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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16周年纪念,针对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发表专题文章,供给我国民间组织和民主人士参考,并接受我国各族人民民主改革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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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恭祝各界2017新年进步、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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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加影州议席补选诉求 / Tuntutan-tuntutan Pilihan Raya Kecil Kaj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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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风波•宪法权利•宗教自由”论坛 / Forum "Krisis perkataan Allah • Hak berperlembagaan • Kebebasan berag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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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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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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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 The New Phase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Malaysia / Fasa Baru Reformasi Demokratik d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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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为庆祝15周年(2001—2016)纪念,在2016年9月上旬发表了最近5年(2011—2016)工作报告(华、巫、英3种语文),并在9月25日在新山举办一场主题为“认清斗争敌友,埋葬巫统霸权”的论坛。

Thursday, 25 September 2014

新加坡禁止上映《星国恋》 已经说明一切

新加坡禁止上映《星国恋》
已经说明一切

作者 / 来源:阿泼 /《公视新闻网》(台湾)


这些加入马共的新加坡流亡者从未想过自己能够走出丛林,但即使走出丛林,仍有家归不得:“新加坡政府说,我们回乡必须完成许多条件,其中之一是放弃共产主义,另外则是和昔日伙伴断绝关系。”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提供)

2006年,我观赏了跨界基金会举办的“在左边亚洲影展”,一连看了好几部却仍懵懵懂懂,脉络始终不清,但那些黑白影像深深震撼了我。这个影展放映的纪录片以东南亚国家为背景,诉说殖民至冷战时期,劳工或少数族群经验的不公与镇压的故事。但那时,我对此一无所知。

即使是今日,各类社运主题相关影片或影展打开了观众的视野,让一些左翼议题和讨论进入新世代的认知中,但冷战期间的历史与国际观点却鲜少被看见。我们或可知道台湾“白色恐怖”之于集权政府的苦难悲凄,但极少有人去探问“白色恐怖”背后的思想斗争与受难者的坚持,于是,许多论述便被简化成情绪,却不见个人的生命故事和挣扎。

若非蓝博洲等几位文化工作者的努力,这类作品在台湾的出版与播映机会实为稀微。摆置在号称自由民主台湾的这个时空,这情况似乎有些讽刺。

在东南亚亦同,甚至更糟。

例如,在台湾已可公开讨论二二八,但马来西亚仍将五一三视为禁区,官方不调查,民间不敢谈。在冷战时期压制共产党、左翼份子、工运学运领袖等历史也少见。即便如此,也有若干文艺作品招揭那些过往,留待后人讨论。

新加坡导演陈彬彬的作品《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便是一例。这部纪录片透过访谈一群迫于政治压力、流亡海外的左倾社运者、学运领袖、共产党员,描摹1960到1970的政治氛围。

在异乡约莫半世纪,他们有的已取得国外护照,有的只拿许可证,在身份上都不是新加坡人,却还是思念着故乡,希望自由民主在这块土地上实践。透过他们的故事,便可了解那个时代对左翼的仇视与排挤,甚至不经合法程序拘留、禁锢他们数十年的不公不义。

他们控诉着新加坡的不民主、不自由,而新加坡政府也以同等姿态对付这部纪录片─以“有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这部纪录片在新加坡上映。一如过往影片中角色所遭受的指控。

以国家安全之名

国家安全,是那个时代至高无上的理由,以国家安全之名,可进行非法扣留与囚禁,台湾如此,东南亚亦然。

1960年,马来西亚通过《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10年后,隔壁的新加坡设立了内部安全局(ISD)。这个单位是负责新加坡国内情报的安全机构,有未经审判扣留个人的权力,“其宗旨是预防和解决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外国颠覆和间谍活动。监视和解决共产主义潜在威胁,防止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紧张局势,监测,逮捕恐怖和激进分子或保护新加坡的国家安全。”

因此,东南亚,特别是马来半岛,便各自在内部安全法令与组织下,清扫左翼份子。但所谓的“有害国家安全”不过是各个政权的自由心证。

上图所示:每当母亲生日,何元泰就到马來西亞新山望著对岸的新加坡,等著母亲和他相會。(TIDF提供)
以影片中第一个出现的人物何元泰为例,这位主张“提高英语水平外,不应忽略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的参政者,却遭控“华文沙文主义,试图煽动暴力” ,以至其落选并被通缉。在流亡的那漫长35年间,他无法成家安定,也不领英国护照,就只是在异乡思念着故乡。每当母亲生日,就到马来西亚新山望着对岸的新加坡,等着母亲和他相会。

不过因为主张语言教育,就被质疑通缉,便表明了当时政权不问是非、任意问罪的情况。

另一位人物、新加坡医师洪瑞钗说得直接:“家人若得罪政府,就拿不到资格证,如此一来就进不了大学,若涉入政治,就会失去许多机会。”他的丈夫邱甲祥因为担任工运组织者陈华彪的辩护律师,也被追究、缉捕。 1976和1977年这两年,新加坡政府大力扫荡共产主义,被怀疑者大量被拘捕,而邱甲祥不愿被关押就逃离新加坡。一年后,妻子洪瑞钗也跟着逃。

在陈彬彬镜头下,陈华彪不时喃喃自语:“真不懂为何新加坡人都不读这些书。”他也收集李光耀著作,为的是研究。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提供

在学生时期加入学生会、声援劳工的陈华彪,是新加坡有名的左翼份子。在被关押一年后,也逃到英国。他说,即便自己学法律,是个菁英,却对内部安全法令、未审讯扣留种种感到疑惑不清:“没有人提过那是什么。”但这无所知的规定却将陈华彪等人逐出国外,至今未能回家。

不仅新加坡如此。 2005年完成的纪录片《浪漫情怀》(Romantik ISA)亦是探讨马来西亚国家安全法的作品,影片中提到,自1960年,大马政府为了围堵共产党而订定国家安全法,但通过以来,有上万人遭到拘留,没有人清楚那是什么,就无缘无故被关了许多年。这个法案让政府可以拘捕他们“认为”的疑犯,不须经过司法程序,就可拘留两年,或是无限期延长,明显是个侵犯人权的法令。即便是共产势力消失后,ISA还是一再被用来对付政治异己人士,例如,不受政府控制的媒体。

因此,陈华彪虽在国外事业有成,仍关注着新加坡新闻:“我希望新加坡能民主自由,因此,对我来说,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无家可归的难民

在国内的政治意识是一回事,但长期流亡国外又是另外一种。

六四20周年时,若干出版品与影片出炉,其主题大多扣准流亡民运人士归乡心情。 20年,足以让一个婴儿成年,也让一个青年变老,不再年轻的人们思乡念头格外浓烈。 《星国恋》中的流亡者们亦然。

陈华彪一直保留着他拎去英国的两只皮箱,决定若有机会回新加坡,也要带着这两个旧皮箱回去,因为这是源头,也是过程,“结局如何并不晓得。”1976年逃到英国的他,直言在哪儿生活都一样,都必须不停奋战,真正的挑战与谋生无关,而是“何时”及“如何”回到新加坡。

他的书架上有许多左翼书籍。在陈彬彬镜头下,他不时喃喃自语:“真不懂为何新加坡人都不读这些书。”他也收集李光耀著作,为的是研究。

李光耀也特别注意他。在其自传内,李光耀称陈华彪这群接受英文教育的“亲共学生激进份子”受到国家特别注意,即便陈华彪已逃到英国,但内部安全局在1987年对这些疑似共产主义者发出拘捕令,警告陈华彪。许多认识陈华彪与不认识陈华彪的知识份子则被捕入狱。同年,陈华彪被褫夺公权,失去新加坡公民身分。

“新加坡媒体从不引用我的任何话。”陈华彪抱怨,在这国家他没有任何解释的机会。

直到今日都希望能让新加坡民主化的陈华彪,并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除了尽自己所能关注新加坡以外,也就只有不停演说。但即使如此,新加坡仍视之为眼中钉。

但当年为陈华彪辩护的邱甲祥遗孀洪瑞钗却没有这番野心。她对于离乡成为难民,曾非常无法接受,也不谅解。新加坡政府官员对她说,“你在新加坡是一级公务员,什么都有,逃到英国去,你什么都不是,就是个难民。”她当时不懂,直到流落异乡才知那滋味。

洪瑞钗学医本为医治新加坡人,到英国后,只能为外国人开刀,无限感慨。丈夫却四处交友,仿佛一切都无所谓,直到她发现丈夫写给母亲的信上写着:“有钱不代表什么,重要的是灵魂。我什么都没有了,但我仍保有灵魂。”而丈夫的母亲则回电:“你不准回来,不可以接受审讯,要是你害朋友入狱,我不会原谅你。”他们母子之间已互相谅解,洪瑞钗才释怀,接受了人并没有不同,人与人该是平等的。

更重要的是,她在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中,明了了难民是怎么一回事,也从帮助他们之中找到答案和自我。她说: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是流亡者,无法返乡,总想着孩子在长大,死了该埋在哪里?

看着他们,洪瑞钗不由得想到自己,于是,她积极参与巴勒斯坦医疗援助组织,帮助和自己同处境的族群。

但对何元泰来说,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他未归化为英国籍,而且大儿子一出生便渴望孩子能拿到新加坡护照,成为新加坡公民,“我希望他是新加坡公民,更重要的是,日后加入武装部队。”何元泰认为,若新加坡要成为一个强盛国家,必须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无奈,新加坡政府规定,父亲必须拥有新加坡护照或合法出入境证明,新生儿才有获得新加坡借资格,但何元泰的孩子不符合规定。对此,他十分失望和沮丧。

《星国恋》中,尽是这类的爱国与思乡之情,看着这些人物对国家的热情与爱,不免也让观众好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究竟是什么了不起的罪过,让他们终身不能踏入自己心爱的国土?他们也自问:“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斗争并未结束

《星国恋》中的主叙事者,多是1970年代出走的左翼领袖,但影片中也不时穿插逃到泰国的左派份子的访谈。他们大多于1963年冷藏行动或两次大规模拘捕中逃跑。那一年,共有一百多人被捕入狱。

有些逃亡者加入了马共,与马共一起在泰马边境中生活。他们称自己加入马共是被逼的,“因为流亡的身分,只有马共接受我们。”

这些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共产党,在殖民时代就为“解殖”(《人民之友》编者注:在新马地区的惯用语是“反殖”,而非“解殖”)和“独立”奋战,但国家独立后,国家却反过来仇视他们,不给他们应有地位和尊严,以至于他们得不停战斗。

1989年12月2日,马共在泰国政府见证下,与马哈迪领导下的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马共因此放下武器宣布解散,正式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这些加入马共的新加坡流亡者从未想过自己能够走出丛林。但即使走出丛林,仍有家归不得:“新加坡政府说,我们回乡必须完成许多条件,其中之一是放弃共产主义,另外则是和昔日伙伴断绝关系。”其中一个受访者坦言他做不到,因为,“人怎么可以放弃信仰?”

对于这些奋斗一生,甚至曾经入狱的左翼份子来说,有很多原则和信念是不可抛弃的。影片中被拘留17年的赛•扎哈利便说,他们持续斗争,就是要让这代年轻人知道这个社会仍然不自由,仍然是被有权势者压制住的,“今日的当权者是我们斗争时期权势者的延续。”他强调:“斗争仍然继续。”

洪瑞钗也说,他们虽然付出不少代价,可是,至少他们这代尝试过了,已经尽力了。

但这些尝试的结果呢?或许就如陈华彪说的:“结局还不知道怎么样。”

然而,《星国恋》被新加坡当局禁止上映,已说明一切。

Monday, 22 September 2014

对林清祥遗稿面世引发事件的评论

对林清祥遗稿面世引发事件的评论

• 叶德民:林清如发律师信的动作,对其本人是负面的

• 庄明湖:我对林清祥遺稿引发的事件有《三点意见》


清水长流,那年代曾经沧海;
祥气恒芳,上世纪留下遗稿。
Anak sungai mengalir tidak berhenti,
sebati lautan perjuangan massa;
Manuskrip tinggalan harum abadi,
menjadi warisan rakyat semua bang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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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作者 / 来源:叶德民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大马《人民之友》网站转载《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引发《我的黑白青春》的作者林清如发出律师信状告《人民之友》网站!新加坡的朋友发来电邮,询问我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即回邮简述个人看法,认为林清如读到编辑部按语“现已发迹的林清祥之弟林清如”感到不快。林清如比较小气,竟然小题大作,给 《人民之友》发出律师信。从探讨历史的进步角度来看,林清如发律师信的动作对其本人是负面的!


林清祥是新、马左翼反对殖民地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一位极为重要的领袖,1996年2月5日逝世,终年62岁,新、马两地社会,各大报章均以显著标题予以详细报导及评述,朝野政要以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予以相当高的评价,肯定他的贡献。2月9日,新加坡约700位各界人士到火化场高唱《友谊万岁》送别。3月17日数百名各界人士在吉隆坡为林清祥举行追悼会。

从林清祥的盖棺论定,林清祥这个左翼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属於新、马两地人民的遗产。2001年受英文教育的陈仁贵、Jomo K.S. 等人编写了 "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2002年12月,大马的朝花企业和社会分析学会联合出版《林清祥与他的时代》,这本书近60位编者都是反对殖民地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积极参与者,说明新、马人民都很怀念林清祥!

