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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16周年纪念,针对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发表专题文章,供给我国民间组织和民主人士参考,并接受我国各族人民民主改革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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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恭祝各界2017新年进步、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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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加影州议席补选诉求 / Tuntutan-tuntutan Pilihan Raya Kecil Kaj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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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风波•宪法权利•宗教自由”论坛 / Forum "Krisis perkataan Allah • Hak berperlembagaan • Kebebasan berag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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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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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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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 The New Phase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Malaysia / Fasa Baru Reformasi Demokratik d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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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为庆祝15周年(2001—2016)纪念,在2016年9月上旬发表了最近5年(2011—2016)工作报告(华、巫、英3种语文),并在9月25日在新山举办一场主题为“认清斗争敌友,埋葬巫统霸权”的论坛。

Saturday, 27 December 2014

反共标志与慰安所

反共标志与慰安所

作者 / 来源:商丘羊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12月8日,新加坡滨海公园“反共标记”由曾经负责内部安全的前总统纳丹主持揭幕。根据报纸报道,设立标记的目的是:

“这个标记献给在动荡岁月里,近8000名曾为反马来亚共产党而在斗争中牺牲或受伤的执法人员与平民,以及所有曾为‘对抗共产主义暴力与威胁’而作出贡献的新加坡人。”

很明显的,8000人“牺牲或受伤”是指1948年紧急法令施行后的马来亚英殖民主义的军警人员、政治部特务,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后继续延续紧急法令与共产党对抗中的死亡人数,主要是军警人员。

马来亚共产党于1989年与泰国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硝烟早已散去。当时无论是谈判或签署,新加坡都没有受到邀请,也就是和谈三方都没有把新加坡放在眼里。对此,新加坡政府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被冷落,而实际上也真的被冷落。事隔25年,新加坡怒气犹未消除,于是抬出标记,似乎要模糊人们的视觉,让人觉得合艾的和平协议自己也出了一份力量。除此之外,近来坊间不断出现评论马共以及左翼运动的著作,引起当局的内心恐慌,唯恐让人看出新加坡行动党政权建立的阴谋手段,因此处心积虑地把马共和左翼划上等号,把林清祥等人贴上共产党标签。

标记揭幕同时,访问了三几个人,但都是当年的共产党的敌人,有警员和殖民地政府人员。马共的敌人除了军警之外,还有政治部人员、线人与叛徒。英国人围剿马共时期设立了许多“新村”,对嫌疑者采取屠杀行动,甚至砍下男女头颅提在手上拍照,这些照片今日犹存。其中还有一张是一个当时参加英军的新加坡人,也是手提头颅,洋洋得意。此人留着小胡子,后来进入官场,各位不妨猜一猜吧!再比较一下,今日中东的伊斯兰国砍人脑袋也就不是新鲜事了。

政治斗争上升,往往演变成军事斗争,死伤难免,但是以此作为不忘旧仇,更将之提升为新怨,那就是有意挖掘往事,冤冤相报。因此,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一些有关无关的陈年往事都会寻找出来,当成新鲜玩意配合当权者的表演。

如果说马共与政府的斗争值得如此做作,那么日本侵略者在新加坡的大屠杀更应该深刻不忘。当年中华总商会挖掘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骨殖费了极大气力,为了建立蒙难纪念碑又费了极大气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纪念碑,英文报上竟然有人投稿提议拆除,理由是日本游客看了不高兴,影响新加坡经济。

日本侵略者占领新加坡三年零八个月,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是新加坡真正的浩劫。曾经有一段日子,为了学习日本,为了吸引日资而向东看,批判日本成为禁忌,日本政府赔偿侵略战争的两艘研究船也就下落不明了。

标记终于设立了,但是新加坡的慰安所却一直没人关照。那栋伫立在丹戎加东的慰安所,仍然在路旁摆放着。在旧加东女校对面,月眠路附近的一排建筑物,就是日本占领时期的慰安所之一。当时里面关押着本地与外地的慰安妇,过着让兽兵蹂躏的非人生活,许多妇女在和平后变成精神恍惚。英国人不管,本地人更加不管,她们在人群中逐渐消失。

资料图(来源:光华日报)
正当中国、韩国、菲律宾在为慰安妇问题不断向日本政府抗议时,新加坡政府为什么却悄然无声,反而在此时刻,搞起反共标记?我们这里有着保存完整的慰安所,却不将它设立成为教育国民的展览馆。慰安妇问题从来就没人提过,却落力关注英国人引起的马共问题,设立反共标记?是否还念念不忘英国人的统治?新加坡政府可以在芳林苑设立一个毫无作用的“肃清中心”牌子,为什么不能设立慰安妇纪念馆?


【相关链接】

1、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 [一]
2、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 [二]
3、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 [之一]
4、Arguments about “Did MCP exercise leadership in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5、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 [之二]
6、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Friday, 26 December 2014

“新山不应是新加坡廉屋” 论者疾呼监管中国发展商

 “新山不应是新加坡廉屋”
论者疾呼监管中国发展商

来源:《当今大马》2014年12月23日报道


尽管柔佛依斯干达特区在过去一年因房产供过于求而黯然失色,然而一些业界人士并不悲观,反之认为这是市场过度成长之后必要的自我调节,以让楼盘市价达到平衡。

此外,面向大众市场的房产,仍可取得不错的收益,这应该成为发展商接下来的重点,并满足当地社会的房屋需求。

无论如何,一些业界人士也认为,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紧控制中国发展商的过度发展,以避免进一步拖累依斯干达特区。

普通房产收益仍不错

根据《Kinibiz》报道,本地产业顾问法祖里占(Faizul Ridzuan)表示,尽管依斯干达特区今
年严重不景气,但仔细观察,仍可发现其中一些亮点。

“柔佛的豪华产业供应已过剩,尤其是那些高楼大厦,其供应预料将在2016年达到最高峰。”

“但这当中的一线希望是,那些符合大众市场的新落成产业(低于50万令吉),可取得相当不错的收益,比原价高8%至15%。”

“一些产业拥有人在过去3年,享受高达100%的资本增值;那些2008年至2012年投资的人,也享有非常好的回酬。”

勿当“新加坡廉价屋”

大马房地产代理公会(MIEA)副主席林文彬接受《Kinibiz》访问时也表示,新山不应继续扮演新加坡人的“廉价房屋计划”,相反应该满足本地人的需求。

他说,数据显示,约40%的新山人家庭月入是5000令吉。

“我相信超过70%本地人的购买能力是价格低于100万令吉的房子。因此,虽然依斯干达特区成长放缓,但长期以来是好事,因为这是让市场达到平衡的唯一方式。”

中资疯狂步伐需控制


虽然一些分析员对依斯干达特区仍保持乐观,但如之前两篇报道所述,豪华楼盘低迷的问题,仍需当局采取快速及严厉行动,让房产市场重回正轨。

市场一些观察员认为,政府必须限制中国发展商在依斯干达特区的疯狂步伐,尤其是沿岸一带的豪华公寓计划。

法祖里占认为,依斯干达必须加强对外国发展商的控制,这是为了长期发展好。

“或许这是唯一一个解决方案,就像其他领域,供应与需求是经济最基本的理论。限制供应将导致价格上涨,反之亦然。”

政府政策变化引混淆

此外,政府也必须处理中央和州政策不断改变,混淆外国买家的问题。

根据新加坡Khalil Adis咨询有限公司创办人卡里尔艾迪斯,政府针对外国人在依斯干达特区的买房政策及规定,必须更一致及清楚,而2014年财政预算案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宣布多项打房措施,包括提高外国人的买房门槛至100万令吉以上,以及调高产业盈利税。

“当2014年财案宣布时,引起了许多疑问,它并没有很清楚。新加坡人都习惯‘白纸黑字’,因此我们必须花费更多时间,展开各种活动教育新加坡人。”

经济活动追不上房市

柔佛PA国际产业顾问执行董事昔瓦达斯(左图,V Sivadas)也认同政府的讯息让外国投资者感到混淆。

“这些变化包括设定外国人购买限制及税务,以及对发展项目的价格施加控制。我们一方面了解依斯干达特区需要新加坡的支持以繁荣发展,但我们似乎又向他们传达消极及不鼓舞的讯息。”

更令投资者混淆的是,昔瓦达斯指出,尽管柔佛州政府接受中央政府将外国人购买房产门槛,提高到100万令吉以上,但是一些地区和计划还是豁免,维持在原本的50万令吉限制,或是完全没有限制。

他也指出,州及地方当局在过去几年大量提高许多地方的容积率、发展密度和高度限制,已催生大量超高及高密度的发展项目,尤其是在沿岸一带。

“这现在看来并没与促进经济活动和增长人口相对应,这主要是由几个中国主要发展商所主导。”

他希望,政府未来任何发展计划和政策,都须经过深思熟虑才对外公布。

给市场一些时间消化

尽管依斯干达特区目前出现供过于求的问题,但是本地发展商马星集团的董事经理梁海金受访时表示,市场仍有能力消化它,但这或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

“给它一些时间吧。在依斯干达特区,你必须推出正确的产品以迎合市场,我不会说依斯干达已让人失望。”

马星集团在依斯干达特区约有7个发展计划。

他说,除了被批评影响环境的沿海发展计划,依斯干达特区其他一些地区,还是存有发展希望。

“在依斯干达特区,我们必须选择性乐观,因此我们将专注在‘有地产业’发展、工业发展以及可负担的小型商业单位,这些仍可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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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房措施关卡收费夹击 新国买家却步依斯干达?

Wednesday, 24 December 2014

打房措施关卡收费夹击   新国买家却步依斯干达?

打房措施关卡收费夹击  
新国买家却步依斯干达?

来源:《当今大马》2014年12月23日报道


焦点

柔佛依斯干达特区过去一年,因房市供过于求及其他内部经济因素,导致产业价格及租金回酬受挫。令人关注的是,一水之隔的新加坡投资者会否开始却步?

柔佛依斯干达特区发展计划自2006年提出后,一直获得近邻新加坡的大力支持。新加坡政府早前也承认,依斯干达特区对两国有重要的策略意义。

新加坡也是依斯干达最大的外国投资方,截至今年4月的投资高达110亿令吉;新加坡人也是依斯干达特区最大的外国产业买家。

在外国买家的35%交易份额当中,新加坡人占了75%。

不过,两国之间的邻近地理位置也是一种双剑刃。一旦两国关系和经济形势出现变化,将影响新加坡投资者对依斯干达特区的兴趣。



新加坡房价跌4%

横跨长堤两岸,两国政府过去一年不约而同落实打房措施,为各自的房市降温。根据《Kinibiz》报道,由于新加坡的降温措施,该国的住宅产业价格在2014年下跌大约4%。

尽管两国货币兑换率对新加坡买家仍然有利,但在新加坡本国的房价变得便宜后,或会吸引新加坡人留在国内购买房产。

至于大马中央及州政府所推行的打击炒房措施,其中一些特别针对外国人,包括限定外国人只能购买100万令吉以上的产业,以及外国购买者须缴付2%产业税。

不但如此,两国在今年中更陷入一场关卡收费大战,竞相宣布调高汽车入境费和过路费。

一开始是新加坡先宣布在8月1日,将外国注册车辆的入境通行准证(VEP)每日收费从20新元上调至35新元,然后大马也在同一天调高新山关卡的过路费5倍至16令吉50仙;新加坡则在10月1日以同样的过路费调幅来回敬之。

大马也准备在明年中落实针对新加坡车辆的入境费,收费为20令吉。



投资者持观望态度

根据新加坡Khalil Adis咨询有限公司创办人卡里尔艾迪斯,新加坡投资者对依斯干达的兴趣已减缓,甚至变得安静。

他将此归咎于两国近期调高越境过路费,以及其他打房措施,例如调高外国人购买房产最低门槛及产业盈利税(RPGT)。

“在大马落实降温措施后,新国投资者对大马还是有一些兴趣,因为一些发展计划是豁免100万令吉最低价格的规定,例如依斯干达特区的美迪尼(Medini)发展计划。”

“无论如何,在宣布调高过路费后,投资者的兴趣已经减低,因为越境变得更昂贵。这对依斯干达特区目前的情绪来说,可谓祸不单行。”

“无论如何,还是有新加坡人有兴趣投资,但多数是‘观望’态度。”



新国反对“森林城”

卡里尔表示,媒体之前报道,新加坡凯德集团(CapitaLand)展延在金海湾的发展计划,以及新加坡政府反对“森林城市”争议填海工程,也让人再次质疑依斯干达发展计划。这种情绪就好像新加坡人在2005年,首次听闻依斯干达特区一样。

他附和许多市场观察家的担忧,认为依斯干达特区房产出现供过于求,尤其是中国地产商如碧桂园集团及中国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山沿岸的多个计划已蓄势待发。

“这(发展)看起来似乎太多、太快了。”

其中,碧桂园集团去年就一口气在金海湾推介约9000个单位,而中国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也被指将在接下来几年,推介接近3万个单位。



供应过剩租金趋软

卡里尔接着比较新加坡与依斯干达特区。新加坡作为一个只有714平方公里的高密度岛屿,拥有540万人口;反之,依斯干达特区范围达2217平方公里,只拥有160万人口。

“新加坡每年的高级公寓供应介于2万个单位,而依斯干达特区在短时间内却可以推介高达数千个单位,这会带来不同的影响。”

“首先,这将让租金回酬率趋软,意味着如果你所购买的产业成功出租,也可能不足以应付抵押贷款。第二,要出租你的产业是很难。”

“第三,是否有人会居住在这些单位也备受关注,因为这些产业价格是瞄准外国市场,而非柔佛人。”

越境买产仍算便宜

无论如何,撇开这些负面情绪,他认为,依斯干达特区目前仍然具吸引力,尤其是对精打细算的新加坡买家而言。

“尽管新加坡的产业价格,因为公共及私人市场的各种降温措施及供过于求而下滑,但是对新加坡人而言,越境购买产业仍然是比较便宜。”

