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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加影州议席补选诉求 / Tuntutan-tuntutan Pilihan Raya Kecil Kaj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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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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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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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31 May 2015

克拉运河会是骗局?

 克拉运河会是骗局?

作者 / 来源:张炎夏 / 新浪•博客(中国)

克拉运河项目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资料图)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中国一些媒体此前报道,泰国克拉运河研究和投资合作洽谈会在广州举行,并在会上签署了泰国克拉运河项目合作备忘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5月19日主持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没有听说过中国政府有参与该项目的计划”,中国主流媒体跟着纷纷作出有关备忘录签字仪式是“假消息”的报道或评论。“开挖克拉运河”备忘录签字仪式是不是制造“假消息”,于是成为世人和国人关注和思考的一项问题。

本文是一名曾经对克拉运河与新加坡的关系问题发表过深刻突出见解的中国时事评论人张炎夏,针对以上所述情况和问题所发表的评论文章。网络搜索结果显示,这篇文章有两个版本:其一是5月22日作者发送给《搜狐网》在财经评论贴出的版本,标题是:张炎夏:克拉运河会是一场骗局吗?其二是5月23日张贴在他本人设在《新浪网》的个人部落格的篇幅较多的版本,标题是:克拉运河会是骗局?。前者显然有所删节,后者应为原来全文内容。

以下是作者发表于《新浪网》的个人部落格的全文内容,其中深蓝色字体的文字,就是在《搜狐网》财经评论上的删节部分——

前几天,一则中泰签署克拉运河备忘录的消息振奋了国人。可没多久,各主流媒体甚至外交部都纷纷出面“辟谣”或者“澄清”。新华社更是极其认真的做了“辟谣调查”,然后郑重宣布:中泰克拉运河备忘录签字仪式是假消息。

一、所谓的“辟谣”存在三大问题

本来,我也已经相信这是美好的谎言了,可是仔细看了这些“辟谣调查”后,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所有的“辟谣”都只是在说“中国没有政府官员出席”,既不否认举行过“仪式”,也不否认那些出席签字仪式的泰国政坛显要的真实性,仅仅说这些泰国“显要”中有一人还达不到“显要”的标准,说他是退休军队总司令,已经没权了。可是其他“显要”呢,他们够标准吗?

问题就来了:

1、原报道也没说有中国政府官员参加,消息假在哪里?
2、运河开在泰国,没中国官员就是假的?尼加拉瓜与中国连外交关系都没有,运河就不能挖了?
3、这个所谓的“谣言”只有宁波海事局一家报道,可是所谓的“辟谣”却是铺天盖地,涵盖了所有的主流媒体。中国是个谣言漫天的国度,为什么媒体对其它谣言从不关注,对此“谣言”却那么亢奋?

显然,应该不是谣言出了问题,而是“辟谣”出了问题,否则为什么非要把一件真实发生的事说成是“谣言”?背后一定没那么简单。

按照辟谣者的说法,是发布签字仪式“假消息”的企业在炒作。媒体甚至断言,它们就是过去制造“尼加拉瓜运河骗局”的那伙人。

可问题是,这些辟谣者还不知道尼加拉瓜运河已经被证实为是“真消息”:去年尼加拉瓜议会已经批准了总统的提议,授予中国香港企业100年经营权。去年12月22日,运河也已经正式开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与尼加拉瓜连外交关系都没有,也一再声称与运河项目无关,可是尼加拉瓜运河不是照样开工了吗?所以,怎么就能够凭“没有中国官员”,就推断出泰国的事是假消息,进而断言泰国运河是尼加拉瓜运河式的骗局?再说了,参加“签字仪式”的企业根本不是上市公司,他们炒作此事又能有什么好处?

所谓的“备忘录”,应该只是泰国军方对开挖运河的非正式认可,距离泰国王室、政府、议会的批准还有很多工作要完成,若真像“辟谣者”所称的“尼加拉瓜骗局”就好了:议会批准总统提议给中国企业100年经营权还立即开工……。

这些“辟谣者”会不知道这些浅显的道理吗?不会。他们是要借“没有中国官员出席”否定克拉运河,进而阻止运河的开工。能够使出如此卑劣手段的一定是与克拉运河有生死利害关系的国家。

这让我想起前几天美国FDA重申禁止日本食品的事。我转发消息后,也是有人辟谣说这是“假消息”。他们的逻辑是:美国并没有“全面”禁止日本食品,所以“任何”禁止日本食品的消息就是假消息。结果,不少善良的中国人接受了这样的逻辑推理,就以为我转发的是假消息,以为美国并未禁止“任何”日本食品。可是,我转发时并没有说过美国“全面”禁止日本食品,“辟谣”者是先杜撰一“全面”,然后再宣布“全面”是谣言,误导你以为美国不禁止“任何”食品。就像这个签字仪式的报道,明明人家根本没有说有中国官员,“辟谣者”先自己杜撰“有中国官员”,然后再辟谣,从而误导你以为“运河也是谣言”。

这种先造谣再辟谣的手段是极具新加坡特色的。

就比如一个月前的李光耀乌龙死事件。当时克拉运河合作备忘录签字不久李光耀住院了,本来这事根本没人注意。可是新加坡先让一小孩子造谣说他死了,然后再“揭露”这是谣言,就此引发轩然大波。全中国的媒体都按照新加坡的意图开始大肆炒作,上海《东方早报》甚至用8个版面发表缅怀李光耀的文章,吹嘘李光耀是中国的恩人,是邓小平的导师。新加坡是中国的盟友……。

这其实就是新加坡的一场宣传攻势:中新那么友好,李光耀还是你们的大恩人,你们怎么可以做对不起新加坡的事!如果你们开挖运河,就是坑害恩人……。

问题是,事实恰恰相反,李光耀一直在害中国人。为此我特地写了上万字的《李光耀驾崩后的中国......》(blog.sina.com.cn/s/blog_55c5740f0102vk70.html,此文转载于《人民之友》,标题改为:看看李光耀和李显龙如何坑害中国和上海——《人民之友》编者注)揭露了事实的真相。中国媒体这才消停,一夜之间撤下几乎所有的“缅怀”文章。

其实本届中国领导多次到新加坡门口(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拒不入内。习主席在博螯,提议悼念客机失事者也不提议哀悼李光耀。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看清新加坡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中国的盟友而是美国的盟国,而且还是军事盟国。李光耀也根本不是什么中国的恩人而是仇人,正是他说服了美国“重返南海”,其矛头就是指向中国的!这次,美国的飞机就是从新加坡起飞去南海侮辱中国的,我敢断言,将来轰炸中国南海岛礁的飞机也一定会是新加坡起飞的。

众所周知,中国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高管,不少是在新加坡受训的,但是这不能成为你们舔尸咒祖的理由!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上次无节制的“缅怀”祖国罪人的教训?

二、克拉运河的投资仅仅相当于上海东海大桥

今天,事实已经证实“签字备忘录”不是谣言,而是克拉运河开工前的必要步骤。那么克拉运河是否就真能够实现呢?

困难当然是有的。但是困难不是来自中国也不是泰国,困难只来自新加坡和美国的阻饶。新加坡和美国都不会“坐以待毙”。因为克拉运河通航,整个世界的格局会发生根本变化。首先,美国会失去掌控多年的马六甲黄金水道的控制权,因为克拉运河通航后,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与欧洲和非洲的贸易将不再需要绕道新加坡,美国就控制不了了。最近的南海局势不断升级,也均与此有关。因为运河通航,南海将成为世界最繁忙的水路。对新加坡而言,克拉运河开通后,经过新加坡的航运中转量起码下降90%,而目前新加坡经济的70%依赖马六甲航道。10%依赖美军在新加坡的驻扎。克拉运河通航将使马六甲航道失去作用,导致美军在新加坡的基地也失去意义。

至于泰国,这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像开挖运河这样的事,军队和王室的作用特别重要,其次才是政府和议会。所以,这次中方企业先和军方签署“备忘录”的做法极为正确,但这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至于有所谓的“业界牛人”说,运河工程量巨大,得不偿失。这是很可笑的。按照报道所说,假如运河宽400米,深35米,长102千米,总土方量约15亿。按1公里一个标,可分为102个标段。每个标段的工作总量是1千5百万方渣土。假设每个标段安排40台渣土车和若干挖机推土机,每台渣土车每次运50方左右(长9.42米宽:2.4米高:2.1米),每车每天可拉15个来回,每天动用40辆车就可以拉3万方渣土,每月按照26天计算就是7.8万方。所以,每个标段上的1千5百万方渣土,理论上19个月就可以完工(每月按时按量开工,理想状态)。中国起码有几万个施工队,多数没活干,只要资金充足,同时开工是肯定能够在2年内完工的!如果有人怀疑,本人都可以组织队伍施工,保证完成任务,时间根本不是问题。所以,说施工周期10年完全是一种保守的说法,考虑到部分地段的施工难度。至于运河上的桥梁和隧道,在运河开挖前建设也非常容易。所谓的资金难题,更不是问题,1千多亿人民币,仅仅相当于上海东海大桥的费用,由于全是路上施工不需要海上施工,施工难度小得多。东海大桥30多公里长,因为建在海上,施工难度起码10倍于克拉运河,所需设备更是复杂。可是东海大桥二三年就完工了。所以运河在工程上根本不是问题。起码比建100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和500公里的地铁要简单得多(上海地铁长度就超过500公里)。通常,每公里的海上大桥的施工成本大概10倍于陆地修路。所以,30公里长的东海大桥花的1千个亿足够挖100公里的运河。不要说中国,就是上海也拿得出。更何况这样的效益明显的项目,极其容易商业融资。

与东海大桥不同的是,克拉运河能够很容易的收回投资。不仅仅大船通过一次就可以收费几十万美元。即使一分钱过路费不收,仅仅经营二岸的土地,都足以收回投资。泰国现在远远落后于新加坡,运河通航后,运河二岸都会成为像新加坡那样的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彻底解决泰国的就业难题,为泰国带去稳定与安宁。泰国怎么会不乐意使自己成为新加坡这样的国家?

三、克拉运河对中国尤其是香港意义重大

对中国而言,经济意义就更重要了。尤其是香港。

香港人习惯将过去的辉煌归功于英国的统治。当年,香港是大陆指定的唯一进出口窗口,大陆所有的进出口都要经过香港中转,这些货物的资金也要经过香港。于是,香港成为世界最大的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那时根本没有新加坡什么事。只是好景不长,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不要说窗口,就连门都拆了,墙也捯了,香港被边缘化了。尤其是新加坡和上海的崛起,香港更加没戏了。可是,港人却将衰退归罪于回归。

克拉运河通航后,情况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为船从运河出来,将先经过香港,然后抵达上海。更由于上海想要成为国际认可的自由港,还受到国内经济体制的限制,任重道远。尽管今天的上海已经不再受到打压,可是上海人小鸡肚肠的劣根性又开始作祟。中央给的自贸区政策也一直没有用足用好,进展缓慢,饱受首长诟病,恨铁不成钢。与此不同的是,香港本来就是比新加坡更自由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所以,克拉运河一旦通航,香港立即会分流上海的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重新繁荣是必然的。当然,香港不像上海是纳税第一大户,不仅不向皇上进贡纳税,还要皇上花钱保护。所以让香港取代上海不会是中央的本意。中央只是想让香港拉动广东深圳的发展,使上海、香港、喀什三足鼎立。

不仅如此,运河对台湾,越南,柬埔寨,老挝的影响都很大,中国在东盟的话语权将加强,美国和新加坡的话语权将逐渐消失。

所以,中巴经济走廊、克拉运河、上海自由港都是中央的重要战略举措,它分别将使喀什、香港、上海成为中国的西部、南部、东部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所以我才写了《中巴经济走廊将使喀什与上海并驾齐驱》,同样的,克拉运河也将再度使香港与上海并驾齐驱。

所以,克拉运河根本不是该不该挖的问题,而是必须挖,也一定会挖!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动手,怎么动手。只是应该选择好时机,千万别还没动工就沸沸扬扬,逼新加坡造反,逼美国提前介入南海。过去美国不关注南海是因为南海没有战略价值,克拉运河通航南海就将成为世界最繁忙的水路,你的领海是3海里还是12海里就显得太重要了。

有人说,克拉运河并不安全,因为泰国的政局不稳定。其实说这些话的人应该是没想过马六甲海峡还在,即使克拉运河不通也还可以继续绕道马六甲,不存在什么运河不通就是世界末日的问题。更不可能成为不建克拉运河的理由。就像上海人过去过黄浦江是轮渡,现在可以走隧道。不能因为隧道可能出车祸就不建隧道吧。毕竟隧道不通还是可以摆渡的嘛。就像隧道使过江多一种选择一样运河只是多了一条通道。

还有人说,泰国一样受美国控制。首先,建设运河是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战争,甚至可以减少战争的风险。如果克拉运河由中国控股的话,与马六甲由新加坡控制完全不同。对克拉运河下手就对中国战争。对中国这样的拥有核战略反击能力的国家宣战,不是总统能够决定的,当年日本不是炸了珍珠港,美国国会决不会批准对日宣战。问题是今天的美国国会会批准对中国宣战吗?美国是个连朝鲜都不敢碰的纸老虎!它恨朝鲜到咬牙切齿的地步,它敢碰吗?一个中国的手下败将,韩战越战都是血的教训。来南海飞几次有什么用?所以,除非中国也能够控制马六甲海峡,否则是一定要挖克拉运河的。

还有人说,泰国不让中国船过,美国再支持怎么办?你以为泰国是傻瓜,通航后中国的船起码占一半,你禁止中国船不是不要钱了吗?再说了,中国船起码一半不挂中国国旗,你怎么区别?就是过不了一样可以走马六甲。

运河通航将疏远新美关系。那时,两个虎视眈眈的伊斯兰邻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会逼新加坡真正亲近中国。毕竟美国也一直看不贯新加坡的独裁,一美国少年曾因为涂鸦被新加坡处以鞭型,克林顿总统多次求情,李光耀视为放屁,当众羞辱美国。所以美国早就想收拾它,只是碍于它的战略地位。运河通航后,新加坡彻底失去战略地位,其下场不难预料。

我们期待喀什、香港、上海三足鼎立这一天早日到来。西部的稳定,香港的繁荣,上海的发展,都仰仗中央的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开挖克拉运河、建设上海自由港的举措。

张炎夏(2015-5-22)


相关文章链接:

1、中国开挖泰国克拉运河 给新加坡和美国“致命一击”
2、克拉运河开凿对新加坡的影响

Thursday, 28 May 2015

新加坡为何特别关心《南海行为准则》?

新加坡为何特别关心
《南海行为准则》?

