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20 July 2014

李光耀心中的英语情结

李光耀心中的英语情结
作者/来源:春秋/《新加坡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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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资料图)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李光耀一生为他成功把新加坡改变成为一个消灭母语、独尊英语的社会而沾沾自喜,临终前却为中国可能不久赶超美国、华文或将取代英文成为国际第一大语文的局面到来而忧心忡忡,内心惶恐以至胡说八道。署名“春秋”的本文作者针对李光耀最近在七月份的《福布斯杂志》所撰写的《英语不会被取代》这篇文章做出了尖锐的批判,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消灭华文教育是他(李光耀)一生最大的罪恶。如今风烛残年,心里必定担忧有一天被清算。唯一能让他心里好受些的,不是写这样的文章,而是真诚忏悔。”

原文在《新加坡文献馆》分上、下篇刊出;插图与小标题为本部落格编者所加。以下是全文内容——

【上篇】

政客的言行跟其心态有密切的关系,其言行是其心态的反映。其心态又和早期的生活背景密切相关。

本着这样的思路来看李光耀的言行,便能一清二楚了。

李光耀在七月份的《福布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英语不会被取代》(译文刊于六月二十八日《联合早报》)。这篇文章的内容并无新鲜之处。一个九十几岁的人为什么还要写这样的文章来老调重弹呢?这样的文章要是发表在新加坡倒是有作用的,因为可以一再重申他的语言政策是先知卓见,可是,这样的话题对美国人并无意义,因为美国人不会在这个时候考虑英语会不会被取代。

这篇文章,对于了解李光耀的心态很有帮助,因为反映出他内心的两点忧虑:

其一,他的内心深处有个英语情结;
其二,他担心有一天,英语被取代了,华文教育又再回来。

在了解李光耀的言行、思维、政策之前,先了解他此前的生活背景和心态。

李光耀一生中的四个语言时期

在李光耀以往的岁月中,经历了四个语言时期:

李光耀出生在一个峇峇人的家庭,他的母语是峇峇马来话,也就是峇峇话。这是一种马来话和闽南话混合的语言,而以马来话为主,所以是马来话的一种方言。

早期从中国南来的移民中,以闽南人为多。这些移民学马来话时,难免参杂自己的家乡话。这就是峇峇话的来源。

虽然峇峇话是闽南人起始的,其他非闽南人如:广府、潮州、客家、海南,也都接受,成为大家与马来人及印度人沟通的语言。

峇峇人把子弟送进英文学校就读。这第二代峇峇人学说英语。他们所说的英语也是带峇峇腔调的,就是峇峇英语。这些会说英语的峇峇人成为学校里的英文老师后,峇峇英语便得以在社会上传播。这就是现在常常听说的“新加坡英语”。

虽然峇峇英语并不高明,但是,这样的英语却是峇峇子弟在学校的“第一语言”,并成为他们日后的“工作语言”,让他们可以直接和英国人打交道,成为买办集团,发家致富。

靠英语发达起来的峇峇“富二代”,看不起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自恃英语而养成傲慢自大的心态。

中国人对这些傲慢自大的峇峇人,也嗤之以鼻,互相看不起。中国人之中,有些经商务农而致富,超过了峇峇人,更造成中国人与峇峇人之间的敌视与仇恨。

因为峇峇人的富二代是以英语起家的,而峇峇话却是马来话,所以往往不以此为荣。他们更常说英语,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赞歌。正因此,李光耀在往后的岁月里,绝口不提他的母语,只在自传中一笔带过。

李光耀的母语虽然是峇峇话,但峇峇话并不是他上学后的“第一语言”。他的 “第一语言”是英语,也就是他口口声声说的“工作语言”。李光耀常常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峇峇英语。

由于李光耀的母语是峇峇话,他所说的英语很自然的带峇峇腔。虽然他在剑桥读书那几年,多少学了些剑桥地方的腔调,却始终无法掩饰他的峇峇腔。他写英文时,当然可以学英国人,但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天分极强的人。他写英文的能力虽然比一般受华文教育的人强,但并无突出的个人风格,也欠缺文采。他毕竟不是泰戈尔,也不是丘吉尔。纳吉说的英语就比他强,无论发音、节奏、语调,都胜过他。只是纳吉是马来人,是他所看不起的。

