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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加影州议席补选诉求 / Tuntutan-tuntutan Pilihan Raya Kecil Kaj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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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风波•宪法权利•宗教自由”论坛 / Forum "Krisis perkataan Allah • Hak berperlembagaan • Kebebasan berag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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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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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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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 The New Phase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Malaysia / Fasa Baru Reformasi Demokratik d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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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为庆祝15周年(2001—2016)纪念,在2016年9月上旬发表了最近5年(2011—2016)工作报告(华、巫、英3种语文),并在9月25日在新山举办一场主题为“认清斗争敌友,埋葬巫统霸权”的论坛。

Wednesday, 25 November 2015

中国获准用马国军港 令南海局势重大转变

中国获准用马国军港
令南海局势重大转变

作者 / 来源:陈光文的军情观察 / 凤凰网

(插图说明与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对于中国在海外拥有军港,一直是很敏感的事,而最近这个敏感可是到家了。据参考消息网20日引述外媒的报道称,在一次悄无声息但无疑十分重大的事件中,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最近率团访问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海军达成协议,允许中国海军船只使用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哥打基纳巴卢港作为“中途停留的地点”,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国防关系”。另据美国之音网站19日报道,今年10月中国的岚桥集团以5.06亿澳元(3.6265亿美元)赢得达尔文港99年经营权。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19日表示,将北部港口达尔文港的经营权租给中国,不影响澳大利亚军方行动,也不影响进出该港的美国船只。又据《环球时报》12日报道称,巴基斯坦在当日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将瓜达尔港及其周边数百公顷的土地交给中国,以开发瓜达尔港自由贸易区。再据美国韦斯新闻网19日文章,非洲小国吉布提已下令美国撤出其在该国奥博克次级军事基地,并将基地移交中国,这在华盛顿引发重大关切。

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有据可查的新闻中,就有4起是关于中国使用外国港口的,其中3个明显是作为军用的,只有澳大利亚的那个是民用的,但该港口却有美军驻扎。而就这四个港口所在的地理位置来看,几乎全是在国际重要航线节点上,均有很重要的地位,难怪一些国家对此十分敏感。

上图为马来西亚的哥打基纳巴卢港(俗称亞庇港); 下图的红色标记即中国海军获准使用的哥打基纳巴卢港口所在地。

根据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11月18日報道稱,中国中央軍委委員、海軍司令員吳勝利日前應馬來西亞海軍司令阿齊茲、印度尼西亞海軍參謀長阿德•蘇潘迪和馬爾地夫國防軍司令艾哈邁德•什亞姆邀請, 率團訪問馬來西亞。訪問期間,吳勝利與馬來西亞海軍達成協議,馬方允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船隻使用馬來西亞沙巴州的哥打基纳巴卢港作為“中途停留的地點”,以加強兩國之間的國防關係。

马来西亚准中国海军使用哥打基纳巴卢港

首先来看看最新出现的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哥打基纳巴卢港,这是马来西亚最靠近南沙群岛的一个港口,虽然规模不很大,但是却能驻泊较大型的军舰,前不久中国海军郑和舰在出访活动中就访问过该港。从这里出发,到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几个岛礁的直线距离大概在400公里左右,要比西沙或者海南岛基地近的多。当然,从中马的协议来看,主要是供中国海军船只作为“中途停留的地点”使用,也就是用作补给维修之用,而不是作为中国海军南海巡逻的日常使用港。但这已足够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海警和海军舰船,坚持常年在南沙海域执行维权任务,根本没有合适的后勤支持地点,如果需要补给维修休整,除了返回西沙或者海南岛、湛江和广州的基地之外,根本没有其他选择。但最关键的是,要返回这些基地来回至少一个月时间,遇到出现紧急情况根本无法支援。而现在有了哥打基纳巴卢港,中国海军和海警的船舶只需要大半天时间,就能航渡到该港口,遇到紧急情况还可在同样时间内赶赴现场,实在是便捷的很。而最令其他国家感到担忧的是,该港口地处美国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和在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之间,还能扼守马六甲海峡的东口,显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而且,在日本获得使用越南金兰湾基地之后,其欲对中国海军在南海的活动构成牵制的战略,也因为中国获得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港的使用权而大打折扣。所以,中国获准使用哥打基纳巴卢港,将令美国如鲠在喉,也将逼迫其在南海的战略不得不做新的调整。

上图为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资料图);下图的红色标记即达尔文港所在地。


澳大利亚北领地区政府10月13日宣布,与中国岚桥集团达成价值5.06亿澳元(1澳元约合0.72美元)合作协议,将达尔文港土地、附属 EastArm码头设施(包括达尔文海事供应基地),以及FortHill码头赁予岚桥集团,租期99年。北领地政府将保留其它若干码头设施运营权,并履行监管职能。

———以上两张图片与说明来源: mil.news.sina.com.cn/2015-10-16/0921841322.html

澳大利亚让中资企业使用达尔文港

之后来看看澳大利亚的北部港口达尔文港,该港之前很有名,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此部署了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据称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正因为如此,美国感到不满,害怕中国利用该港来监视美军的行动,从而不同意澳大利亚将该港交给中国。可是,美国人时常带着有色眼镜看人,也许是把所有由中国人参加的活动都当成是对付美国的行为,所以,就十分武断认为这会给美军带来麻烦。其实,美国人也不好好看看,这个中资企业实际上是一家民企,顶多也就是使用该港来进行海运,根本与中国海军没半点关系。而且,澳大利亚方面还保留在战时可以收回使用权的权利,这有什么可怕的?不过,虽然是一次商业行为,但是可能会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会让美军不自在,或者不久就能促使其撤回这支部队;二是由此可让美澳产生隔阂,因为美国极力想把澳大利亚拉到美国干涉南海的行动中来,而澳大利亚允许中国使用其基地就是一个楔子。不管能否为中国海军使用,现在能被中资企业拿下,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瓜达尔港和奥博克港成为中国的战略据点

早就被大家所熟知的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建设中的中巴经济走廊计划和运作中的“一带一路”计划都离不开巴铁,而瓜达尔港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枢纽,其战略地位不但是军用,在经济、能源和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也相当关键。

(左下图红色标记即吉布提的所在地。吉布提与北京签有一项军事协议,允许中国海军使用吉布提港)
最后是吉布提的奥博克军事基地,这是中国寻觅了好久才最终得到的一个位置极佳的港口——扼守红海的出口,而实际也是卡住了苏伊士运河大动脉。该基地和北部的瓜达尔港一起,分别控制着两条能源大动脉,而这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十分重要。在中国扩大海外影响力的一系列努力中,中国在地处战略要冲“非洲之角”的东非小国吉布提建立“军事前哨站”这一动向格外引人注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一事态毫不意外地笼罩上滴水穿石的意味,也许预示着中国将“逐步从近海防御型转向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并重”。如果中国真正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这将是中国首次公开在印度洋建立正式据点,并以此获得进入东非的跳板。但更多分析认为, 中国更多在于行使自己的大国义务,如果在该区域没有一定的设施,支援参与反海盗行动的舰船将变得越发困难,而要长期坚持为国际提供公共产品,这一决定必不可少。

中马达致的港口使用协议将有重大作用

最后,必须再次提及中国和马来西亚达成的协议,这可能意味着南海局势要发生重大转变。马来西亚允许中国使用哥打基纳巴卢港, 这是一个重大信号:东盟主导国里面一个主要国家支持中国的南海政策!尽管西方国家很热心炒作中国与马来西亚在南海的“争端”,甚至把马来西亚对中国“强硬”描述的绘声绘色,但是一个使用哥打基纳巴卢港的协议把这一切击得粉碎。实际上,在东盟内部,马来西亚和泰国、柬埔寨、老挝、文莱甚至缅甸,都是中国的亲密朋友,本月初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正是得益于这些国家的支持,中国才成功粉碎了美日欲强行把南海问题加入会议声明的企图。现在,菲律宾APEC峰会刚结束,而李克强总理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之际,中国和马来西亚宣布这项合作,无疑是向各方郑重表明了马来西亚的态度:马来西亚不支持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美日菲等国期待的南海问题!而且,这很可能也是一次警告:连马来西亚这样同样与中国存在南海争议的国家都在尽力和中国保持合作,甚至是紧密的军事合作,像菲律宾和越南这样的国家,就不要再受域外国家挑拨继续闹腾了!

甚至可以这样告诫一些国家,美国实力正在全面衰退,美国经济已经很难为所谓盟国提供支持和帮助了,那些单纯希望通过借助美国军事力量来为自己获取国家利益的想法实在不敢恭维。在当今这个发展高于一切的时代,如果不能搭乘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高速列车,那基本就会使本国失去紧跟世界发展步伐的良机,而不能带领国家发展的政府是不会获得国民支持的,从而也就失去了执政基础。所以,像马来西亚、泰国(正在与中国空军举行“鹰击-2015”的联合训练)等东盟重要国家,无不重视与中国的合作,这不可谓不明智!

Monday, 23 November 2015

IS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谁该为巴黎惨案负责?

IS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谁该为巴黎惨案负责?

作者 / 来源:宋鲁郑  / 《观察者网》/《环球视野》


上图和下图为巴黎恐袭事件的两个场景。


11月13日晚,巴黎市中心一家柬埔寨餐厅、法兰西体育馆和巴塔克兰音乐厅附近多处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件,目前已经导致197人死亡。据法国电视台BFMTV报道,“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此事件负责。



看到这个疑问,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残暴的伊斯兰国。可是问题来了,伊斯兰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么究竟是谁为伊斯兰国的横空出世创造了客观历史条件呢?

大国介入带来的中东混乱催生伊斯兰国

第一个为伊斯兰国诞生做出巨大贡献的自然非当今世界头号民主强国美国莫属。2003年,美国以伪造的情报为依据,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欺世盗名,不顾世界各地的反对——包括极少干预现实政治教皇的反对,绕开联合国,一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由于伊拉克政治权力平衡和结构瞬间被外力打破(被打破的还有中东脆弱的力量平衡),同时过于理想化的美国一方面把前政府人员遣散(而不是加以利用进行平稳过渡),另一方面立即把它的制度模式强加给伊拉克,以为还能复制出第二个日本,结果最终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每天登上世界媒体的伊拉克新闻都是恐怖袭击、暴 力冲突。美国投入上万亿美元、付出死亡数千人的代价,也未能换来伊拉克的稳定和秩序,最后不得不一走了之。然而,权力真空总是会有力量填补的。萨达姆倒台 和随后的民主失灵、美国不负责任的脱身,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扫除了第一个障碍。

当然,美国只是第一责任人,另一个重要的国家则是英国。好在英国当时的战争首相布莱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于在2015年10月接受CNN采访时承认挥军伊拉克是错误的,称该决定可能是伊斯兰国崛起原因之一,并为当年情报失误、计划失当和没顾及推翻政权的后果致歉。总算还是有一点政治良知。当然,英美到今天还都依然为推翻萨达姆辩护,认为是推翻独裁、建立民主。

应该说,伊拉克战争时期,法国是明智和富有远见的,当时的希拉克总统不顾同属西方盟国,不顾法美传统友谊,不顾对美利益的损害,坚决站在反战第一线,并和中国、德国、俄罗斯共同组成反战同盟。很可惜,希拉克之后,法国连续两位总统都背离了他的路线,不仅没有吸取美国眼下的教训,反而重蹈它的覆辙。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突然爆发。一开始,法国一直务实、坚定地站在突尼斯独裁者本•拉里一边,不仅源源不断地提供镇压民众示威的防暴武器,而且当时的外交部长还在国会里提议法国应该派警察向突尼斯政府传授对付群众抗议的经验。直到本•阿里政权垮台,法国才放弃对他的支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当阿拉伯之春来到利比亚时,法国却突然扮演了急先锋,最终以武力推翻了卡扎菲。

结果历史再度重演:外部力量瞬间摧毁现有政治权力和架构,同时又把西方的制度立即移植,结果竟是比伊拉克更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伊拉克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个政府的——尽管非常软弱无能,但利比亚则是连一个政府都没有,内战中崛起的各派力量拥兵自重,为争夺地盘长期混战大打出手,甚至美国驻利比亚的大使也死于非命。

当忠于卡扎菲的卫兵放走最后一名西方记者时,曾发出这样绝望的呼喊:利比亚完了,一定是血流成河。难以想像的是,一个普通卫兵都明白的事实,何以堂堂的老牌法国就不明白呢?而卡扎菲在灭亡前也向法国呼吁,如果他倒台,将会导致大量难民涌向欧洲。此前,卡扎菲曾和意大利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阻止难民把利比亚作为偷渡欧洲的中转站,协议执行效果很好。

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卡扎菲预言的一切,只是现实远远比他的预言残酷,由于他的倒台而失控的利比亚成了伊斯兰国的又一个催生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伊拉克乱局而产生的各极端伊斯兰武装在2006年10月整合成功,正式建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有引起西方的注意。而当伊斯兰国壮大之后,利比亚 东部城市德尔纳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成为伊斯兰国首个海外据点。

就在法国还在攻打卡扎菲时,叙利亚也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波及。由于叙利亚背后 有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大国在介入叙利亚时都保持了相当的谨慎。但还是法国采取了激进的政策:第一个与叙利亚断交并承认反对派是唯一合法政府,随后向他们 提供经援和军援。但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政府军和反对派均犯下了包括谋杀、法外处决、酷刑等侵权行为。双方实质上又有多少区别呢?法国的支持又是根据何种神圣理由呢?随着各种外部力量的强势介入,叙利亚陷入全面内战。

也就在此时,伊斯兰国开始由伊拉克进入叙利亚,并借助叙利亚的内战,迎来自己的黄金发展期,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头号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有多残暴,可从发动了“9•11”的基地组织对它的立场得以认知:2014年2月,基地组织宣布该组织过于极端、残忍、野蛮,切断了与它的所有联系。本•拉登的高级幕僚曾在21页信函中,谴责该组织的恶行:包括多次炸毁清真寺、违背《古兰经》教义展开血腥种族清洗、使用氯气进行毒杀、在巴格达的天主教堂里屠杀信徒,基地组织应与其划清界限,以免形象被拖累。

然而,如此危险和极端的恐怖组织崛起,西方却视而不见——事实上,2013年 4月美国才将伊斯兰国的前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列入恐怖组织行列,仍然一致要求相对温和、世俗而且反恐的阿萨德政权下台。非常讽刺的是,2014 年6月24日,一批叙利亚战机越过国境,轰炸“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的区域,从而成为第一个空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对伊斯兰国开战的国家。而美国最终空中打击伊斯兰国,则是要到2014年8月8日。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时的奥朗德政府也决定军事卷入叙利亚的是非窝。当时真正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只有利益相关方美国、伊朗、叙利亚(伊斯兰国不仅反西方,也要消灭什叶派,迫使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什叶派执政的国家联合起来并进行反击)。其他西方盟国均只提供援助或者道义谴责。

虽然2014年10月,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军事打击行动,但澳大利亚和法国不同,它远离中东,还是个四面环海的孤岛,极难被渗透。而且其移民政策一向严谨,国内的穆斯林移民极小。这和法国地缘上接近、自身地理容易渗透、本国拥有数百万穆斯林完全不同。

如果说美国和英国是伊斯兰国诞生的第一个功臣,法国则是第二个。当伊斯兰国壮大之后,法国又是第一个在与本国利益无关的情况下,直接军事卷入,更成为第一个被伊斯兰国袭击的西方大国。

西方大国制度缺陷带来的决策失误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困惑的是,何以统治世界数百年的西方竟然叠出昏招,既损人也损已?这恐怕就要从西方现行的制度找原因了。

福山曾对中国的制度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最早建立现代非人格化国家,拥有高质量的政府是其特点,但不足则是缺乏法治与权力制衡。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则三者全有。然而,小布什发动的两场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还缺乏程序正义,何以就无人能阻挡?反对党、民众以及国会都站在了小布什一边。看 来,要么西方这种制度模式的制衡作用被夸大或神化,要么这种种作用已经退化。

不仅这两场反恐战争,我们都知道西方财政预算自认为非常透明,国会也能有效监督,但何以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赤字累累,债台高筑?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日本超过240%,美国达到100%,欧洲整体上在90%以上。请问,如此监督,如此制衡,何以就是无法解决寅吃卯粮的现状?这种靠借债维持的模式谁都明白是不可能持续的,根本就没有未来。

不仅如此,犯下如此巨大错误、给美国带来如此损害的小布什竟然还能连任,而且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包括后来的美国金融危机进而席卷成全球经济危机,也没有哪个高官为此负责。那么什么是西方民主所自诩的责任政府、契约政府呢?