“这是因为新币兑换马币走强。”

“若一个人要在新加坡市郊购买高级公寓单位,例如裕廊,每平方英尺价格约800新币(2062令吉),这不包括印花税及其他成本。而在依斯干达特区,你可以每平方英尺800令吉的平均价格,永久拥有一间高级公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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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王室填海卖地加剧楼市危机? 中国开发商压境冲击依斯干达


 柔王室填海卖地加剧楼市危机?
中国开发商压境冲击依斯干达

来源:《当今大马》2014年12月23日报道
http://www.malaysiakini.com/biz/284273




焦点

经过5年的蓬勃发展,2014年对柔佛依斯干达特区产业市场,恐怕是不堪回首的一年。

尽管中国大型地产商纷纷进军依斯干达特区,似乎描绘一番荣景,但是楼盘销售走下坡的数据,却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反映当地产业市场已经陷入供过于求的窘境。

而在这些中国地产商背后,不可忽视的则是柔佛州王室的涉入,也因此将王室推向舆论浪尖,被指进一步加剧楼市低迷。

首先,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在经过2013年的高峰期之后,依斯干达特区产业市场在2014年的表现明显黯然失色。

上半年交易跌48%

根据《KiniBiz》网站引述柔佛PA国际产业顾问公司执行董事昔瓦达斯(左图,V Sivadas),与2013上半年相比,依斯干达特区在今年上半年的总交易数量下滑大约48% ,而这项萎缩是横跨依斯干达特区的所有产业领域。

“我们的记录显示,它在今年上半年的5419个交易中,总交易额共37亿令吉。比起2013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的交易数量已下滑约48%,总交易额则下跌约37%。“

昔瓦达斯表示,2013年是依斯干达特区表现最好的一年,其交易数量达到2万5034次,交易总额则约203亿令吉,而这不包括柔州苏丹以45亿令吉出售新山市中心黄金地皮给中国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Guangzhou R&F)的交易。

在前一年,依斯干达特区的交易量和总交易额则分别是2万1503宗及135亿令吉。

中国公司大量推盘

许多观察员认为,导致依斯干达特区今年经济不景气的基本原因,是市场供过于求的关系。

不过 ,探究深一层的原因,除了中央和州政府去年一系列严打房市的措施,如落实调高产业盈利税(RPGT)、限定外国人只能购买100万令吉以上的产业,以及外国购买者须缴付2%产业税,放缓了依斯干达特区的产业市场买气之外,市场观察员也归咎中国大型地产商大军入侵扰乱了市场。

他们认为,尽管中国地产商引进了我国所需要的投资,不过他们大规模推出楼盘,使到市场担心柔佛及依斯干达市场无法负荷这些供应。

其中,碧桂园集团(Country Garden Holdings)去年一口气在金海湾推介约9000个单位,这在本地市场几乎是前所未有,至少在依斯干达里不曾发生过。

此外,中国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也被指将在接下来几年,推介接近3万个单位。

柔佛王室45亿卖地

中国广州富力地产有限公司去年以45亿令吉向柔佛州苏丹购买新山一块116英亩的黄金地段,就被视为是一个重要转折。

这让全国震撼,因为王室把永久业权地黄金土地大量卖给外国人,在大马是前所未闻,基于事件敏感,因此没有任何的公开抗议活动,但这项交易已经让本地企业家深深不安。

这项卖地交易被指对依斯干达特区带来严重影响,尤其是很多商家批评这加剧了低迷的楼市,特别是这些中国发展商“地毯式轰炸”的策略,包括巨大规模地房产推介,导致市场供过于求及压低价格。

他们也投诉中国地产商,可能在准证申请得到“特别优待”或是快速处理,特别是一些庞大地填土计划,其实需要经过冗长地环境评估程序。

无论如何,这些指控没有获得官方证实。

有违土地控释政策

姑且不论,这些涉及柔佛苏丹地数十亿令吉的土地交易和发展计划是否真的拖累依斯干达特
区,但是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地45亿令吉土地交易已打开闸门,让外界对苏丹的批评浮出台面。

这个交易有违依斯干达投资有限公司(IIB)数个月前所宣布地土地“控制释放”政策,这项政策本来是要限制依斯干达特区的土地交易。

依斯干达投资有限公司主席及首席执行员赛莫哈末依布拉欣(Syed Mohamed Ibrahim)当时解释,这个控释政策是必要地,因为依斯干达特区的发展仍然相对小及脆弱,而这也是为了让投资者可以赚钱。

此外,苏丹也被指涉及数个在新柔海峡的填土计划。

“森林城”填土千倾

这包括,苏丹卖给中国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那块临近新柔长堤的黄金地,就涉及庞大的填土计划。

另一个填土幅度更大的发展计划是“森林城市”(Forest City)。这个预计填土范围高达2000公顷大的人工岛屿,靠近马新第二通道,是碧桂园集团与Esplanade Danga 88私人有限公司联营的计划。

其中苏丹依布拉欣在Esplanade Danga 88掌有64%股份,该公司则拥有“森林城市”计划的34%股份,而碧桂园集团拥有剩余的66%股份。

就连邻国新加坡已向大马政府表达对该填土的严重关注,而很多人也担心土地开垦将对土著企业大亨赛莫达拥有的丹绒伯勒巴斯港口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这一系列计划推进的同时,舆论尖口也渐渐转向柔佛苏丹,最高的反对浪潮就是在《2014年柔州房屋及地产局法案》呈上柔州议会时爆发,当时州政府想通过法案,赋予苏丹对土地及产业事宜的行政权力,不过这个法案最终搁置。

本地公司削减目标

无可否认,苏丹与中国发展商的商业交易,明显的已为市场带来恐慌,特别是担忧供过于求的问题将在未来数年一直困然依斯干达特区。

一个明显的征兆是多个本地发展商,包括UEM阳光集团、实达集团和高美达集团都已经宣布削减他们在依斯干达特区的销售目标。

一名新山产业代理安迪莫汉(Andy Mohan)指出,碧桂园集团及中国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房产售价非常高,很少有本地新山人买得起,因此若新加坡人停止购买,将带来严重问题。

“我感觉到,他们的销售量已经受到打击,尽管没有官方数字公布。”


相关链接:
1. 新加坡投资者是否却步?

Sunday, 14 December 2014

历史洪炉愤然点击“5•13”学生运动

历史洪炉愤然点击“5•13”学生运动
作者:杨小黑(新加坡)

【《人民之友》按语】本文作者杨小黑(原名杨蒙德,左下图),现年79岁,现居新加坡。根据作者的简述,他在1952年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念初中一时就加入了抗英同盟会,经历了新加坡“5•13事件”,在1955年上高中一就辍学,而踏入建筑工地谋生,在同一年,跟几名比较投缘的工友发起并成立了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The National Union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Workers),从此就积极投身到维护建筑工人权益和推动左派工人运动的洪流中去。直到1963年2月2日新马统治集团采取“冷藏行动”,他随即为逃避当局追捕而隐蔽生活。

1963年后流亡到印尼,几年再回返星岛;约于1971(或1972年)进入马来西亚,在吉隆坡隐蔽生活。1975年中被逮捕、无审讯扣留、单独关禁在吉隆坡黑牢,一年多后才被移到甘文丁监狱;之后被移交到新加坡,又被单独关禁在惠特里路黑牢,1979年8月获得释放。

作者在其传送给《人民之友》的自述中没有说明,但是新加坡政府在一篇文告中说他是马共党员,而且指明“他是在1958年加入马共的”。由于作者在“5•13事件”的经历和他曾是抗英同盟盟员,或许也曾是马共党员的身份和背景,目睹耳闻一些昔日同志或战友和一两个学者在今年举办“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之前和之后,以及在新加坡政府忙着建立“反共纪念碑”和宣传“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才是‘新加坡独立’的大功臣’”,正在准备明年举办“新加坡建国50周年大庆”的特殊时期,通过发表文章、公开演讲或私下谈话,发出各种“去马共化”的言论,作者对那些“去马共化”主张者的言行,是有很大意见的。本文就是杨小黑在《人民之友》的邀约下,针对““5•13学生运动”和“去马共化”的主张和言论,表达其感受和见解的一篇文章,交给《人民之友》张贴,供有兴趣阅读者参考。

《人民之友》尊重作者在此文中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称为“特种精英们”。但是,我们认为,从人民的角度看,当下掌控新加坡政权的人民行动党头头们,不是什么“特种精英”,而是掠夺了新加坡人民反殖斗争成果,妄想永远统治、奴役新加坡人民的霸权统治者。他们必然也像其他各国霸权统治者一样,终究难逃被人民轰下台的厄运。


附图是本文作者杨小黑的昔日战友庄明湖所保留的在52年前拍摄的一张珍贵照片。图片所示左1(站立者)为杨小黑,在1962年中选为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就职典礼中,见证庄明湖(居中者)用毛笔与黄色颜料,在写有宣誓文的红色绢布上签名之影;右1(戴着眼镜坐着),跟庄明湖身后的人交谈者为吴仲桂。杨小黑和吴仲桂两人,都是当时建筑工联的重要领导人,1963年“2•2事件”之后,双双为了逃避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追捕行动,被迫流亡到印尼去。

以下是全文内容——

前言

1954年3月17日英殖民当局颁布“国民服役法令”规定马来亚(含星洲)出生的年满十八岁的青年,必须报名登记入伍服兵役,引起华族社会及华校中学生的关注,议论纷纷表示不满。由于1941年日本侵略占领了马来亚(含星洲)时期,失去了求学读书的机会,迨至日本投降后入学的大多数是超龄生,造成华校中学生大多数是适龄服役生,又将面临失学的灾难!

我们知道,1941年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吉兰丹登陆入侵马来亚(含星洲),英军有如丧家犬溃退而逃,终于举白旗投降,当时只有新华义勇军在星柔海峡抗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退散。当日本军队占领了全马后,在星洲进行了大屠杀惨案;而马共发动领导组织了人民抗日军,以森林为基地开展了游击战,经过三年八个月,日寇终于投降了。人民抗日军占领了全马,成立了人民委员会,维持社会秩序,除奸安定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事前由于国际三重间谍莱特的叛卖,取消了九大纲领,以所谓英军是抗日盟友,蒙骗抗日军领导者,轻易让英军登陆再佔领。当时只有部分领导者公开活动预防不测而已。这才有所谓“和平时期”。当时抗日军的声望已广为传播,家喻户晓,许多人为“山老鼠”胜利了而雀跃,影响广泛深远!但是,英军政府重新占领后不顾星马人民经历长期战争带来的饥荒痛苦生活,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懑和反抗;各行各业的工人在马共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行动起来,展开争取生活保障的斗争。面对各族人民的抗争,英殖民政府罔顾人民的愿望要求,悍然于1948年颁布实施紧急法令,进行全面扫荡行动,逮捕、监禁、驱逐、杀害,顿时白色恐怖弥漫;马共又再次拿起枪杆子武装抵抗,开展了民族解放战争。初期英军受到重挫,兵力不足又分散,因而利用一箭双鵰的征兵手段,以为既可弥补兵员不足,又可制造民族分化。英殖民政府为了免除后顾之忧,除了无审讯长期扣留之外,还将大多数被拘留者强行驱逐出境,遣送到中国去。

我们这些青年中学生经历了那时期的场境,深感人民的苦难,政治觉悟已经萌芽也因为受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不仅表现在寻求进步理论书籍阅读,提高思想理论认识,扩大视野增广见识,而且显示出感染了现实的政治气氛,产生或增强了对理想的新社会的追求念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些青年学生想要离开星洲奔回中国的念头,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不同意去分享中国革命胜利的果实!这是因为当时的华校中学生绝大部分已认定了作为马来亚人民的一部分所应负的责任的的政治觉醒,必须在马来亚为各族人民的权益而斗争的政治理念已经逐渐形成,遂成了反对英殖民政府统治及其殖民战争的斗争运动。

“5•13”学生和平请愿遭到暴力对付

1954年英殖民政府宣布实施《国民服役法令》要实行报名登记时,适龄华校中学生意见一致提出抵制报名登记,“我们宁愿坐牢,不愿当英帝的兵!”适龄同学纷纷发出这个不简单的誓言,得到全星各华校中学生的支持并誓为适龄同学反抽兵斗争的后盾,当时,中正、华中的适龄学生都积极主动先后向总督提呈请求学生免役的要求,都得不到回应。当局反而派官员到华中、中正总校进行登记,遭到同学们的坚决抵制。5月12日警方传讯约定中正学生代表于隔天(即5月13日)前往总督府会见,华中同学也决定前往参与会见。随之,两校学生“行动委员会”动员了近千名同学于5月13日集合到总督府,进行和平请愿,支持适龄学生的合理要求,却没料到竟遭到镇暴队用暴力驱散,许多学生受到殴打流血受伤,48位同学被逮捕。;当时适逢全星华校学生运动会在惹兰勿刹体育场举行,获悉请愿同学遭到镇暴警察(红车)镇压时,许多学生蜂拥赶到皇家山支援,情绪高涨,同仇敌愾,这说明了学生们为了共同利益,愿意患难与共、斗争到底。

“5•22”与“6•2”的两次学生大集中

在当天请愿被暴力对付之后,同学们更感不安和愤懑,而教育局却在5月21日召集8间华校董事、校长和总商会代表开会,并在会上宣布隔天(即5月22日)就是适龄生登记的最后一天,要求各校提前从5月22日放假到6月28日,禁止学生在这期间进行任何活动。教育局的这项措施引起了全星各华校中学生更大的不安和愤懑而在5月22日齐集中正总校,和董事、校长、家长商议学生免役问题,校董们答应向政府交涉,学生们接受中华总商会建议,组成了“免役代表团”协同解决。由于警察已包围了,也可能发生意外,在校董、校长等的苦心劝解下,也由于地势地形不利学生坚守,同学们只得疏散了。

由于要求免役问题还无法得到解决,登记日期已届,必须把全体中学生集中起来形成坚强的堡垒,才能防止警察的进攻驱散。经过研究调查后,学生行动委员会决定占领华中小山岗,场地阔,地势好,也较易坚持防守,遂传令于6月2日在华中集合,但先头人员已于6月1日就进入华中山岗,隔日全星各校同学纷纷到来,在校园里组织起来,并迅速成立了“生活委员会“准备进行持久抗争。这明显表示了中学生们要抗争到底不胜不散的决心!由于免役诉求代表、董事、校长等与当政者交涉谈判没有任何进展,学生们最后只得进行”绝食“以示强烈抗争的决心,这才撼动了家长、校董、校长、老师们和星马人民的心弦,而迫使当局作出给予学生”缓役“的许诺,集中的同学于6月26日解散而结束斗争。这是为“5•13事件”。

总而言之,“5•13事件”是全星华校中学生反抗英殖民政府强制(学生)当兵的斗争,在校董、校长、教师的奔波下,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更是在有组织、有领导,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下,取得一定胜利成果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反迫害斗争——这星马人民永远铭刻在心的一件大事!

