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20 July 2014

李光耀心中的英语情结

李光耀心中的英语情结
作者/来源:春秋/《新加坡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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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资料图)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李光耀一生为他成功把新加坡改变成为一个消灭母语、独尊英语的社会而沾沾自喜,临终前却为中国可能不久赶超美国、华文或将取代英文成为国际第一大语文的局面到来而忧心忡忡,内心惶恐以至胡说八道。署名“春秋”的本文作者针对李光耀最近在七月份的《福布斯杂志》所撰写的《英语不会被取代》这篇文章做出了尖锐的批判,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消灭华文教育是他(李光耀)一生最大的罪恶。如今风烛残年,心里必定担忧有一天被清算。唯一能让他心里好受些的,不是写这样的文章,而是真诚忏悔。”

原文在《新加坡文献馆》分上、下篇刊出;插图与小标题为本部落格编者所加。以下是全文内容——

【上篇】

政客的言行跟其心态有密切的关系,其言行是其心态的反映。其心态又和早期的生活背景密切相关。

本着这样的思路来看李光耀的言行,便能一清二楚了。

李光耀在七月份的《福布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英语不会被取代》(译文刊于六月二十八日《联合早报》)。这篇文章的内容并无新鲜之处。一个九十几岁的人为什么还要写这样的文章来老调重弹呢?这样的文章要是发表在新加坡倒是有作用的,因为可以一再重申他的语言政策是先知卓见,可是,这样的话题对美国人并无意义,因为美国人不会在这个时候考虑英语会不会被取代。

这篇文章,对于了解李光耀的心态很有帮助,因为反映出他内心的两点忧虑:

其一,他的内心深处有个英语情结;
其二,他担心有一天,英语被取代了,华文教育又再回来。

在了解李光耀的言行、思维、政策之前,先了解他此前的生活背景和心态。

李光耀一生中的四个语言时期

在李光耀以往的岁月中,经历了四个语言时期:

李光耀出生在一个峇峇人的家庭,他的母语是峇峇马来话,也就是峇峇话。这是一种马来话和闽南话混合的语言,而以马来话为主,所以是马来话的一种方言。

早期从中国南来的移民中,以闽南人为多。这些移民学马来话时,难免参杂自己的家乡话。这就是峇峇话的来源。

虽然峇峇话是闽南人起始的,其他非闽南人如:广府、潮州、客家、海南,也都接受,成为大家与马来人及印度人沟通的语言。

峇峇人把子弟送进英文学校就读。这第二代峇峇人学说英语。他们所说的英语也是带峇峇腔调的,就是峇峇英语。这些会说英语的峇峇人成为学校里的英文老师后,峇峇英语便得以在社会上传播。这就是现在常常听说的“新加坡英语”。

虽然峇峇英语并不高明,但是,这样的英语却是峇峇子弟在学校的“第一语言”,并成为他们日后的“工作语言”,让他们可以直接和英国人打交道,成为买办集团,发家致富。

靠英语发达起来的峇峇“富二代”,看不起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自恃英语而养成傲慢自大的心态。

中国人对这些傲慢自大的峇峇人,也嗤之以鼻,互相看不起。中国人之中,有些经商务农而致富,超过了峇峇人,更造成中国人与峇峇人之间的敌视与仇恨。

因为峇峇人的富二代是以英语起家的,而峇峇话却是马来话,所以往往不以此为荣。他们更常说英语,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赞歌。正因此,李光耀在往后的岁月里,绝口不提他的母语,只在自传中一笔带过。

李光耀的母语虽然是峇峇话,但峇峇话并不是他上学后的“第一语言”。他的 “第一语言”是英语,也就是他口口声声说的“工作语言”。李光耀常常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峇峇英语。

由于李光耀的母语是峇峇话,他所说的英语很自然的带峇峇腔。虽然他在剑桥读书那几年,多少学了些剑桥地方的腔调,却始终无法掩饰他的峇峇腔。他写英文时,当然可以学英国人,但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天分极强的人。他写英文的能力虽然比一般受华文教育的人强,但并无突出的个人风格,也欠缺文采。他毕竟不是泰戈尔,也不是丘吉尔。纳吉说的英语就比他强,无论发音、节奏、语调,都胜过他。只是纳吉是马来人,是他所看不起的。