尽管李光耀说英语带峇峇腔,他在面对非受英文教育的人时,始终自恃其英文而自高自大。他继承了峇峇人对非我族类的怨恨心理,加上他先天嚣张而又自私自利的本性(见《李光耀飘洋过海伦敦补遗》刊新加坡文献馆),以致成为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在掌权之后,很自然的独尊英语,消灭了所有马来文、印度文、中文学校,只准办英文学校。

李光耀早年的生活背景,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个难解的英语情结。这对他日后从政造成巨大影响。

李光耀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

一个人的母语,乃是生命的一部分,在一生之中,至为重要,就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样。李光耀的母语本是峇峇马来话,但是,为了实利,他弃之如草芥,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进而用为“工作语言”,最后成为“家庭语言”,即使为了选票而把孩子送进华校,仍然一家全说英语。这是他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造成的。

就因为他的这段经历,在他牢握政权之后,强迫所有华人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进而用为“工作语言”,最后成为“家庭语言”。华文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体系就这样被销毁。

他不仅销毁华文学校,也销毁了马来文和印度文的学校。他要所有的人都按照他的习惯生活。他要所有的人都重功利,轻情义。他所塑造的新加坡社会便正是如此。

在他的第二个时期中,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有更可怕的表露。

1941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前后约三年零六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在李光耀的一生中却十分重要,奠定他对权力的观念,施政的手段。通过李光耀的回忆片段,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本性(见《风雨独立路》第四章):

1月31日上午八点左右,莫里斯•贝克和我坐在莱佛士学院行政楼的栏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贝克还记得当时戴尔教授绕过墙角,朝我们 走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我们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戴尔教授听见我的话,但把头转开,继续往前走。

莱佛士书院是李光耀的母校。他的母校被日军轰炸了,他并不感到悲伤,也不感到愤怒,只是听到爆炸声感到害怕而已。他对自己的母校毫无情义。这在他后来掌权之后,更加明显。
1972年,李光耀把莱佛士书院搬走,随后拆掉,让出地方来建旅店和购物商场。他显然对自己的母校毫无感情,就像她当初抛弃自己的母语一样。

莱佛士书院在1823年创立,是新加坡第一间书院,校舍属于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最不应该拆掉。虽然其地皮值钱,亦应保留。旅馆和商场可以建在别的地方。跟莱佛士书院紧邻的圣尼格拉女校、莱佛士酒店、圣约瑟书院、公教中学、道南小学等古雅建筑都得到保留,为何单单拆掉莱佛士书院?更何况莱佛士书院是他的母校。真不可理喻!是不是他当初就读莱佛士书院时有不好的记忆,非得拆掉不可呢?单就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就是这种本性导致他日后强迫别人改变母语,封闭别人的母校而不当一回事。

李光耀在日治时期苦学日文

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政权转换了。这给李光耀带来机会。在他的母校被日本皇军轰炸的时候,他不禁“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他当时心里必定在盘算着如何在新政权的管制下,升官发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用功学日文。他回忆说(见《风雨独立路》第五章):

我发现日文不光由汉字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写成片假名(日语字母的楷书)和平假名(日语字母的草书)。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为了避免麻烦和便于谋生,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期三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文凭。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但是在变音和文法方面,日文显得更加复杂。

日文班毕业典礼在皇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举行。日本皇历是由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个朝代建立时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时钟拨快一个半小时,改为东京时间。我们朝东京日本皇宫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峇峇人原本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皇家华人”,就读英文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和“工作语文”,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赞歌。英军溃败后, 李光耀赶紧看风使舵,投靠日本人。他把英文抛开一边,正如他前此抛开自己的母语一样,下定决心学日文,为日本皇军服务,以日文为“第一语文”和“工作语文”,效忠“我的主人”日本天皇,唱《君之代》的赞歌。

他用了三个月苦学日文,考试及格。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这样认真学过华文。他学华文学了五十多年,至今还是不及格。这反映出他重视日文远超过华文的心态。即使是在七十年后回想陈年往事,他仍然不忘诋毁华文:

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

日文是世上最难学的语文。单是字母就有五十个,而且分两套。“片假名”和“平假名”并不仅仅是“楷书”和“草书”的区别,而是各有不同的用途。片假名用来标外来语音,平假名用来标日语音。所用汉字每一个都有几个读音。按照日语音来读,叫“训读”,按照汉字原本读音来读,叫“音读”。这音读的音又随当初传入日本的时间而异。大约六朝时候传入日本的读音叫“吴音”,唐朝时候传入日本的读音叫“汉音”,宋朝以后传入日本的读音叫“唐音”。

