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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padu, mempertahankan reformasi demokrasi tulen, buangkan khayalan, menghalang pemulihan Mahath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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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padu, mempertahankan reformasi demokrasi tulen, buangkan khayalan, menghalang pemulihan Mahath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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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恭祝各界2019新年进步、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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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加影州议席补选诉求 / Tuntutan-tuntutan Pilihan Raya Kecil Kaj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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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风波•宪法权利•宗教自由”论坛 / Forum "Krisis perkataan Allah • Hak berperlembagaan • Kebebasan berag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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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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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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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 The New Phase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Malaysia / Fasa Baru Reformasi Demokratik d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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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为庆祝15周年(2001—2016)纪念,在2016年9月上旬发表了最近5年(2011—2016)工作报告(华、巫、英3种语文),并在9月25日在新山举办一场主题为“认清斗争敌友,埋葬巫统霸权”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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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16周年纪念,针对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发表专题文章,供给我国民间组织和民主人士参考,并接受我国各族人民民主改革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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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根据2017年9月24日发表的《人民之友 对我国第14届大选意见书 》的内容与精神以及半年来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形势,对5月9日投票提出具体意见,供全国选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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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2019年国际劳动节发表对2007年兴权会游行示威的重要领袖乌达雅古玛(Uthayakumar)的专访(第一部分)。这次专访的主题是:兴权会的主要斗争对象乃是马来霸权统治集团。

Tuesday, 29 September 2009

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下)

第二部分: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五)我国华教运动50多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艰苦奋斗

我国华教运动从1950年代以来,从未停止过反对政府在各个阶段出台的旨在消灭华校的报告书(如《1951年巴恩报告书》、《1954年教育白皮报告》、《1956年拉萨报告书》、《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1969年阿兹报告书》、《1979年内阁教育报告》),以及反对政府在各个时期实施的旨在落实“最终目标”的单元教育法令(如《1952年教育法令》、《1957年教育法令》、《1961年教育法令》以及现行的《1996年教育法令》)。

在马来亚独立前,英殖民政府虽排斥华文教育,但没有确立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但在独立后,由国内以巫统为主导的联盟政府则明目张胆地确立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马来西亚成立后,特别是1969年“5.13”事件之后,由联盟政府扩大为国阵政府,除了出台对各族人民进行更大经济掠夺的新经济政策,更加顽强地落实其消灭各民族语文(主要是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

1970年代的独中复兴运动成功地使60所独中保存下来,也就是政府全面变质以至消灭华文中学的政策遭遇挫折和失败。

政府把其中一些“华文中学”,改制为只读1本华文的“国民型中学,最后变为只读马来文的“国民中学”(我国现行立法, 已判国民型中學死刑, 因为在现行的 《1996年教育法令》下, 只有国民中學, 沒有国民型中學; 国民型中學已不复存在)。这个过程,让华人社会清楚看到政府消灭华文教育、实现“最终目标”的决心,担心华小也难逃变质的厄运。维护华小不变质,成为董教总和华人社会更为重要的使命。这是因为,没有华小,就没有独中。

1977年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小学工委会(简称华小工委会)成立,它的宗旨是:(1)维护母语教育,发扬中华文化;(2)维护和发展全国华文小学;(3)争取母语教育平等。这表明,董教总对维护华小不变质的重视。这也表明,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的21(2)条文,成了董教总和华人社会的长期斗争。

进入1980年代,政府企图采取变质华小的行政措施,如(1)1982年3M课程安排——在这制度下,除华语数学用华文,其他科目用马来语;(2)1984年华小集会用语事件——联邦直辖区教育局通令区内华小举行一切集会都必须用语进行;(3)1985年综合学校建议——教育局拟选18所学校推行“综合学校”试验计划,将华印小学并入马来小学;(4)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教育局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

上述事件的不断发生,特别是教育局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事件,引起华教人士强烈反对,展开坚决斗争。1987年10月11日,全国各地3,000多名华人社团和华基政党代表,聚集吉隆坡天后宫召开抗议大会,要求合理解决有关问题。次日,一些家长发动罢课支持抗议行动。10月27—28日,政府援引部安全法令,逮捕了林晃昇、沈慕羽、柯嘉逊与庄迪君4名华教领导人及百多名其他民权运动者,令国内人民震惊,让国外舆论哗然。这就是政府的所谓“茅草行动”(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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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茅草行动”,是政府继褫夺林连玉公民权并取消其教师注册证和逼迫马华开除沈慕羽党籍之后,对华教运动领导的全面、残酷的镇压,也是政府继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大逮捕之后,对各族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另一次全面、残酷的镇压。这次的镇压并没有动摇华教领袖的斗志,也没有改变华教运动的方向。

1990年代到现阶段董教总、华团和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

1990年代的董教总,还是延续前辈们的路线和方针,联合华团坚决反对《1996年教育法令》从草案的提出到它的通过。七大华团认为:

    (1)《1996年教育法令》依然有许多令人深感担忧的条文,有些比《1961年教育法令》更严峻;

    (2)虽然《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及26(A)条文,未出现在《1996年教育法令》内,然而,却由《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所取代 (即所有教育机构都必须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學媒介)华教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却受到更大的钳制和威胁;

(3)部长对华小和独中所作的保证并未明文列入《1996年教育法令》内。

因此,董教总和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是:

    (一)要求政府放弃排他性的单元同化教育政策,廢除1996教育法令17(1), 实行包容性的多元融合教育政策;

    (二)继续要求政府公平合理的对待华校(华小和独中)的师资培训、经费拨款及增建学校等;

    (三)健全和强化华教运动的各个层次的领导核心,具体的说就是要有能力有效操作的董事会、董联会和董教总;

    (四)除了要确保上述领导核心的有效性外,更重要的是,确保领导核心的独立性、民族性、和群众性。

    (五)全力支持董教总教育中心的建设工作,并确保董教总教育中心能作为华教运动有效的最高领导核心。见莫泰熙《从当前华教处境谈到其发展方向》一文,发表于199412月18日《华教导报》,又载于《董总50年》,2004出版,页1239)。

总之,50多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华教运动,无疑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斗争。

    (六)昔日的“联盟”与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既然是我国华教运动50多年来的主要斗争任务,那么,我国华教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理所当然,就是昔日称为“联盟”(ALLIANCE)而今扩大并改称“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简称“国阵”(BN)的统治集团。因为,正是他们二者:(1)先是“联盟”统治集团,从马来亚独立前后到(沙巴、砂拉越加入联邦)组成马来西亚,一直到1969年“5.13”事件发生,顽固实行单元教育与民族同化政策;(2)后扩大为“国阵”统治集团,从“5.13”事件发生之后,配合着实施“马来人至上”的“新经济政策”的需要,变本加厉推行单元教育与民族同化政策,以巩固他们的政权,加强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这两个不同阶段(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究竟他们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的呢?

