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12 April 2014

太阳花学运能代表台湾民主吗?

太阳花学运能代表台湾民主吗?

作者 / 来源:寒竹 /《观察者网》2014-04-10 评论


“3•18”占领立法院事件——台湾“太阳花学运”(资料图)

2014年4月8日,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学生领导人陈为廷、林飞帆召开记者会宣布,抗议学生将于4月10日退出议场。至此,在历时21天之后,太阳花学运终于告一段落。

对于这次学生抗议运动,两岸媒体因各自立场不同,持论也不尽相同;学界中人也因视角不同,而评价迥异。一时间,很难有一个完整的呈现。本文仅就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一初步梳理:第一,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是不是民主运动?第二,占领“立法院”行动是否违背法律?第三,台湾政治的未来走向如何?

占领“立法院”与民主原则背道而驰

占领“立法院”是不是民主运动的一种形式?为了避免双重标准,本文把太阳花学运放在台湾的政治框架中来分析,仅用台湾的政治制度来分析这场学运的性质。

从形式上看,台湾的政治制度有很多自己的传统特色,比如至今仍保留了传统的五权宪法。但就其本质而言,台湾的政治制度类似于法国的半总统制,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模仿。在政治权力的五权中,行政权(包括“总统”和“行政院长”)和立法权居于主导地位,其余三权在政治事务中影响相对较小。

这次太阳花学运的起因是“立法院”的立法行为,运动的中心也是在“立法院”。3月17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等8个委员会联席初审《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国民党籍“立委”张庆忠在混乱中宣布服贸审查超过3个月,依法视为已审查,送“立法院”院会存查,引发部分人士不满。持反对立场的民间团体和学生在18日晚间突破“立法院”警卫,占领“立法院”议场,抗议《两岸服贸协议》,由此揭开太阳花学运的帷幕。

社会对学生的同情和宽容并不意味着学生运动天然正确
(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供图)

从事件经过看,学生的抗议行动有两个聚焦点:一个是反对《两岸服贸协议》本身,一个是反对国民党“立委”推动审议的方式和程序。

对于任何社会来说,立法机构的每个议案都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是社会利益多元化使然,不足为奇。所以,台湾的某些群体,包括太阳花学运中的学生坚决反对《两岸服贸协议》亦属正常。但是,按照台湾的基本制度,不同社会群体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但却必须尊重立法机构的决议,因为这个立法机构是经选举产生,在名义上是体现了大多数民众的政治授权。如果每个社会群体都可以直接干预或否定立法机构的议程,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立法机构的合法性,从而也否定了产生立法机构的民主程序。所以,太阳花学运以抗议《两岸服贸协议》为由而占领“立法院”,不仅不具有民主性质,而且跟民主政治背道而驰。

抗议者的另一个理由是国民党主导的审议程序有问题,有违“立法院”的议事原则。在代议制社会,立法机构的议事程序引发争论也是常事。这种争论可能发生在立法机构内部,也可能发生在大众舆论中。但是对议事程序是否合规,也是人言人殊,难有定论,所以这种争议通常只有在立法机构内部按照民主程序来讨论,最后由多数议决的方式来解决。外部批评主要是一种社会压力,要求立法机构尊重民主的议事程序。

但是,如果某个人或某个社会群体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就断言立法机构违背议事程序,并据此阻止立法机构的日常议事,显然是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次学生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就判定立法机构的议事程序有问题,进而直接占领“立法院”,显然已明显违背民主原则。

其实,从政治常识来看,太阳花学运与民主原则相违是显而易见的。民主的基本定义就是多数人决定。无论是本质还是形式,民主这个概念都不能离开大多数人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占领“立法院”的学生人数不到全台人口的1%,在数量上居于极少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生既非台湾民众的政治代表,也非台湾学生的政治代表,从来没有任何民众对这些学生授权,所以,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跟民主政治完全背道而驰。

