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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padu, mempertahankan reformasi demokrasi tulen, buangkan khayalan, menghalang pemulihan Mahath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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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padu, mempertahankan reformasi demokrasi tulen, buangkan khayalan, menghalang pemulihan Mahath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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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恭祝各界2019新年进步、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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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加影州议席补选诉求 / Tuntutan-tuntutan Pilihan Raya Kecil Kaj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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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18周年(2001—2019)纪念,举办一场邀请4名专人演讲的政治论坛和自由餐会,希望通过此论坛激发更多的民主党团领导、学者、各阶层人士,共同为我国民主改革运动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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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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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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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 The New Phase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Malaysia / Fasa Baru Reformasi Demokratik d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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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为庆祝15周年(2001—2016)纪念,在2016年9月上旬发表了最近5年(2011—2016)工作报告(华、巫、英3种语文),并在9月25日在新山举办一场主题为“认清斗争敌友,埋葬巫统霸权”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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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16周年纪念,针对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发表专题文章,供给我国民间组织和民主人士参考,并接受我国各族人民民主改革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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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根据2017年9月24日发表的《人民之友 对我国第14届大选意见书 》的内容与精神以及半年来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形势,对5月9日投票提出具体意见,供全国选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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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2019年国际劳动节发表对2007年兴权会游行示威的重要领袖乌达雅古玛(Uthayakumar)的专访(第一部分)。这次专访的主题是:兴权会的主要斗争对象乃是马来霸权统治集团。

Friday, 31 August 2012

马华催产的“关丹中学” 不是华社盼望的“独立中学” — 原题为:第61所独中乎?(补编)

马华 催产的“关丹中学”
不是华社盼望的“独立中学”

(原题为:《第61所独中乎?(补编)

作者:黄集初 2012年08月30日 05:56:35pm
来源:《独立新闻在线》【有言不信/黄集初专栏】

【图片说明】隆中华董事长童玉锦、华总总会长方天兴及复办关丹独中工委会召集人黄道坚等人,于2012年8年29日在隆中华召开联合记者会,并以上述三造的名义发表联合声明。

多家媒体在记者会上再三追问批文与申请书的事宜。在记者会近尾声时,彭亨州董联会主席林锦志忍不住吐苦水表示,如果记者对批文有任何疑问,最应该问的人是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


自上篇《第61间独乎?--论关丹中华中学》日前发表后,出乎意料引起读者的热烈回应及提问,也有朋友和华教界前辈给我提意见,更有人提供了一份相当“劲爆”的资料。这里就針对五个问题加以补充。

类名与校名混淆

第一个问题就是类名与校名的混淆。所谓类名,在这里是指学校的归类。在《1996年教育法令》的第16条里,是把教育机构分三种:1.政府教育机构;2.政府资助教育机构;3.私立教育机构。这是所谓的第一级分类。

每一种类別又可进行第二级的分类,简称二级分类。比如私立教育机构这一大类底下,又可分成私立幼稚园、私立中小学、私立宗教中小学、华文独立中学及其他小类。

问题出在私立中学和独立中学这两个二级分类的类名,我们常容易混淆,而这往往是因为翻译的问题。为了清楚起见,把与本课题有关的类名所对应的中文、马来文、英文整理成下表:
此外,有时问题是出在有些学校的校名和类名会有不一致的现象,请见下表:
这两所独立中学,马来文是用“Persendirian”,可是英文却用“Private”,这也是引起混淆的地方,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很多学校的历史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要久,所以,校名在法令规范之前就已存在了。因此,在批文里的校名不是重点,重点是学校的类名,这是在批文里完全没有提到的地方。

独中不同于私立教育机构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IPS”这个名词的翻译。在黄士春译的《1961年教育法令》里,“Institusi Pendidikan”是翻译成“教育机构”。在董总出版的《1996年教育法令》中译本,“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是翻译成“私立教育机构”。在这两份有代表性的文本下,“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应统一译成“私立教育机构”。

可是对于批文,就出现不同的翻译。批文的主题,原文是为“Kelulusan Penubuhan 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 SEKOLAH MENENGAH CHONG HWA KUANTAN”,而《星洲日报》(电子版)8月21日所刊登的批文中译本,却把这句翻译成“批准成立私立学校:关丹中华中学”。

你们看出其中玄妙之处吗?在教育部的归类里,不管是“私立学校”,还是“华文独立中学”,都归属于“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如果把“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翻译成“私立学校”,那独中就变成也是私立学校,在申请书(BPS-1)上勾选“私立中学”也变成是正确的选择。

所以,把“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翻译成“私立学校”肯定是有误导的成份在里面,致于是有心还是无意,那就交由诸位去判断。而且,你们稍为注意,马华公会诸公常把“私立学校”和“独立中学”混著交替使用,往往上一句是“私立学校”,下一句就变成“独立中学”。认识不清者,真的会给蒙过去。

以国际学校类别申办?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学校。有人感到疑惑,曰:“目前“国际学校”已能招收100%本地学生。那么我们是否能办一间关丹中华“国际”学校呢?这样在教授课程的拟定上是不是更有伸缩性和自主性?”

我们先从技术面看这个问题。申请表格附件中,私立学校是填写表格5A,而国际学校是填写表格5B。我们就这两份表格归纳整理成下表,做一个比较:

项目私立中学国际学校
1表格Borong 5ABorong 5B
2课程国家规定的课程自行填写
3科目核心课程及其他课程不用填写
4学制国中学制自行填写
5考试国家考试体制自行填写
6教学媒介语国语英语及其他

各位看了有何感觉?是不是想骂人呢?

从技术上来看,表格5B更适合用来申办华文独中,只是表格5B仅限两种学校使用:国际学校和外侨学校。那是否可以变通一下,借国际学校的名义来申请呢?反正现在也是借“私立学校”的名义来申请嘛。

这问题就不能只从技术面来考量了,必须从更高的层面来考虑了。从马华公会那一方来看,如以“国际学校”的名义来申办独中,就会面临华教同道的质问,为何不能用独中名义申请。这时,马华公会就会避不开这个紧箍咒:“历史协议”。

当初,就是为了从这个漩渦中脫身,而搞个“新型独中”出来,现在以“国际学校”的名义申办,豈不是又陷的更深。况且,正如前述,私立学校还可模糊说成是独中,国际学校要怎样诠释为独中呢。

从华教界一方来说,问题更大。其实,彭亨当地华教人士也考虑过这个方案的,但却面临一个理念的问题,那就是华文独中为什么不可以得到国家的认可呢?非要如此委曲去弄个像独中又不像独中的国际学校来。这个问题如果激化起来,会引起內部的分裂。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深入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统考是否受承认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总之,“国际学校”的方案是技术上可行,理念上却是争议性极大,还是算了。

华文独中有特殊意涵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华文独立中学”。在华教史的论述上,华文独立中学是在《1961年教育法令》下才出现的,可是翻完所有的条文,没有一条有明确提到“华文独立中学”,更遑论《1996年教育法令》的条文。可是,华文独立中学也不是我们自己命名的。那这个“独立中学”是那里跑出来的?

其实,“独立中学”是源自于《1960年达立报告书》。这份报告书的全称是:《1960年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由于委员会的主席是当时的教育部长达立,所以又称《达立报告书》。在报告书的第八章里,有一节专门讨论“独立中学”的地位。
而在第九章里的第186条,明确指出:“独立中学没有义务使其学生准备参加公共考试,但独立中学之学生,可自愿参加这些考试,独立学校可采用任何媒介语,但目前有关共同课程之条例,须遵守之。”

(There will be no obligation for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to prepare their pupils for pulic examinations but any such pupils may voluntarily sit for these examinations. Any language-medium may be used in independent schools, provided current regulations about common syllabuses and courses of studies are observed.)

这个第186条,其实可以视为“独立中学”的定义,而且还是官方的定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叫私立学校(Private School),因为“独立中学”是有其特定的意思,不是“私立学校”这个名词所能涵蓋的。所以,用这个官方定义来衡量,现在批下来的“关丹中华中学”还能算是“独立中学”吗?

不能增设独中的官方“证据”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一份“官方文件”。有人提供了一份网页上的文件:《BUKU DASAR 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我从网址上查回去,原来是来自彭亨教育局的私立教育单位的官方网站。各位请顺著下面方格的指示去下载有关文件:

UNIT PENDIDIKAN SWASTA, JABATAN PELAJARAN PAHANG
http://swastajpnpahang.webs.com/

网页左侧的目录,找“KATEGORI PEND. SWASTA” ,按入。

出现一个新网页,第二个标题:“Maklumat lengkap cara penubuhan setiap kategori

按 Dasar IPS:
http://swastajpnpahang.webs.com/1@Pernyataan%20Dasar%20IPS.pdf

找到有关文件了吗?如找到,请在同一网页,继续往下看,就会看有一段解释“独立中学”的文字: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SMPC)

Sesuatu institusi pendidikan yang menawarkan program pendidikan peringkat menengah yang menggunakan bahasa Mandarin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ntuk menjalankan program pendidikan yang dikawalselia oleh Malaysian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MICSS)Examination Board.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归纳出独中的两个特点:一、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二、教育计划是受华文独中考试局监管。

所以,各位,什么是独中呢?

一向来,我们都习惯自称“独中”或“独立中学”,很少会加上“华文”这个字眼。只是跟国外朋友解说时,才会加上“华文”二字。现在是政府怕大家不知独中是用华文,所以特意加上“华文”(Cina)这个字眼。

在《达立报告书》里,也是不用“华文”,只是称呼“独立中学”或“独立学校”。其次,这段解说的文字避开了统考是否受承认的问题,而巧妙地代之以“华文独中考试局监管的教育计划”。这或许也算是一种折衷方案吧。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教育部官员的思维里,课程和考试是一体的两面,上什么样的课程,就考什么样的考试;没有相应的课程,就没有相应的考试。而且还要注意,科目(Mata Pelajaran)和课程(Kurikulum)是不同等级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批文的第8条是真的非常地模糊。如要明确点,第8条里的“科目”,最低限度也要改成“教育计划”(Program Pendidikan)或者解释成其他“教育计划”的科目。

好了,有关这段文字的解读就此打住,我们看回有关的文件。这份文件其实是对各类型学校加以详细的解说,而且还列成表格,对每一事项都列出政策说明、解释及法律依据,让人一目了然。请各位翻到华文独立中学(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那一部份。找到了吗?那请看第一个事项的政策说明,原文如下:

“Bilangan SMPC yang sedia ada sebanyak 60 buah dikekalkan tanpa sebarang dasar untuk penambahan atau pengurungan bilangannya. ”

在这里,SMPC就是指华文独立中学。这段文字的翻译如下:“现有华文独立中学的数量保持60所,没有任何政策予以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

够清楚了吧?还须要解说吗?这算不算是“历史协议”的官方证明呢?