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马来亚(在自治、独立以前),与在北婆罗州的沙巴和砂拉越,都是英国政府的殖民地。英殖民政府在1950年代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反帝反殖浪潮,不得不在1957年让马来亚宣布“独立”,又不得不在1963年推动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组成一个更大的联邦国家。英殖民政府在转移其政权的过程中,与当时的所谓“人民领袖”(实际上是英殖民政府所培养的代理人或所扶植的傀儡,先后订立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宪法制度,而后通过国会选举让他们所培植的政党及其领袖掌握政权,继续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右图为我国自独立以来的统治集团历任首脑,下图为现任首脑纳吉

首个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就是“联盟”,是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3个政党共同组成的政党联盟。他们打着巫、华、印3大民族政治代表的旗号,宣称为各族人民利益说话和做事,但实际上,他们是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所培植的统治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与广大各族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

实践证明,“巫华印联盟”的3大政党,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巫统“一党独大”,马华与印度国大党“惟命是从”。联盟领袖不能不为外国资本家及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官僚和大资本家服务,巫统领袖放弃走民族主义路线的选择,而走上马来种族主义路线的不归路,最终走到“5.13”的结局:制造种族冲突,转移人民不满。在联盟时代,尽管马华公会出现过像陈祯禄、朱运兴、和林苍佑等曾经想为华人权益和华文教育请命的个别领袖,但是在巫统领袖的霸权下或由于马华领导层的奴性,他们终于无功戚戚然退下。

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1974年成立、改名为“国民阵线”(简称国阵)的统治集团,其实就是联盟组织的扩大,其成员除了原联盟的3党之外,进而扩大包容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以及砂拉越联盟和沙巴联盟各党,成为一个涵盖马来半岛、砂拉越和沙巴地区的政治联盟。其成员党众多,且一些地方政党(尤其是砂、沙两州的国阵成员党)常有“进出”国阵的举动,造成其成员党的数目一直变动。

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实践证明,无论如何,国阵还是像联盟一样由巫统一党独大,并肆无忌惮地展现它的霸权主义政治,其他政党如马华、国大党、民政党、人民联合党以及砂拉越和沙巴的地方性政党及其领袖,只能表露对巫统霸权主义政治绝对服从的奴性。巫统领袖利用了“5.13”种族冲突事件,更加突出种族主义政治?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加以制度化,具体表现就是,他们极力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表面说是扶助马来人,实质却是培植朋党鱼肉人民,最终造成马来人贫富两极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及造成其他各族人民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顽固实施一道又一道的教育相关法令,表面说是发展国家语文(马来文)教育,实质却是摧残民族语文教育(特别是华印语文教育),最终达到强制同化其他民族,进而巩固其政权的目的。

昔日的联盟和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就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七)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

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又是谁呢?

我国华教运动的敌人经常指责华教人士或华教组织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是种族主义,是沙文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诬蔑!我国华教运动从来就认同也不主张种族主义或是沙文主义。

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早在独立前,林连玉应《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邀请,写了一篇开斋节献词,这么说,“马来亚独立建国的事业中,顶重要的工作,就是心理上的建设。第一要培养共存共荣的观念。我们知道马来亚是民族复杂的地区,每个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开发,都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民族,当作一家人看待,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使大家都相信有福可以同享,然后,可以希望他们有难同当,把国家建设得完整而稳固。第二要培养以马来亚为第一家乡的观念。这是对外来民族说的。须知道他们虽有祖国,但是他们的子孙,已经是马来亚的儿女了,马来亚才是他们的祖国,才是他们永久的家乡。只有马来亚的利害,才是他们切身的利害,马来亚以外的国家,充其量只能算作朋友罢了。”(见《心理的建设》——代序,载于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年出版)。

后来林晃昇反驳对华教运动的诬蔑,明确指出,沙文主义指的是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煽动民族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思想行为。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的语文和文化占有支配地位或是给予特殊的优待。我们不曾强迫其他民族去学习和接受我们的语文和文化。我们只要求给予平等的对待,允许保存和发展我们的语文和文化,完全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见林晃《母语教育与基本人权》一文,载于1987年3月15日《董总会讯》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21)。

因此,我国华教运动是国内华裔族群争取华文教育合理权益和合法地位的正义斗争,除了从昔日的联盟扩大到今日的国阵的统治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之外,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换句话说,现阶段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就是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不包括国阵及其组织的政府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

华教运动内部竟有代表人物发表敌友不分的谬论

从去年开始,华教运动内部有个代表人物突然以指导的姿态,对新纪元学院事件发表敌友不分的谬论,说什么,“事物没有绝对的‘是’与‘非’,但务实路线在建构民办高等教育体系的现阶段,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能够发挥的作用其中包括,争取朝野各种力量(包括来自执政的国阵、民联,在野党,非政府组织 ,友族人士)的支持。”还说什么,“在华教运动中发展高等教育,是在多元公民社会中,争取与捍卫族群的基本权利。因此,它有需在不与各族所磨合认同的现有体制(不一定完全合理)相对抗之下,尽量减少阻力,积极争取扩大办学的活动空间,创立高水平一流大学,才不会辜负华社总体的热望。”(见方山《平息风波,迎接华教发展新时期》一文,为《独立新闻在线》2008129日特约评论。点击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8290.html

上述谬论,分明就是,企图迷惑华教人士、引领华教运动走上“适应现有体制”、“争取国阵支持”的主张,为华教运动近几年来出现一些准备投靠马华、投靠政府、官商合作经营高等院校的所谓“务实路线”提供理论根据,为潜伏在华教领导组织的一些别有居心者提供分裂华教运动的思想武器。

曾经自诩为“民间文史工作者”而今遭人视为“要饭文棍”的万家安,在他所编撰的新纪元学院事件《怎么看?》(第三集)的《序言》, 特别吹捧方山的上述文章,说什么“对于过去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华教运动的历史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和总结,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深度,对今后华教的工作方向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见解”,还说什么“可以引发深一层的探讨和研究,希望得到重视”云云。

这种敌友不分、趋炎附势、放弃立场、惟利是图的思想,正在毒害我国现阶段的华教运动,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华教运动的发展,必须认清谁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谁是我们的斗争盟友。如果领导人或战友们敌友不分,那么华教运动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在战斗中,如果敌友不分,把敌人当战友或把战友当敌人,其后果只能是:堡垒不保,全军覆灭。难道我国历史会再出现一次“光荣和解”的“奇迹”吗?难道我国华教运动改变成所谓“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务实路线”以后,就可以和敌人“光荣和解”、“让大家为迎接华教发展的新时期,为创建一流高等学府的目标而共同奋斗”了吗?请全国华教工作者和关心华教前途人士慎重思考吧!

