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4 May 2015

新马左翼运动和李光耀

新马左翼运动和李光耀

作者 / 来源:丁劲雷 /《新加坡文献馆》


李光耀终于走了!

生前死后,不同的人对他作出了不同的结论。在褒贬者之中,不同的人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层次深浅不同的评价。

从上世纪的1954年到本世纪的2015年这整整60年间,作为过去的马来亚和现在的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者,与李光耀有着同一时段的交锋。怎样看待李光耀,也从中怎样看待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确是展望未来的一大课题!

自从有了新马反殖争取独立的宪制斗争,就有了我们这里定义的左翼运动。参加到这个运动中的,既有在英帝控制下的城镇地区的马共地下党员及其支持者,也有许多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强的反殖勇士,更有投身于爱国独立运动的广大有正义感的民众。

有了新马的左翼运动,就有了这个运动对李光耀的关系丶认识过程和斗争。

李光耀是何许人?

看李光耀,首先要看他的世界观。

用李光耀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从这个理念出发,他不相信有人类的平等,有的是聪明人骑在弱能者头上的欺压和愚弄。从这点出发,只要能达到利已的目的,就可以把任何道义置之不顾。

从他的这种极端个人主义,人们不能怀疑以下分析和传言的真实性。

许多人从李光耀的回忆录和其他史料分析,他既在日本占领时期替日本情报部门服务,也以他在英国被新加坡高级殖民警官尊为上客,及生活在剑桥大学猎取特务人员极为盛行的环境中,直指他为英情报部门吸收的忠实成员。

50年代中期,在李光耀早期政治生涯中,与他交往的人群中广为流传的一桩回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位熟客清早到访李光耀,言谈因李光耀从他夫人手中接过寻他应接的电话而打断。李光耀在地下室中接听了良久,回来时浑身抖索冒汗,脸色苍白对客人说,有英警情报员被马共便衣武装人员枪杀。在传言的群体中,共同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当天,在枪杀事件发生不久,而媒体尚未传播的时刻,什么人给他打了这个电话,来电者为何能迅速得到这个消息,李光耀为什么得知事件后如此惊慌?

上台前对左翼的利用和背叛

由英回新投身于政治的起始,李光耀就着意于怎样利用当时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来垫定和扩展自己的政治资本。那时候,他说出了热情学生们最爱听的话,写出了反殖运动者最喜欢看的文句。

在欺骗了群众而眼见必将登上执政宝座时,他就指使已成为叛徒的工运人物蒂凡那  (后来的新加坡总统) ,在林清祥被单独监禁时, 牵头诱迫几位反殖工运领袖签下按照他的意志起草的声明,作为将来行动党执政后释放出狱的条件。

从当时所处的抗英武装斗争地位和所运用的策略出发,马来亚共产党所关注的,是新加坡参与左翼运动的党员和支持干部的人身安全和隐蔽活动,以达到有效和持续组织发动反殖争取独立的群众运动。所以,学生运动和职工运动的干部,既参加和支持由李光耀发起成立的人民行动党,也从未设想由自已来掌握领导权或出任执政后的主要政府职位。

1957年,人民行动党中央委员的选举及其结果,是李光耀利用以诋毁马共和新加坡左翼运动的一大事件。以后浮现出来的历史真象(包括从多位当选中委而后被逮捕强遣出境者的回忆中) ,人们可以知道,当时他们几位以及新加坡的马共领导核心,无意也没有参与布署另一些左翼干部与李光耀属意的人选抗衡。也就因为如此,在印尼的新加坡马共领导核心,觉得有需要派出代表向李光耀说明真象。于是,才有所谓的全权代表方壮壁约见李光耀,并被李光耀反利用,以进一步逮捕马共支持者郑越东的后果。

(郑越东为当时工人党的新加坡市议会议员。李光耀要方壮璧让郑辞去议员职位,以证实方自己为马共代表身份。郑越东辞职后即被逮捕并遭残暴虐待。)

此次行动党中委改选后,当时的林有福政府动用公安法令,逮捕了大部中选的左翼中委(除知知拉惹律师外) 。而李光耀阵营也借此对所熟识的左翼重要成员厉言,和左翼的联盟” 已经完结” 。

1957年行动党中委选举的另一面事实,也不难引起人们的联想。从这些中选左翼中委的追忆中可以知道,是一位当时新加坡左翼农民协会干部策划和推动了六位左翼干部中选。这位当时艺术教育界名人的儿子林XX,过后被逮捕遣返到中国,再随同一些马共党员由中国回返泰南森林。这之后,当上干部的他,利用审查敌奸嫌疑的机会,威逼淫虐女被嫌疑者,因而被判处死刑。在亲笔自供书中,他道出了自己是国际特务。