不过,如仔细的推敲,其实是有一些薄弱之处。一是这是彭亨的教育局的官方网页,不是联邦政府教育部的官方网页,那这份文件是否只能算是地方教育局的政策,而不是联邦教育部的政策呢?可是,我国宪法很明确的规定教育权力是归联邦事务,不属于地方政府的权力,所以,地方上的教育政策不可能违反联邦的教育政策,特別是白纸黑字的文件。

二是这份文件本身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日期、没页数、没单位,很难说是一份正式的官方文件。但从一个官方网站下载的文件不能算是官方文件,也很难说得通。所以,这份文件算不算是一份官方文件,就交由各位自行判断。

过后,有点不放心,又花点时间查一下其他州的官方教育网页。结果,发现在霹雳州教育局的官方网页上,也出现同样的文字解说及得到同样的文件。各位请顺著下面方格的指示去寻找有关的资料:

JABATAN PELAJARAN PERAK
http://pelajaranperak.gov.my/v2/

网页左侧的目录,

找“Sektor”
>“Sektor Pendidikan Swasta Dan Pendidikan Khas”
>“Unit Pendidikan Swasta”
>“Kategori Pendidikan Swasta”

然后,按入。

出现新网页,第二个小标题:“Maklumat lengkap cara penubuhan setiap kategori

按 Dasar IPS:
http://swastajpnpahang.webs.com/1@Pernyataan%20Dasar%20IPS.pdf

所以,我们现在至少可以从两个州教育局的官方网页上,找到同样的文字解说和同样的文件:《BUKU DASAR 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各位,这算不算是证据充份呢?

走笔至此,要补充也补充完了。在《独立新闻在线》写了这么久的专栏,也到了曲终人散之时,在这里要感谢《独立新闻在线》给我机会,能刊登如此长篇大论的文章而不须刪减。

最后,在国庆前夕,预祝各位有一个快乐的假期。

注:请各位赶快把有关网页的资料下载及做截图,你懂的。

(作者黄集初毕业于台大历史系,取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曾服务于独中17年。)

Wednesday, 29 August 2012

沙巴人说:“一诺千金”废话,理由罄竹难书!Many reasons why its actually “janji tak ditepati” (With FOS Committee editor's note)

沙巴人说:“一诺千金”废话,理由罄竹难书!

(Updated with Editor's note in English on Aug 30)

作者:Daniel John Jambun
译者:神山佬
来源:malaysia-today.net/mtcolumns/letterssurat/51249

【编者按语】本文是马来西亚之下婆罗洲困境基金会(BoPiMaFo)主席丹尼尔•约翰•詹本(Daniel John Jambun)最近针对今年8月31日的我国独立55周年庆祝活动发表的声明。他在这篇声明中,根据沙巴人民的遭遇和体验,对国阵处心积虑提出的“一诺千金”的主题,明确表达了正相反对的立场和观点。根据这篇声明的内容可以推断,民联仓促轻率决定的“同国同心,全民大同”的主题和庆祝活动,也不会受到沙巴人民所欢迎和接受。

在朝野两大政党阵营之外,非政府组织也在一些领袖的推动下,组成一个名为“诺言联盟”的组织,原先宣布在8月30日晚10时在独立广场举行“净选之诺”(Janji Bersih),后来改称为“民主之诺”(Janji Demokrasi)的独立日倒数活动,号召各族人士响应和参加。根据网络消息,这项活动是欢庆我国第55周年国庆日,同时向政府提出三大民主诉求,即“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和“落实干净与公平的选举”。

本文作者丹尼尔此前曾表示,现今的《马来西亚宪法》(通称为《联邦宪法》)是由《马来亚联邦宪法》伪装而成的;它与《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精神并不相符;沙巴因此沦为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因此,他联合了代表马来西亚被边缘化的印裔族群领袖瓦达慕迪,共同签署一份在今年9月16日开始生效的谅解备忘录。他们宣布,“婆罗洲困境基金会与兴权会将推展“马来西亚宪法运动”(CoMaMo),以便实现一部有如当初《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所承诺的真正的马来西亚成文宪法。”

在兴权会领袖看来,制度性种族主义是马来西亚人民的最大忧患,这制度性种族主义源自于《联邦宪法》第153条文中,把公民权划定成两种等级。印裔族群(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划为二等公民,长期遭遇最深重的压迫和剥削。印裔族群从斗争实践中已经认识到,必须联合其他被压迫、被剥削的族群,直捣这个种族主义的政治核心——巫统,撤销《联邦宪法》中的不合理条文,才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因此,本文作者丹尼尔所领导的婆罗洲困境基金会与印裔族群领袖瓦达慕迪所领导的兴权会,即将联合展开的“马来西亚宪法运动”,理应受到活跃于半岛的民主政党与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和配合。民主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对于婆罗洲困境基金会或兴权会所提出的诉求,理应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不应袖手旁观、保持清高。

[Editor's Note: The article is a media statement by Daniel John Jambun, Chairman of Borneo’s Plight in Malaysia Foundation (BoPiMaFo) on the 55th Anniversary of Merdeka celebration on 31 August.

In the statement, he explicitly expresses his opposition to the national day theme “Janji ditepati”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encounter of Sabahans. From his statement, we can infer that the theme of “sebangsa senegara, sejiwa” hastily introduced by Pakatan Rakyat and their respective celebrations would gain little acceptance from the Sabahans either.

NGOs also founded the Gabungan Janji. They will organize a Janji Bersih gathering at 10pm on 30 August at Dataran Merdeka, but they renamed it as Janji Demokrasi national day countdown. According to internet sources, their program is to demand that the government uphold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o conduct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

According to Mr. Jambun, the present Federal Constitution is actually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of Malaya in disguise, which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Malaysia Agreement signed in 1963. Consequently, Sabah has been reduced to a colony of Malaysia.

He has therefore decided to join forces with Mr. Waythamorthywith, leader of the marginalized Indi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resulted in the signing of an MoU to be effective on the16 September 2012.

They announced that BoPiMaFo and Hindraf will jointly launch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Movement (CoMaMo) aimed at realising a written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reflecting the true spirit of Malaysia Agreement 1963.

In the eye of Hindraf leaders, institutionalized racism represents the most serious cause of concern. It is rooted in Article 153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that categorises citizens into two classes. The Indian community (together with other minorities) is thus categorized as second class citizens, and has long been oppressed and exploited.

The Indian community has learnt that it has to unite other oppressed and exploited groups to fight the political source of racism, which is obviously UMNO, and to eliminate the unjust provisions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The joint efforts of BoPiMaFo and Hindraf in launching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Movement (CoMaMo) deserve the due attention and support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Peninsula as well as all those who believe in democracy.

Instead of being nonchalant onlookers, they should render strong support and generous assistance to BoPiMaFo and Hindraf in their joint endeavours.

作者:Daniel John Jambun
今年国庆日的口号“一诺千金”,已经招致许许多多的争论,不仅因为它亵渎了国庆的神圣而转变成一个国阵的竞选宣传活动,而且因为它的内容是如此容易引起争论。这是国阵在选择口号上的一个错误,因为口号的说法本身招致批评和争论。国阵忘了:国庆是为全体马来西亚人、不分党派的活动。因此,国阵把国家的庆祝活动变成本身的庆祝活动,的确是犯上一个离谱的错误,或者显示它的嚣张气焰。

通过这样做,国阵排斥跟他们对立的党派和群众。反对党没有理由跟国阵一起庆祝国庆日,因为这一天已经变成“国阵日”了!支持反对党的群众也没有理由在国庆日表现是爱国者,因为庆祝国庆,就等于支持国阵!国阵已忘了:代表全体人民庆祝国庆日是它(国阵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国庆日属于人民,不属于国阵。难怪跟往年比较,挂在店铺、办公楼、住宅和车辆上旗帜突然减少到几乎等于零。现在,甚至国旗也强烈染上了国阵的傲慢自大的色调,因此,许多人当看到国旗迎风飘扬的时候,不再感到有任何爱国的情结。

国阵竟是如此的孤注一掷,或者说是惊慌失措与唯恐输掉下一届大选,而利用它所能掌握的任何东西,甚至人民的爱国情结来美化自己?或者说,国阵竟是如此过于自信,或极度傲慢地设想,依靠把国家庆典转变为国阵宣传,将会让自己获得更多政治进展?目前显然正是这种情况:因为国阵的做法,爱国主义的全部真正意义已经遭到国阵的骑劫和损害。在国阵看来,爱国主义的意义,就是支持国阵,但是,在反对党看来,爱国主义的意义,就是挽救自己的国家、脱离国阵的滥权!

因此,如今国阵呼吁人民发挥爱国意识,已经毫无意义了,这是因为,每当首相或任何其他国阵领袖谈到爱国主义的时候,群众就知道只有这么一回事:“来支持国阵吧!”、“支持反对党,就是毁灭国家” 因此,从这点来看,在马来西亚,作为爱国者,就必须 与强盜同流合污!

仅举几个主要例子来说明

回到国阵的“一诺千金”口号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罗列并讨论所有已经证实为虚伪的言论,那是罄竹难书的,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一、沙巴在马来西亚的安全问题

第一,沙巴在马来西亚的安全问题。当时考虑是否要加入马来西亚,沙巴人民的考虑与争议是:之所以这样做,因为面对来自菲律宾对沙巴领土的索求的设想威胁,以及面对印尼苏卡诺进行的“粉碎马来西亚”的对抗威胁,如果没有马来西亚,沙巴将被印尼所侵略, 沦为其殖民地。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历史证明这些威胁持续不久. 事实却显示最后拒绝加入马来西亚的汶莱,不仅继续存在而且繁荣兴盛。当我们成为联邦的一部分以后,我们实际上没有获得有关方面所承诺的安全保证。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菲律宾和印尼已经侵略沙巴,却不是以军事部队,而是以非法移民来侵略。马来西亚的所有保安力量——军队、边境警察以及移民厅官员,都不能或不会阻止非法移民的入侵。给予我们的安全保证的承诺哪里去了。

二、关于不让沙巴沦为殖民地的承诺

第二,关于不让沙巴沦为殖民地的承诺问题。唐纳德斯蒂芬斯(Donald Stephens)当时的最大忧虑是,沙巴将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掌控而变成马来亚的一个殖民地。东姑阿都拉曼于是做出一个承诺:沙巴和砂拉越不会成为马来亚的第12州和第13州。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沙巴现在只是作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代替了原来所理解的沙巴作为在马来西亚联邦中具有独立自主、平等伙伴地位的国家。关于不让沙巴沦为殖民地的承诺,已被明目张胆地吞噬了。

三、联邦政府没有遵守5个宪法文件

第三,联邦政府没有遵守5个宪法文件或宪法公约(即《联邦宪法》、《马来西亚协议》、《沙巴20条款》、《柯柏特委员会报告书》以及根地咬宣誓石誓言)的问题。这些文件与惯例,都是构成沙巴和砂拉越作为马来西亚的平等伙伴国家的原则基础。

四、马来西亚没有严格意义的宪法

第四,为何当时没有起草和通过具有严格意义的宪法?我们所拥有的,实际上是《马来亚联合邦宪法》修改而成的现在称为“联邦宪法”的宪法文件。这就是它为何不被称为“马来西亚宪法”的真实原因。当当时的当权者作出决定利用《马来亚联邦宪法》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宪法的一个基础,他们已经有了一个隐议程。甚至在马来西亚开始以前,沙巴就已出局了.