显然,当执政者无需为他的错误承担责任时,所谓的有效监督也只是幌子时,怎么可能不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呢?

当然,最不可思议的还是法国。介入利比亚战争是萨科奇总统的决定,介入叙利亚内战打击伊斯兰国则是奥朗德的决定。一个来自右派,一个来自左派,两党均犯下同样的错误。原因其实也是这套制度设计有关。

萨科奇是因为选举到了,而他的支持率长期低迷,除了世界经济危机和他张扬的性格外,还有为了应对危机不得不推动的不受欢迎的改革。因此,推翻卡扎菲不仅对外赢得道义优势,改善因支持本•阿里受损的国际形象,也可以报复卡扎菲在购买法国军事武器上的出尔反尔,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国内的支持率。

巴黎暴恐之后,奥朗德发表全国讲话,声音明显颤抖

奥朗德则是因为执政以来一直无法有效解决法国面临的问题,失业率只升不跌,其民意支持迅速跌破第五共和的纪录。而对外战争则可以显示自己的魄力,赢得民众支持。但从国家利益来讲,法国根本没有介入的必要,那时的伊斯兰国还不曾把法国当作敌人。更重要的是,奥朗德忽视了法国先天的两大不足:过于接近北非中东、 开放的地理条件、无法控制的边界以及国内庞大的穆斯林群体。这都使得法国根本无法彻底防范伊斯兰国的反击,一年之内巴黎两次惨重遇袭,花都变惨不忍睹的血 都。

本来,大国是应该有其承担的国际责任,但这首先要在确保自身安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如果自身难保,何来国际贡献?美国虽然是世界警察,到处伸手,但毕竟都远离本土,而且难民危机虽然有它的一多半“功劳”,但却不愿承担接纳难民的义务。甚至在反恐战争中抓获的、关在关塔那摩基地的囚犯,即使释放,也绝不放到本国,而是全球安放。

现在看来,西方推翻萨达姆和卡扎菲以及还要推翻的阿萨德,是多么的愚蠢。他们毕竟都是世俗伊斯兰社会掌权者。虽然他们面对政权挑战者也残暴,但却没有宗教狂热和宗教愚昧,在价值观上还是认同西方倡导的现代化,比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 政教分离、世俗法律,而且他们还是抵御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有效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现实压力面前仍然可以理喻,知道妥协和让步。萨达姆就接受了联合国的核查,销毁了全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卡扎菲就放弃了发展核武器,承认洛克比空难的责任并进行了国家赔偿。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最后关头也放弃权力,承诺实行民主选举。就是今天仍然为生存而战的阿萨德政权也交出了全部化学武器。

西方的制度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已是常态。为之辩护的人认为,只要制度好,人水平高低并不重要。但制度好的一个标准就是能给优秀的人才以施展的机会。

西方这种制度的弊端不仅表现在制造问题,还表现在当危机爆发后,本应该团结一致的各政党却仍然是选举利益至上。法国12月就要举行大区选举,于是在野党没有一个党派明确支持奥朗德呼吁的全国团结,都竭力避免让奥朗德通过处理恐袭案获得选举优势。极右派更是火力全开,谴责政府的移民政策,抨击政府支持欧洲共同联合建设的主张。右派前总理费永此时则批评奥朗德对叙利亚局势的干预——这个批评显然是很有道理,只是批评的时机由不得人进行联想。由于执政党在这次袭击中有太多的失误,必将随着选举的临近而成为反对派攻击的口实。

如果做个结论,今天的巴黎悲剧,其根源就在于西方自身。领导人的无能、自私、 短视,再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以及制度的内在弊端,最终一手制造了地球上的无妄之灾,不仅害了中东各国百姓,也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血光之灾。中国有句话,破 镜难以复圆。中东力量平衡和政治格局已经失序化和碎片化,伊斯兰国如同潘多拉盒放出来的恶魔,再也收不回去了,西方将不得不长期品味自酿的苦果。

政府所拥有的新设立的马航公司 必须承认全国航空乘务员联合会【2015年11月27日增加联署单位】

政府所拥有的新设立的马航公司
必须承认全国航空乘务员联合会

64个工会与民间组织2015年11月19日联合声明
华文译者:陈华明
华文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2015年11月27日增加联署单位】



我们,以下64个联署的职工会,民间社会组织和团体,对马来西亚政府拥有的马来西亚航空有限公司(Malaysian Airline Berhad,以下简称MAB或“有关公司”),在接管经营了原来的马航(Malaysian Airlines)公司之后,拒绝承认马来西亚全国航空乘务员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Flight Attendants Malaysia,简称 NUFAM)感到震惊。

在马来西亚,一间工会要代表其会员(即公司雇员)跟其会员所服务的公司(即雇主)进行谈判和签订集体谈判协议,必须先要获得其会员所服务的公司(即雇主)对该工会的承认。马来西亚航空有限公司(MAB)拒绝承认马来西亚全国航空乘务员联合会(以下简称NUFAM或“有关工会”) 反映了马来西亚工人权利特别是在结社自由方面所遭遇的恶劣情况,而结社自由是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所赋予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全国航空乘务员联合会要求马航承认工会代表权

NUFAM依照现行法律,于2015年9月11日发出一封函件要求MAB承认工会的代表地位。

1967年工业关系法令第9(3)条文规定“......雇主或雇主公会在接到其雇员要求(雇主)承认对他们的工会的代表权位的信件之后21天内,将决定(a)给予承认;或(b)若不给予承认,则书面通知工会关于雇主不承认工会的代表权位的理由......“

取代MAS的新马航(MAB)的不得体行为

MAB甚至连在21天内回复NUFAM的礼貌都没有,尤其是对一个马来西亚政府所拥有的公司来说,这是不得体行为。

NUFAM根据法律规定,于2015年10月6日提呈书面报告给工业关系总监,以便他(总监)采取步骤或进行调查,以查明在MAB “......关系到代表任何工人或工人阶层的工会的能力“的真相,并且通过秘密投票确定任何工人或工人阶层的比例,关于寻求谁的承认,谁是提出要求的工会会员。秘密投票结果必须证明有一半以上的合格雇员支持工会,因此,那些没有机会投票的工人当做反对工会。

工业关系总监对NUFAM的请求也不作反应

已经过了40多天,工业关系总监尚未对NUFAM的请求作出反应。 鉴于许多雇员是固定任期的合同员工,有关当局必须采取快速高效的行动来处理问题。 任何耽搁延误都损害工人。

在马来西亚,即使工会通过秘密投票成功证明了他们有一半以上合格雇员的支持,以及部长做了决定雇主必须接受工会的代表权位,一些雇主依然要上法庭挑战这一决定,直接的结果是因工会的代表权位被搁置多年而造成对工人及其工会的损害。

在马航先前由马来西亚航空系统有限公司(Malaysian Airlines Systems ,简称MAS)经营期间,NUFAM在秘密投票中成功获得支持,部长也已决定由MAS承认NUFAM的代表权位。不幸的是,MAS上法庭提起司法复核诉讼挑战部长的决定,而这个案件至今悬而未决。

破坏工会组织——创建一个新的法律实体(即新的公司)

私营公司已经知道,在过去,设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法人(即依照有限公司法令成立的公司组织),然后转移现有的公司的资产和业务,到这个新的独立的法人(即新的有限公司)去,从而将现有的工会组织置于死地 ——强迫工人一切从头开始,重新组织、登记成为新的公司所愿意承认的工会。 这一策略也可以让雇主们用来摆脱工人群众及其领袖们的英勇的反剥削斗争。

令人沮丧的是,马来西亚政府竟然为了维护政府所拥有/或与政府相关联的公司(俗称“政联公司”),正在使用跟以上所述同样一个“破坏工会组织”的策略。

马来西亚航空系统有限公司(即过去的MAS有限公司)是一个约有20,000名员工所操作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已经发生的事实是,MAS有限公司显然已将其所有资产和航空业务,转移到一个新创建的独立的法人即马来西亚航空有限公司(MAB),并终止20,000 MAS有限公司员工的服务合约。

MAB,这一间新公司接手经营马航,雇用新员工,其中大约14,000名是前MAS的员工。生存于MAS有限公司之内的所有工会组织就此有效地消除了。

现在,MAB是没有工会组织存在的一间航空公司。

NUFAM可能是寻求MAB承认的第一个工会 ——NUFAM需要MAB的承认,以便更好地代表MAB内的工会会员,以及更好地达致集体谈判协议。

政府中止了涉及MAS有限公司的所有法庭行动

让事情更加恶化的是,马来西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2015年马来西亚航空系统有限公司(管理)法令,在其他法令之中,有效地阻止通过法院快速公正审判。 政府已经中止涉及MAS有限公司的所有法庭行动。 当中止令终于解除之时,可能为时已晚。 公正的拖延,就是正义的否定。

马来西亚职工会法令都是压制性的和反工人的

马来西亚政府通过策略投资基金国库控股(Khazanah Nasional),同时拥有MAS有限公司和这个新的MAB。 因此,正是首相纳吉领导的目前的国阵政府正在承担着破坏工会组织的罪过。MAB拒绝快速承认NUFAM以及可能有的其他工会,可以说是反工人和反工会的行为。

马来西亚的职工会的法律都是压制性的和反工人的。

我们的四项呼吁

我们呼吁:

  • 作为一间马来西亚人拥有的公司,马来西亚航空有限公司(MAB)立即承认马来西亚全国航空乘务员联合会的代表权位;
  • 马来西亚政府确保所有政府拥有的/或与政府相关联的公司(即政联公司)设定高尚的标准,以尊重马来西亚的工人和工会的权利;
  • 马来西亚立即批准协会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87号结社自由和1948年保护组织权利公约,这是八项基本核心公约之一;
  • 马来西亚立即修改/或废除那些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职工会法令,尤其是结社自由的法律。

以下64个联署的职工会,民间社会组织和团体:

1、ALIRAN
2、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AMRC)
3、Association of Maybank Executives
4、BPSLU (Batangas Pier Stevedores and Dockworkers Labor Union), Philippines
5、Center for Trade Union and Human Rights (CTUHR), Philippines
6、Centro De Reflexión Y Acción Laboral (CEREAL), México
7、Clean Clothes Campaign(CCC)
8、Committee for Asian Women (CAW)
9、CBBRC (Crispin B. Beltran Resource Center), Philippines
10、Daeduck Employees Union- Ind. , Philippines
11、Eagle Ridge Employees Union, Philippines
12、Electronic Industry Employees Union (EIEU) Southern Region, Peninsular Malaysia
13、GoodElectronics Network
14、Hyesung Workers Union-Ind., Philippines
15、IDEAL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Living)
16、Institut Rakyat
17、Inverclyde Advice and Employment Rights Centre, Scotland
18、Jaringan Kampung Orang Asli Semenanjung Malaysia /JKOASM
19、Jaringan Orang Asal SeMalaysia
20、Jawatankuasa Bertindak Kuala Lumpur Tak Nak Insinerator
21、Kalikasan People's Network for the Environment, Philippines
22、Kesatuan Eksekutif AIROD
23、Kesatuan Eksekutif Canon Opto
24、Kesatuan Pekerja-Pekerja Mitsui Copper Foil(MCFEU)
25、Knowledge and Rights with Young people through Safer Spaces(KRYSS)
26、LINTAS NUSA - Batam Indonesia
27、MADPET (Malaysians Against Death Penalty and Torture)
28、Malaysian Youth and Students' Democratic Movement (DEMA)
29、Malaysia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30、MAP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 and Knowledge of Ethnic Labour, Thailand
31、Migrant CARE
32、Myanmar Migrants Rights Centre
33、Nagkakaisang Manggagawa ng Keyrin Electronics-Ind. , Philippines
34、NAMM(Network of Action for Migrants in Malaysia)
35、National Union Employees in Companies Manufacturing Rubber Products (NUECMRP)
36、National Union of Flight Attendants Malaysia(NUFAM)
37、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 (NUJ) Cawangan Utusan Melayu
38、National Union of Transport Equipment & Allied Industries Workers (NUTEAIW)
39、North South Initiative
40、Paper Products Manufacturing Employees’ Union of Malaysia (PPMEU)
41、Parti Rakyat Malaysia (PRM)
42、Pax Romana ICMICA
43、People & Planet
44、Perak Women for Women Society
45、PERMAS (Persatuan Masyarakat Selangor & Wilayah Persekutuan)
46、Persatuan Kesedaran Komuniti Selangor (EMPOWER)
47、Persatuan Komuniti Prihatin Selangor dan Kuala Lumpur
48、Persatuan Sahabat Wanita Selangor (PSWS)
49、Projek Dialog, Malaysia
50、Sahabat Rakyat 人民之友
51、Samahan ng mga Manggagawa sa Eagle Ridge Golf Course and Residential Estate, Philippines
52、SAVE Rivers
53、Sabah Women's Action Resource Group (SAWO)
54、Selangor and KL Hokkien Association Youth Section
55、Solidarity of Cavite Workers, Philippines
56、Tenaga Nasional Junior Officers Union (TNBJOU)
57、Tenaganita
58、The Alternative ASEAN Network on Burma(Altsean-Burma)
59、Workers Assistance Center, Inc (WAC) , Philippines
60、Workers Hub For Change (WH4C)
61、Yayasan Chow Kit
62、Yayasan LINTAS NUSA - Batam Indonesia
63、Committee For Workers’ International, Malaysia (CWI Malaysia)
64、Cividep, India

2015年11月27日增加以下联署单位:
65、Kesatuan Pekerja-Pekerja Dalam Perkhidmatan Perubatan Dan Kesihatan Swasta
66、Kesatuan Pekerja-pekerja Perodua Engine Manufacturing Sdn. Bhd.
67、Kesatuan Pekerja-Pekerja Perusahaan Otomobil Nasional Sdn Bhd (KPP Proton)