今天是网络的世界,讯息於两三秒间便可传达全球,《人民之友》网站转载《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是对历史负责的正义行为,让更多的年青朋友认识林清祥和反对殖民地统治的历史,这完全是正面而有意义事情。然而林清如竟然为了芝麻小事,大动司法干戈,笔者还真莫名其妙!

笔者杂谈时弊和探讨历史从来就不畏首畏尾,实话实说,也评论过新加坡的霸道强人李光耀,许多朋友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评论李光耀。李光耀也很大度,任由众人对其评论。在《人民之友》网站转载《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的事件中,林清如却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比李光耀还要霸道!

2014年7月1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报导,林清如出书回忆《黑白青春》,“林清如目前也是怡和轩副主席,常被调侃从无产阶级变成富人俱乐部领导。对此,他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不以为意:‘我管不了别人怎么看林清如,重要的是自己怎么看自己’”,这是多麽洒脱的表现!

笔者还真摸不清,林清如对不同的媒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也许《人民之友》是民间的网站,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是新加坡淡马锡的旗下,淡马锡又是行动党政府的政联企业,显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体!

不管怎样,林清如的司法干戈多多少少妨碍了人们关注林清祥反殖爱国的事迹!收起干戈,团结起来发扬林清祥的反殖爱国精神吧!

2014/9/7



关于林清祥《答问》遺稿片段
引发的事件

作者 / 来源:庄明湖 /《人民之友》网站
《人民之友》编辑部9月21日收到来稿

《人民之友》網站8月2日张贴林清祥《答问》遺稿片段引发的事件,在新马及国外马来亚左派与人民民主运动圈子内人士议论纷纷。素常交往的友好,有的来电,有的来邮,问我对事件发生的看法,我曾电邮回覆友好,表达以下三点意见。多位友好阅后,鼓励我在网上发表。循友好意愿,传送《人民之友》網站请求张贴。

我的三点意见:

一、在新加坡49周年国庆之前张贴“遺稿”,人民之友的目的显然是掌握时机巧妙地暴露行动党所宣扬“建国一代”的欺骗性。新加坡49周年国庆前几月来,当权者开动所有宣传媒介(包括邮寄传单给各界人士),大张旗鼓宣传“建国一代” 欺骗老百姓。“遺稿”是暴露李光耀掠夺以林清祥等爱国志士为代表的真正的建国一代的斗争果实的有力证据。“遺稿”在国庆周来临之际迅速上网,是对人民行党政府鼓吹他们的所谓“建国一代”的欺骗伎俩的严重打击——这一重点在《人民之友》贴出“遺稿”的编者按语中有明显的提示,却被许多人忽视了。

二、林清如律師信责令在8月7日(信件发出日期)立即除下“遺稿”,其目的显然是避免“遺稿”损害国庆。《人民之友》網站8月2日张贴“遺稿”,5日起南大校友业余網站、王瑞荣面书、新国志網站先后轉載。6日坊间就已传说林清如要發出律師信控告《人民之友》侵犯他的版权。网上讯息显示,7日《人民之友》收到律師信前后(准确说在8月9日前),南大站等三網页已先撤下“遺稿”。林清如采取的法律行动却功亏一篑。他料想不到,发给《人民之友》的律师信却遭遇反弹,《人民之友》并不软脚就范。林清如如意算盘落空了。

三、林清如以“發迹”或“侵犯版权”为由对付《人民之友》,是假议题,责令《人民之友》迅速撤下“遺稿”,转移以至消除人们对“遺稿”内容的关注,才是隐蔽的政治目的。林清如虽然明知以“發迹”或“侵犯版权”为由对付《人民之友》,有失身份,给人印象小氣。但是,他是新加坡现体制的得益者,维护现体制的利益是他的首要任务。因此,为达致迅速撤下“遺稿”贴文的政治目的,林清如已别无选择了,只得以“發迹”或“侵犯版权”为理由,发出律师信赌一赌运气,若《人民之友》脚软就范、撤下贴文,他就大功告成,一来对维护现体制利益者有体面交待,二来继续扮演“资产阶级开明派”。

2014-09-21

Sunday, 21 September 2014

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 [之二](9月26日更新:孔莉莎文章华文译文; 10月1日更新:陈剑回应孔莉莎的答复)

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 [ 之二 ]

9月26日更新:孔莉莎文章华文译文; 10月1日更新:陈剑回应孔莉莎的答复


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向英国驻新加坡总督要求免役请愿遭遇英殖民地政府派遣镇压暴动队残暴对付而英勇斗争,为英殖民地时代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历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60年后的同一天(即2014年5月13日),新加坡新一代的民主人权工作者,为了纪念这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和发扬敢于向殖民统治者和霸权主义者说“不”的斗争精神,在新加坡巴耶利峇千禧楼举行了振奋人心的新加坡‘5•13’事件60周年集会活动。一场关于“5•13学生运动”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随着两位学者以及一些相关人士在这次纪念活动前后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或评论而具体化和表面化。

【《人民之友》编辑部按语】为了让新加坡“5•13事件”与“5•13学生运动”参与者或经历者以及其后的民主人权或社会运动的工作者更加方便阅读、参考和对比关于“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论争的具体内容,本编辑部收集了5篇相关文章,并加上按语,于9月5日同时张贴在本部落格——这算是第一轮的争论。

本编辑部对第一轮争论文章的处理,引起了学者们以及昔日老左们和今日民主人士的关注和议论。以下是有关的争论者很快就作出的回应——

1、 叶德民9月10日在《南大站》发表《纪念5.13学生运动60周年所引发的争议》一文。
2、 陈剑9月14日在《南大站》发表《历史研究需要心平气和 》一文。
3、 孔莉莎9月16日发给《人民之友》编辑部一篇用英文撰写的文章,英文题为:Back to the basic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history-writing in Singapore。
——本编辑部因这课题的争论原来是以华文刊出,又因本编辑部人手短缺,无法提供应急的可靠翻译,恳请作者惠赐其认可的华文译稿,以便迅速刊出。本编辑部接受孔莉莎19日回邮的建议,先行贴出其英文原稿。孔莉莎在25日传来华文译稿,本编辑部26日将它贴出,华文题为:《回归正题:撰写新国历史的责任》。
4、 陈剑10月1日发给《人民之友》编辑部题为《实事求是与客观公正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回应孔莉莎<回归正题:撰写新国历史的责任>》一文。

原来的争论者在他们各自的第二轮争论文章中,几乎不谈原来的“5•13学生运动”有/没有马共领导”的议题重点,而仅针对自己另外选择的课题(例如争论者的动机和身份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或表示个人的感受和情绪。这样下去,必将使到一项原本针对英殖民统治时代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学生运动的很有意义的严肃的历史探索变成了仅仅针对某个争论者的动机和身份问题的一场意义非常微小、也不会有结果的互相冷嘲热讽。我们应该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还原反殖斗争和独立建国的历史真实乃现阶段的新马两国民主人士和民主人权运动的当务之急,别让那些别有居心者提出“建国一代”论述的诡计得逞。

不仅如此,我们从处理孔莉莎的英文来稿联想到,若是能邀请全部参与争论的作者,也能提供他们的争论文章的英文文稿(我们主张由作者自行翻译或托人翻译并经他本人认可),让我们将它们(一如华文版的做法)同时张贴在《人民之友》网页,从而让他们(争论者)对有关课题的见解得以传播到非受华文教育(主要指受英文教育者)的读者群,岂不更为理想。 

以下是各个作者的争论文章全文。



纪念5.13学生运动60周年
所引发的争议

作者 / 来源:叶德民(香港)/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9月6日收到新加坡朋友传来电邮,告之《人民之友》网站登载有关新加坡5.13学生运动有/没有马共领导的5篇争论文章,其中两篇是陈剑的文章,一篇是笔者曾发表在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五一三学生运动60周年》。文中第5段涉及不认同陈剑的观点,我完全有权利发表与陈剑不同的观点吧!难道要剥夺我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当然新加坡联合早报是政府政联企业旗下的媒体,不会容纳我这篇与陈剑不同观点的文章。

《五一三学生运动60周年》第6段指出,5月24日联合早报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对五一三学运的历史反思》,这篇文章全面赞同陈剑的断言和结论。笔者在此补充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毕业於华侨中学的李朝来,与陈剑都是同路人,所以观点一致!

笔者从来都不是共产党人,所以无从知道有关马共的地下活动包括五一三学运,更没有兴趣去弄清楚那些人是马共,这不是我的探索方向,只有新加坡政治部才需要弄清楚那些是共产党人。

陈剑是个职业的历史专家,有过人的本领於1999年2月份召集了二十余位专家对前马共总书记陈平进行“几乎是跟政治部盘问差不多”的对话,其中有4位是积极参与进剿马共的专家。而笔者只是业余爱好探索新加坡过去的左翼运动,新加坡朋友送给我两个32G的USB储存了大量的《阵綫报》、《南大政治学报》、南大的《马来亚民族运动简史》、工艺学院的《光芒》、《泛星报》以及各个工会的会讯等等大量的原始资料。依据这些原始资料笔者编写了《浅析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兴衰》,发表在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人民之友》网站转载这篇文章时编辑部在按语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是良性的互动交流。笔者是按自己的价值观在《浅析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兴衰》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反对殖民地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是人民的正义运动。而历史充分地证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从来都是以军事力量作为後盾,通过残酷战争暴力来攫取他们需要的利益,是人民的敌人。明确指出李光耀是英殖民地主义的帮凶!马共和左翼选择李光耀是错误的决策!给左翼带来了致命伤。这都是笔者个人的基本观点和看法,还需要什麽切割不切割吗!

9月3日《人民之友》网站收到陈剑於7月7日完稿的《五一三学运的历史不容歪曲》的电子文档後,将5篇有关五一三学运的文章放在一起,给读者去解读。不同的价值观就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也各自有不同的支持者,这是必然的客观现实。坦率地说笔者与陈剑的价值观差异很大,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笔者深信广大网友的智慧,就让网友去解读吧!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的网友若有兴趣不妨点击《人民之友》网站,便可读到陈剑的《五一三学运的历史不容歪曲》。


历史研究需要心平气和

作者 / 来源:陈剑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叶德明对我的文章出现在网页上有些回应,这是好事。但他的文章一开始便声言似乎有人要剥夺他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又说因为他的观点与我不同,就断言联合早报不会登载他的文章。这真是不知哪门子的猜疑。其实,当我把稿投给早报时,我也没有把握是否会刊载。毕竟这是老编们的考虑与抉择,不受外人的干预。胡乱断言是很不礼貌与不负责任的。

有人回应我的文章,观点却未必一致,就断言这人就一定是我的同路人,那也是十分武断和荒唐的结论。更何况,他似乎一再的影射和暗示我有什么特殊身份,这对我就不仅不公平,事实上是在做人身攻击,污蔑我的人格,这是令人不齿的行为了。

对五一三学运是否与马共有关,要弄清楚是那些人参与,是严肃的历史工作,目的在于还原历史真相,现在还来把这事与政治部扯上关系,这又是含血喷人之举。再者,把我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与陈平的历史对话会,为马共布置的一个历史说话平台,却把它污蔑为“拷问”陈平的审判会,而那句话纯粹是与会者的玩笑话,竟也都看不懂,实在是十分幼稚和可笑的,真妄读了几年大学了。那几位前任政治部和剿共人员现在都已经是学者和将领,他们的参与有助他们真正认识马共,也是在于要搞清事实而已。陈平是事前就清清楚楚参与者的身份和会做些什么讨论的,你不是想说“陈平是盲目参与这场对话会”的吧?

叶德明还刻意地把我称为“职业”的历史专家,好个“职业”,意图是十分恶毒的。作为退休人士,一个独立历史研究员,我从来就依靠自己的收入从事这项工作,请问叶德明,你是代表谁,来做这样恶毒的指责?你有什么隐藏的议程?

叶德明还进一步扬言,他与我的价值观差异很大,背道而驰。如果以上述情况看来,我实在不敢恭维叶德明的“光明正大”、“政治正确”,彼此的价值观确实是相距甚远。其实,我们都是南大同学,当然不一定就什么都“里外一致”、“同声共气”。但他竟似乎与我有什么“深仇大恨”,需要一再“划清界限”。我们其实也就是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需要那样大动干戈吗?