    (八)我国华教运动是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

尽管英殖民统治者和联盟或国阵政府处心积虑、想方设法,使我国人民争取民族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的斗争,脱离广大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整体社会运动而孤立起来,但是我国华教运动从上个世纪中到世纪末,50年来在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杰出领袖领导下,就跟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从不分离,跟广大各族人民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反抗英殖民政府和国内反动政权的统治。

林连玉在1901年中国原籍(福建永春)出生。1924年毕业于福建集美师范学院。1925年来到马来亚长期在数间华校任教之后,他决定居留在这块土地上。在马来亚独立前那个时代,许多华族领袖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对本身的政治认同摇摆不定,他们之中有些人受到中国共产党政权或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招徕而感到困惑之时,林连玉明确而坚定认为,马来亚华人和他们的子孙会继续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发展起来。他在1951年成为马来亚公民后,极力主张居留在马来亚的华人把这块土地和各族人民当作自己的故乡和效忠的对象。

也许受到误导或认识不清,有些人只把林连玉视为我国华教运动的杰出领袖,而实际上,林连玉也是我国政治运动的杰出领袖。林连玉为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和合理权益而奋斗的同时,认识到华文教育的解决方案和未来前途,完全决定在华人的政治力量。他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当时)我国华人社会极为重要的问题,华人投票率的提高将增加华人的政治实力。

林连玉坚定主张华人争取公民权,他幕后推动1956年4月27日在吉隆坡召开的全马注册华人社团的大会,成功表达了华人对公民权的意见和对马来亚宪制的基本要求。大会通过4项重要决议:(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为当然公民;(二)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满足5年的有权申请为公民;(三)凡属本邦的公民,其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 (四)各民族的教育与文化平等,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见《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宣言》,载于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年出版,页76

林连玉1960年8月20日针对《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的书面谈话指出,这个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标,如果接受下来,就有下列后果(一)华文中学眼前被消灭;(二)华文小学将来被消灭。他不忘提醒大众,教育政策所以这样悖谬,都是由于官方语文的作怪,官方语文已被利用为压迫的武器,但是依照本邦人口的比例,或是依照本邦国民精神粮食的日常供给数量,抑或依照国民应享的权利来说,华文都极有资格被列为本邦官方语文之一,我们为求文化自卫,除掉争取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是不是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呢?(同上一书,页92)。

沈慕羽原是出身于中国国民党政治和孔孟书香世家。他为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以及他的政治理想而艰苦奋斗一生一世,无疑是民族意识坚定的华教领袖,也曾经是马华以及国阵的政治领袖和盟友。只因为沈慕羽始终如一跟林连玉站在一起,坚定不移推展争取公民权、争取列华印语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而被联盟领袖迫使马华开除他的党籍,并视他为国阵的敌人,企图断绝他对马华、对国阵以及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华人社会的政治影响。

马华领袖鉴于1969年大选以及“5.13”事件之后,马华状况被巫统领袖讥笑为“半生不死”而企图振作起来,由李孝式出面发起华人团结运动,在1971年2月7日在吉隆坡联邦酒店,召开全马华人领袖座谈会,讨论华人大团结的问题。陈修信知道沈慕羽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很大,只得厚颜求助沈慕羽。沈慕羽胸怀坦荡,不计前嫌,毅然赴会,慷慨陈词,提出7点反建议:(1)各族一律平等,不宜分土著非土著;(2)不宜强制实行一种语文;(3)不宜擅改教学媒介语;(4)各族人民教育机会均等;(5)救穷应不分种族;(6)禁谈敏感及修宪乃不智之举;(7)议长不应制止代议士发言。接着又在2月18日怡保举行的全霹雳华人团结大会上,发表精辟演说,而遭受政府援引《煽动法令》加以拘捕提控。政府唯恐对沈定罪引起华族示威、产生严重后果,打算委任他为上议员,然后撤销控状。面对政府的招安行动,沈慕羽大义凛然地说,“撤销与否由当局决定,我不能出卖民族利益,我不能让人拉着鼻子走。”

以上所述林连玉遭遇或沈慕羽遭遇在在说明:我国华教运动是整个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华教运动局部来看,或者是从社会运动整体来看,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即同样是政权问题:当前阶段,只有埋葬巫统霸权集团掌控的政权,才能推进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也只有遵循这条向巫统政权及其帮凶展开不妥协斗争的道路,才能使我国华教运动摆脱种族主义的打击和压迫。

1980年代华教运动和民主人权运动相结合的主要因素

我国华教运动进入1980年代,就明确提出“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维护母语教育的斗争是我国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一环”的思想和主张,主要因素是:

    (一)国内由巫统主导的国阵统治集团,在“5.13”之后陆续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而各族人民(尤其是华族)奋起抗争,出现了自独立以来未曾有过的愤怒浪潮和强烈呼声;

    (二)当时华教领导的两个组织(教总和董总)正由两名立场坚定、高瞻远瞩的杰出人物(沈慕羽和林晃昇)挂帅,两者目标共同、合作无间,在华人社会起着领袖群伦的作用;

    (三)李万千、莫泰熙、柯嘉逊等一批具有强烈改革愿望和民权思想的知识人加入董总,并在林晃昇领导下陆续组织阵容强大的团队,在维护民族教育和基本人权的斗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对董总与教总联合全国13州中华大会堂组成的“15华团”所展开的民权运动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董教总联合华团完成以下重要工作:(11983年提呈对“国家文化政策”批判的《国家文化政策备忘录》;(21985年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作为华社民权运动的智慧库;(31985年发表《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提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领域的诉求;(41986年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以便贯彻上述《宣言》的诉求工作。