五、关于沙巴的自主自治和特定权利问题

第五,关于沙巴的自主和特定权利问题。《沙巴20条款》有许多已经承诺给予沙巴的自主自治和特定权利,现在已经被剥夺、被侵蚀或干脆被否定,而经常没有经过任何适当的法律程序。这就是我们不再有不信仰任何官方宗教的自由,我们没有了筹划本身的教育制度的权利,我们不能决定本身的移民条例和规则,我们不能保留本身的税收,并把它用在本身的经济发展计划上的真正原因。《沙巴20条款》实际上,不仅是当权者对其承诺失信的一张列表,而且是沙巴的自主自治和特定权利已悄悄被剥夺的一张列表。

六、没有征询沙巴人民的意见 就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

第六,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当权者做出这项决定,没有征询我们沙巴人民的意见。这意味着,在马来亚当权者看来,在驱逐其中一个伙伴的问题上做出关键性的重大决定,作为联邦的组成部分的沙巴和砂拉越的见解,是无关紧要或毫不相干的。这是他们极度嚣张、高傲、自大的态度,他们把可以强迫我们沙巴领袖接受马来亚的决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时只有一名领袖,唐纳德斯蒂芬斯要求重新审阅马来西亚协议。为了使他噤声,当权者把他送到澳大利亚,担任马来西亚大使,就这么“冷藏”起来。

七、关于1994年新沙巴的承诺

第七,关于新沙巴的承诺。在1994年,当国阵接管沙巴的州政权时,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承诺在100天内创建一个“新的沙巴”(a New Sabah)。到今天,已经18年了,我们沙巴人民的确有了一个“新的沙巴”——一个森林资源耗尽、生态系统破坏、河流干凅见底的沙巴,一个陷入贫穷困境、不幸占了40%的马来西亚贫穷人口、在马来西亚最贫穷的沙巴。国阵承诺为沙巴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美梦,却带来无穷痛苦的梦魇!

局势没有改善,而是继续恶化。这个州继续成为非法移民泛滥的地方,而且看不到有任何解决方案。我们无法期望最近宣布的皇家调查委员会(RCI)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解决。这是因为,根本没有惩处隐藏在问题背后的罪犯的条款存在,这样的宣布显然只是选举的一项花招罢了。

国阵是否“一诺千金”?由你做出裁决吧!


相关文章链接:
1、兴权会与东马沙砂活跃份子 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http://suaramjb1.blogspot.com/2012/08/hindraf-formalizes-strategic.html
2、《联邦宪法》经竄改,仅利于单一族群 
http://suaramjb1.blogspot.com/2012/07/constitution-was-doctored-to-favour-one.html
3、瓦达慕迪:与所有被压迫的人民同在,为新民主革命而继续奋斗!
http://suaramjb1.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html

Tuesday, 28 August 2012

SUARAM 2011 Human Rights Report Launched

SUARAM 2011 Human Rights Report Launched

Press Statement: 28th August 2012


On the eve of Malaysia Day in 2011,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had announced and pledged to abolish the draconian and outdated Internal Security Act 1960 and three emergency proclamations, the Restricted Residence Act 1933 and the Banishment Act 1959. The Prime Minister had also pledged to review Section 27 of the Police Act 1967 and the 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1984. According to Prime Minister Najib, the promises were made to“…accommodate and realize a mature, modern and functioning democracy, to preserve public order, enhance civil liberties and maintain racial harmony…” Whilst these may appear that the government is finally responding to the people’s demands, the deliver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mises were least desirable for human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As can be seen below, the changes made by the government were aimed at legalizing government’s powers over its people and falsely promote the government’s compassion towards human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attempted to create a mechanism to wrest control and ownership over fluid subjects like human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by flexing its legislative muscles.

It seems to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w empowered and could abuse, deny and restrict human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with proper safeguard from barrage of un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s. The wordings in the legislations do not lie. It reflects the intention of the Parliament and the lawmakers.

Internal Security Act 1960 to Security Offences (Special Measures) Act 2012

Barely 2 months the announcement to abolish the ISA, The Home Minister had ordered 13 individuals from Sabah to be detained under the ISA for alleged links to terrorism. Hitherto, 30 individuals (who have not been tried) are still being detained in Kamunting Detention Centre despite the repeal of the Act. Worse, the nation witnessed the return of the ISA, widely regarded as the “New ISA” by the people, the Security Offences (Special Measures) Bill (as it then was).

Lifting of the Emergency (Public Order and Crime Prevention) Ordinance 1969

The Emergency (Public Order and Crime Prevention) Ordinance 1969 was finally lifted on 24thNovember 2011. However, like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ISA, the detainees were not fully released until 2012. This the government argued that safety measures must be employed before ordering release, indicating that detainees, many of whom were petty offenders may return to their street crime lifestyle.

Of late, the police had blamed the ex-detainees for recent surge in crime statistics to justify their non-achievement on the National Key Results Area on crime reduction. It was convenient to blame the ex-detainees for the government’s decades of mistakes. Moving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where the government had always retained the final say was not an easy feat, which explains why the police continue to acclimatize fear to remind the people of the loss of a preventive detention law. The ex-detainees’ rights to life and advancement were destroyed beyond salvation.

Section 27 of the Police Act 1967 to the Peaceful Assembly Act 2012


The Peaceful Assembly Act 2012 (a bill then) was hastily passed without public consultation with the sole intention to replace Section 27 of the Police Act 1967. The act bans street protest in toto and contains list of prohibited places where assembly is not allowed. Strict requirements for notification prior to an assembly are in place without which would render an assembly illegal notwithstanding even if it is peaceful and unarmed. The Act also bans participation of non-citizens in an assembly. The restrictions and requirements are so wide and encompassing in that it considered even daily activities like wedding receptions, funeral processions, religious assemblies and open houses during festivities. There were hefty fines if the requirements are not met. In other words, the Act is an extension from the Police Act 1967 in order to endow special powers to the police.

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1984

The requirement of annual renewal of permit has been removed. The irony is, the Home Minister retains the final say to suspend or revoke a newspaper’s license. The government had proposed the setting up of the National Media Consultative Council chaired by Home Minister Hishammuddin Hussein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Minister Rais Yatim and 20 othe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promote media-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and to instill patriotism. Leading critical media like Malaysiakini, Malaysian Insider, Free Malaysia Today and Merdeka Review were not invited to be part of the initiative. Instead, Blog House Malaysia was invited. The government had also earlier attempted to extend the Act to online media. The result, as we see today, is the introduction of s114A of the Evidence Act 1950.

From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and Misconduct Commission to Enforcement Agency Integrity Commission

To date,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and Misconduct Commission (“IPCMC”) recommended by the Royal Commission to Enhanc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Royal Malaysian Police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Instead, the Enforcement Agency Integrity Commission (“EAIC”) was established in 2009 and commenced operation in 2011. With only 170 cases as of June 2012, the EAIC blamed the victims for not trusting the EAIC and not coming forth with complaints. The EAIC also claimed that since there are 19 enforcement agencies under its purview, the EAIC is better than the IPCMC.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 original objectives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to Enhanc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Royal Malaysian Police were targeted at the police force only and the EAIC having only recommendation powers, is not an answer to end police’s abuse of powers.

Through our monitoring, SUARAM has documented a total number of 25 individuals killed in police shooting in 2011, an increase from 2010 records of 18 cases. There were a total number of 10 deaths in custody compared to 7 in 2010.

Othe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he Malaysi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made the headlines again with the death of yet another witness in their custody, Ahmad Sarbaini. The cause of death was attributed to severe head injuries and ‘positional asphyxia’ due to his fall from the third floor of the MACC building in Jalan Cochrane, Kuala Lumpur. The magistrate ruled that the theory that Ahmad Sarbaini was murdered could not be supported, nor was there any evidence of suicide, foul play or third party involvement in his death. He returned a verdict of misadventure.

On 21st July 2011, the RCI released its report which concluded that Teoh Beng Hock had been driven to commit suicide by the aggressive, relentless, oppressive and unscrupulous interrogation that he underwent at the hands of three Malaysi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MACC”) personnel. Subsequently, an application for a review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findings was dismissed by the High Court as the findings of a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the Yang di-Pertuan Agong cannot be challenged in court.

Refugees

Malaysia made the international headlines when the refugees swap between Australia and Malaysia was aborted mainly because of Malaysia’s failure to ratify the United Nations’ 1951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and its 1967 Protocol.

In an attempt to circumven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pertaining to protection of refugees, asylum seekers and undocumented migrants,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d the “6P” program. This program still failed to distinguish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a refugee, an asylum seeker and an undocumented migrant. In the presence of deportation provisions, the 6P program contradicts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and acts as a sanctioned “rid-all” programme facilitating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s“immigrant cleansing” practices.

Racism on the rise


2011 again saw the growing incidence of threatening racist demonstrations and violent protests by far-right supporters from Perkasa, Suara Anak Anak Mamak Pulau Pinang, Pertubuhan Kebajikan Sejati Malaysia and other supporting NGOs in Penang. Among the demands made by these groups include the resignation of Penang Chief Minister Lim Guan Eng, Komtar assemblyman Ng Wei Aik, condemnation of Bersih 2.0 and a motorcycle race track.

In schools, instances of teachers and head teachers expressing racist and racial slurs continue to be documented by SUARAM.

Freedom of Assembly

Despite calls from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i.e.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the situation remains bleak and hopeless. On 9th July 2011, a total of 1,667 persons were arrested for BERSIH 2.0 rally. In comparison to BERSIH 3.0 earlier this year, whilst the numbers of arrests have reduced, the police have employed disproportionate and excessive powers pre, during and post BERSIH 3.0. A total of 909 tear-smoke shells were used in comparison to 262 in BERSIH 2.0. The government through its agencies had also initiated civil suits against BERSIH 2.0 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s, claiming damages to public propertie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Several incidents marred 2011 as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de-registration of Malacca Chinese Assembly Hall, the striking off of Malaysian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the rejection of Human Rights Party’s registration. At this moment, SUARAM is being subjected to continuous harassment and intimidation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together with other fundamental freedoms in Malaysia are undoubtedly granted and regulated by the police and other enforcement agencies, not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eaceful Assembly Act 2012, we see a further erosion of these freedoms.

Suppression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nstitutional Law Professor, Dr Abdul Aziz Bari was suspen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Islam for commenting on the Sultan of Selangor’s pronouncement on the raid by the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s Islamic Department JAIS’ on the Damansara Utama Methodist Church.

A glimpse of hope was seen when the Court of Appeal in a 2-1 majority decision ruled that Section 15(5) of the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Colleges Act 1971 is unconstitutional and violat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section allows public universities to take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students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Appellants Muhammad Hilman bin Idham, Muhammad Ismail bin Aminuddin, Woon King Chai and Azlin Shafina Mohd Adzha of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were arrested on 22 April 2010 for allegedly participating in the Hulu Selangor by-election.

Freedom of movement

On 22nd July 2011, French human rights lawyer, William Bourdon who was in Malaysia to brief his client, SUARAM and to present a speech at a fundraising dinner organised by SUARAM was deported back to France. Bourdon was appointed by SUARAM to represent SUARAM in the on-going case in the French courts relating to suspected corruption in the purchase of two Scorpene submarines by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from the French naval arms producer DCNS.

On 12th August 2011, British lawyer, Imran Khan, counsel for the Human Rights Party was detained and deported back to London on grounds of national security. He had arrived in Malaysia on a fact finding 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marginalisation of Indians in Malaysia in regard to Hindraf’s class action suit against 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Bersih 2.0 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s Chairperson S. Ambiga, Wong Chin-Huat and Haris Ibrahim together with other activists including Steven Ng and Ong Boon Keong were barred from entering Sarawak during and after the state elections.

Freedom of religion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 PEW Research Centre, Malaysia ranked among the top 10 in the world with some of the highest government-led restrictions on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Malaysia ranked 5th in recording 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such restrictions.