我觉得对待历史问题,实在需要心平气和、深入调查、小心求证,不要妄下结论。特别对他人的研究需要虚心探究,不要采用“棍子政策”。左翼过去总是采取“真理在我这边”,胡乱对异议者套帽子、打棍子,这是非常要不得的辩论态度。不是一直都在高喊民主吗?怎么一辩论起来,民主就不见了呢?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对历史问题做学术性的研讨,一方面也是要做些经验教训的总结,任何说明和意见都值得大家深思,无需大动肝火的,尤其年纪大了,还得慎防高血压呢。

叶德明获得朋友们的协助,取得大批历史原始资料,那是可喜可贺的。希望他能从中研究和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我还是很愿意与他对这些历史问题进行不断的切磋和深研的。

Back to the basic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history
-writing in Singapore

Author:Hong Lysa

【编者按:应作者要求先行贴出英文文稿;作者征求自愿工作者翻译成为华文,有意协助者,请联系mminimyna@gmail.com。】(9月26日更新:华文译文已经于9月26日贴出)

I welcome Sahabat Rakyat’s initiative in grouping the set of recent essays on the May 13 movement in Singapore. It allows readers to assess further what the authors are saying.

But enough is enough.

CC Chin (hereafter, the author) in his essay ‘ The history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cannot allowed to be distorted’ has called me the ‘self-appointed academic spokesperson for the left’, and also a mouthpiece for a certain group who deny the role of the MCP in the student movement.

It is no secret that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working with some members of the left who were politically active in the 1950s and early 1960s to produce two edited books so far. They are men and women whom I respect tremendously for their integrity, steadfastness and intelligence. They have no need of people to speak for them. They speak firmly and clearly for themselves.

I do not see myself as an academic spokesperson for the left. My aim as a historian is to examine the establishment history, or what has come to be called ‘The Singapore Story’ or more accurately, ‘PAP Story’. This history has enormous power over the way our citizenry understands Singapore’s past and present. The history textbooks teach that the PAP saved Singapore from the destructive for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t asserts that the communists were subverting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destroying society to achieve a backward system of oppressive dictatorship by its leaders. MCP members thus had to be detained under 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country. The communist-controlled unions launched strikes not to get better terms for the workers, but to destroy the economy by making excessive demands from the employers, and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brainwashed and programmed to obey the party without question, as they did in the May 13 event, and the Hock Lee riots. They do not have a mind of their own. The book that expounds this version of history most crudely is Dennis Bloodworth, Tiger and the Trojan Horse (1986). As far as I know, there was no widely available alternative to it available to Singaporeans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Therefore, when the author’s essay was published in Lianhe Zaobao on May 13 2014 stating that the May 13 1954 event was planned and led by the MCP, and outlin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 chart with the names of the leaders at the various committee levels, I felt that there had to be a response to it. If the essay was published anywhere else, I would really not have bothered.

May 13 2014, the day of its first large-scale commemoration in almost half a century, and Lianhe Zaobao is not the occasion or place to present an argument about the leadership of the MCP in the May 13 event and anti-colonial movement. The general reader does not have the exposure to what the MCP was, to the issues relating to Chinese education and schools, to the world view of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ll they will conclude is that the pro-MCP article in Zaobao admits that the MCP is in the background manipulating the students, and in the case of the Hock Lee labour strike, behind the violence and the riots.

I maintain that the newspaper articl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helping Singaporeans to understand our history. I also maintain that Lianhe Zaobao was meant to publish such an essay on that day. I did not suggest that the author is an agent. I do not know what qualities one needs to be accepted as an agent, and have no particular interest to pursue such a line of inquiry. I am not sure if the author would really prefer if I had suggested that he was not aware of the ‘co-incidence’ of a pro-MCP newspaper article saying the same thing as a PAP one published on that landmark day—an amazing confluence of what has to be opposing positions—MCP and PAP history.

The author claims that Singapore today has changed; there is greater openness, and Zaobao would publish an article giving due credit to the MCP in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as a matter of course. Would the openness also mean the newspaper would have published an essay criticizing PAP history for putting one-dimensional labels on the students, and portraying them as mindless, dangerous rabble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the MCP, as they have consistently done? Even when British intelligence documents reveal that that they could not find evidence that the disturbance and violence was planned and instigated every step of the way by the MCP, (as in the document CSO.DSF.00516/54, 9 June 1954, CO 1030/360, cited by historian Thum Ping Tjin) it did not stop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from making public statements that the communists were behind May 13, and the Hock Lee riots, of using mob violence to undermine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Ha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moved beyond that at all?

For Singaporeans to have a more complex and open-minde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MCP and its members, they would need to have more complex and open-minded historical writings on the Party. A static, structural hagiographic account of organization charts, of the sacrifices of its heroes and martyrs who have been all made to be identical cardboard figures is not enough to stimulate the interest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Zaobao reader on the world of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postwar colonial Singapore.

And when the author tells Zaobao readers that it is a great MCP achievement or contribution to Singapore that it has produced a minister in the PAP government, then definitely something is very wrong. This point was elaborated in the follow-up essay: Ex-MCP member Jek Yuen Thong became the minister of labour in 1963 and was a PAP minister till 1980. And the most ‘glorious’ of all is ex-MCP member Devan Nair, who was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Three cheers, MCP! Or should it be three cheers, PAP? It cannot be both, surely.

Jek Yuen Thong had confessed to Lee Kuan Yew that he was a MCP member, and that he had rejected communism. He was appointed minister of labour in 1963. His job was ‘to reform the labour unions that had been taken over by the communists’ , This is what readers who google ‘Jek Yuen Thong’ will find in Infopedia,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s information site on Singapore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As for Devan Nair,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PAP history is to say that he knew the communists, as he had been one of them. And so he could tell the world that he and his friends called strikes just to keep up the political agitation. The left-wing union leaders made use of the workers. They were intentionally unreasonable in negotiations with employers, demanding more each time an agreement was about to be reached. The workers were led into holding frequent and prolonged strikes, and they suffered from the loss of salary and employment.

This propaganda was repeated this year in the television documentary series Days of Rage by Janadas Devan,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which is part of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Chief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at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Janadas is the son of Devan Nair.

Jek Yuen Thong and Devan Nair were former MCP members who had openly and proudly worked to destroy the MCP and the left-wing movement as part of the PAP government, and gained high office.

The MCP deserves much better from its historians than to be credited for producing men like them.

I would urge that those concerned with presenting the MCP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understand (I myself have no interest or ability to do this) that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y re-set the compass. There is the need to re-look what they are say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 organization that treated the MCP and the left wing as the enemy that needed to be eliminated. There is the need to reflect deeply on how to explain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MCP in concrete terms, beyond just one word: ‘anti-colonialism’. How was ‘anti-colonialism’ made use of by the Lee Kuan Yew faction of the PAP? Why did the MCP go out of its way to convince him that he had their complete support, right up to mid-1961? Lee was already making moves against the left especially clearly in the second constitutional talks in London, in 1957. And what do we mean when we say ‘MCP’ in these instances? Who made the decisions? How were the decisions arrived at? The two highest-ranking MCP leaders in charge of Singapore have written their memoirs, but the issues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addressed.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leftwing labour union and rural association leaders have suffered from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and banishment, and continue to be vilified in PAP propaganda as mindless, subversive and evil. For the most part of their lives those in Singapore who were labeled ‘communist’ have understandably chosen to bury their past, given the state oppression against the; others have chosen to cut off their past, and lead a completely new life.

The 6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did not happen simpl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now open and tolerant. To have hundreds turn up to be proudly identified as former leftists and student activists, to have Lim Hock Koon deliver the speech is indeed a landmark moment. It took years of determined but cautious steps to bring about. In 2006 that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had said plainly and menacingly announced that ex- political detainees will not be permitted to write history.

The narrow political struggle for power has been lost by the left, and it is over. But the struggle to win the history war is only beginning, even though it may be rather late in the day.

This is not the time for the public to witness factional fighting, vendettas, vindictiveness no matter how ludicrous, twisted and irresponsible, just to appear to win an argument.

It is the opportunity for those involved in the historical era to reflect on their life and times, and to leave their accounts so that Singaporeans can see just how false the picture of them as one-dimensional people is.

I maintain that this is what He Jin has done in his literary writings. Readers will appreciate his works not for revealing which faction of the MCP he belonged to, or who a particular character is in real life, but for the insights he gives into the life of a particular middle-school student in those politically-defining times.

A young and effectively bilingual Singaporean is studying his works as part of his doctoral thesis on Singapore/Malayan literature. His stories are valued not as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or about the MCP, but as compelling ‘art for life’ narratives. He Jin’s short stories written in the 1950s when he was a student was pioneering as this form of Malay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His short stories writte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ordinary foot-soldiers who were his comrades in the jungle gives an unrivalled insight into the deep friendships, the disappointments, the daily struggles, the little triumphs of the spirit that the men and women lived through. The stories are about life. Like Ju Lang they were published only after the laying down of arms with the Hadyai Peace Agreement.

Unlike Jek Yuen Thong and Devan Nair, He Jin remains proud of being an MCP memb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CP’s role in the Singapore anti-colonial movement would be enhanced by participants leaving their testimonies. They should not remain strangers to posterity—with only their names and their high position in the party committees on record. We would benefit greatly from analyses of the course their life took, the decisions they made,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they faced. There is need for as many accounts as possible, including thoughtful individual narratives which help us understand the narrator, even if that is only how they wish to be seen. The point is not to judge him or her, but to break out of the uniform and lifeless picture that they are imprisoned in by accounts written by the MCP and by the PAP frameworks.

It is not possible to write on the history of postwar Singapore meaningfully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that the writings would have today. Only a handful of former political detainees from Operation Coldstore and other operation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ho live in Singapore are willing to write, and of this handful, none of them who ar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ve said so openly.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is a denial of the role of communist members in the events of the early 1960s. It means that only those who are not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r who do not touch on their party membership or links are ready to write.

One can perhaps be disappointed, but no one today has the right to condemn them, or to ‘expose’ others, living or deceased as CPM members. To do so is only to underestimate or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 PAP has been the only party in power in Singapore. It was only a few days ago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prohibited the public screening of a documentary by an award-winning Singaporean film-maker on political exiles in Singapore on grounds of national security. To do so without the proper context being firmly established is to embellish the PAP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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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my final comment, unless there are substantive matters to be debated constructively. I leave all other types of issues to readers to come to their conclusions from reading the essays compiled in the Sahabat Rakyat blogsite.




回归正题:撰写新国历史的责任

原文作者:孔莉莎 / 中文译者:伍德南
(本文是孔莉莎9月25日传来的译稿)

我欢迎《人民之友》主动以专题形式贴出最近发表的有关新加坡“五一三学生运动”的系列文章,让读者们得以进一步评审各作者所言。

不过,凡事应当适可而止。

陈剑(以下以“该作者”代称)在其题为《五一三学运的历史不容歪曲》文章中称我为“自我任命为左翼学术发言人”,同时也是否认马共在这一场学生运动中扮演的角色的某一帮人的喉舌。

我很荣幸,有缘曾经跟几位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活跃于政坛的人士合作、编辑,迄今出版了两本书,这不是什么秘密。我无比尊敬这几位男士和女士的廉直、坚韧不拔精神和智慧。他们根本不需要别人替他们说话。他们能够坚定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并不自认是左翼的学术代言人。我的目的是,以一名历史学者的身份来检视官方历史,或已称谓的“新加坡的故事”, 或更准确地说,是“人民行动党故事“。这部故事具有无上权威,它蒙蔽了我国民众对新加坡的过去和现在的了解。历史课本教导的是,人民行动党击垮了共产党破坏势力,挽救了新加坡。它断言共产党人不断颠覆宪政体制、破坏社会,以便建立一个在其领导人独裁统治下的压迫性制度。因此,为了国家安全,必须援引公安法令拘留马共份子。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发动罢工,不是为了改善工人的待遇,而是向资方提出过分要求,借以破坏经济;华校中学生被洗脑、操控,深信不疑地服从一切,正如他们在”五一三事件“以及福利巴士工潮引发的暴动中的所作所为。他们不会自己思考。Dennis Bloodworth在其《老虎与特洛伊木马》(The Tiger and the Trojan Horse, 1986)一书中,最最拙劣地阐述这一段历史。据我所知,新加坡人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无从普遍涉猎另类叙述的资讯。

所以,当该作者的文章于2014年5月13日在《联合早报》上一出现,说什么1954年5月13日事件(“五一三事件“)是由马共策划和领导的,并简介该党的组织结构、各级小组负责人的名字,我就认为应当作出回应。该文要是发表于其他地方,我才懒得理呢。

2014年5月13日,在过了大半个世纪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纪念活动当天,在《联合早报》著文论述有关马共在“五一三事件“和反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日子或场合皆不适宜。一般读者对马共是什么,对有关华文教育的华校课题、华校中学生的世界观等,都一无所知。他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联合早报》刊载的这篇亲共文章承认马共在背后操控学生;而在福利巴士罢工事件中,他们是暴行和暴动的幕后鼓动者。

我认为,《联合早报》刊载的该文,在帮助新加坡人了解我国历史方面,存在负面影响。我也认为,该报是刻意在当天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我没说该作者是代言人。我并不知道一个人要被认定为代言人,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同时,我也没格外的兴趣对此追根究底。在标志性日子当天,报章发表的一篇亲共文章跟人民行动党对同一事情有同样说法,两个针锋相对的立场 ——马共历史和行动党历史 ,竟然出奇的不谋而合。如果我说该作者是没有觉察到这一“巧合“,他是否会更乐意听到这样的说法?

