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1 April 2015

李光耀盖棺何必定论——今后最考验新加坡人民政治智慧

李光耀盖棺何必定论
今后最考验新加坡人民政治智慧

作者 / 来源: 魏峰 / 《观察者网》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李光耀在2010年接受美国《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日报》记者Seth Mydans的独家专访,首次向外界披露了他对日益老去的不安,对病榻上的妻子的铁汉柔情,对自己执政成果的反思,和对新加坡未来的担忧。他表示虽然叶子终将从树上飘落下来,但是李光耀的故事可能还没有结束。他还引用了一个中国成语:盖棺定论,希望国人或世人最好是在他“盖棺”之后才做出对他的评价。李光耀一死,对他的评价,褒贬同在,都是根据本身的政治立场或政治需要来考量。

令人特别关注的是,当新加坡不少国民24小时排队等候瞻仰李光耀遗容之际,一名年仅17岁名为Amos Yee(余澎杉)的少年竟然在李光耀举行国葬之前一天(即3月28日),在YouTube上载一段题为“Lee Kuan Yew Is Finally Dead!”(李光耀终于死了!)长约8分半钟的视频,他本身一个人对着镜头以英语独白,心直口快地狠批李光耀是一个恐怖者、独裁者。Amos Yee因而遭到新加坡警方逮捕。

以下是一篇来源于中国《观察者网》的对李光耀的评价文章。作者魏峰在文末指出,“以全球之赞誉对李光耀过度褒扬,无助于新加坡解决现有的问题,反而有可能在负面的历史和现实切片发酵时,引发更猛烈地反弹。”——这话值得新加坡国人深思。



不管是热爱还是厌恶李光耀的人都得承认,新加坡确实进步惊人,从一个发展中地区跃升为世界人均GDP最前列的国家之一(2013年按汇率法排名世界第9位),在大国之间也游刃有余。这让他获得了巨大的世界性声誉,“新加坡国父”“小国家里的世界级政治家”等等光环照耀了他的后半生,但作为政治家,鲜有能盖棺定论者,李光耀也不例外。

中国民间难定论

李光耀在中国得到过特殊的礼遇和重视。尽管冷战期间分属对立阵营、建交晚至1990年,但中新之间有着特殊的血缘文化联系,中国怀着最大的诚意,学习新加坡的发展与治理经验。

在特殊历史时期,只有李光耀敢于公开支持中共;然而在非典时期,新加坡方面又高调地“落井下石”,令人大跌眼镜。

同时如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岳峙所言,“进入21世纪后,……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日益突出,新加坡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越来越‘两面派’。……极力鼓动美国‘重回亚太’……寄希望于印度……制衡中国。”这固然是“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不得已的选择”,但在中国民间、网上引起反弹,也在情理之中。

这些微妙的变化,不能脱离具体的国际政治环境去看;可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对自身道路越来越自信,正如李光耀自己承认的,中国领导人早就不再向他“咨询意见”了。

新加坡目前仍是对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国。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中新合作的产物。许多曾在园区工作的领导、员工都认为,李光耀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但园区建成之初,历经坎坷——在新方管理期间,长期严重亏损,引入投资廖廖,1997年甚至打算撤资,时任苏州市市长陈德铭(后任商务部部长)亲赴新加坡游说,才成功挽留。

虽有这样的波折,说贡献“难以磨灭”并不为过。毕竟万事开头难,园区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新方存在本身就已是最大的支持。

在文化层面,中国人对新加坡或许同样感情复杂。李光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虽然鼓励双语教育,但对当地维持了数百年的中国文化血缘不可能毫无影响。另一方面,又早早推行简体字,使新加坡成为网友针对“繁体党”的“打脸利器”。

新加坡的陈年往事

中国人看李光耀毕竟隔了一层,但新加坡人对他恐怕也难言定论。虽然国葬上必定哀荣备至,现在也聚集了很多排队缅怀的民众,可许多历史片段经过发酵后,或许仍会影响未来部分新加坡人对李光耀的判断。

李光耀凭借为新加坡左翼社运担任辩护律师,严厉批判《内安法》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后来却用《内安法》逮捕几乎所有政治反对派,并不经任何审讯将他们长期囚禁。时任新加坡国会议员、后被囚禁长达19年的林福寿医生说:连希特勒在国会纵火案后,还不得不给了季米特洛夫们受审的机会,但李光耀连这点门面都懒得装。

关于《内安法》最吊诡的案件是,1987年,他以“危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名,依该法逮捕了22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组织的社会工作者。愿意为这些人充当辩护律师,曾经担任过新加坡副总检察长、时任新加坡律师公会主席的萧添寿也被一并以《内安法》逮捕。后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萧得以获释,但他仍然因为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商业和刑事调查,被迫出逃北美。