“5•13事件”的意义和影响

“5•13事件”显示了星洲各华校中学生居然敢于在紧急法令5人集会就算“非法”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有勇气行动,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坚决反对征兵法令,反对服兵役;也居然敢于占领学校集中各华校学生,形成了坚强的斗争堡垒以应对英殖民政府的暴力镇压。当时的中学生认识到英殖民者才是真正侵略占领我们的马来亚(含星洲)的祸首,因此才有勇气以坚决行动表示宁可坐牢也不当英殖民统治者的兵,拒绝助纣为虐损害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决不让英殖民统治者的邪恶阴谋得逞。这正如鲁迅所说的“不当假洋鬼子!不当汉奸兵!“的道理是一样的。

“5•13事件” 中学生的免役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和平斗争。由于学生们是手无寸铁,只有占领学校把同学集中起来,才能减低遭受武装警察暴力对付的威胁,才能加强同学们的斗争意志,才能坚持到底、直到胜利;只有集中同学们的合理诉求,才能争取到校董、校长、教师、家长们及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当时校董们和学校当局也受到巨大压力,进退维谷。但是他们也担心,学生们免役诉求失败,华校被政府封闭或掌控,则会败坏他们创办华校的初衷而令他们成为罪人,权衡轻重,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迫学生们就范或解散回家。

“5•13事件”与之前(1953年)纺织厂工潮及之后(1955年)福利巴士工潮,都是冲破了紧急法令白色恐怖的威胁,进行了坚决反殖民统治、维护工人利益的斗争。从学生运动的角度来看,这些斗争说明了:(1)华校中学生是爱好和平、反对英殖民主义者发动战争,不愿充当英殖民主义者的炮灰;(2)华校中学生反对英殖民统治者在马来亚(含星洲)进行的利用马来亚人打马来亚人、以达到他们破坏马来亚民族关系的阴险勾当;(3)华校中学生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政治的觉悟,他们关心社会中被压迫、受灾难的群体,自觉地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自愿地慰问、救济水灾灾民,体现了互助团结合作、维护人民利益的可贵精神!

“5•13事件”是跟抗英同盟息息相关的

“5•13事件” 斗争的胜利,其影响力是全马性的,马来半岛的学生们也先后起来争取学生利益和保卫华校,也写下了学生运动的历史记录,唯独新加坡学生运动因被阉割而成了历史空白!由于机会主义的特种精英曾说过新加坡的华校和南洋大学是共产党和颠覆分子的温床;抗英同盟是非法颠覆分子的,是地下活动的,更何况“513事件”发生时,星洲抗英同盟会曾于1954年4月1日在全岛散发“告同胞书”,直截了当指出英殖民政府实施《国民服役》(即“抽壮丁“)就是“要把纯洁的青年驱到战场上去作为英帝主义者进行屠杀人民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呼吁同胞们共同反对政府”抽壮丁“、支持学生的斗争;1954年6月1日马来半岛的霹雳《人道报》发表评论,呼吁教师们应该支持学生要求免役的正义斗争,也呼吁全霹雳学生们应该坚决起来支持和响应星洲同学的英勇行动。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虽然星洲马共市委及抗英同盟曾受到严重的摧残,有的被逮捕,有的投降,并没有溃退而消亡了,还是有人重振组织坚持下来,在”5•13事件“以及其他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

“5•13事件”促使华校中学生认识到同学们的团结力量对维护本身切身利益、的重要性,随之全星华校中学生联合会成立了,各华校成立了助学会援助贫苦学生,并展开了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学生团体和艺术团体开展维护民族教育运动,并跟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互相配合,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令英殖民统治者惶恐不安。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二战以后新加坡的反英殖民统治的斗争,几乎都跟星洲抗英同盟会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这是因为抗英同盟的任务就是团结人民结束英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自主——这本来就应该是人民争取应有权利的合法活动,却被英殖民统治者及其代理人指为”颠覆活动“、“非法活动“,加以剥夺与摧残。抗英同盟会的存在和作用,在星马人民反殖斗争中,已经是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

马共是新马人民反殖斗争的重要力量

谁都不能否认,马共自1930年4月30日成立至1989年在泰国合艾签署和平协议前,马共都被英殖民者及其代理人宣布为非法政党,不得公开合法活动,其间日本投降后和平时期有三年多半公开活动。由马共领导的组织有“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星洲抗英同盟会”、“民族解放阵线”、“新青盟”等等,也都被迫进行“地下(隐蔽)活动“。

因此,星洲抗英同盟会在工界、学界都有细胞组织和活动。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也都有抗盟盟员的参与领导,是不争的事实。机会主义的特种精英们曾经歇斯特里嚎叫过,必须消灭马共,否则,马共就会夺取政权,它们的命运就会很悲惨。它们搬出了”华校是共产党的温床“的藉口,就任意把华文中小学变质成了英校,把民办的南洋大学关闭,把整个华文教育系统彻底摧毁,他们采取灭绝性的扫蕩行动,只能说明:(1)马共是新马人民反殖斗争的重要力量,一路来都让英殖民统治者及其代理人惶恐不安;(2)机会主义的特种精英们,为了所谓“消灭马共”,不顾后果把新加坡改变成了一个民族文化丧失殆尽的国家——这是牺牲新加坡原有的三大民族(主要是华族)的根本利益的反动做法!

“去马共化”正合新加坡统治精英的口味

如今时日已届,新加坡岛国头头们与国运大限已将届临;也适值岛国独立50周年及所谓打败了马共25周年,非得重新大力鼓噪一翻不可!更何况世界形势已变,霸权已不灵了,和平发展与新民主运动已是主流思潮,科技创新,网络普及,信息传递飞快,这一切使世界各国社会的迅猛变革运动兴起,腐朽的独裁的社会制度急急可危﹗而岛国的特种精英们依然冥顽不化,“去马共化”的风言风语甚嚣尘上。对“5•13事件”,不知何故岛国政论圈内今年来也引起了争议:“有没有马共领导”或“是不是马共领导”、与“没有组织领导,学生运动是自发的”;甚至有头脑发胀者在过了50多年后,居然裸体示众,表示清白没染色,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其中的“去马共化”的言论,符合了岛国特种精英们的口胃。有关言论,尤其是“去马共化“的言论,引起了学者们争论不休,进而变为人身攻击,转移了“5•13学生运动”的正题的阐明,分化了主题及其历史意义的论述;分化了学者们的关系和他们还历史真实的共同旨意。这些情况的出现令人感到非常遗憾,却让岛国特种精英们更容易得遂其所愿。

我们的学者们在研究书写“5•13学生运动”时,不能忽视英殖民者在当时是马来亚(含星洲)的外来侵略者和统治者的历史背景,不能离开马来亚(含星洲)的反殖民战争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星洲的反殖的群众斗争的历史背景,不能忘掉马共和抗英同盟会是新马人民反殖斗争的重要力量的历史事实,而把“5•13学生运动”看成是单纯孤立事件。当时星马还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星马人民是没有义务去服兵役,而被英殖民主义者利用来作为让马来亚人自相残杀的战争炮灰。君不见英殖民统治者把马共套上恐怖分子的罪名,肆无忌惮、惨无人道地屠杀的事迹吗?当时的华校中学生都能分清敌我,辨别是非,不是懵懂无知的一群!

我们必须知道,新加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可欺可骗的!虽然经历了数拾年的高压而噤声,在国际上以中国为主导的国家和平发展及经济互相援助的新潮流的冲击下,是容不得新加坡特种精英们在岛国胡作非为的!在新加坡,以前红色的被指为是“洪水猛兽”,如今却是红色红衣红海洋了!却有严諱者如机会主义的特种精英居然也穿起红衣来呢!是不是岛国人民有幸乎?值得深思!值得警惕!

2014年11月23日写于新加坡



【相关链接】

1、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 [一]
2、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 [二]
3、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 [之一]
4、Arguments about “Did MCP exercise leadership in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5、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 [之二]
6、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7、廿世纪六十年代 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 问题探索 ——纪念“二•二事件”五十周年
8、《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 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 续篇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9、纪念华校中学生“五一三” 要求免役事件六十周年——林福坤讲话全文
10、新加坡“五一三”事件图片集 / Scenes of May 13, 1954 in Singapore

Saturday, 13 December 2014

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二)

 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
(二)
——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


掀起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反殖浪潮的5•13风云


【《人民之友》按语】今年的新加坡“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两名学者为此活动而先后发表不同观点的评论文章,激发了已在前老左内部发生的一场关于(“5•13事件”)有/没有马共领导”的论争表面化和扩大化。但是,论争者都欠缺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或文件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说和断言。这当然跟过去马共组织处于“非法地位”和遭受敌人和奸细破坏而无法有效操作,以及李光耀统治集团掌控一些重要的机密文件迄今不让揭开的专横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观察到,正如一名年轻学者所言,有些争论者有意或无意地排除或否决马共地下组织在反殖民统治和争取国家独立斗争中的存在地位和角色作用,他们的言论就等于接受了官方的思维与论述;我们思量着,在今日马共组织已经消失、马共影响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受英文教育、5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们歪曲或否定马共在反殖独立斗争的作用和影响,那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那些新加坡华校出身的反殖斗争的老左们和一些领袖,今天还忙着撇清或切割他们跟马共或马共的地下组织的任何关系,却是匪夷所思的事。难道那些前老左们不会担心他们所发出或支持的“跟马共或马共的地下组织撇清或切割关系”的论说和主张,最终会被利用作为新加坡统治集团庆祝建国50周年,大肆鼓吹“李光耀是伟大的建国总理”、“白衣人才是真正的‘建国一代’”论说的有力根据吗?

《人民之友》在贴出了“5•13”学生运动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文章(两轮)之后,就想通过向亲历“5•13事件”的领导人寻求他们对此问题的说法。在一名现为新加坡执业中医师的前职工运动者庄明湖的协调和帮助下,由《人民之友》派出陈成兴、朱信杰、洪佩珊、严居汉和杨秀丽,在11月初,专访了在“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聚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林福坤,并整理了以下两个部分的谈话记录——


以下是第二部分的全部内容——


第二部分:人民之友工委与林福坤谈“5•13事件”

《人民之友》: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的访谈。第二部分就是关于“5•13事件”。“5•13事件”发生至今正好60年了,新加坡两个人权组织FUNCTION 8与MARUAH成功地举办了“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的活动,你受邀在当天餐会上发表了题为《纪念华校中学生“5•13”要求免役事件60周年》的重要讲话。《人民之友》接着张贴了你的讲话。我们发觉有两名新加坡学者在探索“5•13”学生运动是否由马共领导的课题上发表不同的意见而引发了一场争论。我们想听听你在这方面的意见。在第一部分的访谈中,你已经叙述你参与“5•13事件”并成为其中一名领袖的过程。你的叙述给了我们一个印象是:你似乎要强调“5•13事件”是华校中学生自发的反抽兵、反迫害行动,跟马共或地下组织无关。你可否进一步举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事例或可靠的证据来重申你的这个论点?

右图为林福坤受邀在“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聚会上讲话之影。

这次纪念活动的主办者是新加坡一些受英文教育者所组成的两个人权组织。这标志着新加坡受英文教育的年轻一辈的人权工作者,已经摆脱了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所施予他们的思想意识的控制和支配,主动接近被当权者排斥和打击的受华文教育的社会群体甚至是传统左派人士;这也标志着这群受英文教育的民主人权工作者正在努力探索新加坡这个岛国的历史真相和今后出路,他们毫无顾忌地对那些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中付出重大牺牲或代价,却被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无情打压之后置于边缘地位的人士,表达他们的同情、支持以至敬爱。


林福坤:我本身在中正中学所经历的“5•13”事件,并不像谢炎辉所讲的“背后有一个詹忠谦在指挥”。因为我的领导就是《巨浪》一书里的那个称为“李欣”的人,我们叫他“老李”,或“R”。正如《巨浪》书里所描写的那样,他的生活很腐化,搞女交通员,把别人的爱人占为己有。他要怎样来领导我们?说的难听,他只是伸手向我们收取月捐而已,他连《自由报》都没有定期给我们,我们还要从别的管道取得。所以他是很不负责任的人。因此,他没有给过我什么指导的意见。这个人后来转为政治部“特务”,对我们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威胁和破坏。我在1971年1月20日 被逮捕的当天晚上,拿着手电筒照看我的脸,向执行逮捕行动的特务确定我是林福坤的人,就是在组织上“领导”我的那个人。 (《人民之友》:这个人还在世吗?) 林福坤:这个人年龄很大了,我相信他已经去世了。

《人民之友》:你刚才说,谢炎辉认为“5•13事件“,背后有一个詹忠谦在指挥”。你有什么根据呢?我们曾经阅读过谢炎辉写于2004年5月11日的一篇题为《5•13全星华文中学学生运动纪实——纪念新加坡5•13学生运动50周年》的文章,在他的这篇文章里没有这样的说法啊!你是不是根据陈剑在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前后所发表的论说,或者是陈剑对谢炎辉作过专访所得的结论而这么说呢?