尽管李光耀说英语带峇峇腔,他在面对非受英文教育的人时,始终自恃其英文而自高自大。他继承了峇峇人对非我族类的怨恨心理,加上他先天嚣张而又自私自利的本性(见《李光耀飘洋过海伦敦补遗》刊新加坡文献馆),以致成为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在掌权之后,很自然的独尊英语,消灭了所有马来文、印度文、中文学校,只准办英文学校。

李光耀早年的生活背景,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个难解的英语情结。这对他日后从政造成巨大影响。

李光耀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

一个人的母语,乃是生命的一部分,在一生之中,至为重要,就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样。李光耀的母语本是峇峇马来话,但是,为了实利,他弃之如草芥,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进而用为“工作语言”,最后成为“家庭语言”,即使为了选票而把孩子送进华校,仍然一家全说英语。这是他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造成的。

就因为他的这段经历,在他牢握政权之后,强迫所有华人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进而用为“工作语言”,最后成为“家庭语言”。华文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体系就这样被销毁。

他不仅销毁华文学校,也销毁了马来文和印度文的学校。他要所有的人都按照他的习惯生活。他要所有的人都重功利,轻情义。他所塑造的新加坡社会便正是如此。

在他的第二个时期中,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有更可怕的表露。

1941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前后约三年零六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在李光耀的一生中却十分重要,奠定他对权力的观念,施政的手段。通过李光耀的回忆片段,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本性(见《风雨独立路》第四章):

1月31日上午八点左右,莫里斯•贝克和我坐在莱佛士学院行政楼的栏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贝克还记得当时戴尔教授绕过墙角,朝我们 走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我们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戴尔教授听见我的话,但把头转开,继续往前走。

莱佛士书院是李光耀的母校。他的母校被日军轰炸了,他并不感到悲伤,也不感到愤怒,只是听到爆炸声感到害怕而已。他对自己的母校毫无情义。这在他后来掌权之后,更加明显。
1972年,李光耀把莱佛士书院搬走,随后拆掉,让出地方来建旅店和购物商场。他显然对自己的母校毫无感情,就像她当初抛弃自己的母语一样。

莱佛士书院在1823年创立,是新加坡第一间书院,校舍属于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最不应该拆掉。虽然其地皮值钱,亦应保留。旅馆和商场可以建在别的地方。跟莱佛士书院紧邻的圣尼格拉女校、莱佛士酒店、圣约瑟书院、公教中学、道南小学等古雅建筑都得到保留,为何单单拆掉莱佛士书院?更何况莱佛士书院是他的母校。真不可理喻!是不是他当初就读莱佛士书院时有不好的记忆,非得拆掉不可呢?单就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就是这种本性导致他日后强迫别人改变母语,封闭别人的母校而不当一回事。

李光耀在日治时期苦学日文

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政权转换了。这给李光耀带来机会。在他的母校被日本皇军轰炸的时候,他不禁“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他当时心里必定在盘算着如何在新政权的管制下,升官发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用功学日文。他回忆说(见《风雨独立路》第五章):

我发现日文不光由汉字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写成片假名(日语字母的楷书)和平假名(日语字母的草书)。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为了避免麻烦和便于谋生,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期三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文凭。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但是在变音和文法方面,日文显得更加复杂。

日文班毕业典礼在皇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举行。日本皇历是由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个朝代建立时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时钟拨快一个半小时,改为东京时间。我们朝东京日本皇宫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峇峇人原本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皇家华人”,就读英文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和“工作语文”,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赞歌。英军溃败后, 李光耀赶紧看风使舵,投靠日本人。他把英文抛开一边,正如他前此抛开自己的母语一样,下定决心学日文,为日本皇军服务,以日文为“第一语文”和“工作语文”,效忠“我的主人”日本天皇,唱《君之代》的赞歌。

他用了三个月苦学日文,考试及格。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这样认真学过华文。他学华文学了五十多年,至今还是不及格。这反映出他重视日文远超过华文的心态。即使是在七十年后回想陈年往事,他仍然不忘诋毁华文:

