息,如今位于柔佛士姑来的华教另一高等院校——南方大学学院(南院)闹出“正副校长翻脸”风波。副校长何启良博士于2015年12月22日召开记者会,证实将在本月杪约满后不获续约,并指责南院在通知其不获续约的做法上“充满诡诈和恶意”,更力数该院校长祝家华的“9大恶行“(何博士在其脸书上说明,还有一个“恶行”保留在适当时候宣布),建议“关心南院前途的华社、教育界及法律界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严正深入调查祝家华所为”。人民之友针对此事件发表三点声明如下:

一、 南院同新院一样,是我国华文教育的高等学府。因此,南院自1990年成立以来,它的建设发展仰赖马来半岛南部特别是柔州华社的鼎力支持。现在这所承载着柔州以至全国华社期望的民办高等学府,在2012年8月10日升格为大学学院后,本应稳步发展的时候,却突然发生著名学者何启良博士不能忍受院方不再续约的“充满诡诈和恶意”的处理手法,进而发展到何博士公开揭发校长祝家华“九大恶行”的惊人事件。根据报章报道,祝家华表示,他是按照南院董事会及理事会的决定来办事的,学院理事长张瑞发也证实,何启良约满不被续约,是经董事会及理事会一致批准的——这清楚显示:南院董事会及理事会和校长祝家华对何启良约满不续约的立场是一致的;按照常理和惯例,很可能就是由校长决定之后由董事会及理事会批准的。南院校长、董事会及理事会当然有权对何启良博士在南院两年有余的服务和表现进行评估,但是,基于什么理由不给他续约,校长、董事会和理事会都没有给他口头或书面说明——这是横蛮的做法。我们认为,祝校长、董事会和理事会不仅欠何博士一个合情合理的交代,同时也欠全国特别是柔州华社一个合情合理的交代。

二、 何启良博士在其脸书上贴出他在12月22日记者会文告,揭发祝家华“十大恶行”即⑴滥用公款、随意报销、⑵在学生面前辱骂老师、⑶欺骗外国访客、⑷用人唯亲,不听告诫、⑸口号治校,仪式办学,对实际校务失责、⑹通过巧诈手段,企图升等教授职、⑺伪造公文,蒙骗同事、⑻毫无决策、判断、统筹能力、⑼对高级学术与行政人员离职毫无感觉⑽(何博士特别申明第十项容他以后若有机会再述。)何博士对祝校长的上述指控,涉及层面之广泛、事态之严重、性质之恶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何博士还这么强调,“我已经说了:我的去留不足惜。“为了南院前途计,为了千位学生与教职员计,为了正学术之名、醒大学之魂,我在此揭发祝家华的十大恶行。”这才是重点。”因此,华社必须严正对待,还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尽快全面了解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赞同何启良博士所提出的建议,即: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严正深入调查祝校长的一切所为。调查期间,祝校长必须卸任。一旦指控成立,他必须立即辞职向全体华社谢罪。事关学生的前途、南院的发展和华教的未来,我们敦促我国华社领导机构和南院董事会及理事会即刻着手落实该项建议,以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三、 我国华教运动领导机构和华文教育高等学府一再陷入争端,反映出华社内部习惯势力(主要是国阵支配下的华基政党领袖和跟班)在我国华裔社群普遍要求民族平等权利、大力争取民主人权的关键时刻,不甘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继续顽抗。此间南院发生的风波亦然。根据何启良博士披露,祝家华校长无所作为、倒行逆施已经行之有年,董事会及理事会衮衮诸公又岂能一无所知?但却久久不采取任何行动,任凭问题不断扩大,最终导致“人力资源流动率过大”,副校长疾呼“南院苦祝无能校政久矣”。凡此种种,都对南院的长远发展以及对华社接下来是否继续致力支持南院造成严重影响,南院董事会及理事会难辞其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第13届大选竞选期间,南院董事会及理事会和校长不顾华社反对,恣意允许巫统主席纳吉进入南院校园为一所新大楼开幕,不料却发生两名女学生控诉在台上被非礼事件,南院董事会及理事会唯当权者马首是瞻的态度昭然若揭,新山乃至全国华社不禁发出疑问,到底南院董事会、理事会和校长要将南院引领向何方?



何启良脸书贴出22日文告全文
揭发南院校长祝家华9大恶行

何启良脸书贴文原标题:南院苦祝无能校政久矣
https://www.facebook.com/ho.leong.7/posts/1148628985147974

新闻明日见报。但是报导都不是重点。我已经说了:我的去留不足惜。“为了南院前途计,为了千位学生与教职员计,为了正学术之名、醒大学之魂,我在此揭发祝家华的十大恶行。”这才是重点。

我的记者说明会的全文如下:

何启良2015年12月22日记者招待会文告并讲话

校方不续约是离职的原因

一、

我离职南院已经传闻,但是有一些不准确的消息我必须澄清,也要对祝家华校长破坏我名誉和造成我精神上的伤害进行说明。我本来选择心平气和悄悄离开,然而他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诬陷,使我不得不说出真相。我真正离职的原因,是校方不续我的合约,而通知我的过程充满了诡诈和恶意。实情如下:

10月31日晚上,25校庆晚宴结束,约10点半,董事会秘书邱量棟先生神秘兮兮走了过来,在我耳边说,校长”要我交一封信给你签收。”我说好。走到礼堂外,风高夜黑,我说“拿来吧”。他又轻声说:“到你办公室好吗?”进了办公室打灯,他低着头终于打开信,要我签收。手上还有付我两个月(11月、12月)的薪水支票。我大略看了一下信,问:两个月的薪水是什么意思?他说: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下两个月你就不必上班了。我说:“我不签收。你拿回去。我要校长面对着我说清楚。”他无奈,把纸张收回就踉跄消失在长长的黑廊间。

祝校长居然准备好了两个月薪水的支票,在10月31日的10.30晚上要我签收并说11月不必来了,就是说只给我1个半小时离职!这就是南方大学学院对教职员的尊重!这是何等猥琐的风度!

为何要我11月1日就离职?我查明后恍然大悟,原来学校规定,教职员服务至年终(12 月31 日)始能获得校方规定的花红和奖励。要我11月离职,就是表明不要给我花红和奖励!这是何等恶毒的心态!

我在南院两年余,尽心尽力,贡献如何同事有目共睹。基于什么理由不续我合约?至今祝校长和董事会都没有当面和我说明。上述充满恶意、诡异的动作,当时我选择不公开,年底就离职,然而他却放出假消息、伪新闻说我“跳槽”它校,对我学术名誉受到损害。祝校长和董事会欠我一个合情合理的交代。

揭发祝家华的九大恶行

二、

其实我个人的去留不足惜。南院乃华社心血支援之高等学府,其前途如何才是值得社会关心。大学校长必须是从事教育的专业人员,而不能是外行,这是第一原则。除了懂得甚样办学外,更重要的要求,是其道德品格高尚。祝家华离这两个标准实在太远。南院“苦祝无能校政久矣”。为了南院前途计,为了千位学生与教职员计,我在此揭发祝家华的十大恶行:

1. 滥用公款、随意报销。董事会会议有记录,曾经有一个月校长的“零用现金”(petty cash)数目是万余令吉,显示滥用公款吃喝招待,毫无节约。奢侈浪费行为为何没有监督?又,购买私用书籍,却要学校图书馆报销公账,令人不齿。

2. 在学生面前辱骂老师。一位艺术与设计学院老师因上课缺席校务会议,事后祝竟然走进课室在学生面前大声辱骂老师。学生瞠目结舌之余,对校长行为深感羞恥。此事当时该院行政代表在评议会(Senate)上对祝家华撒泼耍流氓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道歉。

3. 欺骗外国访客。日本爱知大学派学生来南方留学,最关心乃住宿条件。去年祝向对方承诺,国际感恩大学将会在日本学生来临之前完成,食言了一次;今年爱知大学重来,还是关注住宿问题(保安、设备、卫生),祝又再次承诺大楼肯定2016年3月完工,日本学生可以到时住进去,他明知不可能完工却说谎,也放话禁止教职员将此事真相告诉日本校方。(大楼只可能明年6月完工)。

4. 用人唯亲,不听告诫。多年来主校长的太太担任单位现代语文中心主任,而且长期课时不足(比其它老师少)。去年校务高层委员会屡次质疑、多次告诫,此任用安排有利益冲突之嫌,摊牌后他才把冯白羽的职位更改为中心“协调员”(coordinator),然而换汤不换药。

5. 口号治校,仪式办学,对实际校务失责。他极会玩弄口号:“亚洲新大学、南方新典范”、“南方自强、大学至诚”、“我的校园我的指南针”、“活力新校园”、“南方廿五、百年树人”“三三学养”等等,不一而足,如今又来一个“我的大学我的家”。又惯用记者招待会开幕闭幕敲锣仪式掩饰太平。然而真正实际重要校务付之阙如(如学生宿舍、教室设备、教职员福利)。这一年校园屡经浩劫,校门前数次严重车祸、贵重乐器被偷走、中医楼被盗窃、学生在校园被抢劫。有一校园保安与安全委员会,乃校长负责,然而2015年直到校园抢劫案(12月)后才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其它校务委员会(如研究、校园设备)他都缺席。

6. 通过巧诈手段,企图升等教授职。他曾企图通过欺蒙手段,在没有一般严格学术内审、外审的程序下,操弄非正常管道,企图从“副教授”提升自己为“教授”职。我在“教职员聘用提升委员会”里严厉揭发并斥责他的恶行,其他委员也愤然相对,他才有书面道歉。

7. 伪造公文,蒙骗同事。上述给我不续合约的通知信,原副本有董事长、理事长和资深副校长的名字。我询问过王润华资深副校长,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没有看过或收到此重要文件。也就是说,祝家华伪造了此公文。

8. 毫无决策、判断、统筹能力。豆麻小事,都要呈给董事会决定,如园丁职位去留、贺年卡设计、职员厕所是否要开放给学生、职员姓名牌是否只用中英文等等,都不敢做决策。高薪聘用校长何用?

9. 对高级学术与行政人员离职毫无感觉。南院人力资源流动率大,2014年中,工程学院聘用两位博士不到半年就辞职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有一位教授到任不到3个月就说“再见”。今年艺术学院院长、招生处主任、管理学院院长、副院长、马来文系主任、电脑中心负责人(后来回来任职)离职。祝说“正常”。

(第十项容我以后若有机会再述。)

其它劣迹,如主持校务会议毫无效率、私下擅改职员起薪、对职员重要电邮不采不答、把会议室当作他脚踏车的停放处、下午睡懒覚耽误会议、把来访学校赠礼私占、公开演讲毫无准备、严肃课题信口开河、谄媚上司、欺凌下属、出尔反尔、忌贤妒能、挑拨离间等等,端是磬竹难书。南方大学学院岂能容此类人物掌校?我建议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严正深入调查祝校长的一切所为。调查期间,他必须卸任。就以上九项重大恶行任何一项都足以弹劾他,一旦成立,他必须立即辞职向全体华社谢罪。



相关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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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0 December 2015

拉美左翼政权面临严峻挑战 委内瑞拉已变天令世人关注

拉美左翼政权面临严峻挑战
委内瑞拉已变天令世人关注

作者 / 来源:徐世澄 /《当代世界》


2015年3月9日,奥巴马宣称委内瑞拉是对美国外交和安全的严重威胁。随后,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议会)于3月15日通过了授予总统马杜罗在维护国家和平与主权完整方面的特殊立法权,以此应对。上图为3月15日,马杜罗在首都加拉加斯出席一场集会时讲话之影。

拉美左翼的崛起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包括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曾长期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大多数国家通用属于拉丁语族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故称拉丁美洲。面积2,072万平方千米,人口约4亿。(资料图取自网络,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拉美传统执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没有有效解决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而左翼政党和领导人提出的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替代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张和口号代表了广大中下社会阶层的诉求,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因此,拉美左翼力量出现群体性崛起,影响力快速提升。1999年2月2日,委内瑞拉“第五共和国运动”[1]领导人查韦斯通过选举获胜就任总统,标志着拉美左派(又称拉美“新左派”)开始崛起。随后,拉美一系列国家的左派政党或组织在本国的大选中接连获胜。2013年查韦斯去世后,马杜罗在委内瑞拉继续执政。左翼政党执政的拉美国家及其总统先后有:巴西劳工党卢拉(2003—2010)和迪尔玛•罗塞芙(2011—),阿根廷正义党左翼领导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2003—2007)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2007—2015),乌拉圭广泛阵线巴斯克斯(2004—2009,2015—)和穆希卡(2010—2015),智利社会党巴切莱特(2006—2010,2014—),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莫拉莱斯(2006—),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科雷亚(2007—),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奥尔特加(2007—),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毛里西奥•富内斯(2009—2014)和桑切斯•塞伦(2014—),秘鲁民族主义党乌马拉(2011—)等。到目前为止,左翼或中左翼政党掌权的拉美国家有十多个。