该作者声称,今天的新加坡已经改变了、更加开放了,因而《联合早报》便能够刊载正当评价马共在反殖运动中的作用的文章。这种开放是否也意谓该报也可以刊登批评人民行动党版历史的文章,批评该党惯用的伎俩,给学生贴上无知之辈的标签,把他们描绘成不懂思考的、危险的闹事者,完全被马共控制?尽管英国情报局的文件披露,没有掌握证据可证明骚乱和暴乱发展的每一步骤,都是马共策划和鼓动的(见覃炳鑫博士引述文件:编号CSO.DSF.00516/54, 9 June 1954, CO 1030/360),然而,殖民地当局从来没有停止发布公开声明,指控共产党人在“五一三事件“和福利巴士工潮暴动事件背后,鼓动暴乱,破坏经济和社会。当今的新加坡政府的行为到底有没有超越此界?

要让新加坡人从更多方面、以开明的史观了解马共及其成员,须让他们取得关于该党的更多方面和开明的史志。对各级组织关系图表及其英雄和烈士的牺牲事迹作刻板的偶像化的传记式叙述,把英雄和烈士制作成个个雷同的纸板式人物,这不足以激发《早联合报》读者的兴趣,促使他们了解战后新加坡殖民地中学生的生活领域。

当该作者告诉《联合早报》读者,马共对新加坡的一大成就或贡献是,该党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培养了一位部长,若是,肯定在某方面是大有问题的。该作者在其后续一篇文章详述这一点:前马共党员易润堂于1963年出任劳工部长,续任行动党部长直至1980年。而最“荣耀的”莫过于前马共党员蒂凡那,他当过新加坡总统。三声欢呼马来亚共产党!或应当是三声欢呼人民行动党?肯定不可能一起欢呼这两个党。

易润堂已向李光耀坦承自己是马共党员,已经背弃共产主义。他身为劳工部长的任务是“改造已被共产党人接管的工会”;这是读者搜索国家图书馆局关于“新加坡历史、社会与文化“网站《Infopedia》时,点击“Jek Yuen Thong“(易润堂)词条能读到的。

至于蒂凡那,他对人民行动党历史的最大贡献,可以这么说:凭借着他的前共产党员身份而对共产党如何运作,了如指掌。因此,他便告诉世人,他和朋友们号召罢工,仅仅是为了坚持政治鼓动。左翼工会领袖利用工人,他们在跟资方谈判时,故意蛮不讲理,每当谈判将近达致协议时,又提出更多利益要求。工人们在他们领导下,展开经常性和持久性的罢工,结果丧失了薪资和工作。

今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兼任通讯与新闻部属下政府通讯组主任詹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在谈论“动荡的日子”(Days of Rage)的系列电视纪录片,一再重复这一宣传资讯;詹纳达斯•蒂凡是蒂凡那的儿子。

易润堂和蒂凡那都是前马共党员,他们作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成员,其任务是为了要摧毁马来亚共产党和左翼运动 特别是社会主义阵线,公然引以为傲地一路为此工作,并登上高官位。

研究马共的历史学者应当会给马共更好的评价,而不是因培养像他们这两位的一样人而受褒奖和尊崇。

我谨敦促那些有意向年轻一代讲述马共事迹的人(我本人无意也无能为力)要明白,他们务必要重新确定方向;对把马共和左翼视为敌人、认为誓必将之消灭的人士和组织,必须纠正对他们的看法。必须深刻反省,要用何种具体的词语来解说马来亚共产党所担当的历史任务,远非仅是以“反对殖民主义“一词带过。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派系如何利用“反对殖民主义“?为什么马共要全力以赴,让李光耀认定他已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直到1961年中期?当时,李光耀已在着手对付左翼,于1957年在伦敦举行第二次宪制谈判时,情况尤其明显。每当我们在这些事例中提到”马共“,我们意谓什么?谁做的决定?如何达致决定?两位负责新加坡事务的马共最高领导,已经写下回忆录,但情况依旧没有彻底搞清楚。

华校中学生、左翼工会和乡村协会负责人惨遭不经审讯的拘禁和驱逐出境,人民行动党的宣传机器仍在不断诬蔑他们为盲从者、颠覆份子和邪恶者。那些居住在新加坡、被贴上“共产党“标签的人,遭遇国家对他们的压迫,选择埋没自己的过往,是可以理解的;另一些人则选择跟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过完全的新生活。 

五一三事件60周年纪念庆祝会之所以得以举办, 并非单纯因为政府当今的开放和宽容。能够汇聚傲然自认是前左翼人士和前学生活跃分子的数百人到会,能够安排林福坤到场致词,这实际上是个标志性时刻,是经历多年坚定而谨慎的迈步才得以实现的。记得在2006年,内政部明白表示和语带恐吓地宣布,前政治被扣者不得撰写历史。

左翼在争权的政治斗争中,已告失败。但是,争取赢得历史之战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尽管在时间上颇为晚了些。

此非其时,不应让公众目睹宗派斗争、深仇大恨的争执、怀恨报复性的谩骂,这显然是荒谬可笑的、扭曲事实的和不负责任的举止,看来仅仅是为了赢得一场辩论。

现在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参与者有机会倾诉他们的生活经历的时候了,把他们的事迹留下来,供新加坡人看看,将他们描绘成无知之辈的形象,是多么的虚假。

我还是认为,这就是贺巾在其文学著作中所表达者。读者们欣赏他的著作,并不在于要知道他属于马共的哪一个派系,或是书中的某个角色在现实生活中是谁,而在于深入了解他所叙述一个中学生在那个充满政治激情年代的生活。

有一位精通双语的新加坡青年博士研究生正在研究贺巾的著作,作为撰写新、马文学博士论文的部分题材。贺巾的小说,并非贵在呈现历史或关于马共的“真相”,而是贵在“为人生而艺术”引人入胜的叙述。贺巾在1950年代学生时期撰写的短篇小说,就是遵循这种马华文学形式展开的。他描写同为森林中同志的普通士兵生活的短篇小说,极好地让人深入了解那些男女所经历的深厚友情、失望、日常战斗和精神上的小胜利等。这些小说内容,都是真实生活的写照。贺巾的短篇小说集和《巨浪》都是1989 “合艾和平协议“放下武器的十年后出版的。

跟易润堂和蒂凡那不同,贺巾对自己的马共党员身份,依然感到自豪。

要写出具有意义的新加坡战后历史,必须了解当今历史著作对政治实况的现实意义。仅有现居新加坡的少数几位遭遇“冷藏行动“以及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其他逮捕行动的前政治被扣者,愿意书写自己的经历;而在这少数几位当中,没有一位是共产党员。这并非意谓否认共产党员在1960年代初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是说,只有那些不是共产党成员的人,或不愿表露党员身份者或不愿表露跟党有任何关系的人,才愿意书写。

人们或许会对此感到失望,但是今天任何人都无权谴责他们,或是“揭示“他人的马共党员身份,无论是还活着的或是已逝世的。

这样做是低估或无视人民行动党依旧是在新加坡执政的唯一政党的现实。就在几天前,新加坡政府基于安全理由,宣布禁止在新加坡公映一部由新加坡人摄制的得奖纪录片,内容是有关新加坡的政治流亡者,其中有马共党员。

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正当的历史本来事迹的做法,只能是替人民行动党版的故事涂脂抹粉。

****************

这是我的最后评论文章,除非出现需要进行建设性辩论的实质事项。对其他性质的课题,我让读者们从阅读《人民之友》博客网站集结的文章中,自行总结。



实事求是与客观公正
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
——回应孔莉莎《回归正题:撰写新国历史的责任》

作者:陈剑(10月1日传送本文至《人民之友》编辑部)


什么是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五一三学运历史不容歪曲》刊出后,孔莉莎还是沉不住气做出回应。看后却令我大失所望,原因是,她还是乖离史实,顾左右而言他,不敢针对我提出的五一三史实作出回应。

她大言不惭地说:“回归正题:撰写新国历史的责任”,自己却离题万丈,并不是针对历史发言,那么她的“正题”是什么?“历史的责任”又由谁来担当?

作为掌握历史话语权的官方自有其一套叙说和诠释,普遍遭到责疑和非议自不在话下,我赞赏孔丽莎有这个勇气也参与到民间的历史论述来。不过,作为历史学者,孔莉莎恰恰犯上以下几点作为历史学者必须谨慎对待的基本态度:

1。必须站在历史学者的公正立场说话,不应受到某些势力的左右和指使而做出有违历史的判断。

2。必须认清历史事实,把历史还原到它的特定时空中去,而不是以现在的“政治需要”或“政治正确”来撰写和诠释当时的历史。

3。必须客观对待任何历史研究和论述,实事求是、就事论事,而不是首先就把不同意见者归类或暗示为官方的代言人,以便全盘否定他的历史论述。

为何偏离或避谈五一三历史?

按孔莉莎夫子自道,她是因为早报在当天刊登了我的一篇有关五一三学运的历史论述,便迫不及待跳出来“抗争”,还说,要是发表在别的什么载体,她才懒得去理。她似乎与早报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不然,孔莉莎为什么就紧张到那种程度,要立即跳出来做出过敏的回应呢?是对早报作为官方传媒的神经过敏吗?

读懂中文者或明眼人其实细读拙文也就清楚我的立场态度。笔者所论述的是历史事实,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与还原历史的角度来论述当时的情况,与官方企图以“共产党”的罪名来镇压左翼的立场是两码事!我所提供的史实与官方档案资料也可能大有出入,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便对作者大肆挞伐?显然的,她是基于在特定势力的影响下、不加调查和研究便采取“代言人”的姿态来说事。这是有失历史学者的公正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换言之,孔莉莎在兴奋之余,忘了“她是谁”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孔莉莎怎么就忘了这基本教训了呢?

当前左翼成分很是复杂,各据其宗派的目的和当前政治需要而对历史擅自涂改,这是无知和矮化自己的愚蠢行为。对严肃的左翼历史的整理和总结都是不利的,是企图混淆和误导人民对历史的认知的错误行动。

孔莉莎通篇文章企图以大叙事来混淆五一三学运历史的论述,把自己装扮得很富正义感似的,却偏偏不敢正视历史事实,只字不再谈五一三历史事实本身,却绕开去谈1950年代末及1960年代初的历史,这说明孔莉莎实在对五一三真正的历史事实并不清楚,仅凭某些“左翼”人士的指点便妄下结论,其态度是十分草率的。

按“政治需要”去扭曲历史是要不得的行为

特定时空的历史事件,就应该把该事件还原到其原来的时空当中去论述和诠释,不应该是按当前的政治需要去扭曲历史真实。孔莉莎不是按1954年前后的时空状态和社会背景来讨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却把当前的需要作为论述五一三事件的要素,这是时空倒错,混淆是非,非历史学者所应为!

在五一三事件其时,主要矛盾是新马人民与英殖民政权的矛盾,本地脚色中的林有福充其量可算作是英殖民政权的傀儡。人民行动党尚未诞生(人民行动党作为当时左翼与李光耀为代表的费边主义者的统一战线在1954年11月才成立),李光耀集团实力非常脆弱,需要依靠左翼的组织能力和群众的力量才能生存,而新加坡左翼却是在马共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运作,建立起政运、工运、农运、学运、妇运、文运等各条战线,与英殖民政权展开合法的斗争行动 。英殖民政权不遗余力地打击马共的地下及其外围组织和左翼运动,但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世界反帝反殖、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思潮与斗争行动的影响和支援下,新加坡人民通过公开合法的宪制斗争途径开展有利有理有节的各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当时的实在情况。至于后来的种种变化,那是另一阶段的历史,需要按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去研究,绝对不能时空倒错,把后来的情状 搬过来,胡搅五一三学运历史。

在1961年,左右翼大分裂,也就是马共地下与左翼跟行动党分道扬镳的阶段,各条战线许多参与者面对历史的抉择,因而出现了鲜明的政治“选边站”情势。 一些原本就是费边主义者的支持者以及一些左翼中的机会主义者便投靠执政党团,这里就有蒂凡纳、易润堂等这些在五一三时期还是马共党人或抗盟成员的左翼,躲在行动党的卵翼之下、站到了左翼的对立面。从左翼的立场和角度来说,他们是出卖了党和左翼。有关这个“大分裂”的历史涉及面甚为深广,有需要专章来论述。孔莉莎企图以这段历史来混淆五一三学运历史的论述,是十分荒谬的事。

至于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来整理和阐释左翼运动的历史,怎样来拨乱反正、来纠正和驳斥官方的历史论述,我始终没有任何保留,一定还历史一个公正!但孔莉莎却是采取全盘否定真实历史的做法,这一点我绝对不能苟同、绝对反对!