那么,为什么这些本来违反民主原则的学生要给自己贴上民主的标签呢?为什么一些政客与学者也高调地把这一行动称之为民主运动?这当中主要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需要道德和正义的基础支撑,突破法律界限的政治行动则更是需要找到合法性的理由,于是,民主常常成为一些人自我标榜的标签。民主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正确的标签,在非西方国家,几乎每一场街头运动或类似行动通常都会自我标榜为“民主运动”,尤其是当这场运动突破了法律的界限时。在很多场合,民主口号事实上已经成为某些社会群体违背法律秩序,践踏民主原则的一件漂亮外衣。只不过由于抗议学生的自我标榜,以及一些政客和学者添油加醋,违反民主与法治的太阳花学运才能摇身一变,披上民主运动的外衣。

第二,学生运动天然合理的错误理念至今仍支配着一些人的价值判断。学生群体跟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关系相对较远,对社会问题也较为敏感。而学生的社会关系又决定了社会上大多数家庭都跟学生有千丝万缕的亲情关系,所以学生群体最容易获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也很容易被一些政治群体所利用,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如此。

但是,社会对学生的同情和宽容并不意味着学生运动天然正确。不可否认,学生运动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都曾经起过积极的先锋队作用。但是,由于现代社会教育与文化普及,所有社会群体在政治表达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优于其他群体,可以凌驾于法律与民主原则之上。学生这个群体并不天然占有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更不天然有颁发民主勋章的权力。

所以,简单地把学运等同于民主或正义,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陈旧思维定式,在当今社会已经完全有违于现实。



占领“立法院”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

如果说,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是一种反民主的行动,那么这种行动是否违反台湾的法律的呢?目前大约有两种意见。

在学生占领“立法院”期间,民进党“立委”萧美琴给美国发出一封公开信,陈述学生占领“立法院”行动的合法性。美国的《纳尔逊报告》在3月27日刊登了萧美琴的公开信,接着在28日刊登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教授,美国在台协会(AIT)理事卜道维的文章。卜道维针对民进党 “立委”萧美琴给台湾学生反服贸行动背书的公开信,讲了这样一番话: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就和民进党“立委”占领议会主席台一样,都是违法行为。如果在美国,是不会容许的。

与卜道维的观点相近,许多台海两岸的学者也把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视为一种违法行为。但是,也有两岸学者出来从法律角度为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背书。下面仅讨论一个较为典型的观点。《共识网》最近登载了周志兴与吴强的对话,其中有这样的说法:

“民意代表的议事大厅,是民意代表公共审议、讨论的空间,这个空间因为学生的进入,变成了更为直接的一种公共空间,全台湾岛的人民都在关注议会大厅有什么事发生。我们恰恰是通过学生的占领听到了各方面的声音,甚至听到了在服贸协定之前我们听不到的大陆方面的声音,大陆知识分子的声音,这是此前难以想象的。”

“根据台湾修订的新《集会游行法》,‘立法院’并不是一定要经过许可才能进行示威的场所。”(见《共识网》周志兴与吴强的对话)

以上两种不同意见各自的依据不同。美国学者卜道维认为,学生占领立法机关这种行为在美国属于违法,法律不会允许。而中国大陆《共识网》上的登载文章则把立法机关看成是人人都可以表达意见的议事大厅,人民不仅有权进入,而且人民的直接进入还可以把立法机关变成更为直接的公共空间,让全体民众更为了解立法机关大厅里的活动。

台湾学运打着民主的旗号却不按照民主原则行事
(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供图)

美国卜道维的所言,跟一般人理解的美国法律制度基本一样。众所周知,即使在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的20世纪60年代,民众的各种街头示威虽然激烈,但也 从未占领过国会与白宫。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领导的进军华盛顿游行有几十万人之众,但也只是聚集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讲演,而未占领国会。

那么,台湾的法律是否是独树一帜,允许示威人士随意占领立法机关呢?笔者没有看到作肯定判断的中国学者提出具体的法律依据。但据笔者所知,台湾“立法院”并非一个人人都可以随意进入的公共议事场所。根据台湾的法律,关于“立法院”的法规至少有《“立法院”维护安全实施办法》、《“立法院”议场安全维护及管理要点》以及《“立法院”会客请愿参观访问旁听等作业程序及管制要点》,立法机关并非可以随意占领的自由公共空间。