In March 2011, there was controversy over the stamping of 5,100 Malay-language Bible with “For Christians Only” on the cover of the bibles. This had been don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importer, Bible Society of Malaysia. In May 2011,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was implicated by the UMNO-owned paper Utusan Malaysia to be involved in an alleged plot by Christian priests to replace Islam with Christianity as the official religion of Malaysia. Perkasa chief, Ibrahim Ali, warned of violence against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following allegation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ristian State. The Law Minister Nazri Aziz said that no action would be taken against Ibrahim Ali because doing so would amount to stifling hi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information

Selangor and Penang state governments surpass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introducing their respectiv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Enactments. However, far from being a protection to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civil societ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maximum disclosure and narrow exemptions; the protection of whistle-blowers; the routine publication of information; simple procedures to enable the public to gai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t a minimal cost; and the need for an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oversight body.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In an attempt to salvage the government’s mishandling of BERSIH 2.0 rally, a 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e on Electoral Reforms (“PSC”) was commissioned to review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reform the current electoral system. Prime Minister Najib again stirred up a storm of dissent when he said that the PSC recommendations can be implemented after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He attempted to justify this by claim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retains the discretion to dissolve the Parliament at any time during its tenure.

On 14th November 2011, six Malaysians living abroa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rough their counsel filed an application for a judicial review seeking to quash the Election Commission’s decision not to register them as absent voters, thus depriving them their right to vote. In the event the High Court quashes the said Election Commission decision, the nation would be looking at 700,000 to 1,000,000 Malaysians living abroad voting by way of postal votes.

SUHAKAM’s inquiry into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lauded

SUARAM welcomes SUHAKAM’s national inquiry into land right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hopes thi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positive policies to better the lives and condition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our country. SUHAKAM’s stand on various events in 2011 – detentions, Bersih 2.0, Seksualiti Merdeka, refugees, the Peaceful Assembly Bill – were also progressive. We hope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will go further in being more proactive in human rights cases and even drafting alternative human rights-based bills for the people.

Of late, in a desperate act for support, the government through its self-appraisal exercise had utilised radio and television airwaves to pronounce “Janji DiTepati” (Promise delivered) through various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s and advertisements alike. The ‘delivered’ promises campaign depicted satisfaction from the rakyat who had benefitted from superficial initiatives like Kedai Rakyat1 Malaysiaand Bantuan Rakyat 1Malaysia.

As any reasonable man would agree, these superficial initiatives do not address the main issues of the rakyat i.e human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and do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rights continued to be denied, restricted and regulated with ‘safeguards’ from the new legislations. Until and unless the main issues are addressed, the Prime Minister cannot claim “Janji DiTepati”

With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in sight, time is running out for the BN government to demonstrate that it is capable of reform. For the last 54 years since independence, every fundamental liberty enshrined i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has been cynically taken away or amended beyond recognition.

Released by,
Nalini Elumalai
Executive Director of SUARAM

Sunday, 26 August 2012

马华不是要申办独中 而是要拖“隆中华”下水 (原题为:第61所独中乎?——论关丹中华中学)

马华 不是要申办独中
而是要拖“隆中华”下水


作者:黄集初 2012年08月25日 08:46:29 pm
来源:《独立新闻在线》【有言不信/黄集初专栏】


日前,隆中华手上的批文在林放的部落格全面公开,让我们对关丹“变种独中”的争议有一更清晰的了解。(《独立新闻在线》编按:根据《中国报》2012年8月22日报道,华总会长方天兴坦言,曝光的批文确实是正版批文。)

从批文中,我们可以了解所谓马华版的独中,其实就是私立中学,再加上允许上其他额外课程和考其他考试,而这里所谓的“其他”,据说是涵蓋“独中”云云。

教学媒介语与办学自主权

在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什么是独中。首先,独中之出现是源自于《1961年教育法令》,即所谓改制的问题。

当时,小学改制后,还是是允许用母语作为教学和公共考试的媒介语,而中学却不行,中学一旦改制,就必须改用官方语文为教学媒介语,而且必须参加以官方语言作为考试媒介语的公共考试。所以,改制的本质不是一些论者所谓津贴不津贴的问题,而是教学和考试媒介语的问题。

而其背后是牽涉到华文是否应成为本国官方语言之一,因此,改制问题本质上就是一场各族群语言地位上的政治博弈问题。独中就是在这种力争华文在这个国家应有的法定地位的背景下出现。所以,教学媒介语是关鍵问题。

其次,独中的另一最大特色就是拥有办学自主权,而这一点正是与国民中学最大的差別。因为不接受改制,即政府的管制,所以,就保留了办学自主权。津贴和管制是一体的两面,有津贴就有管制,没津贴就没管制。所以,华社为什么要自行筹款去办一间受管制却没津贴的所谓“新型独中”呢。

马华挑起独中路线之争

那么,马华公会诸公何以会搞出这样子的“新型独中”出来呢?这要追溯回5月22日,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针对“520申办关丹独中和平大集会”的回应。当时,他说:“根据歷史,维持现有独中数量是先贤早前就已制定的协议,而在教育法令下,並没有阐明增建独中的条令,而是根据当年的协议,维持现有独中的协议。现阶段,我们受这些决定限制(政策、法令和歷史),如果没有更改政策和修改法令,我身为教育部部长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慕尤丁的“历史协议论”,使得马华公会被董总扣上“典当华教”的罪名。对马华公会来讲,不管有没有这份“协议”,就算有,马华公会也不能承认有这份协议,不然大选一来,就要死得很难看。但马华公会不管怎样撇清,在叶邹二人死咬不放的情况下,都无法脫身。唯一之途,就是办出一所“独中”出来给大家看。

于是6月16日媒体报导,內阁同意关丹设立“独中”。可是,细读当时的內文,慕尤丁的说词是:内阁会议原则上同意在关丹兴建校事宜,而该所学校要附合我国教育法令及政策,这所学校的性质及如何进行建设,则交给马华公会负责云云。

所以,到底是一所独中,还是一所中学,其实是没有说清楚,只知道这是一所交由马华公会负责处理的中学。从现在公开的批文来看,其实当初所谓“內阁同意设立独中”,只是马华公会诸公的说辞而已,慕尤丁的口风可是紧得很。

因此,这就是为何马华公会一直要强调以隆中华模式来进行有关的申请,这样子才能左右逢源,而且也把隆中华拉下水,用隆中华的名义来担保这所新的私立中学绝对是一所独中,顺便也挑起独中的路线之争,让董总陷入內部纷争之中。

董总一开始的“变种独中”之论,其实是很容易挑起自身內部的单轨与双轨的理念之争。不过,董总也不是省油之灯,马上把立论的基石调整为“维护董事会主权”。于是,焦点就转为教育部的批文是否限制了董事会的主权,避开路线之争所可能带来的內部矛盾。不过,“变种独中”是很有煽动性的说法,所以,董总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一标签。

在申办过程中,除了隆中华董事会之外,马华公会就只与华总、彭亨复办独中工委会以及彭亨董联会进行汇报与交流,完全撇开董总,明显是要借此削弱董总的影响力。后来,方天兴成为新中学的董事长,如这所中学被董总接受为是独中的话,那方天兴就有资格入主董总了。

彭亨董联会的立场是最尴尬。站在当地人的立场,他们是非常期望有一所独中,特別是身为父母者,孩子能在身边总比到远方受教育更理想。据估算,到外州就读独中的彭亨子弟有2300人之多。所以,就是算是一所“变种”独中,他们也是会接受。他们的心情与处境,应该得到谅解,绝不能因为没有和董总很好地配合,就把他们说成是“华教叛徒”。就算到现在,他们还是非常期望能在当地办成一所独中。要怪只能怪马华公会对当地人许下了一个美丽的承诺:“內阁现在同意设立一所新型独中,但要快快上马,否则大选过了,可能就会变卦了”云云,以致让马华得以乘虚而入。

华文独中不同于私立学校

到现在,批文已经公开了,蔡细历还是强拗这是一所“独中”。那我们就看看这是不是一所独中。

在教育部私立教育组(Bahagian Pendidikan Swasta)网页上,对私立教育机构(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的归类上,是分成八类,请见下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私立学校(Sekolah swasta)和独立中学(Sekolah persendirian)是并列的,意即私立学校是私立学校,独立中学是独立中学,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虽然,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独立中学可以归类为私立学校,但在理解教育部的文件上,必须采用教育部的定义,不能自行解释。此外,“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不能翻译成“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在教育部的用语是“Sekolah Swasta”,所以,“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只能翻译成“私立教育机构”。

现在马华公会诸公说这所新中学不是国中,这我同意,因为它的确不是。可是,马华公会诸公说独立中学,这我就不同意了,因为它也可以是私立中学。而且,依据教育部私立教育组网页上的定义,如这所学校是私立学校,那它肯定不是独立中学。
难怪批文公布前,魏家祥会说所谓国民型学校体制,就是学生不会参与政府考试以外的考试。意即魏家祥眼中的独中就是有考独中统考的中学就叫独中。因此,一所中学,就算是完全依照教育部所有规定,包括课程及公共考试,只要额外有考统考,就算是独中。

即简单地说,就是一所允许考独中统考的私立中学。如此一来,对教育部而言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因为这所中学符合教育部规定;对华社而言这是一所独中,因为这所中学有考独中统考。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何必这么辛苦去创办一所中学,直接允许现有的私立中学,去考统考就行了,华社也不用出錢出力这么辛苦。更直接点,干脆承认统考文凭就行了。(或许马华公会的袞袞诸公正有此打算也说不定。)

开始就申请为私立中学类别?

实际上,这所新中学的确是私立中学。我们看看表格BPS-1是怎么回事。这份表格的全名是:“私立教育机构申办表格”(Permahonan Penubuhan 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

这份表格的第一页里有一张表格就是让我们勾选申办学校的类別,一共有17个选项。仔细一看,这里面没有独立中学(Sekolah persendirian Cina)的类別。因此,如果我们是要申请一所独中,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第16项的“分校”(Cawangan);二是第17项的“其他”(Lain-lain IPS)。

可是根据8月19日,《星洲日报》的报导,申请书上是勾选第2项:“私立中学”(Sekolah Menengah Swasta)。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是申请一间私立中学,而不是独立中学。所以,现在讲把批文退回去,要求修改云云,其实是没得改,因为,你门申请的是私立中学,现在批回私立中学给你门,这有什么问题呢。

有些人可能还是搞不清楚国中、私立中学及独中有什么分別,这里再加以说明。简单地说,国中必须采用教育部规定的国家课程,包括核心科目及所规定的其他科目。私立中学只须有教导核心科目,就视为已经遵守国家课程的规定了,所以,批文中所谓的第8条文是多余的。而独中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是没有任何规定,只有在私立教育组的网页上,才说明独中是要遵守教育部指南。不管这个指南是什么,肯定不是指国家课程(Kurikulum Kebangsaan)。还有一点是独中的学制是三三制,跟国中和私立中学都不一样。

因此,只要在学校类別上勾选“私立中学”,那么接下来自然要遵守设立“私立中学”的所有规定,包括课程、考试及教学媒介语。从现在公开了的批文来看,也的确是如此,所以,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

可能有人觉得私立中学也不錯,可是你们知道全国有多少间私立中学吗?据私立教育组的网页上的统计,至2009年6月30日为止,一共有73所私立中学,比独中还要多。这些私立中学在创办时,有没有来几场大集会,大家去搖旗吶喊,然后乘著大选要来时,死命施压,马华公会又在內阁争取,才终于拿到批文?

完全没有,静悄悄到没有什么人知道。換言之,申办一所私立中学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平常的事情。大家耗费多少精力,在报纸上唇枪舌剑这么久,结果得来的是不须要花力气的私立中学,我们可以满意这样的结果吗?现在,马华公会诸公还要硬拗这是一所独中,能不生气吗?

不是独中学制

再看回批文,这里面也有很多玄妙的地方。首先是校名:SEKOLAH MENENGAN CHONG HWA KUANTAN。从这个校名,我们可以判断出其学校类別吗?不太容易,但肯定不是国中,因为如是国中一定会有“KEBANGSAAN”这个字眼,所以,马华公会诸公一直死咬这所中学不是国中。但它就能说是独中吗?