作者 / 来源:商丘羊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黄永宏与李显龙(资料图)

[以上插图与文内小标题是《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2015年5月19日,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继李显龙4月27日在马来西亚浮罗交怡举行的亚细安九国非正式峰会再次呼吁亚细安与中国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黄永宏对南海局势日益加剧表示关注,但是作为不是南海主权争议声索国的新加坡却特别关心南海问题,不禁令人感到奇怪。黄永宏提出堂而皇之的关心理由,他说:"任何阻碍本区或海事贸易航线的事件影响的不只是新加坡,而是全球经济,因此确保区域海上航线安全和畅通,是世界各国应维护的共同利益。"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南海行为准则还没有完成谈判,除了菲律宾和越南两国曾经在2012年7月11日想要单方面由亚细安通过该准则外,其他国家都不急着求成。除了这两个国家外,新加坡是唯一不断发出声音的国家。黄永宏除了强调"区域海上航线安全和畅通",还提到"各国应遵照国际惯例,并在合法框架下采取‘务实措施’,降低意外事件发生的风险。"他所谓的"国际惯例"就是指1970年设立的国际海洋法公约,这个海洋法公约对于南海中国的主权利益损害极大,按其规定,中国在南海的海域、空域、岛礁、渔产、矿产等利益会被周边国家似是而非地蚕食侵蚀。

《南海行为准则》是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亚细安各国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宣言》的进一步目标。但是中国坚决认为,只有在不断推进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互信,才有可能开始有关"准则"的谈判。同时,中国与亚细安同意准则的基本内容的讨论以亚细安为中心,待到亚细安内部达成一致后再邀请中国加入讨论,这也就是南海行为准则进展缓慢的原因。

美新互相配合制造舆论对付中国

随着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的动作,中国认为这是对其主权充满挑衅的行为,而美国人在一旁更是火上添油,一直以航行自由和空域识别区作为鼓励上述两国挑衅中国的理由,美国甚至明言要与日本联合巡视南海,明显地有意将事态扩大。奥巴马对于中国捍卫主权的立场也是摆出故意模糊的态度,绝口不提越南和菲律宾占据中国岛礁并建设各种设施的事实,反而公然指责中国在南海以大欺小,这当然是为了美国的亚洲再平衡策略。最近,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Michael Fuchs)针对中国岛礁填海、新渔业规定以及东海防空识别区说三道四,并且说:"毫无疑问的,它正为自身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付出声誉上的代价。"这话听起来十分熟悉,怎么和李显龙当年在日本所说的中国即使得到钓鱼岛,将会付出国际声誉代价一样?福克斯还促请中国同亚细安快速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这和李显龙、黄永宏的说法完全一致,看来美国人已经暗地里和新加坡取得一致看法,利用双簧制造国际舆论,以达到美国人的亚洲再平衡目的。李光耀生前一直以为中国人爱面子,任何事情只要将它捅到国际上去,中国人就会知难而退,因此李显龙也有这种想法,并将之通报美国人。在无计可施之下,美国人竟然上了新加坡的当,幼稚地认为中国人会把主权当作儿戏。

中泰开凿克拉运河是对美新的致命打击

如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已经开展,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亚洲将成为带动世界的龙头。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到目前为止,只有日本、菲律宾和新加坡对美国的意图公开表示欢迎。这其中,李光耀生前引进美国的军事势力,对新加坡在新的格局中将会产生怎样的作用还未明朗,但是新加坡绑在美国战车上的事实早已公开,美国人势必利用这枚棋子在东南亚制造各种麻烦。对于弹丸之地的新加坡来说,是福是祸,不久就会见分晓。

新加坡一路来执行亲美反华路线,李光耀死后,这种情形仍将继续下去。新加坡曾经为了反对中国取得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铺设油管,高价承包该港经营权十年之久,最后无利可图,不得不将它抛弃,由中国人取得,这件事足以说明新加坡拖后腿的反华仇华态度。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克拉运河问题,中泰民间双方签订了备忘录,开凿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外间迷惑的是,中泰双方政府都否认官方与此事有关,中国外交部和驻泰使馆都强调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参与关于此项目的研究和任何具体合作,推托得一干二净。有人因此向李显龙询问,李显龙显然感到无奈,他说:"新加坡海港的竞争力不只是地理环境,也在我们的效率、运作能力、成本低廉,所以很多航运公司都用新加坡作为转货口。"李显龙不敢面对克拉运河是彻底改变新加坡地理环境的噩梦,只有把一路来所谓的服务条件打出来充当门面。对于克拉运河是否开发,李显龙心存侥幸地说:"已经是很多年来的构想,但总是没有实现","需要先去确认计划会不会实现,以及一旦实现对新加坡可带来什么影响。"中泰双方政府不愿在克拉运河开凿签订备忘录时现身,是为了避免由双方政府出面签订,美国必定唆使新加坡到国际法庭提出抗议,以运河影响新加坡生存为借口,要求停止开凿,这样一来,运河开凿可能会拖延下去,对中泰双方不利。现在双方都是民间出面,属于商业行为,新加坡无论如何都无法投诉。开发克拉运河的资金、技术各方面都已到位,正式签订亦在不久,这个工程将为泰国带来20万个就业机会,为泰国经济注入一支强心针,提升泰国在东南亚甚至国际上的地位。

根据网络上的点点滴滴,克拉运河的开发与新加坡伙同美国控制马六甲海峡完全有关系,中国为了摆脱"马六甲海峡困局",在和平时期先做好准备,开辟多处管道以输入中东与非洲石油。这些管道包括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缅甸仰光港、克拉运河,而马六甲海峡(新加坡)已经是中国眼中的鸡肋。中国把新加坡视为鸡肋,是开凿克拉运河的主要原因,而开凿运河可以说对新加坡的惩罚,新加坡失去的不只是中国船队的生意,更重要的是失去整个中转站的地位。对于新加坡来说,开凿克拉运河是致命的打击,新加坡会因此完全失去航运中心的地位,沦为现代化的渔村。

美新对控制马六甲海峡有着共同立场

美国人在亚洲(主要在东南亚)为了抑制中国,不断唆使日本挑起钓鱼岛风波,不断唆使菲律宾挑起黄岩岛风波,还有通过种种关系,让越南、缅甸出来打打边鼓,由新加坡出来说说风凉话。当这些办法都无法恐吓中国,黔驴技穷时,美国人亲自出马了,奥巴马开口讲话,国务卿克里到北京去吓唬人碰了钉子,军界人士便放出恐吓话,P-8A"海神"反潜机侦察机不顾中国的八次警告,继续在南中国海侦查,且扬言要进入主权岛礁12海里范围内,并准备在澳洲布署重型轰炸机。美国人扮鬼闹事,挑衅到了极点,已经快要撕下脸皮了。美国人大概忘记了被中国人痛打的记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国人讲到做到,你敢越过北纬38度,你敢越过北纬23度就揍你,这都是历史事实。今天你要是忘了过去,挨揍的效果一定远超当年,中国的坚如磐石的意志,强硬似铁的态度的确叫美国投鼠忌器,言出必行是中国对外的一贯作风。新加坡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充其量只是啦啦队员,但是由于李光耀的亲美政策引来美国人,如今鬼已上身,怎样驱赶?要不要驱赶?李光耀已死,谁应该负此责任?正当冲绳居民大力反对美军驻扎岛上,新加坡人民却毫无动静,国民人心之麻木不仁到此地步,也只能任人摆布。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对新加坡已经不是当年邓小平的那种可以模仿的观点,经过这数十年的观察,中国人认定新加坡政府是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而且是亲美反华的铁杆中心,其亲美反华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人的想象。美国和新加坡已经形成"一带一路"的拦路虎,把守在马六甲海峡大门。美国人在南中国海的频频动作,加深了"马六甲海峡困局",新加坡最近添购两艘潜水艇,说明了它与美国随时可以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决心。总之,新加坡特别关心《南海行为准则》是在观察亚细安其他保持沉默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注意他们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为美国人投石问路,因此它和美国人一样,急着想知道《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具体内容,让美国人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作为参考。

新加坡是诚心实意当美国人的马前走卒

从李显龙和黄永宏的动作来看,新加坡已经不是"蚂蚁缘槐夸大国",也不是"强撑门面充大头",而是真心实意替美国人充当马前走卒,准备与中国对着干。新加坡最近与中国举行"中新合作2015"海军联合演习,是试探还是表示友好,还得"察其言而观其行"。新加坡向来在自己处于不利时打出"怜悯牌",装傻扮懵,笑脸迎人,以此化解外来压力,情形如同台湾民进党打"悲情牌"一样。2015年4月27日在马来西亚浮罗交怡举行的亚细安九国非正式峰会上,李显龙危言耸听,认为本地区"可能发生摩擦,甚至是纠纷或冲突"。美国人在南海制造事端之前,李显龙敢于在亚细安各国面前放此风声,宁非美国人早与新加坡通了声气?

Wednesday, 27 May 2015

俄印等多国对西方NGO说不 因涉外NGO常被美国利用

俄印等多国对西方NGO说不
因涉外NGO常被美国利用

作者 / 来源:苏明、青木等 /《环球时报》

普京签署NGO新法案被称作“对西方筑起高墙”
俄罗斯总统普京23日签署一项法案,授权检察官可据情宣布俄境内的外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不受欢迎”,进而将其关闭。对于该法案,人权观察组织和 “大赦国际”指责俄严厉打压公民社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深感忧虑”。但在新法规的支持者看来,这样做可以有效保护俄罗斯的利益,因为“美国一直利用 NGO干涉俄罗斯的内政”。实际上,在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的 2012年,俄罗斯就通过了一项颇有争议的法案,允许政府将接受外国资金的俄罗斯NGO列为“外国代理人”。“这是新的东西方冲突的象征”,“德国之声” 援引一名法律专家的话说,“新法案是俄对西方制裁的回应。”不仅俄罗斯,印度最近也因NGO问题受到西方批评。北京大学学者张颐武对《环球时报》记者说,NGO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不可否认,但NGO中既有好心办好事的,也有好心办坏事的,更有坏心办坏事的,对此政府要随时警觉,适时采取必要措施。


谁会上“不受欢迎”名单?

普京23日签署的法案赋予总检察长及其副手与外交部协商禁止“不受欢迎”的外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俄活动,并对参与这些组织的俄罗斯人处以罚款或监禁惩罚的权力。法案规定,如果外国或国际NGO对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国防能力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这些组织在俄罗斯领土上会被视为“不受欢迎”, 进而将不再被允许在俄境内从事活动或开展项目。

据俄新社24日报道,“不受欢迎的组织”名单将由俄司法部公布。新法案规定,各金融组织不得为“不受欢迎”NGO提供资金或其他援助。而处罚措施是:对公民行政罚款5000至10000卢布(1元人民币约合8卢布);对官员罚款2万-5万卢布;对法人罚款5万-10万卢布。如果“不受欢迎组织”的负责人或参与者一年内两次因类似犯罪受到行政处罚,将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包括强制劳动和判刑等,同时罚款30万-50万卢布。自愿停止参加这些组织活动者则免除刑事责任。

该法案由两名议员提出,19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过该法案;20日,俄联邦委员会(上院)通过法案。20日当天,法案被提交至俄总统处审阅。该法起草人之一塔尔纳夫斯基称,目前有一些外国组织表现得不好,有的是应情报机构要求,有的是出于其他考虑而活动。他说,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不受该法影响。它主要针对那些大型和“无耻”的西方国家公司。有分析称,卡内基基金会、透明国际、国际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组织可能进入“不受欢迎”名单。

BBC评论称,批评者认为,俄方此举旨在镇压异见人士。此前,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和总部在伦敦的“大赦国际”发表声明称,新法案是俄罗斯对公民社会进行严厉打压、窒息其发展行动的组成部分。人权观察俄罗斯项目主任洛克希娜表示,“它主要针对的是俄罗斯活动人士和公民团体,目的是切断它们与国际合作伙伴的联系。”

这项法案也遭到欧美国家批评。据报道,英国欧洲事务大臣利汀顿表示,这是“俄当局骚扰在俄非政府组织及其合作者的又一例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尔夫则表示,“我们对俄罗斯这一法律深感不安。这将让与这些组织的任何合作都是非法的。从而极大限制俄公民社会的工作,并将俄罗斯公民孤立于国际社会。”哈尔夫称,美国政府呼吁俄政府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莫斯科焦虑症”,“德国之声”称,这是俄罗斯神经质的恐惧。不过,一名法律专家认为:这是对西方制裁的回应。西方正在加强对俄精英和政治的影响力。俄罗斯要杜绝莫斯科的“迈丹”(乌克兰的广场运动——《环球时报》编者注)。

“俄罗斯对西方筑起高墙”

在俄罗斯,新法规同样有支持者和反对者。法新社23日称,支持该法的民众认为,在因乌克兰冲突而遭受接踵而至的西方制裁后,此举是一种必要的“防范性措 施”。有俄议员表示,有必要阻止在俄活动的“破坏性组织”,因为它们正危及“俄国家价值观”并引发“颜色革命”。批评者表示,该法措辞模糊将使俄总检察长有权不经过法院,就为某些组织打上“不受欢迎”的标签。

此外,一些反对派人士表示,该法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投资环境,让外国投资者对到俄投资感到担心。俄罗斯总统人权委员会中也有成员持批评意见,委员会成员费多罗夫表示,这一法律将适得其反,影响国内的民主进程。

“俄罗斯对西方筑起高墙”,德国新闻电视台24日称,这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对待西方制裁的一种防御手段,为了更好地确保国家安全。实际上,近年来俄罗斯已经颁布多部法律,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人权观察组织网站20日对俄罗斯与人权组织的纠葛进行了梳理。文章称,2012年,俄罗斯通过《非政府组织法》,任何符合以下两个特征的NGO必须被列入履 行“外国代理人”职能的组织清单,即受到境外资助与从事政治活动。该法实施后,很多人权组织在法庭上向俄司法部发起挑战,但大多失败。2013年初,俄联邦政府发起一项全国性行动,鉴定数百被视作“外国代理人”的NGO,并要求其必须以“外国代理人”名义登记。到2015年2月,至少12个NGO选择关门而非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到目前为止,共有64家NGO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其中自愿注册的有3家。

德国欧洲政治学者格斯勒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一直影响俄罗斯精英社会的西方NGO对俄罗斯的威胁很大。普京签署新法律是与西方NGO的摊牌。未来,NGO在俄将更不好过。

有研究称,苏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催生了俄历史上第一批NGO,叶利钦时代为NGO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如今俄境内NGO总数逾45万,并表现出资金来源西化、涵盖面日益广泛、涉外NGO政治色彩浓厚的特点。与前届政府相比,普京的NGO政策显示出明显的限制性和规范性,原因在于NGO在独联体各国 “颜色革命”中的作用使普京认识到需要对其进行规范。今年早些时候,普京指责西方情报机构利用NGO破坏俄罗斯的稳定。