林福坤:在一群朋友之间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无法接受这个说法。谢炎辉有没有在文章中这么说,我不清楚。还有,陈剑有没有对谢炎辉做过访问,我也不清楚。根据我在中正中学的经历,我不同意“5•13事件“是由马共领导的说法,我认为“5•13事件“是同学们自发的反抽兵、反迫害的集体行动。

《人民之友》:我们之中的一些工委在这次专访之前,个别跟你见面探讨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候,就听你总是强调“5•13事件“是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在当时不愿意为英殖民政府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当炮灰,而自发展开的反抽兵、反迫害的集体行动。在我们看来,你强调“自发因素“而忽视“领导因素”的说法是不适当的。你在第一部分访谈中说过,你本身在1952年(念初中二时)就参加了抗英同盟,不问可知在1950 年代中正中学以至其他华文中学一定有不少活跃的同学也是抗英同盟盟员。其实,在那时代,你跟校内和校外的抗英同盟盟员就是代表着你们所参加的抗英同盟,在各校、各级、各班同学的学习和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推断,“5•13事件“不仅是同学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读书权利和生命安全,自发进行的反抽兵、反迫害的集体行动,而且也是由抗英同盟自始至终参与和领导的一场反对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以及其他地区推行战争政策的政治斗争。你对这份文件还有印象吗?(递给林福坤一份由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于1954年4月1日发出的声明文件影印副本。)以下是华文全文内容和该文件扫描——


《为反对“强迫抽丁”告同胞书》

亲爱的全星各民族各阶层同胞们:

这次英帝疯狂地强迫实行卑鄙无耻“民众服役法令”目的是要把纯洁的青年驱到战场上去作为英帝主义者进行屠杀人民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这也就是英帝为了挽救它那行将灭亡的命运的最后挣扎的阴谋。

亲爱的同胞们:

我们为了马来亚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世界持久和平,我们坚决反对这反动的“民众服役法令”,我们必须加紧团结在马来亚共产党英明领导的民族解放旗帜下敢于和英帝斗争到底,争取民主自由的解放,实现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同胞们:

我们坚决拒绝前往登记,准备被捕!
我们宁愿坐牢,不当炮灰!
我们不当英帝的兵,不屠杀自己的同胞!
亚洲人民绝不自相残杀!
亚洲人民团结一致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反对英帝主义侵略战争!
各民族各阶层同胞们加紧团结起来!
打倒英帝主义!
为实现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斗争到底!
民族解放万岁!
马来亚共产党万岁!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 启
1954年4月1日


林福坤(看了文件之后说):是的。我见过这份文件。这份文件是真实的历史文件!它是当时的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发出的号召青年抵制征兵的一份传单。记得在“5•13事件“前后,我们选择适当时间,到各处去派发这份传单,或将它黏贴在来来往往的人容易看到的建筑物的墙壁上。(《人民之友》插话:在当时,除了这份传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政党或组织发出同样或近似内容的声明文件?)林福坤:我记得是没有,没有。或者说,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年代是右翼政客和右翼政党当道的年代。“5•13事件”发生的时刻,正是人民反殖情绪高涨的时刻,只有抗英同盟发出这样内容的文件和册子是容易理解的事了,而那个时刻,人民行动党还没有诞生呢,李光耀刚刚从英国完成法律专业训练回来,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政治人物,他就借用机会接近华校学生领袖和学生组织,也通过学生领袖介绍他认识林清祥等人,从而借用林清祥等人和广大的左翼干部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建立了人民行动党并使它发展壮大,作为李光耀和他的同伙在1959年上台掌握新加坡政权,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以及在1965年推出马来西亚、宣布独立建国的政治基础。

《人民之友》: 刚才给你看的文件和你所说的话,不是已经证明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在“5•13事件“中的重要地位和领导作用了吗?抗英同盟这个组织,在1948年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实施紧急法令下成立以来,一直到1952年逐渐开放禁令以后的整个50年代以至60年代初(“22事件”发生以前),就是在反抗英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也曾经令英殖民政府和李光耀统治集团忧心忡忡。这应该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若有人还对抗英同盟在“5•13事件”的重要地位和领导作用有所怀疑,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文件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论断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庄明湖(插话):有的。我在收集“5•13事件“的重要资料时,一名朋友传来一本名为《金山岭下的抗英岁月》(香港足印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的书,书里刊载的一篇由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于”5•13事件”发生后两天(即1954年5月15日)发表的《反对英帝武力迫害学生的暴行告同胞书》。前一份《为反对“强迫抽丁”告同胞书》是在1954年4月1日(即“5•13事件“发生近一个半月之前)发表,而后一份为“5•13事件“告同胞书,是在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发表,而没有资料显示其他组织也有同样的做法,这就完全足以证实抗英同盟在“5•13事件“的重要地位和领导作用。以下是为“5•13事件“告同胞书的全文内容——


反对英帝武力迫害学生的暴行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为“513”事件告同胞书

亲爱的同胞们:

英帝在星洲实行抽兵登记,强迫星洲青年替它当炮灰,准备驱使星洲青年到内地和民族解放军作战,企图侵略人民民主国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

英帝的这一野蛮措施已引起了全星人民的极端憤怒与反对。全星人民经过了反抽兵斗争之后,更进一步地觉悟起来了,英帝在政治上已空前孤立了。

五月十三日中午,星洲华中和中正两校学生代表适龄学生约一千名在“皇家山公园”集合,准备列队向英帝总督请愿,要求免役,英帝不但不准许学生这种和平的、合理的要求,反而出动大批镇压暴动车、巡逻车、各型警车,派出数百名武装警探,在白皮高级警官指挥下,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发动疯狂的进攻,当场被英帝的警探毒打、警靴踢伤和有毒警棍、槍柄击伤的学生共四百多人,重伤的约五十人。这些学生被打得血流满身,有些昏倒地上。英帝的警探竟乘机污辱支持请愿的女学生,并且恐吓要把学生统统打死。有一名女学生被三名兽警抬起来用力丢进大水沟里,该名女学生当场吐血重伤;有三位学生头部被警棍打得破裂;有一名学生头部重伤,缝了六针。

恐怖事件发生后,英帝又无理地逮捕了成百名学生,对青年学生施用残酷的刑罚,并且还要把罪名强加在学生身上,控告他们“犯法”。

英帝的暴行激起了全星人民的愤怒,广大的人民群众用各种各样的行动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当天晚上,三千名学生在中正总校举行大会,抗议英帝的罪恶暴行,并要求英帝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同学。

英帝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的罪行是惨无人道的。它必须对这一次流血的恐怖事件负全部责任。

亲爱的同胞们,谁没有儿女、兄弟姐妹,谁忍心看英帝这种野蛮地迫害学生的暴行!

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一向来都是免除在学青年的军役的,甚至日本法西斯统治马来亚时,也没有抽学生当“兵补”。但是,现在英帝竟连学生也要抓去服兵役,可见英帝是比万恶的日寇更加凶暴和野蛮。

我们号召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爱好和平的人们一致起来谴责英帝迫害学生的暴行、要求英帝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被捕的学生,要求英帝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要求英帝立即采取行动,惩罚暴行的负责警官!

可以肯定的说,英帝在制造了这一次恐怖事件后,必然要更进一步野蛮地摧残华文教育,更疯狂地迫害青年学生,全星的人民必须赶快团结起来,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英帝的种种罪恶图谋。

亲爱的同胞们!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英帝的法西斯统治下,人民必然是要受尽野蛮迫害和残酷屠杀的,我们应该团结起起来,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英帝驱逐出马来亚,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够永远过着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五日

(《人民之友》注:上文录自香港足印出版社2011年出版《金山岭下的抗英岁月》第276页)


《人民之友》(向林福坤):请问你,当时看到过这(第二篇)告同胞书吗?或者知道有这回事吗?

林福坤(阅读文件副本后表示):这是抗盟针对“5•13事件”发出的一份重要文告。我当时推动抗盟活动,是应该有看过,甚至分派过这份传单的。但因为事件发生至今已近60年了,也因为我年纪老大,记不清了。

《人民之友》:关于今年举办的“新加坡‘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引起了一场关于“5•13事件”或这说是“5•13学生运动“是否由马共领导的争论,你是否可以发表进一步的看法?

林福坤:我虽然是“5•13事件”的亲历者、过来人,但是因逃避追捕而没有参与“5•13事件”之后的后续活动,也因自己读书不多、理论水平有限,只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认识,提出我的粗浅看法。你们很关注“5•13事件”及其引起的相关争论,我倒希望能够听听你们的意见。

《人民之友》:好的。我们(即人民之友工委)在《人民之友》部落格贴出有关争论的文章之前,曾经进行一番讨论,有了一个初步看法。我们认为:(1)这场争论的发生,或许是因为争论者从中正或华中、从局部或整体的不同角度考察而产生的分歧;(2)这场争论的发生,也可能是因为争论者对“5•13事件”与“5•13学生运动“两者的含义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分歧;(3)这场争论的发生,也有可能是因为新加坡一些前学运和前政治领袖和几名学者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统治集团当下的需要,刻意或不经意地否定马共在新加坡独立前(也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以前)的反殖运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说,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有关著作和言论中”去马共化“,似乎为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即将在国庆50周年抛出他们的”新加坡50年建国史“预先做好舆论准备而引起的结果。我们认为,如果是属于第(1)或第(2)项所述的分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研讨逹致共识而加以解决的;如果是属于第(3)项所述的分歧,它同时含有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种性质,因此同时存在两种可能性(i)有望通过辩论寻求共识以解决矛盾,以及(ii)打击对方、无情斗争而你死我活。至于这场争论会不会有结果,以及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就取决于参与这场争论者以及各方有关人士的素质和智慧了。你认为,如何?

林福坤:我会很用心思考你们所提出的意见。你们在跟我的谈话中,很明确地分别用“5•13事件” 和“5•13学生运动“两个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意见或提出问题。我想了解,这两个词语各自的含义,这两个词语之间的差异,你们是如何界定的呢?

《人民之友》:我们所谓的“5•13事件”,就是指60年前即1954年3月初报章透露了英殖民政府准备强制青年服役当兵的消息,引起了适龄的华校中学生群起抗争,而在5月13日向总督府要求免役请愿,结果遭到英殖民政府的暴力镇压而演变成被捕与流血事件。为了抗议英殖民政府的罪恶暴行,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义愤填膺的华校中学生随后进行了两天的“5•22中正总校大集中“,接着又进行了为期22天的”6•2华中大集中“,树立了华校中学生敢于向英殖民政府展开英勇斗争的一个光辉榜样。我们把这场华校中学生反抽兵、反迫害行动,视为具有很大自发性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而称之为“5•13事件” 。

我们所谓的“5•13学生运动“,就是指从反抽兵、反迫害的“5•13事件”开始,到华校中学生在斗争中形成大团结而在1955年10月30日正式成立“全星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继续为争取一个和平自由的学习环境而奋斗直到中学联被封闭,而后又再延续到反对李光耀关闭新加坡华校(包括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斗争为止。我们把新加坡在二战以后从“5•13事件”开始直到华校被完全关闭之前的华校中学生运动,因它是“5•13”斗争的延续和发展而称之为“5•13学生运动”。


上图为艺术家朱庆光于1954年创作的木刻版画“513事件”,深刻描绘了上世纪50年代广大华校中学生所展开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反对英殖民统治者强制抽丁的英勇斗争。

下图为艺术家蔡名智于1955年创作的油画“马来亚史诗”,深刻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5•13学生运动(主要是华校中学生),为结束英殖民统治,争取实现一个和平、自由、独立、民主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愿望和决心。


我们称之为“5•13学生运动”或华校中学生运动,是因为它具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几个特性:(1)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观;(2)表现鲜明的意识形态;(3)具有草根性的自发成因;(4)持久激发广泛的参与行动,以及(5)产生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它因具有上述特性而成为一个运动。所以,这个运动是不可能没有领导的,如果这个运动没有领导,英殖民政府就不会忧心忡忡,李光耀也不会担心害怕了。李光耀终于成功骗取了这个运动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领袖的支持,从而赢得广大华族下层群众的拥护,而在1959年就掌握了新加坡政权(在当时只是在英国支配下的自治政府)。李光耀狡猾地利用了这个运动,他掌握政权之后就反过来摧残这个运动的领袖和破坏这个运动的有生力量。

林福坤:现在,我明白了你们把“5•13事件” 和“5•13学生运动“区别开来的意义。我同意你们把“5•13事件”(即华校中学生要求免服兵役的斗争)的整个时期界定在从1954年3月底开始酝酿,一直到6月24日结束,前后拉了3个月之久。我也基本上同意你们对“5•13学生运动“的界定和论述。我赞赏你们刚才所提的“李光耀利用了这个运动,而后摧毁了这个运动”这个论断。记得我在今年举办的“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聚会上的讲话中,借用了我二哥福寿在他逝世之前说过的话(《人民之友》注:这是指林福寿在2011年7月26日所写的《反殖斗争中的一个转捩点》,这篇文章是他受邀为《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1945年9月 – 1965年10月》一书的出版而写的序言),表达了跟你们相似的观点:“5•13事件”掀起了反殖政治浪潮,推动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掌握了新加坡政权(《人民之友》注:当时还是自治政府),李光耀当上总理之后,反过来对支持他上台的人,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这难道不是李光耀背叛人民的历史罪行吗?

《人民之友》:根据《巨浪》里的描写,你的领导“李欣“在你逃避追捕而隐蔽起来的时候,给你这样的指示:学运让别人去搞吧。你先专心写好“5•13事件”总结,然后才去做其他工作。实际上有没有这回事呢?这份总结有没有完成?有没有公开发表?现在从哪里可以找到这份总结来看?