如果有“PERSENDIRIAN”这个字眼,那肯定是独中,但反之却未必。基本上,只要是当年没有改制的华文中学,都不会有这个字眼,如宽柔中学。而从当改制后的华文中学分出来的独中,就会有这个字眼,如鈡灵独立中学。这就是校名玄妙之处,让马华公会诸公有转身的余地。
其次是学制。独中是三三学制,一共六个年级。国中是三二二学制,有中六班就是七个年级,没有中六班就是五个年级,没有六个年级这回事,私立中学的学制跟国中一样。而在批文上的写法是:“Tingkatan 1 hingga Tingkatan 6”,从这里来看,我们可以判断出这是独中的学制,还是国中的学制吗?这就是玄妙之处。

一般上,所谓双轨制独中,只是考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SPM),没有考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STPM)。而隆中华则是有考高级教育文凭考试,也就是说隆中华有中六班。这就是马华公会何以非得拉住隆中华的最大原因,否则,如果批文上是写著:“Tingkatan 1 hingga Tingkatan 5”,那就大件事了。

其实,只要看回申请表格的原文,那就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在申请表格BPS-1上,有一份附件是表格5A(Borang 5A),是供填写课程之用,其中的第6格上,有三个选项如下:
  • Tahun 1 – Tahun 2 (Tempoh 6 tahun )
  • Tingkatan 1 hingga Tingkatan 5 (Tempoh 5 tahun )
  • Tingkatan 1 hingga Tingkatan 6 (Tempoh 7 tahun )
第一个选项是供申办私立小学用,所以,申办私立中学,就只有后两个选项。但不管是那一个选项,都不是独中的学制。分析到这里了,我们还能说这是一所独中吗?

马华拖隆中华下水

隆中华其实是可以置身事外的,因为现在是申办一间新的私立中学,而不是隆中华分校,完全可以交给彭亨董联会和复办独中工委会去处理。可是,马华公会诸公非得把隆中华拉进去,其实是要隆中华做担保人,借隆中华的名声来保证这所私立中学是一所独中,一所隆中华模式的独中。

所以,现在马华公会诸公都尽可能把责任推给隆中华,以致隆中华名声越来越响,连一些对独中有那些学校都搞不清楚的国中朋友,都知道有一所独中叫隆中华。

所谓“保”者,人呆也。如果隆中华副董事长林耀仁不是开声说批文有问题,退回要求修改云云,那现在的隆中华就是摆在神台上的大肥豬了。

现在隆中华一直讲修改批文云云。但我不客气说一句话,批文不用指望改,因为在学校类別上已经是勾选了“私立中学”,那它就是私立中学。要改批文,就等于要改申请书。如此的话,那就重新申请算了,如果是重新申请,那就干脆交回彭亨董联会去处理好了。

根本没有申请独中选项

最后,我谈一谈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先看回申请BPS-1,其中F部分:管理(BAHAGIAN F: PENGURUSAN)的第5项,是要求填写学校课程,一共列了7种表格供选择,这7 种表格針对的填写对象如下:
看了上表,有什么发现吗?你会发现什么样的教育机构都有表格可以填,包括补习中心,电脑中心,甚至什么“心智发育中心”,都有自己的专属表格来填,就是漏了独立中学(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这意味著什么呢?这就要回到之前的“历史协议论”,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份协议的存在,但是在这里,我们却有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协议是存在的。

从私立教育组的网页上,我们可以知道独立中学是有自己明确的类別,和私立中小学校是并列;可是从申办表格里,却找不到独立中学这个类別,这反映了一件事,那就是允许现有独中继续存在,但不可以再增加了。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本。

所以,到现在为止,依据私立教育组网页上的统计,独中还是维持60所,而宽柔中学古来校园只不过是“Bangunan Tambahan”,连“Cawangan”都不是,根本不用填任何表格。

总而言之,一句话,正如慕尤丁一早就说的,在现有的申办条例及表格下,独中不用想“增加”。要想增加,有两个办法,一是运用教育部长的权力,绕过所有的条例,以某种特殊方式(比如“Bangunan Tambahan”)给以“特批”;二是正正式式地制定一份供申办独中填写的“Borang 5F”。有没有第三个办法呢?我可想不出来了,就由马华公会诸公去伤脑筋吧。

(作者黄集初毕业于台大历史系,取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曾服务于独中17年。)

Wednesday, 22 August 2012

兴权会与东马沙砂活跃份子 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Hindraf formalize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Sabah, S’wak activists(更新)

兴权会与东马沙砂活跃份子
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作者:Daniel John Jambun (16 August, 2012)
译者:徐袖珉 (18 August, 2012)
来源:《Malaysia Chronicle》网站


【编者按语】兴权会主席瓦达慕迪在8月1日胜利回归国土,在两周内巡回了几个集居着庞大印裔族群的市镇,向兴权会骨干和印裔群众,汇报他被迫流亡国外所进行的活动,继续指导被边缘化的印裔族群为本身的权利和尊严而奋斗。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瓦达慕迪在回国之后,特别强调,兴权会不仅为印裔族群,同时也为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严而奋斗。在8月14日,就跟东马的两个非政府组织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马来西亚半岛的印裔族群和沙砂两州的少数民族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斗争,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是一蹴而就的。兴权会与沙砂非政府组织的团结与合作,不是始于这份谅解备忘录。兴权会曾在2010年连同沙巴、砂拉越非政府组织领袖在英国伦敦,向英国国会议员汇报马来西亚印裔和东马人民备受压迫的情况(点击阅读相关新闻);在2011年连同沙巴、砂拉越非政府组织领袖在美国和欧洲汇报马来西亚少数民族备受压迫的情况(点击阅读相关新闻)。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双方的团结合作的延续与发展。

东马的非政府组织领袖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国阵统治集团利用“非法移民”或“外来劳工”转为“合格选民”以延续其统治地位的情况,必须迅速引起全国各族人民和民主党团的密切关注和群起抗争。

本文主图之外的插图,是编者所加的。

[Editor's note: Mr Waytha Moorthy, Hindraf's Chair, returned to his homeland victoriously on 1 Aug. Within barely two weeks, he met up with Hindraf's cadres and the Indian community at the roadshows held in several Indian-concentrated towns, to narrate his activities during his exile, and to continue championing the cause of the oppressed Indian community in the struggle for their rights and dignity.

He stressed that Hindraf should not only fight for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 Indian community, but also for those of the minority groups. Such move is particularly commendable. On 14 Aug, Hindraf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with two NGOs from Sabah and Sarawak, for the purpose of formalis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is has set a shining example for the unit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the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Sabah and Sarawak, in their struggle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The signing of this MOU did not happen overnight. The cooperation among Hindraf and the NGOs in Sabah and Sarawak started long before the signing of this MOU.

In fact, in 2010, Hindraf together with the leaders of Sabah and Sarawak NGOs, detailed the plight of the oppressed Indian and Sabah Sarawak communities to the British Members of Parliament (click here to read the news).

In 2011, Hindraf and the leaders of Sabah and Sarawak NGOs presented the plight of the oppressed minority communities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US and Europe (click here to read the news). The signing of the MOU symbolise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m.

The leaders of East Malaysia NGOs stated in this MOU that UMNO hegemony unlawfully converted "illegal immigrants" or "migrant workers" to "legitimate voters" with a view to preserving their ruling power. This has soon attract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the people, and triggered protests of the people from all ethnic groups as well as democratic parties and various organisations.

All illustrations (apart from the main picture) were added by the editor.



兴权会——以自己是一个能跨越马来西亚半岛分界的特设非政治人权组织而感到自豪。它自喻为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许德拉hydra)。2012年8月14日,兴权会与沙巴及砂拉越的资深活跃分子,在吉隆坡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这项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正式建立起横跨南中国海的东马与西马两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原本是一个长期运行但不拘形式的临时安排。

暂未对外公布内容的谅解备忘录将在9月16日生效。就在1963年的这一天,未经全民投票,也沒有真正的成文宪法的情況下,成立了新的马来西亚联邦,表面上把马来亚、新加坡、沙巴与砂拉越凑合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

沙巴与砂拉越的活跃分子一直以来都持着这样的立场:马来亚与英国逼迫沙砂两州,特别是原住民与华族,加入马来西亚。殖民者无视砂拉越已经在1963年7月22日,沙巴在1963年8月31日已取得独立这个事实。其实,当地人希望享受刚刚赢得的自由,之后才考虑是否加入马来西亚。

上述备忘录的要旨是,马来西亚必须回到它的的基本事实,即马来西亚实际上是一个两重的联合邦:其一是马来亚联合邦 - 它是由马来亚各州属在1948年1月21日所组成的联邦,在1948年1月31日正式生效,并通过1957年8月31日“默迪卡”(独立)加以强化;其二是马来西亚联邦 - 它是在1963年9月16日,由马来亚、沙巴与砂拉越,所组成的另一个新的、更高一层的联邦,(尽管它未经全民投票,也无真正的成文宪法。两个联邦坚決支持世俗主义。因此,一股第三势力应该在马来西亚国会内崛起,追讨英国政府在这马来西亚领土上严重侵犯人权,所应负起的的责任。

兴权会主席瓦达慕迪兴奋地表示,“这是兴权会、沙巴、砂拉越与马来亚极具重要意义的日子”。8月1日,瓦达慕迪放弃政治庇护地位,从英国回到家园。他甘冒可能被逮捕、无限期拘留甚至虐待的风险,因为他为了推动马来西亚的人权,而到世界各地进行活动。

他说,“我们将帮助沙巴与砂拉越的活跃分子,首先对英国殖民政府于1963年将沙砂两州遗弃给马来亚的殖民统治者的罪行,进行集体诉讼,就好像我们代表印裔族群所做的一样。英国政府转移他们的殖民统治,是一项非常严重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瓦达慕迪在发布一份与来自沙巴和砂拉越的活跃分子联合签署的声明。

宪法的伪装

代表沙巴活跃分子签署备忘录的马来西亚底下的婆罗洲困境基金会(BoPiMaFo)主席丹尼尔•约翰•詹本(Daniel John Jambun)补充说,“与此同时,婆罗洲困境基金会与兴权会将推展“马来西亚宪法运动”(CoMaMo),以便实现一部有如当初《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所承诺的真正的马来西亚成文宪法。”

丹尼尔•约翰•詹本也是沙巴革新党(STAR)署理主席。他坚持这样的见解:在扩大马来亚联合邦,而不是组建新的联合邦的概念下,《马来亚联邦宪法》伪装成了现今的《马来西亚宪法》,马来亚联邦伪装成马来西亚联合邦。

他认为,马来西亚其实拥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它是建立在《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及其他5份与宪法有关的文件和宪法惯例。 这些宪法文件等成了沙巴与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的基础。

代表砂拉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公正党老将兼婆罗洲困境活跃分子保罗•拉惹 ( Paul Raja ) 补充说,“虽然我们沒有一部真正的马来西亚成文宪法,但中央政府不应该利用这一点,作为不遵循5份宪法文件和宪法惯例的借口。”

上述5份与宪法文件和宪法惯例分别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柯柏特委员会报告书》、《马来亚、英国、沙巴、砂拉越政府级报告书》、《沙巴20条款与砂拉越18条款》以及承诺沙巴原住民宗教和传统习俗获得保障的“沙巴根地咬誓约石”。