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

日文是世上最难学的语文。单是字母就有五十个,而且分两套。“片假名”和“平假名”并不仅仅是“楷书”和“草书”的区别,而是各有不同的用途。片假名用来标外来语音,平假名用来标日语音。所用汉字每一个都有几个读音。按照日语音来读,叫“训读”,按照汉字原本读音来读,叫“音读”。这音读的音又随当初传入日本的时间而异。大约六朝时候传入日本的读音叫“吴音”,唐朝时候传入日本的读音叫“汉音”,宋朝以后传入日本的读音叫“唐音”。

日文有两套字母,又有汉字,每一个汉字又有几个读音,是最难学的语文,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认为日文容易学,而李光耀偏偏说“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他并不是一个有语言天分的人。他要是真的觉得日文较华文容易学,那是因为他是有目的而学日文,肯下苦功,所以考试及格。他从来都不曾认真学习过华文,只是想学“讲华语”,所以学了大半辈子都学不好。他从不忘记故意诋毁华文,为自己的语言政策辩解。

他认为华文难学的原因是因为华文有“四声”。他大概不知道,离开新加坡不远的邻国,泰国、越南、缅甸的语言都是有声调的。这几个国家的语文也难学吗?他对语文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却常常以专家自居,说孤陋寡闻的话。这一点,他百年不变,虽风烛残年而仍不忘随时随地诋毁华文。

李光耀学了日文后,先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日文更进步了,便为新主人,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见《风雨独立路》第四章):

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

这时候,日文是他的“第一语文”,也是“工作语文”。在李光耀的观念中,工作语文远比母语重要。因此,日文在他的一生中,远比华文重要,华文从来都不是他的“第一语文”,更不是“工作语文”,只是“选票语文”,偶尔讲几句来拉选票。

他给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让皇军利用来杀害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的抗日游击队人员(见《李光耀事不关己不劳心》,刊新加坡文献馆)。

由于他的本性重功利,轻情义,他并不认为替日本皇军收集情报是可耻的事。他完全无视汉奸的罪名,只求一时功利。他掌权之后,就以这样的观念来教导新加坡的下一代,导致新加坡人成为世界上最冷漠的人。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战后他从不说一句谴责日本侵略的话,为什么他担心日本的人口老化而向日本献计献策,为什么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偏袒日本。日本在他心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他给日本人服务,对他还有更重要的影响(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

他学习日本皇军的残暴手段,了解权力的重要,日后当政时,就用来对付反对他的人。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反对他的人送入监牢,残酷虐待,借此以白色恐怖的手段威吓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逼迫服从,以达到统治的目的。日本皇军是他的老师。他称赞皇军说(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他们建立一种制度,平民、士兵和学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诵天皇圣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1965年以后,他要所有新加坡学生和军人,天天念“信约”,宣誓效忠,就是从日本皇军那里学来的。他的教育政策只有一个目的:“要人们服从”,接受他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他绝没想到,今天最反对他的人,就是天天念他的“信约”,信誓旦旦的年轻一代。

1945年,正当李光耀投靠日本人,为皇军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了。李光耀又急急忙忙看风使舵,投入英国人的怀抱。在得到另一个叫陈崇秋的汉奸的帮助,到英国读书(见《李光耀昭南岛纪实补遗》,刊新加坡文献馆)。

这是李光耀的第三个语言时期。他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又变成了英语,用回第一个时期的语言。这在他无需多大改变,只是效忠的对象由“日本天皇”改为英国国王,所唱赞歌由《君之代》再改为《天佑吾王》。

这个时期的语言改变,在他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在这方面已经验丰富。

第一期的时候,他还是个学生,还来不及跻身买办集团,英国人就被日本人打垮了。现在英国人回来了,他便趁机倒入英国人的怀抱,为日后掌权铺路。

1960年代初被英国人扶持上台

英国一九六十年代外交部长乔治布朗(George Brown, 1914 –1985)曾经对李光耀说:

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哈里(李光耀),你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

这个时期,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得到英国人的扶植,登上政坛,实行他在日治时期学到的利用权力的手段。这在他个人是福,在新加坡老百姓是祸。他一上台就展现权力,迫害反对的人,就如皇军以杀人为乐一样。他对权力极度迷恋,即使九十高龄的今天,已经没有精力出席国会,却仍然当国会议员,死抓住权力不放,生怕一旦失去权力就会被遗弃,甚至于被清算。