右图为林福坤交给《人民之友》,他所保留下来的其亲密战友林金泉的另一张珍贵照片。据林福坤说,此照片是在游击战争结束后即90年代,林金泉还在和平村时所拍摄的。林金泉也是出名的左派文艺工作者,《巨浪》是他以“5•13学生运动”的人物和背景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他在《巨浪》的第八章里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节——李欣(对天柱和正波)说,“既然身份暴露了,就得转入地下。这是按照《十月决议》”办的,不要犹豫了;学运就让别人去搞吧。你们今后就是职业干部了。组织上每月发给每人二十五元伙食费。你们先在这里专心写好“5•13”总结,然后才准备其他的工作,包括入党仪式。

林福坤:是的。是有这么一回事。1955年初,在李欣的指示下,我和林金泉共同完成了“5•13”斗争的总结报告。这份《总结报告》,约1万5千字,用400方格稿纸抄写,约40张稿纸。完稿之后随即由我交给“李欣“,”李欣“看后对我说”很好!我会交给上级。我交给了”李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份报告(我和贺巾都没有留下副本)。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看来,现在或许只能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档案里找到它了。

《人民之友》:你在第一部分的访谈中告诉我们,在地下组织的关系上,最初接触你的人是你的表哥孙春生。他当时是在华中念书,而你是在中正念书的。为什么你领导是“李欣“,而不是孙春生?

林福坤:原先是孙春生接触我,后来是李欣接触我。这是因为李欣当时是发展小坡区的地下活动。他常常到小坡区去接触一些店员,我的1名中正同学就住在小坡的一间商店的楼上。那间商店的一名店员就发展我的同学。那个同学就来发展我,因此,我就认识到李欣。我的表哥孙春生也是李欣的下属。那个时候李欣负责的小坡区,是抗英同盟很活跃的一个地区。

《人民之友》:关于“5•13事件“由谁领导的问题,你还有什么补充意见?

林福坤:我同意:“5•13事件“虽然是像你们所说的是”具有很大自发性的”集体行动“,这场反抽兵、反迫害的斗争有抗英同盟参与和领导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始终碍难接受它是由背后某一个人在指挥的说法,比如,在华中的行动委员会背后,有詹忠谦在领导。让我拿中正的情况来说吧。当时中正成立一个由5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5人是:林福坤、林金泉、吴宗泽、郑识钟(已故)、黄伟荣(已故)。5人之中有些是抗英同盟盟员,但不是由抗英同盟领导指派的,但没有迹象显示,更没有证据证明,其中任何一人背后有马共党员或领袖在指挥(我和林金泉两人都是在“5•13事件”之后逃避追捕的情况下加入马共成为党员的,换句话说,我们两人正是被英殖民政府逼上梁山)。那个时候我们5人在校内经常接触,商讨问题,传阅自由报和抗英同盟传单,在抗英同盟反抽兵反迫害的号召下,便自觉自动组成五人行动委员会秘密进行活动。

《人民之友》:你在什么时候被逮捕?是陆振东出卖吗?

林福坤:我是在1971年1月20日被逮捕的,但是,当局在几个月之后才宣布通过报章宣布我已被捕的消息。从表面证据来看,是陆振东出卖我。但是,我对他晚年病重时才做的表白,是有很大疑点的。

(《人民之友》注:陆振东是跟林福坤一起转入地下活动的马共同志。这名把生命献给革命的马共党员竟在2013年3月19日自淋汽油焚身,20日不治身亡,因何缘故出此下策?众说纷纭。几年以来,在原马共党员之间和国内外(主要在新马、砂沙、泰南和香港)一些左翼人士圈内,流传着一份由一名署名为“西”作者所写的题为《“林福坤被捕事件”始末》的手稿。原稿没有注明完稿日期。根据圈内人士传说,这是陆振东在2006年间所写的“自白”。事实真相是否如此?耐人寻味。)

下左图是《“林福坤被捕事件”始末》手稿扫描;下右图是林福坤在1979年被释放后随即拍摄的照片。


《人民之友》:我们现在不谈关于是不是陆振东出卖你的问题,转回来继续谈关于“5•13事件“的话题。我们还想问你,除了你所说你提交给李欣的那份”5•13事件”总结之外,在抗英同盟之中,还有谁作过”5•13事件”总结?

林福坤:我不清楚。

《人民之友》:除了你和林金泉联合撰写的“5•13”斗争的总结报告至今不见踪影之外,我们在准备向你作这次访谈之前,翻阅了一些相关资料,也很难找到能够从社会政治运动的角度对”5•13事件”或“5•13学生运动”做出总结的专题文章。现居香港的谢炎辉为纪念”5•13学生运动“50周年而在2004年5月11日写好了一篇《5•13全星华文中学学生运动纪实》的文章,全文记述事件的内容较多而总结斗争的内容较少。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和领导者,他总结“5•13学生运动的意义和影响”,颇为中肯、有条有理。我们冒昧引述其内容于后,供有兴趣的同道参考,还望作者谅解。谢谢林福坤接受我们的这次访问。

5•13学生运动的意义和影响

如果说运动的意义,那么除了达到斗争的目的,重重打击了殖民地主义之外,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促成全星华校中学生大团结,开始与英校大学生联系,最后组织中学联。
2、中学联成立后,延续培养和锻练人材,更好推动文化艺术、助学、维护民族教育、救灾等社会活动,支援工农运动为人民服务。
3、为后来的群众运动,独立运动,左翼政党(包括一九六一年以前人民行动党)取得胜利所需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干部做了准备。因为参加“5•13”学生运动的骨干毕业后许多走向工人等群众组织和左翼政党包括人民行动党活动,记得当学生在羽球馆欢迎布礼特大律师时,李光耀律师在大会上说相信同学们将来会是马来亚独立运动的重要分子,他赞扬华校学生的纪律性和组织能力,许多同学后来都真的投身于星马的独立运动中。并在反殖斗争中积极工作和付出。可惜后来不少在政治斗争中受到不断摧残、打击和压制,但这些精英在星马的反殖运动中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4、给各种进步组织培养输送人材。学生运动磨练出大批有牺牲精神的人材。
5、冲破紧急法令的限制,给工人运动起了带动作用。
(《人民之友》注:以上所引“5•13学生运动的意义和影响”,是谢炎辉在10年前(即2004年)撰写的《5•13全星华文中学学生运动纪实》一文的最后一段内容。全文内容第一次刊登于2008年4月出版《艺术天地》第27期,用同“高徒”笔名发表;第二次刊登在 2012年2月出版的《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一书,用同“高徒”笔名发表;第三次刊登在2014年5月出版的《敢向英殖民统治者说不——五一三事件60周年纪念》一书,作者用原名发表。)


~第二部分完~




附件 ————————————————————
“林福坤被捕事件”始末
——————————— • 西 • ———————————

1971年2月中,在新加坡的前马共地下党员林福坤和谢秀贞被政府拘捕。这个事件对当时新加坡地下组织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它阻止了党组织一个重要决策的执行。

以下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始末

1962年8月中旬,新加坡的地下组织由于估计政府迟早会进行一次大逮捕行动,因而决定把一批可能面对逮捕的成员撤退到印尼去。

1970年尾,在印尼度过了8年的流亡生活后,当时的中心领导方壮璧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打回老家,动员北上》,即在印尼的成员都要设法返回新加坡,潜进马来西亚,最后北上马泰边境投入武装斗争;在新加坡的地下组织的任务,是尽量动员有条件的年轻人进入大马,北上加入马共部队。

这个决定在当时来说肯定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捩点,影响深远。但我从当时的整个主客观形势来观察和思考,发现它是一个明显的决策性的错误决定,而它的贯彻执行,将导致一批为数不少的、不明真相的年轻人被动员到北马投入马共部队。因此我决心设法制止这个决定的执行,最终导致了福坤和秀贞在新加坡的被捕。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有它的远因和近因(当时的近因),须得从头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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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62年撤到印尼之后,我们一伙(几十人),分散在印尼各地,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设法立足、生存,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在琐碎的日常事务上。除了开始阶段(1963年初)因新加坡连续发生的几个事件:合倂问题公民投票、“二•二事件”、“大选”等,曽经在某个生活单位进行讨论外,往后多年对新马国内的时局、问题,都绝少讨论。组织生活上的政治学习风气都陷于困顿。

到了1965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组织也闻声起舞,紧跟中国的步调,在方壮璧策动下,在组织大搞斗、批、改。从此,各地各单位的大部分成员都逃不过被批斗的命运,生活中事无大小、轻重不分,不论原则性或非原则性问题,都无限上岗,虽说不上把整个组织搞到一团黑,至少大家的信心、精神都备受打击,暮气沉沉。

接近1970年下半年,中国方面的文革已经出现了状况。我们天天听中央广播电台,从原先的“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各种报喜不报忧,到后来出现不少负面消息,如有人把“文攻武卫”搞成“文攻武斗”挑衅闹事、搞打砸抢,有人把“斗批改” 搞成“斗批走”;最后是原本每日不缺的毛主席语录歌曲、“林副主席高举小红书”等突然消声沉寂。

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都是“外传转内销”。我们当时处在资讯严重缺乏之下,只能从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如BBC的对东南亚地区华语广播),听到一点蛛丝马迹,知道中国出现了高层权力斗争激化,极左势力抬头、文革失控等等。

资讯虽然不多,但通过亲身参与的体验,也能发现我们组织内的斗批改也搞过了头、走了样;有人要搞斗批走;某些单位忘了我们还是个地下组织,不顾严密细则,仿效红卫兵搞起了“串联”、搜家;给某些犯错被斗的成员扣上各种牛鬼蛇神的外号,等等。

对我来说,由于自己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思考,就对斗批改的某些行为表示异议。例如:不跟随大家背毛语录;对中央广播电台鼓吹的“向毛主席肖相早请示晚汇报”的行为不表赞同;公然反对某单位准备对某成员进行批斗,直指他们是在搞“斗批走”。(在方明武的单位,准备挨斗的是S J的太太)在当时“一言堂”的氛围下,这些言行都会被视为不听话、不够坚定的表现。但这些现象至少显示了不论中国境内或我们组织内的斗批改运动都出了乱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尾,方壮璧去了中国一趟。回到椰城后,(当时他跟我们三四位住在一起),他宣布了两个决定:其一是把原来进行着斗批改运动“改称为”整风运动;其二是要大家准备《打回老家,动员北上》。

这两个决定的提出,在当时来说,应是如两块巨石投入我们如死水般的心湖,激起一阵波动。按照情理,也按照常态,应有许多问题值得去回顾、检讨、研究。尤其对《动员北上》这一战略方针的改变,也应有一番对国内外形势的全面分析与研讨。

可是这次方的回来后却一反常态,除了作一般的说明交待之外,全无表现要深谈的意愿。即使被问到为什么中央广播电台突然停止播送那些宣传,他的答复竟然是:“对中国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过问啦”一语带过。

当时我们住在那个点,并没有从事什么业务,算是投闲置散,时间有的是。但是那么多重要的、该谈的问题都不谈,聚在一起的时间就只花在玩桥牌!

其实,方的一反常态、不愿多谈,对一些问题似有难言之隐,这就已经显示了以下两点:
一、中国的文革搞到出了轨,我们组织内搞到大家土头灰脸的斗批改也要跟着“煞车”了。轻描淡写把它改称为“整风运动”,不过为了草草收场。若去认真地去追究检讨起来,主要的责任将会落在方的身上,他是颇难面对的。事实上,接着就要“打回老家”了,所以后来对“整风运动”再也只字不提,反正玩桥牌就可以打发时间了。
二、更重要的是,对於《动员北上》这么一个带转折性的重大决定,也采取轻率的、冷漠的、敷衍的态度,这就更不合常理,更反常态了。

也正因为这样,它促使我联系了当时的整个形势和背景,加上前个时期参与过的重要决策过程的讨论,反复思索,力求搞清楚: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会出现这么样反常的状态?结果,只能得出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动员北上》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它不符合当时整个斗争形势的现实情况和各方面主客观的条件,而且它不是孤立的一时一事的错误,而是跟之前的一系列决策上的摇摆、反复、犯错是一脉相承的。以下分几点来说明。

(一)回溯1962年尾我们撤到印尼后,到了63年中,生活大体上安顿了下来。福坤和我两对夫妇生活在廖内群岛的一个地点。当时新加坡刚发生过一系列事件:“反假合倂斗争”、“二•二大逮捕事件”、“大选左翼遭受挫折”。

不久,从椰城来了一位领导张忠良﹙高佬﹚,主持了我们那个点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新加坡左翼斗争犯了“过左、冒进”的错误,脱离了广大中间阶层群众,因而遭致失败和挫折。由此得出今后的方针策略应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6字诀。过后特地把留在新加坡工作的曾福华带来廖内,听取了分析和决策,然后带回去贯彻执行。之后,张忠良返回椰城。

过了不久,方壮璧从椰城来,宣布了决策上的重大改变,认为上次的“十六字” 决策犯了右倾保守的错误,将会打击群众的斗争热情。现在应改为“放弃对议会斗争的幻想,发动群众大搞街头斗争”。於是,再次把曾福华召来,带着新的决策回去贯彻。

事后得知,这种决策上的摇摆改变,尤其是从正确的决策转向错误的决策,使当时的工作者在执行上面对了不少问题和困难,最后也遭受了某种程度的损失。至于斗争的成果就不必提了。

像这种事件和经历,事后多年,从来也没有人再去提起,更不用说进行检讨、总结了。似乎没有任何方面需要负起任何责任。

(如果再往上追溯至五十年代末期的一些事件,这种决策上的摇摆不定、临阵改辙的例子,也还是有的。)