兴权会主席瓦达慕迪指出,欲完成真正的马来西亚成文宪法,就必须成立一个横跨南中国海的东马与西马、掌握两地的政治分歧的过渡性中央政府。

隐议程

瓦达慕迪强调,这次与沙巴和砂拉越活跃份子签署谅解备忘录,并没有涉及任何隐议程。他更进一步指出,沙巴和砂拉越依仗着他们丰富的天然资源,包括土地,独自生存将会更好。当前的情况是,由于布特拉再也所实施的内部殖民政策,他们加入马来西亚使他们深陷贫穷的困境中。

瓦达慕迪说,“兴权会占据了沙巴和砂拉越的道德制高点。1963年,汶莱在最后一刻决定拒绝加入新的联邦,而在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看看这些国家现在成为了东盟成员国的情况,再想想沙巴和砂拉越的情况。这两个婆罗洲州属,如果脱离马来西亚,有朝一日也可能如新加坡或汶莱般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

与此同时,兴权会表示,他们所采取的相关策略,是根基于沙巴砂拉越脱离马来西亚,将冲击马来西亚半岛政权,从而希望迫使马来西亚当权集团理智地认真处理国内的种族歧视与种族两极分化的尖锐课题。

兴权会承认,如果两个婆罗洲州属脱离马来西亚,将会削弱布特拉再也统治精英的政治与经济规模,这对兴权会有利。

瓦达慕迪说,“我们也将协助婆罗洲困境基金会将沙巴和砂拉越遭遇的课题带入设立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纽约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尤其是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我们拥有国际联络网,方便安排这些会谈。但是,我们对沙巴和砂拉越的内部事物及其动态,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

兴权会主席补充说明,兴权会将协助婆罗洲困境,使它能和瑞士的布鲁诺•曼瑟基金会等组织共同合作,处理源自沙巴和砂拉越的洗黑钱活动的紧要课题。

瓦达慕迪表示,“特别在911事件之后,已有国际法对付公共财产的偷窃,以及将见不得光的资金运出国外的活动。我们将想办法促使国际社会向涉嫌洗黑钱者与他们的家人、朋党和代理人发出国际逮捕令,并将他们的不义之财充公。之后,再促使联合国为相关财产设立国际信托基金,用以照顾沙巴和砂拉越人民。”

瓦达慕迪继续说,“上述的谅解备忘录也写明,一旦沙巴和砂拉越退出马来西亚联邦,还有其他方面的共同合作事宜。”

在还原马来西亚两重联邦基本性质的斗争中,瓦达慕迪认为应努力改变思维方式,引导人们重新认识。

拒绝布特拉再也

活跃份子异口同声表示,他们要布特拉再也(权贵们)远离沙巴和砂拉越。

丹尼尔说,“无论是在沙巴,砂拉越,或者是在马来半岛,我们不要布特拉再也(权贵们)插手干扰州内事物。我们不要他们来到我们的州内指指点点,或给无益的规劝,或向我们说教、或提种种要求,或对非法移民许下一些承诺,只为了获取他们的选票,并继续压迫和奴役我们。”

保罗表示,“布特拉再也不应该从各州属中获取他们不应该得的,或取得太多,或继续贪得无厌。如果布特拉再从各州属中获取他们不应该得的,或取得太多,那相关州属将变得非常贫穷。因为布特拉再也如殖民主义者般贪婪,如吸血鬼、寄生虫和水蛭般吸光了我们的非常有活力的血液,沙巴和砂拉越才会变成现在马来西亚最贫穷的州属。”

保罗哀叹道,国阵统治集团经常喋喋不休,说“把发展带给人民”,可是,我们看不到他们所谓的“发展”。如果有发展,为什么我们的沙巴和砂拉越会成为马来西亚国内最贫穷的州属?”

瓦达慕迪也同意布特拉再也(权贵们)应该在沙巴和砂拉越事物上有所表现,不能让我们光听他们高喊口号的声音。

瓦达慕迪说,“州内的资源属于州内的人民,不属于其他任何人。联邦政府万万不可为了贪婪而贪婪,或者是贪得无厌。马来谚语有云,‘别只顾喂乳给森林里的猴子,却把自己的孩子给饿死了’。”

第三势力

关于第三势力在马来西亚国会崛起的议题上,瓦达慕迪仅表示,一切尚在进行之中,但是,有关的活跃份子都承诺,他们将努力促使在沙巴和砂拉越的少数民族、保持中立者、原住民、基督徒与在马来(西)亚半岛的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在国会内发出共同的心声。

在丹尼尔与保罗先发制人与附和下,瓦达慕迪否认有人可能批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矛盾重重的文件。

他们认为,谅解备忘录具有灵活性,优先顺序处理各类斗争、大家为共同目而相互合作,根据下列原则工作:具有竞争性的不同选择,以先到先得为根基。

丹尼尔解释,“如果沙巴和砂拉越能够在马来西亚的情境内取得其应有的地位,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回到当时1963年7月22日,以及1963年8月31日,沙巴和砂拉越各自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地位。但是,机遇正好相反,特别是由于在选民名册上的非法移民的缘故。调查沙巴外来移民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完成其报告之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处理这个课题。


丹尼尔强调,在选名冊上出现非法移民为选民,那是布特拉再也对沙巴与砂拉越进行内部殖民统治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把真正的公民,尤其是原住民犯罪化、妖魔化、去人性化、中立化、边缘化、消灭、“灭绝”等,以便把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保罗附和丹尼尔的看法,呼吁沙巴和砂拉越人民团结起来,不应再任由布特拉再也和在马来西亚半岛的既得利益者分而治之。他们通过沙巴和砂拉越两地的本地代理人和傀儡为他们办事。

瓦达慕迪表示,“在道义上,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反对沙巴和砂拉越选择继续留在马来西亚联合邦。这意味着,我们(意指兴权会)只有靠着我们本身的努力,并寄望通过与沙巴砂拉越合组第三势力,为被压迫的贫困阶级的权利和尊严而奋斗。”

2012年8月14日(星期二),兴权会人民力量、马来西亚之下的婆罗洲困境基金会以及马来西亚平等宪法运动发布以上联合声明。

Wednesday, 15 August 2012

《把我的独中还给我》歌唱视频 / 历史图片,你怎么说? ——从昔加末华侨中学遭遇“改制”到申办华仁独中昔加末分校的真实故事(更新歌唱视频)

历史图片,你怎么说?
—— 从昔加末华侨中学遭遇“改制”到
申办华仁独中昔加末分校的真实故事
(2012年8月18日凌晨4时更新歌唱视频)

人民之友工委构思
吴志鸿梁碧琴编辑

【编者按语】英语有句谚语:A picture tells a thousand words。华语也有“一图胜千言万语”的说法。 

以下的每一张图片,对于马来西亚华裔族群来说,是无须文字说明,就能看得明白的,这些图片组合起来,就清楚告诉人们,我国华人先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华文中学被民族败类典当出卖、被统治权贵压制摧残的一个真实故事。这组图片的含义,无须再加文字说明,也能看得明白的。 

藉此昔加末华社申办独中的重要时刻,我们作为在柔佛州为民主人权奋斗的一个草根组织,义不容辞地表达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并尽心尽力做出点滴的努力和贡献。

恰逢本周末(8月17日)是林连玉基金会在峇株巴辖掀开全国纪念2012年华教节序幕礼的大好日子。我们决定出席当晚的千人宴活动;我们决定,制作这套《历史图片,你怎么说?》组图,迅速上载到本部落格,以及依照这套组图内容,结合义务执行秘书方佩芬个人演唱,制作一段题为《把我的独中还给我》的歌唱视频;我们决定,在本周末或以前,将这个拙作上载到本部落格,并作为我们参加今年的华教节序幕活动的一份小小的献礼。

请点击以下按钮()以观赏《把我的独中还给我》歌唱视频。



瓦达慕迪的回归 振奋兴权会 Waytha's return rejuvenates Hindraf

 瓦达慕迪的回归 振奋兴权会 
——《自由今日大马》对甘尼申专访(二)
Waytha’s return rejuvenates Hindraf

作者:K Kabilan (July 31, 2012)
译者:徐袖珉(August 11,2012)
来源: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12/07/31/waythas-return-rejuvenates-hindraf/

八打灵再也讯:流亡伦敦将近五年,兴权会主席P瓦达慕迪安排于8月1日(星期三)回归国土。

星期日深夜, 他从伦敦抵达新加坡, 目前他身在新加坡。新加坡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公署发给他一本马来西亚护照,方便他在归国途中, 免得面对障碍。

瓦达慕迪相信, 他一踏上国土, 很可能会被当局逮捕。由于他长期不在本国, 他的归国亮相重新唤起了兴权会支持者的强烈信念。

大部分支持者认为, 目前, 马来西亚正紧锣密鼓地迎接大选, 瓦达慕迪这时回国,正合时宜。这时机恰好让印裔族群的困境得以再次成为全国性议题。

兴权会顾问N.甘尼申在最近《自由今日大马》访谈中说,瓦达慕迪的回归预示着一名威望强大与意志坚定的领袖的崛起,他将领导印裔族群迈向更好的未来。

他说,“目前, 兴权会领导层不幸地出现严重的真空状态”。

他补充,“他回归国土,将振奋兴权会活跃分子的核心团队。”

甘尼申认为,在2007年11月28日,兴权会组织了吉隆坡街头大规模游行示威之后三天,瓦达慕迪就离开了国土. 他回国后将能 “说出被边缘化的印度族群处在目前的贫穷地下境況的真实故事”,尤其是他将能使全国广大被边缘化印裔群众相信他的述说。

“他的回归是超然于政党政治的,因此将受到人民热烈欢迎,更提供显著的机会, 团结广大的马来西亚印裔同胞。”

访谈中,甘尼申否认兴权会内部闹摩擦的传闻。他也解释了兴权会与人权党之间的关系。人权党是由瓦达慕迪的哥哥乌达雅古玛所掌舵的政党。

以下是甘尼申(左图)接受《自由今日大马》专访的内容摘要:

瓦达慕迪在8月1日回国, 将带来怎么的冲击?他在流亡期间有什么成就?

首先,他不是自我流放,他是被迫流亡的。他只是利用了那段流亡期间,替兴权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他此时此刻回国是合乎逻辑的, 并且也可考验政府继续逼迫他在海外流亡的意志。

瓦达慕迪的回归预示着一名威望强大、意志坚定、独立、有尊严且英明而值得信赖的领袖崛起,他将领导印裔族群迈向更好的未来。目前兴权会领导层不幸地出现严重的真空状态。

那些认识瓦达慕迪的人都认同, 他充满个性。他重归国土,将振奋兴权会的活跃分子的核心团队。设计与执行计划的后勤工作将更为顺利。他深刻了解先辈们的经历如何导致当今被边缘化印裔群众的贫穷处境. 他在这方面的深厚知识有助于兴权会说服人们,特别是全国被边缘化的印裔群众。他的回归将超然于政党政治,将受到人民热烈欢迎,更有显著的机会团结广大的马来西亚印裔同胞。

国阵与民联对兴权会起诉英国政府的事件,以及瓦达慕迪宣布回国的消息, 一直保持缄默。这点值得注意。这不表示他们对这些事不感兴趣。他们其实对这些事件非常关注。在最近2012年7月20日的烛光请愿活动中,举国上下要求政府发出护照, 让瓦达慕迪回国。当时所有的请愿集会, 都出现了人数不少的政治部便衣警员。有这必要吗?

兴权会主席P. 瓦达慕迪与兴权会实权领袖P. 乌达雅古玛, 各自扮演什么角色?