权力,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英语,是他追求权力的工具。他在这个时期获得的政治权力,让他变为更加疯狂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

好景不长,二战之后,大英帝国的太阳渐渐日落西山,无法维持海外的军事基地。

1963年,在撤回老家之前,把几块殖民地组成马来西亚。这是英国人恶毒的计划。

李光耀按照英国人的意指,依据英国人制定的“内部治安法令”,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反对者,无期监禁,残酷虐待。这是他从日本皇军那里学来的暴虐管治手段。

就因为他的手段毒辣,赢得英国的纳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一九七十年代的领袖John Tyndall(1934–2005)的赞赏。他曾经说过,他最崇拜三个人:希特勒、皮诺切特、李光耀。这三个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马来西亚组成后,李光耀又面对语言问题。

马来西亚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都是马来语。李光耀的母语虽然是峇峇马来话,但只能用在市井交谈,在官方的场合不管用。他坚持新加坡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都是英语。

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他要当马来西亚的总理(首相)。这导致他和马来人之间的冲突(见《李光耀的摆平政治思维 》,刊新加坡文献馆)。

【下篇】

李光耀1965年后找美国人做靠山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这个时候,他前此的两个主人,日本天皇与英国君王都已回到遥远的老家去了。他必须另外找个新主人做靠山。美国是很自然的首选。美国也需要新加坡来控制马六甲海峡,一拍即合。

从此,他开始面对美国英语,进入他的第四个语言时期。美国英语虽然有自己的腔调,但和英国英语沟通并无困难。李光耀不必学美国英语的腔调,在面对说美国英语的人时,靠他的峇峇腔英语便足够应用。

1980年,他关闭南洋大学之后,新加坡的整个华文教育系统从此消失,新加坡成为英语单一语言的国家。这很让美国人放心。李光耀当然也更加放心。

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新局面突然出现。邓小平就像汉朝的光武帝,领导中国中兴。他更没想到的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即将赶上美国,而且很可能不久就超过美国。

中国可能不久赶超美国   李光耀忧心忡忡

李光耀面对这样的局面,当然十分担忧。他消解忧愁的办法很独特,只有他想得出。他的方法是:一方面到中国去献策,希望中国走新加坡的路;一方面到美国去献计,给美国打气,鼓励美国重回亚洲和中国抗衡。只要美国人回来,他就感到安全了。

在去年的叙利亚危机时,美国又想发动另一场伊拉克战争,所幸普京挺身而出,制止美国的侵略。这次危机是个分水岭,显示美国的影响力从此向下滑,逐步走上大英帝国的老路。

这样的局面当然令李光耀忧心忡忡,而最令他担心的,恐怕不是美国的生产总值缩减,而是华文教育复兴。华文可能有一天取代英文,成为国际第一大语言。就是这样的心态驱使他在七月份的《福布斯杂志》上发表《英语不会被取代》一文,给美国人打气。

坊间有个传说,李光耀曾经向邓小平建议,把英文定为中国的官方语文。果真有此事,可以反映他心态的两个方面:

其一,他希望中国像新加坡一样,变成英语国家,这样,华文教育就永远都不会在新加坡复苏了。

其二,在他灵魂深处,隐藏峇峇人傲慢自大的基因。他想以夜郎国君之尊给中国制定语文政策,以确保华文教育不再回来。

他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英语不会被取代》里说了些什么呢?这篇文章的内容十分可笑,虽然如此,却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反映。

就文章论文章,其文思混乱,近于语无伦次,几乎一无是处。

《英语不会被取代》说了些什么?