Saturday, 21 November 2015

美媒:中国开辟南海通道 海军可停靠马来西亚港口

美媒:中国开辟南海通道
海军可停靠马来西亚港口

作者 / 来源:参考消息网 / 中国新闻网

资料图:外国网友镜头下的中国海军神盾舰

应马来西亚海军司令阿齐兹、印度尼西亚海军参谋长阿德•苏潘迪和马尔代夫国防军司令艾哈迈德•什亚姆邀请,中国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日前率团访问马来西亚。

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1月18日报道称,访问期间,吴胜利与马来西亚海军达成协议,马方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船只使用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哥打基纳巴卢港作为“中途停留的地点”,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国防关系。

报道称,达成这项协议的环境值得注意。中国的军用船只自2011年起就一直在马来西亚沙巴州附近海域十分活跃。自2013年以来,在卢科尼亚暗沙(Luconia Shoals,它在中国地图、书刊和网刊上称为北康暗沙、南康暗沙——《人民之友》编者注)以及曾母暗沙附近,巡逻并抛锚停留的中国海军及海警船只的数量急剧增加,中国已经在曾母暗沙设置领土标识。


图示一艘中国海军舰抛苗停泊在卢科尼亚暗沙水域已有两年之久。
来源:《婆罗洲邮报》theborneopost.com/2015/06/03/
——此插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报道称,在中国努力扩大对南中国海控制的举措中,能够进入沙巴州的港口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海军的远大目标。中国海军在2013年8月首次访问哥打基纳巴鲁(Kota Kinabalu,马来西亚沙巴州的首府,马来西亚人俗称“亚庇”——《人民之友》编者注),当年晚些时候,马来西亚海军第二军区司令部与中国南海舰队司令部开始直接接触,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侯赛因邀请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访问沙巴州的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基地以共同启动这一合作。此外,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联合军演于2015年在马六甲海峡举行。

哥打基纳巴鲁(Kota Kinabalu)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

吴胜利本次访问的是马来西亚、印尼以及马尔代夫,这是中国军方高级官员本月对邻国进行的访问之一。对此文章评论称,这无疑表明中国海军“对这三个地区的通 道渴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本月初陪同习近平出访越南,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目前也正在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以及印度。

报道称,看到这些访问以及日渐增强的中国海上自信,“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得出结论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不会同样有意进入达尔文港并使用那里的设施”,尤其是如果这个港口将在未来一个世纪由中国企业控制的话。




Friday, 20 November 2015

Government-Owned MAB, the new Malaysian Airlines Operator, Must Recognize Unions and Not Deny Freedom of Association [Update Endorsee List on 27 Nov 2015]

Government-Owned MAB, the new Malaysian Airlines Operator
Must Recognize Unions and Not Deny Freedom of Association

Joint statement - 19 November 2015
[Update Endorsees List on 27 November 2015]


We, the 67 undersigned trade unions,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nd groups are shocked that Malaysian government owned Malaysian Airline Berhad (MAB), the company that took over Malaysian Airlines, chose to ignore the application for recognition by the National Union of Flight Attendants Malaysia (NUFAM). 

In Malaysia, before a Union can proceed to negotiate and enter into a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CBA), the employer needs to recognize the said Trade Union. MAB’s failure to immediately recognize NUFAM reflects badly on Malaysia who has the duty to respect worker rights especially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which is also a right enshrined in the Malaysian Federal Constitution.

In accordance to the existing law, NUFAM applied to MAB for recognition vide a letter dated 11/9/2015.

Section 9(3)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 1967 states that, ‘…An employer or a trade union of employers upon whom a claim for recognition has been served shall, within twenty-one daysafter the service of the claim- (a) accord recognition; or (b) if recognition is not accorded, notify the trade union of workmen concerned in writing the grounds for not according recognition…’

MAB did not even have courtesy of replying to NUFAM within the stipulated 21 days,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conduct unbecoming especially of a Malaysian government owned company.

As required by law, vide letter delivered on 6/10/2015, NUFAM then reported the matter in writing to the Director General for Industrial Relations to take such steps or make such enquiries to ascertain the ‘… the competence of the trade union of workmen concerned to represent any workmen or class of workmen…’ in MAB, and to determine ‘…by way of secret ballot, the percentage of the workmen or class of workmen, in respect of whom recognition is being sought, who are members of the trade union of workmen making the claim. The result of the secret ballot must demonstrate that more than 50% of the qualified employees are for the Union, whereby those that never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ote are taken as being against the Union.

More than 40 days has lapsed, and the DG for Industrial Relations has not yet responded to NUFAM. Given that many employees are hired as fixed-term contract employees, speedy efficient action is required by the authorities. Delay prejudices workers.

Even when Unions in Malaysia are successful in demonstrating that they have the support of more than 50% of all qualified employees in a secret ballot, and the Minister decides that recognition is to be accorded by the employer, some employers are challenging this decision in court and as a result rights that come with recognition is put on hold for many years to the detriment of workers and their union.

When the Malaysian Airlines was previously operated by Malaysian Airlines Systems Berhad(MAS Bhd), NUFAM succeeded at  the secret ballot and the Minister decided that NUFAM is recognized by MAS Bhd. Unfortunately, MAS Bhd commenced a Judicial Review action in court challenging the Minister’s decision, and this case is still pending.

Union Busting – Creating a New Legal Entity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have been known to in the past form a new separate legal entity, and then transfer assets and business from the existing company to this new entity, thereby killing existing unions – forcing workers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to form, register and get recognition of unions in the new entity. This strategy is also used to get rid of worker leaders and workers brave enough to fight exploitation.

It is disappointing that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is using a similar ‘union busting’ strategy for government owned and/or 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 (GLCs).

Malaysian Airlines Systems Berhad(MAS Bhd) was the company running the Malaysian Airlines with about 20,000 employees. What was done was that MAS Bhd apparently transferred their assets and the airline business to a newly created separate legal entity, Malaysian Airlines Berhad(MAB), and terminated  about 20,000 MAS Bhd Employees.

MAB, the new company that took over the Malaysian Airlines, employed new employees, amongst them some 14,000 ex-MAS Bhd employees. All the in-house trade unions that existed in MAS Bhd were effectively killed.
Now, MAB is free of trade unions.

NUFAM may be the first union that is seeking recognition from MAB – whereby recognition is needed to better represent their worker members in MAB and to enter into a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Moratorium on all court action involving MAS Bhd

To make matters worse, Malaysia passed a new law – Malaysian Airline System Berhad (Administration) Act 2015, which amongst others, effectively prevented speedy access to justice through the courts. A moratorium was put in place preventing court actions involving MAS Bhd from proceedings. When the moratorium is finally lifted, it would likely be too late.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Malaysian Government Owns The Old And New Company

Malaysian government, vide its strategic investment fund Khazanah Nasional, owns both MAS Bhd and this new MAB. Hence, it is the current Barisan Nasional government under Prime Minister Najib Tun Razak that is now possibly guilty of union busting. The denial of speedy recognition of NUFAM and possibly other unions by the new Malaysian Airline Berhad(MAB) can be said to be anti-worker and anti-trade union conduct.

Malaysian Trade Union Laws are oppressive and anti-worker.

WE CALL FOR

-          The Immediate recognition by Malaysian Airline Berhad(MAB), a Malaysian owned company, of National Union of Flight Attendants Malaysia(NUFAM);

-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all government owned and/or 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GLCs) set the highest standards when it comes to respecting worker and trade union rights in Malaysia;

-          That Malaysia immediately ratifies ILO Convention No. 87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which is one of 8 fundamental core conventions;

-          That Malaysia immediately amend and/or repeal trade union laws that are not compliant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especially freedom of association.

Charles Hector
Mohd Roszeli bin Majid
Pranom Somwong



For and on behalf the 64 organisations, trade unions and groups listed below:

ALIRAN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AMRC)
Association of Maybank Executives
BPSLU (Batangas Pier Stevedores and Dockworkers Labor Union), Philippines
Center for Trade Union and Human Rights (CTUHR), Philippines
Centro De Reflexión Y Acción Laboral (CEREAL), México
Clean Clothes Campaign(CCC)
Committee for Asian Women (CAW)
CBBRC (Crispin B. Beltran Resource Center), Philippines
Daeduck Employees Union- Ind. , Philippines
Eagle Ridge Employees Union, Philippines
Electronic Industry Employees Union (EIEU) Southern Region, Peninsular Malaysia
GoodElectronics Network
Hyesung Workers Union-Ind., Philippines
IDEAL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Living)
Institut Rakyat
Inverclyde Advice and Employment Rights Centre, Scotland
Jaringan Kampung Orang Asli Semenanjung Malaysia /JKOASM
Jaringan Orang Asal SeMalaysia
Jawatankuasa Bertindak Kuala Lumpur Tak Nak Insinerator
Kalikasan People's Network for the Environment, Philippines
Kesatuan Eksekutif AIROD
Kesatuan Eksekutif Canon Opto
Kesatuan Pekerja-Pekerja Mitsui Copper Foil(MCFEU)
Knowledge and Rights with Young people through Safer Spaces(KRYSS)
LINTAS NUSA - Batam Indonesia
MADPET (Malaysians Against Death Penalty and Torture)
Malaysian Youth and Students' Democratic Movement (DEMA)\
Malaysia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P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 and Knowledge of Ethnic Labour, Thailand
Migrant CARE
Myanmar Migrants Rights Centre
Nagkakaisang Manggagawa ng Keyrin Electronics-Ind. , Philippines
NAMM(Network of Action for Migrants in Malaysia)
National Union Employees in Companies Manufacturing Rubber Products (NUECMRP)
National Union of Flight Attendants Malaysia(NUFAM)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 (NUJ) Cawangan Utusan Melayu
National Union of Transport Equipment & Allied Industries Workers (NUTEAIW)
North South Initiative
Paper Products Manufacturing Employees’ Union of Malaysia (PPMEU)
Parti Rakyat Malaysia (PRM)
Pax Romana ICMICA
People & Planet
Perak Women for Women Society
PERMAS (Persatuan Masyarakat Selangor & Wilayah Persekutuan)
Persatuan Kesedaran Komuniti Selangor (EMPOWER)
Persatuan Komuniti Prihatin Selangor dan Kuala Lumpur
Persatuan Sahabat Wanita Selangor (PSWS)
Projek Dialog, Malaysia
Sahabat Rakyat 人民之友
Samahan ng mga Manggagawa sa Eagle Ridge Golf Course and Residential Estate, Philippines
SAVE Rivers
SAWO (Sabah Women's Action Resource Group)
Selangor and KL Hokkien Association Youth Section
Solidarity of Cavite Workers, Philippines
Tenaga Nasional Junior Officers Union (TNBJOU)
Tenaganita
The Alternative ASEAN Network on Burma(Altsean-Burma)
Workers Assistance Center, Inc (WAC) , Philippines
WH4C (Workers Hub For Change)
Yayasan Chow Kit
Yayasan LINTAS NUSA - Batam Indonesia
CWI Malaysia (Committee For Workers’ International), Malaysia
Cividep, India

[Update Endorsees below on 27 November 2015]
Kesatuan Pekerja-Pekerja Dalam Perkhidmatan Perubatan Dan Kesihatan Swasta
Kesatuan Pekerja-pekerja Perodua EngineManufacturing Sdn. Bhd
Kesatuan Pekerja-Pekerja Perusahaan Otomobil Nasional Sdn Bhd (KPP Proton)

美国耶鲁反种族歧视游行: 族裔尊重高于言论自由?

美国耶鲁反种族歧视游行:
 族裔尊重高于言论自由 ?

作者 / 来源:刘玥(特约记者)/ 澎湃新闻网

美国耶鲁大学校园内爆发大规模反种族歧视游行

耶鲁大学今年的万圣节过得颇不平静。

学院管理人员一封关于允许冒犯性着装的邮件,以及一个黑人女孩在白人派对门口吃的闭门羹,使校园内本已紧张的族裔情绪更加激化。少数族裔学生与校方多次交涉无果,一周后,两起事件酝酿成校园内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运动。

11月9日,继密苏里大学的种族抗议后,一千多名耶鲁学生聚集在校园广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学校在种族问题上的不作为,要求学校增加种族多样性和包容性。此次游行引发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同时也再度点燃了公共媒体与社交媒体上关于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的广泛辩论。

万圣节邮件:优先言论自由,哪怕言论导致种族歧视

今年万圣节前夕,有鉴于学校内部已趋紧张的种族情绪,耶鲁大学跨文化事务委员会在学校范围内发出一封邮件,呼吁人们慎重选择万圣节着装,避免对少数族裔造成冒犯。希尔曼寄宿学院院长夫人艾里卡•克里斯塔基斯立即在本科生系统中发出一封回应邮件,邮件中写道,“难道我们已经不许小孩子犯一点小错,做一点小恶,稍微冒犯一下别人了吗?”她认为校方邮件是一种企图限制学生自由的行政管控,学生有试错的自由,而受到冒犯的学生有言论自由,他们可以不看,或者说出来。

万圣节前夜一个黑人女孩的遭遇进一步激化了种族情绪。女孩称,她与她的非裔及拉丁裔朋友被SAE兄弟会派对拒之门外,理由是“只要白人女孩”。

11月6日下午三点半,少数族裔学生在希尔曼学院门口聚集,与院长尼古拉•克里斯塔基斯当面对峙。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片段中,面对哭泣的黑人女生,克里斯塔基斯说道:“我很抱歉。但我是为我造成你的痛苦而感到抱歉,不是为我说的话感到抱歉。我支持言论自由。即使我的言论对你造成冒犯,即使我的言论污辱诽谤你,即使我的言论与你不同,我也像你一样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少数族裔学生不久后正式起草文书,要求克里斯塔基斯夫妇辞职。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官方回应。很快以非裔学生团体为主导,耶鲁爆发反种族歧视示威游行。游行中学生们高举“我们被爱着”标语。二年级黑人女生Ivetty Estepan在游行中向人群呼喊:“良好的社群不会自己发生,需要人为达成。今天我们要告诉耶鲁大学怎样达成。”

媒体评论的反应趋于两极。先期媒体的报道认为抗议者在妨碍言论自由。《大西洋报》以“学生运动的新偏执”为标题,称万圣节事件使耶鲁走上了监管言论的歪道。彭博社的一篇新闻称“万圣节邮件导致关于文化敏感的抗议”。

人类学系的一位混血裔博士生吴天成接受采访时说,某些媒体设法把抗议归为“文化敏感”问题是一种误导,抗议针对的是一种微妙的、被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华裔学生刊物“再调整”(Reappropriate)的一篇社评说,邮件事件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最有名望的学府,仍然是维护白人特权的堡垒;这些学校的领导阶层拒绝接受种族话题;克里斯塔基斯夫人的邮件表明了学校对少数族裔的态度,即优先言论自由,哪怕言论导致种族歧视。

“南方学校”:白人精英主义加官僚政治?