作人身攻击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马共在五一三及福利工潮历史现场的事实不容否定,有人说:“马共要跳出来抢功劳”,那是源于有关抗英同盟历史和纪念詹忠谦的书籍的出版引起的,这些历史的论述,刚好打破了一些左翼擅自鼓吹的“所有反殖运动都是左翼自动自发的、与马共无涉”的理论框架。孔莉莎竟无知地采纳了这个论述框架,因而在其《回归正题》一文中,还是一概以否定的姿态来讨论1950及1960年代的反殖运动的历史。其目的清楚不过,那就是要构成她的“马共历史和行动党历史,竟然出奇的不谋而合”的歪论,以达成对我的人身攻击。

有些左翼,为了要证明当年被捕是无辜的,是行动党政权或李光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共产党”印记而加以逮捕,坐牢,他们是冤枉的,就刻意的否认自己的活动与马共无关,或所参与的事件与马共无关。任何个人,如果他不是马共成员,当然无需去承认这个身份,即使你自愿去承认,那也只是冒充,就像原本不是什么左翼学者,在体制内学界退休后,与一些左翼为伍便冒出来成为左翼历史学者一样。

我的攻击,污蔑性地企图把我划到官方论述的那一边,其实具有一石两鸟的作用,那就是据之可以全盘否定我的论述,又把左翼论述的旗帜转移到自己手中,误导人们的视线,把自己打扮成为唯一的左翼代言人,俨然独领风骚!问题是,明眼人会这样就认同吗?奉劝孔莉莎一句,要真正成为历史代言人,最终还是看你拿出什么历史叙事来,而不是依靠污蔑便可以达到!

切割与否定史实、胡编乱套不是历史

孔莉莎的想法是天真的、无知的。就因为官方论说中提到马共是这些运动的幕后主使者、组织者,而利用这些借口来进行对左翼的镇压,那就要把真实的历史加以否定吗?这样的做法,无疑等于因为有人说你的父母有涉共的嫌疑,而就否认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真是荒唐之极!

说马共操纵学生、工人是官方一贯的指斥,利用马共作为借口进行对左翼的打压是一回事;而学生在崇高理想的感召下和反殖意愿的驱使下,认同马共的领导和组织,自愿自发参与到斗争中来又是一回事。回到历史时空现场,我们据实还原历史现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把史实再现,这是光荣的、勇敢的、正义的人民抗争,孔莉莎怎么就分不出两者立场的迥异呢?孔莉莎生硬地要把两种绝对相反的立场态度说成“巧合”,不是刻意的含血喷人吗?

谈到这里,我要责问孔莉莎,你的历史观是什么?你具有辩证的历史观吗?连历史的基本逻辑都可以任意混淆,那是什么历史?从孔莉莎许多自相矛盾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她对真正的历史事实并不清楚,对重要和关键的史实毫无把握,因而只能做缺乏论据、时空倒错、胡编乱套的所谓论述。

实事求是与客观公正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

事实胜于雄辩,重新肯定马共与其外围组织如抗英同盟在反帝反殖历史中的贡献和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是必须重新给予肯定的!官方的论述不承认马共在反殖建国中的贡献,把它说成是搞乱社会秩序和动乱的根源,而这些所谓左翼,竟“不谋而合”去认同官方的律法和逻辑,去认同官方对马共的“非法”定性,而采取切割的姿态,这是可笑的、幼稚的,和严重矮化自己的行为!

孔莉莎也真太容易相信官方历史叙事将会误导人民。事实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始终会有历史勇者站出来说话和书写,任何被隐瞒、被掩盖、被扭曲的历史,总有一天其真相终将告白于天下。同样的,这种刻意与马共切割的历史叙事也要被人民识穿,遭到人民唾弃!

我同意孔莉莎提出但她还没有做到的,让一切论述回归正题,追本溯源,不带有色眼镜,切切实实,认真整理书写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历史。要赢得历史之战的斗争,不是做缩头乌龟,而是敢于直面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与客观公正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

29-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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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4 September 2014

南洋理工更名“南洋大学”:偷天换日 盗窃历史

  南洋理工更名“南洋大学”:
偷天换日 盗窃历史

原标题:复名南洋大学偷天换日盗窃历史

作者 / 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插图说明和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李光耀在关闭了南洋大学的第二年(即1981年)设立了南洋理工学院。这所官办的南大理工学院占领了南洋大学原来所在的云南园,在1991年改称为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大学校长选择理大为大学简称,理直气壮的说辞是,南大有不良的历史包袱。借此,南洋理工大学否定,以撇清和南洋大学有任何形式的历史关系。理大称号的选择,就是要广而告之天下,南洋理工大学是一所全新的大学。理大不是南大。

近日,当年的首任校长还是一样的看法:‘南洋大学是走入历史,而南洋理工大学的名称若改变,是一个自然转型的过程。我们的校园和教职员依旧,和南洋大学的情况截然不同。’ 这是清楚说明,即使南洋理工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这两所同名的前后南洋大学,是截然不同的大学。新南洋大学不是旧南洋大学。

事实确实如此,南洋理工大学和南洋大学是两所不同,和完全没有任何历史关系的大学,即便前者取用后者之大学名号,南洋大学。

李光耀1980年关闭南大 次年设立南洋理工学院

南洋理工大学的元年,是从官办南洋理工学院的1981年开始。历史上,1980年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大学,成为国立新加坡大学。被终结的南洋大学失去全部资产,包括云南园的土地,建筑物和珍贵的李光前文物馆。次年,李光耀在云南园的土地上另起炉灶,设立了南洋理工学院。

南洋大学的元年是1955年,终年是1980年,有生之年为25年。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最后一次的第21届毕业典礼,此后步入历史。南洋大学是由东南亚华人社会,在极为恶劣的殖民政府反对浪潮中,群策群力,昂然创办的一所华人大学。

30年之后的2009年7月,李光耀在接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访问时坦言,很后悔当年没有早点关闭华文大学。另外,在李光耀自传中,承认花了16 年时间才解决南大的问题。可见,李光耀早在1964年,也就是,李光耀上台的5年时间之内,南洋大学开课9年之际,就已经有了消灭南洋大学的念头,之后, 进行了长期的、处心积虑的终结部署。


李光耀在1980年关闭了南洋大学,下令把云南园路口牌坊上的“1955”和”南洋大学”上下两排大字拆除下来,之后还下令招标拆除这座牌坊未遂。

————图片来源:新加坡文献馆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372

这一段历史充分暴露了李光耀对南洋大学的深仇大恨,必定要把南洋大学置之死地的决心。

现实既然如此,那又何以会有南洋大学复名运动?何谓复名?所为何事?要了解这些事故的来龙去脉,就得先回顾一些鲜为人道的后南洋大学时期的历史事迹。

从1980年到1995年之间的15个年头,南洋大学之名,石沉大海,无声无息,绝迹江湖。然而,在外界一无所知情况下,云南园内正静悄悄清算南大文物,执行去南大化。漫山遍野的原生植物相思树悉数被砍伐,园内八角亭上特别烧制,刻印有南大印记的绿瓦全被砸碎。南洋大学牌坊也几乎被摧毁,幸好没有承包商胆敢承担千古罪人之名,一个已经面目全非的无名败落牌坊才幸免于难。此后,文学院、商学院、建国堂和山上男生宿舍逐一拆毁,腾出土地重建其他建筑。 云南园焕然一新。

南大牌坊的经历和南洋大学师生的命运一样凄惨。1980年结束南大后,牌坊上由书法家于佑任,手书的南洋大学四个大字和1955年志立即被撤掉, 沦为无名牌坊。理工学院成立时,改以南洋理工学院英文名取代。1986年学院更改校门,云南园被高速公路分隔,英文校名卸除后二度沦为无名牌坊。大学招标拆毁。幸而皇天有眼,见证了南大无限沧桑之无价之宝的牌坊得以保存。

南洋理工大学有过计划 2005年复名“南洋大学“ 

1995年,峰回路转,南洋理工大学的简称由理大改为南大。此后,南大由劣质历史包袱,升华为优质历史资产。坊间认为,李光耀之所以如此,是有意倍数放大新加坡同文同种的华人文化色彩,以迎合中国大陆的经济机遇,为中国官员到南大取经做好准备工作。甜头是既可以赚中国人的美金,又同时享受中国官员带来的好关系。当然,更是要消费邓小平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赞美好口碑,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威望。

1995年5月,一座仿制的南洋大学牌坊在云南园举行落成典礼。山寨牌坊更改了原有南洋大学和1955的字体比例。特大号1955年志分外醒目,为的是要通过联想,误导南洋理工大学是在1955年创办。鱼目混珠伪造讯息的不良意图格外明显。

1996年,南洋大学校友录,从国立新加坡大学转入南洋理工大学保存。南洋大学校友录沦为户口人质。此举让南大校友华丽大转身,由李光耀口中的三流大学毕业生,荣升为国际一流大学的校友。这一技巧是转移问题焦点,以虚假名誉交易政治支持。

李光前文物馆没有一道回归云南园。文化部长解释说,因为没有文物清单所以无法交出属于南洋大学的文物。事实是,在一次国际拍卖会上,有一套甲骨文以过亿元的天价成交,据报道,唯一的另一套有更多片的同类甲骨文是收藏在李光前文物馆。

1998年3月,政府宣布南洋大学牌坊,南洋大学图书馆即行政搂,被列为新加坡国家保存古迹,並将修复南洋大学旧校门牌坊,回复原有南洋大学与1955的字样。

2000年7月,南洋大学牌坊完成修复工程。如今,偏安一隅的大学牌坊就宛如一只无主孤魂,和南大生一样,在凄风苦雨中,默默的守护着所见证过的南洋大学历史。

2003年,首任校长卸任,次任校长粉墨登场。复名南洋大学运动强势推行,计划在2005年,也就是,南洋大学创校五十周年之际,南洋理工大学复名南洋大学。

说白了,复名南洋大学的政治目的,是要为盗取南洋大学25年历史的手段合理化。

从这一个层面来看,南洋理工大学可以自由更名南洋大学,却不可以复名南洋大学。这是因为更名和复名有着两种完全不同和极大差异的政治意义。关键是,南洋理工大学要如何处置南洋大学的25年历史,是排除在外?还是包含在内?

南洋理工大学如果更名南洋大学,其大学元年是1981年。南洋理工大学如果复名南洋大学,其大学元年是1955年。复名具有要传承历史的意图,塑造一脉相承的具象。

显而易见,复名就是要盗取南洋大学的25年历史。这一个设定政治结果是,先模糊后抹去,李光耀多年来持续不断诅咒,残酷修理,和关闭南洋大学的一段丑恶历史。

南大校友要求平反陈六使 李光耀恼火终止复名计划

好事多磨,事与愿违。2004年,正当大学紧锣密鼓,积极筹备2005年6月复名南洋大学庆典的工作中,陈庆炎突然宣布暂缓复名。

坊间的说法是,之前,李光耀放话,不反对复名南洋大学,如果南大校友会同意复名之事。然而在商议过程中,李光耀对南大校友要求平反陈六使的条件,极为恼火,所以断然终止复名南洋大学的计划。

虽然复名南洋大学的庆典已经取消,复名南洋大学的意愿却没有消减,动员南大校友支持复名南洋大学运动继续进行。战略上,李光耀改以惯用的温水煮熟青蛙策略,以循序渐进的缓慢步伐,不动声色的去执行复名计划。

2004年7月13日,南洋理工大学举行第13届毕业典礼。这是从1992年算起的第13次毕业典礼。这符合南洋理工大学是在1991年升格的正确历史。

2004年11月27日,毕业典礼的四个月后,南洋理工大学宣布将于2005年庆祝建校五十周年。这是一个错误的反常决定,因为从南洋理工大学元年1981年算起,五十周年应该是2031年,不是2005年。

如果说,有大学要在2005年庆祝五十周年,那是南洋大学的喜庆,和南洋理工大学完全无关。南洋大学元年是1955年,五十周年是2005年。

明显的,南洋理工大学要在2005年庆祝建校五十周年的计划,是张冠李戴冒用了南洋大学的历史身份。也就是说,南洋理工大学移花接木,把南洋大学的五十周年庆典,顶替冒认为自己的五十周年庆典。在此,南洋理工大学明目张胆,盗窃了南洋大学的25年历史。

李显龙2005年云南园讲话 显示官方全新的历史诠释

2005年8月29日,李显龙在云南园讲话:“南大过去五十年的发展相当曲折。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南大也改变了方向和教学体制,先是改成南洋理工学院,后来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

通过这一个讲话,官方否定了原有历史过程,进而提出全新的历史诠释。

• 其一,借南大五十年发展之说,官方重新界定南洋理工大学的元年为1955年。南洋大学的25年历史,被算进了南洋理工大学的户口。
• 其二,官方重新界定南洋大学被降格为南洋理工学院。在一脉相承的历史上,南洋理工学院的前身是南洋大学,一所大学成为学院是一个降格的事实。
• 其三,官方彻底颠覆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原有历史。新版本历史的说法是,南洋大学没有被关闭,而是被降格为南洋理工学院。

事情发展至此,“何谓复名?所为何事?“的提问已经有了答案。毫无疑问,复名运动是一个声东击西伎俩,为的是要盗窃南洋大学的25年历史,其最终目的是篡改历史,抹去李光耀消灭华人教育最高学府的史实。这一切做为只是满足李光耀的一己之私。

盗窃南洋大学25年历史 有关者罪名难逃遗臭万年

那么,复名后果又是如何?事实上,李光耀是事件的唯一受益者,其他各方都是受害者,包括执行计划的南洋理工大学。

1. 首先,历史上,李光耀洗脱了关闭南洋大学的罪名。而根据李光耀的历史观,南洋大学是因为和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注定失败,所以南洋大学的遭遇是外在环境的必然结果,和李光耀完全无关。为此,李光耀得以保存无瑕的崇高完人历史地位。
2. 其次,众多的无辜者再次遭殃。南洋大学又再度的被鞭尸,创办南大的东南亚华人群体,和南洋大学的师生又再次的受到凌辱。
3. 其三,更名或者复名南洋大学,对南洋理工大学一所已经有国际声誉的学府,毫无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相反的,盗窃历史比起学术剽窃更是罪加一等。在后人撰写的历史里,南洋理工大学必然会落得一个盗窃南洋大学历史的罪名。这是一个遗臭万年的罪状。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原本是在2005年完成的复名南洋大学计划,将会在2015年落实。这一年正好是南洋大学的六十周年。

回头看看,李光耀确实是用心良苦,先花了16年时间去算计南洋大学,将之消灭后,又从1995年开始,直到2015年的共20年时间,去完成复名南洋大学的计划。李光耀的反复折腾竟然耗费了一生中的36年宝贵光阴。值得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伟大事业。教师是社会大众的品德模范。如此文明下,一所优秀的一流国际学府,何必背离公平正道?搅和到李光耀的历史名誉地位的外事?