文章的题目是《英语不会被取代》,分上下两节。

上一节的内容和题目大致相关,只是最后一段说到新加坡的双文化精英,和题目无涉。

下一节说“中国的冲击”,并希望美国长期在亚洲制衡中国。这两个话题都深藏在他心中,是老调重弹,但都和题目无关。这显示出他面对目前的局面时,内心混乱不安。可是他无自知之明,日后必定还会再写这样的杂乱文章,向美国人献计献策。

文中的主要论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说英语不会被取代的原因:

其一,英国通过殖民地和工业革命把英语带到世界各地。
其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使到英语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或第二语言。
其三,要这些国家改用别的语言如法语和西班牙语很困难。

第二部分说华语不会取代英语的原因:

其一,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殖民地。
其二,华语有声调,很难学。
其三,汉字很难学,因为汉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组成,没有任何拼音或符号来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
其四,“中国不同地区的人没有多少懂得双语,因为他们的方言非常不同。双语在欧洲人当中更为普遍,因为欧洲的许多语言都源于拉丁词根。”

李光耀的这篇文章是写给美国人看的,可是美国人目前并没有英语即将被华语所取代的担忧。这样的论题对美国人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却如实反映出他内心的状态。只要他在生一天,就会担心华文教育复苏一天。这是他心灵深处的黑暗面。

消灭华文教育是他一生最大的罪恶。如今风烛残年,心里必定担忧有一天被清算。唯一能让他心里好受些的,不是写这样的文章,而是真诚忏悔。

第一部分的三个理由虽也有些道理,但都很表面。因为他对语言问题很外行,所以只能说些外行话。

照一般情况,“第一语文”就是“母语”,只有新加坡例外。别的地方的人,母语是由妈妈决定的,只有新加坡人的母语是由李光耀决定的。这是李光耀畸形的语言政策所造成的,而他的语言政策是依照他的英文沙文主义心态来拟定的,所以新加坡人的“第一语文”并不是“母语”。
既然一般“第一语文”就是“母语”,那么,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澳洲人、纽西兰人都不可能放弃母语,改说法语或西班牙语,所以他的第三个论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按常理,“第一语文”,也就是“母语”,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第二语文是会改变的。李光耀大概不知道,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都正在把华语定为第二语文,取代原先的法语或西班牙语。或者正因为他知道了,所以才心慌。

一种语言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高低,是由受高等教育的人决定的,不是由一般市井百姓决定的。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传授新知识,而知识是由语文传播的。传播新知识的语文地位就自然比较高。至于一般市井百姓,学不学外语都没有什么关系。到菜市场买菜,到杂货店买日用品,到咖啡店闲话,都不需要说外语。

一般社会,只要十分之一的人懂外语就已经很足够。

就中国来说,十分之一的人口是一亿三千万。这十分之一的人,都是受高等教育的。中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需要这么多懂外语的人,而一般人也不需要靠外语生活。

就新加坡而论,以本国人口三百万计算,十分之一是三十万人,如不够,则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六十万人,准够的了。李光耀断定全部人都得说英语,经济才能发展,纯出于英文沙文主义的偏见。

什么人需要懂外语呢?接受和传播新知识的人,尤其是科技界的人,以及发展对外经济的人,主要是工商业界的人。到菜市场买菜,到杂货店买日用品,到咖啡店闲话,为什么得说英语?如果说,只有全民说英语经济才能发展得好,那么,日本、德国、法国等等国家的经济该怎么办?英国人全都讲英语,为什么经济发展反而没有日本、德国、法国好?

在二战以前,世界科技的重心在欧洲,法国和德国最先进,法文和德文是当时科技的主要语言,比英文更重要。一直到今天,在欧洲大陆,法文和德文是通用的语言,仍然比英文重要。法国人即使会说英语,也不大愿意说。

工业革命(约在18世纪中叶)虽起源于英国,但很快就传到欧洲大陆。

日本在明治维新(1860年代)时期,开始输入欧洲工业技术。当时,日本模仿的对象是德国,不是英国。日本人的第二语文是德文,不是英文。清末到日本去的留学生,如鲁迅(1881-1936年)、郭沫若(1892-1984)、郁达夫(1896-1945)等人,除了学日文之外,还学第三语文(日本学生的第二语文),即德文。直到二战以后,日本才放弃德文,改以英文为第二语文。

从清末到民初这段时间,日文在中国高等知识分子间的地位,也远高于英文。

如果再向上推几百年,到文艺复兴(13至16世纪)时代,欧洲科技的中心在意大利,意大利文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语文,不只是科技,人文亦然。