对拉美左翼政府的评价

拉美左翼政府执政后,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改革和探索。在政治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制定颁布了新的宪法,阿根廷、巴西等国修改了宪法,扩大了民众的权利,增加了民众对本国政治的参与程度,逐渐建立由人民主导的参与式民主;一些拉美左翼执政党和政府,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提出了“社群社会主义”,巴西劳工党也提出了“劳工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提出“替代”模式,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通过对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的国有化,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如玻利维亚政府于2006年5月1日宣布对本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实行国有化。2004—2012年,拉美左翼执政的国家和其他拉美国家,受益于国际市场上原油和初级产品价格攀升等因素,经济发展速度均比较快。如劳工党卢拉执政的八年间(2003—2011),巴西经济年均增长4.5%,外贸总额翻了两番,2011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在社会方面,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查韦斯政府执行“深入贫民区”计划,使中下层居民享受免费医疗;巴西劳工党政府先后实施“零饥饿”计划、“家庭救助计划”和“无贫困计划”等扶贫计划,使近4,000万人脱贫,贫困人口减少,其中3,000万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在外交方面,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奉行独立自主、多元化的外交政策,积极促进拉美地区的一体化,先后成立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共同体(CELAC),主张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等。

拉美左翼政府的这些改革措施,使这些国家改变此前政变频频、政局动荡的局面,推动了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保持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从而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其执政地位逐渐巩固。左翼政党执政在委内瑞拉已16年,在巴西和阿根廷已经12年,在乌拉圭已经11年,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已近10年。有评论认为,左翼在拉美的崛起,已经经历了一个周期。

美国明里暗里干涉拉美左翼内政。2015年3月9日,奥巴马宣称委内瑞拉是对美国外交和安全的严重威胁。随后,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议会)于3月15日通过了授予总统马杜罗在维护国家和平与主权完整方面的特殊立法权,以此应对。此次通过的总统授权法将允许马杜罗通过签署总统令,在维护国家和平与主权完整方面拥有直接立法权而无须经过立法机关讨论。上图为3月15日,马杜罗在首都加拉加斯出席一场集会时讲话。

拉美左翼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府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近两三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上原油和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再加上长期以来,拉美多数国家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粗放式增长所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集中暴露,经济增长的旧动力日趋减弱,又没有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新动力激发不足,造成了包括左翼执政的国家在内的拉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慢。2012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9%,2013年降低到2.7%,2014年进一步降为1.1%,2015年预计将出现0.3%的负增长。左翼执政的巴西经济2013年增长2.5%,2014年增长0.1%,2015年预计将为-3%。委内瑞拉经济形势更为恶化,2013年增长1.3%,2014年为-4%,2015年预计将为-10%。阿根廷经济也不太妙,2013年增长2.9%,2014年为0.5%,2015年预计为0.7%。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使一些左翼执政的国家,如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和智利等国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缩措施,减少社会开支,致使国内民众抗议不断。

二是党和政府内部腐败严重引起民众不满。拉美左翼政党往往都是高举反腐旗帜,参加竞选获胜而上台执政的。但是在执政后,由于社会地位的改变和党内监督不力,左翼政府和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贪污腐败现象。2005年巴西“月费案”[2]曝光。2014年年底和2015年年初,又爆发巴西国有石油公司丑闻,涉案金额达数十亿美元,被称为是“巴西历史上最大的贪腐案件”。这两大丑闻都涉及劳工党一些领导人,甚至有人指控前总统卢拉和现总统罗塞芙与之有牵连。罗塞芙总统支持率大跌,2015年8月,罗塞芙的民调支持率跌到只有8%。继2013、2014年民众大规模抗议之后,2015年3月、4月和8月,巴西全国各地又有数百万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经济萧条,物价上涨,腐败横行。与2013年和2014年抗议不同的是,2015年抗议的主要矛头集中针对总统罗塞芙,要求她下台。同样由于政府官员腐败、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福利减少等原因,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国的部分民众对本国左翼政府的失望增加,民众抗议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拉美国家社会冲突和抗议趋于常态化和多样化,而对现状不满的新兴中产阶级常常成为抗议的主角。

三是国内保守势力和反对派的进攻。近来,拉美右翼保守势力呈上升趋势,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右翼政党和人士的支持下,对本国左翼政府和政党频频发起攻击。应该看到,在拉美一些左翼当政的国家,目前右翼力量仍相当强大。如在委内瑞拉,在2013年4月14日大选中,马杜罗得票率为50.61%,仅以1.49%的微弱优势战胜反对党联盟候选人卡普里莱斯。反对派控制了首都加拉加斯和梅里达等重要城市和一些州。巴西劳工党虽然执政已十多年,但劳工党本身在国会中并不占多数,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不仅需要执政联盟的其他政党的支持,也需要保守派的支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虽然是左派党执政,但右翼政党在本国重要城市和州(省)掌权。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和主要城市瓜亚基尔掌控在反对派手中。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和阿尔托、科恰班巴、圣克鲁斯重要城市的市长职位在2015年中期选举中被反对派夺取。阿根廷的反对党也掌控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2015年反对派的抗议浪潮中,反对派在巴西劳工党圣保罗市的党部和厄瓜多尔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瓜亚基尔市的党部门口安放了炸弹。如何应对反对派保守势力的进攻,缓解来自右派保守政党的压力,保持执政地位,维持政治稳定,赢得选举,是当前拉美左翼政府和政党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四是左翼政党和执政联盟各政党之间,左翼政党内部以及左翼政党与新社会运动之间存在分歧。拉美左翼政府往往是由多个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如巴西劳工党执政联盟由11个政党组成,包括民主运动党、劳工民主党、民主社会党、巴西共产党等。智利社会党执政联盟“新多数”由七个党组成,包括基督教社会党、争取民主党、智利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和执政联盟其他政党之间往往存在分歧和矛盾,如巴西民主运动党党员、众议院议长库尼亚就曾公开要求罗塞芙总统下台。在左翼政党内部存在多种派别,它们之间也有分歧和矛盾。如巴西劳工党党内有“马克思主义左派”、“劳工派”、“卢拉派”和“托洛茨基派”等。劳工党内部的左派批评劳工党政府政策“右转”,违反和背弃了劳工党作为左派党的教义。劳工党参议员埃洛伊娜•埃莱娜和前环保部长玛丽娜•席尔瓦因与党的领导意见分歧,先后退出劳工党,另成立新党。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党内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浪潮派”、“格瓦拉主义派”、“社会民主派”和“玻利瓦尔革命派”等。原计划和经济部长西奥达尼因与马杜罗意见分歧,被开除出党。此外,左翼政党与新社会运动之间也存在分歧和矛盾。原来支持左翼政党的一些拉美新社会运动在左翼政党执政后,往往因反对左翼政府的某些政策措施,也起来反对左翼政府。而有些左翼政党在执政后,往往没有很好兑现其竞选时的承诺,满足新社会运动的要求,给新社会运动质疑左翼政府合法性提供了口实。如卢拉在2002年竞选总统时曾承诺,在当选总统后四年内安置40万户无地农民家庭。然而,卢拉执政后,只安置了2.1万户。2013年4月17日,在巴西七个州,数千名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成员举行抗议,要求劳工党罗塞芙政府进行土改,安置至今仍住在公路旁帐篷里的15万无地农户。至今巴西45%的可耕地仍被占1%农户总数的大庄园主占有。原来支持科雷亚政府的厄瓜多尔印第安人组织由于政府没有满足该组织提出的要求,自2015年以来,抗议示威不断。

五是美国明里暗里干涉拉美左翼国家的内政。1983年创建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美国向委内瑞拉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的主要机构,它的主要目标是推翻查韦斯和马杜罗政权。根据该基金会2013年财政年度的报告,该基金会向委反政府组织提供了230万美元,其中178.73万美元直接给反对派全国性组织,59万美元给地方组织,其中有30多万美元是专门资助反对马杜罗的青年领袖。2015年2月28日,马杜罗总统指控美国支持委内瑞拉右翼军人试图发动政变,下令把美国驻委使馆外交人员规模从100名削减到17名,同时要求访问委的美国人必须申请入境签证,防止美国人在委境内从事颠覆破坏活动。3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马杜罗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宣称委内瑞拉是对美国外交和安全的严重威胁,宣布对委七名政府和军队高官进行制裁,理由是他们涉及洗钱和违反人权,从而使委受到美国制裁的官员增加到50余名。马杜罗强烈谴责奥巴马这一政令。奥巴马对委内瑞拉政府的这一指控受到拉美国家一致的批评和谴责。4月11日,马杜罗与奥巴马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峰会上举行了为时十分钟的走廊会谈,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但是,美国仍继续通过民主基金会等机构资助委反对派,利用委内瑞拉政府面临的经济困难,发动经济战、宣传战,进行颜色革命,企图推翻马杜罗政府。

2015年7月23日,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指责美国与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右翼势力沆瀣一气,进行反对拉美左翼政府的抗议和颠覆的“软政变”活动。据统计,2013年,美国曾向厄反对派提供8700万美元,支持反对派在大选中击败科雷亚未遂。2015年8月6日,巴西记者贝托•阿尔伊梅达对南方电视台说,巴西反对派借口反对巴西石油公司腐败,其背后的动机是美国政府希望巴西石油公司私有化,以损害卢拉的形象,不让卢拉在2018年大选中东山再起,不让劳工党第五次执政。2015年8月17日,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对阿根廷《第12页报》说,美国企图分化拉美左派来打垮进步国家,尤其是对委内瑞拉和巴西。

从目前情况来看,委内瑞拉和巴西的左翼政府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其次是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尼加拉瓜等国的左翼政府。值得一提的是,拉美左翼政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所面临的挑战,并正在采取措施,应对挑战。2014年9月和2015年9月,在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的主持下,拉美、欧、亚、非左翼政党先后在首都基多举行了两次“拉美进步会晤”,重点讨论如何应对拉美右翼保守势力对拉美进步势力和政府的攻击。2015年7月29日至8月1日,拉美左翼论坛圣保罗论坛第21届会议在墨西哥城举行,会议由墨西哥左翼政党民主革命党和劳工党主办,来自26个国家105个政党的200多位代表与会。全会通过的《最后声明》指出,目前帝国主义和各国寡头正在对左翼发动进攻,企图恢复右翼保守政权。因此,加强拉美左翼的团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0月25日在阿根廷举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左翼执政党联盟胜利阵线候选人、正义党肖利(DanielScioli)以不到3%的优势占第一位,得票率略高于反对党中右翼变革联盟的候选人、原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市长马克里(MauricioMacri)。而在11月22日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马克里以不到3%的得票率优势反败为胜,当选总统,他将于12月10日正式就任。阿根廷左翼政党联盟在大选中的失利,将对拉美政局产生影响,是对其他拉美左翼执政的国家,尤其对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尔等国是一个打击,使拉美政坛的钟摆向中右倾斜。马克里当选总统后,即扬言将在南方共同市场内部,借助“民主条款”,设法将委内瑞拉排除出该一体化组织,对此,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已表示谴责。目前拉美左翼政府面临严峻挑战。委内瑞拉将在12月6日举行国会选举,如执政的左翼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在选举中失利(《人民之友》编者注:媒体报道委内瑞拉已经变天!2015年12月6日晚,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公布了新一届国会选举结果,反对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167个国会席位中占有112席。)将使拉美左翼政权进一步受到打击,拉美政局的动向值得关注。

注释:
[1]2008年,在“第五共和国运动”基础上,联合其他一些左翼政党,成立了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2]“月费案”是指劳工党在卢拉的第一任期内为争取联盟党及部分反对党议员的支持,每月向他们提供“月费”,进行贿赂的丑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摘自《当代世界》2015.12)

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 “首要人权”观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极其重要意义

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首要人权”观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极其重要意义

作者 / 来源:李步云(中国人权学者) / 北京日报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曾说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最终的决定性力量。”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还处于忍饥挨饿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一张选票,而是一袋面粉。

[作者简介]李步云(左图),1933年8月出生,男,汉族,湖南娄底人,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1962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65年该系研究生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法理学研究室主任、《法学研究》主编。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宣部、司法部“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国家行政学院、湖南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比较法学研究会顾问、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

——以上插图与作者简介资料取自网络,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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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是中国人权观的基本观点。国外很多学者不认为发展权是一种人权,国内不少学者则对发展权的含义存在不同看法,有些学者对“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这一观点还存在误解。所以说,搞清楚发展权的确切含义及其重大意义是一个重要的人权理论问题。