日文有两套字母,又有汉字,每一个汉字又有几个读音,是最难学的语文,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认为日文容易学,而李光耀偏偏说“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他并不是一个有语言天分的人。他要是真的觉得日文较华文容易学,那是因为他是有目的而学日文,肯下苦功,所以考试及格。他从来都不曾认真学习过华文,只是想学“讲华语”,所以学了大半辈子都学不好。他从不忘记故意诋毁华文,为自己的语言政策辩解。

他认为华文难学的原因是因为华文有“四声”。他大概不知道,离开新加坡不远的邻国,泰国、越南、缅甸的语言都是有声调的。这几个国家的语文也难学吗?他对语文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却常常以专家自居,说孤陋寡闻的话。这一点,他百年不变,虽风烛残年而仍不忘随时随地诋毁华文。

李光耀学了日文后,先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日文更进步了,便为新主人,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见《风雨独立路》第四章):

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

这时候,日文是他的“第一语文”,也是“工作语文”。在李光耀的观念中,工作语文远比母语重要。因此,日文在他的一生中,远比华文重要,华文从来都不是他的“第一语文”,更不是“工作语文”,只是“选票语文”,偶尔讲几句来拉选票。

他给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让皇军利用来杀害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的抗日游击队人员(见《李光耀事不关己不劳心》,刊新加坡文献馆)。

由于他的本性重功利,轻情义,他并不认为替日本皇军收集情报是可耻的事。他完全无视汉奸的罪名,只求一时功利。他掌权之后,就以这样的观念来教导新加坡的下一代,导致新加坡人成为世界上最冷漠的人。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战后他从不说一句谴责日本侵略的话,为什么他担心日本的人口老化而向日本献计献策,为什么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偏袒日本。日本在他心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他给日本人服务,对他还有更重要的影响(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

他学习日本皇军的残暴手段,了解权力的重要,日后当政时,就用来对付反对他的人。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反对他的人送入监牢,残酷虐待,借此以白色恐怖的手段威吓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逼迫服从,以达到统治的目的。日本皇军是他的老师。他称赞皇军说(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他们建立一种制度,平民、士兵和学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诵天皇圣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1965年以后,他要所有新加坡学生和军人,天天念“信约”,宣誓效忠,就是从日本皇军那里学来的。他的教育政策只有一个目的:“要人们服从”,接受他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他绝没想到,今天最反对他的人,就是天天念他的“信约”,信誓旦旦的年轻一代。

1945年,正当李光耀投靠日本人,为皇军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了。李光耀又急急忙忙看风使舵,投入英国人的怀抱。在得到另一个叫陈崇秋的汉奸的帮助,到英国读书(见《李光耀昭南岛纪实补遗》,刊新加坡文献馆)。

这是李光耀的第三个语言时期。他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又变成了英语,用回第一个时期的语言。这在他无需多大改变,只是效忠的对象由“日本天皇”改为英国国王,所唱赞歌由《君之代》再改为《天佑吾王》。

这个时期的语言改变,在他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在这方面已经验丰富。

第一期的时候,他还是个学生,还来不及跻身买办集团,英国人就被日本人打垮了。现在英国人回来了,他便趁机倒入英国人的怀抱,为日后掌权铺路。

1960年代初被英国人扶持上台

英国一九六十年代外交部长乔治布朗(George Brown, 1914 –1985)曾经对李光耀说:

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哈里(李光耀),你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

这个时期,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得到英国人的扶植,登上政坛,实行他在日治时期学到的利用权力的手段。这在他个人是福,在新加坡老百姓是祸。他一上台就展现权力,迫害反对的人,就如皇军以杀人为乐一样。他对权力极度迷恋,即使九十高龄的今天,已经没有精力出席国会,却仍然当国会议员,死抓住权力不放,生怕一旦失去权力就会被遗弃,甚至于被清算。

权力,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英语,是他追求权力的工具。他在这个时期获得的政治权力,让他变为更加疯狂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

好景不长,二战之后,大英帝国的太阳渐渐日落西山,无法维持海外的军事基地。

1963年,在撤回老家之前,把几块殖民地组成马来西亚。这是英国人恶毒的计划。

李光耀按照英国人的意指,依据英国人制定的“内部治安法令”,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反对者,无期监禁,残酷虐待。这是他从日本皇军那里学来的暴虐管治手段。

就因为他的手段毒辣,赢得英国的纳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一九七十年代的领袖John Tyndall(1934–2005)的赞赏。他曾经说过,他最崇拜三个人:希特勒、皮诺切特、李光耀。这三个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马来西亚组成后,李光耀又面对语言问题。