Friday, 12 September 2014

英国留给殖民地的,不止是民主

英国留给殖民地的,不止是民主

作者 / 来源:岳峙(特约评论员)/《观察者网》

英国殖民地曾经遍布五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本文是中国《观察者网》特约评论员岳峙针对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关心英国对香港的“道义责任”(指香港2017年要实现普选)和香港的“民主自治”的言行举措所发表的评论。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让英国人留下民主的代价不止是流血的战争,还有其他必须接受的‘钉子’。世人皆知,英国在从殖民地撤退的时候,往往会对领土进行划分,而划分的原则就是‘同一个民族一定要划分为不同国家,同一个国家必须包括不同的民族’。这样做,对殖民地而言,就是‘埋钉子’”。

作者在这篇评论中所说的英殖民主义者在香港“埋钉子”的做法,跟它(英殖民主义者)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殖民统治,以及在马来西亚组成之前和组成之后的做法何其相似、如出一辙!在马来亚独立之前,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两个地区的主要三大民族(华族、巫族和印族)在英国开始殖民统治就被“分而治之”而造成民族隔阂无法团结(这就是“埋钉子”),而英殖民主义者在上世纪60年代面临困境不得不改变统治策略,只好勾结马来统治阶级炮制“马来西亚”宪制,又将马来半岛跟砂沙地区“合而治之”(这又是“埋钉子”),继续对全国范围的华族、巫族、印族、伊班(达雅)族、卡大山杜顺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的霸权统治和残酷剥削——马来西亚当前阶段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尤其是在半岛上最受奴役、最受歧视的印裔族群以及在砂沙地区最受欺压、最受排斥的伊班和卡大山杜顺族群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遭遇,如今已认清了这个灾难和痛苦的根源而开始奋起抗争。


以下是这篇评论的全文内容——


前段时间,香港普选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各种势力纷纷登场,好不热闹。每逢这种时候,国际势力在幕后上下其手,对中国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多少都还顾忌脸面,只在幕后,不敢到台前。可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突然跳出来说,英国必须关心香港的命运,这是英国的“道义责任”,让人大感意外。

说意外,其实也不算意外。大英帝国虽然早已是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但还是动不动端着宗主国的架子,对前殖民地指手画脚,乃至直接插手干预,也是常事。所以,在彭定康这样的英国人看来,作为香港的前宗主国,他们对香港还负有“道义责任”。

彭定康所谓英国对香港的“道义责任”,也就是香港2017年要实现普选的问题。言下之意似乎是,我们英国人虽然走了,但我们和中国谈好了,要给香港人民民主自治,现在香港遇到困难了,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看上去是一副好心,让人难以拒绝。

不过,这种好心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前英国殖民地都有福消受。正如沙烨先生指出的,同样是英国前殖民地,美国决心绕过联合国、以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入侵的时候,英国不但没有想起他们对伊拉克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还带领英国参与了美国的入侵行动。更近些,正在饱受埃博拉病毒肆虐之痛的塞拉利昂,也曾是英国殖民地,可是英国人却没有主动提出来要去承担“道义责任”,反倒是中国人在那里舍生忘死,救死扶伤。

也许有人会说,入侵伊拉克不仅不是英国人忘记了他们的道义责任,反而恰恰是承担了他们的道义责任。正是英美联军吊民伐罪,将伊拉克从独裁者萨达姆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了。至于后来伊拉克局势发展到现在“伊斯兰国”席卷北部,搅得中东鸡飞狗跳不得安宁,那不能怪吊民伐罪的英美联军,只能怪伊拉克人自己不争气:我们都把民主送给你了,你们自己玩不好,怎么能赖我们呢?

说来也是,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英国确实有点独特,走的时候常常给殖民地人民留一套民主选举体制,让殖民地人民感恩戴德不已。加上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成功的例子,南非虽然不算特别成功,在非洲矮子里拔将军,也算是差强人意。于是不少中国人也时感欣羡,过几年就要出来感叹一番,早知道中国这么多年还搞不成民主,还不如让英国殖民三百年。

但这么说的时候,他们常常忘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体系,大英帝国的领土面积一度达到3400万平方公里,包括56个国家和2个地区(指美国独立时的十三州及中国香港),连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都难望项背,可不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这点地方。除了这几个国家,能让人想起来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似乎也没什么拿得上台面说事儿的了。更何况这几个国家中,除了南非,其他四国的原住民早已基本绝迹,留下的和动物园里频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相去无几,只有供人观赏的价值。

稍微翻翻史书就会发现,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能够统治的时候,其实从来不会给殖民地人民民主自治,一旦碰到殖民地爆发民主运动,绝对会坚决镇压不商量,在印度如此,在非洲如此,在香港更是如此。一旦已经镇压不了了,必须要撤退,让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英国就会留给殖民地民主。

当然,要让英国人留下民主的代价不止是流血的战争,还有其他必须接受的“钉子”。世人皆知,英国在从殖民地撤退的时候,往往会对领土进行划分,而划分的原则就是“同一个民族一定要划分为不同国家,同一个国家必须包括不同的民族”。这样做,对殖民地而言,就是“埋钉子”。比如英国从印度撤退时,通过蒙巴顿方案,将印度一分为三,给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留下一堆算不清的烂账,终至于发展到刀兵相见,留下长久的历史伤痕。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民主,众所周知,至今仍然是其发展的体制性阻力。

经过殖民者的长期掠夺,殖民地国家往往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极端落后,在亚非拉的广大前英国殖民地,不少国家甚至还是游牧状态。要在这样的国家搞民主政治,无异于给一台二八六电脑装一套win8系统,根本无法正常运行,最后只能走向系统崩溃。正是因为民主,这些国家无法走上真正的独立自强之路,而英国的贵族和商人们则可以通过他们留下的英国法律体系,继续掌握这些国家的资源和经济命脉。也因此,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56个国家中,除了缅甸、爱尔兰、津巴布韦和民主也门,其他54个国家至今还在“英联邦”体系之中,而这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笔下,就成了英国人带给全世界人民的一大福利,最早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好的民主必须适合自身的土壤,不加区分的将民主称之为好东西,就要推广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自然会有削足适履的危险,对许多殖民地国家而言更是邯郸学步,别人的不一定能学会的,自己的还忘了,最终只能爬着走。

就香港来说,在英国人统治的时代,英国面对香港的民主运动坚决镇压毫不手软,一直到中英谈判已经确定,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中国,英国才开始在香港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而这和前面提到的英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一样,并不是为了香港,而是为了给香港“埋钉子”。

香港回归17年来,基本保持了繁荣稳定,但随着中国内地的开放程度提高,香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窗口的作用无疑会缩小,香港自身也需要转型发展,出现政治波动在所难免。但这些都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解决,用不着也轮不到英国人关心,更用不着他们来承担什么“道义责任”,香港的道义责任自然有香港人民和中国人民承担。英国人还是想想如何应对就快要进行独立公投的苏格兰吧!

从西方殖民史看它们的自由民主人权

从西方殖民史看它们的自由民主人权
《人民论坛》网标题:西方国家价值观是带有狼性的

作者 / 来源:辛向阳 /《人民论坛》(中国)


400年来最为显著的宏观政治现象就是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在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竭力辩护中发展起来,为殖民主义坚船利炮提供着思想火药。



【图片说明1】“三角贸易”是大航海时代的最赚钱的航路,带有残酷的原始积累性,为西方诸强以后的殖民及文化扩张奠定了经济基础。



【图片说明2】靠着掠夺和贩卖黑奴,殖民者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工业开始发展起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开始流行开来,并被输出国外,成为殖民主义不可或缺的“帮手”。图为欧洲殖民者组织的“捕奴队”。



【图片说明3】鸦片贸易依靠自由民主人权开言、坚船利炮开火,为西方人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为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图为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


【图片说明4】在整个殖民时代,印度到处都充满着这样的景象:一边是宗主国资本的自由民主人权,一边是殖民地人民的眼泪鲜血苦难。图为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者与低贱的印度“首陀罗”。

美国学者福山曾经认为,人类400年来历史发展的方向性就是指向自由民主,他说:“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连同它的伴侣——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已成为400年来最为显著的宏观政治现象。”其实,更准确地说,400年来最为显著的宏观政治现象就是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在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竭力辩护中发展起来,一部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发展历史就是充满殖民主义硝烟的历史。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本质上是资本的权利,并与殖民主义相伴相随,它不断为资本输出经济利益与进行贸易掠夺提供舆论支持。

●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从出现之日起就带着资本天生的印记

英国17世纪的思想家洛克被很多人看作是现代自由民主人权理论的开创者,似乎一开始西方人就站到自由民主文明的制高点上。但作为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的麦克弗森却指出了一个事实:洛克的理论本质上是有产者的理论。他指出,人们习惯于从洛克的政治思想中读出很多自由主义民主的假设,如基于同意的政府、多数统治,等等,但这些都是误读,因为这些假设都属于后来的时代,而不属于洛克所生活的17世纪的英国。麦克弗森分析指出,洛克强调了多数统治的原则,但他这里所说的大多数不包括人数占一半以上的无产者,是指有一定财产同时拥有完全公民身份和完整的政治权利的有产者,多数统治的本质是有产者的多数统治。处于统治地位的永远是有产的少数,而占人口多数的劳动阶级只能被迫接受永久被统治的“正义状态”。麦克弗森认为:“洛克的惊人成就就是把财产权建立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之上,然后把所有对自然权利的限制从这种权利中清除出去。”麦克弗森强调,洛克把劳动阶级看做一个政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关心财产的保存(因为他们没有财产),而且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过一种完全理性的生活,因此不是政治体的完全成员,亦即不享受完整的政治权利, 特别是没有选举权。显然,洛克的民主理论是为资本服务的,同样,他的自由理论也是如此。洛克说:“……人类确实具有一种‘天赋的自由’。这是因为一切具有同样的共同天性、能力和力量的人从本性上说都是生而平等的,都应该享受共同的权利和特权……”这种天赋的自由就是要保护资产者的财产自由、贸易自由、剥削自由。所以,马克思在谈到自由时说道: “先生们,不要受自由这个抽象字眼的蒙蔽! 这是谁的自由呢?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对待另一个人关系上的自由。 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

●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是资本生存与发展的思想土壤,自由民主人权的背后是资本的奴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马克思接着分析说,真正乐园的背后就是失乐园,自由背后是奴役,平等背后是阶级特权,人权背后是资本的财产权,“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揉。”

●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输出是资本利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的重要条件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与殖民主义相伴相随,它不断为资本输出经济利益与进行贸易掠夺提供舆论支持,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的本性所要求的。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什么呢?”“这就是说,财产权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们无关的、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当然,输出自由民主人权就是输出资本的财产权,输出其用最不平等的手段来获取利益的权利。马克思在1858年写道: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自由贸易就是英国人的垄断贸易,就是英国资产者的特权。

靠着殖民掠夺和奴役贸易,殖民者完成了资本的积累,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开始流行开来。从18、19世纪开始,殖民主义者以传播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文明为名,依靠军事扩张,占领世界市场、倾销本国商品。