狭义的发展权是一项集体人权,广义的发展权首先是一项个人人权。中国对发展权的理解和立场是狭义和广义的结合

发展权作为一种权利,必须具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权利主体,即什么人享有权利;二是权利内容,即法律主体的权利诉求;三是义务主体,即什么人什么组织对这项诉求负有义务和责任。要搞清这个问题,应当对发展权做狭义和广义的理解。

狭义的发展权是一项集体人权。其国际法依据是《发展权利宣言》序言第16自然段:“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的一项特有权利。”该宣言其他自然段用的是“铭记”、“忆及”、“念及”、“认为”、“关注”等词及相关内容。而这最后一段用的是“确认”即宣言的结论,而且强调这项人权是“不可被剥夺的”。

狭义的发展权是发展中国家当年极力推动制定《发展权利宣言》的主要成果。当时发达国家强调任何国家的个人都有平等参与和享有发展成果的权利。《发展权利宣言》的提出和起草,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特殊要求。发展权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权利诉求,即发展中国家有“发展机会均等”的权利。

狭义发展权的理论根据有三点。第一,在国际上长期存在着不良的经济政治旧秩序,严重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二,享有平等权和平等发展机会的权利是自有人类以来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价值追求。第三,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相互依存的,如果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也影响到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广义发展权首先是一项个人人权。其国际法依据是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序言第13自然段。该段指出:“承认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因此,发展政策应使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其内容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适用的。任何国家的任何个人都有参与发展的权利和平等享有发展成果的权利。这一权利对百万富翁和无家可归者都是适用的。但是,实际受益者是社会的底层人民。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往往没有参与发展的权利和自由,也难以平等享有一国发展成果的权利。

我国对发展权的理解和立场是狭义和广义的结合。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发展权的科学内涵及其重大意义,以便充分实现这一权利。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自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新时代以来,曾连续十余年GDP保持在10%左右的增速,从而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与我们坚持实行“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和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援助的政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严峻形势和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方针,将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强调要“政社分开”,坚持权力下放,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加强对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的援助力度。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发展权,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保障国家的日益富强,人民日益幸福的发展趋势。

全面理解发展权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还需认识到发展权与生存权是首要人权

发展权和生存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人们对生存权的认识有很大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我认为,顾名思义,生存权的基本内涵应当是指人人都有能够生存下去,并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因此,这一权利的国际法依据主要应当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和政府对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这在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起草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最后与会国达成了理智的妥协,即该宣言的第一部分的第5条:“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背景必须要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维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中国政府参与了这份宣言的起草,并完全赞同这一“宣言”,自然也是完全同意这一条款,并在以后的实践中认真遵守。

有些学者常以这段话来批评“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这一观点,这是误解。因为中国政府的这一观点有其特定含义,和前述并不矛盾。其特定含义主要有两条:

第一, 它并未否定各类人权都重要。但从各类人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看,必有一方在这种相互影响中起更重要的作用。这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曾谈道,“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正是从这一最最简单的事实,悟出了一条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最终的决定性的力量。”这是由全部人类文明发展史所充分证明了的一条规律。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很落后,人们生活很贫困,要想民主、科学、文化发达还是很困难的。这也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来说明:当一个人还处于忍饥挨饿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一张选票,而是一袋面粉。

第二, 由于各国具体国情不同,人权发展战略的优先事项会有很大差异。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了,受教育程度高了,人们自然会更有兴趣和能力关心竞选;而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保障人权的整体水平,自然会把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放在优先位置。这两点并不妨碍政府应对各类人权都予以重视。

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对世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放眼世界,消除贫穷仍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最近一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2012年里约+20,地球首脑峰会)的成果性文件《我们期望的未来》指出:“消除贫穷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全球挑战,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要求。地球上每五个人就有一人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其人数超过10亿,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人营养不良,占总人口的14%,公共卫生的挑战,包括各种流行病,仍然时时处处给我们带来威胁。对此,我们决心紧急行动,使人类摆脱贫穷和饥馑。”

该文件指出:“我们认识到,消除贫穷、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推广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保护和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和基本需要。我们也必须重申必须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持续、包容性、公平的经济增长,为所有人创造更多机会,减少不平等现象,提高基本生活水平,推动公平社会发展和包容,促进可持续的方式统筹管理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支持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同时面对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挑战,促进生态系统的养护、再生、恢复和回弹。”

该文件明确指出:“人民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人民要有机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参与决策,对其关切的事项发表见解,这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各国首脑们还重申:“必须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消除贫穷,促进增强穷人和弱势人群的权能,包括排除障碍、创造机会、增强生产能力、发展可持续农业等,力争让所有人都有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的工作,同时以有效的社会政策作为补充,包括实施社会保护最低标准,以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此次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重申了发展权的内涵和重大意义,进一步巩固了各国关于发展权的共识。据此,在发展和保障人权的意义上,全面理解发展权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对世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Thursday, 17 December 2015

砂文史工作者于东撰文说明: 汶莱不加入与新加坡退出 “马来西亚联邦”缘由

  砂文史工作者于东撰文说明:
汶莱不加入  新加坡退出
"马来西亚联邦"缘由


[图片说明] 位于南中国海南端的马来西亚,英国和马来亚统治集团在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联邦”计划时期是包括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和汶莱的。而在计划实施之前,汶莱苏丹决定不加入,在1963年9月16日当天由马、新、砂、沙4邦正式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在大约两年之后即1965年8月9日,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而宣告“独立”。现在的马来西亚联邦,仅剩下原来的马来亚(11个州)加上砂拉越和沙巴两个州(总共13州)组成。近年来,“砂拉越人的砂拉越”以及“沙巴人的沙巴”的呼声不绝于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国内民主党团和各族人民又将如何对待这个局面呢?这都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以上插图与说明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本文作者于东(左下图)原名黄招发,又名昭发,1945年出生于砂拉越加帛(Kapit)。上世纪60年代曾参与砂拉越人民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社会运动和砂拉越解放同盟领导的武装斗争。80年代结束森林游击和地下活动,出山回乡后正常谋生,并参与砂拉越华人社会与华文教育争取民主权利的宪制斗争。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在业余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反思与笔耕工作。


作者早期出版了几本关于砂拉越华文教育的著作,近10 年来的重要著作有《探索砂盟革命运动的败因》(2007年出版)、《砂拉越左翼运动史(1938年—1990年)》(2009年出版)与《命运的拐点 ------揭开汶莱 “12.8” 武装事变真相》(2012年出版)等书。作者不仅为砂拉越社会政治运动,也在相关的文史研究工作上,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和不小的贡献。

作者今年(2015年)初从保险业退休后,偕同夫人黄玉芳离开美里移居古晋。预料他将会更倾注于砂拉越文史的研究和探索工作,他也正在关注着目前在砂拉越兴起的“砂拉越人的砂拉越”政治活动的态势和动向。作者日前传来这两篇文章的电子文件,他在电邮中说明:“撰写这两文原因是近年来由于马来西亚政坛丑闻频发,马币贬值,严重影响打工一族生活素质。砂拉越新生代对当局甚感不满,在S4S[《人民之友》编者注:“S4S”是英文词语“Sarawak For Sarawakians”(“砂拉越人的砂拉越”)的代号或简称]运动崛起感染下,联想当年汶莱不加入和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事件。人们不禁要问汶、新当年为什么可以不加入和退出?砂可以吗?如今许多人对历史不知情或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以有感而作。”

以下是作者发来的两篇文章的全文内容——




当年汶莱为什么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作者:于东(砂拉越)

由英国殖民主义者精心策划的“马来西亚计划”是要将英属五邦的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北婆罗洲)和汶莱合并成一个联邦。

《马来西亚联邦》是当代东西方冷战的产物,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要在东南亚建立的反共桥头堡,来抗拒和阻遏东南亚的左翼势力的扩张。

当时英属五邦反殖民统治力量已经严重的威胁到英殖民者在本地区的利益。因而不得不采取“合而治之”和“改头换面”的手段将五邦合并起来,通过搞假独立和扶植本地代理人,进而分化民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达削弱反殖民主力量的团结,最终达到扑灭本地区的左翼势力。

尽管“马来西亚计划”一出笼,就遭到五邦左翼力量(包括中间势力)的坚决反对,但英殖民者非要按原定计划强行成立不可。于是在1963年7月8日召集了来自五邦的所谓“民意代表”(由英殖民者指定的)在伦敦签署《马来西亚协议》。随后分别在英国、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的立法机构通过成为法律文件,即《马来西亚法案》。就在协议签署的前一刻,汶莱代表苏丹奥玛利•赛福丁在英国同意下临时决定不参与签署,结果五邦合并变成四邦合并。

为什么英国突然改变主意,答应汶莱苏丹要求而不加入拟议中的《马来西亚联邦》?此事一直来没公开说明。时至近年,由于马来西亚政坛的混浊,令人“喘不过气”来,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素质,让人们自然想到邻邦人民的生活状况,因此,不禁会问:为什么当年汶莱有选择权而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为什么可以退出马来西亚联邦而独立?

讨论汶莱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原因,坊间有不同的说法。有人公开信誓旦旦说:“因为汶莱人民党在前一年(12月8日)发动武装起义”。果真是这样吗?若是,砂拉越在同年12月末和1963年初也搞起武装了,五、六百名青年已在砂印边界和印尼军缔结,准备开入砂拉越境内“粉碎马来西亚”,却为何没有选择权?

知史者明白,恰恰是因汶莱人民党的武装“起义”,让英国人有借口“平乱”而取暴力手段铲除汶莱境内的左翼力量,为英国解除了一个重要的忧患。

鉴于此,笔者就列证两个事例或有助于解开迷惑:

第一、马来西亚首任首相东姑生前接受K•达斯(K. Das)访谈(注一)说:汶莱苏丹执意要保护石油资源开采权而不妥协的结果。

第二、原砂拉越大学亚洲研究院总监麦克李教授(Professor Michael Lelgh)透露,《马来西亚协议》签署前夕,汶莱发现新油田,英国当局不希望看到将后这项石油利益被马来西亚当局所掌控(注二),因此支持汶莱苏丹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意愿。

由此看来,石油资源控制权乃是核心利益,也就是当年汶莱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直接原因。众所周知50多年来,汶莱保持国家繁荣稳定,公共设施享誉东南亚之最,人民享受低税和零税率,全拜石油开采所赐予。

稿于21/11/2015。

[注释]
(1)柯嘉逊:《最后的访谈——东姑与达斯对话录》,策略研究中心2006年出版。K·达斯是马来西亚印籍作家、记者、《远东经济评论》驻吉隆坡办事处主任,生前著有多本政治性著作,如《司法危机》、《让人质疑的行为》等。1994年去世。逝世后他的家人将他生前对东姑的访谈录音卡带交给柯嘉逊整理出版。
(2)原砂拉越大学亚洲研究院总监,现澳洲墨尔本大学现代亚洲系教授兼亚洲研究院总监麦克李教授(Professor Michael Lelgh)于2015年10月28日在砂拉越大学演讲:“马来西亚的诞生”,道出个中秘史



当年新加坡为什么可以退出马来西亚联邦?  