尽管早在1834年耶鲁就开始允许黑人学生旁听,1850年就开始录取中国学生,耶鲁似乎始终摆脱不了公众心目中“白人学校”的色彩。一位接受访问的美国学生称,耶鲁恐怕是常青藤盟校中最后一所“南方大学”,在美国内战中更同情支持奴隶制的南方。十二所寄宿学院之一的卡洪学院,命名自1825年美国副总统约翰•卡洪,这位副总统称奴隶制为“对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双重福音”,南方立场的潜台词是:“我们给了你们自由。”

少数族裔学生比例的稍稍扩大并没有改变耶鲁白人优势的种族状况。一份声称庆祝耶鲁314周年校庆的数据显示,在过去300多年中,耶鲁黑人教职员工的比例,以每个世纪1%的比率缓慢增长。直到这次的万圣节示威游行后,校方才终于宣布将投入数百万美元增加学校教员的种族多样性。

万圣节前有四位非裔教授离职。摩尔斯学院一位间接接受采访的三年级非裔学生称,四位教授的离开也是学生抗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身为少数族裔而受到孤立的状况。摩尔斯学院的受访学生称,耶鲁校园里存在一种“文化割据”现象,即各个族裔的群体各自聚集。

耶鲁化学系一位中国籍助教表示,在他执教的分组讨论课上,白人学生会迅速与白人学生聚集在一起,黑人学生会迅速与黑人学生聚集在一起,华裔学生则游离其间。 皮尔森学院一位二年级华裔学生认为,白人群体本身就很排外;华裔学生很难融入白人社交圈;即使融入,也不可能成为这些圈子的核心。

言论自由背后,是对白人优越状况的维护

伯克利教育学院一位墨西哥裔博士生接受采访时说:“你会注意到美国大学里有一种课堂政治。简单来说,白人学生可以更自由、更轻易地表达想法。他们可以尽情问一些简单问题而没有顾忌。有色族裔学生在课上很容易沉默,发言也更为小心。” 白人学生的错误似乎更能被宽容。吴天成在反驳克里斯塔基斯夫人关于试错的论点时说:所谓试错的办法只对那些来自优越背景的人有效。有色族裔的人们太清楚,他们犯错的后果要比白人严重得多。白人犯错可能只是收到一个警告,有色族裔可能面临停学、监狱,或者别的官僚噩梦。

摩尔斯学院的那位非裔进一步证明了吴天成的观点:“我从中学时代就知道,黑人开白人玩笑的后果,比白人取笑黑人要严重许多。”

耶鲁经济系一位中国籍博士称,耶鲁的教授治校体制比人们想象的更官僚,无论什么事都以“委员会”为单位,让从来不通世务的教授处理行政问题。这些白人教授从小经历私立高中,私立大学,在藤校中完成学业,最后又在藤校中执教数十年。他们一辈子都在隐性的白人优越环境中生活,永远不可能理解少数族裔的感受与处境。看似公平的言论自由背后,是对白人优越状况的维护,因为优越背景的白人群体,更能享受言论自由带来的话语权力。少数族裔学生或教职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成为这种白人中心所倡导的种族多样当中,充当“多样性”的那个无声的背景。

华裔族群的话语弱势:不哭的小孩没糖吃?

耶鲁大学这次游行的队伍中,可以看到华裔学生的身影;但接受采访的所有中国学生都表示没有参与。

尽管亚裔社群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在所谓的“主流”里,几乎没有声音。他们是好莱坞电影里一个龙套角色,新闻报道里一个镜头掠过的侧影。

《经济学人》今年10月的一篇关于亚裔美国人争取教育权益的简报称,亚裔美国人已经成为美国最成功的“模范”少数族裔。他们在学校表现极好,在社会上有较高人均收入,然而在顶尖岗位比例极低。无论是在商界、政界、学术界还是律师界,不得不承认,优秀而模范的华裔族群向上层社会晋升的渠道上,挡着一个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

与此同时,华裔移民后代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群体关系微妙。就像非裔美国人与来自非洲的新移民无法融合,华裔与中国留学生一样充满隔阂。这就意味着,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中国留学生与前一代华人的后裔,从来没有站到一起。

社交网站上不止一位中国留学生说:“你把他们当成自己人。他们当你是自己人吗?”

“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我觉得是‘嫌弃’。”伯克利一个来自武汉的交换生说,“华裔小孩好像不想跟我们做朋友。”

犹太裔、非裔与拉丁裔族群似乎比亚裔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身份。耶鲁现任的黑人教务长霍洛维,并不符合中国人对“黑人”的印象。四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黑人血统,就能使一个混血美国人被认为是“黑人”。但是四分之一亚裔血统的美国人很少被称为“亚裔”——当然除了在藤校录取率的种族分布报告里。

成长在美国的舆论环境,接受“华人”身份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六年前笔者偶然在哈佛本科生宿舍里听到一群华裔学生聚集在一起抱怨自己种族的处境。一位混血男生说:“我很希望自己有一张白色的皮。”

面对美国僵化的阶级秩序与艰难的社交处境,华裔一向沉默、隐忍。美国人眼中典型的亚裔形象就是相对富裕,受过良好教育,以及安静——就像他们在大学课堂里那样。

耶鲁的这次事件中,被兄弟会拒之门外的黑人女孩在感觉受到不公正待遇后,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呼吁非裔同学分享自己被歧视的经历。耶鲁的非裔学生组织迅速作出反应。在与校方交涉无果后,非裔社团立即组织抗议活动,并在极短时间内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

如果吃闭门羹的是一个华人女孩,结果会怎么样呢?她恐怕不愿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她的华人朋友也许会拥抱她,安慰她,告诉她:“没关系。我们自己回家开派对。”

2015年1月,20岁的耶鲁华裔女生王路畅买了一张从纽约飞往三藩的单程机票。1月27日下午1点半,她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状态:“亲爱的耶鲁,我很爱这里。我只盼自己有更多时间……”然后跳下金门大桥。讽刺的是,这个女孩就读的正是此次抗议活动爆发的希尔曼学院。女孩的自杀被归结为她的心理疾病,以及耶鲁的休学及再入学制度。

王路畅的死当然不见得是因为种族问题——但真的只是她自己的问题,或者休学制度的问题吗?

民权运动锻炼了非裔美国人政治敏感、高度团结

在一个世纪之久的民权运动中,非裔美国人被训练出了一种政治敏感,与一种极高的团结度。对政治正确的强调使普通美国人非常惧怕得罪黑人,因为任何可能牵涉种族歧视的举动,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

“美国社会的状况是‘会哭的小孩有糖吃’。被歧视的只有黑人吗?不见得吧。但黑人就敢说出来。而且他们团结。一人呼百人应,要游行就游行。”
耶鲁化学系博士刘玮说,“中国人不团结。中国人讲‘各人自扫门前雪’。中国学生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英文书’。中国教育里也没有公民意识。大多数华裔一过上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就不会管别人了。美国华裔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

华裔美国人很少承认自己也受到像其他少数族裔一样的歧视,他们很谨慎,或根本不愿分享自己的种族情绪。很少有华人会为另一个华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抱不平。没有人诉苦,没有人鼓吹,当然也就没有人站出来挑战阶级秩序。他们在各自的角落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经营各自的生活。

他们有时也会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来自加州的华裔男生迈克尔•王向教育部投诉包括哈佛在内的常青

藤院校,最终被教育部驳回。迈克尔在1002名学生中排名第二,在奥巴马就职礼上唱过歌,有无数全国比赛荣誉,却仍收到六所藤校拒信。

藤校以其私立性质,从不讳言它们在录取时的标准——他们要的是“领导”和“精英”。他们的培养目标明确——未来的“领导”和“精英”。藤校新生的陈述与简历,装订成一本,就是光耀无比的成功学鸡汤文集。

游戏规则透明而不公平。在一个本身就是白人中心的社会,“领导”的位置和角色,显而易见要留给特定族裔。就像摩尔斯学院二年级那位华裔学生形容的那样:华人也许可以进入“圈子”,但很难成为圈子的核心。

常青藤结束对犹太学生的歧视,得益于美国政治生活中犹太族裔地位的提升。向来甘于隐忍、沉默、孤军奋战的华人群体,必须团结起来,向所谓的“主流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各自为战,莫如众志成城。正视现状,承认问题,直面种族边缘化的现状,也许才是解决困境的途径。然而他们可以吗?

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瓦达慕迪在“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论坛上的讲话

作者:瓦达慕迪 (P. Waytha Moorthy)
译者:朱信健


【编者按语】本文是马来西亚兴权会主席瓦达慕迪应邀在在9月6日人民之友第14周年纪念在柔佛古来福临门酒家大厅举办的“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论坛上发表的论文的华文译稿。瓦达慕迪因为忙碌,来不及在论坛之前写好讲稿,而在当天只好根据已准备好的提纲发表讲话。本文是他在论坛过后一段时日,根据他在现场发表讲话的录音和一些补充内容整理而成的。人民之友对延迟在部落格上发表这篇华文译稿,深感抱歉。

本文基本上反映瓦达慕迪或者说是兴权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对马来西亚当前阶段的民主改革的立场和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对巫统国阵霸权统治集团和对过去由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和伊斯兰党组成的“人民联盟”的立场和态度。 人民之友曾对瓦达慕迪或者说是兴权会的重要领袖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出过严肃的批评。我们一直希望,瓦达穆迪和兴权会跟所有国内民主党团和民主人士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埋葬巫统国阵霸权集团。

这篇译稿的文辞含义跟原文含义若有不符或有抵触之处,则以原文含义为准。

以下是全文内容——



今天,请让我引用人民之友在今年7月13日发出的筹备这个论坛的《缘起》中的一段话(原文为中文)作为开场白:

 “因此,在我国民主改革运动进入分化改组的新阶段里,兴权会的地位以及这个组织代表印裔族群所提出的具体诉求,必须受到所有民主党团和民主人士的应有关注和正确对待,让兴权会和被边缘化的印裔族群得以迅速融合到各族人民反对国家伊斯兰化和埋葬巫统霸权统治的斗争洪流里。”

 ‘UBAH’(改变)是上届大选中的诉求口号。不幸的是,当我问许多人要改变什么?似乎除了说出普遍需要改变之外,没有人具体说明要改变什么。许多人都觉得,若是换了政府,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今天我可能会遭到批评说我在第13届大选中支持国阵,我对我的行为不作任何道歉。大选之前我们和民联总共进行了超过16次的会议,但是他们甚至不能赞同包含了我们基本需要的6点要求。然而,国阵和我们签订了书面谅解备忘录,并为他们过去40年里对少数印度社会的忽视作出公开的道歉,和承诺落实必要的经济计划以协助迫切需要的印度下层阶级。当然我们知道首相并没有遵守诺言,因此我辞去了我在政府中的所有职务。现在这已是一个老故事。

今天的论坛主题“民主改革的新阶段”,对真诚地希望这个国家发生真正的民主改革的所有力量而言,是密切相关且适合时宜的。我今天的演讲是以我在2010年撰写的题为“民联是否承诺一个走上真正民主的路线图”的文章为基础。

对于一个代表着贫穷下层阶级的人权运动团体如兴权会而言,“改变”的承诺是没有意义的。我坦白地说,在底层生活的贫困者看来,我们的国家若换了政府,会是政治人物贪污腐败,或是将会实行良好施政,都不是紧要问题。他首先需要的是温饱;他需要收入,他需要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国内已有近80万名印裔劳工被迫离开园丘而流离失所,他们需要获得赔偿以重新安置他们的生活,他们需要获得培训机会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需要移置到他们负担得起的房屋。自1975年以来,他们成了城市里生活困苦的新下层贫民。拜巫统政府所赐,他们大部分没有身份证(即无国籍),同时多达15万名没有身份证的小孩没有上学。也正因为没有身份证,他们无法享有包括医疗、社会福利、就业、驾照、置业等基本福利。


当兴权会代表他所代表的下层阶级提出要求时,有许多人快速地反应指责这些都是种族主义的要求。这是可悲的,因为他们没有或者拒绝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改革应当包含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少数民族的权利,反而期待少数族群依靠他们的仁慈恩惠。

我们已经到了交叉路口。

民主改革的新阶段的斗争应当包含全部真正对抗巫统-国阵统治的力量,而并非由3个或现在可能是4个政党所垄断。这股新力量应当包含许多非政府组织、可靠诚信的政治人物、社群领袖、工会领袖,当然包括对反对党阵线有所贡献的政党如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和沙巴的杰菲里吉丁岸博士。


迈入布城掌握政权的议程,必须以具体明确的承诺来支持的,来替代那些无济于事的花言巧语。我认为,民主改革的新阶段的斗争必须包含以下基本民主改革内容,才能够带来“真正变革”;


1)清楚和明确地承诺对全体人民实行联邦宪法第8条所规定的“平等权利”的原则,

2)严格遵守联邦宪法第153条文起草时期的原先的精神和意图,即马来人和土著的在有限领域中的“特别地位“(Special Position),而不是继续推行那些瘫痪了非马来人和妨碍了国家发展已有53年之久 的”马来人特权“Malay Special Privileges)和“全部扫光/全都吃光” (sapu bersih/ habis) 的错误观念。

3)承诺修改联邦宪法以包含设立一个真正公平和独立的宪法法院,其法官的组成必须考虑到有足够资历和经验,而其任命过程必须公开和透明,并包括所有种族,一律平等。

4)维护世界人权宣言所阐明的宗教自由。所有关于个人宗教身份的争执冲突等案件,应交由民事法庭裁定。

严格遵守修订联邦宪法第121条( 1 )条文的初衷,即依据1988年国会会议议事录中有关宪法第121条(1)A条文的辩论和采纳的结论,穆斯林伊斯兰法庭的任务严格限于审理涉及穆斯林的婚姻和财产事务而已。

所有属于非穆斯林的膜拜场所都被平等正式承认为“膜拜(神)的场所”(很多人没有认识到非穆斯林的礼拜场所没有获得这个地位),并发出有关场所的地契,而且通过宪报宣布有关土地用途的永久性。在新的乡镇中,公平有序地提供中央拨款给所有宗教组织建设新的膜拜场所,并且为这些宗教场所提供后续的维护,有如对待穆斯林的宗教场所一样。所有“膜拜场所”必须发给地契,那些在独立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膜拜场所”场所,其所属宗教组织或团体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

所有人可以选择他/她自己所挑选的宗教信仰,不受国家干预。

5)新政府必须全面承担教育责任,即公正平等地提供土地和资金给所有学校包括各族母语学校,一视同仁地维护和改善包括各族母语学校和属于少数群体学校的学校。新政府必须肩负提供所有阶层公民教育的责任,废止区别对待完全资助和非完全资助学校。

6)承诺改造和清理警察部队和民事服务里当前的腐败情况,特别是高级别官员。

7)恢复 1981年修订宪法之前的君主制原状。

8)承诺实施没有种族和宗教隔离或歧视的福利和住房计划,公正的提供优质的福利和住房援助给马来西亚所有穷人。

9)承诺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以调查国家干训局的种族主义议程,这个国家干训局已培训了近80%公务员在国内执行种族主义政策。

10)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和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以调查巫统霸权自独立至今53年以来的滥用权力和贪污腐败情况。

11)按照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中的承诺给予婆罗洲自主权,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我国的国民身份证发给超过150万名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地区的穆斯林,是否用来削弱基督徒人口在沙巴的政治力量。同时,归还50%的婆罗洲自然资源给婆罗洲自行管理。

12)改善更新和提供具体方案,实施新经济计划,以造福全体国人,不分种族和宗教,并在下届大选之前公布这些拟议的新经济计划。

13)通过新的种族关系法,让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成为一项罪行,以符合国际标准。