俄罗斯《消息报》题为“美国增加对俄非政府组织资助”的文章称,2014年美国从国家预算和遍布全世界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向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930万美元资助。俄对外政治调查研究所所长科拉舍尼科娃表示,近年来,美国一直不断增加对俄非政府组织的资助,目的就是利用这些组织干涉俄内政。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俄罗斯对NGO强硬是有原因的,西方势力不断在俄罗斯煽动“颜色革命”,NGO是主要载体之一,俄罗斯一直非常警惕。他认为,普京有民意基础,NGO政策能够得到民众支持。
俄罗斯列瓦达民意研究中心2013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过半民众认为从事政治、人权等领域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不应从国外接受资金。

“普京的新法律在世界各国并不鲜见”

“你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外国代理人’吗?”日本《外交学者》22日以此为题刊文称,本月吉尔吉斯斯坦国会的人权委员会并未对一项法律草案发表看法。该草案一旦通过,将导致许多NGO被打上“外国代理人”标签。文章称,继俄在2012通过用于关闭或打击NGO、异见人士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后,吉尔吉斯斯坦 于2013年首次提出类似法案。

“普京的新法律在世界各国并不鲜见。”德国《时代周报》认为,不少国家担心西方的NGO战略,这需要西方反思。西方希望通过NGO赢得其他国家的开放交流机会,从而减少紧张、矛盾和误解,但却事与愿违。像埃及等国,现在对西方NGO也加大监控。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埃及对NGO的管理在“革命”以前曾相对宽松。由于埃及与西方社会的密切联系,NGO随着全球的迅猛发展而发展,形成各类非政府组织数万个,绝大多数来自西方,有的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2011年埃及爆发“革命”时,一些NGO与境外总部往来密切,引起埃及政府注意。埃及安全部队 2011年曾突击搜查当地17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办公室,其中3家来自美国。

2015年年初,埃及检方突击搜查了17家埃及境内的NGO办公室,宣布起诉43名涉案人员,其中包括19名美国人。埃及方面表示,受调查的非政府组织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在埃及境内从事政治活动,非法从国外获得资金援助。不过,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埃及政府最近公开表达了对经济类NGO的欢迎态度。

印度等国家也对NGO采取限制措施

印度最近也因NGO问题遭到西方批评。从今年5 月起,印度内政部吊销国内近9000家非政府组织的登记资格,理由是这些组织无视印度的海外资金流入规定,近两年内不能定期汇报资金收支状况。本月初,在绿色和平组织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相继遭到融资限制后,美国驻印度大使对莫迪政府发出罕见的公开批评,称这一行为会引起公民社会的“寒蝉效应”。目前,印度政府与国内数千家非政府组织间的僵持仍在继续。

格斯勒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NGO是西方的软实力。最近印度等国家也在对很多NGO采取限制措施,引起西方不满。NGO在很多国家引起这么大争议,是这些国家看到了西方NGO的效应。比如在中东北非“阿拉伯之春”中,NGO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这些国家吸取了教训。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对《环球时报》记者说,NGO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不可否认,它们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发展理念和关注点。但这些组织大部分是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运作的,它们的要求有时会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当地的发展现状,因此导致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矛盾。还有一些依靠西方政治势力资金资助,因此走上干预政治、搅动社会的道路。对这一类,应当依法依规,加强监管,该取缔的要坚决取缔。

Tuesday, 26 May 2015

一个真实的李光耀 一个真实的新加坡

一个真实的李光耀
一个真实的新加坡

作者 / 来源:水木新风 / 《华夏网》(中国)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这是一篇罕见的反映“中国人民”对李光耀和新加坡的认知的文章,不久前发表于《华夏网》。这篇文章所表达的中国人民对李光耀和新加坡的立场和态度,在听惯了许多中国官员学者对李光耀治国模式的吹捧和对新加坡高收入生活的向往的新马两国网民看来,确实有“耳目一新”的美好感觉。

上图是编者所加,以下是全文内容——

《华夏网》原有按语:“在英国统治下,新加坡人能依法罢工,能自由开办新闻事业;而独立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却不能罢工,只能读政府办的每语种一张的官报。这是充满讽刺的。工会和媒体是李光耀夺权的手段,上台后就弃之敝屣了。”“两面三刀者不可以为友”,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作为“中国人民”,小编可不希望与这样的人成为“老朋友”哇。

左右摇摆的政治投机者

根据李光耀回忆录的叙述,李光耀在英国念书时就积极寻求与马共或亲马共的人员接触,而同时却也到新加坡英殖民地警察总监的家作客三天,还一起打高尔夫球。从警察头子口中,他得知自己已经被政治部注意,列入监视名单。而经过一番沟通,双方又达成了某种谅解或理解。显然,在英国殖民当局看来,李光耀是可以“招安”的对象。

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后,就踏上新加坡的政治舞台,1951年2月右翼进步党的黎觉律师参选立法议员,李光耀作为他的代理人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他敏锐的政治触角觉察到新加坡的左翼力量非常巨大,右翼阵营则难有政治前景。于是他纠集了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开始处心积虑地布署和策划,利用受马共和左翼影响的群众力量,积极寻找具有卓越组织能力、受华文教育的青年领袖及左翼工会的精英,和他们合作。

李光耀和他的伙伴积极涉入新加坡左派群众的反殖斗争,包括参与工人、学生、乡村居民和文化团体等等的反殖社会运动,担任各左翼群众团体的法律顾问,经常代表学生、工人的权益与殖民当局进行法律诉讼,特别是在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华惹”一案获得胜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李光耀渐渐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在社会上也有了些知名度。为了博取左翼基层群众的支持,以便通过宪制手段来取得政权,1954年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左翼精英合作,于11月21日成立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此李光耀就与党内的左派同床异梦,并绞尽脑汁去与左派较量,争夺党中央的控制权。

在林德宪领导下,劳工阵线取得了选举的胜利,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他并没有积极配合英殖民当局的意旨,去逮捕危害殖民统治的左翼干部,反而批准了“星洲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注册,李光耀很不满意马绍尔如此软弱无力地应付“共产党”人。1956年5月25日马绍尔在伦敦的宪制谈判中,顽固地与英殖民当局对抗,拒绝不完全的自治而失败返回新加坡。他被迫辞去首席部长,第二天林有福宣誓出任首席部长,他积极配合英殖民当局的意图和政策,采取强硬手段对付左翼反殖精英。李光耀期待的时刻到了,1956年9月19日林有福政府封闭新加坡妇女联合会和铜锣音乐会,同时逮捕6名左翼精英,9月24日吊销中学联注册,10月10日逮捕4名学生领袖,三天后关闭“华中”和“中正”,致使学生集中抗议,获得社会各界的声援,包括李光耀也假惺惺地召开抗议大会。政府不顾一切,逮捕了二百余名左翼干部,进一步动用军警暴力驱逐学生,引发全市暴动,造成13人死亡,123人受伤,千余名市民被捕。愚蠢的林有福为李光耀扫清障碍,却使自己成为替死鬼。

1957年2月林有福领导的五人代表团在次轮宪制谈判中,完全配合英国对新加坡的政治盘算,林有福与李光耀等人同意由三方代表组成内部安全委员会来主宰新加坡的命运。而根据伦敦公共档案局的解密档案,“李光耀秘密地连同林有福力劝殖民部大臣实施颠覆份子禁令”来剥夺曾被拘捕的左翼精英参政权利。

以“反共”为名打压异己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1963年2月,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的政府联合发起名为“冷藏行动”的大逮捕,把林清祥等100多名社会主义阵线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投入监狱,罪名是充当马来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企图和国际共产党里应外合,颠覆新加坡政府,把新加坡变成“亚洲的古巴”。

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后,林清祥等人也没有获得释放。独立后新加坡任何反殖爱国的政治拘留人士要想获得释放,都必须公开谴责自己的过去,不肯就范者,就得面对无期的拘禁。

标榜“非共”的李光耀继承了全部“反共”政策,以清除“共产党势力”为名,无情打击和摧残“反对党”和异议者。例如,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的异议人士所组织的社会主义阵线,既没有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没有提出任何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纲领,它所宣示的,只不过是争取独立和民主,争取实现人民行动党早期提倡而较后不提的社会主义纲领,这样的左翼反对党,在世界上任何民主国家,都是无可非议的存在。可是,李光耀掌权后,却以“反共”为借口,从对付林清祥等开始,一波又一波地逮捕和监禁社阵干部以及有群众基础的反对者,加以身心摧残,使反对党不得翻身,扑灭一切敢于冒出来的反对力量。

显然,李光耀醉心孵育的,不外是一个民主世界的怪胎——建立一手遮天的无反对党议员的“议会”。对此,许多知名的反共人物恐怕都要自叹不如。尽管李光耀在多次场合中依旧声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无可否认,李光耀初期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经过多次重大的修改,早已空壳化;随着他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对反对者无所不用其极,导致人民行动党在1976年被社会党国际除名。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举行加入马来西亚后的第一次地方选举投票。在全岛51个选区中,人民行动党获得37个议席。它的这项胜利是在预料之中,因为强大的“社阵”等反殖力量在是年2月2日“冷藏行动”中已受到重创。但这次选举也有其引人注意之处:在南洋大学毕业生带动下的一批新血,以“社阵”的旗帜参加选举,让“社阵”夺得13个议席,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李光耀不能容忍来自这些华文教育背景者的挑战,因而迁怒于这些挑战者的教育背景,就在选举过后的第二天,便褫夺了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公民权,理由是陈六使以“维护华文族语言、文化和教育为藉口,在共产党人(指社阵候选人)起草的声明上签名,谴责政府”。接着,他利用政权力量对付南大学生、教职员、副校长等;进而策动改组和接管南大,直至1979年将南大并入新加坡大学。与此同时,李光耀按照英校面貌改造华校,最后连根拔除整个华校中小学教育体系(至于其他如马来及淡米尔母语教育体系,早被消灭殆尽)。这件殖民主义者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李光耀却把它做成了。

所谓“官吏清廉”实为“合法腐败”

反贪局看似威风凛凛、权限无边,其实没有得到高层允许,对于与人民行动党关系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过问。1995年新加坡房地产大热,许多人半夜排队买楼,而李光耀父子在一家HPL公司购楼时,不但直接优先购买,还获得了HPL公司超过百万元的回扣。1996 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广泛非议,但号称只要知道公务员收到一元好处也要调查的反贪局却丝毫没有动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属下组织了一个小组草草调查即告了事。后来有人发现,接受HPL公司购房回扣的高官及亲属还远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调查小组的HPL所谓“回扣是感谢李家父子的广告作用”说,对此根本无法解释,但新加坡从反贪局到媒体,上上下下完全对此不发一词。

事实上,由于新加坡严苛到极点的反诽谤法和官方秘密法,和更可怕的内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谈中,也不敢轻易指高层人士有不良行为,而媒体对这种问题也几乎不会加以任何报道。不准问,不准谈,更不准查,自然个个高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们都是两袖清风、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 “经济腾飞”和“官吏清廉” 的形象,特别是后者,只要巧加包装,最能营造他个人的品牌。他从不会忘记讥讽周边国家官场的“贪污腐化”,以抬高其“威权体制”的地位,让其“专制统治”合理化。

无可否认,在本区域,新加坡公务员的清廉是具有其名气的:一是公务员不卷入党派斗争,其薪津待遇较好;二是退休制度健全,足够养老。仅此二项,即可以“养廉”。

人民行动党执掌了政权,特别是1965年之后,李光耀一步步地提高公务员的薪津,一般而言,不要说周边地区的远远不能相比,新加坡公务员的薪津在扣除了生活指数之后,要比台北,甚至香港的还来得高。可是,新加坡公务员对自己的“高薪”,所拥有的实际支配权却低得惊人。原来,新加坡公务员的退休金的筹措是这样的:在职期间,按月要提存百分之十七点五;政府再补贴百分之十七点五,合计为总薪津的百分之三十之高,由国家扣存。因此,公务员在职期间,只能以其百分之六七十的薪津抓紧支付衣和食、分期付款住与行之必需,即使是上层公务员,其手头上也并不那么充裕,“钱不够花”;至于退休之后的生活、医疗保健,全在“国家”的垄断操纵之中,谁敢不听掌权者大家长的话,就要面对风烛残年之后果。

几十年来,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政策,是让人民(包括中下层公务员)只拥有少量可以维持生计的收入、“钱不够用”,却将人民身上克扣而来的庞大财富由“国家”直接掌控,然后交由李光耀钦点的官僚垄断资本机构如发展银行、淡马锡机构等等去操纵投资。李光耀的说法是,他用人民的钱替人民生财,为新加坡谋利,因此,新加坡总理是新加坡人民理应“高薪豢养”的顶尖人物。现在,人们要提问的是,既然是从全民荷包中扣除并累积而来的“国家”资产,则其整个运作过程,理应全面民主化和透明化,难道人民只有接受命令的份,却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吗?为什么是由你一手支配、搞“一言堂”呢?为什么是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是谁剥夺了人民对财富的支配权?