民权运动刚刚开展,还未深入发展,却在198710月遭遇所谓“茅草行动”的镇压,国阵政府就援引《内安法令》将林晃昇、沈慕羽、柯嘉逊、庄迪君4名华教领袖以及102名各族社会运动者加以逮捕拘留。除了对华教领袖直接镇压之外,国阵政府还对华团领袖进行收编软化行动,迫使民权委员会无法展开工作,民权运动于是陷入低潮。

林晃昇对1980年代及以后的华教运动,曾经做出这样的总结:我们不能只是从华族的角度来看待华文教育,而必须从维护以及发展各族母语教育的全民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在争取友族开明人士的支持时,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特别重要的。而应该是积极争取实现我们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基本人权。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也必须放弃只单纯维护母语学校的生存、只求保持现状的保守作法,,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权利是人类基本权利和民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斗争是我国社会民主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林晃昇特别强调,为了民主和人权,我们必须坚决抗拒种族主义者攻击母语教育的言论和措施,使他们的同化阴谋不能得逞!我们也将联合所有热爱民主、尊重人权的人士和团体,包括各族开明人士,集合一切可以集合的力量,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来促使当局废除不合理的教育法令条文以及放弃“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错误思想,改而推行“共同课程纲要,多种语文源流”的正确民主政策。见林晃母语教育与基本人权》一文,载于1987315日《董总会讯》,收集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22

1990年代,国阵的华基政党(主要是马华)开始有计划的 进行“打进董教总,纠正董教总”策略,渗透全国华教组织,首先在19944月成功推出王超群入主教总,控制了华教组织的半壁江山,从而削弱了董教总作为全国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时任董总主席郭全强无法继承林连玉、沈慕羽、林晃昇3名前辈的为民族权益和民主人权而奋斗不懈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终于由于1999年发表11个华团领导机构提出《全国华团大选诉求》,在大选之后2000年9月遭受“秋后算帐”,屈服于巫青团的种族主义叫嚣和巫统霸权集团的威胁,而宣布“搁置”(实际上等于“收回”)其中7项诉求如下——

    (一)扶弱政策的实施,应以保护及提升社会的弱势阶层为出发点,而且不分肤色、出身及宗教信仰。

    (二)采取步骤,废除一切领域的“土著/非土著”的区分。

(三)必须公平及合理地分配土地急需耕地的各族农民。

(四)废除“种族固打制”,代之以按能力分配制度。

(五)推行学生助学金与贷款制度,并不分种族地以按能力分配制度加以分配。

(六)废除大学收生固打制。

    (七)我国各宗教在传播、发展、享用官方资源以及媒体报道方面,应获得公平的对待。

这份《全国华团大选诉求》基本上是延续1985年已经提出的《华团宣言》的社会公正主张。它得到2,098个华团的签署及朝野政党全面支持,甚至巫统在大选前也不敢出面反对,绝对是一份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

郭全强在大敌当前,放弃董教总“向来据理力争”的理念,违反当时诉求工委会 “不收回、不道歉”的议决,独自采取软化妥协立场而令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华人蒙羞的这个事件,在我国华教运动和民权运动历史上都写下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郭全强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前,宣布董总保持中立,放弃董总一贯领导社会的地位和责任,放弃为各族人民应该享有合法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据理力争。

    (九)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

2005年郭全强退位,叶新田继任董总主席之后,公然以“维护董总主权”、“进行制度改革”为名,在2006年迫使已把半生时间和精力献给华教的时任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离退,造成董总和独中工委会一批行政主任和学科秘书相继离职而人心涣散。接着,叶新田在2008年悄悄推行他与官商挂钩的雪邦校园发展计划,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广泛关注,关心和热爱华教人士更是震惊不已。叶新田因此利用邹寿汉炮制了“新纪元学院发生令人不安的财务状况”事件,误导董联会代表通过特大决议,解除柯嘉逊担任的院长职务。叶新田尚且一意孤行,同时逼走柯嘉逊费了10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学术与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

笔者在今年16日发表《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文,对叶新田入主董总以后的所作所为,已有详细说明(若未曾阅读上述拙作的同道,点击http://chenxin5588.blogspot.com/2009/01/blog-post.html可了解其中内容。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笔者在前述文章已列举事实加以论证,叶新田等人背离华社办学的路线方针,集中表现在:(一)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二)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笔者接下来,就是根据上述华教运动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杰出领袖所表现的伟大思想来评定,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是什么样的货色?

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是什么样的货色?

笔者认为,借用一个在华人社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水浒》领袖人物宋江和他“替天行道”的故事,来比喻和说明叶新田入主董教总之后对华教运动的所作所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鲁迅说的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页123 )

《水浒》这部书,写的是中国北宋末年一支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起义就是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无法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108名好汉聚集山东梁山泊,由于领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结果让人招安了。在受招安之后,从“替天行道”的“强盗”,摇身一变成为官兵,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宋江为了尽忠报国,对消灭方腊起义军,绝不手软,对俘获的起义军将领,“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反动面目何等狰狞!

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叶新田在2008年大选之前,宣布董总不会表态及不提出任何诉求,又应招到马华总部,与时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丰隆集团总裁郭令灿、时任巫统雪州大臣基尔等一起高调宣布重新启动新纪元雪邦校地发展计划,并宣布三个月内签署新的雪邦校地发展协议书(下图)。若嫌查阅旧报麻烦费事,可以登录马华网站,浏览2008220日关于“马华丰隆将筹款300万,新纪元新校年内动工”的报导(点击http://www.mca.org.my/CHINESE/INTHENEWS/Pages/200208lk04.aspx便知有关详情。作为董总主席的他,竟然超越郭全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不提华社诉求,还公开与官商勾结,叶新田图谋些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显然是背离华社、投靠国阵去了。

一些思想糊涂的人或许难以相信,一个曾为甲洞木屋区居民请命,为华教工作奋斗而蹲过大牢,带上“左翼”光环入主董教总的叶新田,偏偏在人民要求改革风暴猛烈吹袭统治集团的关键时刻,向当权派摇尾乞怜、等待收编去了。

上述铁板钉钉无法改变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叶新田维护封建地主、买办官僚以及大资产阶级,维护巫统霸权主义支配的国阵统治集团,奴颜婢膝期待收编吗?叶新田一心一意期待收编,难道不是一种为了个人荣华富贵而破坏华教运动、危害人民利益的出卖行为吗?