14)接纳和批准的所有国际人权条约,让马来西亚跟上联合国的现代民主社会的步伐。

15)改革人权委员会,赋予它提起诉讼和建议总检察长起诉的权力,以及这些建议须由总检察长所遵守——这意味着修改宪法以进行必要的变革。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是公开和透明的,其成员在人权领域有着诚信和可靠的纪录和贡献。


16)承诺即刻解决(非关注)一直给国家的带来困扰的被边缘化社会的痛苦现状,包括;
估计大约有30万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印度人没有国民身份证(即无国籍)。
提供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教育机会给所有被边缘化的社群,公开宣布可以提升他们跟上其他社群的发展计划和切实可行的预算方案,并把他们纳入国家主流经济议程之中。

17)全面落实统治者在2004年2月4日成立的皇家委员会关于加强马来西亚皇家警队的运作和管理的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去调查马来西亚皇家警队犯下的法外处决问题。

18)减少国防年度预算和超大型发展计划,并承诺每年拨出至少50亿令吉以提升马来西亚的被边缘化的社会,和进一步从国家财富中拨出50 亿令吉以促进贫困和被边缘化者的经济活动。

19)承诺开放出版执照/准证,允许所有政党在大选竞选期间享有平等的免费的广播时间。

以上所述,是给马来西亚人生活带来真正的民主变革所涵盖的基本原则和内容。除非和直到反对力量(Opposition forces)对他们的“UBAH”采取开放和透明态度,并真正承诺实践民主原则,群众是不会相信他们的改革议程的。他们宁可跟熟悉的魔鬼,而非陌生的魔鬼,生活在一起。


Wednesday, 18 November 2015

全是法国人干的,你还去炸叙利亚? ——观察者网编辑评论“巴黎恐袭事件”

全是法国人干的,你还去炸叙利亚?
——观察者网编辑评论“巴黎恐袭事件”

作者 / 来源:朱新伟 (观察者网编辑) / 观察者网


巴黎恐袭发生两天后,11月15日(周日)当晚,法国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IS)"的两个重要据点发动空袭。

根据媒体报道,法国国防部派出战斗机向拉卡投掷了20颗炸弹。目标包括一个指挥中心、弹药库和训练营;法国国防部称,"两个空袭目标均被摧毁。"

这是法国自2014年9月来,在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进行的最大一次打击。法国总统奥朗德并且誓言,将对"伊斯兰国"的袭击实施"无情的打击"。

上图:出发去轰炸“伊斯兰国”(IS)的法国战机, 下图:法国对"伊斯兰国"据点发动空袭——下图取自网络,为《人民之友》编者所添加。


巴黎恐袭发生后,法国12架战机飞往叙利亚领空,象征性地向“伊斯兰国”大本营投下20枚炸弹。美国等西方国家,也都在商讨如何进一步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并借机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

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为什么境外势力“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能够在法国招兵买马,得到内应?

今年法国遭遇的4次恐怖袭击

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年法国遭遇的4次恐怖袭击,究竟是本国人干的,还是外国人的。

先是1月份的查理周刊报社恐袭案。这起恐怖袭击分为两部分,两名暴徒血洗报社,然后有一名枪手打死警察、劫持犹太人超市。

残忍屠杀12名报社员工的是两兄弟:谢里夫•库阿齐(弟,32岁)和萨义德•库阿齐(兄,34岁)。兄弟俩都是法国人,出生于巴黎10区,父母是阿尔及利亚移民。弟弟谢里夫小时候在法国西北部雷恩市的孤儿院长大,先是做健身教练,后来搬到巴黎和哥哥一起生活,工作是送披萨。

库阿齐兄弟

2003年,两人在巴黎认识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的秘密组织者,两年后,认识了枪手库利巴利(下左图)。

在报社恐袭案次日打死警察的阿米蒂•库利巴利,法国人,生于巴黎郊区的奥尔日河畔于维西。他是家里的独子,有9个姐妹,父母是来自马里的穆斯林。他长期失业,至少被抓过6次,其中5次抢劫、1次贩卖毒品,精神病专家为巴黎法院准备的一份报告,发现库利巴利有着“不成熟的病态人格”,“自省能力较差”。

2005年,库利巴利在监狱服刑期间,他认识了因持枪抢劫入狱的谢里夫•库阿齐……

库利巴利在化工厂劫持人质的时候,还特意联系了电视台,以便宣示其效忠“伊斯兰国”组织的决心。他愤怒地提出穆斯林遭受迫害,女人被禁止戴黑纱,以色列欺凌巴勒斯坦人,法国干涉马里和叙利亚。库利巴利还质问,既然上街悼念《查理周刊》死难者,法国人为什么从不上街悼念受迫害的穆斯林呢?“我是土生土长的法 国人!”他说道。

法国今年第2起恐袭案发生在年中,6月26日,亚辛•沙里在伊泽尔省一座化工厂残忍地将其老板斩首,头颅悬挂在入口栅栏处。

亚辛•沙里,35岁,法国人,住在里昂市近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已婚,有三个孩子。他曾在2006年因为“激进化倾向”被情报部门列为S级人物,但其档案在2008年之后因为缺乏实据而不再更新。

法国今年第3起是本月发生的巴黎系列恐袭案,共8名暴徒实施,警方击毙了1名暴徒,6名暴徒引爆炸弹自杀,剩下1人在逃。8人中已有5人确定身份——全是法国人,另有一人持有叙利亚护照,疑似叙利亚人,两人身份不详。

不包括在这8人中的幕后主谋是27岁的摩洛哥裔比利时男子阿卜德勒•哈米德•阿巴阿奥德。

阿巴阿奥德

11月13日晚巴黎系列恐袭案分三个部分,咖啡馆、体育场和音乐厅。

易卜拉欣•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国人,在咖啡馆引爆自杀式炸弹背心身亡。据获得比利时当局提供的确认信息的消息人士透露,他有过进行各种犯罪活动的历史, 曾因为轻度罪行与幕后主谋阿巴阿奥德一同受审。五年多以前,阿卜杜勒萨拉姆和另一名兄弟卷入了一宗文件造假案,这名兄弟没有因为本轮攻击事件受到审问。

在逃的第8名暴徒是易卜拉欣的兄弟,叫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国人,26岁,曾在比利时居住。

在体育场实施炸弹袭击的共有3名暴徒。

其中有一个人的尸体附近发现了叙利亚护照。希腊和塞尔维亚政府确认,该护照的持有者曾在上个月与数万名逃离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一起,从他们的国 家经过。英国八卦媒体《每日邮报》率先了报道了这一“惊人”漏洞,搞得欧盟国家人心惶惶。护照持有者为25岁的叙利亚人艾哈迈德•穆罕默德,由于叙利亚护 照经常被伪造,所以其真实身份尚难断定。

穆罕默德的两名同伙中有一个是在比利时居住的法国人比拉尔•哈迪菲。另一个身份无法确认。

屠杀巴塔克兰音乐厅人质的也是3名暴徒。

一个叫伊斯梅尔•奥马尔•穆斯塔法伊,法国人,在巴黎出生,住在郊区。穆斯塔法伊的身份是用其一只断指的指纹确定的。据《纽约时报》报道,他出生于法国小 镇库尔库罗纳,在沙特尔市长大,并在那里一直住到2012年。穆斯塔法伊曾因2004至2010年间的一系列低级犯罪被逮捕,并自2010年以来一直处于监视之下,因为他上了法国安全机构数据库的一个名单,该名单上的都是受到极端伊斯兰信仰影响的人。

穆斯塔法伊的一名同伙叫萨米•阿米莫尔,也是法国人,萨米因涉及也门恐袭而于2012年在法国被控,但2013年潜逃,法官发出国际通缉令。另一名同伙的身份尚未确认。

今年8月法国还有一起未遂的列车恐怖袭击案,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列车上,26岁的摩洛哥人阿尤布•卡扎尼拿着AK-47步枪妄图血洗车厢,所幸被乘客们合力制服。他在2007年移居西班牙,2015年5月去过土耳其,回西班牙后很快移居布鲁塞尔。

另外,2014年5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犹太博物馆开枪打死四人的“独狼”恐怖分子也是法国人——迈赫迪•奈穆什,29岁,穆斯林,曾在叙利亚为“伊斯兰国”组织担任监狱的看守。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法国一年来的恐怖袭击凶手,几乎全是本国人!他们的家庭背景大多是法国在北非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马里、摩洛哥的移民后代,好几个人就出生在巴黎。

另一个巴黎:生活贫困、种族歧视

法国到底怎么了?巴黎到底怎么了?许多人不禁发问。

值得注意的是,刚才介绍的恐怖分子都是法国年轻人——原本应该充满希望的年龄层。对于年轻人而言,巴黎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欧洲统计局近期公布的一份统计数据表明,自2012年至2015年6月,欧盟28个国家失业率整体从10.5%下降到9.6%;而同一时期,法国的失业率从9.8%继续攀升至 10.2%。自2012年奥朗德总统任期开始后,65.87万法国人相继失业。在所有失业人口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达到81万人。


法国一共有717个“敏感城区”(政治正确的说法,“sensitive urban zones”),其中大部分都在巴黎郊区。这些地方的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居民大多是北非移民的后代,四分之三的人住在政府补贴的廉租房,3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可想而知,这些“敏感城区”的社会状况有多差。2005年,法国政府曾针对巴黎郊区发起“马歇尔计划”,拨款44亿欧元,计划用9年时间改善郊区面貌。结果呢,2008年-2011年间,“敏感城区”的失业率不降反升。

除了经济因素,还有种族。

今年1月《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发生后,总理瓦尔斯曾公开谴责法国的“地理、社会和种族隔离现象”。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节目指责巴黎郊区好多地方成为“穆斯林飞地”,非穆斯林“禁止入内”云云,固然是右翼人士的夸张说法,但也点出了问题的某一方面:巴黎普通市民已经对10区等郊区心有忌惮,那里不再是可以随便溜达的街道。

社会和种族隔离分为两面。一面是本土法国人对北非移民的排斥,另一面是外来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堕入恶性循环,被压在社会底层,于是主观上也开始疏离法国的主流价值,转而向伊斯兰极端主义寻求慰藉。

2001年,在法国举行了一场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足球比赛,当《马赛曲》在球场奏响的时候,法籍阿尔及利亚裔球迷的嘘声盖过了国歌声,还有球迷高喊“本拉登!本拉登!”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教授法哈德•霍斯罗哈瓦尔曾撰文分析,大多数法国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典型轨迹分4步走:
  • 先是疏离于主流文化,部分原因在于弥漫破败街区的失业和歧视;
  • 接着就开始犯点儿小偷小摸的罪而入狱,然后是更频繁的犯罪和坐牢;
  • 第三步宗教觉醒并开始激进化;
  • 最后启程前往叙利亚、阿富汗或也门这类穆斯林国家,受训成为圣战组织成员。
他还提供了另一个惊人的数据:穆斯林占法国总人口的8%,却占了法国监狱6.4万名囚犯的60%。贫困,犯罪,社会边缘化,种族隔离,纠缠在一起,外界看不到法国有任何解决方案。

哦,总统奥朗德已经说了,“叙利亚是全球恐怖主义的最大工厂”,前天往叙利亚扔了20枚炸弹,昨天又扔了16枚……

Sunday, 15 November 2015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为何要独立?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为何要独立?

作者 / 来源:林达 /《东方早报》、《共识网》
21ccom.net/articles/world/bjzd/20140902112386_all.html

插图和与文内小标题是《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上图: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阿图尔•马斯向集会群众发表“从西班牙脱离出去”的主张之影
下图: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在今年9月11日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展现“加泰罗尼亚要从西班牙脱离出去”的广泛民意之影
——两张插图取自网络

区域问题其实涉及自治和分离两个不同概念。一般来说,中央政府更容易认同区域自治,却不愿意看到区域分离导致国家分裂。很多区域自治问题不能解决,关键是中央政府对后一步的惧怕。在理论上,自治和分离是两回事,在现实操作上,它很容易失控、一不小心就可能从自治滑向分离的下一步。

殖民地独立大潮卷过之后,在民族国家内部,又逐渐形成新一轮分离风潮。

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在1995年10月30日举行独立公投,有惊无险,以50.6%的反对独立比数,保存了国家完整。2014年3月17日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通过区域公投,以96.77%的高票赞成脱乌入俄。3月27日,联合国大会以100赞成,11票反对、58票弃权,认定克里米亚独立公投“破坏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违反国际法,是一次不合法的投票活动”。“克里米亚共和国”还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承认。接下来,苏格兰确定于2014年9月18日举行独立公投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也计划在今年11月9日举行独立公投。就连威尼斯,也给自己起好了“威尼托共和国”国名,扬言脱离意大利以及意大利所在的欧盟、欧元区和北约

加泰罗尼亚从小公国变成西班牙一个省

也许有人不知道加泰罗尼亚,但是都知道西班牙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巴塞罗那,它就是加泰罗尼亚首府。加泰罗尼亚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它几乎是个正三角。北部是接近水平的一条边线,与法国交界;东南向的斜线是地中海海岸,整个地区只有三角的西部直线与西班牙交界。也就是说,要论独立,它的地理条件非常好:有漫长海岸线,和法国相通,而不是被西班牙国土包围地一个“腹地”。

加泰罗尼亚面积32,000多平方公里,占西班牙国土的6.3%。相对来说,一向独立呼声最高的巴斯克,只有7,000多平方公里,只占西班牙国土的1.4%。根据2012年的人口统计,加泰罗尼亚人口756万多,占西班牙人口的16%。它人口密集,也高度发达,旅游业兴旺。

早在9世纪,就有了巴塞罗那伯爵封地。“加泰罗尼亚”的称呼起于11世纪晚期。1137年,加泰罗尼亚被阿拉贡王国并入,成为阿拉贡的海军基地。1283年,阿拉贡王国下的加泰罗尼亚小公国,有了类似宪法的治理规则,它的政府叫Generalitat。名称后来变得极重要,成为它主权尊严的象征。

加泰罗尼亚人具有的民族心态有历史根源

现代西班牙的核心,是一场王室婚姻的结果。1469年10月,卡斯蒂利亚19岁的伊莎贝尔公主,嫁给了阿拉贡王国的费迪南二世。5年后的 1474年,伊莎贝尔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王位。夫妇各带自己的国土,实现大联合,两个王国合并成现代西班牙的核心。一个法学家会议制定了夫妇共治西班牙的规则。阿拉贡保留原来的一套机构、法院和法律。独特的历史造成西班牙一定的区域自治传统。加泰罗尼亚作为阿拉贡的小公国,从1137年起,始终保持自己的惯例、章程和法律。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所以不论归属阿拉贡还是后来随阿拉贡变为西班牙,都隐含着一个相对独立特异、时强时弱的民族心态。

18世纪初,有一个大的改变。波旁王朝的腓力五世膨胀了卡斯蒂利亚的统治,推行卡斯蒂利亚的政体法律,加泰罗尼亚第一次成为西班牙王国的一个省。在1707年至1716年,西班牙王国首次颁布系列法令,结束了加泰罗尼亚自然留存的古典自治,在法院、法律文件、剧院等,都禁用加泰兰语,禁加泰罗尼亚古国旗。这是后来20世纪类似法令的基础范本。

现在一些国家在民族问题上追究历史归属,会强调有分离诉求的地区,自古以来就归属此国。而地区分离派,也会坚持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实际上,民族区域在历史上常常多有变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最后民族对国家的实际认同向心力,以及对异族离心排斥的程度。