和这段历史相应接的是另一件史实。1957年行动党中委改选前夕,还在狱中但已经叛变并沦为李光耀走卒的蒂凡那,竟然从狱中通过一位左派律师传达左翼应派人竞选中委的意见。根据林清祥后来在应记者提问而写的回忆录中透露,他批评了该左翼律师的错误。

李光耀的“恩将仇报”的谋算

人们从保存在英国档案馆的原始文件中可以发现,是李光耀首先在上台前布下了对付左翼的圈套。他不但没有在上台后,兑现诺言释放所有反殖和支持他上台的政治扣留者;而且还配合英殖民者设立了旨在自治后管控对付左翼运动的内部安全委员会;并提议制订法令,以阻止因反对英殖民当局而被扣留监禁过的左翼运动领袖,参加自治后的立法议会选举。

1959年新加坡自治首届大选后,他首先假惺惺地说,如果行动党被扣留的领袖没有获得释放,他将拒绝执政 (实际上,他早已指使叛徒诱迫其他狱中的左翼领袖,签署了必须同意新马统一的声明,作为上台后释放的条件,使之成为将来通过合并镇压左翼运动的道义紧箍咒) 。

当时,左翼运动寻求的,是行动党上台后的安定政治环境,以避免英殖民当局及其走狗的逮捕镇压,进而争取实现新加坡的完整独立。而磨刀霍霍的李光耀,不但早已做好了将来对付左翼运动的机构设置(内部安全委员会) ,也积极准备上演推动英马反动派出手镇压的好戏。

左翼没有及时呼应王永元提案

马共在新加坡的地下组织成员,迎来了行动党上台后短暂的人身安全。基于此,正当广大新加坡群众对李光耀仍然扣押许多政治扣留者,表示强烈愤懑时,左翼并没有及时呼应王永元(李光耀在行动党内的政治敌手)要求释放全部政治扣留者的提案。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居住于印尼的新加坡马共组织的负责人,到中国向马共中央派驻代表章凌云汇报情况,主张对李光耀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时,却遭到了章的力阻;而看准了马共这种愿望的李光耀,却假意以政府将辞职,以应对王永元的提案所代表的广大群众的诉求,换取将来镇压的时间。

解密的英国档案馆文件载明,是李光耀撤换了在新加坡治安委员会主张释放所有反殖政治扣留者的王永元,并随后自己在会上说服英国和马来亚联邦政府,对新加坡左翼领袖和干部实行大逮捕。

英国档案馆的文件还告诉我们,李光耀使出浑身解数说服英马二方,还要他们接受承担力主大逮捕的责任,甚至要英马宣称是二方有逮捕意图而新方并不赞成(事实是:英方原认为既然将让新加坡独立,不宜被指为独立前镇压原殖民地人民; 马方原也以此事与已无关,不愿实施镇压)。为了欺骗舆论,他还要求把并不威胁他统治地位的联邦人民党领袖的波斯达曼等人也列入逮捕名单,以显示这不是一次仅限新加坡对付政治对手的行动。为了记仇报复,他甚至还不忘记提议抓捕曾经是他党内政治对手的王永元。

由此看来,新马左翼运动面对的不仅是一位恩将仇报的李光耀,还是一口蜜腹剑的阴险人物。

新加坡的独立和建设

新加坡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经济起飞和建设,是关系到怎样正确看待李光耀的一件大事。

新加坡自治前后,作为替英宗主国服务的海港城市,并没有自身有规模的民族工业,只是英国战略工业原料的生产加工中心和传运站。

李光耀上台以后,并没有什么安邦治国的神丹妙药,以至当英国改变军事战略,准备撤离在新加坡的军事港口时,哀求英国改变初衷,以免影响新加坡的就业压力。
李光耀力主通过不平等的合并条件加入马来西亚,既是所述的借助英马黑手镇压新加坡左翼力量,也有通过排挤马华公会,最终取代巫统丶取益于马来西亚的地域自然经济资源的目的。

所以,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的那一刻,李光耀在电视台上的落泪表演,既是洗脱其假合并历史罪责的悲情面孔,也是其夺取大马总理宝座野心失败的无奈。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成了李光耀的救命稻草,也被他利用把自己粉饰为经济起飞的” 英雄” 。

懂得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历史的人不难分析,正是西方日本经济大国面对本国日益增加的劳工成本,迫使他们一改过去向殖民地半殖民地销售工业产品的政策,以输出资本,利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低工资丶人口高素质丶低物流成本,获得高效益利润。在这些经济因素之外,一些人所说的西方冷战政治军事战略,也是可以考虑接纳的历史背景分析。在这四小龙之中,是台湾而不是新加坡,成了西方世界的首选。

所以,搭上西方资本输出的顺风车,不但不是李光耀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他的独有成果。败退台湾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仍为英殖民地的香港(虽然英国自身经济不振),屡因贪腐丶政变更迭政府首脑的韩国,都成了西方垄断资本经济丶政治丶军事战略的得益者。