马来西亚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都是马来语。李光耀的母语虽然是峇峇马来话,但只能用在市井交谈,在官方的场合不管用。他坚持新加坡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都是英语。

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他要当马来西亚的总理(首相)。这导致他和马来人之间的冲突(见《李光耀的摆平政治思维 》,刊新加坡文献馆)。

【下篇】

李光耀1965年后找美国人做靠山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这个时候,他前此的两个主人,日本天皇与英国君王都已回到遥远的老家去了。他必须另外找个新主人做靠山。美国是很自然的首选。美国也需要新加坡来控制马六甲海峡,一拍即合。

从此,他开始面对美国英语,进入他的第四个语言时期。美国英语虽然有自己的腔调,但和英国英语沟通并无困难。李光耀不必学美国英语的腔调,在面对说美国英语的人时,靠他的峇峇腔英语便足够应用。

1980年,他关闭南洋大学之后,新加坡的整个华文教育系统从此消失,新加坡成为英语单一语言的国家。这很让美国人放心。李光耀当然也更加放心。

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新局面突然出现。邓小平就像汉朝的光武帝,领导中国中兴。他更没想到的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即将赶上美国,而且很可能不久就超过美国。

中国可能不久赶超美国   李光耀忧心忡忡

李光耀面对这样的局面,当然十分担忧。他消解忧愁的办法很独特,只有他想得出。他的方法是:一方面到中国去献策,希望中国走新加坡的路;一方面到美国去献计,给美国打气,鼓励美国重回亚洲和中国抗衡。只要美国人回来,他就感到安全了。

在去年的叙利亚危机时,美国又想发动另一场伊拉克战争,所幸普京挺身而出,制止美国的侵略。这次危机是个分水岭,显示美国的影响力从此向下滑,逐步走上大英帝国的老路。

这样的局面当然令李光耀忧心忡忡,而最令他担心的,恐怕不是美国的生产总值缩减,而是华文教育复兴。华文可能有一天取代英文,成为国际第一大语言。就是这样的心态驱使他在七月份的《福布斯杂志》上发表《英语不会被取代》一文,给美国人打气。

坊间有个传说,李光耀曾经向邓小平建议,把英文定为中国的官方语文。果真有此事,可以反映他心态的两个方面:

其一,他希望中国像新加坡一样,变成英语国家,这样,华文教育就永远都不会在新加坡复苏了。

其二,在他灵魂深处,隐藏峇峇人傲慢自大的基因。他想以夜郎国君之尊给中国制定语文政策,以确保华文教育不再回来。

他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英语不会被取代》里说了些什么呢?这篇文章的内容十分可笑,虽然如此,却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反映。

就文章论文章,其文思混乱,近于语无伦次,几乎一无是处。

《英语不会被取代》说了些什么?

文章的题目是《英语不会被取代》,分上下两节。

上一节的内容和题目大致相关,只是最后一段说到新加坡的双文化精英,和题目无涉。

下一节说“中国的冲击”,并希望美国长期在亚洲制衡中国。这两个话题都深藏在他心中,是老调重弹,但都和题目无关。这显示出他面对目前的局面时,内心混乱不安。可是他无自知之明,日后必定还会再写这样的杂乱文章,向美国人献计献策。

文中的主要论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说英语不会被取代的原因:

其一,英国通过殖民地和工业革命把英语带到世界各地。
其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使到英语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或第二语言。
其三,要这些国家改用别的语言如法语和西班牙语很困难。

第二部分说华语不会取代英语的原因:

其一,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殖民地。
其二,华语有声调,很难学。
其三,汉字很难学,因为汉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组成,没有任何拼音或符号来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
其四,“中国不同地区的人没有多少懂得双语,因为他们的方言非常不同。双语在欧洲人当中更为普遍,因为欧洲的许多语言都源于拉丁词根。”

李光耀的这篇文章是写给美国人看的,可是美国人目前并没有英语即将被华语所取代的担忧。这样的论题对美国人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却如实反映出他内心的状态。只要他在生一天,就会担心华文教育复苏一天。这是他心灵深处的黑暗面。