乌达雅古玛一直以来只是兴权会的法律顾问。在瓦达慕迪流亡国外期间,乌达雅古玛被本地媒体冠以“实权领袖”的称号。乌达雅古玛将继续担任兴权会的法律顾问兼人权党筹委会的秘书长。瓦达慕迪是兴权会的主席,领导和指示兴权会的一切活动。

兴权会内部是否闹分裂?

答案是清楚的: 不是,兴权会内部没有闹分裂。兴权会如其他团体一样,总会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媒体总爱为此忙得不亦乐乎。

看看卡巴星(行动党主席)在回教国课题上的 “除非我死了” 的言论,再看看行动党所有的资深华裔领袖却对此保持缄默——难道他们內部闹分裂了吗?

看看最近伊斯兰党精神领袖聂阿兹,他恭贺巫统议员建议在柔佛州对所有种族实施断肢法。不久后,哥打拉惹国会选区伊斯兰党议员西蒂玛丽亚医生,在一项评论中提到,民联也将会为兴权会的目标斗争, 但是, 不从种族角度进行。兴权会的其中一项主要斗争目标是, 消除国家赞助的宗教至上主义政策。这点是跟伊斯兰党精神领袖要对各族群实施断肢法的愿望背道而驰的。那么,伊斯兰党內部是不是已闹分裂了?

在同一个课题上,马华总会长蔡细历抨击巫统柯美拉议员阿育拉末建议对柔佛州所有种族(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实施断肢法。国阵內部闹分裂了吗?

一直以来传闻, 慕尤丁和纳吉之间, 在巫统党内,对许多议题都唱着不同的调调。那么, 巫统是否已闹分裂,或者, 巫统党争即将爆发?

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抛向兴权会,那是因为对兴权会进行诽谤者希望, 兴权內部会闹分裂和内讧。对这些人来说, 这样做会让他们觉得日子好过许多, 他们也就不必兑现他们许下的承诺, 而轻易取得印裔选民的选票。兴权会不会让他们得逞. 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

兴权会, 兴权会人民力量和人权党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兴权会”( Hindraf)是原名; “兴权会人民力量” (Hindraf Makkal Sakthi)是 “兴权会” 被政府宣布非法后使用的名称。两者之间没有不同,就如巫统与新巫统一样。

兴权会是由瓦达慕迪所领导的母会。人权党是兴权会的政治臂膀,由乌达雅古玛领导。兴权会已作出决定, 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这是短期的措施, 为的是解决近期显露出来、采取不同策略的意见分歧。兴权会相信,时间将会证明不同的策略带来不同的成效或失误。事实上,瓦达慕迪归来后,兴权会将茁壮成长, 变得更加强大。

Monday, 13 August 2012

兴权会:我们仍然肩负着一个任务 Hindraf: We still have a role to play (Updated Editor's note in English)

 兴权会:我们仍然肩负着一个任务 
——《自由今日大马》对甘尼申专访(一)
Hindraf: We still have a role to play

作者:K Kabilan (July 30, 2012)
译者:徐袖珉(August 11,2012)
来源: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12/07/30/hindraf-we-still-have-a-role-to-play/

【编者按语】本文是《自由今日大马》英文网站专栏作者K Kabilan 对兴权会全国顾问甘尼申所作的专访文章,这篇专访是在兴权会主席瓦达慕迪胜利回归国土的前两天发表,甘尼申毫无避忌,大谈兴权会领袖的思想分歧,也大谈兴权会在大选的政治倾向的决定因素。甘尼申对国阵与民联是同等看待,两者都同样掌握政权,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甘尼申的这种观点,受到一些群众支持,也受到一些群众质疑。支持者认为,兴权会强烈要求民联政府照顾被边缘化的贫困印裔族群,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反对者认为,巫统国阵欺骗了我国各族人民超过50年,而由3党组成的民联,掌握州政权也只有短短5年时间,况且巫统国阵是当前阶段各族人民痛苦生活的主要根源,也是新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因此,把国阵与民联同等对待,犯上主次、先后、轻重不分的错误,无法完成团结最多数人,打击主要敌人的目的。

瓦达慕迪8月1日回国以后,将很快掀开兴权会斗争的第二篇章。至于如何能够让贫困印裔族群迅速得到政府的照顾,同时团结最多数人以打击主要敌人,争取生活改善和公正社会早日到来,就看瓦达慕迪及其他领袖的政治智慧了,也要看各个政党尤其是民联三党领袖的政治智慧了。

贴出这篇专访的华文译稿,目的是让华文读者对瓦达慕迪及其领导的兴权会的斗争和发展,有多一些了解和思考。以下是全文内容——


[Editor's note] This is an article on the exclusive interview of N. Ganesan, the Hindraf National Advisor,  by K Kabilan, the website columnist of the Free Malaysia Today.  It appeared in FMT two days before the victorious return of HINDRAF chairman, Wartha Moorthy.  

Ganesan unreservedly spoke about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Hindraf leaders. He also talked about the factors deciding the political inclination of HINDRAF in the coming GE13. 

He regarded BN and Pakatan Rakyat (PR) as birds of a feather. To him, both have equal access to the ruling power, and there i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hile Ganesan’s perception has gained support from some people, there are others who show disapproval. Those in support feel that it is understandable for HINDRAF to expect the PR State Government to take care of the marginalized and poverty-stricken Indian community. 

But others argue that the UMNO-led BN has deceive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our country for more than 50 years, whereas PR comprising three political parties has merely taken over a few state governments for only a short span of 5 years.

Besides, the UMNO-led Barisan Nasional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plight suffered by the populace today. BN is also the main object or target of the struggle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refore, it is erroneous to treat Barisan Nasional and Pakatan Rakyat equally at this stage.  The error lies in not being 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wha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and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what should be dealt with first, and what should be handled subsequently; what should be given more weight, and what should be given less weight.   

The error will render one incapable of uniting the vast majority with a view to delivering a deadly blow to the arch enemy.

Waytha Moorthy’s return after August 1,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second chapter of the struggle waged by Hindraf.

The political wisdom of Waytha Moorthy and other leaders, as well as that of the leaders of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particularly the leaders of the three political parties constituting Pakatan Rakyat will decide how soon those in power will look after the welfare of the  impoverished Indian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how to unit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to give lethal blows to the arch enemy;  and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o achieve social justice.  

The purpose of post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interview is to provide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to provoke thoughts among the Chinese-speaking readers about the progress of Waytha Moorthy and Hindraf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following is the full text of the interview:-



【八打灵再也讯】兴权会引领成千上万的印裔同胞走上吉隆坡街头,申述他们在国内被边缘化的困境,已快过了五年。

自2007年11月25日那场示威游行过后,马来西亚发生了许多改变,尤其在政治方面上。最重要的改变无疑是印裔社群的政治觉醒,以及他们肯为本身的权利而奋斗的新生意愿。

兴权会全国顾问N.甘尼申引用圣经故事里的小牧羊童大卫在他跟巨人歌利亚决斗中所扮演的角色,来比喻兴权会领导群众在2007年11月25日给巫统迎头痛击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甘尼申在最近《自由今日大马》访谈中说,“这场斗争的主要意义是,让广大群众得到锻炼,从而减少了对政府的恐惧,并且暴露了巫统不过是纸老虎。兴权会从此在促成社会大众改变对巫统的印象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制造恐惧,原本就是是巫统主导的国阵政府用来控制人民的重要手段,这手段不再管用了。”

他补充说,今日的兴权会,不再是一个松散的杂牌军组织,反而成为一个自2007年的大集会后由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忠于职守的活跃分子组成的紧密联系的组织。

“兴权会毕竟被判为非法组织了嘛。为什么政府不能干脆把兴权会消灭了呢?”

他回答说,政府无法消灭兴权会,是因为“兴权会有着印裔社会的巨大支持,任何想要消灭兴权会的做法,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强调,兴权会对于印裔族群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兴权会猛烈抨击国阵与民联,两者都不严肃认真处理印裔族群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他说,“兴权会已经主动通过各种管道尝试与民联合作,但是,非常明显的是民联不愿意与兴权会交往。他们的观点是非常清楚的:在他们看来,巫统所创立的在印裔族群中扶植大管家(如大马印度国大党等)的方法,似乎是比把兴权会当做是平等伙伴更好的一个方法。”

他说,“民联正像巫统一样,也想要占有并吃掉这块蛋糕。他们复制了一个类似兴权会组织,名为“印权会”(Indraf)。他们是利用它制造一些他们(民联)关注与处理印裔族群课题的假象,以便廉价取得印裔选民的选票,而不是显示他们想要真正解决印裔族群被边缘化的困境。”

他补充说,兴权会意识到,这两个阵线毫无差别。“他们根本没有兴趣解决制度性种族主义,也没有兴趣创造一个以尊严与平等为基础的国家”。

甘尼申表示,兴权会将继续暴露来自国阵与民联两个方面政客的瞒骗伎俩。

他表示,这造成了印裔选民对来自国阵与民联的政客代表些什么,尤其是在印裔族群的课题上,更为了解。

他最后说,“印裔选民已经对他们的权利与利益产生敏感,所以,国阵与民联就必须更加努力表现,才能赢取印裔选民的选票”。

以下是甘尼申(左图)接受《自由今日大马》专访的内容摘要:

自2007年11月兴权会大集会后,兴权会有些什么影响?

兴权会对马来西亚进来的政治发展发生意义重大的影响是从11月的大集会开始的。兴权会犹如在大卫与歌利亚决斗中的大卫所扮演的角色,在2007年11月25日那天,给巫统以迎头痛击。这场斗争主要是让广大群众得到锻炼,从而减少了对政府的恐惧,并且暴露了巫统不过是纸老虎。兴权会从此在促成社会大众改变对巫统的印象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制造恐惧,原本就是是巫统主导的国阵政府用来控制人民的重要手段,这手段不再管用了。

兴权会已经促进,而且将会继续促进印裔族群的政治觉醒。兴权会让马来西亚印裔族群认识到,巫统主导的政府如何通过各种隐晦的伎俩,抵赖了他们(印度族群)的基本权益的事实。通俗地说,兴权会让印裔族群对现实开了眼界。

看看当今印裔族群自发地提出,如土地权、宗教自由、警察暴力、公仆滥权、在接受教育与政府工作的机会被否定,以及公民权课题等等。以上所述事实,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可是,兴权会在这些方面遭遇背信弃义。这是不可否认的。

由于兴权会一直聚焦于印裔族群的人权课题,而且非常专注,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党性的立场与观点,以审视国阵与民联双方所架构的政策与资源配置。

兴权会经常不断地揭露双方政客的欺瞒行为。这对普通印裔族群的选民来说,造成对改革或政党改变谋略的信心的减弱。他们对自己的权利与利益产生敏感,所以,国阵与民联就必须更加努力表现,才能赢取印裔选民的选票。

这场运动到今天还适合社会需要吗?

这场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所掀起课题的内容,以及掀起课题的方式。这真正解释了对兴权会的重要性和关联性。

众所周知,制度性种族主义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隐忧。兴权会直捣这个种族主义的核心——巫统,并继续续不断在这方面作出贡献。所有其他的政党还是对这根本的隐患保持清高。

这制度性种族主义源自于联邦宪法第153条文中,把公民权划定成两种等级。印裔贫穷阶层遭遇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最深重的压迫和剥削。制度性种族主义是权贵集团为了保护他们利益的一个阴谋。这是兴权会释出的重要讯息,而兴权会的全副心思也集中在这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上。

特别执行工作团队(SITF)底下MyDaftar解决身份证问题的活动,以及随后由民联倡导的相同的无国籍课题运动,在在显示了兴权会所突出的课题的重要性和关联性。

通过他们参与预防或阻止庙宇遭遇摧毁、增加在淡米尔文学校表演皮影戏、以温和的方式处理许多安置印裔族群课题、分发宣传品与救济品给低收入者、以及给予陷入困境的印裔阶层更多关注。这都彰显了由兴权会唤起的课题至为关切。

试想想,若兴权会并不存在,这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再看看,那些假借兴权会之名而冒起的山寨版组织——印权会、大马人民力量党等。这不就说明了兴都权利行动力量的名义和意义的重要性吗?