有人说,在目前新加坡威权体制下的所谓“高薪养廉”,显然是偷换概念。所谓“高薪养廉”也者,不外是“监守自盗”或“合法”“搜刮民脂民膏”的同义词,无异是家族垄断全民财富的障眼法。

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继任了总理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职位,次子李显扬曾任新最大企业新加坡电信的主席,现任民航局主席,两人都曾是新军的高级将领。统管新加坡所有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与中国的国资委职能相近,实际地位和权力更高更大,几乎可以主宰新加坡经济命脉的淡马锡公司,则掌握在李显龙之妻何晶手中。比淡马锡更神秘、负责管理外汇储备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干脆就一直由李光耀亲自担任董事长。仅在最近的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推出的24位新议员候选人中,就有4人曾是李光耀或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还有一名最年轻的候选人则是李显龙现任私人秘书的妻子。

内安法和被驯服的法院

内安法,源于英国殖民地时期,从当时起就主要用于对付共产党人和异见人士。根据此法的授权,行政机构可以“怀疑可能对国家安全、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理由,任意拘留任何人士,而且无需任何审讯,即可无限期扣押。在1962年的冷藏行动中被捕的人士,甚至无权知道自己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也从来没有受到正式的审讯。其中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林福寿医生,总共被囚19年8个月,是亚洲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 [《人民之友》编者注: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是“冷藏行动”之后被捕的谢太宝,他被监禁23年及随后软禁(于圣淘沙岛)9年],在全世界也仅次于南非的曼德拉。

这一法律,是用来保证大多数人心怀恐惧、保持沉默的终极威慑武器。这把宝刀虽然已经很少出鞘了,但一旦出鞘,被列入黑名单者就注定了只能以悲惨收场。1987年,李光耀命令内安局,以“危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名,逮捕了22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组织的社会工作者。不过这次“扫荡行动”真正让新加坡人大开眼界的,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罪名逮捕天主教神父,而是时任新加坡律师公会主席的萧添寿律师,因为是其中一些被捕者的辩护律师,当他去探访委托人时,也被以内安法一并逮捕。一度对李光耀政策略有薄评的新加坡律师公会,从此彻底对政府俯首贴耳。

而1997年李光耀、吴作栋等11人诉惹耶勒南损害名誉案,更是被公认为新加坡司法体系完全受政府操纵的铁证。

原本李光耀等人起诉惹耶勒南的理由,是指控惹耶勒南将另一位反对人士邓亮洪向警方投诉吴作栋的消息(此系事实)透露给了外界,导致李等11人的名字被报纸报道,因此名誉受损。但在庭审中,由于被那位外国律师抓住,吴作栋不得不亲口承认,报纸得到的警方记录副本,是由警方奉命直接呈送给他,然后经他和李光耀商量之后,派李光耀的秘书亲自送去的。新加坡法院随即终止其后的调查和庭审,但最后仍然判决,虽然报纸得到的消息并非来自惹耶勒南,但他诽谤吴作栋的罪行仍然成立,需赔偿130万新元,惹耶勒南因此倾家荡产。

在李光耀起诉后,新加坡法院马上下令由将邓亮洪及其妻子的全部资产和相关文件一律查抄冻结。尽管原告方、政府和法院先后都承认,邓妻与本案案情毫无关联。然后法院又下令邓亮洪必须详细列明不少于一千一百二十万新元的资产,作为“官司输掉后的赔偿金”交予冻结。在邓亮洪表示无法提供清单后(邓后来解释说,在他被查抄了所有相关文件后,如果再列举财产清单,肯定会因为记忆或估价错误,被法庭定为伪证罪。而且他的财产已经全部被法院查抄冻结了,根本无需再由他列明),当审法官就直接剥夺了邓的辩护权,而且根据李光耀律师的要求,下令把邓的宣誓书(相当于答辩书)销毁。

除了剥夺被告基本的自我辩护权外,在整个事件中,法院完全服从李光耀一方的要求,违背基本常理的再三驳回邓亮洪夫妇提出部分冻结款项,以聘请律师、支付堂费的请求,而李显龙在同时期,却还代表新加坡政府向外国媒体郑重表示,冻结邓氏夫妇财产,只是为了保证他们把钱用在打这场官司上。

最让邓氏夫妇无语的是,由于惹耶勒南案已经证明,实际是李光耀自己派人把相关文件送到了报社发表。但法官最后却判决,虽然文件是李光耀自己送到报社去的,但因此造成的名誉损害仍然应该由邓亮洪负责,判邓亮洪需赔偿三百多万新元。

被控制的工会和媒体

李光耀上台后用逮捕和控告诽谤等手段逐步驯服媒体。1977年,国会通过法律禁止任何人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并设立管理股,由部长分给本地四家银行。这是因为银行天性保守,与政府保持一致。在这之后,新加坡报刊再没有主动报道过一起本地丑闻。

新加坡现在大部分报纸被整合进报业控股公司里,里面有内安局人员监控,并担任编辑记者等职。电视公司也是如此。

传统媒体虽然驯服了,但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新媒体却给人民行动党政权提出了新挑战。旧的招数不管用了,他们起诉过的老对手如《亚洲新闻》《亚洲华尔街日报》和《远东经济评论》都消失了,但人们现在可以在网上无拘无束的批评政府。但由于新媒体自身的局限,如没有采访权等,新加坡人还是面临信息管制,无法得知他们应知的新加坡状况。

内安局的密探横行。在中国巴士司机罢工一案中,新加坡人社工发现被汽车公开跟踪恐吓。他们报案,当然没有下文。罢工司机被警察殴打。几十个司机被非法关押监狱一夜后驱逐回国,以儆效尤。新加坡记者李慧敏出版的《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介绍,咖啡店里暗探高谈阔论来吸引热血的天真的新加坡人加入谈话,然后会请他们去“喝咖啡”。大学或其他机构里面也会安插人员。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就爆出原教授马来西亚籍的郑尊行被迫充当免费的特务,报告自己和同事学生的言行。

她在书里还提到,在新加坡,街头示威属于犯法,违法者将被捕。未获警方许可,五个人以上的集会可能会构成“非法集会”。有非常有效率的执法机构,在滋事分子出击前,一举一动早被盯上。人们也知道,批评政府需要做足功课(对普通人来说,这有点困难,因为很多资料不对外公开,所以你以为做足了功课但仍会有疏漏),因为涉及诽谤者将吃尽官司,甚至面对破产和蹲牢房的命运。新加坡的空气中,弥漫着一些挥之不散的恐惧。至今内安局还是可以任意在新加坡居民家中和工作场所安装窃听器和摄像头,以及开启手机特殊功能。

李光耀作为搞工运起家的政治家,在上台后却用各种手段包括流氓打手逐步搞垮了各个独立工会。这是由他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的,也是他消灭异己势力的总政策的一部分。为了解释他利用工运的历史,他说自己后悔当年的举动(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不给工会当法律顾问就不能上位)。

他取消了公共假日的三倍薪水,禁止某些重要的部门罢工。1972年,新加坡成立了由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负责为每年的加薪提出建议,基本原则是加薪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力的增长。最重要的是,他逐步消灭了各个独立工会,并成立了新加坡唯一的总工会组织新加坡职总NTUC。职总的秘书长由部长担任,工会不再有自己的声音。

在英国统治下,新加坡人能依法罢工,能自由开办新闻事业;而独立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却不能罢工,只能读政府办的每语种一张的官报。这是充满讽刺的。工会和媒体是李光耀夺权的手段,上台后就弃之敝屣了。

本文整合自《王晓波:小国领袖李光耀》、《新加坡还要当多久“李家坡”》、《英国人没有做到的事情,李光耀做到了》、《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等多篇文章。

“百年之后,人们会为谁树起纪念碑?在这许多座丰碑之中,或许有一座会属于李光耀。人们铭记他,将不仅因为他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还因为他创造了威权资本主义——这一思想将决定下一世纪的面貌,就像民主决定上一世纪的面貌那样。毕竟,在中国实施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之前,邓小平访问的是新加坡。在那之前,资本主义和民主仿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已荡然无存。”——齐泽克

Sunday, 24 May 2015

揭秘传说中的泰国“克拉运河”

 揭秘传说中的泰国"克拉运河" 

来源: 南方都市报(深圳) / 网易•财经


从泰国克拉地峡区域,挖掘一条沟通太平洋的泰国湾与印度洋的安达曼海的运河——CFP供图

近期一些西方和亚洲媒体又开始炒作泰国克拉地峡。有媒体称中泰相关企业和机构已经签署备忘录,也有媒体称此事子虚乌有,争论火热。但至少有一点十分明确,中泰官方都没有公布这一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都公开表示,中国政府没有参与该项目的计划;而在泰国一方,对跨国工程项目有唯一表决权的 国会也没有任何公开动作和声音。克拉地峡缘何如此神秘和受关注?泰国又对这片狭窄的山川丛林寄予怎样的宏图大略?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又如何看待这段宽 度仅50公里的狭长地带?

回 顾

开凿运河曲折百年梦

沿着泰国4号国道向南开,开到南部春蓬府萨韦县和拉廊府甲武里县之间一块标注有545公里的里程碑处。这里是一片静谧的村落,远处是绵延跌宕的青山,近处则有星罗的水塘和交错的河流沟渠,高脚屋、木屋和难得见到的村民,加上不时的犬吠声,典型的泰国乡村。

但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地区却有一个响亮并令人垂涎的名字:克拉。从地理形态上说,克拉是马来半岛泰国南部狭长地带最窄的一段,宽度仅50公里。

300年前即欲修运河

泰国一些文献显示,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当时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国王纳腊萱大帝就曾打算穿越克拉开凿一条运河,打通泰南地区西侧的安达曼海和东侧的泰国湾,"以便往来贸易"。安达曼海往西是印度洋,泰国湾往东是太平洋,运河一旦建成,将使泰国成为沟通两大洋的陆地通道。只不过,在几百年前,这一工程更多停留在想法层面。

这一提议在曼谷王朝五世王时代再次被提起,而且有过正式讨论。但是,由于缺乏国际合作,而“泰国运河”又不像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那样会给西方人带去利 益,这一提议最终被图纸上绵延的群山所阻隔,工程难度之大已经超出了当时泰国的能力。再后来的一战、二战和印度支那战争让泰国疲于应付,偌大工程再无人问 津。

上世纪90年代又吹风

克拉地峡开凿运河方案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再次被提起,并得到时任总理差瓦利•永猜裕的力挺。可惜差瓦利政府上任不久就被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吹倒",计划一抛就抛到2003年。当时执政的他信•西那瓦也力主开挖运河,认为运河将打破东西航运依赖马六甲海峡的局面,可为泰国创造航运贸易枢纽的地位。

不过,就在2004年初,泰国南部也拉、北大年、那拉提瓦三个穆斯林聚居区突然生乱,一伙武装劫掠了南部军火库,此后泰南恐怖袭击事件不断,一度被美国评为 阿富汗地区以外恐怖活动最频繁的地区。这样一来,在南部开凿运河的方案立刻受到朝野不少人的反对,反对者主要认为,运河一旦开凿,将在地域上进一步给南部 分离主义势力以便利,不利于泰王国的版图统一。

泰国有一种学说认为,泰南2004年突然暴动与他信把运河计划提上日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学说进而指认新加坡是泰南暴动的幕后支持者。尽管这只是泰国国内一种学说,甚至是一种阴谋论,但从道理上讲,倒也通顺。

政局不稳难成事

在现代,如此规模的运河开凿,势必需要多国合作。而谈到合作,泰国必然要寻找这条运河的受益方并与之谈判。对开凿运河曾经有过明确合作意愿的方面包括日本和中国,但由于泰国政府更迭频繁,政局不稳,国会声音繁杂反复,民众对官员贪腐和作风拖沓心存芥蒂,工程始终没有传出明确信号。

从传统上看,泰国时常上演"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工程,工程越大,命运越多舛。2005年投入使用的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从工程上马到建成通航,花费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

另外,泰国政府手中可控的预算一直捉襟见肘,就连时常导致列车出轨、关乎民生和安全的老旧窄轨铁路系统都无钱修缮,一条连通两大洋的运河工程,在不少议员看来更像是天方夜谭。

曼谷市府前官员彼差•蓬素就认为,由于泰国政治的特殊格局和特殊的派系斗争,任何跨任期的经济政策和建设项目都像是天方夜谭,因为泰国历史上很少有政府实现连任,政府半路折戟时有发生,政变频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需要花费多年才能完工的项目都会在政府易帜后受到阻力,甚至流产。

大国之间"玩平衡"

正是因为克拉地峡的重要战略地位,一些泰国学者认为,泰国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种重要性在大国间"玩平衡",泰国越迟作出决定,实际上收获的利益可能更丰厚。

美国是泰国的传统盟友,二战后,美泰关系进一步深化,军事合作不断深入,以年度"金色眼镜蛇"军演为代表,泰国已然成为美国在东南亚的一个铁杆小兄弟。

而泰国的另一个经济盟友日本,也从未放弃泰国这一海外"落脚点"。日本是泰国现代经济中最早的投资国之一,几乎所有的日本汽车制造商、电子企业都在泰国设有工厂。

从战略角度看,日本和美国都不会放弃对泰国克拉地峡工程施加影响,而从泰国的角度看,既然有多方青睐同一工程,不妨拖它几年甚至更久,坐收渔利不失为一种省时省力的"生意经"。

利 弊

"黑金运河"为何迟迟不动工

相比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泰国运河"的工程难度并不大,泰国人迟迟不对这条"黑金运河"下手,实有缘由,或称顾虑。

经济上不可行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中文部主任黄斌指出,从经济角度来说,克拉运河并非那么理想。这一项目所需要的投资额之大,足以用来建设泰国全国的标轨铁路干线网络。目前泰国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其他更急需投资、效益更高的项目可供选择。靠收取通行费来收回开凿运河的投资可能遥遥无期。这也是这个已提出300多年的设想迟迟未实现的最重要原因。

助长分离主义

除了经济因素外,泰国南部一些地区长期存在分离意识。泰国许多社会精英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凿克拉运河,可能为分离势力提供口实和破坏目标。

不利环保

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影响。泰国社会文化注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尊重,环境保护意识强。开凿长达100余公里的克拉运河势必对森林和海洋生态环境以及水流、气候、地貌、耕地、居民社区造成影响。运河如果开通,大量船只会从安达曼海和泰国湾的国家海洋生态保护区及著名风景旅游区如斯米兰群岛、素林群岛、安通群岛、苏梅岛、龟岛等附近经过,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难度很大。

缩短航程有限

与巴拿马运河建成之后的路线节省数周航运时间相比,克拉运河缩短的航程和时间有限。所谓的克拉运河修建之后就能"破解马六甲困局"的论调,也夸大了克拉运河的战略重要性,毕竟泰国和马六甲海峡沿线的国家同属东盟。

"泰国运河"建成后的好处

哪里是开凿运河最优地点?

泰国政府几年前曾组织专家组对方案进行全方位论证,最后确立可在泰南狭长地带至少4个地点开凿运河,各有利弊。位于普吉岛以北的克拉地峡是4个地点之一,其他3个都位于普吉岛以南。

克拉地峡并不是开凿运河的最优地点。原因是,克拉地峡虽然只有50公里,但群山绵延,破山动工难度太大,牵涉民众搬迁人数过多。

专家组当时给出的最优方案是在普吉岛以南的萨庭帕县开凿一条长100公里、400米宽、25米深的运河,双向通航。工期大约7至10年,耗资300亿至400亿美元。从记者当时获得的官方文件看,专家组就这一方案回答了反对阵营的所有问题。

"泰国运河"能吸引多少船只?

现阶段,每年大概有52万艘船只途经泰国南部海域,主要途经马六甲海峡,吃水超过20米的大型船只会绕道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这些船只都可能成为泰国运河的潜在客户,预计每天会有300艘至400艘船只从运河经过。

"泰国运河"是否会分裂泰国版图?

专家组认为,一条地理上的运河不可能把泰国南部地区从版图中分裂出去,相比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地理领土被大洋相隔的国家,政府只需要充分利用运河发展当地经济,便可很快消除因运河而引起的不适应。

"泰国运河"收费机制是否会让国际船只依旧青睐马六甲海峡?

专家组指出,运河一旦建成,可使大多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间穿行的船只减少航运成本,相比马六甲海峡,船只可少走1200至1400公里航程,节约1至3天航 运时间;相比巽他海峡,船只可节约2500至3000公里或4至5天航程;相比龙目海峡,航线缩短3000公里至3500公里,航行时间减少5至7天。运河运营可确保安全,相比海盗频繁的马六甲海峡,花钱买平安的心理会促使大批船只选择"泰国运河"。

"泰国运河"能给泰国带来什么?