消灭华文教育是他一生最大的罪恶。如今风烛残年,心里必定担忧有一天被清算。唯一能让他心里好受些的,不是写这样的文章,而是真诚忏悔。

第一部分的三个理由虽也有些道理,但都很表面。因为他对语言问题很外行,所以只能说些外行话。

照一般情况,“第一语文”就是“母语”,只有新加坡例外。别的地方的人,母语是由妈妈决定的,只有新加坡人的母语是由李光耀决定的。这是李光耀畸形的语言政策所造成的,而他的语言政策是依照他的英文沙文主义心态来拟定的,所以新加坡人的“第一语文”并不是“母语”。
既然一般“第一语文”就是“母语”,那么,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澳洲人、纽西兰人都不可能放弃母语,改说法语或西班牙语,所以他的第三个论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按常理,“第一语文”,也就是“母语”,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第二语文是会改变的。李光耀大概不知道,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都正在把华语定为第二语文,取代原先的法语或西班牙语。或者正因为他知道了,所以才心慌。

一种语言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高低,是由受高等教育的人决定的,不是由一般市井百姓决定的。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传授新知识,而知识是由语文传播的。传播新知识的语文地位就自然比较高。至于一般市井百姓,学不学外语都没有什么关系。到菜市场买菜,到杂货店买日用品,到咖啡店闲话,都不需要说外语。

一般社会,只要十分之一的人懂外语就已经很足够。

就中国来说,十分之一的人口是一亿三千万。这十分之一的人,都是受高等教育的。中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需要这么多懂外语的人,而一般人也不需要靠外语生活。

就新加坡而论,以本国人口三百万计算,十分之一是三十万人,如不够,则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六十万人,准够的了。李光耀断定全部人都得说英语,经济才能发展,纯出于英文沙文主义的偏见。

什么人需要懂外语呢?接受和传播新知识的人,尤其是科技界的人,以及发展对外经济的人,主要是工商业界的人。到菜市场买菜,到杂货店买日用品,到咖啡店闲话,为什么得说英语?如果说,只有全民说英语经济才能发展得好,那么,日本、德国、法国等等国家的经济该怎么办?英国人全都讲英语,为什么经济发展反而没有日本、德国、法国好?

在二战以前,世界科技的重心在欧洲,法国和德国最先进,法文和德文是当时科技的主要语言,比英文更重要。一直到今天,在欧洲大陆,法文和德文是通用的语言,仍然比英文重要。法国人即使会说英语,也不大愿意说。

工业革命(约在18世纪中叶)虽起源于英国,但很快就传到欧洲大陆。

日本在明治维新(1860年代)时期,开始输入欧洲工业技术。当时,日本模仿的对象是德国,不是英国。日本人的第二语文是德文,不是英文。清末到日本去的留学生,如鲁迅(1881-1936年)、郭沫若(1892-1984)、郁达夫(1896-1945)等人,除了学日文之外,还学第三语文(日本学生的第二语文),即德文。直到二战以后,日本才放弃德文,改以英文为第二语文。

从清末到民初这段时间,日文在中国高等知识分子间的地位,也远高于英文。

如果再向上推几百年,到文艺复兴(13至16世纪)时代,欧洲科技的中心在意大利,意大利文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语文,不只是科技,人文亦然。

李光耀对华文取代英文地位的恐慌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语文也一样。无论哪一种语文,其地位都不会永远不变。改变语文地位的因素,主要不是历史上有多少殖民地,而是这两个因素:科技和经济。

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在科技和经济两方面都逐渐领先世界,这就造成英文的地位大大提高,超过了法文和德文。如果有一天,美国在科技和经济两方面都走上大英帝国的老路,那么,英文的地位就必定下降。华文会不会取代英文,成为第一大语文,也取决于科技和经济这两个因素。

在清朝中叶以前,中国是科技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十分向往中国。唐代是中国发展的高峰。今后的中国会不会像唐代一样辉煌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一天必定如此。到那时候,中文的地位也必定大大提高。

李光耀目睹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复兴,心里自然十分惊慌。他说:“英文不会被取代”。这是他说来安慰自己的话。他也想这样安慰美国人。

他的这篇文章,实在不十分高明。思路混乱,一大半文不对题,反映出他的内心重重担忧,生怕有一天华文超越了英文,华文教育得以在新加坡复苏。

他说的华语不会取代英语的四个原因,几乎都和题目无关,内容近于胡说八道。

其一,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殖民地。

中国的确在历史上没留下殖民地,但这并不是中文地位无法提高的主要原因。

西班牙在历史上留下许多殖民地。南美洲人说的主要便是西班牙话。西班牙话前此是欧美国家的主要第二语言,可是,现在正让位给中文。语文地位的升和降,主要原因是:科技和经济。美国人已开始担忧其科技和经济,有一天将被中国超越。