向现代过渡的西班牙各区域的凝聚,法国的侵略起了很大作用。本来西班牙各个小王国间也征战互殴不已,如阿拉贡的胡安二世想让二儿子费迪南继位, 而加泰罗尼亚当时主张他的长子继位,胡安二世就打进加泰罗尼亚了。古代西班牙是一盘散沙。可是近代法国入侵,反而凝聚了现代西班牙五花八门的各个文化,提醒他们都是法国入侵下的“西班牙人”。19世纪初,第一次法西冲突,两年战事就落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在1808年至1814年,拿破仑发动“半岛战 争”,再次入侵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称它“法国战争”。既然作为西班牙的一部分被法国占领,并参与抵抗,战争就把加泰罗尼亚进一步推向了认同西班牙。

对法战争期间,一群冷静的学者以总议会名义,制定了君主立宪的《西班牙1812年宪法》,含保障公民自由、私有财产,还规定了间接普选、有新闻出版自由、法官不得罢免。但是,它脱离不了西班牙现实,有政教合一内容。

半岛战争后的1814年3月22日,总议会承认的合法君主费迪南七世回到马德里,却拒绝了这部温和改良的宪法,恢复了战时撤销的宗教裁判所,走向专制。自由派的共济会纷纷起义,其中也有加泰罗尼亚人;他们攻下马德里后,天主教苦修派打着“解救国王”的旗号起义,也有加泰罗尼亚人。政治动荡的法国和西班牙距离太近,对西班牙有很深的政治影响。此时法国已经复辟,又怕“西班牙革命”北上,居然打着“解救西班牙国王”旗号,又一次打进西班牙,成功帮助费迪南七世复位。他在西班牙王位上待到寿终正寝。接下来是争夺王位的漫长内战。当法国又革命成第二共和国的消息传来,马德里与加泰罗尼亚在一起呼唤共和。

19世纪,巴塞罗那与马德里一起,率先遭遇工业革命,阶级形成、左右冲突,加泰罗尼亚的纺织业等迅速发展,巴塞罗那人口狂增四倍,它也与马德里一起,成为世界革命的试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总部在巴塞罗那,它发行无政府主义刊物,宣扬暴力手段作为斗争工具。西班牙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就在巴塞罗那举行。在政治动荡的19世纪,加泰罗尼亚与马德里,同是西班牙经济中心及政治动荡中心。从拿破仑撤出西班牙到1870年,西班牙换了3个朝代、5部宪法、 10届内阁。怪不得伊莎贝尔二世要退位。中央管不住各省,它们纷纷脱离,但那种分离只是政局不稳的暂时状态,有点像军阀割据下的中国。

欧洲还是王朝相通,议会选择的伊莎贝尔二世的继位君主,是意大利国王的儿子。显然,当时的国家概念与现代有差别,区域自治概念也不同。新国王怎么也摆不平这个国家,三年后就匆匆退位回意大利了。议会毫无准备就走向共和。西班牙第一个总统菲格拉斯,就是加泰罗尼亚人。

第一共和国只存在327天,就被军队推翻,其间居然换了4个总统。1874年12月,17岁的阿方索亲王正在巴黎,有人拦住他:“西班牙军队宣布恢复君主制了”,他成了“阿方索十二世”,他的曾孙,就是领导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国王胡安•卡洛斯。少年国王很不幸,28岁就患病身亡。阿方索十三世是遗腹子,接下来是王后摄政期。

19世纪末,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一起,经历了帝国陨落的困扰。巴塞罗那作为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知识精英云集,所谓“九八一代”文化成果累累,加泰罗尼亚精英是重要的一部分。

20世纪初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思潮

进入20世纪,西班牙就动荡不安。1902年,才13岁的阿方索十三世登基。1903年就有著名的巴塞罗那大罢工。1906年5月31日,17岁的阿方索十三世在马德里举行婚礼,一个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莫拉尔,向国王夫妇的马车投炸弹。拉车的马以及一些观礼民众被炸死,鲜血溅上王后婚纱,国王夫妇幸免于难。

1909年7月底,加泰罗尼亚一些城市暴动,起因是阿方索十三世的首相摩拉为摩洛哥战争征召预备役,花得起巨款雇用“代兵”者免征。民众一腔怒火,适逢工业先进的加泰罗尼亚本是冲突中心,矛盾骤然放大。在巴塞罗那,一个由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联合组成的委员会,号召反征兵,工人接管了巴塞罗那, 接着全面罢工、拦截军车、暴乱和巷战。左翼也反宗教,认为天主教也是资本主义一部分,最后焚烧修女院,挖空墓穴。巴塞罗那市中心失控,治安部队在兰布拉大道开了枪,大道是今天每个游巴塞罗那的游客必到之处。政府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军队镇压。最后,军警8死124人受伤,民众死亡100多人,史称“悲惨一 周”。事后更是逮捕了1,700人,以“武装叛乱”的罪名送上军事法庭,其中59人被判终身监禁,死刑5人,其中包括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现代学院院长费雷尔。

这是进入19世纪后期西班牙的困扰。无政府主义在全球盛行,刺杀和劳资冲突带来血腥冲突或镇压,是工业革命后的时代病,但是在西班牙,只要和加泰罗尼亚有关,就自然演变成民族区域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引出强烈的分离意愿。而工业中心特别多事。“悲惨一周”的镇压,原本下令加泰罗尼亚军队执行,但是当地军人不肯镇压乡亲,结果马德里政府调来其他几省军队。这一来,就更是“西班牙”血腥镇压民族地区,更促进了分离的恶性循环。

高涨的民族分离情绪下,同民族的不同地区间,再有矛盾也会被压合。1913年,加泰罗尼亚现在的4个省,巴塞罗那、赫罗纳、莱里达和塔拉戈纳,合成联合体。中央政府立即认为这是分离信号。

接下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维持中立。一战结束后,西班牙解散了加泰罗尼亚的四省联合体,禁止它的语言和国旗,这一来,反而更推进了它的分离倾向。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常常就是分离主义者。镇压极端无政府主义和镇压分离主义,也变成一回事。在严厉镇压下,左翼领袖纷纷流亡法国,他们中的马西亚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国家组织”,还策划了一次革命,刚准备越过法西边境回来推翻政府,就被识破失败了。

阿方索十三世压不住左右分裂各走极端的国家,1931年放弃权力、黯然离开。就在他离开的前一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一个激进左翼政府,立即宣布剥夺国王公民权,没收全部王室财产。

1931年恢复Generalitat和众议员委员会

加泰罗尼亚捷足先登。流亡的马西亚已经回来,抢先共和政府一步,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这是分离主义走得最远的一步。西班牙新政府,马上与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部长展开协商,最后达成妥协。马德里同意加泰罗尼亚恢复实质的政治主体,而加泰罗尼亚也退了关键一步:不脱离西班牙。这个安排,有人称其“实质独立”,有人称“高度自治”,看要表达什么了。自治政府恢复了那个1283年的Generalitat,以及中世纪开创的Diputació del General de Catalunya(众议员委员会)的称呼,以示“独立国家,古已有之”。

妥协容易达成,与两个政府都是左翼政府、相互间本是同志、没有附加政治对抗有关。但共和并未解决西班牙问题,左右两极严重冲突。加泰罗尼亚是一左独大,它的右翼党非常温和。但它还是西班牙大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当西班牙左翼政府的激进政策引出反弹,1934年右翼政府在大选中上台,左翼的加泰罗尼亚Generalitat马上就领着民众反抗中央。结果,西班牙政府宣布暂停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令它失去了自治地位。

1931年开始的第二共和国比第一共和国长寿。1936年,西班牙又选上了左翼政府,加泰罗尼亚又恢复了自治地位。但左右激荡两次,1936年就内战了。西班牙内战更是世界左右激荡的浓缩场景。一边是苏联和国际无政府主义组织支持,一边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支持,死亡60万人,极为惨烈。 1937年底,左翼共和政府从马德里撤到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成了内战左翼一方的代名词。1939年1月26日,佛朗哥军队攻入巴塞罗那。一个月后的2月 27日,法国率先承认佛朗哥政府,接着,全世界除苏联和墨西哥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佛朗哥政府。

1939年,已是二战开端。西班牙政府再次维持中立。它在两次世界大战都维持中立,始终没有针对整个西班牙的外战压力,却内战内斗连连。

1939年佛朗哥取消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地位

佛朗哥1939年占领巴塞罗那以后,Generalitat被撤销,禁了加泰兰语。加泰罗尼亚再次失去自治地位。内战后,佛朗哥政府残酷镇压了内战中的敌方人士。原Generalitat主席贡巴尼斯,已经流亡法国。但纳粹德国占领法国,逮捕了贡巴尼斯,把他交给了佛朗哥。在巴塞罗那战争委员会,贡巴尼斯以“军事叛乱罪”被判死刑,1940年10月15日,在巴塞罗那山顶要塞被枪决。内战政治敌对的血腥镇压, 在西班牙很普遍。在讲西班牙语地区,只是被理解为政治问题,但发生在少数族裔地区,一定被理解为族裔迫害,一定导致分离情绪。禁用加泰兰语,事实上也压制了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这种情况从1939年一直随着佛朗哥统治延续到1977年。可是,佛朗哥政府与加泰罗尼亚的冲突原因,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容不下少数族裔,还不如说是政治的极端对立。加泰罗尼亚在标识上是左翼象征,在内战中是敌方大本营,在现实中是潜在的反叛源。

战后,佛朗哥开始培养一个可能的未来君王,也就是在西班牙民主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他9岁回到西班牙接受教育,一直对自己肩负恢复君主制、将在未来接管这个国家的意识保持清醒。他成年后很留意协调自己与加泰罗尼亚的关系。在佛朗哥时期,他不仅去加泰罗尼亚慰问灾民,也私下悄悄接触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的努力往往被现实困境抵消。1973年底,工业区都苦于遏制通胀的紧缩政策,能源危机雪上加霜,加泰罗尼亚罢工四起。1974年2 月底,一个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判了死刑。

1975年底西班牙新国王开启民主化局面

1975年底佛朗哥死后,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开启民主转型,其中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两个冲突最严重、独立呼声最高的民族地区,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

巴斯克有极端分离组织埃塔,不断制造暴力、爆炸;加泰罗尼亚也有类似的袭击,但是加泰罗尼亚更多是原来的传统,分离运动和工人运动、左翼组织相结合,更多是罢工抗议示威连连,这往往会伴随发生与警察冲突的流血事件。

细究一下,区域问题其实涉及自治和分离两个不同概念。一般来说,中央政府更容易认同区域自治,却不愿意看到区域分离导致国家分裂。很多区域自治问题不能解决,关键是中央政府对后一步的惧怕。在理论上,自治和分离是两回事,在现实操作上,它很容易失控,一不小心就可能从自治滑向分离的下一步。

佛朗哥死后的民主化局面,实质是中央与加泰罗尼亚等区域,政治理念开始趋同,并非单方面改变。在中央政府改变的同时,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的左翼政党也已经今非昔比。内战结束40年后,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其影响力基本消亡。余下的不论是西班牙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党派,都已经不再如40年前那样激进。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在读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报告之后,有了很大改变,更“修正主义”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偏右的中央和偏左的区域,有了对话、求共存于一个政体的可能。

但是,只要区域自治一天不解决,抗议、流血冲突、民众愤怒失控的危险,就时时存在。

1976年一名银行家提出解决关键问题的建议

1976年10月,佛朗哥死后一年,一位叫玛纽尔•奥提尼斯的银行家,向马德里政府的奥索里奥建议,加泰罗尼亚的流亡政府主席塔拉德拉斯,很可能是解决该区域问题的关键。银行家是加泰罗尼亚人,的确只有“自己人”,才能准确判断这个区域的民众想法。

原来,在贡巴尼斯被枪决后,流亡的原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决定,还是要把Generalitat延续下去,他们推选了波赫做主席。1954年波赫辞职。流亡的Generalitat就在墨西哥,选出了新的主席塔拉德拉斯。此后20多年,塔拉德拉斯流亡在法国,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并非寂寂无声, 他时时代表加泰罗尼亚Generalitat,与流亡中的各政治力量保持联系。他把自己看作是超越党派的、加泰罗尼亚的精神领袖。1976年,他已经77岁。

经历内战和四十年的政治对立,此类重大政治谈判需要互信。至少塔拉德拉斯必须相信,这并不是诱捕圈套;政府方也必须相信,对方在谈判中的承诺确实就会履行,不会恢复了Generalitat之后,加泰罗尼亚下一步就从西班牙分离出去。背后还牵扯了更危险的时局:军队保守势力一直反对政治转型,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理由,一是他们认为,左翼就是当年的激进左翼,一旦政党合法化,又要陷于混乱甚至内战;二是认为,新的区域自治政策会导致国家分裂,新政府在卖国。塔拉德拉斯曾是1931年加泰罗尼亚左翼政党ERC的主席。在军队保守派眼里,他和被判死刑的贡巴尼斯没什么区别,他们不仅内战记忆犹存,也是内战思维,认为贡巴尼斯被判死刑是罪有应得。军队反对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西班牙军队素有以军事政变干政的传统,佛朗哥就是一个例子。

新国王和时任首相对人民大众释放善意

互信的开端是新政府的姿态。佛朗哥去世后的在任首相是纳瓦罗,他马上在议会宣布:“我们的意图是让西班牙所有地区都有自己的宪法机制,令它们能够更好地关注自己的特殊需要,保持各自的传统和特殊性,以丰富民族整体,从而更好地为祖国的统一和伟大服务。”但是,区域自治的具体谈判和操作,是由下一任首相苏亚雷斯完成,也离不开国王胡安•卡洛斯的大量背景工作。

国王在一次罢工抗议高潮中,不顾反对,和王后一起访问了加泰罗尼亚。在原阿拉贡王国所在地,官方招待会的直播镜头下,国王的演讲突然从卡斯蒂利亚语切换到加泰兰语。加泰兰语已经被官方禁止了近40年。突然听西班牙国王说出来,强烈触动了加泰罗尼亚人。国王还接见了加泰罗尼亚反对派,包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宗教领袖。他访问了蒙特塞拉特修道院,那里一直被看作是反马德里的民族主义象征。他访问重工业区,那里痛苦的罢工骚乱刚刚结束,他对几千个工人说:“你们可以放心,你们作为公民和工人的权利将会得到承认。”当年5月,加泰罗尼亚一个左翼组织的民意调查中,国王声望上升到69%,被称为“最受欢迎的政治形象”。

国王也利用他在军内长期的人脉关系安抚军队。尽管如此,后来还是有了一次未遂政变。

首相苏亚雷斯派亲信秘密前往法国与塔拉德拉斯接触,同意恢复加泰罗尼亚1932年的自治地位和Generalitat体制。谈判都顺利,但一个条件令首相为难:塔拉德拉斯要求,在他回巴塞罗那的时候,要检阅加泰罗尼亚武装仪仗队。正在顾虑右翼保守军人反弹的首相,左右为难没有答应。

解决民族区域问题,时机非常重要。专制强人离去的转变当口,是最可贵的时机。长期被压制的民众,看到新政府突然释放善意,容易被打动,政治人物就容易说服自己的族人妥协让步。