作者:于东(砂拉越)

1965年8月9日上午9时30分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马来西亚国会宣读宪法修正案,将新加坡排除出马来西亚联邦,国会以126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即刻將新加坡驱逐出联邦。在同一时间,李光耀在新加坡电视台宣布:新加坡即日起正式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

从表面上看新加坡独立是在和平顺利中完成(进行),而且独立后第一时间内,即第二天就得到英、美、澳、纽、日的承认。这样快速的承认正说明了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较早前已有了默认。

事实上,“马来西亚计划”从出笼到成立,李光耀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李光耀的出谋献策和奔跑,或许马来西亚成立将会遇到更多的阻力。

1961年5月27日(东姑提出五邦合并计划)前,即1月3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表了题为《我党的政治目标》的申明。申明说:“新马合并是必然,它是我们当前任务,但是这种合并应该包括砂拉越、汶莱、北婆的更大政治结合。”有评论说:这是李光耀和英国驻新最高专员薛尔克不断磋商的产品(注1)。

同年6月4日李光耀在群众集会上说:“我热烈欢迎汶莱、砂拉越、北婆代表,如果我们在走向独立的道路上能够维持密切的政治和经济结合,这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利的。”

1963年7月26日李光耀上电视台说:“新加坡非和马来亚合并不可。”据麦可李教授(注2)说:李光耀非常热衷于五邦合并,反却东姑始终抱有戒心。原因是东姑认为李光耀是有野心想要取代他的地位。时任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曾说:李光耀想以人民行动党取代马华在联盟中的地位。然而,李光耀急需要五邦合并,特别是与马来亚合并,因为他认为,新加坡华族占绝大多数,而左翼力量又太强大,于是乎很快会落到共产党手中,特别是印支三国局势令人担忧,只有通过合并来抗拒左翼力量的威胁。

事实上,在合并议题上,东姑与李光耀各有“箅盘”,他们之间一开始就是尔虞我诈的斗争过程,这些矛盾一直延续到马来西亚成立后发展到更剧烈、公开化、以至最后决裂。

李光耀在大马成立前夕,为抗衡马来亚联盟势力,突然举行新加坡大选。在这次新加坡大选中,马来亚联盟在51个选区中参选42个,与新加坡行动党正面交锋,结果一败涂地(注3)。

1964年初,人民行动党企图将势力发展到马来半岛,于4月29日在吉隆坡成立第一个支部(这就是现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前身)。在这期间,李光耀在一些场面的言论中不时去嘲讽东姑的领导能力和学历。更成为国际笑柄的是,马来西亚成立后,在一个国家中有两个总理(总理相等于首相),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州(别的州是以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著称,唯独李光耀的新加坡以总理著称),身为一国之首的东姑却无可奈何。

1964年7月21日下午,新加坡伊斯兰教徒举行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游行,游行遭遇到警察干預,发生冲突,参加游行的马来武术队帶头发难,一发不可收拾,演变成种族暴动,造成8死300多人伤和数千人被捕,当局宣布戒严13天。事后李光耀公开指责巫统总秘书赛查化和《马来前鋒报》煽动所致。赛查化回应说:因为新加坡有个恶魔,是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挑衅和嘲弄的后果。

—个多月后的9月4日在新加坡的芽笼士乃又再次发生比上一次更严重的种族暴动,暴动延续到8天才被控制,事件中造成13死,百人伤,1300多人被逮捕。暴动期间李光耀在比利时參加社会主义国际成立100周年庆典,会后没有赶回国解决骚乱,反而飞去伦敦,这不寻常的举动,耐人寻味。

种族暴动后至1965年7月英国首相威尔逊在幕前幕后紧张活动,展开一系列谈判,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如:暂时分裂,各走各的数年后再结合、李光耀到中央内阁任职、行动党与联盟组联合政府等,谈判一直无法达成共识。1965年2月初李光耀公开说:马来亚领袖的企图首先使他感到愕然、继而怀疑、最后恐怖。吴庆瑞(李的副手)则说:我们当初行动(加入联邦)是否正确,我越感到怀疑。

4月,李光耀要组成一个马来西亚联合阵线,5月8日在新加坡成立包括马来亚、砂拉越、沙巴所有反对党的联合阵线——《马来西亚团结机构》(简称《团总》,注4)以抗衡联盟政府。这时激发了巫统种族主义情绪,叫囂:中止新加坡宪法、逮捕李光耀等。

5月23日东姑公开指责李光耀挑拨华人反中央政府;与此同时,联盟秘书陈东海公开呼吁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

6月初,东姑飞去伦敦长住至8月5日,6月29日决定新马分家,并通知在国内的副首相传达内阁成员。7月22日副手拉萨代表内阁覆函东姑同意其决定。于是律政司(署)立即着手修改宪法有关条文,8月5日东姑回国,6日召开内阁会议,9日上午召开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上述简略叙述了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的来龙去脉。总之,新加坡可以退出马来西亚联邦,乃是新马双方激烈斗争结果。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亦是种族主义较劲的过程,但英国从中扮演着平衡和调控角色。这场斗争结果,谁赢谁输,相信读者可自行判断。

稿于2015年12月1日

[注释]
(1)《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2001年1月出版。
(2)澳洲墨尔本大学现代亚洲研究院总监兼教授,Professor Michael Lelgh于今年10月28日在砂拉越大学的演讲:“马来西亚的诞生”。
(3)同上(一)。
(4)田绍熙回忆录《一路走来》,2003年6月出版。
  另:本文亦参考历史剪报和李光耀回忆录。



Monday, 14 December 2015

兴权会呼吁重新审查联邦宪法 其中含糊和“诡秘删除”条款

兴权会呼吁重新审查联邦宪法
其中含糊和“诡秘删除”条款
——马来西亚兴权会国际人权日声明
原文作者:瓦达慕迪/华文译者:陈华明

《人民之友》编者注:本文原文为英文,此华文译稿
    与原文含义若有不符或抵触之处,则以原文含义为准。

《马来西亚宪法》不承认马来亚原住民地位!
马来亚原住民(Orang Asli/Asal)被蓄意忽略,当权者在1957年的《联邦宪法》中,对原住民的存在和地位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确认。接着在1963年,当沙巴和砂拉越并入马来西亚,于是修改《联邦宪法》第153条文,但只包括沙巴和砂拉越的土著在内,而马来亚的原住民又一次被轻易地忽略了。
——瓦达慕迪(马来西亚兴权会主席)

瓦达慕迪
兴权会藉此国际纪念人权日以观察各国对联合国大会1948年第423号决议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采纳情况的时刻,呼吁我国立法者重新审查《马来西亚联邦宪法》。

尽管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就是联合国的一名成员,而且曾经两度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但是,马来西亚尚未批准联合国所通过的关键的人权公约,特别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这两项国际公约是在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

兴权会认为,我国独立至今已经58年了,现在正是时候来重新审查《联邦宪法》中的一些重要条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今已陈旧过时,以及一些条款意思含糊、模棱两可并已引起争论的情况,连马来西亚的最高的法院也无法按照我们国家的创始人的原来意向,给予(人民)一个合理的解释。

兴权会坚信,英国国会之所以批准意思含糊、模棱两可的《马来亚宪法》(Malayan Constitution)是有意适应我们国家的创始人东姑阿都拉曼篡改的想望和利益。

马来西亚政府应当将独立以前的所有文件解密,让马来西亚公民得以全面理解我国宪法的构建失误之处。

如果这点可以做到,特别是关于专横摧毁李德宪制委员会的建议的“工作组”(“working party”)会议的秘密决议,以及他们完全了解他们的行动已经侵犯国际法、契约和公约的基本条款,所有相关文件一定是清楚明白的。

《联邦宪法》第153条文是最可能引起争论的条款,这项条款是需要在国家领袖、人民大众以及立法议员之中进行仔细和理智讨论,寻求一个全盘的重新改造,以符合当今时代的需要,并改正过去的历史错误。兴权会一直认为,《联邦宪法》第153条文的部分是含糊不清的,当英国殖民主子起草此条文的第二节,没有同意给予非马来族群“合法权利“(“Legitimate Rights”),而是只给予”正当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s”)来代替。非马来族群理应获得符合基本人权的合法权利。英国殖民主子给予全体公民人人平等的保证的原来宪法最后化为乌有,而以众所周知的造成马来西亚种族歧视的条款来取代。

所谓马来人的特别地位(Special Position)在独立之前即已存在的说法是东姑阿斗拉曼和英国最高专员共谋把宪法条文删改得支离破碎的结果,因此而造成至今的马来西亚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状况。马来亚原住民(Orang Asli/Asal)被蓄意忽略,当权者在1957年的《联邦宪法》中,对原住民的存在和地位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确认。接着在1963年,当沙巴和砂拉越并入马来西亚,于是修改《联邦宪法》第153条文,但只包括沙巴和砂拉越的土著在内,而马来亚的原住民又一次被轻易地忽略了。

兴权会坚信,如果可以详细检查当时的“工作组”的会议记录,那么,由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损毁联邦宪法的大丑行的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由李德宪制委员会建议的宪法中关于平等权利的第8条款,经过彻底的修改,以适应宪法第153条文的种族性条款。被视为同等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被稀释或淡化,以致在马来西亚引起如此之多的种族歧视。同样地,给予马来亚各民族人民的同等的教育机会和同等的教育基金,也被东姑阿都拉曼和其英国主子联手剥夺了。

在宪法第12条文中的一个英文字母“S”的省略或遗漏(《人民之友》编者注:指宪法有关条款中原有的“Parents”,改为“Parent”),已引起了马来西亚法官在宗教自由的条款上做出毁灭性的解释或翻译。

我们的独立之父(Bapa Kemerdekaan)的最不幸的行动是他坚持删除宪法第4条文——“法治的强制执行” (“Enforcement of the Rule of Law”),这项条文是对在最高法院挑战由国会通过的法令所有不合宪法的条款的巨大补救措施。无论如何,在东姑阿都拉曼坚持下,这项条款已经完全删除,因此正式夺走了法院成为宪法维护者的权力。

兴权会认为,如果来自两个不同界线的政治人物,在民主和统一的精神下携手合作,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件好事——即修改我们的国家的最高法律,以照顾人民的各种需要,不分种族和宗教,以及解除所有差别待遇和模糊不清的条款,而以根据国际人权标准的健全的民主的条款来取代,那么,纪念人权日就会有更大的意义。

马来西亚兴权会主席
瓦达慕迪
2015年12月10日

Sunday, 13 December 2015

HINDRAF CALLS FOR REVIEW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ON ITS VAGUE AND “MYSTERIOUSLY REMOVED” PROVISIONS

HINDRAF CALLS FOR REVIEW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ON ITS VAGUE AND “MYSTERIOUSLY REMOVED” PROVISIONS

Source: Hindraf Website

Orang Asli denied a place in the Malaysian Constitution
“The Orang Asli/Asal were deliberately left out and not given any form of recogni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in 1957 and again in 1963 when Sabah and Sarawak was amalgamated into Malaysia. Article 153 was amended in 1963 to only include the Natives of Sabah and Sarawak but once again the Orang Asli/Asal was conveniently ignored.” ——P.Waytha Moorthy

P. Waytha Moorthy
Hindraf calls for the review of the Malaysian Constitution by lawmakers in marking the Human Rights Day, a day commemorated internationally to observe the adop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passed by the UN vide resolution 423 (V).

Whilst Malaysia is a member of UN since Merdeka and sat o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on 2 occasions, it has not ratified key Human rights covenants of the UN in particula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which was adopted by the UN on 16th December 1966.

HINDRAF is of the view after 58 years of Merdeka, it is time to revisit important provisions i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which over the passage of time is now obsolete and provisions which are ambiguous and has since created controversies when the Apex Court in Malaysia is unable to give a logical interpretation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our founding fathers.

HINDRAF asserts that the ambiguous Malayan Constitution approved by the UK House of Parliament was done deliberately to suit the manipulative interests of our founding father Tunku Abdul Rahman.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ought to declassify all documents running to the time before independence to enable Malaysian citizens to comprehend what went wrong in the formulation of our Constitution.

Should this be done, documents especially the secret minutes of meetings of the “working party” which mutilated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Reid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arbitrarily and with full knowledge that their action infringed fundamental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s, covenants and conventions would be plain and clear.

Article 153 remain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provision in the Constitution which need careful and intellectual discussions amongst stakeholders of the country, the rakyat and the lawmakers in looking for a holistic revamp to meet the need of current time and age whilst correcting past historical wrongs. HINDRAF has always maintained that parts of the Article 153 is vague when it was drafted by the Colonial masters wherein the second limb of Article 153 does not grant “legitimate rights” for the non- Malay population, instead it only granted “legitimate interests”.

The Non-Malay population deserves legitimate rights which should be in accord with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 Colonial Masters failed to grant the then Malaya a Constitution which provides guarantee of equality for all citizens, instead formulated a provision that it knew would cause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Malaysia.

What was meant to b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Malays that had existed immediately prior to Independence was mutilated by the conniving Tunku and the UK High commissioner that caus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segregation of the Malaysian Society entrenched till today.

The Orang Asli/Asal were deliberately left out and not given any form of recogni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in 1957 and again in 1963 when Sabah and Sarawak was amalgamated into Malaysia.

Article 153 was amended in 1963 to only include the Natives of Sabah and Sarawak but once again the Orang Asli/Asal was conveniently ignored. HINDRAF asserts that should the Minutes of the “Working Party” be scrutinized, the truth of the mega scandal of the mutila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led by Tunku would become apparent.

A provision for equality under Article 8 that was recommended by Reid commission was amended drastically to suit the racial provision of Article 153 hence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be treated as equal citizens were diluted which has caused so much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Malaysia.

Similarly fundamental right to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equal funding for education for all races in Malaya was again removed by the conniving Tunku and his British Master.

An omission of a “S” in Article 12 has caused devastating interpretation in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by the Malaysian judiciary. The most disastrous action by our Bapa Kemerdekaan was his insistence on the removal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Rule of Law” under Article 4 which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remedy to challenge all un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passed by Acts of Parliament at the Supreme Court.