号称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度发源于殖民掠夺和奴役贸易,是以世界人民的血泪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发展是以屠杀印第安人、贩卖黑人奴隶为基础的。16世纪,西班牙人对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是十分残暴的。玛雅人写道:“白人老爷们来到我们的土地上,他们带来了恐惧,使花儿凋谢。为了让自己的花朵开放,他们摧残了别人的花朵。”“他们的君王虚伪,暴君僭位,爱财如命。他们是白日的强盗,黑夜的罪犯,世界的凶手!”殖民主义在非洲贩卖黑人奴隶,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行径。这种野蛮行径来自于资本对利润的渴求。贩奴商人出航一次,一般可以获得100%-300%的利润,有的利润甚至高达1000%。一本万利、无本万利的奴隶贸易使资本敢于践踏人世间一切法律、一切人权。据黑人著名历史学家W•E•B•杜波依斯估计,被殖民主义者从非洲贩卖到美洲大陆的黑人奴隶,16世纪为90万人,17世纪为275万人,18世纪为700万 人,19世纪为400万人,共计约1500万人。这只是活着到达美洲大陆的奴隶的人数,在运输过程中被折磨致死的人数更是达到活着人数的数倍,很多学者认为奴隶贸易使非洲至少损失了五千万以上的人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亚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全球分裂》一书中就悲愤地指出:“贩卖奴隶令人触目惊心之处在于从非洲内陆最初劫掠的奴隶几乎是最后在南、北美洲登陆的奴隶的4倍。算来一共糟蹋了4800万人,差不多全是生产力旺盛的青壮年。”这使非洲的发展陷入了几百年的停滞状态。靠着掠夺和贩卖黑奴,殖民者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工业开始发展起来,民主政治也开始完善起来,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开始流行开来。资本并不满足于此。从18、19世纪开始,殖民主义者以传播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文明为名,依靠军事扩张,占领世界市场、倾销本国商品。

号称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度对印度的倾销棉纱带给印度累累白骨。1818至1836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国对印度的棉纺织品输出占英国棉纺织品输出总值的65%。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税,甚至免税,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在英国控制下,印度棉织工业急剧衰败,著名纺织业中心达卡,人口从15万减少到3万—4万人,无数手工业者因此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当时的印度总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为了使白骨累累的印度平原显出一些温情脉脉,殖民主义者口里念念不忘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他们一方面用自由民主人权的“圣杯”来喝下已经掺入殖民地人民鲜血的“甜美酒浆”,另一方面用自由民主人权来保护殖民者在殖民地攫取的各种特权和法外治权。马克思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印度王公)所应得的红利吗?当他们在印度大谈自由民主人权的时候,他们是在制造现代种姓制度:英国人是享有着无数特权的“婆罗门”、“刹帝利”,印度人则成为了低贱的“首陀罗”。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在1924年出版、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传统小说的《印度之行》中开篇就告诉我们:昌德拉普尔在莫卧儿帝国时期是印度北部通往海上的必经之地,几所漂亮的住宅便是那个时候修建的,之后两百年的殖民主义使这里凋敝:“街道鄙陋,寺庙冷清;巷子里污物成堆,除了应邀而来的客人之外,无人不望而却步。”“与之相反,城内却是另一番景象。从这儿来看,昌德拉普尔却完全像另外一个地方,简直就是一座花园之城。特别是雨季之后,无论什么东西从树下走过,都能被遮蔽起来,无论何时,甚至在它枯萎或落叶的时候,都是为居住在这个高地上的英国人美化着这座小城。”其实,在整个殖民时代,印度到处都充满着这样的景象。一边是宗主国资本的自由民主人权,一边是殖民地人民的眼泪鲜血苦难。

号称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度对中国的鸦片倾销带给中国人民悲惨命运。英国为了获得中国的茶叶,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进行鸦片倾销。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是2,000箱,1820年为5,147箱,1824年为12,639箱,1834年为21,785箱,1837年为39,000箱,1856年已经超过 56,000箱(总值3,500万美元,是英国政府1856年财政收入的1/6)。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但鸦片贸易这两点都做到了。鸦片贸易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两点,依靠的就是坚船利炮和自由民主人权,自由民主人权开言,坚船利炮开火。马克思在1857年撰写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讲到了英国说的人权完全就是英国资产者的财产权,他们把中国人根本不当做人来看待,马克思说: “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从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活动,几乎都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为掩盖、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为特征的。它们通过表面上平等、实质上极为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取得种种特权,如设立港口、自由进出中国的内河,设立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驻扎军队,建立教堂、传播宗教,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控制中国海关等。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丧权辱国、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悲惨历史,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在今年6月9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说,回首中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国内一套,国际一套;此时一套,彼时一套;白人一套,非白人一套;主流社会一套,弱势群体一套。严格说来,自由民主人权并不是西方国家全体认同的价值观,而是具有很多利益动机的口号。

● 西方价值观是带有狼性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助长了西方国家对劳动者的贪婪剥削和对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灾难性劫掠

如果站在有产者的利益上,就会得出结论说:西方国家的繁荣发展是由于这些国家建立了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于资本对劳动者的贪婪剥削和对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灾难性劫掠,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助长了这种剥削和劫掠,资本试图用自由民主人权一类温情脉脉的话语来掩盖其昭彰的罪恶。被称为市场经济理论鼻祖的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指出:专制性质的殖民地政府会比民主共和政府更能保护奴隶的利益,民主共和更有利于资本的统治。斯密指出:“法律,就其能给予奴隶一些微弱的保护使之不受主人虐待而言,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专制政府的殖民地,比在一个完全自由的殖民地执行得更好一些。”“在共和制下,没有一个地方长官有足够的权威去保护奴隶,更不要谈惩罚主人。”也就是说,自由民主人权制度恰恰是最适合资本进行殖民剥削的制度。 如果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就会得出结论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想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只是想在自由民主人权制度的基础上与我们平等地做生 意。有的学者说,1840年,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 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经历所显 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这本身就是强盗逻辑。西方来到中国绝对 不是要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教给中国,让中国强大起来,而是让中国永远成为他们自由掠夺、任意欺凌的殖民地。

● 有些人忘记了历史思维,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当作是天然的东西。实际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发展得十分缓慢

有些人忘记了历史思维,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当作是天然的东西,不去研究这些制度在400年前的历史状况、300年前的历史状况和200年来、 100年的历史发展,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一产生就长成了“巨人赫拉克勒斯”或者“力士参孙”。看待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列宁的思想有重要指导意义。列宁在 《论国家》一文中讲:“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实际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发展得十分缓慢。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英国选举制度规定农民拥有年收入40先令以上者的田产才有选举权;过了近200年,1867年 的改革进一步降低了选民资格,法律规定,各郡凡年收入5英镑者均拥有选举权,城市中租用不带家具的住房在12个月内付租金达到10英镑者也有选举权;又过 了50多年,英国1918年的《国民参政法》才让30岁以上的妇女拥有了选举权。法国在1791年确立的选举制度,把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 民”,所谓积极公民就是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的人,积极公民只占所有公民的25%,只有他们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过了半个世纪,在1848年革命中,由于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同年3月2日,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决定实行男性公民的直接普选;再过了近100年1944年,法国妇 女才获得普选权。美国在1787年费城制宪期间,是把奴隶制度包含在所谓民主人权之中的。美国学者鲍恩在《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中说:经过争论,制宪会议代表“最后,大家协议,宪法继续允许奴隶进口,直至1808年为止,以后就予以禁止。”实际上,美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现代奴隶制度的变种。1964年,美国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才取消了选民人头税及其它税种的限制。

● 一些人把西方学者描述的理念上的自由民主人权当成了现实,以为现实也是如此。实际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论与其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几百年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思想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一些人把西方学者描述的理念上的自由民主人权当成了现实, 以为现实也是如此。实际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论与其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的:“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西方学者高喊的自由民主人权大多还是观念上的,是无法企及的乌托邦,理论上美妙的东西在现实政治制度中经常会被资产者给予废除。

几百年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吸吮着殖民主义掠夺来的巨额财富的“乳汁”成长起来,为殖民主义坚船利炮提供着思想火药,成为殖民主义不可或缺的“帮手”。

(作者辛向阳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The Malaysian Indian “Negros” and the mindset of pseudo human rightists

The Malaysian Indian “Negros”
and the mindset of pseudo human rightists.


Source : Hindraf Website


"Why would any sane investor ‘invest’ in a company that has lost a total of RM4.3 billion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This was the question raised by DAP Perak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chief Chong Zhemin in a reported statement on the subject of Government bailout of MAS. 

Well this makes sense. But the trend amongst politicians from both divide is the same. 

Take for example the GST. 

While we hear pockets of criticism on GST, none of the parties in Pakatan have come to a concrete conclusion that they would abolish the GST should they come into power. 

But the insensitive middle class elites who are indoctrinated with the “ubah” (change) slogan would conveniently forego any thoughts on serious matters pertaining to socio-economic imbalance as it really does not matter to them as long as political enhancement and rhetoric is achieved. 

Let’s take another example. 

The Selangor saga. The elites seemed to have forgotten the root cause of the current saga. The Kajang move was a breach of trust placed by the people on the representative ADUN who were “forced” to resign to pave the way for a certain politician to become the MB. 

Now let us come back to the statement of Chong Zhemin. He further criticized the mooted MAS Act to facilitate staff transfer and review of employment contracts, bypassing the bankruptcy procedure. 

He raised an interesting point and let me reproduce what is quoted. Chongmas.jpg said the enactment of a MAS Act would change the legal status of employment for MAS staff, which could be unfair to them. 

"The MAS Act is against natural right and unjust as it could nullify all current employment contracts with MAS," he said. 

Interestingly Dato Seri Anwar Ibrahim too came up with a statement. He had this to say – “Did you think what's the future of the 6,000 affected families? Can you reflect on that for one second. Is it their fault? Were they lazy? Were they not competent? Whose fault is this? Now the issues raised are valid. 

Both Chong and Dato Anwar speak on the natural rights of MAS workers and the unjust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deal. I agree. 

But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ere was natural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when 800,000 estate workers were displaced from the plantations and the Indian community were left stranded , their suffering unimaginable and worst still this fact is not known to the Malaysian public during their displacement process since the 70’s. Dato Anwar was the agriculture minister in 1984 when the Estate displacement was taking place. 

Let us for a moment ponder on the plight of these 800,000 mostly Indian displaced estate workers from 1970’s. They were employed in the plantation for 4-5 generations. They made the estates their permanent home. They were made to believe so by their bosses beginning from the white man right till the last employers. 

Towards the “tail end of their services” (I mean before they are evicted), their bosses who are the mighty and rich would play a game just like how it is now proposed on our national carrier MAS. 

Their bosses would sell the plantation to a new owner ie one of their sister company. Upon the sale of plantation, new contracts of employment would be drawn out with the estate workers who had loyally served their employers and country for almost 200 years. 

Their 4-5 generation service to the companies and nation are lost permanently. These illiterate estate workers depend on the mandors in the estates who act as their chief or spokesman. 

Many of these mandors are also the estate MIC chiefs and the workers union heads. The illiterate workers do not realize that they have lost their rights on the land they and their forefathers toiled and made the British and subsequent UMNO masters (Guthrie, , IOI, Kulim(M) Bhd and SIME eg) and towkays ( Berjaya Grp, IJM, Hap Seng ect) immeasurably rich. 

Finally the sister company sells the Plantations to another (most likely) of their sister companies or crony entities which would be a property development company ( eg SIME Properties Sdn Bhd) . 

Then the sister property company would send their henchmen to evict the workers out of the estates with meager compensation. 

In recent times the workers have obtained “very good compensation” for the sacrifices they as well as their forefathers have made. 

During one of my negotiations on Bukit Jalil estate the Federal Territories Minister Tengku Adnan openly told me not long ago that the practice was to pay not more than RM1500.00 compensation for each family. 

So with RM1500 the estate workers are supposed to be thankful for the compensation successfully negotiated by the mandors and union leaders, whereby thereafter they are supposed to utilize these “huge sums” for relocation into new housing Tamans, pay their own deposit for a new house they could “comfortably” purchase, “retrain themselves” in new skills so that they can seek new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urban areas they would be moving into, pay for a psychiatric should they need to recover from their trauma. 

800,000 thousand plantation workers have been ejected this way forcibly either through government acquisition or private yet the selfish elite middle class community as well as politicians from both political divide of Malaysia do not see that a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e community becomes fragmented, lose their jobs, falls further below poverty line, they are the new urban underclass, they build new squatters to survive the effect of displacement, they build new temples and shrines on trees as a mode to keep their hope in this nasty world alive and yet bear the brunt of accusations by the middle class elites as “oh Indians ah- they are always like that. Just give them a tree and they start a temple”. 

The middle class and politicians like Chong Zhemin will speak up for MAS workers’ rights because it is a populist cause. It catches the atten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media. 

It catches the attention of the pseudo human rightists’. That class of the community understands human rights as they prefer to perceive it. The plight of the poor and defenseless estate workers were never an issue. 

They are the lowest strata of the community anyway. Who cares about them? They are sub humans aren’t they? They are not politically worth a mention, until the election bell rings. Oh its easy maa. Just get our henchmen in our own parties to throw crumbs and they would take it. 