笔者在2013年3月曾到台湾“立法院”参加过旁听,在进入“立法院”时也有一些台湾本地民众参加旁听,但所有进入“立法院”的民众都需要进行登记而领取进入的标记,在“立法院”辩论时也只能坐在隔离开来的旁听席。在整个旁听期间,也从未看到任何旁听者跑到议事大厅中间进行干预而不受制止。

其实,只要稍有法律和政治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可以允许立法机关被随意占领。依据代议制度,议员在立法机关行使的权力来自民众的授权,而普通人并未得到授权,又怎么能进入立法机关干预或阻止立法活动呢?如果一些人有不同意见就可以随意进入并霸占立法机构,那么,一个社会有那么多意见不同的群体,大家都有一样的权利进入并占领,又怎样和平共享“立法院”的公共空间呢?这一次,反服贸学生突破警卫阻止,强行进入“立法院”后,又要求警卫阻止挺服贸的劳工团体进入“立法院”,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难道占领“立法院”的学生比劳工团体的成员有更多的特权吗?

近年来中国大陆知识界反思“文革”的声音一直不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提起“文革”就义愤填膺的学者似乎又都很忠实地继承了“文革”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如果仍旧抱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心态来看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最后难免重蹈当年红卫兵的覆辙。

台湾政治的未来走向

历时21天的太阳花学运虽未造成重大伤亡,但却进一步激化了台湾的社会矛盾和族群矛盾,民众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分裂。展望未来,台湾社会至少面临着以下几个危机:

第一,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活动虽然结束了,但《两岸服贸协议》已经和统独问题绑在一起。
在整个太阳花学运期间,学生领导人反复声称主张“台湾独立”,强调自己不是中国人。学运团体在宣布退场时讲得很清楚:这次太阳花学运“在国际地缘政治上,(我们)彻底宣示了台湾人不愿意受中国摆布的全民意志”。这说明,太阳花学运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政治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服贸协议本身,已经上升到所谓台湾的“国家安全问题”。所谓“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将不召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相关团协商会议”的说法,意味着将来任何有关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协议,都必须建立在所谓台湾“独立与安 全”的前提和基础之上。两岸之间的经贸合作将会进一步政治化。

第二,《两岸服贸协议》的受挫将导致台湾在整个亚太经济中进一步边缘化,经济会进一步萎靡不振,就业问题将会成为分裂台湾的社会问题。台湾就业市场的不振将会促使大量眼界开阔,不受统独情结纠缠的年轻学生到大陆学习和就业,这对两岸进一步了解和交流虽然有好处,但也导致留在岛内的年轻人更加保守并在社会中的声音更大。未来台湾的族群矛盾和阶层矛盾都会进一步加剧。

第三,太阳花学运对台湾政治最大的影响,在于对“立法院”多数议决的程序的破坏。如果在“立法院”的议事过程中,在议决中落败的少数人可以用暴力形式阻止议事日程,可以动员街头民众强行进入“立法院”阻止正常立法程序,那么“立法院”将沦为肢体冲突的擂台而非立法机构。这一次台湾太阳花学运开创了少数人违反法律和民主,强行推行政治意志而不受制裁的先例。在台湾未来的政治纷争中,会诱使更多后来者效法。在未来的台湾政治中,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根本原则将会受到挑战。社会各群体采取制度外抗争来达成目标的事件,会层出不穷。

第四,如果这次太阳花学运导致《两岸服贸协议》受挫,下一次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就很少有可能只有一个群体进入。鉴于占领者可以得利的经验,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都可能试图进入“立法院”,由一个政治团体独霸立法院的现象不会再有,“立法院”将有可能成为不同政治团体相互争斗的政治广场。到时候, 台湾的法律如何来维系广场化的“立法院”秩序将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简而言之,这次太阳花学运对台湾社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也是对台湾转型成果的一次大考。多年来,台湾不仅经济发展受挫,移植的西式民主机制也水土不服。除非岛内的有识之士能够痛定思痛,挽狂澜于既倒,否则台湾难免走上历史的歧路,最终付出代价的只会是岛内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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