However this provision was completely removed upon insistence by Tunku hence formally taking away the powers of the Courts to be the guardian of the Constitution.

HINDRAF is of the view commemorating Human Rights Day would be more meaningful if politicians from both political divide join hands in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oneness,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and do the right thing for once- make amendments to the highest law in the country to be inclusive of all the needs of its people irrespective of race and religion, and remove all provisions that discriminates and vague, and replace them with sound democratic provision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P. Waytha Moorthy
Chair
HINDRAF
10.12.2015

Saturday, 12 December 2015

美国在新加坡部署P-8巡逻机 可大范围监控南海和对付中国

美国在新加坡部署P-8巡逻机
可大范围监控南海和对付中国

作者 / 来源 : 邱越 / 人民网  (中国)

资料图:美海军P-8反潜侦察机

人民网 北京12月9日电 (邱越)据美国媒体7日报道,美国12月7日至14日在新加坡首次部署P-8A“海神”反潜巡逻机。军事专家尹卓在接受央视《今日亚洲》采访时表示,美国在新加坡部署P-8A可以大范围控制南海海域,并借机推销P-8A,拉拢南海周边国家与美联合对付中国。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当地时间7日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与到访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签署一份加强版的防务合作协议,将为美新两国提升防务合作提供新的框架。根据协议,美国决定首次在新加坡部署P-8A反潜巡逻机,部署时间为2015年12月7-14日。

美国国防部一匿名官员称,类似部署有望走向常态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8日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我们认为美方加强军事部署、推动地区军事化的行动,不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有关国家多做一些真正有利于加强地区国家间互信、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事情。

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也表示,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希望有关国家的双边防务合作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不是相反。

P-8A是美国海军现役最先进的反潜巡逻机,用于取代已经服役近十年的P-3C,与老旧机型相比,P-8A的飞行距离、速度、操控的舒适程度、以及反潜能力均有了大幅提高。值得注意的是,P-8A逐渐服役的过程与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几乎同步进行。

2013 年年底,6架P-8A飞抵位于日本冲绳的嘉手纳基地,日本由此成为P-8A巡逻机的首个海外部署地,此后的两年间,在轮换部署的名义下,P-8A频繁在西 太平洋的海域上空活动,期间美军甚至开发出了大轮换加小轮换的模式,也就是趁巡逻机部署日本期间还时不时南下,以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为据点,在南海上空 活动。而美新两国7日的决定意味着继日本冲绳和菲律宾外,美军的P-8A在西太平洋又多了一个部署地点。

美军濒海战斗舰部署新加坡后将成为快速封锁中国海上通道的“奇兵”

美国《防务新闻》的报道称,新加坡是美国可靠的盟友,一旦中美海军发生冲突,美军濒海战斗舰可以在第一时间封锁海上商业航道——马六甲海峡,扼住中国海上能源贸易的“咽喉”。
来源:新加坡:美国遏华急先锋(此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插)

美国早已计划在新加坡部署军事力量,且从未放弃这样的打算。”尹卓说,美国以反恐和稳定南海为由借口,已经在新加坡的樟宜基地部署了 濒海战斗舰。但想要大范围控制马六甲海峡,仅仅靠水面舰艇效率非常低,美国需要在新加坡部署P-8A巡逻机。同一部雷达,若部署在空中,其控制面积是部署在水面舰艇上的500倍以上。P-8A作为可大范围活动的空中平台,可引导濒海战斗舰对某一重点区域进行检查。美国在新加坡彰宜基地部署P-8A比在日本嘉手纳和菲律宾克拉克基地更为有利。

尹卓表示,美国把P-8A巡逻机部署在位于南海南部的新加坡,一方面可以大范围监控南海海域,实现每天扫海一次,监视该区域所有舰船的活动;另一方面P-8A可与部署在此的濒海战斗舰一起构成美国的战略触角,一旦该海域有突发情况,可以第一时间部署到位。 此外,美国还存着推销P-8A的意图,并借机拉拢南海周边国家联合对付中国,控制南海局势。

Wednesday, 9 December 2015

美国在新加坡部署P-8反潜侦察机 强化其制衡中国在南海活动的能力

美国在新加坡部署P-8反潜侦察机
强化其制衡中国在南海活动的能力

原标题:美缘何能在新加坡顺利部署P-8反潜侦察机

作者/来源:军威长风/战略网(中国)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与到访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签署一份加强版的防务合作协议(资料图)

新华网北京12月8日电美国媒体7日报道,美国12月7日至14日在新加坡首次部署P-8"海神"反潜侦察机。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当天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与到访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签署一份加强版的防务合作协议,将为美新两国提升防务合作提供新的框架。

P-8是美国波音公司设计生产的新一代海上巡逻机。该机主要用途为海上巡逻、侦察和反潜作战,内有5个弹仓外有6个武器挂载点,既可发射导弹,也可发射鱼雷。

在美国全球战略遭遇重大挑战之际,美国政府和国防部仍没放松亚太再平衡战略部署。加强韩国驻军和完善导弹部署计划,名为针对朝鲜实则冲中国而来;重申 《日美安保条约》对日提供先进军事装备,支持日本在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滋事生非;为菲律宾搅局中国南海撑腰壮胆,支持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机构; 现在又将其触角伸向其盟国新加坡,以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尽管五角大楼说,在新加坡部署P-8是根据美新两国分别在1990年和2005年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和战略框架协议所作出的安排。按照美新双方联合声明的说法,此举将推动与地区军队在双边和多边演习中的互通性,为灾难救援和海洋安全提供支持。但美联社分析说,美军将先进装备部署到新加坡,制衡"中国在南海活动"的意味明显。新加坡扼守着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水道——马六甲海峡,其地理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

美联社报道说,在亚太地区,美国此前已在日本和菲律宾使用当地机场,出动P-8进行侦察活动(资料图)

美联社报道说,在亚太地区,美国此前已在日本和菲律宾使用当地机场,出动P-8进行侦察活动。今年7月18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考特•斯威夫特在访问菲律宾期间登上P-8A"海神"反潜侦察机,亲自参加了在南海上空7个小时的所谓"例行"侦察行动。作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政策的一部分,美国近年已在新加坡部署两艘濒海战斗舰,预计明年部署第三艘。

综观美新两国关系的历史渊源就不难看出,美国利用新加坡在亚太地区所处重要战略位置,来对中国进行制衡是蓄谋已久的战略考量。从新加坡已故总统李光耀到继任总理吴作栋,再到现任总理李光耀之子李显龙,一直都在奉行着对美中两国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新加坡依靠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大的军事存在,来高枕无忧的发展自身国内经济并占领国际市场,尤其是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崛起,利用新加坡大量华人存在的优势密切与中国的经济来往,是新加坡历任总理始终不敢懈怠的追求。

尽管新加坡国内华裔占有人口的绝对优势,但三人都是华裔的新加坡政府总理,在与中国发展全方位外交和经贸关系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拥有13亿人口中国的戒心。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任新加坡政府总理的李光耀,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拉近关系,主要看中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潜在的市场,既可将新加坡当时过剩的商品销往中国,又可将中国廉价的资源吸收到新加坡,来弥补新加坡国内资源的缺口。

大家可能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中新两国关系发展史上,不管是谁在新加坡政府总理任上,只要访问中国伴随的肯定有美国之行,来平衡新加坡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新加坡历任总理的不变法则。这就从一个层面证明,新加坡对中美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甚至可以说新加坡与其盟国美国的关系优先于与中国的关系。如果因为种种不可预测的原因发生地区动荡,新加坡会毫无疑问的站在其美国盟国一方,这是必须引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现实。

总之,正是因为美新两国这种特殊的盟友关系,才使美国可以在新加坡提升包括P-8反潜侦察机在内的军事部署。美国在新加坡完成P-8反潜侦察机军事部署后,可与充当反华急先锋角色的菲律宾驻美军事基地遥呼相应,在周边从军事上对中国形成战略威慑,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所在。美在新加坡部署P-8 反潜侦察机,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军事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引起中国政府和军方的高度重视。

Friday, 4 December 2015

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的兴起与沉寂 [ 附《人民之友》编辑部按语 ]

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的兴起与沉寂

作者 / 来源:于洪君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2015年第2期
cctb.net/llyj/lldt/zdyj/201510/t20151030_330644.htm


[《人民之友》编辑部按语]  对于曾经在“马来西亚计划”实施之前积极参与马来亚人民抗英反殖反“马来西亚计划”斗争以及在“马来西亚联邦”强硬实施之后的反霸权统治争取民主人权和民族平等权利斗争的人士来说,到目前为止,本文是一篇极为难得一见的由外国人所撰写的探索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的兴起和消亡的好文章。

本文作者于洪君(右下图)是刚在去年(2014)9月卸任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网络获得的资料显示,于洪君,汉族,生于1954年1月,吉林农安人,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兼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理事长。曾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处长、处长、研究室副主任(副局级)、主任(正局级)。曾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一秘,也在中央外办工作过。2005年9月至2010年12月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10年12月至2014年9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氏既有丰富的外交战线一级工作实践,也有长期的外交理论和学术研究经验。

作者依据近年来国内外披露的新材料、原马共领导人的回忆录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撰写此文,让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共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早年参与抗日战争、战后和平发展之路、重新开展武装斗争、与中苏等国共产党的党际联系、党内的矛盾与纷争、最终选择和谈并放弃武装斗争的原委和脉络。

本文由以下章节组成:
(一)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二)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作出重大贡献
(三)艰难的和平发展之路与复杂的党内斗争
(四)马共的国际联系与艰辛的和谈尝试
(五)在国际共运大分裂背景下重开武装斗争
(六)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导致分裂和衰败
(七)马共放弃武装斗争同时终止了革命运动
(八)“一心为人民,功绩留青史”

马来亚共产党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之一,他们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前后持续40余年,在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走向衰落和沉寂。在签署了合艾协议之后,马来亚共产党已经名存实亡了。对于合艾协议的签署,尽管陈平宣称这是马共获得的“光荣的和解”,但从马共放弃武装斗争同时终止了革命运动的全部实践看来,实际上就是“体面的投降”,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无疑就是“成功的招安”。从种种情况看来,马来西亚的民主党团和民主人士是很难指望马共领导人对他们所领导的斗争实践进行严肃认真的反思和做出具有启示意义的总结的了。

难怪作者在文末这么写道: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曾经轰轰烈烈,如今已成历史,成了鲜为人知的悲情故事。何以至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解读。因此,要想对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的兴衰以至灭亡过程进行全面正确的反思和总结,只好指望马来亚共产党以外和马来西亚国外的有识之士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来进行了。本文作者撰写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和榜样。

以下是于洪君大作的全文内容——


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经波澜壮阔,与之相应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亚共产党在内,各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及武装斗争一度声势浩大,在本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强烈震撼和影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曾对该地区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表示了巨大同情和支持。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除越南、老挝两国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没有进一步发展壮大,他们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80年代后全面受挫,此起彼伏的武装斗争烽火先后熄寂。本文根据国内外近年披露的新材料,对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进行全程扫描,以飨研究之需,并求教于同仁。

一、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马来西亚原称马来亚参阅文末《人民之友》编辑部【注I】,是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共同组成的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多元社会,历史上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族群关系与政治生态相当复杂。20世纪20年代,在马林等一批共产国际活动家的大力推动下,共产主义思想传人此地,一批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觉悟工人开始在马来亚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1930年4月30日,马来亚共产党在森美兰州瓜拉比拉村正式成立。[2]共产国际代表、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志明,在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会议上发挥了核心作用。胡志明当时称阮爱国,他受共产国际委托,于当年2月先在中国九龙统一了越南境内各派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了越南共产党,而后一鼓作气,来到马来亚主持成立了马来亚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早期党员,在马来亚共产党的筹建及其早期活动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1927-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一些中共党员为躲避国民党追捕,来到新加坡和大马半岛,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中共南洋临时党支部,后改为中共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了更紧密地联系当地民众,动员民众参加革命,中共南洋临时工委后来改组为南洋共产党临时委员会。马共第一任总书记黎光远、组织部长吴清和宣传部长傅大庆都是华人。黎光远担任马共总书记仅两周即被逮捕,坐牢两年后被驱逐到中国,遭国民党政府杀害。黎光远和吴清是否有中国共产党和南洋共产党的背景尚不清楚,但傅大庆曾是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领导人,这一点确切无疑。[3]

马来亚共产党是按照共产国际统一部署,根据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决定而成立的。[4]同各国共产党一样,马共成立之初也属于共产国际的成员党,其基本纲领是反帝反封建,把英帝国主义驱逐出马来亚,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5]