巫统兼国阵主席纳吉(右一)出席见证“大马人民力量党”成立仪式。左一起是人民力量党主席达能迪仁、副主席R.K.Ramesh。“人民力量党”为欢迎纳吉出席该党成立大会,由党主席在台上亲自为纳吉挂上印有“人民力量英雄”字样的布条。
若你认为应该以各种活动的出席人数来衡量所谓的重要性与关联性,那么,我们必须对印度国大党甘拜下风。因为他们总有成千上万的印裔群众参与他们筹办的集会,所以逻辑上他们肯定最受欢迎。但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吗?

兴权会是一个被禁止的组织。有哪些还在运作的组织面对同样的处境呢?为什么政府不干脆把兴权会消灭了呢?兴权会毕竟被禁止嘛,是不是?他们根本无法禁止兴权会,经政治部评估,他们了解到兴权会有着印裔社会的巨大支持,任何想要消灭兴权会的做法,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兴权会为什么而斗争?从2007年以来,兴权会在形态上发生了什么改变?

兴权会有两重斗争目标:

1)将被边缘化的印裔族群带入国家发展主流。
2)消除所有由国家支撑的种族主义和宗教至上主义政策,从而废除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政权,

上述目标一直没有改变——只是更为清楚。兴权会并不是如一些打着自己算盘的人士所称谓的种族族主义组织——兴权会是为种族主义受害者而斗争的组织。这就是兴权会的起点,也是兴权会当今的立场。

2007年,兴权会是由一组缺乏组织观念的个人所领导。他们推动印裔族群共同参与了标志性的示威游行,公开挑战巫统,接受可贵锻炼。今天,兴权会已不再是松散的杂牌军组织,反而成为一个自2007年的大集会后由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忠于职守的活跃分子组成,并在P.瓦达慕迪的英勇领导下的紧密联系的组织。


四位活跃分子及一位特务人员因为他们在2007年11月25日示威游行扮演的角色而遭内安法令逮捕并扣留。除了P. 乌达雅古玛(左图),其他四人都已投入公正党或行动党帐下。兴权会认为,这些人的举动反映了他们个人的政治动机与野心。


这些人的举动更多地表达了他们个人的意向,而并非显示兴权会失去了方向。在巫统方面,他们的其中一项消灭兴权会的计划是,趁着关键人物被扣留或流亡国外期间,收买兴权会的领袖。

他们成功地收买叛变的达能迪仁,并为他创立了亲国阵的人民力量党。

瓦达慕迪尽管流亡在外,但一直坚守兴权会的初衷和计划。那么,去芜存菁后,仅存在兴权会的活跃分子,就是真正坚守兴权会最初目标的人了。

兴权会的政治倾向如何?

兴权会的短期计划是达成18点诉求,而长期计划是改变社会价值观,促使根本的政治与法制改变。兴权会正斟酌着这样的看法:当今马来西亚政治范围内,并没足够的政治意愿去处理制度性种族主义以及在国内人人平等被否决的根本性问题。

巫统驱动了这个程序,并让它持续操作了50余年。但是毫无迹象显示民联方面有意愿触动《联邦宪法》下的任何条款。因此,我们就无法期望改革很快就会实现。

只要是关系到兴权会的短期计划,兴权会已经主动通过各种管道,尝试与民联合作,但是,非常明显的是民联不愿意与兴权会交往。他们的观点是非常清楚的:在他们看来,巫统所创立的在印裔族群中扶植大管家(如大马印度国大党等)的方法,似乎是比把兴权会当做是平等伙伴更好的一个方法。”

民联正像巫统一样,也想要吃这块蛋糕。他们复制了一个类似兴权会组织,名为“印权会”(Indraf)。他们是利用它制造一些他们(民联)关注与处理印裔族群课题的假象,以便廉价取得印裔选民的选票,而不是显示他们想要真正解决印裔族群被边缘化的困境。

董总已经表明,他们会与国阵及民联双方磋商他们的民族教育问题。兴权会也被逼采取类似的路线处理18点诉求——尤其在民联领袖不愿与兴权会协作之后。

兴权会的短期政治倾向将取决于双方回应18点诉求的表现上:这将公开与清楚的向被边缘化的印族人民展现,并由他们来决定。

现在兴权会将依据实用主义确定短期立场,而不是如上一届大选般,根据一些抽象的改变信条或情绪。只要谁愿意与兴权会签署关于18点诉求的捆绑协议,这是具体事项而不是一般原则的协议。这些协议将提交给我们的选区,向被边缘化的印裔选民呈现,这将实质上决定我们的立场。这协议必须具有一定的约束力,避免兴权会在2012年,如同华团在1999年诉求般,被巫统过桥抽板。

那么,兴权会的政治倾向将根据被边缘化与贫困的印裔群众的最大利益来决定。

至于兴权会所追求的长期改革,我们认为这将始于全国更广泛的群体提出并为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制度性种族主义政权的操作者而感到羞耻,以在真正的国家政策决策者的精英群中,创造更高的政治改革意愿。

所以,兴权会目前相信现有的这两个阵线没有真正的区别。他们都根本没有兴趣解决制度性种族主义,也都没有兴趣创造以尊严与平等为基础的国家。本质上的改变将不会来自布特拉再也(布特拉再也即当下我国政府的所在地,意指掌握政权)政党的更换。

这不可能来自议会选举,那这两个阵线对于被边缘化印裔群众来说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只有以正面的、实质的努力,解脱如兴权会18点诉求所表述的他们当今所面对的困境,才可能带来变化。由此而决定兴权会的政治倾向。

通告 Notification


成立18周年纪念,9月21日举办论坛

我们决定举办“‘509改朝换代’马哈迪当政,民主改革运动前进抑或倒退?”论坛与自由餐会,作为我们今年(2019年)纪念人民之友成立18周年的活动内容。以下4名专人欣然接受作为论坛的主讲人:
  • 兴权会2.0领导乌达雅古玛 (P. Uthayakumar)
  • 人权律师西蒂卡欣 (Siti Kasim)
  • 自由撰稿人及评论人唐南发(Josh Hong)
  • 媒体工作者及评论人蓝志锋(Lum Chih Feng)
4名主讲人将针对论坛主题分别出具论文,发表讲话,并回答现场问题。我们会在论坛过后,将主讲人的专题文章和讲话视频,上载到人民之友部落格(sahabatrakyatmy.blogspot.com),供公众阅览。我们希望通过此论坛激发更多的民主党团领导、学者、各阶层人士,共同为我国民主改革运动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论坛举办日期: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时间:下午2:00—5:30时分,地点:柔佛古来,新国泰餐馆。论坛结束后才进行简单的自由餐会,同时进行互相交流。我们欢迎关心我国政治发展的公众人士前来聆听论坛主讲人的演讲并参加自由餐会(入场免费,但请事先报名参加,以便准备食物。有意参加者请填上表格https://forms.gle/SWbjEaiwNikEUiKF6或联系以下负责人)。

9月9日张贴一篇具参考价值英译文章

我们已在今年9月9日(成立纪念日)这天,发表人民之友秘书处委派人员翻译的一篇新加坡前工会领袖庄明湖2013年所撰写的《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续篇)》(原是华文版)的英文译稿,作为人民之友18周年纪念的一个献礼——提供一个新马人民反殖独立运动遭遇敌人从内部破坏的历史殷鉴,为在9月21日举行的论坛所探索的现实课题,增添一份具有启示意义的参考材料。

“人民之友”是一个着重促进我国民主人权运动的思想交流平台。人民之友工委会都是义务的自愿工作者,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我们采取自力更生、节约苦干的方针,为推动我国民主人权运动朝向正确方向发展而奋斗。我们欢迎“有心人”赞助我们的这项活动及其他工作,有意赞助者请联系:

(1)朱信杰 017-7721511
(2)钟立薇 012-7177187
(3)吴振宇 013-7778320


Forum to be held on 21 September in commemoration of 18th anniversary

We will be organising “Mahathir returns to power after regime change in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A progression or regression of the democratic reform movement?” forum cum buffet in commemoration of our 18th Anniversary. The following 4 experts have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to become our panel speakers:
  • P. Uthayakumar – Leader of Hindraf 2.0
  • Siti Kasim – Human rights lawyer
  • Josh Hong - Freelance writer and commentator
  • Lum Chih Feng – Media worker and commentator
All 4 panel speakers will present papers, deliver speeches and answer questions on the theme of the forum. After the event, we will also be uploading the paper and video of the speeches of the panel speakers to Sahabat Rakyat blog(sahabatrakyatmy.blogspot.com)as reference material for the public. Through this forum, we hope to inspire more leaders of democratic parties, organisations, scholars and peoples of all walks of life to make more contribution to the democratic reform movement of our country.

Particulars of the event are as follows:
Date: 21 September 2019 (Saturday)
Time: 2:00pm – 5:30pm
Venue: Cathay Restaurant Kulai, Johor
Buffet will start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forum, concurrent with the sharing session
. We welcome all who are concerned with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Malaysia to attend this event and join the buffet meal. (Admission is free, but please register in advance so that we can make necessary arrangement for food.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fill in https://forms.gle/SWbjEaiwNikEUiKF6or contact person in charge below)

9 September - Published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an article of value for reference

On 9 September this year (the actual day of our anniversary), we had published an English rendition of the "Probing into the sufferings of Singapore's left-wing labour movement in the 1960s (Part II)"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by Chng Min Oh, a former trade union leader in Singapore on Sahabat Rakyat blog, as a gift of our anniversary. This English rendition was translated by personnel delegated by the Secretariat of Sahabat Rakya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historical lesson learned about the destruction bore from within of the anti-coloni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the people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plotted by the enemy, and constitutes revelatory reference material to the realistic issues that this coming forum is probing into.

Sahabat Rakyat is an ideological exchange platform that focuses on promoting democratic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our country. All committee members of Sahabat Rakyat are volunteers. We adhere to the stance of being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we adopt the principle of being self-reliant, thrifty and hard work, and striv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mocratic human rights movement toward the right direction.
We welcome those who are generous hearted to sponsor this event and other work that we carry out.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to sponsor, please contact:

(1)Choo Shinn Chei 017-7721511
(2)Cheng Lee Whee 012-7177187
(3)Ngo Jian Yee 013-7778320


此外,现居新加坡的庄明湖已将他在《人民之友》发表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问题探索》(正篇)一文的英文译稿传送到编辑部,因原文中所述人物的姓名或者是党团工会组织的全称或简称,在译文中尚未解决或有待查证,需要一些时日来完成——人民之友工委都是自愿挤出时间来进行工作的,因而无法很快完成。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在9月30日刊出,为我们的17周年纪念增添光彩!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庄文所述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工运遭遇问题(除了遭受来自外部的镇压,还要遭遇来自内部的破坏)的见解,或许能为一些读者(特别是不谙华文和不懂新马历史的读者)思考马来西亚民主改革运动在当前阶段面临马哈迪主义复辟的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殷鉴,或者是一个新的启示。


Malaysia Time (GM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