虽然苏亚雷斯拖了半年多,幸运的是,并没有错过时机。在接下来的1977年6月15日选举中,加泰罗尼亚左翼党派大胜,而苏亚雷斯领导的UCD 在这个区域大败。有历史学家认为,苏亚雷斯感觉必须用塔拉德拉斯这个标志性人物,来赢回人心,重建已经失去的主动权。否则,未来的自治区谈判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1977年加泰罗尼亚恢复自治地位和接受西班牙统一

1977年6月27日,塔拉德拉斯飞往马德里与苏亚雷斯直接会谈。条件是,加泰罗尼亚恢复的自治地位和Generalitat体制。而塔拉德拉斯承诺效忠于西班牙君主制,接受西班牙统一,尊重西班牙武装力量的荣誉。这一次,苏亚雷斯答应了军仪的欢迎仪式。他理解这不是“荣誉回乡”的虚荣,在一个国家政权向自治区权力移交的授权仪式上,应有军队在场,以确认授权合法性。军中保守派果然无法接受。国王亲自出面说服,高调接见塔拉德拉斯,以示国王对民主转型和加泰罗尼亚自治的支持。

1977年10月23日, 78岁的塔拉德拉斯回到巴塞罗那,检阅了加泰罗尼亚武装卫队,用加泰兰语大声宣告:“加泰罗尼亚公民,我在这里了!”归来的塔拉德拉斯立即组阁,Generalitat在左翼政党管理之下,他的部长们立即展开与马德里中央政府部长间的谈判。

在前两个月,议会已经开始草拟新宪法。新宪法列入了自治原则和具体程序,根据不同情况推行。冲突最尖锐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等三个地区,宣布为 “历史上的自治区”,给予手续简化,迅速恢复它们历史上的自治地位,以缓和紧张的区域形势。虽然自治区内部也有矛盾争论,但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最早通过, 比1932年的自治条例更为有力。

中央政府既愿意确保区域自治,又担忧国家分裂,宪法就有“国家统一和自治权利”条款,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自治区联合”,以防止不同自治区进一步组成“区域联盟”,带来分裂危险。

大量军队精英仍然认为,必须减缓快速的区域自治过程。军队压力使得中右党派(UCD)和左翼社会党(PSOE)合作,一起制定了著名的《移交权力和谐组织法(LOAPA)》。它的目标是给所有的自治区限定权力,尤其是对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LOAPA在1981年9月29日递交国会,最终由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自治政府在1982年上诉到宪法特别法庭,要求修改或者至少冻结。LOAPA的存在,至少作为一个平衡,缓和了军队的干政意愿。后来才知道,局势极为紧张,军队密谋的高潮,是打算在1981年6月23日巴塞罗那集会中抓住国王迫其退位,建立军政府,连准备清算的黑名单都已经拉出来了。

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取得双赢局面

不论怎样艰难曲折,西班牙民主化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都十分成功。在1979年至1983年间,整个西班牙都在宪法之下成为自治区。今天西班牙有17个自治区和2个自治城市。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不断扩大,与西班牙政府分享教育、卫生和司法的管辖权,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等等,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良好。1985年5月中,国王受到邀请,主持了加泰罗尼亚一个政府委员会的会议。1986年7月24日,国王授予塔拉德拉斯世袭贵族头衔。1988年4月 22日,国王主持了加泰罗尼亚的千年庆典。

一个象征性高潮是在1997年10月4日,国王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和巴斯克的一个手球明星在巴塞罗那主教堂结婚。公主克里斯蒂娜当时是巴塞罗那居民,说加泰兰语。当他们从教堂出来,和国王夫妇的马车一起穿越巴塞罗那大街,20万人涌上街头,向新人和国王王后欢呼。在那一刻,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的关系,圆满得如同公主与王子的童话故事。

巴斯克的恐怖组织埃塔虽然越来越弱,但始终没有彻底消失,对比下,西班牙与加泰罗尼亚的关系似乎简单得多,基本上就是安定团结双赢局面了。

新版《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生效于2006年

回看历史,西班牙与加泰罗尼亚那段相互关系张力很大的时期,与西班牙的整个国家悲剧有关。从19世纪进入现代,西班牙在工业革命初期剧烈的社会冲突之中,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左右对抗,整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在大多数时间里,与西班牙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恰是处在不同的两端。政治对抗和族裔间对抗,混为一谈。

但是,一个民族区域的分离主义诉求,可以独立存在。总会有人坚持:不论怎样高度自治,我就是要独立自己过。这是各民主国家会长期存在一些分离组织的原因。民族身份认同,从19世纪下半叶延续到今天,一直是欧洲一些地区的困扰。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区域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只要涉及不同种族,就很容易被敏感地导向族裔冲突;假如矛盾冲突发生在中央和区域之间,若涉及不同种族,就很容易被导向分离诉求。那些长期边缘化、看不出有什么前途的分离主义力量,会很快点燃民族情绪,突然之间毫无预料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在加泰罗尼亚,主张分离的几个政党始终存在。今天,主张分离的趋同团结党(CiU)领导人阿尔图尔•马斯,已经是Generalitat主席,他在当选前就多次表示,一旦当选将谋求“加泰罗尼亚民族自决”。CiU已是第二次执政,可以感受到后面的民意了。

2003年,西班牙巴斯克自治政府就试图改变现状,把自治再跨前一步,把巴斯克对西班牙的关系改为“盟国”或“自由国”,介于自治和独立之间, 被西班牙国会否决。2005年,加泰罗尼亚议会以88.9%的赞成票提出,要定义加泰罗尼亚为一个“国家(nation)”,后来在西班牙政府压力之下,最终改回“民族(nationality)”。这两个词在英语中,“国家”、“民族”两者的意思都有,而“nation”的“国家”意味更重一点。

今天的宪法文本,是民主化以后的1978年《西班牙宪法》,第二条就是:“国家统一和自治权利”:“本宪法基于西班牙民主的团结、全体西班牙人共有的统一国家,承认并保障组成西班牙的各民族和各地区的自治权和团结。”简单地说,原则是:符合“统一国家”的地方法是合宪的,否则违宪;容许自治是合宪的,否则是违宪的。

立宪第二年,就建立了1979年《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其法律效用仅次于宪法。章程序言宣称:“加泰罗尼亚,作为一个民族 (nationality),始终在西班牙法律之下,根据宪法和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以一个自治区履行自治管理。”2005年,加泰罗尼亚起草新版《自治章程》,序言将上面那段话的“nationality”(民族)改为“nation”(国家)。此外,新版《自治章程》和1979年有了很多不同。这个版本2006年在加泰罗尼亚议会和西班牙议会通过,加泰罗尼亚公投有73.24%的人赞成, 20.57%的人反对。虽然批评者指出投票率没有超过一半(48.85%),但是,程序都合法,新章程在2006年8月9日生效了。

反对者向宪法法院诉新版《自治章程》违宪

节外生枝的是,在西班牙议会投了反对票的人民党(PP),向宪法法院诉新版《自治章程》违宪。普遍认为,事情弄糟的一个因素,是宪法法院的责任,把法规合法性的决定,陷入了所谓“进步派”和“保守派”法官的党派之争。弄得章程在政治上取得合法性已经4年,法院还没有为它的合法性做出个裁定来。 加泰罗尼亚本来就不信任宪法法院,2009年11月26日,12份加泰罗尼亚报纸发表联合社论,标题是《加泰罗尼亚的尊严》,警告加泰罗尼亚人,宪法法院很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国家权利”。这又引发马德里绝大多数媒体的强烈反应,它们一向苛刻地反对新章程。两边的媒体和民众立场明显对立。在近年的记忆中,两边的裂痕还从未如此严重, 4年的漫长拖延中,弄得民间高度紧张,谣言四起。

2010年宪法法院判决引起百万人上街抗议

2010年6月28日,西班牙宪法法院以6比4通过了《加泰罗尼亚章程》审批版,加入了“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重写了14个条款,解释了27个条款,主要涉及语言(不许可加泰兰语为官方第一优先语言)、司法(不许可进一步扩大司法自治权)和财政(不许可扩大自治财权);虽保留了 “nation”,但是限定它“没有任何法律效用”,也就是不具备国家地位。在加泰罗尼亚人感觉中,法院裁决严苛,印证了他们久久担心的谣言。

这个得到双方议会通过、已在实施的新章程,4年后遭遇如此挫折,加上马德里媒体的渲染,连西班牙大主教会议也出了个文件,特别认定“西班牙统一”是一个“道德财富”。整个过程令加泰罗尼亚人认为,他们在今日西班牙没有地位,他们没有尊严。加泰罗尼亚一下就“毛了”,反应强烈,群情激奋,分离议题发酵。2010年7月10日,百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街头抗议法院裁决,高呼:“我们是个国家,我们自己决定。”这次抗议被“自由国际”前副主席Emil Kirjas称为“近20年来欧洲对自决的最强烈表达”。2010年7月,巴塞罗那的保守派报纸《先锋报》(La Vanguardia)公布民调, 48%的加泰罗尼亚人支持独立,只有略高于10%的人反对。哪怕和5年前比,比例也大幅提升,显得触目惊心。

18天后,全球各地报纸的头条是,加泰罗尼亚议会做出历史性决议,禁止本地区进行斗牛。很多人理解为一个保护动物举措,而西班牙人都明白,这是加泰罗尼亚表示:要和西班牙在精神和文化象征上划清界限。

高度自治的加泰罗尼亚,为什么还要闹独立?

2013年12月13日,加泰罗尼亚政府宣布,将在2014年11月举行独立公投。2014年1月,自治区议会通过了一个“加泰罗尼亚作为独立政治主体”的声明,提交西班牙宪法法院。

事情的表面进程是这样。那么背后分离主义日趋高涨的原因是什么?宪政民主框架下高度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到底要什么?

加泰罗尼亚的分离组织各不相同。有的组织被认为,他们的分离主义旗帜更像是向中央政府在各项政策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有更激进的分离诉求,有点像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要一个跨现存国界的民族国家。他们的理想是一个包括瓦伦西亚、地中海三岛、阿拉贡一部分和法国南部一部分的大加泰罗尼亚联邦,就是几百年历史中曾经是加泰罗尼亚的地方都要回来,这个目标显然比较吃力。还有就是简单要求现有自治区从西班牙分离,作为独立国家加入欧盟。

绕到背后,经济是最大问题。谈判1979年自治章程细则时,经济就是焦点。但是,说解决区域问题有“时机问题”,这是一个最好实例。佛朗哥政权刚结束时,民族地区的期望值相对较低,他们习惯了几十年的强压制,任何一点来自中央政府的善意都会奔走相告,看作变革的希望。国王说几句加泰兰语,民众都会非常感动。在各种权力的转让谈判上,也相对容易达成协议。因为这个区域长期一无所有,加泰罗尼亚当时一年向中央政府上交500亿比塞塔。现在突然能够得到自治权、财政权,都会珍惜这个机会、愿意妥协,谈判起点较低。佛朗哥在经济上也给转型的西班牙留下较好环境。佛朗哥离世前,西班牙如中国台湾一样有过经济起飞,在1962年加入共同市场,是仅次于法国的世界黄金第二大买主。中央政府在解决区域问题时,经济上有放权的能力。当时谈成的财政分成比例,加泰罗尼亚感到意外的满意。塔拉德拉斯曾欢呼自治区成功:“加泰罗尼亚,你是举世无双的楷模!”

此后加泰罗尼亚被公认是西班牙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2005年的人均GDP在西班牙17个自治区中排名第4,金融业和投资业都领先。但是,他们对中央税收逐渐不满。2010年,西班牙10%的GDP,高达200亿欧元,来自加泰罗尼亚扣除返回后的完全上交税款。这个数字占了加泰罗尼亚GNP的10%。很不巧的是,2006年自治区新章程出台到2010年宪法法院的裁决,恰恰在此期间,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是危机中心,各州都受到大冲击。可没人认为美国会引出某州要独立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区域民族情绪,很自然就共赴国难了。而在西班牙,一向寻求独立的组织在这个有独特语言文化、与西班牙有过冲突历史的自治区,看到了推动分离主张的最佳时机。2008年金融危机,西班牙是重灾区。这一年加泰罗尼亚的GDP在整个西班牙最高(3,144亿美元),2012年它的债务达到全西班牙17个自治区总债务的38%,失业率升至西班牙最高,投资急剧下降。多数人认为,他们是中央财政掠夺的受害者。一些经济学家推算说,加泰罗尼亚将无法从这个状态下幸存下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加泰罗尼亚籍教授Charles Boix就表示,“宪法法院的裁决使得我们无法恢复经济。”

经济利益问题才是加泰罗尼亚要独立的关键

那么,是不是“全是宪法法院惹的祸”?即便新章程被宪法法院批准,各种问题也只是缓解,因为新章程没有根本解决经济争端,很可能会继续推出新要求,而经济危机中的西班牙处境逼仄,也很难大大方方就给自治区再切出一大块税收大饼。裁决前的2009年,分离派已经举行了有一半加泰罗尼亚城镇卷入的非官方独立公投,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宪法法院拖延4年的裁决,无疑是拖得太久,又不幸恰好跨越金融危机。除了税收,还有很多细节的利益冲突。例如,总部在美国的大航空公司Delta,在它的333条航线中,巴塞罗那航线盈利占第三,可见机场之繁忙。所以,巴塞罗那机场的国家归属,自治区就认为是不公平的事情。还有中央只注重大铁路公司的投资,硬把自治区铁路给逼上了绝路,等等。

加泰罗尼亚是地理上的中心地带、富裕地区,巴塞罗那是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一向是西班牙“人往高处走”的目标。人口流动大,现在这个区域只有40%的人讲加泰兰语, 60%是外来人口。连前一届Generalitat主席何塞•蒙迪亚(任期2006-2010)都是生在科尔多瓦的“移民”。这也反映了现代区域分离主义的特征:它和区域利益紧密挂钩。只要有一个民族文化核心,然后,它可以结合动员共同利益的区域民众,哪怕他们是移民。更何况很多移民已在心理上认同了第二故乡。蒙迪亚讲加泰兰语,认同当地文化,否则不可能竞选得到一把手的位置。

然而,人口大幅流动也是现在分离的原因之一。例如前Generalitat主席何蒂•普约尔(任期1980-2003年)就担心,大批人口迁入很容易就会毁了一个小小民族的文化。Charles Boix教授也注意到西班牙近15年来的移民潮,很短时间就增加了600至750万的居民。他认为,这个移民势头已经不下于美国的移民压力,可是“你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无法控制迁入,而它的经济、社会和教育体系都会难以应付。加泰罗尼亚是双重“移民”压力,它承担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也承受西班牙向加泰罗尼亚的“移民”。

加泰罗尼亚人维护民族尊严也是重要因素

种种原因之外,历史阴影依然笼罩在今天。一个标志,就是在1940年被判处死刑的Generalitat主席贡巴尼斯,始终没有被平反。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政府和尚未合法的左翼党派,有过个不成文的协议:考虑西班牙已经动荡不安,在大变革关口,为避免点燃双方民众政治对立的火焰,毁了大局,双方就不再重提历史旧案和恩怨,专注完成政党合法化、区域自治等一系列具体安排。它和南非的“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似乎是相反的做法,但同样是在各自具体条件下,具政治智慧的安排。当然,历史欠账也就拖下了。另一个原因,是内战双方背后的政治争论并非黑白分明,也仍然涉及今日军方立场,西班牙历史恩怨和政治复杂性,可见一斑。所以,每一个上台的首相最终都绕过了,包括左翼党派领袖,如上一任西班牙首相,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洛,竞选时信誓旦旦,承诺上台后立即解决,但是真的上了台,还是知难而退,没有履行诺言。对加泰罗尼亚来说,Generalitat 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尊严象征,它的主席居然被西班牙政府处死了,还几十年拖着不给个说法,民族尊严在哪里。

