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21 December 2009

邱家金的偏見經不起檢驗
柯嘉遜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邱博士指的,是馬來西亞華校培養抄襲者,還是指華文教育培養抄襲者?肯定的是,作為一名教育家,他應該知道兩者是不同的。如果他是說華文教育培養抄襲者,就是中國、台灣和港澳的教育制度也在培養抄襲者。那麼一來,我就不得不列出這些華文教育國家中,獲得諾貝爾獎者的名單,以反駁他的論點:

李政道(1957年物理學獎)、楊振寧(1957年物理學獎)、丁肇中(1976年物理學獎)、李遠哲(1986年化學獎)、崔琦(1998年物理學獎)、高行健(2000年文學獎)、高錕(2009年物理學獎)。

我肯定,邱博士會抗議說,他只是談到大馬的華校。但這又有什麼不同呢?是不是說,中國和台灣的華校即使不採用英語為教學媒介語,他們也不是抄襲者?這點必須加以澄清。其實,教學素質(而非媒介語)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早期,大馬華校課程就好像中國一樣,以死背書為主要學習方法。但自1919年發生「五四運動」的「思想革命」後,中國和馬來亞的華校教學方法,已改由現代化的課程所取代。情況雖已改善,但不可說課程是完美無瑕的。課程怎麼可能是完美無瑕的呢?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邱教授應該知道,英校是由英殖民當局所精心經營的,華校則完全被忽略了,但華校卻成了我國反殖民主義的堡壘。我國的華校和英國人所扶持的英校完全不同,它們必須靠自己才能生存。時至今日,1,280間華小和60間獨中,還必須依賴華社無償的犧牲和鼎力支持,才能生存下來。

華校存在最早的紀錄,可追溯到1815年的馬六甲(見柯嘉遜著:《馬來西亞華校鬥爭史》)。英殖民政府不提供華族教育方面的經濟支持,理由是:「英國殖民地行政官員,對馬來亞華人社群具有高水準的組織印象深刻,故決定放手由他們管理自己的事務。」(C.H.恩絡著:《多元族群政治:馬來西亞一例》。柯嘉遜在其著作2008:16中引述過)

華校生可獲取國家獎學金?

如果邱博士認真研究馬來亞的反殖運動史,他會領悟到,一大批的反殖運動人士是華校的產物。我們只要查一查數據,就可以看到,英殖民政府從以前直到我國獨立時所有政扣者中,受華文教育者在反殖鬥士中所佔有的比例。

邱博士可能會說,這不是他所要談論的課題。但是,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是不是應該把反殖民主義、平等、公正、自由與民主等,和「創造力」以及國際獎學金視為一樣重要?

邱博士所提起的國際著名學者,幾乎可以肯定是殖民地時代,以英語作為教學媒介的精英學校的產物。那有什麼值得驚奇呢?

毫無疑問,在本地精英學校受過教育,後來到常春籐名校留學的學生,在各自領域中,可能成為傑出人物。這在任何允許特權存在的社會都一樣。不論是在中國、俄羅斯、沙地阿拉伯、英美等國家都如此。因此,教學媒介語,不論是英語、華語或馬來語,都並非重點。

[註:「常春籐聯合會」指美國東部一些歷史悠久的名牌大學,如哈佛、耶魯大學等。常春籐各大學是美國最受人尊崇的大學,教育質量很高,學生都經過嚴格挑選,畢業生往往成為社會成功人士。]

至於1971後新生的一代,全都採用馬來語,情況又怎樣呢?是不是已培養出國際知名的學者?即使精英學府如雨後春筍般成長,情況又如何呢?如果沒有培養出國際知名的學者,是不是意味著,這些採用馬來語教學的國民學校,也在培養抄襲者呢?如果不是,那又是什麼原因?為什麼邱博士偏偏要專門詆毀華校呢?

邱博士也許不曉得,華校(包括獨中)自《1961年教育法令》實施以來,就採用國家所訂下的教育課程。如果華校培養的是抄襲者,那國民學校也在培養抄襲者!

華校中的佼佼者和平庸者

首先他應該知道,最少有90%的華裔生就讀於半津貼的華文小學。但其中只有10%進入獨中。因此,任何一名華裔生獲取國家獎學金的話,他很可能就具有華小背景,或者至少有9比1的可能性。如果確實太少華校生獲得國家獎學金,那是人權委員會所必須回答的課題。

另一方面,如果你追問為什麼沒有獨中生曾經獲得國家獎學金,那是因為政府不承認獨中統考文憑!多年來,國立新加坡大學一直都在爭奪我國獨中生。曾經他們每年想要錄取1,000名獨中生!在此,我建議邱博士盡力去取得新加坡的數據,查明多年來有多少大馬華校生獲得該國獎學金。邱博士一定會感到驚訝!

大家記憶猶新,80年代,一名芙蓉獨中的天才學生,曾獲得獎學金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求升造。華文報也報道過許多其他個案。最近,有一名發明pendrive的潘健成,他是巴生Z獨中生。目前,他是台灣一名非常富有的企業家。

不少南大生在大馬、新加坡和海外學術界,成了傑出人物。他們都是華校培養的人才。我的好友和同事陳泰昌博士是名南大生。在70年代,他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路特佛科學實驗室里當核子物理學研究員。

我為自己的兒女是華校生而感到自豪。我女兒未獲得國家獎學金,但是她在英國念醫科,卻得到英國衛生部的贊助金。像其他華校生一樣,他們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華語、還有英語和國語。我兒子也能用法語和西班牙和他人交談,還能講些淡米爾語。如果有誰指他們是抄襲者,他們將對他作出一番嚴厲的指責。

我反駁邱博士所提出的論調,這並不等於說,我國華校生全部都是佼佼者。以東馬和西馬來說,就有很大的差距──華校有大與小,貧與富,平庸與傑出之別。這要取決於地點,學校董事部以及社區的覺悟等。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如師資訓練和校舍不足導致學生過於擁擠等問題,都源自於缺乏政府支援。

有人致力於教育改革,但這些活動的積極與否,全賴華教運動領導層的素質和有限資源。目前的董教總領導層,在素質等許多方面值得關注。我要強調的一點是,雖然我國華校財務方面和師資訓練,面對困境並受到嚴重的歧視,但是他們在歷盡百般挫折下,仍然得以生存。如果有誰胡亂指責他們是抄襲者,那是19世紀的陳腔老調。

讓我引述蜚聲國際的作家韓素英於1983年3月12日,寫給我的信中的一段話:「(在大馬的)受英文教育者,幾乎可以說是南洋大學最糟透的敵人。他們只懂得英語,雖然明明知道以華語作為教學媒介語的華文教育極其優良,在某些方面還比英校更勝一籌,但他們仍堅持以英語來維持他們的優越地位。」這是韓素英的看法。

(譯自〈Untenable Prejudice Against Chinese Schools〉,Dr Kua Kia Soong,Director of SUARAM,Dec3, 2009,楊培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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