李光耀对华文取代英文地位的恐慌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语文也一样。无论哪一种语文,其地位都不会永远不变。改变语文地位的因素,主要不是历史上有多少殖民地,而是这两个因素:科技和经济。

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在科技和经济两方面都逐渐领先世界,这就造成英文的地位大大提高,超过了法文和德文。如果有一天,美国在科技和经济两方面都走上大英帝国的老路,那么,英文的地位就必定下降。华文会不会取代英文,成为第一大语文,也取决于科技和经济这两个因素。

在清朝中叶以前,中国是科技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十分向往中国。唐代是中国发展的高峰。今后的中国会不会像唐代一样辉煌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一天必定如此。到那时候,中文的地位也必定大大提高。

李光耀目睹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复兴,心里自然十分惊慌。他说:“英文不会被取代”。这是他说来安慰自己的话。他也想这样安慰美国人。

他的这篇文章,实在不十分高明。思路混乱,一大半文不对题,反映出他的内心重重担忧,生怕有一天华文超越了英文,华文教育得以在新加坡复苏。

他说的华语不会取代英语的四个原因,几乎都和题目无关,内容近于胡说八道。

其一,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殖民地。

中国的确在历史上没留下殖民地,但这并不是中文地位无法提高的主要原因。

西班牙在历史上留下许多殖民地。南美洲人说的主要便是西班牙话。西班牙话前此是欧美国家的主要第二语言,可是,现在正让位给中文。语文地位的升和降,主要原因是:科技和经济。美国人已开始担忧其科技和经济,有一天将被中国超越。

其二,华语有声调,很难学。

李光耀是在1955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时,开始学华语的。那个时候,他已经三十二岁。华语在他是“外语”,绝不是他所说的“母语”。成年人学 任何外语都很困难。华语的声调,对初学的外国人的确不容易掌握。李光耀的情形,正是如此,但是,只要愿意用功苦学,也并不那么困难。罗杰斯的女儿,在新加 坡学了两年华语,就能表达自如。欧美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李光耀学了五十多年却做不到?因为他看不起华人和华语。他的内心深处有个英语情结。
其三,汉字很难学,因为汉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组成,没有任何拼音或符号来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

说汉字难学,跟说华语难学是一样的心态。可是,他忘了他在自传中说的话:

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

“日文”也用汉字,难道说日文的汉字比华文的汉字容易学吗?真是痴人说梦话!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日文情结。

至于他说汉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组成,没有任何拼音或符号来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这完全是随意诋毁,就像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反对他的人一样。

超过90%的汉字是“形声字”,“象形字和表意字”不足10%。每一个形声字都包含一个“声旁”。这声旁的功能就是“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他的中文程度很低,照理应该少开口对中文说三道四,但他不知自量,偏偏爱说三道四来误导别人。他的这篇文章是写给美国人看的,美国人不懂,他当然可以蒙混过关,也可以安慰自己,但却误导了别人,居心不良。

其四,“中国不同地区的人没有多少懂得双语,因为他们的方言非常不同。双语在欧洲人当中更为普遍,因为欧洲的许多语言都源于拉丁词根。”

欧洲有许多语言,有更多方言。虽然欧洲语言的许多词语源于拉丁词根,但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变化,未必可以沟通。

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属于拉丁语族,其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较为接近,多少可以通话,其他的语言就未必了。

英语和德语同属于日耳曼语族,但彼此不能通话。日耳曼语族和拉丁语族之间也都不能通话。写出来的书面语,也很不同,不能通读,还不如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借用汉字“笔谈”。

中国的方言虽然很多,幸得汉字,大家写出来的一样,完全可以借汉字沟通。清朝末年,提倡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主张革命的孙逸仙,都来自广东,除了广东话,他们说什么话都带浓重的家乡口音,其他人不易听懂,但写出来都一样,没有沟通困难。这一点,显然是李光耀所不知道的。

中国人会说两种方言的人很多。不必远求,就在李光耀消灭方言之前的新加坡,老一辈人之中,会说两三种方言的人,比比皆是,完全不必借用英语来沟通。年轻一辈因方言被消灭了,当然什么方言都不会说,也听不懂。诚然,“双语在欧洲人当中更为普遍”,但在中国人中更加普遍。这也是李光耀所不知道的。