冷静和饱识之士也会看到,新加坡占优势的地理位置和岛国的港口运输有利条件,集中的城市人口,免除低生产力穷困农村的牵制,都是新加坡比之其他三小龙的长处。

四小龙得益于西方资本输出的经济起飞,既解决了人口就业,也积累了充足的资金,使这些地区居民的平均财富水平有长足提高。以此对比邻近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丶北朝鲜和其他国家地区,成了李光耀片面夸大宣传,以转移对其暴政本质视线的机会。

李光耀是靠恩将仇报的险恶手段起家,也一直使用无审判的监禁和高压司法起诉,作为其延长独裁统治的工具。

人们可以看到,从他唆使英马反动派,进行旨在避免大选失败下台的1963年2月2日大逮捕开始,他便欲罢不能。除了共产党和他所谓的亲共份子外, 一切可能威胁他政权地位的,不论是他的前宠幸高官,还是宗教社会工作者,他都以掐死于萌芽的恶毒手段,编造罪名借口,或逮捕入狱迫签违心声明,或逼迫远走他乡。

除了上述原因,使李光耀得以巩固其政权地位,和吹嘘自已的所谓历史贡献外,是以李绍祖为代表的社阵的狂热极左错误,让新加坡左翼运动错失了揭穿李光耀的良好时机。

新加坡被逐出大马之时,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印尼总统苏加诺直指新加坡为假独立,中国的随即呼应,使马共也作出同样的表态。当时这个大时代背景,尤其是李绍祖的过失,使林清祥承认新加坡独立丶揭露李光耀假合并祸害的正确主张,不能得到有效落实。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李光耀

毛泽东的逝世和随后四人帮的倒台,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使中国在如何发展经济问题上,得以取得理论上的突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是如何发展经济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达致中国人民的脱贫致富。

新加坡利用西方的资本输出,是否能达致发展经济,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访问和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某种程度的肯定,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

面对着新加坡的大部分华裔人口和周边的人文环境,借着中国领导人对新加坡发展模式的兴趣,怎样利用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往来美化自己,最终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是李光耀的精心安排。

李光耀的反共反动本质,决定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仇视和渴望其变色的诅咒。所以,人们不会感到奇怪,当他首次访问中国,发现中国的经济落后面貌时,一反原先他害怕中国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发出“我不怕,而且可以让新加坡人到中国探访” 的断言。

有政治远见的人可以理解,中国利用外资以发展经济,最后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李光耀发展家族垄断的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李光耀寄望中国新一代放弃社会主义的前途,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巩固,及其一切利民的相关路线政策的规划和实施,而最后彻底落空。

为了服务于他利用中国的战略需求,除了传授配合西方资本输出的工业园区的经验(吴庆瑞任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顾问),以取悦于中国外;在不损害西方尤其是美英垄断资本利益的前提下,李光耀也在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例如台独和香港的繁荣稳定的问题上,一面说一些中国愿意听的话,一面重施对付新马左翼运动的两面派故伎,以从中得益。

在这方面,人们都看到,在批评陈水扁的台独政策的同时,他跨越一个中国的底线,指使李显龙往访台湾领导人,以延续李光耀父子与台湾政权的反共认同和策谋;在香港问题上,他一方面批评香港反对派(这些反对派不满李光耀的独裁手段),一面却在香港建制派富商政党党魁专赴新加坡,向他讨教如何在香港也可以长期执政时,唆使他们放弃从政移居他国。

在宣扬李光耀向邓小平推销新加坡经济起飞经验的声音中,一些中国大陆内外的华文媒体,也大事宣染李光耀劝服邓小平停止支持东南亚共产党,特别是停播马共在中国湖南设立的电台。

熟知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和媒体都知道,在与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必须改变过去美国封锁中国时,所推行支持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政策。

上世纪70年代初,李光耀以中国出于伸张正义,每年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其他国家,支持柬埔寨联合王国流亡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访中国威胁邓小平,如不停止马共电台在中国的广播,他所代表的东盟一些国家,将不再投票支持柬埔寨联合王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

针对李光耀“立刻停播” 的恐吓,邓小平一面伸出手表,一面俨然回答:“要立刻吗?现在几点钟?我们可以现在打电话,叫湖南马上断电!” 有力地回击了李光耀,让马共有从容的几年时间,把电台转移到泰马边境森林。

李光耀的死前部署

挟持他所宣扬的新加坡经济起飞“独创功臣” ,李光耀必然要想方设法抹掉他历史上的耻辱污点。这可以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    (一)对于他引用内部安全法令,不经审判长期监禁和残暴虐待政治反对派,他一面丑化英勇牺牲奋起反对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的马来亚共产党。与此同时,推出所谓“亚洲价值观” 的说教,为其独裁行径辩护;另一方面,则掩盖和篡改历史真象,指使他的御用报人出版《白衣人》,妄图通过该书推介礼上与被迫害者的“握手言和” ,一笔勾销他的历史罪责;