专家组认为,“泰国运河”会全面改变东南亚经济格局,甚至辐射至整个亚洲乃至世界,使克拉地峡成为世界级经济线路,同时可拉动泰国经济、工业、旅游业等产业,推动就业。从战略安全上说,运河的开通可让泰国海上军事存在贯通两大洋,海上军事天堑则可变通途。 新华社

"克拉运河"

"克拉运河"指从泰国克拉地峡区域,挖掘一条沟通太平洋的泰国湾与印度洋的安达曼海的运河,有"东方巴拿马运河"之称。传闻中要建设的"克拉运河",全长102公里,双向航道,宽400米,水深达25米。巴拿马运河水深仅15米,最宽304米。

"克拉运河"打通后,与取道马六甲海峡相比,从印度洋到东亚港口的航程至少缩短约1200公里,可节省2至5天时间;以10万吨油轮来算,单次能省下35万美元的运费。



Wednesday, 20 May 2015

克拉运河项目扑朔迷离 泰方则有将领参与签约

克拉运河项目扑朔迷离
泰方则有将领参与签约

来源:《多维新闻网》/ BBC中文网

此前,中国多家媒体报道,泰国克拉运河研究和投资合作洽谈会日前在广州举行,中泰双方还在会上签署了泰国克拉运河项目合作备忘录。

台媒近日报道称,中泰两国在广州签署“克拉运河”合作备忘录,预计项目需耗时10年、投资总额280亿美元。一旦运河开通,大陆的“马六甲困局”也将迎刃而解。但是中国官方随即否认了这一消息,中泰克拉运河项目是否存在尚存在疑虑,但有消息称,泰方背景涉泰国军事高层。

综合媒体5月20日报道,中泰两国政府官员19日均表示,没有参与共同开发泰国克拉运河项目工程。但BBC认为,这一项目依然显得扑朔迷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9日表示,没有听说过中国政府有参与有关泰国克拉运河项目的计划。该项目中方投资者背景不详,但泰方则有军方背景。而泰国副总理安全顾问也对新加坡亚洲频道电视表示,泰国政府并没有签署有关开发克拉运河项目的合作协议。

这名安全顾问说,泰国的克拉运河委员会是由商人及前政府官员组成,主要是研究克拉运河项目的可行性。他还说,中国媒体的报道可能是出于误会。

克拉运河为何如此重要

香港《东方日报》19日报道克拉运河时,俯视地球,聚焦“国际通道博弈”。文章认为,“随着中美洲尼加拉瓜运河去年动工以及泰国克拉运河的研究工作展开,中国正式迈入海权时代”。报道说,今天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世界贸易90%的运输通过海运实现。美国海军曾经开列的16条海上重要通道,其中7条在大西洋、2条在太平洋、2条在印度洋、2条在地中海。16条海上重要通道联结五大洲,沟通四大洋,不仅是世界海上交通和全球贸易的纽带,也是海军行动的重要航道和战略要冲。

“六把钥匙锁世界” ,世界地缘政治中曾有这样一个比喻,意思是有六个最关键的海上运输通道,决定着全世界的能源运输。它们是: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目前普遍认为,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控制在美国手中。美国海军利用超强的实力,把持这些海上咽喉,这就相当于控制了全球的海路,也借此掌握海权。

《东方日报》认为,随着克拉运河和尼加拉瓜运河的开凿,中国海权分量大幅攀升,尤其是克拉运河对中国战略部署的影响,比尼加拉瓜运河重要得多。因为一旦有了克拉运河,美国对中国的岛链封锁将形同虚设,中国军舰与商船都能自由进出太平洋与印度洋,新加坡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港口优势,作为美国战略棋子的重要性也将大大削弱。而且中国还可以帮助泰国修建中泰铁路,今后中国云南、广西的货物通过铁路可以直抵克拉运河。

中国多家媒体报道

此前,中国多家媒体报道,泰国克拉运河研究和投资合作洽谈会日前在广州举行,中泰双方还在会上签署了泰国克拉运河项目合作备忘录。

报道说,中泰克拉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羿与亚洲联合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泰国三军总司令、泰国前总理兼国防部长察哇立•荣斋育(Yingluck Shinawatra)上将就合作项目共同召开发布会,并在泰国王室秘书长派雍•素玛少将的见证下,对泰国克拉运河投资建设等项目进行签约。

据称,计划开发的的克拉运河,全长102公里,400 米宽,水深25米,双向航道运河,横贯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克拉运河修成后,船只将不必穿过马六甲海峡,绕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直接从印度洋的安达曼海进入太平洋的泰国湾。与取道马六甲海峡相比,航程至少缩短约1,200公里,可节省航运2—5天时间。

克拉运河的建成将改变亚洲地缘政治格局(资料图)

虽然泰国以往多位领导人曾建议建造克拉运河作为马六甲海峡以外的另一条航运线路。但是由于建造成本昂贵,再加上可能对泰国南部社区及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因此有关项目从未立案。

泰将领见证签约

但分析人士称,有关投资合作洽谈会早在2015年4月10日就在广州举行了。而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也在4月17日就发表了新华财经记者撰写的报道。报道中还有有关洽谈会的现场图片。

报道透露,除了克拉运河项目外,郭羿与察哇立•荣斋育上将当天还就曼谷新老机场轻轨投资建设、巴提亚乌达抛机场改建、泰国国际会展中心投资建设、NGV客车在泰组装生产等多个项目签约。而报道还说,当天到场参与发布会的泰方嘉宾还有泰国南部军区司令针隆•坤颂上将、泰国国王侍卫长革滳萨•达玛朋海军上将、泰国警察部队总装备局副局长披塔雅•习里拉嘎警察少将等泰国多名现役军方高级将领。

泰方主席是前总理

不过,网上并没有检索到有关中泰克拉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及该公司董事长郭羿的任何背景资料。此外,资料显示,亚洲联合投资集团则于2015年2曰23日在泰国曼谷成立,是由“泰玺投资集团”和一家中国著名企业合资组成的,但有关资料没有披露这家中国企业的名称,网上资料还表示“亚洲联合投资集团”以民用航空、旅游地产和金融证券等为主题投资业务。

至于察哇立•荣斋育今年已经83岁。他在1986年到 1990年曾担任泰国皇家陆军司令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并在1988年担任差猜•春哈旺政府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90年,察哇立•荣斋育退役后创建了新希望党,并在1992年至1994年他担任川立派内阁的内政部长,又在1995年到1996年任班汉•西巴阿差政府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1996年11月16日,察哇立•荣斋育的新希望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随后被泰国国王任命为第22任总理,但在1997年11月6日因为金融危机而被迫辞职。

2009年10月2日,察哇立•荣斋育加入有前总理他信的支持者组成的为泰党。


"中泰克拉运河"涉事公司:"这是中国国家绝密。"

"中泰克拉运河"涉事公司:
 "这是中国国家绝密。"

作者/来源:《成都商报》、《搜狐网》、《凤凰网》

本文的"泰国克拉运河"示意图来源:《凤凰网》


"世纪大工程向正式开工跨出一大步"?

有报道称,"中泰两国在广州签署‘克拉运河’合作备忘录,让这项延宕10年的世纪大工程向正式开工跨出一大步"。而所谓"中国利用克拉运河破解马六甲困局"的说法让不少网友大为兴奋。

记者联系到相关公司负责人。当记者追问合作备忘录的具体内容时,他回答说:"这是国家绝密,不能告诉你。"随后以有事为由挂了电话。

19日,一条有关"中泰签署克拉运河项目合作备忘录"的报道登上国内各大网络媒体头条。所谓"中国利用克拉运河破解马六甲困局"的说法让不少网友大为兴奋。

读完这条报道,感觉克拉运河建设似乎开工在即。那么,媒体相关报道是否属实,所谓的"中泰签署克拉运河合作备忘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消息来源引发质疑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消息最早由台湾《中时电子报》于18日报道,之后被大陆媒体纷纷转载,迅速形成网络热点。

《中时电子报》的报道称,"中泰两国在广州签署‘克拉运河’合作备忘录,让这项延宕10年的世纪大工程向正式开工跨出一大步"。然而,《中时电子报》援引的消息源是宁波海事局官方微博于15日发布的一条消息。对此,有网友质疑,这一重要消息为何由宁波海事局通过微博发布。

记者19日上午在宁波海事局官微上并没有找到这条微博,随后联系到宁波海事局负责官微运营的一名工作人员。这名工作人员介绍,官微确实曾经发过这一消息,但事后感觉内容敏感,所以删除了。此外,宁波海事局并不是消息的直接来源,而是转载了《南方日报》的报道。

"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经过一番搜索,记者在《南方日报》网站上找到了一篇题为《泰国克拉运河项目合作备忘录在穗签署》的稿件,发布日期为14日。

稿件说:"日前,泰国克拉运河研究和投资合作洽谈会在广州举行,会上签署了泰国克拉运河项目合作备忘录……据龙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开凿修建克拉运河不仅将惠及广东、福建、上海、江浙等沿海地带,更有助于中国加强与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各国的贸易往来,助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据泰方有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将为泰国民众创造可观的就业机会。"

从报道中可以判断,签署备忘录的双方应该是"龙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所谓的"泰方"。

会议现场无官方人士出席

记者联系到一名当时在签字现场的人士。这名人士说,会议现场当时没有官方人士出席,有名为"泰国运河国家委员会"的泰方出席。

这名人士结合自己在现场的观察判断:"这个合作就是一个非常前期的东西,没有实际开工,也没有内容。"

随后,记者联系到“龙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一名姓林的负责人拒绝回答记者一切问题,包括泰方具体情况,甚至企业任何具体信息,均以"不好意思、不清楚"为由搪塞。

当记者追问合作备忘录的具体内容时,他回答说:"这是国家绝密,不能告诉你。"随后以有事为由挂了电话。

记者在广东工商局官网上查询"龙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结果显示:字号"龙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广东省范围内暂未被使用。

中国驻泰使馆:中国官方未参与

针对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中泰两国在广州签署克拉运河合作备忘录”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9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迄今为止没有参与关于此项目的研究和任何具体合作。

中国驻泰大使馆回应说,注意到了关于克拉地峡的消息,据中国驻泰使馆了解,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迄今为止,没有参与此项目的研究和任何具体合作,也未就此问题发表过任何立场。

有专家表示,近年来,有关克拉运河项目的说法曾多次传出,但迄今为止,这个所谓的项目均是"子虚乌有"。

中国外交部:我们也是从媒体上看到的

据新华社报道,5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

问:有报道称,日前中泰双方企业就泰国克拉地峡运河项目签署合作备忘录。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持何态度,是否参与该项目?

答:我们也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关报道。我没有听说过中国政府有参与该项目的计划。

(中国外交部网站)

Saturday, 16 May 2015

在广州签署合作备忘录 中泰克拉运河最新进展

在广州签署合作备忘录
中泰克拉运河最新进展

来源:《多维新闻网》


克拉运河项目的推进表明中泰关系更加紧密

此前有关中国开凿克拉地峡的传闻终于有了动静。据中国财经网5月15日报道,泰国克拉运河研究和投资合作洽谈会近日在广州举行,会上签署了泰国克拉运河项目合作备忘录。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意味着克拉运河开凿渐进,项目落成后,将显著利好港口和航运业。不过,对中国来说,克拉运河有着更大的战略意义,对马六甲海峡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新加坡港中转地位下降

报道分析认为,运河开通后,对广西与东盟的贸易会有较好影响,由此,北部湾港为地缘优势和自身较大的弹性,也会有利好性影响。“运河开通后,距离缩短,货物的交易增多,国家间的贸易也会增多。对港口还是有利好影响的,”航运专家陈弋表示。

中港网高级分析师郑平认为,克拉运河开通后,对于港口业而言,新加坡港中转地位下降是必然。他说,对中国的港口来讲,有助于中国上海港等龙头大港发展国际中转业务,同时华南港口也面临因航距缩短、战略安全性增加、东南亚地区合作加强等带来的新的市场机会,其自身在区域和国际版图中的航运战略地位也得以提升。

航程缩短节省时间成本

郑平称,对于航运业而言,这条运河修建后,船只可直接从印度洋的安达曼海进入太平洋的泰国湾,裁弯取直,节省1,000多公里的航程,可节省包括燃油成本在内的大量运输成本费用,同时也可节省数天航行时间等。

对此,陈弋表示,若运河真如计划中的宽400米,水深25米,双向航道,这么大的吃水,对所有大型(含超级油轮VLCC)船舶通行基本没有限制,经济效益更加显著。

但陈弋也表现出了担忧,一旦运河投入营运,由于运距缩短,相应的运力需求有可能一定减少,由此也会产生运力过剩,并影响到运价水平。

不过,航运公司到底能节省多少成本,还有待观察。山东海运内部人士表示,运河建成后,肯定要收运河费,这样船公司就要考虑,运河费和节省的燃油哪个更经济。

弱化马六甲海峡战略地位

报道强调,克拉运河的开建,战略作用不可小觑。郑平表示,克拉运河如真能修建成功,将降低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在欧地线、非洲线等重要航线,中国外贸运输及战略物资进口将多一条通道保障,有助于战略安全的提升。

郑平还提到,运河可加强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合作与交流。据了解,“黄金十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把打造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推进多领域互联互通合作、加强金融合作和开展海上合作作为“钻石十年”的重点合作方向。

航运专家陈弋认为,运河开通,就多了一条选择,去欧洲、中东的航路不必再经过唯一通道马六甲海峡,不但经济上效益大,对国家的能源进口战略具有深远的影响。

据悉,东盟国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之一,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十年间,中国-东盟间的相互投资扩大了四倍,双向投资金额累计已突破1,000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第一大市场。

中国陆军要在“一带一路”上飞起来

中国陆军要在“一带一路”上飞起来

原标题:乔良:“一带一路”战略要考虑军事力量走出去问题

作者/来源:乔良(中国战略家)/《腾讯新闻网》


以上资料图是中国陆航部队的一个剪影。中国战略家乔良认为,“一带一路”牵引中国军队改革,中国陆军必须飞起来,必须实现陆军航空化,这意味着整个中国陆军的一场革命。

以上资料图显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中国战略家乔良认为,中国正在开始自己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的全球化的初始阶段。

现在大家都在谈全球化,特别是提出“一带一路”这个概念以后,很多人在解读“一带一路”意义时都讲到了中国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接轨问题。笔者觉得这是个误解,是我们对全球化这个概念的误解。

从历史来看,每一个帝国兴起的时候,随着其扩张期的到来,都有围绕其自身展开的全球化,就是说,每个帝国都有它自己的全球化。历史发展到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新的全球化正在全世界蔓延,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吗?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其实不对。