叶新田实行的是《水浒》宋江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在《水浒》中,晁盖是梁山泊农民起义造反事业的奠基人,他坚持“要和大宋皇帝对着干”的斗争路线。但是,宋江却是钻进队伍的另一种人,“吟反诗”只是烟幕。“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才是宋江酒后吐真言。他的“凌云志”,决不是起义造反,而是升官封爵,留名青史。他“笑黄巢”,就是笑晁盖,表明他对晁盖起义造反行为不以为然,不愿认同合流。

为了受招安,宋江处心积虑排斥晁盖,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等到晁盖一死,就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以表示他对皇帝的耿耿忠心。

为了受招安,宋江想方设法排除起义造反派,网罗朝廷将领、土豪劣绅,委以重任,组成一支让他随心所欲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宋江终于篡改了晁盖的斗争路线。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的手里。

叶新田从20056月担任董总主席以后,排除异己,刚愎自用,违规操作,引狼入室,借刀杀人,盗名欺世等等,使我国华教运动的堡垒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从内部发动的严重破坏。叶新田正在大力鼓吹和实行“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以及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见拙作《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文)在叶新田和他的一伙跟班眼里,只有自己的权位和财富,什么民族权益,什么华文教育,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有两件事,值得在这里特别说明——

第一件事是,两年前董教总与淡米尔教育团体联合展开要求废除小学数理英化政策,恢复母语教数理的全民签署明信片运动,收集到8万张回函。淡米尔教育团体满怀信心表示愿意各自组织1,000人以上群众队伍,双方联合起来到国会举行呈递仪式,但是董教总却不敢接受对方的献议——共同到国会展示意志和决心,而改为邮寄方式低调处理。不知淡米尔教育团体的同道有何感想?如此领导斗争,怎不令人笑话?

第二件事是,今年初马来知识分子领导的“废除英语教数理联盟”,也像淡米尔教育团体那样,满怀希望邀请董教总派人参加10万人皇宫大集会。董教总先是推说没有受到邀请而没有响应,后又说是不知该联盟提出什么主张而不便参与。于是,37日万人大集会,只见吴建成校长等10多名华教人士在那儿痛苦支撑场面。叶新田领导华校反对英语教数理斗争,喊喊口号罢了,也不怕人耻笑!

叶新田在事件之后感到“董总确实丢丑”,不得已再由他豢养的文棍们挖空心思炮制了一本名为《为什么我们不参与3月7日的大集会?》共44页的小册子,以董总名义出版,到处免费分发,用来遮羞盖丑、继续蒙骗。这就是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吧?实际上是叶新田篡改了董教总路线!

叶新田“只喊口号,不反霸权—接受收编—破坏华教堡垒”,不正是《水浒》宣扬的梁山泊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样的投降主义路线三部曲在当今我国华教运动出现的一个新版本吗 叶新田一伙正在马华高教部长何国忠等人的唆使安排下,迎合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马华一小撮官僚的政治需要,在华教运动推行一条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叶新田的辩护士方山等人,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占据着华侨岗的叶新田、邹寿汉一伙“务实派”,兜售他们所谓“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腐朽思想,鼓吹他们那一套取消斗争的投降主义哲学和唯唯诺诺苟且偷生的奴才哲学。

(十)结论: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正确道路的决定因素

去年(2008年)年底,当新纪元学院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柔佛州也像霹雳和雪隆两州一样,冒出一些前老左,积极地在他们群体周围,口口相传,或发送手机短讯,说什么“今天华教斗争道路上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我们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董教总为核心领导的周围,捍卫华小不变质,捍卫独中不被消灭。新纪元学院根本就不存在变质问题,而且很快就升格为大学,却有人出来否定董教总的核心领导,把董教总领导人当敌人来打倒。” 还向一些异议者说什么“你们叫嚷新纪元变质了,要救救新纪元,董教总也变质了,要救救董教总。难道各州董联会代表都是白痴吗?如果是,为什么你们不在代表大会推翻他们,而在外头大喊大叫,有什么好处?得利集团只有哈哈大笑。”这类人原是寥寥几个,因利用“组织”名义以遂其私欲,成为“害群之马”。

带着“左派”光环的前“反右英雄”李群熙带领柔佛州老友联谊会,与新山士都让巴鲁马青支团、新山士都让巴鲁马青支会与巴西古当马青区团拥抱在一起,联合马华渗透在新山华团和文教团体的当权派,在2008127日炮制了一篇所谓“新山61个党团文教团体的联署文告”,表态支持董总特大通过“不续聘柯嘉逊为新院院长”的决议,表态支持新院董事会聘用潘永忠为新院长,表态各方不宜节外生枝或深化矛盾而加剧华教队伍的分裂。这些人仗着马华在新山社团的势力,为叶新田掌控董教总、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敲锣打鼓;他们为叶新田重新获得各州董联会支持、继续进行官商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而兴高采烈。

这些柔佛州前老左,像他们过去一样,总是脱离现实、孤芳自赏,爱把他们所拥护的占据要津的“自己人”,说成是改革社会运动的“核心领导”,死心塌地拥护“核心领导”,结果一败涂地,还不深思反省。这些人今天随着他们心目中的“核心领导”的指挥棒,高喊“捍卫董教总路线”,却不下功夫独立思考,研究华教运动的历史,认认真真想一想,昔日英殖民统治者和当今巫统掌控下的霸权统治集团,如何处心积虑排斥和消灭华文教育?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等杰出领袖是如何从董教总、从华教运动涌现出来?这些杰出领袖如何敢于斗争、不怕牺牲领导董教总和华教运动?现今叶新田所宣称和执行的“董教总路线”,究竟跟已故的杰出领袖所领导的“董教总路线”,有何不同呢?