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最好闭嘴,但李光耀与众不同,他特别爱说外行话。因为他手握大权,没人敢批评他。这就让他更加自以为是,口没遮拦。

李光耀害怕历史对他的审判和定罪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呢?因为乱臣贼子害怕给历史定罪。

历史上推行暴政的独夫民贼,都害怕给历史定罪。李光耀到了风烛残年,内心深处也有这样的恐惧,害怕历史对他的审判,可是,他并不因此洗心革面,自剖忏悔,而是连续出书作文,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希望作《春秋》的人不要将他定罪。

1993年出版的《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附录的履历表中,企图掩饰李光耀替日本皇军收集情报的罪恶:

1942-1945,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经历过大检证,后被迫担任日本新闻社翻译员。

这里有两点篡改历史:

第一,他不是“被迫”的,而是自己申请的。他在自传中明明白白说“我前往应征”,并没有人强迫他。

第二,他不是“日本新闻社的翻译员”,而是“日本陆军报道部的情报员”。他当时以为英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转而效忠天皇,为天皇服务。

给他编“履历表”的人显然意识到替日本人收集情报是当汉奸,所以替他粉饰,说是“被迫”。
为什么李光耀敢于在自传中承认是自己申请的呢?因为他很清楚,历史档案中的资料,总有一天会露出水面,自己承认,或许可以混淆视听,洗脱汉奸的罪名。

这履历表必定给李光耀审阅过。这样的篡改也必定是他同意的。他的内心深处显然是“乱臣贼子惧”。可是,即便如此篡改了,历史仍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位乱臣贼子。

与其篡改历史,著书为自己辩解,不如诚心做《忏悔录》。他会不会有一天自剖忏悔呢?那就要看他是否良知复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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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对下届大选意见书
英巫文译稿将在此陆续贴出

作为坚守“独立自主”和“与民同在”的立场的一个民间组织,人民之友在上个月对即将来临的第14届全国大选投票,发表了一篇以华文书写的意见书,题为: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

这篇意见书的英文译稿,将在近期内在本部落格贴出。马来文译稿将在下个月内贴出。敬请关注!

我们希望,我们在意见书内所表达的对下届大选的立场和观点,能够准确而又广泛地传播到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中接受考验,并接受各党派在这次全国大选斗争和今后实践的检验。


The English and Malay renditions of Sahabat Rakyat’s opinions about next election will be published here consecutively

As an NGO which upholds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position and "always be with the people" principle, Sahabat Rakyat had released a Chinese-written statement of views with regard to the voting in the upcoming 14th General Election, entitled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this statement will be published in our blog in the near future whereas the Malay rendition will be published next month (November). Please stay tuned!

We hope that our position and views pertaining 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expressed in the statement will be accurately and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also examined by the popular masses of various ethnicities and social strata through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struggle of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carried out by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practices in all fields in future.


Akan datang: Penerbitan penterjemahan pendapat Sahabat Rakyat mengenai pilihan raya ke-14 dalam Bahasa Inggeris dan Bahasa Melayu

Sebagai sebuah pertubuhan masyarakat yang berpendirian teguh tentang prinsip "bebas dan berautonomi" dan “sentiasa berdampingan dengan rakyat jelata”, Sahabat Rakyat telah menerbitkan kenyataan tentang pandangan kami terhadap Pilihan Raya Umum ke-14 yang akan datang yang bertajuk "Undilah calon yang menentang Pengislaman Nege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Jangan benarkan puak Mahathir kembali memerintah! "

Penterjemahan Bahasa Inggeris kenyataan tersebut akan diterbitkan dalam blog kita dalam waktu terdekat manakala penterjemahan Bahasa Melayu akan diterbitkan pada bulan hadapan.

Kami berharap pendirian dan pandangan kami berkenaan pilihan raya kali ini yang dinyatakan dalam kenyataan tersebut dapat disebarkan dengan tepat dan meluas untuk diuji dalam kalangan rakyat semua bangsa semua strata sosial melalui penglibatan mereka dalam amalan pelbagai parti politik dalam pertempuran pilihan raya umum kali ini mahupun masa de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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