马共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由于新加坡产业工人较多,工人运动当时比马来半岛其他地区更为活跃,马共最初的活动多以新加坡为中心。但因政治上不够成熟,指导思想有误,缺乏经验和高水平的干部,马共也曾犯过盲动主义和左倾幼稚病等错误。1935年马共匆忙组织的工农武装起义遭到失败,使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打击。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警察当局对马共成立及其活动十分敏感,成立专门机构予以打击。据统计,1931-1935年间新加坡警方共对马共采取 432次行动,拘捕226名马共嫌疑人。因其中多为中国籍,所以多数被驱逐到中国。6名被捕的马共领导人中有5人被遣往中国,因为他们都是华人。

1937年,马共以统一战线方式,利用合法渠道开展群众运动,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影响逐渐扩大,党在组织上亦有所发展。马共领导人也如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第一任总书记黎光远被捕后,林庆充于1930年接任,但一年后辞职。1931年6月继任总书记的符鸿纪,未能获得党内信任,1932年 9月被开除出党(此人当年曾被派往中国上海重建马共与中共的联系)。此后,何文汉、欧德修、李启新、陈良、蔡白云、杨少民等人相继担任过马共总书记。 1939年4月,自称共产国际代表的莱特,成了马共的最高领导人。莱特1900年出生于越南,曾经使用过张红、黄金玉、黄绍东等化名。1934年,此人在新加坡进入马共党组织,1935年成为中央委员,1936年成为总书记蔡白云的副手,1939年成为总书记。据马共后来考证,莱特早年曾留学苏联,而后到了中国,成为中共上海党组织成员,会讲汉语和广东话。20年代,他随胡志明回到印度支那,在西贡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成为西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

二、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作出重大贡献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影响,马共也认为已经开始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事情,继续坚持抗英斗争。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日本侵略马来半岛的威胁日益临近。此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战争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共也迅速改变了对待英国殖民当局的态度,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了由马共招募人员、交给英军训练、归属英军马来亚司令部指挥、共同对日作战等建议,但遭到英国殖民当局拒绝。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大举进攻泰国和马来亚,英军受到重创。为联合各种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人的进犯,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转而寻求与马共合作,双方9日签署《芽茏协议》。此后,马共开始招募志愿人员,接受英军训练,然后组织这些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英国人感到“与共产党人能够和睦相处”,遂派秘密特工到马共游击队开展工作。原来被捕的马共党员也因此获释,投身到抗日游击战中。1942年1月10日,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部队正式成立。而后,又陆续成立了第二独立部队、霹雳州人民抗日军等。这一时期,马共制定了以驱逐日本法西斯、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 《九大纲领》。

如同马共主要由华人党员组成一样,马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也以华人为主。基于这一情况,同时也为便于指挥,霹雳州人民抗日军按汉语方言分设为四个组。一组以客家人为主,一组以潮州人为主,一组以海南人为主,一组以广西人为主。从这一情况看,说马共“领导马来亚各族人民建立人民抗日军”[6],不如说马共主要领导华人建立了抗日军。

日本攻占新加坡后,英军宣告投降。马共开始遭受日本人的残酷镇压,领导层受到了严重破坏,包括党内二号人物黄诚在内,许多领导人被捕牺牲。 1942年9月1日,马共根据总书记莱特的命令,召集各地党组织和部队领导人到雪兰莪州黑风洞地区开会,结果遭到日军围歼。党的领导机构和骨干力量遭受的损失更加惨重。不久后准备在霹雳州召开的旨在重建领导层的金宝会议,也因日军突袭而未能举行。

事后查明,1942年向日本人提供黑风洞会议消息,致使马共领导层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恰恰是“因汽车抛锚错过时间而死里逃生”的总书记莱特。当 年3月26日,莱特在新加坡被日本宪兵秘密捕获。莱特为保全性命,向日本人提供了马共领导人名单,并与日本人达成了秘密合作协议。日本人根据他所提供的情报,成功地突袭了马共黑风洞会议。后来,也是因莱特出卖,马共另一领导人蔡克明在新加坡被捕牺牲。对于这些事情,马共当时一无所知,党的领导层实际上只剩莱特一人。

当时,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着多种形式的接触和联系。马共与泰国共产党的关系尤为密切。泰共总书记名叫李启新,化名老黑,出生于中国海南岛,年轻时移居新加坡,在那里加入马共,担任过莱特助手和共青团领导人。1932年,李启新被新加坡警方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在香港,他找到党组织,随后被派到曼谷,成为泰国共产党领导人。1944年,马共与泰共在两国交界处联合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马共与印尼共的联系也相当密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尼共产党比较活跃时,马共曾在印尼开设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办事处。

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3年零8个月),马共抗日武装战绩卓著,毙伤日军总共5,500余人。虽然马共武装自身损失也相当大,伤亡人数超过4,000多,[7]但总体上还是在发展壮大,成为马来半岛最有组织性和最有战斗力的劲旅,解放并有效控制了超过一半的国土。至战争结束时,马共准备复员的多达6,300人,规模相当可观。[8]当时,英国人对马共在抗日斗争中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认可,马共总书记陈平曾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但他没有去英国领取。党的另一重要人物陈田,应邀去英国参加了盟军胜利游行。

三、艰难的和平发展之路与复杂的党内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马来半岛、新加坡和整个东南亚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总书记仍为莱特。面对新的情况和更加复杂的新任务,莱特为马共制定了《八大主张》的新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拥护中苏美英民主国家联盟”,“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全马各民族各抗日党派所普选的民意机关”。马共当时制定这样一份文件,显然是受到欧洲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交枪入阁”事件的影响,实际上是要放下武器、解散军队,结束武装斗争、同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者全面合作、走和平斗争即所谓政治发展之路。当年11月发表的马共中央《关于当前形势的宣言》 [9] ,集中地表达了马共的上述立场。

当时马来半岛的形势非常复杂。战争结束之初,原来驻守马来半岛的部分日本军人不想成为“白人”即英军的俘虏。他们抢在英国人尚未前来受降之际, 通过各种渠道与马共接触,试图与马共武装联合,建立抵抗英军的日本—马共联合作战部队。当时,无论在马共党内还是在马共武装力量中,为反击英国殖民者不惜继续战斗的氛围比较强烈,在此思想支配下,马共个别地方组织和部队领导人未同中央商议,竟与部分日本军人达成了开展抗英合作的初步协议。

马共面临着与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者合作还是与昔日的敌人日本人合作的两难选择。经过反复权衡,马共最终接受了总书记莱特的主张,因为“他曾是共产国际的人”,虽然共产国际1943年即已解散,但他身上的光环尚未退去。不过,即使决定与英国新殖民当局开展合作,马共也还是“留了一手”。他们秘密地隐藏了几千件武器,同时将几千名准备日后开展游击战的武装人员悄悄隐居到农村老百姓中,其中包括大约400名不愿成为“白人”俘虏的日本军人。[10]

马共接受总书记莱特建议、放弃武装斗争并转向政治发展后,党内围绕着是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是否与日本军人合作、是否参加二战后马来亚和平进程的争论告一段落,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中央机构得以重建。脱党很久但仍然活着的一些资深中委如阿仲、雪兰莪州州委书记杨果、南柔佛州州委书记陈勇、霹雳州州委书记陈平等人,与莱特一道组成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除莱特具有越南血统外,其余四人均为华人。

转向和平发展道路后,马共人民抗日军的某些人员换上了英国殖民当局发放的三星军服,有些人被授予军衔和勋章,经常不断地受邀参加各种庆典活动。 莱特有了固定而体面的办公地点,还有三位马共领导人被聘参加了英国军政权的顾问委员会。但是,英国殖民当局战前颁发的用来对付共产党的《社团法令》和《驱逐法令》没有废除。当局是否会利用这些法令来对付昔日的盟友,没有明确态度。马共自走出丛林成为合法政治力量那一刻起,就笼罩在前景迷离、命运不测的巨大阴影之中。

英国殖民当局根本就不愿在新形势下与马共合作,更不想与马共共享抗日战争成果,一开始就对马共保持高压态势。马共党内主张开展抗英斗争的力量,利用战后初期经济困难、社会混乱、腐败横行的复杂局面,经常发动民众,组织示威游行,开展罢工斗争,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马共干部中陆续有人被捕,或遭驱逐。由于历史积怨过多、当局挑拨离间、华人土匪滋事等多重因素,马共与原住民马来人及其社团的关系也倍显紧张,摩擦和纠纷时隐时现。

面对重大历史考验,马共党内矛盾再度显现。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英国殖民当局的关系,是否执行莱特提出的“马来亚民主统一阵线”政策,是否支持马来人建立的马来国民党和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内分歧严重。1946年初,党的领导机构得到加强,中央委员会增加到12人。前不久产生的5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成了常委会,而后改为政治局,其他中央委员组成组织局。当年1月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题为《新任务新纲领》的重要文件。这期间,莱特伪装共产国际代表一事被揭露,党内对其身世之谜愈发怀疑。莱特的领导地位、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严重削弱,随后神秘失踪。1946年,马共开除了被怀疑为英国和日本特工,战后又为英国人服务的莱特,1947年5月在泰国将其秘密处死。

1947年3月,年仅23岁的陈平(原名王文华)被推举为马共总书记。陈平后来回忆说,当年莱特倡议的“政治路线,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依靠这条路线,“马共控制了全马及新加坡的劳工组织”,马共的“政治影响力及追随者从未那么强大过”。因此,莱特被除掉后,以陈平为首的马共新领导层决定继续执行已经在执行中的政治路线。争取党的合法地位,影响正在进行的马来亚联邦制宪工作,成了当时马共的主要斗争任务。

四、马共的国际联系与艰辛的和谈尝试

1947年夏,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英国殖民当局加大了打压马共等进步力量的力度,马来亚的政治空气更趋紧张。面对这种情况,马共于1948 年2月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年5月通过了准备武装斗争的决议。当年6月,英国当局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开始全面镇压马来亚共产党、前抗日人员和其他进步人士。陈平成了大英帝国的首号通缉犯。1949年2月1日,马共武装力量改组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其中的第十支队,全部由马来族出身的人组成。马共中央和军总司令部就此发表了《民族解放军建立宣言》。1951年10月,马共武装竟然神奇地击毙了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葛尼。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加之战争指导思想存在问题,马共在武装斗争中不可避免地遭受了重大损失。党的队伍,包括最高领导层,因战斗减员、屡出叛徒而不断分化重组。这期间,当局竭力把马共的武装斗争描绘为苏联策划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但据陈平回忆,虽然他作为党的领袖产生过要与苏共建立联系的念头,但“无论是紧急状态之前或紧急状态期间”,马共“从未与苏联有任何联系”。马共不曾向苏联求援,也没有任何苏联人或莫斯科情报员与他或马共接触。

马共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联系。陈平领导马共后,曾于1947年前往香港,与中共驻港干部进行了接触。但据陈平后来透露,直到1949年年中,马共与中共的联系只是间歇性的,而且对马共并无重大意义。后来考虑到中国革命将很快在全国胜利,马共才认为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势在必行。1948年底,马共“驻中国的第一任代表”阿海来到中国。后来,马共又陆续派到中国很多人,有的人在中国娶妻荫子,生活了二三十年。如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1]

马来亚共产党不仅与中国保持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与苏联也有一定的接触和联系,马共驻中国的代表多次赴苏联参加会议,与苏共中央国际部讨论有关马共的问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国际上对马共与中苏两国的关系问题猜测频多。为说明马共领导的革命不是外部干预和支持的结果,而是马来亚社会内在因素所使然,陈平后来在回忆录中特别强调,马共当时“不曾接受来自中国或苏联共产党人的任何直接援助,不论是财务上的还是其他形式的”。

1954年,来自大英帝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曾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战略策略问题。当时,亚太地区形势又发生很大变化。继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的希望日渐增大。面对这种情况,马共驻英国代表林丰美宣布,马共愿在终止紧急状态的条件下结束武装斗争,以和平方式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林丰美宣读的这份文件,实际上是由马共驻中国代表小章(即凌章云)在苏联起草的,文件中“接受了不少来自北京和莫斯科的意见”。这件事说明,马共在政治上受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马共代表在伦敦宣布将有重大政策调整,在马来亚内外产生极大影响。陈平等人得知这一情况时,关于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已经签字,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在万隆会议上通过,以东姑为首的马来人政治集团联合马华公会,在角逐马来亚未来的斗争中占了上风,英国人把统治权交给马来人已无悬念。[12]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短期内绝无胜利可能,而东姑集团明确承诺大选获胜后实行大赦。考虑到这些复杂因素,陈平等留在国内的马共领导人经过长时间讨论,决定接受上述文件阐明的新立场,转向和平谈判,争取获得合法地位后,以制宪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1955年5月,马共以吴兴名义向吉隆坡当局递交了由陈平起草的希望举行和平谈判的声明。但英国殖民当局认为马共败局已定,坚持要马共投降,然后再谈大赦,实际上拒绝了和谈。当年7月,东姑领导的联盟在大选中获胜。东姑表示愿意会见陈平,英国人的立场亦开始松动,局势逐渐向有利于和谈的方向发展。当年10月,马共代表陈田与政府代表朱运兴进行了三轮预谈。双方商定,12月下旬陈平与东姑在华玲举行正式会谈。[13]