上面提过,1990年代马华开始有计划的进行“打进董教总,纠正董教总”策略,渗透全国华教组织,除了在1994年成功推出王超群入主教总,控制了华教组织的半壁江山,也通过全国地方领袖和党员打进各地华小、独中的董事会和各州的董联会,想方设法占据领导要职,从而削弱了董教总作为全国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前任董总主席郭全强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宣布董总保持中立,放弃董总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责任之后,情况尤为严重。

董教总属下各级组织是由华社4股主要力量构成

因此可以说,董教总在全国各地的华校(包括华小和独中)董事会和各州的华校董事会联合会/董教联合会,大体上是由以下4股主要力量构成:

  1. 马华的地方领袖和党员。这部分人数最多,大都身兼华团要职,力量也最庞大。除了极少数有正义感的党员勇于违反党纪而坚持维护华教的立场之外,敢于对抗巫统霸权和马华指令的领袖如沈慕羽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以党(马华)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第一考量,在巫统霸权政治高涨而华教面对危机的严重时刻,都会唯马华中央领袖马首是瞻,放弃捍卫华教的责任。

    1992年力行华小董事会主权事件引发马华与董总领袖在媒体的公开骂战,马华雪隆许多区会乘机发出“另起炉灶”的叫嚣。这项叫嚣绝非虚张声势,但被时任总会长林良实所制止。其力量之大,可见一斑。

    (二)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这部分人比前者少,但也为数众多。一般的华校董事会,按照惯例或明文规定,校友会须委派若干代表参与学校董事会,作为学校与校友联系的桥梁,以及校友回馈母校的象征。此外,更多的校友由于事业有成,或已有经济基础,常为母校出钱出力,被推选成为学校董事。这些人大多是小商人、小园主等等。这些人大部分只顾赚钱,虽有政治倾向,有者倾向执政党,有者倾向反对党,即使他们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党员,一般上党性不强。

    (三)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这部分人包括前学运和工运人士、前劳工党和人民党领袖或党员以及左倾民主人士,为数不多,却是华教队伍的斗争主力。这些人曾在1987年反对政府派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全国华小大罢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曾在“华文教育”与“华人教育”论争中,在捍卫董总的独中办学方针的论争中,以及协助或参与林晃昇组成阵容强大的秘书处,从而建设起维护和发展华教的坚固堡垒等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以李万千、莫泰熙为代表的一些人,从杰出领袖林连玉和沈慕羽领导华教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极其宝贵的教训:不可再听信马华领袖,不能依赖马华基层,摆脱控制独立自主,依靠群众发展华教。于是,自1980年代初他们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便开始引进许多富有正义感的社会学者和民权主义者,不但给董教总注入新思想,也给华社添增新活力。

    (四)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这批以柯嘉逊为代表的人权份子虽然人数不多,他们却是社会运动的精干人物,在华教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85《全国华团联合宣言》获得各地华团签盖认同;198619,为了落实《华团宣言》,15华团决定设立全国民权委员会;830日,雪华堂更率先成立州级民权委员会,民权思想于是开始根植于华社。其后,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因华团组织内部分化而被摧残,全国民权委员会也无法运作。但是,民权思想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成为华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建设的新元素。华教斗争将母语教育纳入民主人权的范畴,显然是跟这些人的努力推动分不开的。

民主与人权是华社与华教运动最可靠的思想武器

1987年的全国华小生大罢课之后,马哈迪为首的国阵政府随即展开“茅草行动”,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拘留共106人,对华教与民权运动进行大规模镇压。但是,华教队伍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团结和壮大,种族霸权集团担忧人民的更大不满将导致国阵丧失更多选票的严重后果。义正词严代表华社心声的《全国华团领导机构要求释放华裔领袖备忘录》在1988311日呈给马哈迪之后,林晃昇、沈慕羽在198863日,而柯嘉逊、庄迪君则在1989114日,获得有条件释放。

1990年大选前夕,辞卸董总主席的林晃昇毅然率领李万千、杨培根、柯嘉逊等27名华团人士加入行动党。对于华教人士和华教运动来说,这项行动的重大意义在于:(一)丢掉对国阵和华基执政党(马华和民政)的幻想,彻底与过去的“打入国阵,纠正国阵”错误决策划清界线;(二)贯彻由董总法律顾问刘锡通律师所提倡而为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所接受和推行的“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政治理念。

这些加入行动党的民权人士,因与党领导层无法谋合,在5年内先后退出行动党,再回到非政府组织的民权斗争队伍中去了。“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的政治理念虽然在第一次实践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过,它已经向华社,特别是华教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和目标,而民主与人权则是通往正确方向和目标的最可靠的思想武器。

从以上所述董教总的4股主要力量的状况来看,代表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的这股力量,理应与代表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这股力量,团结起来,联合代表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的这股力量,争取马华之中一些富有正义感、勇于坚持维护华教立场的领袖和党员,汇合成一个强大的统一阵线,经广大华社共同监督和推选,由一些信念执着、意志坚定、品格高尚、乐于奉献的人组成一个能够代表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的领导班子(这样形成的领导班子,才称得上是“核心领导)。这样的领导班子,才是名副其实的“核心领导”。

叶新田的“核心领导”不除,全国华社万家不安了

可是,叶新田在2005年入主董总以后,翌年(2006年)就逼走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和独中工委会一批行政主任和学科秘书。接着,又在2008年逼走柯嘉逊以及他费了10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学术与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作为董总主席的权力和地位,叶新田除了招揽他的跟班和朋党,以及接纳与马华有挂钩的行政和学术人员,进入董总或新纪元学院之外,便是明目张胆在全国各州董联会排除异己,加强马华势力。如果一定要把叶新田所组成的领导班子称为“核心领导”的话,只能说它就是从华教运动的核心领导,蜕化变成马华颠覆华教的“核心领导”。

叶新田组成的这个“核心领导”不除,巫统霸权统治集团实现他们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变质华小、变质独中、变质新纪元学院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令全国华社万家不安(“万家不安”是著名年轻时评人杨善勇个人原创、别具含意的妙语,为华社与知识人所津津乐道)。

因此,必须齐心打倒叶新田,才能促使董教总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这个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下列因素:

    (一)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必须认清叶新田的真正面目;必须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必须认清我们的敌人就是统治广大各族人民的巫统霸权集团及其帮凶;必须认清谁才是我国华教斗争的盟友。如果依然主张与执政的国阵(主要是巫统、马华、民政和印度国大党)拥抱在一起,如果依然支持叶新田的“核心领导”,则无异为虎作伥。那就难怪柯嘉逊要说,“我国的左派有一页光辉的历史,不应该让一些糊涂的老左派把它玷污。”、“如果这些人还可配称为左派的话,我们哪里还需要右派呢?他们想要平息新纪元事件,但是,他们的做法却是为虎作伥,是对叶新田的姑息养奸,任由他为所欲为。”(见柯嘉逊著《新纪元学院事件:董教总的变质》(华文版)一书,2009年5月出版,页16)

    (二)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必须一如既往为我国华教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努力和贡献,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路线和方针等方面作出建言和批评;必须一如既往为我国华人社会和华教运动作出更丰富更深入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指导;必须继续为民主人权与华教斗争相结合、政治运动与华教运动相结合等等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设;必须继续向华文教育和华教运动的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三)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我国华教发展和华教运动的全部或重要历史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华教先贤在华教发展和华教运动的艰苦奋斗和巨大贡献;必须认真学习和努力发扬我国华教运动杰出领袖如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的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高尚品格和伟大精神;必须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华文教育者的优良传统,为华文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为我们后代子孙的长远利益,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四)马华的地方领袖和党员——必须认清巫统霸权统治集团是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罪魁祸首;必须认清巫统霸权统治集团是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主要根源;必须责成马华领袖坚决反对所有现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必须联合其他党团和个人坚决反对所有现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必须认清马华退出国阵、维护民族尊严,才能与华社同在,与人民同在。否则,必遭华社唾弃!必遭人民唾弃!