(二)关于打回老家,动员北上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马共在国内的武装斗争的实际情况是完全缺乏了解的。直到六十年代生活在印尼期间,所得到的笼统的印象就只是:由于马来西亚的成立,新马的公开群众斗争屡遭挫折;整个运动走向低潮;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是趋向收缩状态;部队向北撤到马泰边境根据地,进行整休;而这期间国际上则发生了社会主义阵营因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而出现的分裂,以中共为一方同苏联及西欧共产党为另一方,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修论战。而中国境内的文革的混斗与高层的路线斗争正走向激化。

在国内外形势的这种发展下,组织在70年底作出《动员北上》的决定,是完全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的,因为:

第一,这个时期国内的整体政治形势、社会状况,同六十年代作出收缩、退却战略方针时的状况相比,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变化,客观形势并未出现对发展武装斗争有利的条件。
第二,在主观条件上,党组织对一路来的斗争决策及执行结果没有作过全面而深入的检讨、总结、纠正错误,以指导今后的斗争和工作。对战略方针的改变,也未作出应有的全面的形势分析。
第三,西方在报导中国高层领导分裂内斗对东南亚地区革命组织的影响时,已透露了这些组织(包括马共)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内部出现了分歧与派系斗争。
第四,所谓武装部队撤到根据地进行整休,根据我们亲身经历的经验也可以料想到,肯定是紧跟中国文革的步伐,在内部大搞斗批改。方壮璧在一次谈到必须搞斗批改时,为了说明为什么一些在森林里参加过出生入死的战斗的老党员、老战士,还会有那么多的错误和恶劣表现,就曾透露部队中许多成员之间的所谓团结关系,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 即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剿和寻找粮食,才表现出紧密合作一致行动,除此之外在平日的生活工作中,经常都躭溺在各种事务的混斗中,把什么团结精神、同志关系都抛在一边了。这显示部队里的组织生活、学习以及人事关系都是很不健全的。基于以上所述,我得出的结论是:《打回老家》当然不是问题。《动员北上》如果指的是按个别成员的工作任务分派到北马去,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个决定所指的,根本就是要动员一班年轻人北上到根据地参加部队,而这些人只是一些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稍有觉悟,对社会现状有所不满的年轻人,在大批地下成员撤到印尼后,地下组织几呈真空,对这些年轻人的联系与教育工作肯定已脱节多时,他们的思想觉悟、政治认识等显然都还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尤其对整个斗争的局势和真相,根本是处于蒙蔽的状态。

总的来说,组织上是在无视于上述各种主客观的现实条件下,作出了《动员北上》这个明显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把那样一批不成熟的年轻人动员去参加到一个领导决策上屡犯错误、领导层处于分裂内斗、中下层组织严重不健全的部队中去。

因此我当时就觉得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不应该得到贯彻执行。不能让那些屡犯错误又无须负责、不进行检讨总结又继续作出错误决定、而由别人去付出代价的事情重复发生。

当时我身处一个地下组织内,有这种违抗组织决定的想法是很严重的,当然无可能提出来讨论,甚至无法向任何人提起。因此,想法归想法,如何去制止它的贯彻执行?实在是无从想起。

1970年底,终于等到了一个返回新加坡的机会。我们一组6个人,由方明武带头,办法是搭上一艘由椰城开往棉兰的万吨邮轮,当它航经新加坡时,会在红灯码头岸外停泊一天一夜,我们只要混在拥挤的搭客中登岸就成了。

这一来在离开椰城登上邮轮之后,就有了三天两夜的时间,让我航行在海阔天空的旅程上,比较清醒地深思着所面对的问题:一旦回到新加坡,我就得成为那个自己深切反对的错误决定的执行者之一,我应该怎么办?

这次返新前,方壮璧指示我把动员北上的决定传达给林福坤,他是在1969年间提前返新展开工作的。这已经是第二回我与福坤一起处理安排人员转移的工作了。上一回是1963年间佈署人员撤退到印尼的那项工作。就在上一回的撤退工作中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和状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它促使我对制止这次错误决定的执行更加强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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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撤退工作的一个经验

1962年尾到19 63年初,新加坡的大逮捕行动迫在眉睫,我和福坤从椰城被派到廖内靠近新加坡的一个小岛立足,准备另一轮的撤退工作。

原本是打算由我先返新去联系和安排待撤的人员,福坤则留在廖内负责接应。(后来执行时,是两人对换了位置。)因此,福坤需要把他所知的待撤人员的情况告诉我,以便讨论联系、输送的细节。这一来我发现了待撤名单中的有些人并不属于有被捕危险而必须撤走的,其中就有我所熟悉的L J,后来只因我向福坤反映了她的一个情况(她已结婚了),才没被撤走。另一个是MR,她是谢秀贞的下属,且是由谢提议动员她撤过去的。事后据谢的反映,MR也不是为逃避被捕而须撤走。

实际的情况是组织上为了另外的需要而采取了这个措施。这个需要是考虑到这次撤去印尼的人数会不少,将来流亡在那里的时间也可能很长,有些单身的成员将会面对一个恋爱、婚姻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就有必要动员一些适当的人选撤过去。从组织的角度看,这样做是责任所在,用心良苦,而且是一种需要,无可厚非。但是对有关的女性成员来说,由于是昧于情况、不明底细的情形下撤过去,等于把自己的生活前途都交在组织手上了,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国度里,今后的生活际遇会如何,就说不上有什么可选择了。事后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事实也说明问题会不少。例如MR后来的生活、处境都很不顺遂,最后发展到境况堪怜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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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的经验,还算是在执行一项正确的任务时(即撤退任务,是否正确,从未检讨,尚非定论),所延生出来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但是,这一回《动员北上》的决定,则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决不应该让一些人(包括额外需要的人选)去为一个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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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了阔别8年的新加坡,在当时的处境下,我单独一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提出来跟福坤商量讨论,那是绝对的无可能。他是那种对组织的决定二话不说坚决执行的忠心干部。这回是他在本地亲身佈署工作,当然没必要把打算动员的人告诉我。只是在一次的谈话中,他提到了一个我和他都熟悉的年轻人KS,他说:“像KS 这样的年轻人就很不错!”我们都熟知彼此的表达习惯,他那样说意思就是KS是适合被动员北上的。我们对KS一家人的成员都很熟悉。1962年尾我们撤离新加坡时,KS还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人。我们走后。料想也没有谁去联络和“发展”他了。如果以他那样的条件也足以被动员北上,就可估计这次被撤去参加部队的人数可不少。现在,同样的事情又一次落到只有我和福坤才知道的情景中。而当我下了决心要违抗组织的决定,要去制止这个决定的执行的时候,就在自己和福坤以及整个组织之间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就成为完全单独的一个了。应该不应该做些什么,能不能做些什么?就只能全由我个人去担当了。

1971年2月中,我把福坤和秀贞的一次可能的行踪通知了新加坡政治部的人,导致他俩的被捕。由于福坤被捕,导致在一定范围内终止了那个错误决定的执行。这是当时情况下,所能想得到、又能做得到的唯一办法,也是能够行之有效的唯一办法。

遗憾的是福坤和秀贞在这个办法中要付出了代价,遭受逮捕,吃了一些苦头。但是,他们不是那些稍有觉悟、图有热情的年轻人。他们是经受多年非法地下工作的锻练,长期养成随时面对被捕、受刑、把牢底坐穿的精神的老党员,付出那一点牺牲,应该不算太过分。

至于我本身,从组织的角度看,是干了一件告密、出卖的勾当,各种罪名、恶名都会落在我身上,这已是不在话下了。

只要想到当时自己凭着那一点良知,在那个骨节眼上,做了一件正确的、该做的事,致使一批年轻人避免了走上一条不该走的、不是他们洞悉真像、完全自觉自愿要走的道路。这才是那起事件的最实际的结果。致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已算不了什么。
(全文完)


下图是原稿影印版扫描
(原稿没有注明完稿日期)


“占中”以失败而告终 外媒遗憾、含泪离别

“占中”以失败而告终
  外媒遗憾、含泪离别
原标题:外媒遗憾占中收场:含泪的离别

来源:《观察者网》2014-12-11报道

今天(12月11日)上午9时,香港警方依法对占据金钟道两个月有余的示威者进行清场。关注此次清场的不仅是生活被扰乱已久的香港市民,还有“占中”从始至终从未缺席的西方媒体。观察者网注意到,西方主流媒体几乎都派了记者赶赴清场现场,用文字和图片传达感伤的讯息:一场“争取民主”的“和平”运动结束了,而香港警察的执法场面则被暗示着“老大哥”的形象。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CNN,都在刻意强调陆港矛盾加剧,未来政治问题还没解决。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指出,历史上的历次颜色革命,西方传媒一定是打头阵,一方面塑造出争民主、保自由的勇敢“斗士”形象,另一方面则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极尽污名化他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之能事。虽然“占中”以失败而告终,但东西方的博弈并没有结束。(《人民之友》:点击以上链接,参阅《香港“占中”:颜色革命的失败案例》全文内容)
以下为观察者网编译外媒报道:
BBC报道称,一位学生领袖说,他们本想一直在金钟留守,而且不打算用暴力的方式来与政府抗争,同时他还强调,这场运动没有结束。BBC还采访了黄之锋,他说,“如果政府想通过清场来结束这场政治运动,那么他们不要忘记,这无法解决真正的政治冲突,也无法解决社会问题。”BBC在最后的报道中称,这场占领运动从9月底到现在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但因为香港当地市民因生活被影响而不满。北京仍然没有从香港普选进程中退出,并依旧把占领运动视作违法。
路透社的报道则以开头就称非法占领运动为“民主抗争”,还形容此次的抗议运动是“和平的”,并称香港人为争取自由选举才会进行此次占领运动。报道称,这些留守者几乎没有反抗,他们安静收拾了自己的枕头、毯子和其他物件,收了帐篷,离开了这片寸土寸金的商业地皮。路透社采访了一位参加占中的学生,她说,“我会想念这里的,这里就好像已经是我家一样。”路透社还评论称,此次的占领运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这代表着人民不再想受操纵,他们想要与北京对抗,追求民主与自由,而这些正是中国大陆没有的东西。报道还称,对参加占中的很多人来说,这场清场是让人含泪的离别,他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度过了好几周。有些人还说此次抗议给这片英国前殖民地注入了民主的新生命。
彭博社在报道中采访了一位参与占中的社工,这位社工说,“我会在这里直到最后一秒,我从没想过我会被逮捕。但这次,你看看我们运动的结果,我们是失败的,因为政府并没有对我们的要求作出回应,但同时,我们也是成功的,因为我们叫醒了许多沉睡的香港人。”彭博社把此次占中称作自香港回归以来对北京政权的最大挑战,这代表了民意,且这次示威为香港年轻人做了榜样,让他们心中燃起了政治意识。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则强调了示威者平静的接受了香港警方的清场,报道称,很多留守者都表示会接受逮捕,且都不会反抗。报道称,许多示威者都在占领区逗留了数周,但他们都表示不会对抗警察。《华尔街日报》采访了一位示威者称,他参加此次占领运动是想要告诉人们,这是他们年轻人的未来。报道还称,几位学生领袖还特别告诉其他示威者,不要对清场做出任何反抗,要平静的面对警察,否则会被再次逮捕。
西班牙《阿贝赛报》称,包括香港立法会议员、活动领袖等人在内的数百人仍留在占领区内,目睹着清障如何结束。警方在占领区部署了几十辆车,其中还有消防车。此外,还有几百名警察配备了防爆装置。“我又难过又疲倦,我怕今天会有浴血之灾”,香港工党副主席张超雄如此说道。
英国《卫报》报道把今天(12月11日)的清场称为“气氛阴郁”,报道称,在如今北京和香港分歧的背后,中国正在侵蚀香港地区自由和文化的担心越来越多,报道称,可是当香港回归时,曾被承诺以极大的自主权。

CNN则继续在报道中颠倒黑白,报道称,北京不仅对香港已经完全管制,还强烈反对占中者对香港普选的要求。CNN评论此次清场是“当局周四开始清理亲民主派抗议者的大本营,宣告一场非同寻常的占领运动走向终点,而舆论关于中国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区政府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议,被这场运动进一步加剧了分歧。”
《纽约时报》则称,不管怎么样,香港居民都认为示威者成功地曝光了目前的政治分歧,但是当局者指责此次占领运动是西方指使所致。报道还评论称,许多示威者都认为,北京对普选规划的改变会让其获得更多的权力来选择管理香港的继任者。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对《纽约时报》说:“如今抗议文化早已改变,清场并不代表已经解决了政治问题。”

(《观察者网》综合报道 )

Monday, 8 December 2014

Fong Pau Teck urged the Sarawak state government to lift the entry ban on an elderly man who poses no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Fong Pau Teck urged the Sarawak state government
to lift the entry ban on an elderly man who 
poses no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Reported by: Yong Chee Chan (Kuching 12/11/2014)

Pujut Assemblyman, Fong Pau Teck (File picture from Internet)

Pujut Assemblyman YB Fong Pau Teck urged the Sarawak Government to review the prohibition order against Mr. Tan Seng Hin (Editor's note: Tan Seng Hin is one of the Sahabat Rakyat Working Committee members), a Malaysian senior citizen who was born in Malacca. Tan had been staying in Sarawak for 23 years before he was deported and forbidden to enter Sarawak.

YB Fong in his speech during the Sarawak state assembly held recently (11/11/2014 - 20/11/2014) revealed that Tan was barred from entering Sarawak to cast his vote during the General Election 2008.  In Feb 2014, Tan was denied entry again to witness his son’s wedding ceremony.

“It is ridiculous to bar visitors especially citizens of our own country to enter Sarawak through proper immigration channel without giving any reason,”  said Fong, the Pujut Assemblyman.

“The deportation and forbidden order against Tan to enter Sarawak has apparently contradicted Article 13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aid Fong.

“Under 67c of the Malaysia Agreement, even politicians are allowed to enter Sarawak for political campaign.”  Fong continued, “The Rukun Negara indoctrinated citizen to respect and obey the law and constitution.  However, it is ironic that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demonstrated a bad practice, showing no respect to the law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Sarawak.”