华玲会谈前约一个月,马共驻中国的代表回到国内,转达中苏两党关于马共问题的联合意见。由于事关重大,这份联合意见书是记在脑子里,以口头转述方式传达的。其主要内容:一是马来亚同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共同边界;二是马共的斗争未能形成跨种族的广泛统一阵线;三是马共与敌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太大,因而不可能有任何希望;四是建议马共结束武装斗争,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14]

在华玲会谈中,政府方面的代表是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东姑、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还有马华公会总会长陈祯禄。马共方面除陈平、陈田外,还有游击队领导人拉昔·迈丁。[15]当时,陈平等人要求当局允许马共作为合法政党回归社会,或者允许马共解散后另建一个新党,原马共人员自由参加新党或其他政党,但当局坚持要马共无条件投降,要求放下武器人员在集中营接受忠诚审查,不愿效忠马来亚的人将被遣送到中国或印度。马共无法接受如此屈辱并伴有政治迫害风险的方案,再加上英国人特别反对重金通缉的“恐怖分子”陈平回归政治生活,千方百计从中作梗,华玲会谈最终以失败告终。陈平当时表示,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五、在国际共运大分裂背景下重开武装斗争

华玲会谈失败后,马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1956年,他在北京接见马共领导人,赞扬陈平等人是英雄,并表示,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16]但是,毕竟力量对比悬殊,斗争条件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此时马共并未完全放弃通过和谈寻找出路的想法。1956年2月,在丛林中苦战的陈平致信东姑,试图与当局重启会谈,遭到拒绝。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在英联邦内正式独立,马共通过中国新华社发表声明,再次向东姑政府示好。它在宣言中表示,马共对马来亚独立的贡献是巨大的,但马来亚离完全独立还很远,为了实现真正的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应该马上停战,马共准备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17]此后,马共又多次发声,表示愿与政府会谈。1958年6月,马共在民族解放战争十周年时发表宣言,建议政府开全国协商大会。

马共一次次发出和平建议,当局不仅断然拒绝,同时还以代号为“老虎行动”的军事清剿作为答复。此时,马共武装的斗志和士气开始低落。坚持抵抗者大量牺牲,不愿继续战斗的潜出国外,还有些人“集体投诚”。领导者叛变或遭暗杀等事件屡屡发生。到1958年底,马共主力部队人数已经少得可怜,游击队的骨干队员也不过350人。

在这种情况下,马共做出了秘密遣散武装人员、转移和保存党的领导干部、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等地转向地下斗争、伺机待起等决定。为执行这些决定,马共驻中国代表提议,由马共在泰国设立商业机构,用以筹措党的经费,并与外界保持联系。也是为了执行上述决定,阿海于1960年初秘密回国,代替陈平领导马共在国内的斗争。陈平因参与华玲谈判时身份暴露,当年12月与陈田等三人途经泰国、越南秘密前往中国。[18]

1961年4-5月间,陈平等人逗留河内期间,与胡志明、黎笋、黎德寿等越南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越方建议马共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因为中国领导人曾当面告诉他们,革命很快会席卷东南亚诸国,马来亚等国政权都会垮台。[19]越方同时还表示,愿为马共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包括培训干部。陈平等人解释了马共关于暂停武装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新策略。马共当时不想改变刚刚形成的新策略,因为它得来不易。陈平后来说:“我们经历了几个月思想上的争论,才敲定结论,认为我党生存的仅存希望就是回到政治斗争。”

1961年6月,陈平、陈田等人抵达北京。[20]7月,即同已在中国的马共主席穆沙•阿默德[21]以 及小章等人一起,与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举行会谈。陈平回忆说,邓小平当时也表示,东南亚要经历剧变。他劝马共不要放弃武装斗争,而是要善用这个即将席卷东南亚的时机。陈平表示愿向马共中委汇报此事,邓小平承诺中方将会提供相关支持。鉴于这一情况,陈平、穆沙•阿默德等人与远在国内的阿海等人交换意见,最后决定放弃“新方针”,重振武装斗争的旗帜。

1961年中,马共开始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秘密募召志愿人员,沉寂了近两年的游击战重新打响。这时,马共总书记仍为陈平,但在国内实际领导马共的是阿海。陈平在北京主要负责马共的国际交往。当年11月,他赴莫斯科参加了8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马共其他人也曾出访过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那时,中苏两党分歧已经显现,马共最初保持中立,以便争取两党对马共同等支持。但在思想理论和感情方面,马共更倾向于中国共产党。1963年,小章回国替换阿海。因交通困难,小章1964到达马共总部,阿海1965年才到北京。

六、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导致分裂和衰败

1963年9月,马来西亚联邦成立。该联邦刚一问世即危机四伏,吉隆坡的联邦政府与新加坡方面的政治恩怨导致社会上各种关系,包括华人与马来人的关系全面紧张。早就把酝酿中的马来西亚视为安全威胁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宣布,印尼要在1965年1月1日太阳升起之前粉碎马来西亚。面对内忧外患,吉隆坡当局对马共的注意力有所下降,马共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喘息和发展机遇。为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1964年8月末,陈平访问越南,与越方就支持马共武装斗争等事交换意见。越方承诺全力支持马共的武装斗争,并表示愿在北越为马共建立秘密广播电台,条件是马共自己提供播音员,由中方提供广播器材。这项计划因中方另有考虑,不予支持而未能实现。

那时,中国处于文革前夜,内外政策偏左。1965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外国友人,包括陈平,听取他们对反修斗争的意见。当年9月,林彪发表长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强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之路,对世界各国都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些新情况对长期信任中国革命经验、依赖中国支持的东南亚各国党产生了深远影响。[22]已经开始武装斗争并且势头不错的马共,受到的影响尤为巨大。

当时,中国有关方面的确考虑过如何帮助马共的问题。自1967年1月起,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康生与陈平等人多次举行会谈。毛泽东本人也在康生陪同下,会见过陈平等人,听取情况汇报。在会谈会见中,中方拒绝了马共关于征召流亡到中国的原马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回国参战的请求,也拒绝了让这类原马共党员自动转为中共党员的意愿,马共对此有些失望。对于马共提出的帮助建立广播电台、提供经费支持等事,中国领导人都作了积极表态。陈平在其晚年回忆录中有详细说明,其他一些文章也有相关介绍。

1968年,受多种因素影响,马共领导层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分裂,党主席穆沙•阿穆德被解除职务。[23]马共就此发表了《高举武装斗争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声明,强调马共坚持进行武装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发生种族冲突,许多华人青年对马来西亚当局感到愤怒和绝望,纷纷上山参加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到1969年时,游击队员已从1967年的300-500人增加到1600余人。这时,在中国、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支持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事业势如破竹,前景看好,马共领导人深受鼓舞,信心倍增。武装斗争虽然始终伴随着巨大牺牲,但总体上仍以如火如荼之势持续向前发展。

1969年11月,“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该电台最初使用中文普通话、马来文、淡米尔文,后增加了英文和一些华语方言。这段时间,由于马共主要领导人都在中国,电台也设在中国,马共政治上受中国“文革”的影响更加明显。1970年4月,为纪念建党40周年,马共发表声明,题为《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文中不仅强调,要取得马来亚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在思维方式、论述逻辑和语言风格方面,都与中国文章极其相似。

这时,中苏关系已全面恶化,国际共运已四分五裂,马共由最初的中立转向了支持中国。1965年1月底,马共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公开表示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1967年又发表了《苏修是马来亚人民的死敌》、《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等重要文章。1968年6月19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马共关于重新开始武装斗争的声明。次日,中共中央致电马共,对马共武装斗争2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1972年,马共新党章发表,内中载明,马共“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坚持“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24]那时,中方高度评价马共,认为“马共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25]

为了扑灭马共的武装斗争之火,马来西亚当局无所不用其极,除持续进行武力清剿外,还广泛使用离间计等特殊手段。在国内负责全党事务的马共北方局领导人缺乏经验,把握失度,滥杀无辜,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再加上国际共运分裂和中国“文革”等外部因素,1969-1970年间,马共不同地区组织之间发生冲突,酿成马共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幕。据统计,当时至少有200人被处决,数百人遭到清算。

残酷的内部清洗和营区间彼此开战,导致马共部队大幅度减员,战斗力急剧下降。1970年,革命派公开分裂。1974年,马列派另立山头。1983年,马共(革命派)与马共(马列派)合流,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为张忠民。[26]陈平、章凌云等所谓中央派,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他们控制下的马共,被称为“旧马共”。分裂与内讧的结果是衰败不可避免。马共各派武装力量总人数最少时已不足千人。

七、马共放弃武装斗争同时终止了革命运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随之出现重大调整。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在与中国建交前后,都提出了中共与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对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公开表示: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不会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内政,应由这些国家自己处理。1978年邓小平访问东南亚后,中方加速调整同相关国家共产党的关系。胡耀邦、李先念等领导人也多次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表示,各国革命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从1980年起,中国有关部门开始直接开展说服解释工作,包括马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最终接受了现实”,即中国不再支持东南亚各党的武装斗争。[27]1980年12月,邓小平亲自出面做陈平工作,要其关闭设在中国境内的广播电台,陈平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1981年6月30日,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按双方商定的计划,停止了在中国的播音。第二天,马共在马泰边境新设立的电台恢复播音,但取名为“民主之声”。此时,马共的武装斗争已完全失去外部支持,泰国当局对隐蔽在本国南部泰马交界地区的马共游击队,越来越不能容忍,对马共武装的军事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这时,马共武装斗争的势头明显滑落。“从1981年起一个武装人员都招不到。”[28]

1984年,马共内部正式开始研究停止武装斗争问题。1985年5月,马共地下电台播出《纪念建党55周年声明》,向马来西亚当局发出了准备放弃武装斗争、寻求和谈结束国内战争的信号。双方随即通过特定管道开始接触。[29]

1987年,张忠民领导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向泰国军方“投诚”,开了“回归社会”的先例。泰方以此为契机,要求马共其他部队按上述方式交出武器,遭到拒绝。1988年,泰方再次建议和谈,马来西亚当局也与马共进行了接触,但没有实质性进展。为了打破僵局,泰方建议陈平直接参与谈判,并表示愿意提供相关协助,马共反复研究后,接受了泰国的建议和安排。1988年9月,陈平与章凌云在澳门见面。两人分析了马共面临的内外环境,决定在泰方参与和调停下,正式与马来西亚政府展开谈判。

自1989年2月起,三方在泰国普吉岛进行了五轮谈判。1989年11月3日,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时,陈平抵达普吉岛。[30]会谈中,马来西亚政府最终同意马共的“三个坚持”,即不在文件中使用“投降”字样,不说马共“回归社会”,不要求马共“交出武器”。马共放弃共产党“合法化”要求,同意协议签署后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代表见证下“自行销毁武器”。[31]12月2日,三方代表在泰国边境小镇合艾正式签署和平文件。在合艾协议中,马来西亚政府“不否认马共在加快独立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对马共自1930年以来所做的贡献表示“了解与感谢”。

马共停止武装斗争,同意回归社会,是轰动东南亚和世界的一件大事。来自世界各地的约200名记者进行了现场采访和报道。文件签字后,陈平对记者宣布这是“光荣的和解”,称三方签署协议“符合我们党争取实现和平的政策,符合当前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的潮流,同时也符合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人民的利益”。“作为马来西亚公民,我们保证效忠最高元首陛下,效忠祖国。”[32]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有意回避了马共未来出路问题,同时特别强调,虽然马共部队已经解散,但他本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33]

八、“一心为人民,功绩留青史”

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持续41年,终告结束。拥有59年革命历史的马共,随即解散。马来西亚政府承诺对既往发生的事情不予追究,允许马共解散后成立其他形式的政党。原马共人员根据协议,按规定时间,在马泰两国有关方面监督下销毁了1,188件武器。被遣散的马共武装人员当时共1,188名,其中泰国人670人、大马人492人、新加坡人21人,还有1名印度尼西亚人。这些人六个月内分三批离开了营地,同时销毁了留下的军事工事。