    (五)全国的华团组织和群众——必须动员起来,团结起来,配合各族人民,为埋葬实行种族主义霸权统治的巫统集团及其帮凶而努力奋斗!为反掉所有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而努力奋斗!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华文教育和华教运动的现在状况和未来发展,进行紧密监督和严厉批判。口口相传,会议议决,发表言论,发布文告,集会游行等等,只要遵守《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规定,什么方式都行。

总而言之,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取决于我国华人社会对霸权统治的政治觉醒以及对马华公会与其他华基执政党的厌恶和抛弃。华文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以至大专院校)的美好前途,取决于我国各族人民所展开的“埋葬巫统霸权,伸张民主人权”政治运动时代的来临。

左派人士在运动中犯上错误,即便是严重的错误,原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左派人士必须认真检讨本身的错误、勇于纠正本身的错误,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不配称为左派,就不是真左派,而是假左派。真左派必须跟着人民走,必须跟着时代的步伐走,假左派背离人民、分裂运动,必将被人民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

谨以此文,献给出席新山“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的同道以及全国关心华文教育前途的党团和人士。本文仅为个人见解,并不代表任何团体单位的意见;愿与同道共勉,欢迎批评指教。

陈成兴2009926日发表于作者部落格(http://chenxin5588.blogspot.com.)

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上)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

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123

前言

笔者主持了2008年12月21日在柔佛新山由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和柔佛华校校友会联合会联合举办的“新纪元学院会否变质”论坛后,2009年1月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的文章,对有关论坛作出个人回应,引起一些反响。一些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希望笔者能够在反駁方山的言論,以及在作出董总应回到正确道路的結論方面,進一步加強分析。这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动机。因此,本文可以说是前文的续篇和补充。

本文的论述和批判,是根据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事实和实践经验而提出的;发表的见解和主张,是认真负责的。笔者仅希望提供给那些华教工作者和关心华教前途的社团或个人,作为他们独立思考的参照意见,并无意强迫任何社团或个人,非接受笔者的立场或观点不可。若有相同意见或不同意见者,皆可进行理性交流或碰撞,从而达致更大共识,或保留己见由实践检验。

笔者将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共10个小章节来进行探讨。两个部分,可以分开独立成章,其内容却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第一部分: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一)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

(二)我国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三)涌现林连玉、沈慕羽等华教运动领袖人物

(四)林晃昇沿着林连玉、沈慕羽的抗争路线,坚持发展新纪元学院

第二部分: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五) 我国华教运动50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艰苦奋斗

(六) 昔日的“联盟”与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七) 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统治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

    (八) 我国华教运动是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九) 叶新田掌控下的 “董教总路线”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

(十) 结论: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正确道路的决定因素

从新纪元学院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到叶新田及其朋党对董教总的继续掌控和支配,关心我国华教前途的党团和社会人士都在关注和谈论着叶新田及其朋党的所作所为,是否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现在,让我们从考察我国华教的发展过程,来认识华教运动走过的历史道路。认识了华教运动走过的历史道路,也就容易看清叶新田及其朋党的虚伪面目和真正图谋。

第一部分:

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一)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

根据学者的研究,马来亚华人最早的办学活动,到现在还有遗址可考的,要算是在槟榔屿(即今日的槟城)华人创办的五福书院(1819——1920),这所早期私塾,已成为现代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先驱。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华文教育发展,有文献可考的,至少有200年以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它实际上是我国的华族先辈从中国(主要是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离乡背井,移居南洋(主要是马来半岛、新加坡与婆罗洲、印尼等地)生存、发展、奋斗的产物。

14世纪中叶,已有华族先辈在马来半岛的龙牙门(新加坡)居留的记录。15世纪初中国明朝派遣郑和下南洋巡视,预伏了百年后华人大量移居的契机。至17世纪初荷兰占领时期,马六甲河口已出现华族集居的社区,三保山至今仍保留着三百多年前的明代古墓。至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英殖民主义者占据槟榔屿(槟城)、单马锡(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马来半岛发现丰富锡矿和橡胶种植、北婆罗洲则有金矿开采和香料种植,殖民者便大量招募劳工。其时适逢中国清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福建、两广人民为了逃灾避难,纷纷漂洋过海,南下寻找新生活。20世纪初叶是华族先辈大规模涌入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等地的高峰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持续不断移民和百多年拓荒垦殖,华族先辈已经在这些地区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了。

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为了加强和巩固他们对华人以及其他各族(主要是马来族和来自印度的淡米尔人)的统治和奴役,长期以来大事推行他们具有同化目的的英文奴化教育,并通过欺诈蒙骗、挑拨离间手段,逐渐形成马来民族恐外、仇外和排外心理。殖民统治者长期以来采取“分而治之”政策,造成各民族内部和各民族之间无法团结而四分五裂。

神州大地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其南部福建、两广等地的同胞移居到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地区,自然地秉承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为了反抗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和奴役,华族先辈除了展开政治经济的斗争外,还坚持不懈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特别是努力开办华文学校(包括小学、中学以及高等院校),不断培养具有华族优良文化传统的下一代。

“到了1953年倡议创办南洋大学的那一年,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的人口总数计约670万,华族约300万人(约41.5%),尚多出马来族1%,其中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族约210万,占其总人口38.5%,新加坡殖民直辖地的华族约86万,占该岛人口总和的77%。至于北婆罗洲的沙巴在1951年时华族约7万余,占其总人口22%,而砂劳越华族在1953年约为17万,占其总人口29%”(引自雷编著《南大春秋》,2008年出版,页7)