Fong challenged the state government to announce the reason to ban Tan from entering Sarawak.

“Even a prisoner has the right to know his conviction,” said Fong.

Fong used a Malay proverb “Berani kerana benar” to describe Tan as a brave man, because Tan challenged the arrogant prohibition order by entering Sarawak repeatedly. Fong used another Malay proverb “takut kerana salah” to lampoon the state government for being guilty as the reason to deny Tan from entering Sarawak is obviously an incredibly weak answer. Therefore the Sarawak government never dare to announce the reason.

Meanwhile, Fong challenged the state government to charge Tan in court if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any concrete evidence showing that Tan had committed any crime.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people is to arrest those who committed crime but not expel them to other state,” Fong added.

Content of Fong’s speech regarding Tan’s issue is as follow:

IMMIGRATION POWER OVER AN INNOCENT ELDERLY MAN

Tuan Speaker,in year 2001, the Sarawak immigration had deported a senior citizen, named Mr. Tan Seng Hin without giving any reason. Mr Tan, who is now about 74 years old, who was born in Malacca, had been staying in Sarawak for the 23 years since 1978 till 2001. 

In the year of 2008, he was forbidden to enter Sarawak to cast his vote during the general election. 2008.

In Feb 2014, Mr.Tan was forbidden again to enter Sarawak to witness his son’s wedding ceremony.  

Tuan Speaker, it is ridiculous to forbid visitors especially citizens of our own country to enter Sarawak through proper immigration channel without giving any reason.  The government could easily monitor his movement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that he provided to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The above deportation and forbiddenness to enter Sarawak has apparently contradicted Article 13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rticle 13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that: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and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residence within the borders of his/her own nation.
(2)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eave any country (including his own country) and to return to his country.

The Rukun Negara indoctrinate citizen to respect and obey the law and constitution. However, it is ironic that the State Government Agency has demonstrated a bad practice, showing no respect to the law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Sarawak.

Under Article 67C of the Malaysia Agreement, even politicians are allowed to enter Sarawak for political campaign, I don’t see any reason why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to ban Mr. Tan to enter Sarawak.

I hereby call upon the government to review the prohibition order against Mr. Tan Seng Hin. Malay proverbs says, “Berani kerana benar, takut kerana salah”. Even a prisoner has the right to know his conviction. If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any concrete evidence or reason to ban Mr.Tan Seng Hin from entering Sarawak, the reason should be announced so that the person concerned and even the public would be convinced.

If the government has any concrete evidence showing that Mr.Tan had committed any crime, he should be charged in court instead of misusing the immigration power to ban him from entering Sarawak.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people is to arrest those who committed crime but not to expel them to other states. 

Since there is no any evidence or whatsoever threat to our government, If the government still insists to ban Mr. Tan from entering Sarawak without giving any reason, it would only give the public an impression that the state government is oppressing an helpless innocence old man!

Saturday, 6 December 2014

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一)

 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
(一)
——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


掀起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反殖浪潮的5•13风云


【《人民之友》按语】今年的新加坡“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两名学者为此活动而先后发表不同观点的评论文章,激发了已在前老左内部发生的一场关于(“5•13事件”)有/没有马共领导”的论争表面化和扩大化。但是,论争者都欠缺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或文件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说和断言。这当然跟过去马共组织处于“非法地位”和遭受敌人和奸细破坏而无法有效操作,以及李光耀统治集团掌控一些重要的机密文件迄今不让揭开的专横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观察到,正如一名年轻学者所言,有些争论者有意或无意地排除或否决马共地下组织在反殖民统治和争取国家独立斗争中的存在地位和角色作用,他们的言论就等于接受了官方的思维与论述;我们思量着,在今日马共组织已经消失、马共影响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受英文教育、5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们歪曲或否定马共在反殖独立斗争的作用和影响,那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那些新加坡华校出身的反殖斗争的老左们和一些领袖,今天还忙着撇清或切割他们跟马共或马共的地下组织的任何关系,却是匪夷所思的事。难道那些前老左们不会担心他们所发出或支持的“跟马共或马共的地下组织撇清或切割关系”的论说和主张,最终会被利用作为新加坡统治集团庆祝建国50周年,大肆鼓吹“李光耀是伟大的建国总理”、“白衣人才是真正的‘建国一代’”论说的有力根据吗?

《人民之友》在贴出了“5•13”学生运动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文章(两轮)之后,就想通过向亲历“5•13事件”的领导人寻求他们对此问题的说法。在一名现为新加坡执业中医师的前职工运动者庄明湖的协调和帮助下,由《人民之友》派出陈成兴、朱信杰、洪佩珊、严居汉和杨秀丽,在11月初,专访了在“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聚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林福坤,并整理了以下两个部分的谈话记录——


以下是第一部分的全部内容——


第一部分:林福坤的家庭、教育和政治的背景

《人民之友》:请扼要地谈谈你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政治背景,让人理解你为何会参与这个运动?】

林福坤:我只能把事实讲出来,没有好好的整理。我可以说是来自一个小康之家。我的父亲林朝南,是在现在的小印度(Little India)附近的那间竹脚巴刹(Tekka Market)卖鱼为生的。记得李光耀的母亲经常到这个巴刹去买鱼。我的母亲孙玉凤,是个家庭主妇。我们一共有7个兄弟、3个姐妹。一家人都住在竹脚巴刹后面的一间屋子里。那间巴刹和那间我的一家人住过的房屋至今都还在。兄弟姐妹之中,我排名第三,林福寿(《人民之友》注:他是在1963年“2•2事件”即“冷藏行动”中被逮捕、无审讯扣留和监禁了20年之久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重要领袖)是我的二哥。我以下还有4个弟弟。我的二姐在我小的时候就送给人家。我的父母亲都是文盲、不识字的。兄弟姐妹的生活和教育费都是靠我的父亲的卖鱼来支撑的。我的大哥、二哥和一位弟弟都是受英文教育的,其他的包括我都是受中文教育的。我的大哥到了六号就辍学了,我的二哥就读完马大医科做医生。我在中正中学读到高中一就遇上了“5•13事件”而被政府追捕,被迫过着隐蔽的生活。

林福坤与吴楚贞  患难夫妻见真情

林福坤(1935年3月30日出生),现年79岁;
吴楚贞(1938年11月19日出生),现年77岁。


《人民之友》:你刚才提到你的二哥林福寿,可否谈谈你和林福寿是怎样走进当时的反殖运动这个政治圈子里?

林福坤: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是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对1950年代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和华校中学生产生巨大影响,我当然不能例外。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很爱回中国去。我也曾有同样的想法,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就决定放弃原先的念头而留下来、不走了。在那个年代,许多华校中学生都有这样的政治觉悟:回去中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留下来也是为本地反殖斗争尽一点力。

就因为当时的华侨华人社会都很支持中国、热爱中国,青年学生都很向往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和华校(中)学生的动态掌控得很紧密、镇压得很厉害。我在1951年入读中正中学。那个年代里政治部警探可以随意进入学校逮捕学生或老师。当学生们在学校静静上课的时候,会被突然发出的有人疾步逃跑、有人随后紧追的脚步声所惊动。原来是政治部警探随意进入学校追捕学生。这种事情,不是很久才发生一次,而是经常发生的。学生们对这种状况虽已习以为常,也是会很担心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学生追求理想社会的热情很高。尽管是很担心,但是,他们参与反殖斗争和社会改革的意志很强。

那个时代的华校中学生的思想很先进,依我看,这是因为受到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政治影响和精神感召。所以我们就很爱阅读课外书,刚好我的那个班里有几个好同学就有组织“阅读会”的习惯。其中有一个同学,他是从印尼来的。他经常回返印尼带来一些同学们都非常喜爱的进步书刊,让同学们偷偷传阅分享。我们对那些介绍学生运动的书刊尤其喜爱,关于中国学生运动的书,我们看了好几本。其中一本的内容很震撼我们、很牵引我们,但是,书名、作者,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是五四运动那个时期的书(《人民之友》插话:你是指五四运动,还是某个学生运动?)林福坤:五四运动之后的学生运动。好像是在中国西南方的学生运动。我会再去找这本书,它给我的影响很大。

《人民之友》:好。如果你能够找到、告知我们。除了刚才你提到的来自印尼的班上同学,还有什么别人(比如其他同学、老师或朋友),对你的思想启蒙或思想提高,有过重大的影响作用?

林福坤:刚才我提到的这名同学,叫杨再禧,他是印尼华侨,来中正中学念书。他还没念完初中就被逮捕而后被驱逐回印尼去。最后得到的消息是,他是病死在印尼。当时在校受到同学的影响之外,也受到课堂上讲课老师的影响。有一名老师特别热爱中国的。他在课堂上没有先谈中国,是不会开始讲课的。这位影响我的老师是教华文的。他叫司徒鑑。在中正中学,他是很出名的进步老师。据我记忆,他在上世纪60年代,也被逮捕、监禁。他好像在南洋大学也有讲课。我就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那时候中正中学的气氛就是很不一般。校长是庄竹林。我在中正中学读到高中一而已。我读高中一那年,18岁。刚好正是“国民服役”的适龄生,只读了三个月,就发生了“5•13事件”。我是因为领导同学在5月13日当天赴总督府请愿以及逃避在4月开始的服役登记而被殖民政府当局追捕,在1954年6月底学生斗争胜利结束,我就离开了中正中学。

《人民之友》:除了学校的影响以外,你的家庭方面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我们是指家庭对你的政治启蒙方面的影响。

林福坤:家庭在这方面对我就没有什么影响。父母亲都是文盲,那时候我家里的两名哥哥是受英文教育的。大哥读到六号就辍学到巴刹帮父亲卖鱼。二哥就拼命读书,一直到读完医科做医生。在我看来,却是二哥自己深受“5•13事件”的启示和影响而毅然投入反殖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

《人民之友》:你是否能够具体说明,从你入读中正中学以后到 “5•13事件”发生,你如何积极参与学生活动,直到你成为带领同学在“5•13”当天赴总督府请愿的一个领袖人物的过程?

林福坤:记得我在中正中学念初中的三年里很喜欢搞班会。到1953年,就是全校初中三同学联合起来在年杪举办一个大聚会。因为念完初中三就是完成初中课程,意味着初中同学即将分别,我们就把这个大聚会称为“初中同学叙别会”。为了丰富叙别会的内容,同学们都很热火朝天地搞文艺演出节目。新加坡艺术研究会(简称艺研会),也就是在当年的这个演出之后成立的文化组织。那时候,中正中学那一届的初中三同学大约有300多人。全体同学大约有1,000多到2,000人。因为中正中学学生人数如此之多,搞这场叙别会的演出和筹备工作就是一项大规模的集体活动。我在中正中学搞了叙别会之后,没有参加当时的校外的文艺演出活动,而是继续在中正中学校内搞反对政府抽壮丁的活动。那个时候(也就是1953年底),同学们已经听闻英殖民政府准备颁布法令、强制实施征召青年受训当兵的消息。1954年的3月17日,报章就轰出了强制青年受训当兵的《国民服役法令》。所以我们就卷入这场“反对当帝国主义者炮灰”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在中正中学同学开始的。

《人民之友》:你谈到了,在这个初中三年的时间,在校内搞班会和叙别会,以及搞各种文艺活动 ; 搞完了叙别会和文艺演出之后,你没有参与艺术研究会的工作,而专注校内当时正在开展的反对英殖民政府强迫新加坡青年替它当炮灰的活动。但是,你还未说明你如何成为带领同学在“5•13”当天赴总督府请愿的一个领袖人物的过程?你是否可以举出一些事件或活动来说明这一个更深入的问题?

林福坤:我遗漏了以下事件,就是在1953年,陈六使倡议创办“南洋大学”,受到当时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热烈支持。在新加坡创办一所华文教育的高等学府是当时东南亚(华人俗称为南洋,主要是马来半岛、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地区以至印尼)华人社会的普遍愿望。当时,身为华校生的我们,深深为陈六使的召唤和华人社会的反应而感动,就把我们举办的叙别会定为”为南洋大学筹款”。我就是在中正中学那个初中三班的叙别会的会上提出要为南洋大学筹款的提议人。所以我们在光华学校演出两场。

我在这之前的谈话提到的司徒鑑老师,他很关心当时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民族教育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对陈六使当年倡议创办南大的号召,他很热心响应。当时我跟司徒监老师有特别的关系。我跟他很亲近,因为他很支持我搞助学会(我从初中一启蒙以后,就在初中二、初中三搞助学会),他可以说是对我的政治思想的提高发挥很大影响的关键人物,他可以是指引我从关心同学学习生活走向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关键人物。

当时的“学生助学会”(我们习惯上简称“助学会”)是学生自己出钱出力帮助同学的,是没有社会人士给以资助的。因此,搞助学会,就得访问那些穷苦同学的家庭、调查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我们经常骑着脚车,穿梭于大街小巷或穷乡僻壤。我耳闻目睹贫穷家庭出身的同学的困境,很同情他们,很想为他们提供一点帮助。我们大约有6、7位比较活跃的助学会成员。我记得有一位助学会的学长,叫潘明智,后来他有去念南大,也很出名的。他南大毕业之后好像在教书。这个人年龄比我大。因为,我始终觉得当时的助学会运动给我帮助很大。它给我有机会深入社会生活、认识社会的不公,尤其是我在搞助学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人民之友》插话:在助学会的工作上,有什么给你留下很深刻影响、让你不能忘怀的事吗?如果你能想起,你可以在事后补充,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增加这次访谈的内容。好!你继续谈,你如何成为带领同学在“5•13”当天赴总督府请愿的一个领袖人物?