这一轮的全球化只不过是美元的全球化,是美国为了向全世界输出美元而推动的全球化运动,所以笔者说这是美元的全球化。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帝国的全球化,大英帝国的全球化,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是贸易的全球化。我们千万不能认为这两次全球化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其实,这只是小国、弱国无法抵御的大国扩张。

“一带一路”:中国的初始全球化

前一段有人从西方拿过来一种理论,说全球化实际上从古罗马时期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全球化的进程断断续续,这完全是概念的混淆。

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漫长历史进程,而只是一个个核心帝国的扩张过程。每个帝国的扩张都会有伴随它的全球化,古罗马有,大秦帝国也有,只不过这两个帝国的全球化由于当时其扩张规模有限,并未遍及全球罢了。

大秦帝国的全球化,首先就是统一七国,车同轨,书同文,钱同铢,统一度量衡。然后征百越,平西戎。虽然它没有完全实现它的目标,但这确实就是它的全球化。

罗马帝国限于当时的交通工具和运输能力,以及它的军事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也只是沿着地中海的边缘进行扩张,实现它的全球化。

后来的全球化,比如说大英帝国,它的全球化是以工业文明革命为基础,然后以贸易文明为其主要的扩张手段展开的全球化。这轮全球化随着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

美国的全球化一开始还是接续英国的贸易全球化,大工业基础上的贸易全球化。但是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人开始向全世界各个角落输出美元,它需要所有的角落都接受美元,这时候它推进的就是美元全球化。美元全球化目前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实际上结束的钟声已经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就敲响了。所以这一轮 的美元全球化也基本上进入了夕阳时代。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扩张,笔者认为,中国正在开始自己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的初始全球化。所以,我们必须把“一带一路”看成中国的全球化,而不是接续美国的全球化。这是中国的崛起,它必然带来一个全球化的新进程,“一带一路”就是它的初始阶段,只不过中国的全球化将不再是帝国式的劫掠别国财富的全球化。

其实,每一轮全球化的目的,都是要让它能够影响到的地区接受它的发展模式、游戏规则和信用体系,美国如此,英国也如此。那么,中国选择“一带一路”这个发展战略,也应有此意图和含义,但为什么我们不说这是中国的全球化?这是策略考虑,而不是战略考虑。

从战略角度看,这就是中国的全球化,只不过因为现在美国的力量还很强大,它主要强大在两点上:一个是军事力量强大;一个是软实力的强大。这两个强大,还在支撑着风烛残年的美元。因为美元目前还是美国主要的获利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然不能选择跟美国直接对抗。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情况下,中国采取西进战略,这从战略上讲,是非常巧妙的非对抗性战略对冲。

你别以为我是在躲你,在避让你,其实这恰恰是一种背向对冲。你东移,我西进,表面上好像是我回避你,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战略对冲,所以笔者觉得这一战略选择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设计。

“一带一路”不能甩开安全意识

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喜欢谈战略,不喜欢谈策略;喜欢谈目标,不喜欢谈指标,这样谈来谈去最后的结果就都是大而化之。有战略没有策略,这个战略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有目标没有指标,那这个目标实现到什么程度算是实现?

这次提出“一带一路”,最担心的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谈得轰轰烈烈,最后不了了之。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干过多次,但愿这次不是。因为如果“一带一路”失败的话,那对于中国经济甚至中华民族的复兴都可能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现在有很多官员谈“一带一路”都不谈安全问题,也不谈政治问题,更没有人谈军事问题。甚至有些官员专门强调,“一带一路”没有政治诉求,没有意识形态诉求,完全是一种经济行为。

这种说法,如果是对沿线国家的宣传,是可以的,因为战略意图总是要有隐蔽性的,你对人家说我是带着政治意图来的,带着意识形态意图来的,那谁还接受你?这从对外宣传上讲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假如这成了我们官员的自身意识,就大错特错了。对外宣传说我们没有政治诉求,没有意识形态诉求,没有军事诉求,没有地缘诉求,我们唯一的考虑就是发展经济,互利共赢,把它作为一个宣传口径没有错,但是绝对不能变成我们自身的意识。

现在感觉有些官员是真的要排除这些东西,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在自己的意识中排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不可避免地内含着的政治诉求,特别是地缘政治诉求,以及安全诉求、意识形态诉求。

实际上,不管你准不准备“输出革命”,习主席多次讲到,中国不输出革命,可是既然我们现在强调中国价值观,毫无疑问你会通过“一带一路”输出自己的价值观。那么,这个价值观输出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输出。

另外,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如果你没有政治诉求,你没有与沿线国家的政治绑定,这将使你处于不安全状态。尤其是陆路的“一带”,几乎全程伴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就是所谓的“奥斯曼墙”。即15世纪奥斯曼帝国攻克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使其庞大的帝国之躯成了阻断东西方的“奥斯曼墙”。300年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奥斯曼墙”轰然倒塌,但是如果你沿这条路走下去,沿途所经之地,全都是伊斯兰世界。这就意味着隐含的“奥斯曼墙”还在。

如何去突破这个隐形之墙?你的价值观和伊斯兰世界的价值观不同,不要指望仅仅靠经济利益的捆绑,就能把大家完全拴在一起。要知道,那些伊斯兰国家也可能只想获利,获了利之后再把你踹开。那个时候怎么办?

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跟那些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之后,人家得利后把我们甩开,或者人家主观上可能并没有甩开我们的意图,但是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

比如苏丹,我们投资进去了,西方要给我们捣乱,然后当地也有人给我们搞乱,我们硬着头皮顶住,开始没给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该挣的钱还是挣到了。这时美国人釜底抽薪,把苏丹变成南北苏丹,我们傻眼了,你的投资在北苏丹,而油田在南苏丹,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受损失。

但我们中国人有一项很强的能力,就是攻无不克的“搞关系”的能力,虽然苏丹分裂了,但是我们“想办法”把南苏丹也拿下。按说,南北苏丹都让你拿下,应该能摆平了吧?可美国又挑起了南苏丹的内战,最后的目标就是让你在这个地方的投资打水漂。

这只是其中一例。实际上我们与所有国家的合作,凡是美国没有参与的,美国都要反对。最后的结局是我们在很多地方都铩羽而归,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所致。

“一带”为主,“一路”为辅

现在,我们又开始新一轮的“走出去”战略行动了,前面吃了那么多苦头,总该接受点教训吧?

“一带一路”怎么走?笔者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应该让政治、外交先行,军事做后盾。而不是让企业自己单打独斗走出去,凡是企业单独走出去的几乎就没有能够全身而退的。

从现在来看,“一带一路”好像是两线出击,双路并举。其实,“带”是主要的,“路”是次要的。因为你要是以“路”为主攻方向,你就死定了。

因为海路这一条,美国战争学院的一个学者最近专门撰文,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对付中国的办法,就是只要掐断海上通道,中国就死定了。

这话虽然说的有些大,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因为美国眼下从军事上讲确有这个能力。这也从反面印证,在“一带一路”主次方向的选择上,我们应确定谁为主路,谁为辅路。如果把“一带一路”比喻成一次作战行动,那么,“一路”是辅攻方向,“一带”则是主攻方向。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将来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经营“一带”的问题,而不是经营“一路”的问题。那么,经营“一带”首先就面临一个与沿途国家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先把与沿途国家的关系全部打通。

从我们现在的做法来看,显然不足以保证“一带一路”的顺利通畅和成功。为什么呢?我们习惯上总是喜欢跟政府打交道,喜欢跟执政党打交道,喜欢跟这个国家的有钱人打交道,谁在位跟谁打交道,谁有钱跟谁打交道。这样的话,要想成功就很难。

实际上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既要跟政府、跟执政党打交道,还要跟在野党打交道,而更重要的是,跟整个“一带”上的部落长老们打交道。这些部落长老往往比在野党和执政党的影响力大得多。

我们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占领地区能办成什么事,几乎都是通过部落长老去实现,通过政府基本上干不成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的企业,都不能忽略这些区域内的重要关系。

何不拉美日“入伙”?

“一带一路”还有一个到今天都没有人去触及的问题,就是一些人心中的疑问:中国是否想用“一带一路”排斥美国?毫无疑问,美国几乎在所有它没能参与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行动中,都会扮演捣乱的角色。只要它起不了主导作用,甚至只要它不是发起人,它就会给你捣乱。

看一看APEC。APEC之后为什么会出现TPP?就是因为美国发现自己在APEC中不能起主导作用,它就一定要另搞一套,另起炉灶。如果“一带一路”完全排斥美国,那将使美国不遗余力地打压它,而且由于美国不在其中,它打压起来就没有顾忌,因为它没有利益在里边,所以它打压起来就会无所顾忌、毫不手软。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应该巧妙地把美国纳入进来,应该让美国的投行、美国的投资机构,以及美国的技术,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完成“一带一路”对美国的捆绑。完成了这个捆绑之后,美国在它下手的时候就会投鼠忌器。

看一看中国和美国打经济仗、打贸易仗,为什么每一次都无疾而终?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互相捆绑得非常紧密,每一次美国要对中国的某一个行业或企业进行制裁或者是惩罚的时候,一定会有美国和我们这个企业绑定在一起的相关的院外集团跑到国会去游说,最后让其胎死腹中。

所以,一定要让美国进入这个利益捆绑。“一带一路”在资金上、技术上,不但不应排斥美国,还要把它拉进来,完成对它的捆绑。

由此笔者想到,我们甚至也不能排斥日本。不能认为谁不跟我们好,跟我们闹,我就另外搞一套把你甩开,其实这于对方不利,对自己同样不利。你一旦甩开了它,它打你也就无所顾忌,只有当它的利益也在其中的时候,它打你才会有所顾忌,它才会小心翼翼,保护它那一份利益。而如果利益完全捆绑的话,它想摘都摘不清,所以笔者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一带一路”牵引中国军队改革

到现在为止,就是对我们国家没有精确的战略定位,国家战略有些模糊。结果,各种所谓的“战略”层出不穷。

2014年喊得最响的不是“一带一路”,是什么呢?是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要推出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你要什么样的海洋发展战略?有人说要突破三条岛链,走出去,走向太平洋。到太平洋去干什么?我们想过吗?想透了吗?如果没想透,就不宜提出那些远水不解近渴的极度烧钱又不见成果的战略。

现在提出“一带一路”,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更需要的是陆军的远征能力。

那今天我们的陆军究竟如何?中国人关起门来认为中国陆军天下第一。英国人蒙哥马利说,谁要在陆上跟中国的陆军交手,谁就是傻瓜。而美国人由抗美援朝战争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大兵的军靴踏到中国的陆地上。这都没问题,中国陆军以它现有的能力保家卫国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一旦面对“一带一路”,中国陆军担负的任务就不是保家卫国,这就需要你具备在沿途展示陆上远征的能力。因为光是陆上,能够数出来的就有22个国家。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剑到履到。不是去侵略别人,而是要有能力跨境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最后一点,就是如何有侧重地发展军事力量的问题。如果我们明确了以“一带”为主攻方向,那就不仅仅是要努力发展海军的问题。海军当然要根据国家的需求去发展,而现在凸现的问题,恰恰是如何加强陆军的远征能力。

中国100多万陆军,保家守土没有问题,跨出国门去作战有没有问题?我们现在陆军的发展方向正确吗?合理吗?当现在全世界都开始放弃重型坦克的时候,我们却还在以刚刚生产出来的重型坦克为荣,这些东西将来准备用在什么地区作战?在整个“一带”这条路上,重型坦克根本没有施展余地。

前苏联的重型坦克在阿富汗让游击队随便敲,为什么?在所有的山沟沟里,你还能往哪走?坦克又不能飞,最后人家拿火箭筒瞄准一辆就是一辆,全部给你干掉。

所以说,陆军的作战能力必须重新提升,就是加强它的远程投送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这方面,笔者觉得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到,更不可能做到。

如果陆军没有能力走出国门,将来在这“一带”上,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了内乱或战争,需要中国的支援,而且更需要我们出手保护自己在沿途的设施和利益时,陆军能走得出去、派得上用场吗?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思考的问题。

那么,陆军要怎么办?笔者认为中国陆军必须飞起来,必须实现陆军航空化,这意味着整个中国陆军的一场革命。

今天,当我们谈军队编制体制改革的时候,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国家的战略,也不知道国家的需求,关起门来搞改革,你会改革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来?这支军队和国家利益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不从国家利益和需求出发,仅仅比照美军的葫芦画自己的瓢,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是怎样一支军队,可是国家不需要这样一支军队,而是需要一支与国家的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军队,那时你怎么办?

所以说,不了解国家的需求是什么,不知道国家的利益在哪里,就关起门来搞改革,这将会改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就是国家利益和需求对中国军队改革的一个巨大牵引。国家正是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设计,确定了对军队的战略需求。

结论是:中国必须有一支更强大的陆军,以及一支能与之联合作战、协同行动的海军和空军,一支能够跨出国门远征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组成在千里万里之外仍然有足够的保障和战斗能力的远征军,我们才可能使“一带一路”真正在安全上获得可靠的保障,从而确保这一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


【相关链接】

美国东移与中国西进 中国为何搞一带一路

Wednesday, 13 May 2015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Singapore was led by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Part 2) -- The interview with Lim Hock Koon, representative petitioning the Governor in “May 13” 【Updated Editor's Note on 15 May】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Singapore was led by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Part 2)

-- The interview with Lim Hock Koon, representative petitioning the Governor in "May 13"

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二)
——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

Translated by Ang Pei Shan

[Text below is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versio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ed on 13 December 2014. In the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rendition and the original Chinese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513” that set off the waves of anti-colonialism in Singapore in 1950s

【Sahabat Rakyat Editor’s Note】 The argument about “Did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MCP) exercise leadership in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apparent and widespread among the former leftists after the 6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this year (2014) and after two scholars published their articles with different views before and after this commemoration event. However, debaters lacked convincing facts or documents to support their argumentations and assertions. This is certai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MCP had been at “illegal status” and unable to operate effectively because it had been destroyed by the enemy and spies, and due to Lee Kuan Yew ruling clique’s imperious approach of monopolising and not revealing some important confidential documents.

From our observation, as mentioned by a young scholar, some debater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denied the existence and the role played by MCP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British colonial rule striving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ation. Their remarks are no different from accepting the official thoughts and assertions. We think it is understandable when those English-educated scholars who were born after 1950s deny or distort MCP’s role and influence in the anti-colonialisation struggle in the situation today as MCP has faded away and MCP’s influence is no longer exist. However, it is really inconceivable that those old leftists and some leaders of Chinese school background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anti-colonialisation struggle till today still busy casting aside the relationship with MCP or MCP’s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s. Wouldn’t those former leftists worry that their argumentation and proposition of “casting aside the relationship with MCP or MCP’s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s” will ultimately be used by the Singapore ruling clique as a powerful discours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50 years of independence celebration to boost that “Lee Kuan Yew is the great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men in white is the true pioneer generation”?