在西班牙政府和自治区之间,原本还有一个极为重要、极具威望的协调者,就是国王胡安•卡洛斯。按说,君主立宪制中的君主,只是一个象征。但在民主化进程中,国王是最重要的灵魂核心人物,他必须有所作为,高度紧张地化解重重危机,十余年来一直是一个救火员。待一切完成,国王自然退入一个礼仪角色, 他突然松懈下来,也显然重新思考了人生。曾经,他身边最亲近的王宫内务官员,总是一些能够提醒他约束自己的长者。他决定改变。他辞退、解除了周围的约束, 开始君王的享受。很快,周围就围上了一圈原本会被挡驾的,投其所好或谋求利益的人。总之,王室开始丑闻不断。最近,在巴塞罗那主教堂结婚的公主卷入经济案件,必须出庭作证。不久前,胡安•卡洛斯在一片对君主制的反对声中,默然把王位传给了儿子。还是那个胡安•卡洛斯,已失去他的精神光环和作为国家灵魂的个人魅力,2009年5月13日,“西班牙国王杯”毕尔巴鄂(巴斯克)对巴塞罗那决赛,当国王抵达体育场,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观众,一起对国王表示了不满。

宪法法院裁定加泰罗尼亚进行独立公投是非法的

2014年3月25日,西班牙宪法法院的12名法官对加泰罗尼亚提交主权声明进行审议,当日下午,就做出表决,否决了这份声明。法官裁定:加泰罗尼亚进行独立公投是非法的。依据就是宪法的第二条:“国家统一和自治权利”条款和《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现在,预定公投的这一天越来越近。

面对这波新的分离浪潮,只是需要面对现实。一种比较落伍的观念,是过度紧张拔高地看待分离主义。例如把任何人的分离主张或行为,都提升为“分裂国家”的严重罪行。许多国家都有类似西班牙这样强调统一、不容分裂的宪法或其他法律表述。但是,面对分离主义的组织、宣传和具体推动行为,只要不是暴力活动,一般都会像西班牙政府一样,持宽容态度,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过程充满了协商、让步和妥协。在理论上,成熟国家都理解,在各区域之间,在中央和自治区之间,不可能没有利益冲突,而在各种利益冲突下,一个少数族裔区域产生分离情绪、分离愿望,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些人固执地持有分离主义理想, 积极投身这样的事业,也是自然的事情。在实践层面,中央政府的过度反应,一般都会适得其反,越压越不服。相反,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牵涉各种利益考量,不愿意地区分离,会尽可能利用国家力量的优势,例如宪法等手段,来竭力保留国家完整,也非常自然。那么,面对分离,国家怎么办?首先必须保障区域有高度自治的基本自由。

假如在中央政府和自治区之间,有非常对立的价值观,区域理念没有实践的可能,两者之间的张力会非常大,很可能会演变为对抗甚至暴力对抗,这就是加泰罗尼亚在第二共和国右翼政府当选后的情况。在民主转型的时候,加泰罗尼亚选出的左翼政府,和国王班底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但并非绝对的对立,双方共同具有“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区域有充分自治权利”的核心价值观,才有了谈判、妥协、让步的最根本基础。当然,大原则会面对非常复杂的具体情况,即便有了高度自治,还是可能难以化解矛盾,例如民族情绪高涨不可逆转,旧日积怨无法消解,利益分配无法达成协议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加拿大和英国,长期挣扎纠结无果,就选择同意区域公投,任由选择去留。但若是牵扯重大国家利益,如加泰罗尼亚对于西班牙是一个重要经济支柱;库尔德的去留对于伊拉克涉及大油田去留, 就会穷尽一切努力挽留。国际社会主要判断是否有种族屠杀、种族灭绝的恶性状况,如果有,会果断支持区域分离。

对于西班牙,因为宪法和自治区章程有国家统一条款,独立公投在法律上不是一个合法选项。那么,就有一些可能前景。一、加泰罗尼亚放弃公投;二、 坚持公投,独立不能得到多数支持;三、独立得到多数支持,并不付诸实践,仅存象征意义;四、在公投多数支持分离后,实际分离,变成一个“国家”。最后的选项很难发生。更可能的,是举行公投,不论投票结果如何,双方进入下一轮博弈,经济、语言、历史遗案处理,等等。最后,假如经济危机度过,也随着时间能协调好,就度过危机,渐入佳境,否则,也许如英国一样,终于有一天,马德里放手,同意合法公投任凭去留。

Saturday, 14 November 2015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真能独立吗?/ 加泰罗尼亚能从西班牙独立出去吗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真能独立吗?

作者 / 来源: 赵萌 / 《北京青年报》

9月初,几十万加泰罗尼亚人借庆祝其国庆节的机会,举行示威要求脱离西班牙宣布独立。
——此插图(取自网络)与说明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9月初,几十万加泰罗尼亚人借庆祝其国庆节的机会,举行示威要求脱离西班牙宣布独立。
——此插图(取自网络)与说明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9月28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选举尘埃落定。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两个党派“一起说好”党和左翼CUP党总共赢得了议会135个议席当中的72个,较半数超出4席,总得票率则为47.8%;反对独立的党派虽然只得到63个席位,得票率却达到52.2%,这是因为这部分党派中有党派得票率过低而未获得议席。

选举结果公布之后,支持独立的两个党派均表示,他们能在18个月之内单方面宣布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

那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为何要独立?独立行得通吗?西班牙政府又有何对策?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采访了欧洲问题专家以及长期来往于中国和西班牙的人士,他们向记者讲述了加泰罗尼亚“闹独立”背后的一些逻辑。

巴塞罗那街头基本挂加泰罗尼亚区旗而非西班牙国旗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9月28日重申,政府将通过法律程序坚决制止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立。该自治区的独立党派并没有赢得选民人数上的支持。拉霍伊说,自己会在法律的范围内与加泰罗尼亚独立派展开对话,并且西班牙政府将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因为这是“大多数西班牙人的希望”。外媒分析认为,这一投票结果将使西班牙总理拉霍伊在今年12月西班牙大选举行前压力倍增。

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17个自治区中的一个,所辖四省,著名城市巴塞罗那就是其首府。这一地区有自己的区旗、语言和文化,是西班牙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而拥有着西班牙16%的人口却为西班牙贡献了全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几十年来,加泰罗尼亚人认为在一些财政政策上他们受到了中央政府不公正的待遇,闹独立已经成为了这一地区的“家常便饭”。经济危机以来,该自治区生产总值下降,失业率高达22%,约有70万人失业,通货膨胀率超过3%。
一位长期往来于中国和西班牙的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关系在一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在巴塞罗那当地街头,居民阳台和商业店面等基本都是挂加泰罗尼亚区旗,而不是西班牙国旗。

另据一位报道西甲足球联赛的媒体人士介绍,加泰罗尼亚有自己的语言,和西班牙语很相似。前两轮西甲联赛,巴塞罗那队出场服装上印有声援叙利亚难民的标语,而这一标语就是用三种语言呈现的,其中就有加泰罗尼亚语。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崔洪建对此表示,一个地区脱离一个国家无非有两个主要原因:经济不平衡和文化因素。 往往是富裕地区想脱离贫困地区,加泰罗尼亚就是这种情况,可以说,经济实力是其闹独立的基础,这个地区一直是西班牙经济的引擎。加泰罗尼亚靠海,而其他西班牙地区大部分是内陆和山区,接触外来事务方面双方有差距,这已经形成传统了。而且在历史上,加泰罗尼亚也长期处于自治状态。

加泰罗尼亚公投在西班牙是违宪的行为

去年9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阿图尔•马斯曾签署法令,宣布11月9日进行独立公投。然而,10月中旬,因独立公投缺乏合法性,马斯宣布取消此次独立公投。

崔洪建分析道,去年加泰罗尼亚搞了“民间公投”,其实是一个“模拟”的公投,独立派人士在推动这个事情,其背景也是效仿苏格兰公投。但加泰罗尼亚独立有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这种公投在西班牙是违宪的行为。

“如果说以公投形式独立,只能通过修宪,如果不是在宪法规定内去进行这件事,那西班牙政府会以法律以及更强硬的手段应对。像苏格兰、加泰罗尼亚这些国家中的某个地区闹独立,要对背后的一些真实意图有所判断,有的是想独立出去,有的则不是,他们只是希望以此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不排除以此和西班牙政府谈条件。加泰罗尼亚地区已经是自治的地位,而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要挟更多的自治权利。”崔洪建称。

对于独立派人士18个月之内单方面将宣布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是否涉嫌违反国际法,崔洪建解释道,这并不涉及国际法范畴,而是违宪。加泰罗尼亚能否取得独立,这要看它有多大决心推动这件事,进行抗议、示威,造成紧张局势,争取国际社会同情,然后施压于西班牙政府,并就修宪和西班牙政府谈判,这很可能是独立派采取的路径。

如果成功独立对西班牙足球界将是一个悲伤的消息

据了解,此次有多位欧盟领导人也曾警告,即便加泰罗尼亚独立,欧盟也将拒绝对此予以承认。

崔洪建认为,从欧盟的角度,不希望发生这个事情。对于欧盟来说,麻烦事已经够多了,欧洲债务危机缠身,欧盟三驾马车在西班牙投入不少钱搞紧缩,如果搞了独立,西班牙还有什么精力搞改革。而且如果独立成功了,对于欧盟是个不好的事情,欧盟层面想推改革和发展计划, 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欧盟层面的整个计划就会被打乱,这也是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情。目前的难民问题,西班牙也是涉入很深的一个国家,现在若处理加泰罗尼亚问题,西班牙政府处境就更加棘手。

“现在的西班牙政府是过渡性很强的政府,拉霍伊主要使命是完成改革、带领西班牙走出债务危机,无论是西班牙和欧盟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希腊齐普拉斯那样的政府,而是需要的是听话的、技术官僚的政府。相信加泰罗尼亚问题在年底西班牙大选中也会有所反应,竞选人可能会给出处理加泰罗尼亚的方案,并引导通过谈判来解决此问题。”崔洪建表示。

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若加泰罗尼亚真走向独立,对于西班牙足球界将是一个悲伤的消息。西甲联盟主席特巴斯早些时候表示,如果西班牙分裂,西甲联赛也将分裂。特巴斯这番话也被认为是在暗示若加泰罗尼亚独立,巴塞罗那将不能再参加西甲联赛。分析指出,若分裂,将对巴塞罗那俱乐部是个灾难性的打击,因为多年来,俱乐部取得的成功是因为其靠出售西甲联赛电视转播权从而获得大量资金。

而众所周知,巴塞罗那俱乐部中包括皮克、巴尔特拉,以及已经离开的法布雷加斯等巨星球员都是来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而且西班牙现役国脚中也有数名来自这一地区的球员,若从西班牙分离出去,这对西班牙足球或许真是一个大问题。

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闹独立本质上不是一回事

昨日,外国媒体不少报道都将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和苏格兰此前进行独立公投进行比较,不过,苏格兰政界人士表示,两国的国情不一样,独立问题的本质也不太一样。

对此,崔洪建分析道,苏格兰公投是有法律基础的,而且英国政府和苏格兰政府就一些条件还达成了一致,加泰罗尼亚如果公投则是违宪的。这次加泰罗尼亚闹独立,如果说和苏格兰有相似之处,就是都缘于地方政治发生了变化。以前苏格兰是工党的势力范围,工党是反对苏格兰独立的,但前两年随着苏格兰民主党的崛起,导致这件事有失控的风险。加泰罗尼亚也是这样,过往有一个追求独立的政党和不追求独立的政党在这个地区搞平衡, 不至于让代表独立势力的政党有足够的势力去推动这个事情。这次因为不太一样,独立势力上台,真正想推动这个事情,可以动用的资源也大大增加。







加泰罗尼亚能从西班牙独立出去吗

作者 / 来源:史泽华 / 新京报、财经网

(文内小标题是《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11月9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在首府巴塞罗那以72票赞成、63票反对,批准一项文本,启动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马斯(Artur Mas)所在的"一起说是"党(Allianz Junts pel Sí)以及联合执政的左派政党CUP为该决议投了赞成票。
——此插图(取自网络)与说明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11月9日,西班牙东北部自治区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以72票对63票通过一项决议,确立了一个为期18个月的独立路线图,寻求2017年脱离西班牙独立。独立运动领导人称,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时刻。但此前西班牙政府表示,加泰罗尼亚独立是“一种挑衅行为”。

加泰罗尼亚独立斗争的历史,与西班牙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一样长。但在既往的强权时期,几乎每次都会遭到血腥镇压。如今,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这一行动的火药味越来越淡,目的性价值也越来越弱。

几年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高涨的两大原因

近年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高涨,部分源于当地民众的利益失衡心态。在许多国家,政府都会采取一些特殊手段维护弱势群体权益,但一旦受惠群体因靠近权力而寻租,或者获得特别的承认与地位,少数群体对主流群体的逆向歧视也往往随之而来。1979年,加泰罗尼亚拥有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自治权,也以地利之便成为西班牙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但按照西班牙的财税体制,加泰罗尼亚“致富”之后有责任反哺其他落后地区。而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即便加泰罗尼亚遭受重创,也很难得到特殊待遇。

另一原因是地方自治体制的惯性。弗朗哥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人的所有自治权几乎都被剥夺,在公共场合他们甚至不能说母语。但重获自治权以来,该地区的民族认同感重新得到加强。近些年,在独派政治精英的鼓动之下,当地民众的既得利益保护心理、族群不平等的历史记忆与新的民族认同感出现了共振,“民族自决”情绪也日渐浓厚。目前,该地区议会中独派政党联盟能占据相对多数席位,也是这样一种环境的产物。

地区议会决议最多只能作为跟中央谈判筹码

但是,地区议会的一项简单多数决议,离整个地区从西班牙领土上独立出去,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正如福山所言,成功的自由民主制,既要有强大统一、能在领土上执法的国家,又要有强大凝聚、能将责任制职责强加于国家的社会。以当前西班牙强国家、强社会的政治结构,有相当多的途径和方法来阻止这一行为。更确切地说,当前加泰罗尼亚的“民族自决”,更多、也只能是地方势力博取与中央政府谈判筹码的工具。

西班牙政府已多次驳回了该地区的统独公投计划。同时,地方议会此次通过的决议离绝对多数意见还有很大的差距。拿统独问题做政治筹码,其实风险不小,弄不好会引发社会动荡,独派的票仓也会动摇。

西班牙政府不会让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出去

无论以什么样的方法,西班牙政府也不能让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出去。否则,很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有独立倾向的地区也会萧规曹随。未来,地方政治的内耗、中央政府的干预、外部舆论的变迁,都会为独立运动泼冷水。走到需要外部干预或国际调停那一步,才是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称,联合国不认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有权行使“民族自决权”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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