林福坤: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爱活动,比如助学啦、然后又搞为南大演出啦、这些都是需要广泛动员同学、发挥集体力量,才能顺利进行、有效完成的艰巨工作。1952年,我在中正中学助学会起初是担任宣传主任,就是负责撰写板报和出版《助学园地》。《助学园地》这是我们的不固定期刊物,由我负责收稿和编辑。到了1953年,就被选为中正中学助学会主席。我想就是因为我在这些活动中的积极表现和服务精神,赢得了同学们的高度信任,才被学生选为“5•13”赴总督府请愿的代表团成员,并被这个代表团委托为发言人。在《国民服役法令》颁布之前和之后,我们这些适龄的同学都很恐慌。我记得在中正这些适龄的学生有大约100多人左右,大部分是在高中一,有三几个是在初中三的,高中二、高中三的也有,只是他们(高中二、高中三的)大部分已经超龄了。因为政府所要征召的适龄生只是在18、19和20岁而已。1954年我是在高中一。当时,有些同学已经回中国了,有些同学正在筹备要回中国,但是有些同学(包括我本身)决定留下来,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人民之友》插话:我们想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想要离开中国是因为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呢?还是他们想逃避“当兵服役”?】林福坤:有的是为了社会主义理想,有的是为了逃避“当兵服役”。《人民之友》:主要是那一个呢?林福坤:主要是逃避“当兵服役”——许多同学认为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人民之友》:你之所以成为带领同学在“5•13”当天赴总督府请愿的一个领袖人物,除了因为同学们拥护你以外,是否是因为你当时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你是否有什么政治背景?

林福坤:那时候,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有一个全名称为“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的存在,在学校范围内,则称为“星洲学生抗英同盟会”。我们习惯地在口头上称它为“抗英同盟”或简称“抗盟”。据我所知,抗英同盟可以说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以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外围组织,其政治任务是反抗英殖民统治、建立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独立自主的国家。我是在初中二(大约18岁)的时候就参加抗英同盟。到了1954年我已经有大约3年的组织年龄了。其实,那时候华文中学就是抗英同盟活跃的天地。抗英同盟盟员是普遍存在于各个班级里的。你看到校内班上那些积极分子,不必问就知道他是抗英同盟盟员。那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要指出的是,抗英同盟不是马共,两者之间是不能画上等号的。从过去的英殖民政府到今天的新加坡统治集团,都刻意把抗英同盟跟马共划上等号,并借此混淆或歪曲新马人民反殖斗争的历史事实,是有着他们的政治目的。


右上图为林福坤留存的其亲密战友林金泉在1997年到中国潮州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剪影。林金泉与林福坤同是1935年出生。两人在中学时期就一起搞抗英同盟活动,“5•13事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一起转入马共地下活动。1962年,林金泉与苏世华结婚(婚后才赴印尼),育有2女1男。林金泉在上世纪80年代初,转到泰马边境参加森林游击战争,直到1989年12月战争结束。大约从2012年起患帕金森病(Parkingson's disease),身体衰弱,但思维清晰。现居曼谷。《巨浪》是林金泉所撰写的以“5•13学生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人民之友》:你是怎样参加抗英同盟的?是否是他们来接触你?还是通过别的什么方式(比如由朋友或同学推荐)?

林福坤:抗英同盟吸收或发展其成员的方式是这样的:比如我现在认识你,觉得你很热心,我就设法给你书看,进而跟你谈论各种问题,以提高你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等到你入盟的条件成熟之后就跟你提出以及介绍这个组织要你加入。

《人民之友》:那你是由谁接触你的呢?是学校范围内的学生吗?

林福坤:这个接触我的人不是中正的学生,而是华中的学生。他叫孙春生。他是我的表哥(我妈妈的兄弟的孩子)。他后来被逮捕、被驱逐到中国,然后病死在中国。

《人民之友》:对你个人的情况,你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我们还有两点疑问:(1)你本来就是带领同学在“5•13”当天赴总督府请愿的一个领袖人物,为什么在“5•22”宣布成立的“55人全新华文中学生请求学生免役代表团”的名单上,却看不到你的名字。那个时候你已被追捕,是吗?你就此隐蔽起来,进行地下活动,是吗?(2)你在说明你的家庭背景时,你略微提到你的二哥林福寿,你在叙述你的经历的转折点上,还没有提到你的二哥林福寿对你有什么影响,或者反过来,是你对他有些什么影响,是吗?

林福坤:是的。“5•13事件”发生后,政治部警探来到我的家里搜查。我知道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不敢回家了。因此,我每次想要回家,一定要先到阿峇街一个叔叔的家打听情况。他只是说:哦!不好回,不好回。

右图为林福坤父母亲在上世纪50-60年代租来供一家人居住的老屋。现已翻新作为经营印度古董的商店。此屋位于竹脚巴杀旧址(已拆除)旁边,叫俭吗巷(Campbell Lane)门牌18号,现今改为70号。站立在屋前者是林福坤,摄于2014年11月间。

此老屋具有反殖斗争的历史意义。因它在50年代为林福坤和林福寿用作他们进行反殖活动的一个基地——林福坤经常与“李欣”、抗盟盟友、中正同学在屋里密谈;林福寿于1953年底至1954年初期间,经常与社会主义俱乐部伙伴在屋里讨论《华惹》出版事宜。


《人民之友》:你的同志林金泉(贺巾)在他的著作《巨浪》里,着重描写了你跟你的二哥林福寿的故事,但是,它毕竟只是小说。我们不能把小说当成历史。现在,希望你谈谈你和林福寿的情况,让有心之士对你和林福寿的历史事实了解多一点。

林福坤:起初,在我念初中一、初中二的时候,我的二哥是很反对我搞这些学生活动的。他认为,我是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课业上。我爸爸看到我和几个同学经常在家里开会,而且偷偷摸摸地进行,就觉得我们有书不读,整天去搞那些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危险和麻烦的活动,心里总是不安、埋怨。到1954年我在搞“5•13”学运的初期,我的二哥才转变来接近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我被追捕的情况下,我们的确只能进行“地下活动”的。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就是《巨浪》里面的李欣。这个李欣的真实姓名是什么我就不懂。我们当时都叫他“R”,或者叫老李。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后来我在1959年看到一名马共党员吴宗保被捕的报道。我从报章报道的内容看,我很有理由相信“R”就是吴宗保。他和他的同伙原来属于在马来(亚)半岛的活动的武装的工保小组成员,从柔佛州逃到新加坡来之后被捕。这个小组成员被捕之后或投降或变节或原形毕露,都转变为政治部“特务”,专门对付被逮捕扣留的马共党员、亲共人士或民主人士。

《人民之友》插话:好的。请你现在谈谈你和你的二哥林福寿的一些情况。

林福坤:在1952年,福寿刚刚进入马大念医科。当年福寿22岁,我18岁,比福寿小4岁,在中正念初中二。福寿开始的时候不同意我搞这些活动,他认为我这样搞会影响学业、影响人生。到了1954年“5•13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华校中学生所开展的反对英殖民政府强迫学生当炮灰的请愿斗争以及其后为维护学生权益而展开的相关活动得到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关怀和支持。当年福寿也是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员,而且是该俱乐部的机关报《华惹》(Fajar)的编委。他和该俱乐部成员莅临现场观察过我们同学先后两次集中在学校校园(也就是“5•22中正总校大集中”和“6•2华中大集中”)提出诉求的行动处理得井井有序。他们都认同我们所开展的是正当的、正义的斗争。福寿在他的演讲里面也提到他对“5•13事件”的评价。实际上,不是我的二哥影响我,而是我们的学生运动影响了他。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在英殖民统治下培育出来的受英文教育者,普遍上是只顾个人利益、不会关心社会,有机会接受英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员却是例外的,他们关心社会问题、关心国家前途。但是,福寿并没有给我很大的政治的影响或思想的启发。

《人民之友》:用一句话来概括你的最后一段话语,就是:你本身的社会实践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对你的影响,多过于福寿给你的影响。可以这样讲吗?

林福坤:应该是。因为我感觉我的二哥的转变是在“5•13事件”发生之后。福寿此后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也有了很好的锻炼,在政治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并跟林清祥等人坚持反殖民主义、反霸权统治的政治立场,跟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统治集团划清界限、顽强斗争,直到他离开人世为止。我个人认为,他已为受英文教育者在新马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林福寿(1931–2012)是一个诚恳低调、默默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好领袖。他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下被逮捕、无审讯扣留、监禁了20年之久。1982年9月才获得释放,关押时间之长,仅次于被关押了32年的谢太宝。他在反对霸权统治斗争所表现的坚定不移立场和决不妥协精神,给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的镇压和招安手段以沉痛的打击,给为民主人权而奋斗的人留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人民之友》:你的二哥林福寿,有参加人民行动党吗?

林福坤:有。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的时候,他也是发起人之一。他是跟杜进才等人一起的。但是到了1961年,因李光耀彻底出卖人民利益、背叛反殖立场,他和林清祥等人一起脱离人民行动党、组织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人民之友》:请问林福坤,你有参加人民行动党或社会主义阵线吗?

林福坤:社会主义阵线是在我转入地下活动长达7年之后,也就是在1961年才成立的。即使我想要,也没有机会参加这个政党。至于人民行动党,我是早在它成立的时候就参加它的花拉公园支部。我那个时候虽然已经转入地下隐蔽起来,但是又想转回公开活动。那是因为我是在“5•13事件”发生之后被追捕而没有回家,就去参加靠近竹脚的人民行动党花拉公园支部。我是以真实姓名去参加人民行动党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参加这个政党活动是很重要的。我跟杜进才、蒂凡那(Devan Niar)、曾超卓都很熟嘛。1955年自治大选,蒂凡那(《人民之友》注:资料显示,当时他是抗英同盟的领袖人物)是人民行动党派到花拉公园选区竞选的候选人,我支持他出来竞选。当时在人民行动党花拉公园支部,主席是杜进才,副主席是我(林福坤),秘书是曾超卓。(《人民之友》插话:你的行动是否可以说明抗英同盟原本想要公开活动,被镇压迫害才会转入地下隐蔽。请问林福坤,你参加人民行动党,是组织上的安排,还是你自己的决定?)林福坤:我参加人民行动党是我自己的决定,那个时候都没有领导。我在人民行动党花拉公园支部活动了几个月之后,政治部“特务”就追到支部去。幸亏我先走一步,不然就落在他们的手里。

~第一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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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 对我国下届大选意见书
(华 巫 英)3种语文已先后贴出

作为坚守“独立自主”和“与民同在”的立场的一个民间组织,人民之友在今年9月24日对即将来临的第14届全国大选投票,发表了一篇以华文书写的“意见书”,题为: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

这篇意见书的英文译稿(标题是: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已于10月22日张贴在本部落格。马来文译稿(标题是:Undilah "calon yang membantah pengislaman nega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Mencegah puak Mahathir kembali kepada kuasa!)也已接着在11月13日在此贴出。

此外,人民之友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微信、WhatsApp等方式,尽可能向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各宗教的团体和个人,传送我们的这份“意见书”供参考。我们欢迎跟我们对下届大选的立场和见解一致的团体和个人,将这份“意见书”传送到更多的人手中去!

我们希望,我们在意见书内所表达的对下届大选的立场和观点,能够准确而又广泛地传播到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中接受考验,并接受各党派在这次全国大选斗争和今后实践的检验。


Pandangan Sahabat Rakyat terhadap PRU akan datang telah diterbitkan dalam tiga bahasa (Melayu, Cina dan Inggeris)

Sebagai sebuah pertubuhan masyarakat yang berpendirian teguh tentang prinsip "bebas dan berautonomi" dan “sentiasa berdampingan dengan rakyat jelata”, Sahabat Rakyat telah menerbitkan kenyataan tentang pandangan kami terhadap Pilihan Raya Umum ke-14 yang bertajuk "Undilah calon yang menentang Pengislaman Nege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Jangan benarkan puak Mahathir kembali memerintah! " (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dalam Bahasa Cina pada 24hb September 2017.

Penterjemahan Bahasa Inggeris kenyataan tersebut yang bertajuk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telah diterbitkan dalam blog kita pada 22hb Oktober 2017 manakala penterjemahan Bahasa Melayu telah diterbitkan pada 13hb November 2017.

Selain daripada itu, Sahabat Rakyat juga akan menyebarkan kenyataan ini seluas mungkin kepada pertubuhan dan individu semua bangsa, strata, profesyen dan agama seluruh Negara melalui email, wechat, whatsApp dan pelbagai saluran lain. Kami amat mengalu-alukan pertubuhan dan individu yang berpendirian dan pandangan sama dengan kami untuk turut menyebarkan kenyataan ini kepada lebih ramai orang!

Kami berharap pendirian dan pandangan kami berkenaan pilihan raya kali ini yang dinyatakan dalam kenyataan tersebut dapat disebarkan dengan tepat dan meluas untuk diuji dalam kalangan rakyat semua bangsa semua strata sosial melalui penglibatan mereka dalam amalan pelbagai parti politik dalam pertempuran pilihan raya umum kali ini mahupun amalan masa depan.


The Chinese, English and Malay renditions of Sahabat Rakyat’s opinions about next election have been published consecutively

As an NGO which upholds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position and "always be with the people" principle, on 24 September 2017, Sahabat Rakyat had released a Chinese-written statement of views with regard to the voting in the upcoming 14th General Election, entitled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投票支持"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候选人": 反对巫统霸权统治!莫让马哈迪帮派"复辟"!)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this statement entitled "Vote for “candidates who are against State Islamisation”: Oppose UMNO hegemonic rule!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wer of Mahathir’s faction”!" and the Malay rendition entitled "Undilah "calon yang membantah pengislaman negara":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Mencegah puak Mahathir kembali kepada kuasa!" had been released on 22 October and 13 November respectively.

Apart from that, Sahabat Rakyat will also make every effort to disseminate this statement as widely as possible to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of all ethnic groups, religions and all walks of lif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via email, WeChat, WhatsApp and other channels. We welcome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ith the same position and views to spread this statement to more people!

We hope that our position and views pertaining 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expressed in the statement will be accurately and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also examined by the popular masses of various ethnicity and social strata through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struggle of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carried out by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practices in all field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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