After publishing “Arguments about ‘Did MCP exercise leadership in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2 rounds), Sahabat Rakyat wished to approach the leadership of the “May 13 Incident” to understand their views on this matter. With the assistance and coordination of Chng Min Oh, a former unionist who is currently a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Chen Xin, Choo Shinn Chei, Ang Pei Shan, Nyam Kee Han and Yong Siew Lee, delegates from Sahabat Rakyat, managed to interview Lim Hock Koon, who delivered the keynote speech dur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in early November, and have organised the interview into the following 2 parts:

Part 2 : Discussion about the "May 13 Incident" between Sahabat Rakyat Working Committee members and Lim Hock Koon

Below are the full contents of the second part:

Part 2 : Discussion on the “May 13 Incident” between Sahabat Rakyat Working Committee members and Lim Hock Koon

Sahabat Rakyat: Now we move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interview, which is about the “May 13 Incident”. The “May 13 Incident” happened exactly 60 years back. Function 8 and MARUAH, two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in Singapore, successfully organised the 6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you had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entitled “Commemorating the 60th Year of May 13, 1954 A Turning Point in Singapore’s Political History” in the event. Sahabat Rakyat blog had then published your speech. We noticed that two Singaporean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issue whether or not MCP exercised leadership in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and sparked off a controversy. We wish to listen to your views on this matter. In Part 1 of the interview, you had elaborated the process of your involvement in the “May 13 Incident” and how did you become one of the leaders. Your narrative gave us an impression that you seemed to emphasise that the “May 13 Incident” is a rather spontaneous action from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gainst persecution and suppression,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CP or any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s. Could you provide some further convincing instances or reliable evidence to reaffirm your argument?

The picture (right) of Lim Hock Koon, taken when he was invited to deliver a speech in the 6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The commemoration event was organised by two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formed by some English-educated activists. This symbolises that the English-educate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freed themselves from the ideological control and domination of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ruling clique, and are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approach the Chinese-educated community and even those traditional leftists who have been supressed and marginalised by the ruling clique. This also symbolises that these English-educated democratic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re trying hard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truth and ways out of Singapore. They without scruples express their sympathy, support and respect towards those who were ruthlessly suppressed and marginalised by PAP ruling clique after sacrificing themselves in the struggles of anti-colonialisation and for the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f the nation.

Lim Hock Koon: The May 13 Incident that I had been through in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was unlike what Chia Yam Wee claimed that “was commanded by Chiam Chong Chian behind the scenes”. My leader was someone called “Li Xin” in the book The Might Wave. We call him “Lao Lee” or “R”. As described in The Mighty Wave, his personal life was very degenerate, he played around with female underground messengers, possessed himself of others’ partner. How could he lead us? Said bluntly, he just reached out to us for monthly donation, he did not even provide us Freedom News consistently, and we had to get it from other links. He was a very irresponsible person. Thus, he had not given me any guiding opinion. This person then turned into a special branch officer, causing a lot of threats and destruction to our activities. On 20 Jan 1971, the night when I was arrested, he, the person who “led” me in the organisation, was the one who shone a torchlight at me, and confirmed with the special branch officer who executed the arrest action that I am Lim Hock Koon. (Sahabat Rakyat: Is this man still alive?) Lim Hock Koon: This man should be of very old age now, I believe he has passed away.

Sahabat Rakyat: Just now you mentioned that Chia Yam Wee was of the view that the “‘May 13 Incident’ was commanded by Chiam Chong Chian behind the scenes”. Do you have any basis? We read Chia’s article entitled A History of the May 13 All-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 Movement dated 11 May 2004 before and could not find such saying in his article. Were you referring to the articles by Chen Jian published before and after the 6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event, or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 interview of Chia by Chen Jian?

Lim Hock Koon: There is such a saying spread among a group of friends but I cannot accept it. I am not sure whether or not Chia mentioned this in his article. I am also not sure if Chen Jian has ever interviewed Chia. Based on my experience in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I do not agree with the saying that the “May 13 Incident” was led by MCP, I am of the view that the “May 13 Incident” was a spontaneous collective action from the students to oppose conscription and suppression.

Sahabat Rakyat: Before this interview, some of our committee members, when discussed some historical events with you during some meet ups, noticed you always stressed that the “May 13 Incident” was a spontaneous collective action of 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pposing suppression and conscription as did not want to become cannon fodder for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s evasion and war policy. In our view, it is inappropriate to emphasise the “spontaneous factor” and ignore the “leadership factor”. In part 1 of the interview, you mentioned that you had joined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since 1952 (when you were in Form 2). Definitely, in 1950s, there must be a number of active students from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and other Chinese middle schools who were also members of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In fact, during that generation, you and other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members from your school and other schools represented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to play an active role and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studies and the lives of the students in different schools, forms and classes. Therefore we can deduce that, the "May 13 incident" was not only a collective action from the students against the military conscription and suppression to safeguard their study rights and their personal security, it was also a polit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war policy launched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n Malaya (including Singapore) and other regions/areas, joined and led by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since the beginning. Do you still have any impression on this document? (Handed over to Lim Hock Koon a photocopy of a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on 2 April 1954). Below is the scanned copy of the document -

Open Letter to Protest Against ‘The National Service Registration Bill’ to All Nationality

The British Emperor madly and meanly imposed the practice of "The National Service Registration Bill" to all of us. What they want is to collect and gather all our innocent youngsters to be their ammunitions, which to be used by the Imperialist for invading. This is also a trick that he must be struggle for his last defence to protect his benefits in Malaya.

Dear brothers of all nationality!

To maintain our benefits, liberty and peace, as well as the world peace, we therefore strongly protest against "The National Service Registration Bill". We must unite in a body under the lead of the MALAYA COMMUNIST PARTY for our nation's liberation, and to fight against the British Imperialism to the last.

We strongly reject to register and prepared to be arrested!
We are willing to go to prison and not to be their ammunitions!
We do not like to be the British Emperor's soldiers and kill our own brothers!
Asians are definitely does not like to kill each other!
Asians must be unite and fight for the world peace!
To oppose the British Imperialism invading!
All nationality must be unite immediately!
Long live the Malaya Communist Party!

Issued by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Dated: 1st April 1954



Lim Hock Koon (after seeing the document): Yes, I have read this before. This is a real historical document! It was a leaflet issued by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urging the youths to boycott the national service. I still remember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13 Incident”, we chose appropriate timings to disseminate this leaflet everywhere, or pasted it on the wall of buildings which could easily catch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Sahabat Rakyat (interrupted):  During that time, apart from this leaflet, were there other same or similar statement(s) released by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or organisation(s)?) Lim Hock Koon: I remember there wasn’t any, or I can say not at all, or I perhaps I do not have any impression. In my memory, that was a generation dominated by the right-wing demagogues and right-wing organisations. The “May 13 Incident” occurred at the moment when the people’s anti-colonialisation emotion was rising, it is thu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why only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issued documents and booklets of such contents. At that time, PAP was not established yet, Lee Kuan Yew just completed his professional training as a practitioner from the UK. He was a fresh lawyer, a politician who did not have any mass base, he thus searched for opportunity to approach Chinese school student leaders and student organisations, and was being introduced to Lim Chin Siong and others by some student leaders. He then made use of Lim Chin Siong and others and the influence and role played by the left-wing cadres among the masses, formed and developed PAP, which then became Lee Kuan Yew and his team’s political basis for their ruling in Singapore in 1959, joining Malaysia in 1963 and exiting from Malaysia in 1965 declaring independ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Sahabat Rakyat: From the document that we showed you and from your remarks, wasn’t it proven that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had played a vital position and leadership role in the May 13 Incident?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since the formation in 1948 when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mposed Emergency Act in Malaya (including Singapore), till it gradually lifted the ban in 1952, up until the whole 1950s and 60s (before “Feb 2 Incident”), had been the most influencing organiser and leader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They had also caused the anxiety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Lee Kuan Yew ruling clique. This is an undeniable historical fact. If anyone has any doubts about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leadership role of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in the “May 13 Incident”, are there other documents to 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is assertion?

Chng Min Oh (interrupted): Yes, there is. While I was collecting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the May 13 Incident, a friend of mine passed me a book entitled The Years of Anti-British Guerrilla Warfare Around Gunung Ledang《金山岭下的抗英岁月》 (published by Footprints Publishing Co. in Nov 2011). The book contains a statement entitled Oppose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Violent Act in Persecuting the Students - A letter from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to the compatriots on the “May 13 Incident” released by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two days after the May 13 Incident (i.e. on 15 May 1954). The previous statement was released on 1 April 1954 (around one and a half month before the May 13 Incident), the latter one was released two days after the May 13 incident. There isn’t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shows other organisations were doing the same thing, thus this can fully prove the importance and the leadership role played by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in the May 13 Incident. Below is the full content of the statement:

Oppose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violent act in persecuting the students!
- A letter from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to the compatriots on the “May 13 Incident”

Our dear fellows!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are enforcing registration for conscription in Singapore. They compel the youngsters in Singapore to become cannon-fodder and prepare to push them to battle with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in the Federation. They attempted to invade people’s democratic countries, to launch World War III and to make use of Asians to fight with Asians.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barbaric measures have caused extreme anger and opposition of the people throughout Singapore.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have further awakened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anti-conscription struggle, while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have been unprecedentedly and politically isolated.

On 13 May noon, student delegates from the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the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together with about 1000 students of the call-up age assembled at the King George V Park preparing to proceed to petition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Governor for exemption from conscription.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not only prohibited students from making such peaceful and reasonable demand, they even deployed a lot of riot vehicles, patrol cars, various police vans and a few hundreds of armed policemen. Under the commands of white-skinned senior police officers, they maniacally attacked the empty-handed students. Over 400 students on the spot were severely beaten up by the British imperialist’ policemen, kicked and injured by policemen’s boots and struck and seriously injured by the policemen’s batons. Around 50 students were seriously injured. These students were beaten up until their whole bodies were covered with blood, and some even fainted. The policemen and detectives of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even took the advantage of insulting female students who were there to support to the petition, and furthermore threatened to beat all the students till they die. One female student was lifted up by two beastly policemen and thrown violently into a big drain. This female student vomited blood on the spot and sustained severe injuries. Three students’ heads were cracked by policemen’s batons. One student’s head was severely injured and was sewn six stitches.

After this horrible incident,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again unreasonably arrested around 100 students. They used brutal punishments on the young students, and forcibly imposed charges on the students for “violating the laws”.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violent act has provoked the people throughout Singapore. The broad masses supported students’ just struggle with different actions. In that evening, 3000 students assembled at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main school), protesting against the evil act of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demanding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to immediately and unconditionally release the arrested students.

It is an inhumane crime of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by using force against empty-handed students. They must bear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bloody terrorist incident.

Dear fellows, who do not have sons and daughters,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will tolerate when witnessing such cruel act in barbarously persecuting the students?

We all know that all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exempt youths who are still studying from conscription, even when the Fascist Japanese ruled Malaya, they did not conscript students to become “backup soldiers”. But now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arrested students to enlist in military service, showing that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are even more violent and brutal than the evil Japanese robbers.

We call upon everyone who has conscience, a sense of justice and a love for peace to unite and condemn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atrocities in persecuting the students, to demand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to immediately and unconditionally release all arrested students and to promise that similar incidents will not recur, to demand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to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punish the police offic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ose atrocities!

It is definite that after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created this terrifying incident, they will further eliminate the Chinese education and will persecute the young students more maniacally. The people throughout Singapore should get united quickly, raise their vigilance and get ready to smash various evil plots of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Dear fellows!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Under the fascist rule of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the people must suffer from brutal persecution and genocide. We should all unit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expel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from Malaya and establish a country of the people. Only in this way, the people can live peacefully, freely, and blissfully ever after.

Issued by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Dated 15 May 1954

(Sahabat Rakyat Editor’s Note: Statement above is extracted from The Years of Anti-British Guerrilla Warfare Around Gunung Ledang, pg276, published by Footprints Publishing Co. in 2011)

Sahabat Rakyat (asking Lim Hock Koon): May we know if you have seen this second statement before? Or are you aware about it?

Lim Hock Koon (after reading the scanned copy): This is an important statement released by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on May 13 Incident. I should have seen it and probably disseminated this leaflet before when promoting Anti-British League’s activities. However, as the incident happened 60 years back and I am getting old, I can’t remember it clearly now.

Sahabat Rakyat: Could you please share your further views about the argument/debate about whether MCP exercised leadership in the “May 13 Incident” or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the 6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Lim Hock Koon: Although I had experienced the “May 13 Incident”, I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further activities after the “May 13 Incident” as was running away from being pursue. I did not study much and have limited theoretical knowledge, I can only raise some shallow opinions based on my own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You all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May 13 Incid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debates caused by it, I would like to hear about your views instead.

Sahabat Rakyat: Alright. We (Sahabat Rakyat Working Committee Members) had some discussions before publishing the articles about the arguments on Sahabat Rakyat blog and had achieved some preliminary view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 1) The broke out of this debate perhaps was due to the divergence of the debaters perceiving this inciden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ch as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or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from partial or from the entire situation;
2) The broke out of this debate might also due to the divergence of debaters in their perceiving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May 13 Incident” and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3) This debate might also break out because of some former student movement and former political leaders as well as a few scholars either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adapt to the existing needs of the ruling clique,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deny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MCP in the anti-colonialisation movement history prior to the independence of Singapore (i.e. before 1960s). Using modern academic term, they are “removing MCP” from their commentaries and remarks. They seem to be doing public opinion preparatory for PAP ruling clique who shall be releasing “The 50 years founding history of Singapore” during Singapore’s 50 years of independence.
We think that the divergence mentioned in point 1 or point 2 are purely internal conflicts within the people, which can be resolved by achieving consensus via discussion; if it belongs to point 3, it contain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emy) characteristics, thu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ossibilities (i) achieve consensus via debate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contradictions; and (ii) attack/dampen the opposition party, fight ruthlessly to the bitter end. Will there be any conclusion from this debate, and what sort of outcome will be achieved from this debate? It depends on the quality and wisdom of the debaters and different corresponding parties. What do you think?