按照三方协议,被遣散的原马共人员在三年内分两次领取到了政府津贴8,000元马币。境外返回人员在三年内每月领取到政府津贴800元马币。这些人在泰国境内办理手续并领取身份证后,回到马来西亚,接受政府安置,开始了新的生活。[34]愿意留在泰国的游击队员,泰方同意每人在泰国南部获得2.4公顷土地用以谋生;另外分得一块建房用地,每人每月获得22美元生活津贴,为期三年。这些人共同组成了四个“和平村”。

那些身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马共党员,各谋生路。自1961年起一直生活在中国的陈平,[35]1994年前往泰国,成为拥有永久居留权的“无国籍者”。2004年,陈平获得新加坡准许,到新加坡进行学术访问。在此前后,陈平多次申请返回马来西亚,遭到拒绝。

2009年12月,前马共人员在合艾市举行纪念和平协议签字20周年庆祝活动,陈平以及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代表应邀到会。大会主席台背景版用泰、马、中、英四种文字印制,“一心为人民、功绩留青史”的大字标语撼人肺腑。会议开始时,与会者为双方在武装冲突中牺牲的人员低头默哀。陈平在发言时,再次提议为冲突中无辜死去的人们默哀,以表达他个人对过去领导武装斗争的歉意和忏悔之情。与会者高度评价20年前实现的体面和平,对正在展开的和平生活充满信心和期待。

2013年9月16日,陈平在新加坡去世参阅文末《人民之友》编辑部【注II】。马来西亚各界对陈平褒贬不一。华人社团大多对陈平的经历表示理解和同情。反对党人民联盟批评政府未能遵守和平协议,主张允许将陈平遗体运回国内安葬。当局坚持认为陈平为恐怖分子,声言当年的武装斗争不可原谅,并以陈平已放弃马来西亚国籍为由,禁止将其遗体或骨灰运回马来西亚安葬。

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曾经轰轰烈烈,如今已成历史,成了鲜为人知的悲情故事。何以至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解读。2000年12月,笔者在加德满都遇见一位马来西亚华人朋友,与他探讨此事。他说,按照列宁主义理论,革命只能在危机成熟时爆发,而马来西亚从未形成这样的危机,因此,革命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当年的马共脱离了实际。另一方面,马共自始至终都是华人政党,它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清一色为华人,党的事业没有得到其他民族的认同和支持,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和牺牲全部由华人承担,代价太大且无法补偿。他的说法不无道理,但也并不尽然,因为无论在马共党内还是在军队中,马来族干部和战士还是有的。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为马共事业而抗争、并且参加了合艾谈判的拉普•迈丁,就是其中的出色代表。当然,同华人相比,其他民族和种族出身的人的确太少了。

谈到马共失败的原因,陈平也曾说过,无法争取到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支持是最主要的因素。[36]此外,他还说过,“取得胜利要有国际条件、国际支援”,否则是不行的。[37]由于国际形势,特别是东南亚形势的变化出乎意料,我们几乎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显然,在他看来,失去外部支持是马共武装斗争走向失败、革命事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一位名叫张佐的老游击队领导人回归和平生活后也曾感慨万端地说过:“论到对祖国和人民的事业,我自问无愧”,“我不是一只知倦的归鸟,只因气候转变了,我不应,也不能继续朝着原有的方向飞去!”[38]

《人民之友》编辑部注:

【注I】 “马来西亚原称马来亚”——这样的说法是有欠妥当的。“马来西亚”(Malaysia)和“马来亚”(Malaya)是具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而不是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新旧阶段的两个称呼。这是基于以下的历史事实:

1、 在英国殖民统治马来亚和北婆三邦(即砂拉越、沙巴和文莱)时期,马来亚是指马来亚联邦。马来亚联邦包括马来半岛的9个州即玻璃市州、吉打州、霹雳州、吉兰丹州、丁加奴州、彭亨州、雪兰莪州、森美兰州、柔佛州和槟榔屿、马六甲两个殖民地,而新加坡为皇家直辖殖民地(也就是说,当时所称的“马来亚”是包括新加坡的)。

2、 英国殖民统治者实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激起了马来亚各族(主要是华族)人民的强烈的反抗和斗争。英国殖民统治者终于跟当时的3个保守党派[即由全国巫人统一机构(简称巫统)、马来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与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简称国大党)领袖所组成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达致宪法制度的协议,让马来亚(即上述半岛9州和槟、甲两个殖民地)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并规定马来亚则在独立之后,同英国签订“英马防卫援助协定”。新加坡则到1959年6月3日才宣布“实行内部自治”,成为大英联邦内的一个“自治邦”——实际上新加坡的自治是非常有限的。

3、 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联邦”,原来的“马来西亚联邦”计划是包括马来亚即以上所述的马来亚联合邦(半岛9州和槟甲两地)和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的砂拉越、沙巴、文莱以及当时已经成为“自治邦”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联邦在1963年9月16日宣布成立之时,文莱没有加入,而新加坡是在1965年8月9日被踢出马来西亚联邦而被迫宣布“独立”。因此,现在的马来西亚联邦就是在马来半岛由苏丹统治的9个州,加上槟城州和马六甲州,再加上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的砂拉越州和沙巴州(共13州)组成的联邦。


【注II】 根据国内外媒体报道,陈平是在2013年9月16日6时20分在曼谷一所医院逝世。


原文注释:

[1]  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思想通过中国、印尼和荷兰的共产党人,经过新加坡传入马来亚。当时起了重要作用的是荷兰人马林。马林不仅在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直接参与建立了印尼共产党,并利用他与苏加诺的特殊关系,一度促成印尼国民党与印尼共产党的合作。

[2]  实际上,马共并没有记清建党会议召开的确切日期,只是事后多年,根据胡志明关于会场外街道上挂满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红布条等细节进行回忆,推算出该党成立日期应为4月30日。

[3][7][15][28][29][31][32][33][37][38] 参见刘鉴铨《青山不老——马共的历程》[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第93页,第49页,第68页,第64页,第12页,第130页,第128页,第67页,第178页。

[4]  共产国际当时在马来亚的活跃分子据说有丹马六甲、阿里明等人。

[5]  参见《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页。

[6][24][25]  参见《各国概况(1979)》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8]  有资料说,1945年日本投降时,马共党员发展到8,000多人,武装部队万余人,民兵数万人。但马共领导人陈平在其回忆录中披露的数字没有那么多。

[9][17]  参见[日]原木二夫文《马来亚共产党与中国》,载于《南洋资料译丛》2001年第4期。

[10]  这部分日本军人被分散隐藏到偏远的华人居住区,后来遇到麻烦。当游击生活极为艰苦、马共部队无法养活这些因语言障碍而不能出去自谋生路的日本军人时,有些领导人竟将他们秘密处决,因而造成很坏的影响。也有些日本军人死于战场或被俘遇害。只有极个别的几个人活到20世纪80年代。马共放下武器后,他们返回日本,安度晚年。

[11]  沈志华《解开东方情报局的历史之谜》,参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36页。

[12]  东姑当时为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全名为东姑·阿都·拉赫曼。

[13]  华玲是紧邻泰国的边境小镇,靠近马共根据地。

[14]  因担心口头复述文件出错,陈平后来要求远在北京的马共代表传回原文,但被告知,该文件已经失效。六年后,当陈平拿到上述文件的文本时,始知这份文件用俄文写成,系马共驻中国代表与苏共重要理论家苏斯洛夫共同起草的。马共驻中国代表后来拒绝提供原件,原因在于中苏两党分歧此时已经加剧,双方对马共问题的立场出现重大差异。

[16][19]  金津《马共的革命与终结》,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

[18]  陈平是根据马共1960年的决定前来中国的。在中国居住了28年。他的妻子李坤华曾在马共中央机关工作,1956年后亦旅居中国。

[20]  陈平作为马共最高领导人此后一直在中国。其他主要干部也大多长期在中国居留。

[21]  此人后来脱离了马共,向当局投诚。1981年1月,马共中央曾发表《关于穆沙·阿默德叛党反革命事件的公告》。

[22][27]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政策及其调整,可参见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第132-134页。

[23]  穆沙·阿默德等人1968年向马共国外代表团提交意见书,而后又广泛散发署名文章《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马来亚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公开暴露党内分歧,受到党内解职处分。1981年1月,穆沙等人在马来西亚官方电视台发表投降自白书,正式脱离马共。

[26]  张忠民生于1928年,原名高怡健,又名高柴荆,马列派领导人,2003年病逝。

[30]  这是陈平自华玲会谈后,时隔30余年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34]  马共在持续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到底牺牲多少人,各方说法不一。陈平在其回忆录中说:“官方的数字显示,我方共有六千名军人被杀。我可以准确地说是四至五千人之间。”参见陈平《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年版第9页。

[35]  陈平在中国生活了28年,但离开中国的确切时间不清。

[36]  关于马共是华侨党、马共武装斗争没有得到其他种族支持的说法并不完全成立。马共党内一开始就有不少马来人。马来民族解放军的主要领导者就是马来人。最后一任马共主席阿卜杜·西迪也是马来人。

通告 Notification

人民之友 对我国下届大选意见书
(华 巫 英)3种语文已先后贴出

作为坚守“独立自主”和“与民同在”的立场的一个民间组织,人民之友在今年9月24日对即将来临的第14届全国大选投票,发表了一篇以华文书写的“意见书”,题为: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

这篇意见书的英文译稿(标题是: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已于10月22日张贴在本部落格。马来文译稿(标题是:Undilah "calon yang membantah pengislaman nega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Mencegah puak Mahathir kembali kepada kuasa!)也已接着在11月13日在此贴出。

此外,人民之友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微信、WhatsApp等方式,尽可能向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各宗教的团体和个人,传送我们的这份“意见书”供参考。我们欢迎跟我们对下届大选的立场和见解一致的团体和个人,将这份“意见书”传送到更多的人手中去!

我们希望,我们在意见书内所表达的对下届大选的立场和观点,能够准确而又广泛地传播到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中接受考验,并接受各党派在这次全国大选斗争和今后实践的检验。


Pandangan Sahabat Rakyat terhadap PRU akan datang telah diterbitkan dalam tiga bahasa (Melayu, Cina dan Inggeris)

Sebagai sebuah pertubuhan masyarakat yang berpendirian teguh tentang prinsip "bebas dan berautonomi" dan “sentiasa berdampingan dengan rakyat jelata”, Sahabat Rakyat telah menerbitkan kenyataan tentang pandangan kami terhadap Pilihan Raya Umum ke-14 yang bertajuk "Undilah calon yang menentang Pengislaman Nege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Jangan benarkan puak Mahathir kembali memerintah! " (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dalam Bahasa Cina pada 24hb September 2017.

Penterjemahan Bahasa Inggeris kenyataan tersebut yang bertajuk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telah diterbitkan dalam blog kita pada 22hb Oktober 2017 manakala penterjemahan Bahasa Melayu telah diterbitkan pada 13hb November 2017.

Selain daripada itu, Sahabat Rakyat juga akan menyebarkan kenyataan ini seluas mungkin kepada pertubuhan dan individu semua bangsa, strata, profesyen dan agama seluruh Negara melalui email, wechat, whatsApp dan pelbagai saluran lain. Kami amat mengalu-alukan pertubuhan dan individu yang berpendirian dan pandangan sama dengan kami untuk turut menyebarkan kenyataan ini kepada lebih ramai orang!

Kami berharap pendirian dan pandangan kami berkenaan pilihan raya kali ini yang dinyatakan dalam kenyataan tersebut dapat disebarkan dengan tepat dan meluas untuk diuji dalam kalangan rakyat semua bangsa semua strata sosial melalui penglibatan mereka dalam amalan pelbagai parti politik dalam pertempuran pilihan raya umum kali ini mahupun amalan masa depan.


The Chinese, English and Malay renditions of Sahabat Rakyat’s opinions about next election have been published consecutively

As an NGO which upholds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position and "always be with the people" principle, on 24 September 2017, Sahabat Rakyat had released a Chinese-written statement of views with regard to the voting in the upcoming 14th General Election, entitled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this statement entitled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and the Malay rendition entitled "Undilah "calon yang membantah pengislaman nega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Mencegah puak Mahathir kembali kepada kuasa!" had been released on 22 October and 13 November respectively.

Apart from that, Sahabat Rakyat will also make every effort to disseminate this statement as widely as possible to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of all ethnic groups, religions and all walks of lif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via email, WeChat, WhatsApp and other channels. We welcome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ith the same position and views to spread this statement to more people!

We hope that our position and views pertaining 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expressed in the statement will be accurately and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also examined by the popular masses of various ethnicity and social strata through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struggle of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carried out by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practices in all fields in future.

Malaysia Time (GM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