•    (二)对于他出自于报复政治反对者,而关闭南洋大学的罪行,他也推动一些御从文人,大事宣传和推销所谓南洋大学复名(早先已推所谓“南大” 简称,混淆“南洋大学” 和“南洋理工大学” 的本质区别;这里是将本质完全不同的“南洋理工大学” ,企图更名为原来的“南洋大学” , 以消灭罪迹)。为此,他不惜无耻地高赞“南大精神” (杀害某人竟高呼某人万岁?!)

•    (三) 对于被他无理拘禁长达32年 (世界最长记录) 之久的谢太宝,意图作出一个洗脱原罪的说词。

对于这种暴行,李光耀生前曾经说过,如果得知谢太宝不是马共党员,他将向谢太宝道歉。所以,当陈平往新加坡探亲,他急切在会见陈平时,向他寻求答案。得到了谢太宝并不是马共党员的回答。

以上图谋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许多当年被扣留者,奋起揭发无理扣留的暴虐罪行,并拒绝他的“言和” 。

声讨关闭南洋大学连绵不绝,迫使他老羞成怒收回复名谋算,连所高呼的“南大精神” 也从此销声匿迹。

李光耀会见陈平后,一位行动党在媒体的亲信和一位所谓的马共历史专家,以从历史档案馆查明谢并非马共党员为由,谋求采访谢太宝。

以两人的文人背景,当然志在出炉一篇谢太宝不是马共党员的访文,刊登在新加坡的报章等媒体。

这是否是李光耀生前的刻意安排,以为自己在访谢太宝文见报后,上台表演一番呢?
无论如何,采访谢太宝不能实现,李光耀终究无法自圆其说。

盖棺论定

李光耀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开始从政生涯於战后争取民族独立的年代,生活在极具战略位置而大部分为华族人口的新加坡岛,与英国主子十分暧昧的关系和本质,再赶上西方资本输出的时机,辅垫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历史和地位。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中,李光耀的从商经历丶学识和才智(这种”才智”用于残酷对付善良的人们时,便是”狡诈”的同义词) ,也是他一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他不是那类双手握枪丶靠政变起家的独裁军人,而是以自己的高等学识和商人灵活,加上不拘成规旧套和从考察及经验中学习,达到他本人及李家皇朝极权统治的目的。一句话,在时代的赋予上加上了自己的独创。

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不择手段又善择手段去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以实现自认超人一等的永恒称霸和无限财富。

历史的车轮和李光耀

人类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前进。

聪明的李光耀自己也知道,尽管他利用新加坡的建设成就可以炫耀一时,,但是他的凶残手段却总不能永远掩盖。

他总是想到新加坡周边环境可能对他不利的变化。这就不奇怪,他生前露骨赞誉屠杀印尼几十万爱国人民的苏哈多,也为靠煽动种族主义维持政权的马来西亚巫统政府的可能终结心忧献策,更在提供新加坡作为美国海军基地的基础上,对走向衰落的美国献计,力荐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

他一再地祭起反共的黑旗,并且畜意安排自己的儿子,甚至有朝一日让孙子接任总理大位,作为将来残酷独裁手段原貌被揭开的防火墙。这就不难理解,李显龙利用李光耀逝世的国葬安排,勒令公务员穿黑服和学生列队瞻仰和送灵,以公款奢购鲜花任人取献,既为李光耀作最后的美化,也为李家皇朝的长存和即将举行的大选,捞取又一次政治资本。

在李光耀葬礼的一片喧哗声中,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及所属地区的一些媒体和官员,在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人先富起来的大背景下,正如有些人忘了执政为民的誓言而贪污腐化一样,也有些人忘记了国际主义和毛泽东所告诫的“不能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出于民族本位主义和华人沙文主义,竟然在李光耀的生前死后,不知就里地把他吹捧上天。

称霸全球的美国,是在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的基础上,依靠移植英国的资本主义和两次大战的机遇而飞黄腾达。他们终究还是要在建国200年后的今天,向全世界低头承认自己杀虐印第安人和黑奴的历史罪行。

李光耀生前说他不想让故居改建为纪念馆,也没有大肆铸立自己的铜像,是不是也预测见到,自己也会像美国那样,最后落得被公认一切杀戮横掠般的罪行?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我们坚信人类不断建设自己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逐步建设自己的精神文明。一个没有欺压,没有狡诈,慈爱互助的高度文明社会一定要实现。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者,我们也坚信,人类社会总要从承认遗传或自然基础的差别物质分配和差别社会地位,过渡到一个普待强弱丶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

201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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