Lim Hock Koon: I will seriously consider your opinions. In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e, you all have used “May 13 Incident” and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two different phrases explicitly in giving opinion or raising questions. I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how do you all define each phrase and how do you te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ahabat Rakyat: “May 13 Incident” to us is the incident happened 60 years back, in early March 1954, when newspapers released the news that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prepared to force the youths to join national service, resulting in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call-up age to revolt, and petitioned the Governor on 13 May to exempt from conscription, ended up in a bloodshed incident suppressed ruthlessly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students being arrested. In order to protest against the atrocitie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o demand for the release of arrested students,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o were filled with righteous indignation launched a 2-day “Camp-in at Chung Cheng High campus on 22 May”, followed by a 22-day “Major Camp-in at Chinese High campus on 2 June”. It set a shining example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urageously struggled against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We regard this spontaneous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opposing conscription and suppression as the “May 13 Incident”.

To us,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May 13 Incident” in which the students protested against conscription and suppression, till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trongly united as one and formed “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nion” on 30 October 1955. They continued to fight for a peaceful and liberal learning environment till 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nion was banned and opposed to the closing-down of Singapore Chinese schools (including middle schools, primary schools and even kindergartens) by Lee Kuan Yew. We consider the “May 13 Incident” after World War II till the Chinese school student movement before all Chinese schools were completely shut down to be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as it was the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May 13” struggle.


The picture above is a woodcut of the “May 13 Incident” by artist Choo Keng Kwang in 1954. It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courageous spontaneous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gainst conscrip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alists in 1950s.

The picture below is an oil painting entitled “The Malaya’s Poetry” by Cai Mingzhi in 1955. It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aspiratio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mainly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1950s to end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and to materialise a peaceful, liberal, independent and democratic Malaya (including Singapore).


We regard it as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or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ovement because it fulfils a f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movement:
1) It has significant social values; (2) It shows distinct ideology; (3) It has spontaneous grassroots causes; (4) It stimulates lasting wide participating actions (5) It has huge impact on the society.  It became a movement due to abovementioned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it is improbable that this movement had no leadership. If it did not have leadership,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would have not been so worried, and Lee Kuan Yew would have not been so afraid of it. Lee Kuan Yew finally gained the support of the leaders who had huge influence over the movement, thus won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from lower class and took full control over Singapore in 1959 (at that time, it was just a self-government dominated by the British).  Lee cunningly made use of this movement. He then undermined the leaders of this movement and destroyed the effective forces of this movement right after he has seized power.

Lim Hock Koon: Now I understand the reason that you all differentiate the “May 13 Incident” and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 agree with you that the period “May 13 Incident” (i.e. the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gainst conscription) lasted for around 3 months, which started from late March 1954 and ended on 24 June. I also basically agree with your definition and remark on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 admire your assertion that “Lee Kuan Yew made use of this movement and ultimately ruined it”. I still remember while I delivered my speech in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6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event, I borrowed Hock Siew, my second eldest brother’s words uttered before he passed away (Sahabat Rakyat Editor’s Notes: This refers to the article entitled “A Turning Point in Our People’s Struggle” written by Lim Hock Siew on 26 Jul 2011. This is the Preface written for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Singapore Student Movement in the British Colonial Era (Sep 1945 – Oct 1965)”《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1945年9月 – 1965年10月》) which was similar to your views: “May 13 Incident” had set off the political waves of anti-colonialisation, and pushed forward PAP in seizing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ingapore in 1959   (Sahabat Rakyat Editor’s Notes: At that time it was still a self-government). Lee Kuan Yew persecuted inhumanely those who supported him after he has successfully seized power – wasn’t this a betrayal of Lee Kuan Yew towards the people?

Sahabat Rakyat: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in The Mighty Wave, Li Xin, your leader did give you such command while you were hiding yourself from being arrested: Leave it to others to work on the student’s movement. You focused on completing the final analysis of the “May 13 Incident” first, then only engaged in other work. Is this a fact? Did you complete this first? Was it publicly released? Where can we find this analysis report now?

The picture (right) is another precious photo from Lim Hock Koon which shows Lin Jinquan, an intimate comrade of Lim Hock Koon, that Lim Hock Koon is still keeping. According to Lim Hock Koon,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1990s after the guerrilla war ended and when Lin Jinquan was still in the Chulaphorn Peace Village, Betong. Lin Jinquan is also a well-known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 worker. The Mighty Wave is a novel by him based on the “May 13 Movement”.

In Chapter 8 of The Mighty Wave, there is such a plot – where Li Xin said (to Tianzhu and Zhengbo) “As your identities have been exposed, you should go underground. Thi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ctober Resolution (which was issued in 1951, in which the MCP relegated armed struggle to being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to the united front strategy). You should not hesitate. Let others take over the student movement. Henceforth you are professional cadres. The organisation will pay you a monthly stipend of 25 dollars. You should spend your time here concentrating on writing your final analysis of the May 13 event. After that you will prepare for other work, including the ceremony for entry as full members of the party.”

Lim Hock Koon: Yes, this is a fact. In early 1955, under Li Xin’s instruction, Lin Jinquan and I together completed a summary report on the “513” struggle. This report contains around 15,000 (Chinese) characters, written on circa 40 pieces of paper. Upon completion, I passed them to Li Xin. After reading it Li Xin said to me “Well done! I will pass to the superior”. I have never seen the report after submitting it to Li Xin (Lin Jinquan and I both did not keep a copy). From what happened on us, now maybe we can only find it in Singapore special branch’s archive.

Sahabat Rakyat: You told us in the 1st part of the interview that it was your cousin Sun Chunsheng who first approached you in the underground relationship. He studied in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you studied in Chung Cheng. Why it was Li Xin instead of Sun Chunsheng who led you?

Lim Hock Koon: At the beginning, it was Sun Chunsheng who approached me, then it was Li Xin because Li was in charge of developing underground activities at Northbridge (Town) Area (小坡区). He often approached some shop assistants at Northbridge (Town) Area, a schoolmate of mine stayed at upstairs of a shop lot at Northbridge (Town) Area. One of the shop assistants in that shop developed my schoolmate, and that schoolmate guided me. That’s how I got to know Li Xin. My cousin Sun Chunsheng was also Li Xin’s subordinate. Northbridge (Town) Area that Li Xin was responsible of during that time, was a very active area of the Anti-British League.

Sahabat Rakyat: Besides the question of who led the “May 13 Incident”,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add?

Lim Hock Koon: I agree that the “May 13 Incident” was a massive spontaneous collective action like what you all said, it is also an objective fact that this anti-conscription and anti-suppression struggle had the participation and leadership of the Anti-British League. But I can still hardly accept the saying that it was commanded by a certain person, e.g. Chinese High School Action Committee was led by Chiam Chong Chian at the back. Let me take the situation in Chung Cheng as an example. During that time, Chung Cheng formed an action committee consisted of 5 person, i.e. Lim Hock Koon, Lin Jinquan (林金泉), Wu Zongze(吴宗泽), the late Zheng Shizhong (郑识钟), and the late Huang Weirong (黄伟荣). Some of these 5 members were Anti-British League members, but were not appointed by Anti-British League leadership to participate. There is not any sign nor evidence to prove that any of the 5 members was commanded by MCP member or leader behind (Lin Jinquan and I both joined MCP after the “May 13 Incident” when trying to escape from being arrested. In other words, both of us were forced to the corner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During that time, 5 of us often met in school, discussed problems, shared Freedom News and Anti-British League leaflets. When Anti-British League urged to protest against conscription and suppression, we then spontaneously established a 5-person action committee and carried out underground activities.

Sahabat Rakyat: When were you arrested? Did Lu Zhendong (陆振东) sell you out?

Lim Hock Koon: I was arrested on 20 Jan 1971. However, the authority only announced my arrest in the newspapers a couple of months later. From the emerged evidence, Lu Zhendong did sell me out. But I was pretty doubtful about the confession he made at his old age when he became seriously ill.

(Sahabat Rakyat Editor’s Note: Lu Zhendong was Lim Hock Koon’s MCP comrade who joined underground activities together with him. Why did Lu, this MCP member who sacrificed his life for revolution unexpectedly burned himself using petrol on 19 Mar 2013 and died on 20 Mar? Different people had different saying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 manuscript entitled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arrest of Lim Hock Koon” by “Xi” has been disseminated in the circles of some original leftis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mainly in Singapore, Malaysia including Sabah Sarawak, southern part of Thailand and Hong Kong). The manuscript does not indicate the completion date of the manuscript. According to the people of this circle, this is the “confession” written by Lu Zhendong in 2006. Is this the truth?  It is thought-provoking.

The picture (bottom left) below is the photocopied manuscript of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arrest of Lim Hock Koon”; The bottom right picture is Lim Hock Koon taken after he was released in 1979.


Sahabat Rakyat: Now we don’t discuss whether or not Lu Zhendong sold you out but back to the topic on the “May 13 Incident”. We also wish to ask you, apart from the summary report on the “May 13 Incident” that you submitted to Li Xin, who else from the Anti-British League had made any summary on the “May 13 Incident”?

Lim Hock Koon: I am not sure.

Sahabat Rakyat: Apart from the summary report on “May 13 struggle” that you and Lin Jinquan had written which has yet to be found now, we had searched for some relevant information before this interview, but could hardly find any specific paper on “May 13 Incident” or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which drew summary from socio-political movement perspective. Chia Yam Wee, who now resides in Hong Kong wrote an article entitled A History of the May 13 All-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 Movement on 11 May 2004 to commemo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the contents are more on narrating the incident and less on summarising the struggle. As someone who personally experienced and led the movement before, his summary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the 513 Student Campaign” is considered pretty neutral and organised. We take the liberty to append his paper at the end of this interview report for the reference of those like-minded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it, and we seek for the ki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hor. We thank Lim Hock Koon for accepting our interview today.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the Student Campaign

Other than achieving its goal and having a far-reaching impa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ampaign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dealt a severe blow to the edifice of colonialism.

1. It galvanised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ingapore, reached out to English-educated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culminated in the creation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nion (SCMSSU).

2. The SCMSSU continued to nurture talents; encourage social activities (promoting culture and bursaries, upholding national education, helping people facing natural disasters and so on); supported the causes of farmers and workers and served the people.

3. It prepared activists necessary to win battles in the ensuing mass movement,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leftist parties (including the pre-1961 PAP).After graduation, many of the May 13 core participants took part in mass organisations, such as trade unions and left-wing parties, including the PAP. When students gathered at the Badminton Hall to welcome the British lawyer, D N Pritt, Lee Kuan Yew, who was also a lawyer then, told the crowd that he believed they would come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Malay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He praised the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for their discipline and organisational skills. Sure enough, many of them did eventually throw themselves into the Singapore and Malay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contributed towards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It is unfortunate that not a few of them were suppressed, attacked and destroyed in the midst of political struggle.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se talented people towards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can never be obliterated.

4. It nurtured and cultivated talents for various progressive organisations. The student movement had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the spirit of sacrifice.

5. It went beyo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Emergency Law, and provided leadership for the labour movement.

 (Sahabat Rakyat Editor’s Note: Article above is the last paragraph of A History of the May 13 All-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 Movement written by Chia 10 years back (in 2004). The full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pril 2008 in the 27th edition of Artistic World with the nickname “Gao Tu” (高徒), it was second published in February 2012 in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Singapore Student Movement in the British Colonial Era again with his nickname “Gao Tu”, it was then thirdly published in ‘Youth on Trial” using his real name.

Note: Names that are not available in its English origin are translated as per Hanyu Pinyin.


~ The end of Part 2 ~



通告 Notification

人民之友 对我国下届大选意见书
(华 巫 英)3种语文已先后贴出

作为坚守“独立自主”和“与民同在”的立场的一个民间组织,人民之友在今年9月24日对即将来临的第14届全国大选投票,发表了一篇以华文书写的“意见书”,题为: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

这篇意见书的英文译稿(标题是: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已于10月22日张贴在本部落格。马来文译稿(标题是:Undilah "calon yang membantah pengislaman nega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Mencegah puak Mahathir kembali kepada kuasa!)也已接着在11月13日在此贴出。

此外,人民之友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微信、WhatsApp等方式,尽可能向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各宗教的团体和个人,传送我们的这份“意见书”供参考。我们欢迎跟我们对下届大选的立场和见解一致的团体和个人,将这份“意见书”传送到更多的人手中去!

我们希望,我们在意见书内所表达的对下届大选的立场和观点,能够准确而又广泛地传播到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中接受考验,并接受各党派在这次全国大选斗争和今后实践的检验。


Pandangan Sahabat Rakyat terhadap PRU akan datang telah diterbitkan dalam tiga bahasa (Melayu, Cina dan Inggeris)

Sebagai sebuah pertubuhan masyarakat yang berpendirian teguh tentang prinsip "bebas dan berautonomi" dan “sentiasa berdampingan dengan rakyat jelata”, Sahabat Rakyat telah menerbitkan kenyataan tentang pandangan kami terhadap Pilihan Raya Umum ke-14 yang bertajuk "Undilah calon yang menentang Pengislaman Nege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Jangan benarkan puak Mahathir kembali memerintah! " (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dalam Bahasa Cina pada 24hb September 2017.

Penterjemahan Bahasa Inggeris kenyataan tersebut yang bertajuk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telah diterbitkan dalam blog kita pada 22hb Oktober 2017 manakala penterjemahan Bahasa Melayu telah diterbitkan pada 13hb November 2017.

Selain daripada itu, Sahabat Rakyat juga akan menyebarkan kenyataan ini seluas mungkin kepada pertubuhan dan individu semua bangsa, strata, profesyen dan agama seluruh Negara melalui email, wechat, whatsApp dan pelbagai saluran lain. Kami amat mengalu-alukan pertubuhan dan individu yang berpendirian dan pandangan sama dengan kami untuk turut menyebarkan kenyataan ini kepada lebih ramai orang!

Kami berharap pendirian dan pandangan kami berkenaan pilihan raya kali ini yang dinyatakan dalam kenyataan tersebut dapat disebarkan dengan tepat dan meluas untuk diuji dalam kalangan rakyat semua bangsa semua strata sosial melalui penglibatan mereka dalam amalan pelbagai parti politik dalam pertempuran pilihan raya umum kali ini mahupun amalan masa depan.


The Chinese, English and Malay renditions of Sahabat Rakyat’s opinions about next election have been published consecutively

As an NGO which upholds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position and "always be with the people" principle, on 24 September 2017, Sahabat Rakyat had released a Chinese-written statement of views with regard to the voting in the upcoming 14th General Election, entitled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this statement entitled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and the Malay rendition entitled "Undilah "calon yang membantah pengislaman nega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Mencegah puak Mahathir kembali kepada kuasa!" had been released on 22 October and 13 November respectively.

Apart from that, Sahabat Rakyat will also make every effort to disseminate this statement as widely as possible to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of all ethnic groups, religions and all walks of lif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via email, WeChat, WhatsApp and other channels. We welcome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ith the same position and views to spread this statement to more people!

We hope that our position and views pertaining 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expressed in the statement will be accurately and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also examined by the popular masses of various ethnicity and social strata through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struggle of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carried out by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practices in all fields in future.

Malaysia Time (GM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