If the crumbs are thrown by the Pakatan guys its ok because its termed as assistance. But if comes from BN then the demonizing and stereotyping begins. “ Indians deserve it. They are stupid. They never learn”, and the list goes on. Human beings are strange creatures. 

They choose not to see what they do not wish to see. They choose to understand truth according to what suits them. They do not see the plight of the sinking estate workers who are struggling to survive in the deep ocean. 

To the poor, any help would do, doesn’t matter if it comes from the percept devil of the elite middle class. Many of these ex estate workers succumb to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and out of no choice join the underworld for survival. 

They would eventually be shot dead by the police in the name of wiping out crime and the middle class and elites would hail the police for doing a good job. 

For those of us in HINDRAF who speak up for these community are termed racist, extremist, selfish, not seeing the larger agenda ect. 

When we signed an MOU with the Government to seek permanent and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for the benefit of this forgotten community, we were accused of treachery. I for one would say the MOU was the underclass Indian community’s BILL OF RIGHTS. And I make no apology for saying this or for entering into the MOU with Government. 

We in HINDRAF need not be politically correct. We just need to do what is right. We are not concerned with whom we work with as long as we can ensure a permanent solution to the community. 

We the Malaysian Indian estate workers and all those descendants of indenture and contract laborers are no different than the black Americans who were once degraded as Negros. 

I see us as no more than the once black American Negros who were exploited and their rights denied. 

The Hindraf neo democratic revolution would continue to evolve to bring meaningful changes to the socio-economic position of Malaysian Indians. 

Selamat Hari Merdeka yang ke 57. (Happy 57th year independence anniversary).


P.Waytha Moorthy
31st August 2014

马来西亚的印裔“黑奴” 和冒牌人权分子的思维

   马来西亚的印裔“黑奴”
和冒牌人权分子的思维



作者 / 来源:瓦达慕迪 / 兴权会网站
译者:朱信健、严居汉

这篇声明原文(英文)载于《兴权会》网站,若本部落格华文译稿与原文含义有所差异或抵触,则以英文含义为准。


“明智的投资者怎么会“投资”到一间在过去三年总共亏损43亿令吉的公司?”这是霹雳民主行动党经济局主任张哲敏在一篇题为《政府拯救濒临倒闭的马航》声明中提出的问题。

这话说的很好。但是,无论是国阵还是民联,这两个阵营的政治人物,他们的作风倾向都是一样的。就拿消费税来说吧,我们虽然听了他们许多关于消费税的批评,民联阵营里却没有一个政党明确表示:他们一旦掌握中央政府,将会废除消费税。这些迟钝的中产阶级精英分子只会高喊“改变”(UBAH)的口号,轻易应付他们根本不在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严重事件,他们实际上只在乎本身的花言巧语是否得逞以及他们的政治资产是否提高。

再举另一项例子——雪兰莪英雄传奇(Selangor Saga,意指雪兰莪州务大臣风波)。这些精英分子似乎忘了这起风波产生的根本原因。加影行动只是加影州议员背弃人民信赖、“被迫”辞职,而为一个特定的政治人物成为州务大臣铺路罢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去张哲敏的声明来。他进一步批评,“马航法令”(MAS Act)被提出供考虑的目的只是用来让检讨原有的雇用合同和转移员工到新公司更为方便容易,以绕过(避免)破产程序罢了,

张哲敏提出了有趣的观点,让我在此引述他的观点。

他说,“马航法令(MAS Act)的颁布也许改变了马航员工的雇用合约的法律地位,是对马航员工不公平的。因为马航法令可以使马航所有现行的雇佣合约无效,马航法令是违反自然(天赋)权利和不公正的,”

有趣的是安华也发表了声明。他这么说,“你想过受影响的6,000个家庭的将来是怎么样的吗?你能否在那个问题上思考一秒钟?这是他们的错吗?是他们懒散?还是他们无能?这到底是谁的错?”

现在提出的议题是有根据的。张氏和安华双方都指出马航员工的自然权利和不公正的新合约的问题。我同意。但是,你是否曾想过80万园丘工人被迫离开园丘和印裔社会而陷入游离失所的困境?虽然他们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面对了他们意想不到的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遭遇,最糟糕的还是这项事实却不被社会大众所得知。他们被迫离开园丘的事件还在发生之际,安华还是1984年的农业部长。

让我们花片刻时间来思索上世纪70年代以来8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印裔园丘工人被迫游离失所的困境吧。

他们已经是被雇佣的第四代至第五代的园丘工人。他们把园丘当成他们的永久家园。从他们的洋人老板开始,一直到他们的最后雇主,都是向他们灌输并要他们接受这种思想的。

直至他们的服务的尽头(我的意思是他们遭到驱逐为止),他们都被那些财雄势大的雇主所戏弄,犹如目前国家航空公司马航所耍弄的游戏一样。他们的雇主将会把园丘转卖给新的园主,比如他们的姐妹公司。当园丘出售之后,新的雇主将会重新拟定新的雇用合约,而这些园丘工人一直以来忠诚服务于他们的雇主与国家超过200年之久。他们四、五代人对园丘和国家的忠诚贡献却永久地白白地浪费了。这些文盲的园丘工人,在园丘里都是依赖他们的“工头”,这些“工头”成为他们的首领或发言人(许多工头都是印度国大党的代表和工会的领导)。这些文盲的劳动群众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权利,而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的艰苦耕耘,为英国殖民者及其后的巫统集团(牙直利集团、IOI集团、居林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森纳美集团等等)和华人资本集团(成功集团、IJM集团、合成集团等等)创造了无可计数的财富。

最终,这些姐妹公司会转卖给其他大部分也同样是他们的姐妹公司或有裙带关系的产业发展公司如森纳美集团。然后,这些姐妹产业公司则将会派遣他们的亲信心腹,用微薄的赔偿将工人们逐出园丘。不久前,这些工人获得所谓“非常好的赔偿”来换取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所作出的牺牲。在关于武吉加里尔园丘的一次谈判中,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公开告诉我,不久前的处理是给予每个家庭不超过RM1,500的赔偿金。

因此,园丘工人获得RM1,500的赔偿金应该感激这些工头和工会领袖的谈判。随后,他们还须利用这个“大数额”来支付搬迁至新住宅区的费用、购买他们“舒适”的新住宅的抵押金、承担“自我再培训”新技术的费用,以便他们搬迁到城市地区可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以及支付治疗精神病的费用,以便他们从精神创伤中康复过来。

80万园丘工人就这样地被政府或私人强行地逐出家园,然而来自马来西亚两个阵营的自私的中产阶级精英和政治人物,不把这种情况视为侵犯人权。这个社群已然破碎,他们失去原有工作,他们变得更加贫穷,他们成为新的城市的最下层阶级,他们建造新的寮屋以挺过被逼离开家园的灾难,他们在树上建造新的膜拜场所,作为他们生存在这个恶劣的人间还抱持着丝毫希望的表现,他们还要忍受着中产阶级精英们的谴责和打击:“噢!印度人啊,他们总是这样的。只要给他们一棵树,他们就开始建造一所寺庙。”

类似张哲敏的中产阶级和政治人物会为马航工人的权利辩护,因为这是个民粹的课题。它得到了中产阶级媒体的关注;它得到了冒牌的人权分子的关注。这些阶级理解的人权只限于他们偏好的范围。贫穷和没有自卫能力的园丘工人的困境永远不是一个课题。反正他们是社会最底下的阶层,谁在乎他们?他们是下等人,不是吗?除了当选举铃声响起,他们在政治上根本不值一提。喔!这很简单嘛!,就让我们政党的党羽丢些面包屑给他们,他们都会接受。如果是民联的人丢的面包屑,这是OK的!因为这称为"“援助”;但如果是国阵丢的面包屑,则开始妖魔化和刻板化“印度人活该,他们是笨蛋,永远学不会。”这些例子可以列举很多。

人类是个奇怪的生物。他们选择不去看见那些他们不愿意看见的东西。他们选择去理解那些适合他们的真相。他们没有看见那些犹如掉在深海里挣扎求生的园丘工人的困境。对于贫困者而言,任何帮助都是需要的,即使是来自中产阶级精英们或他们派遣的恶魔所给予的帮助也无所谓。许许多多的前园丘工人屈服于城市化的影响,以及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加入下层社会以求生存。他们最终会在消灭犯罪的名义下被警察枪杀死亡,而中产阶级和精英分子则会赞扬警察干得好。

我们(兴权会)代表印裔族群发声,则被标签为种族主义、极端主义、自私自利、以及眼光短浅(不看大局)等等。当我们为了这个被遗忘族群的利益,跟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寻求永久性和完整性的解决方案时,我们被指责我们的行为是背叛或变节。

对我来说,这份《谅解备忘录》(MOU)就是低下阶层印裔族群的权利法案。我对这个说法没有愧悔。对于我们与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行动,我是毫无歉意的。兴权会无须坚持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立场,只须去进行正确的事务或行动。只要我们能够确保为族群带来永久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在乎我们跟谁合作。

我们这些马来西亚的印度园丘工人和各种契约劳工的后代,实际上跟过去一度被贬低为黑奴的美国黑人毫无分别。在我看来,我们被剥削和权利被剥夺的情况和当时的美国黑奴差不多。

由兴权会推动的新民主革命将继续发展,为马来西亚印裔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带来实质意义的变化。

祝贺国家独立(默迪卡)57周年


瓦达慕迪
2014年8月31日

通告 Notification

人民之友 对我国下届大选意见书
(华 巫 英)3种语文已先后贴出

作为坚守“独立自主”和“与民同在”的立场的一个民间组织,人民之友在今年9月24日对即将来临的第14届全国大选投票,发表了一篇以华文书写的“意见书”,题为: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

这篇意见书的英文译稿(标题是: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已于10月22日张贴在本部落格。马来文译稿(标题是:Undilah "calon yang membantah pengislaman nega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Mencegah puak Mahathir kembali kepada kuasa!)也已接着在11月13日在此贴出。

此外,人民之友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微信、WhatsApp等方式,尽可能向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各宗教的团体和个人,传送我们的这份“意见书”供参考。我们欢迎跟我们对下届大选的立场和见解一致的团体和个人,将这份“意见书”传送到更多的人手中去!

我们希望,我们在意见书内所表达的对下届大选的立场和观点,能够准确而又广泛地传播到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中接受考验,并接受各党派在这次全国大选斗争和今后实践的检验。


Pandangan Sahabat Rakyat terhadap PRU akan datang telah diterbitkan dalam tiga bahasa (Melayu, Cina dan Inggeris)

Sebagai sebuah pertubuhan masyarakat yang berpendirian teguh tentang prinsip "bebas dan berautonomi" dan “sentiasa berdampingan dengan rakyat jelata”, Sahabat Rakyat telah menerbitkan kenyataan tentang pandangan kami terhadap Pilihan Raya Umum ke-14 yang bertajuk "Undilah calon yang menentang Pengislaman Nege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Jangan benarkan puak Mahathir kembali memerintah! " (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dalam Bahasa Cina pada 24hb September 2017.

Penterjemahan Bahasa Inggeris kenyataan tersebut yang bertajuk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telah diterbitkan dalam blog kita pada 22hb Oktober 2017 manakala penterjemahan Bahasa Melayu telah diterbitkan pada 13hb November 2017.

Selain daripada itu, Sahabat Rakyat juga akan menyebarkan kenyataan ini seluas mungkin kepada pertubuhan dan individu semua bangsa, strata, profesyen dan agama seluruh Negara melalui email, wechat, whatsApp dan pelbagai saluran lain. Kami amat mengalu-alukan pertubuhan dan individu yang berpendirian dan pandangan sama dengan kami untuk turut menyebarkan kenyataan ini kepada lebih ramai orang!

Kami berharap pendirian dan pandangan kami berkenaan pilihan raya kali ini yang dinyatakan dalam kenyataan tersebut dapat disebarkan dengan tepat dan meluas untuk diuji dalam kalangan rakyat semua bangsa semua strata sosial melalui penglibatan mereka dalam amalan pelbagai parti politik dalam pertempuran pilihan raya umum kali ini mahupun amalan masa depan.


The Chinese, English and Malay renditions of Sahabat Rakyat’s opinions about next election have been published consecutively

As an NGO which upholds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position and "always be with the people" principle, on 24 September 2017, Sahabat Rakyat had released a Chinese-written statement of views with regard to the voting in the upcoming 14th General Election, entitled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this statement entitled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and the Malay rendition entitled "Undilah "calon yang membantah pengislaman nega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Mencegah puak Mahathir kembali kepada kuasa!" had been released on 22 October and 13 November respectively.

Apart from that, Sahabat Rakyat will also make every effort to disseminate this statement as widely as possible to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of all ethnic groups, religions and all walks of lif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via email, WeChat, WhatsApp and other channels. We welcome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ith the same position and views to spread this statement to more people!

We hope that our position and views pertaining 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expressed in the statement will be accurately and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also examined by the popular masses of various ethnicity and social strata through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struggle of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carried out by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practices in all field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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