李光耀以激进独立派形象并与左翼社运联合,赢得选举出任自治领总理,随即迅速与英国秘谈,违背多数新加坡时人意愿,放弃独立加入马来西亚。

他声称厌恶“列宁主义的领袖集权”,但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党章不但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绝对权力,而且把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能挑选干部党员,而又只有干部党员才能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又由他长期担任的秘书长单独决定谁出任内阁要职,谁只能担任后座议员。这种源于罗马天主教会教皇-枢机主教互选互任的制度,可以说连现代民主的表皮都没有。

李光耀在做决策时,肯定经过深思熟虑,有充分的理由,但这些行为依然很容易被形容成“政治变色龙”。新加坡过去如果鲜有人敢提,今后却可能对现行政治体制颇有杀伤力。

新加坡普通人如何面对未来

说李光耀“铁腕”也好,讲他“变色龙”也罢,新加坡的经济奇迹确实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他自己也从来毫不隐晦地表示,如果没有他的领导,新加坡就不可能有今日的繁荣富庶。但这一点在未来也可能会有所动摇。

请看以下两图:分别是1960-1990年,也就是李光耀以总理身份直接执政时期,香港和新加坡的GDP历年数据统计。



可见,在这30年里,香港即使没有李光耀,也以略低的起点反超了新加坡(1960年香港人均405美元,新加坡428美元;1990年香港人均13486美元,新加坡12766美元)。作为同在东亚地区、同为自由港的城市型经济体,香港的发展史或许会被人用来动摇李光耀的“不可或缺性”。

因为香港和新加坡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出现经济奇迹的理由极为类似。在二战后全球贸易兴起的大背景下,它们均占据了关键的、难以替代的贸易地理位置;周围广大的经济腹地由于种种原因,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其提供各种转口和金融服务;以及主要居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工作勤勉。而且,新加坡由于独立前是英国在整个远东的势力中心,还有修造船业等一定的工业基础。

当然,必须承认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上非常成功,还要面对比香港远为险峻的周边环境。而且,在李光耀“资政”下的新加坡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之后又成功把香港甩在身后。

但质疑者很容易推论,新加坡经济成功是大概率事件,没有李光耀或许会有些许不同,但几乎不可能沦为落后贫困的热带港口。对于此说,肯定见仁见智,但其杀伤力同样不容小觑。

收入差距极大,未来风险犹存

对于普通新加坡人而言,或许更关注当下。人均GDP数据上看不错,但新加坡是典型的收入差距极大的社会。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新加坡居民人均月工资收入是3142新元,其中收入最高的10%人均月收入达到11552新元,而最低10%居民人均月收入仅440新元。

新加坡的“组屋”常常为人津津乐道,但该国整体而言,依然没有多少福利保障。中央公积金本质上是强制储蓄,而非“福利”,不能很好地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互济性。虽然有人赞叹新加坡老人也能焕发活力,但七十岁以上老人往往是出于生计才无法退休,而且这在新加坡司空见惯。2012年一位80高龄的本地老人在做清洁工时猝死曾经引发社会轰动,但之后仍然是不了了之,人民行动党政府依旧毫无改变的意愿。

其实早在李光耀2011年宣布退出内阁正式引退二线之前,已经有人公开表示,新加坡的现有模式看似是由严密的法律和规则支撑的,也得到了大多数新加坡人长期的认同,但根本上其实是完全依赖于强势领袖个人的压力,所以在李光耀身后很难继续长期维持。如果只是一般人如此声称,以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自居精英的骄傲,恐怕连理都懒得多理。但这么说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亨廷顿,公认的西方顶级政治和战略学者,推测的份量自然就沉甸甸了。

而且事实似乎也正在印证亨廷顿之前的预言,甚至在李光耀去世前,这股浪潮就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压制了。2011年新加坡国会选举虽然依然在严密控制之下,但人民行动党还是遭到了1963年以来的最大挫折。而连新加坡媒体也承认,原因之一就是李光耀在选举前几天,再度习惯性的放言威胁选民,屡试不爽的招数这次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数月后的总统选举,人民行动党中意的人选更仅以极微弱的相对优势涉险过关,首次失去了绝对多数。

去年李显龙在接受一家中国媒体(《新世纪》周刊)采访时,第一次公开表示“相信李氏家族不会再出现第三位总理”。虽然这并不是正式的承诺,但实际政治意义与“江南案”后,蒋经国表示不会再将“总统”职位传给第三代也相差无几。在失去绝对权力的保护伞后,蒋家父子在台经营数十年的神话被迅速打破。对普通人而言更为糟糕的是,台湾的政治走向也历经波折,经济大不如前,甚至工资常年停滞。所有这些当代人还都历历在目。

李光耀去世后,新加坡目前一切如常,但未来风险犹存。以全球之赞誉对李光耀过度褒扬,无助于新加坡解决现有的问题,反而有可能在负面的历史和现实切片发酵时,引发更猛烈地反弹。但抓住个别历史细节草率批评,或在变革时放任民粹主义,则可能令新加坡陷入不必要的混乱。盖棺而不定论,或许今日之后,才是最考验新加坡人政治智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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