其二,华语有声调,很难学。

李光耀是在1955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时,开始学华语的。那个时候,他已经三十二岁。华语在他是“外语”,绝不是他所说的“母语”。成年人学 任何外语都很困难。华语的声调,对初学的外国人的确不容易掌握。李光耀的情形,正是如此,但是,只要愿意用功苦学,也并不那么困难。罗杰斯的女儿,在新加 坡学了两年华语,就能表达自如。欧美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李光耀学了五十多年却做不到?因为他看不起华人和华语。他的内心深处有个英语情结。
其三,汉字很难学,因为汉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组成,没有任何拼音或符号来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

说汉字难学,跟说华语难学是一样的心态。可是,他忘了他在自传中说的话:

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

“日文”也用汉字,难道说日文的汉字比华文的汉字容易学吗?真是痴人说梦话!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日文情结。

至于他说汉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组成,没有任何拼音或符号来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这完全是随意诋毁,就像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反对他的人一样。

超过90%的汉字是“形声字”,“象形字和表意字”不足10%。每一个形声字都包含一个“声旁”。这声旁的功能就是“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他的中文程度很低,照理应该少开口对中文说三道四,但他不知自量,偏偏爱说三道四来误导别人。他的这篇文章是写给美国人看的,美国人不懂,他当然可以蒙混过关,也可以安慰自己,但却误导了别人,居心不良。

其四,“中国不同地区的人没有多少懂得双语,因为他们的方言非常不同。双语在欧洲人当中更为普遍,因为欧洲的许多语言都源于拉丁词根。”

欧洲有许多语言,有更多方言。虽然欧洲语言的许多词语源于拉丁词根,但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变化,未必可以沟通。

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属于拉丁语族,其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较为接近,多少可以通话,其他的语言就未必了。

英语和德语同属于日耳曼语族,但彼此不能通话。日耳曼语族和拉丁语族之间也都不能通话。写出来的书面语,也很不同,不能通读,还不如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借用汉字“笔谈”。

中国的方言虽然很多,幸得汉字,大家写出来的一样,完全可以借汉字沟通。清朝末年,提倡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主张革命的孙逸仙,都来自广东,除了广东话,他们说什么话都带浓重的家乡口音,其他人不易听懂,但写出来都一样,没有沟通困难。这一点,显然是李光耀所不知道的。

中国人会说两种方言的人很多。不必远求,就在李光耀消灭方言之前的新加坡,老一辈人之中,会说两三种方言的人,比比皆是,完全不必借用英语来沟通。年轻一辈因方言被消灭了,当然什么方言都不会说,也听不懂。诚然,“双语在欧洲人当中更为普遍”,但在中国人中更加普遍。这也是李光耀所不知道的。

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最好闭嘴,但李光耀与众不同,他特别爱说外行话。因为他手握大权,没人敢批评他。这就让他更加自以为是,口没遮拦。

李光耀害怕历史对他的审判和定罪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呢?因为乱臣贼子害怕给历史定罪。

历史上推行暴政的独夫民贼,都害怕给历史定罪。李光耀到了风烛残年,内心深处也有这样的恐惧,害怕历史对他的审判,可是,他并不因此洗心革面,自剖忏悔,而是连续出书作文,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希望作《春秋》的人不要将他定罪。

1993年出版的《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附录的履历表中,企图掩饰李光耀替日本皇军收集情报的罪恶:

1942-1945,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经历过大检证,后被迫担任日本新闻社翻译员。

这里有两点篡改历史:

第一,他不是“被迫”的,而是自己申请的。他在自传中明明白白说“我前往应征”,并没有人强迫他。

第二,他不是“日本新闻社的翻译员”,而是“日本陆军报道部的情报员”。他当时以为英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转而效忠天皇,为天皇服务。

给他编“履历表”的人显然意识到替日本人收集情报是当汉奸,所以替他粉饰,说是“被迫”。
为什么李光耀敢于在自传中承认是自己申请的呢?因为他很清楚,历史档案中的资料,总有一天会露出水面,自己承认,或许可以混淆视听,洗脱汉奸的罪名。

这履历表必定给李光耀审阅过。这样的篡改也必定是他同意的。他的内心深处显然是“乱臣贼子惧”。可是,即便如此篡改了,历史仍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位乱臣贼子。

与其篡改历史,著书为自己辩解,不如诚心做《忏悔录》。他会不会有一天自剖忏悔呢?那就要看他是否良知复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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