“在南洋大学创立的前夕,依官方统计,1950年马来半岛的华校共有1,319间,学生人数约22万,到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增至近40万人;新加坡的华校在1950年共有287间,学生约73,000人,至1959年自治时约计14万人;在北婆罗洲方面,砂劳越1959年统计共有246间华校,学生总数为35,100人,而沙巴的华校在1960年时已有119间,学生人数约26,400人。这样的数字实超越当时很多新兴的国家。根据学者的保守估计,华人在新加坡、马来亚两地自筹自助创办了至少2,000所华文小学,200至300所华文中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创举,实为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葩”(引自雷编著《南大春秋》,2008年出版,页15)

(二)我国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建国以前200年内,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北婆罗洲的沙巴和砂劳越,都是英国的殖民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淡米尔人)、伊班族、卡达山鲁孙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都遭受英殖民统治的奴役和压迫(包括文化教育的歧视和压迫)。各族人民都不断向英殖民统治展开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包括民族文化教育权利)的斗争。因此,上述地区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同化、争取民族文化教育合理地位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整个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华教运动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原因是,与国内其他族群比较,华族除了是一个较大的民族群体外,在那个时代所遭受的压迫也较为深重,因而具有较高的觉悟性和较强的凝聚力。

为什么上述地区的反殖民族民主运动和我国华文教育的发展,都有至少200年左右的历史,而许多学者却认为,我国的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呢?

一名对我国华教运动研究下过一番苦功的年轻文化学者廖文辉认为,陈绿漪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政治》(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1945—1961)一书中,把1952年11月3日三大机构(即教总联合董总与马华公会合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统称“三大机构”——笔者注)召开第一次会议,视为华教运动的滥觞,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把1950年华校同仁酝酿(沈慕羽领导下的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致函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提出倡议——笔者注)组织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界定为华教运动的开端,可能更恰当。因为是时华校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也开始有意识、有方向、并朝有组织的运动推展。无论如何,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叶是华教运动的滥觞期,应无疑义”引自廖文辉著《华教运动的困境与展望》一文,原载于20003月号《人文杂志》,吉隆坡出版,页24,又收集于20071出版的其著作《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页26)。

廖文辉提出上述见解,这样说明:195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基本上是处在兴学办教的状态。虽然英殖民政府实施《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对华校进行管理控制,但它的真正目的在对付有反殖反帝意识的董事、校长和老师,华校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损害和影响,但没有出现生存的危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筹募经费办好学校,各校是各自为政、不相联系的。因此,1950年代以前华教还构不成具有明确目标、长期持续且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不过是兴学办教传统的延续和扩大。

廖文辉援引中国台湾学者杨国枢总结社会运动的5点界定,来支持他的上述说法,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以后的马来西亚华族向英殖民政府与之后的联盟政府和国阵政府展开的教育问题的斗争,因为它具有以下5点特性,而称之为“华教运动”:

    (1)它涉及重大社会问题和价值观:争取华文教育生存和发展权利,已成为我国华人社会,无论是哪个阶级、社团、政党皆竞相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2)它表现鲜明突出的意识形态:捍卫母语教育与维护基本人权,已成为我国人民争取民族教育合法地位的重要指导思想;

    (3)它持久激发广泛的参与行动:华小、独中、独大及新纪元学院不断得到进步政党、民间团体和广大社会人士,甚至部分开明友族的支持,已发展成为一项群众性运动;

    (4)它产生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华教诉求,成为历届大选对反对党非常有利的竞选诉求,有时可以影响竞选结果甚至左右竞选成败;华教问题,经常被统治集团和政府列为“敏感问题”而用作种族主义讹诈;

    (5)它具有草根性的自发成因:华教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从来就是发自人民群众和民间组织,而非来自政府和官方组织;政府和官方组织总是利用法令或行政措施,遏制华教的生存,而华教人士和华教组织总是站稳立场,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华教的发展。

笔者认为,根据上述学者的论述,可以作这样理解:1950年代以前的马来西亚华教发展历程,是1950年代以后的华教运动的社会基础和孕育阶段;1950年代以后的华教运动是1950年代以前的华教斗争的矛盾激化和发展阶段。前后两个阶段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三)涌现林连玉、沈慕羽等运动领袖人物

马来亚华教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从林连玉(右下图)和教总领导华人社会反对英殖民政府消灭华文小学,发展到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斗争。

从反对英殖民政府的《巴恩教育报告书》开始

1951年英殖民政府公布了《巴恩教育报告书》,企图以官方语文(英、巫)为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与消灭以华、印(淡米尔)语文为媒介的“方言学校”。这是殖民统治者企图强迫外来移民(主要是华人和印度人)放弃本身的文化和传统,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接受“同化”而融入当地社会的观点与政策,受到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欢迎和支持,但引起华人社会的不满和反对。在华文教育面对空前危机的那个时刻,当时身为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的林连玉,在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主席沈慕羽等人的支持下,1951年8月24与25日,在吉隆坡召开一个全国华校教师公会代表大会,强烈反对《巴恩教育报告书》,并通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华文教师组织,即马来亚华校教师联合总会(简称教总),决心维护华文教育和照顾华校教师切身利益。此后,林连玉和教总迅速开展了反对《巴恩教育报告书》、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争取华文教育合理地位的运动。

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与《1954年教育白皮书》

英殖民政府在《1952年教育法令》遭受强烈反对而不能执行的情况下,便推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建议由政府出钱在非英校(当时主要是华校)开设英文班,逐渐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企图达到变质和消灭华校的目的。当时的华校董事部和校长,接到教育局发出、指示他们向政府申办英文班的通知,面对两种选择:若照指示办,华小将逐渐消亡;若不照指示办,他们将面对处分。在这严重局势下,林连玉向当时的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陈情求助。陈祯禄了解情况后,随即发表声明,劝勉华校暂时不必遵守这项指令,直到事件待查清楚后才作决定。结果,到截止日没有一间华校申请。教育局不甘心失败,接着又变换策略,选择一些华校下手,威迫利诱其董事长和校长,以期达到个别击破的目的。林连玉鼓励华校采取拖延策略,以挫折英殖民政府的这项破坏华校的行动。

马来亚华教运动转入对联盟政府及其教育政策的斗争

英国政府是一个殖民地遍布全球、富有统治经验的殖民主义者。它在上个世纪50年代,面对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汹涌澎湃的反殖浪潮,为了延续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改变其统治策略,由直接统治转为间接统治,在马来半岛扶植一个能够听命使唤的、由马来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以维护殖民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长远利益。1955年7月马来亚联合邦举行第一次自治政府的选举,结果由以巫人统一机构(以下简称巫统)和马华公会(以下简称马华)为主要成员的联盟政党执政,替换英殖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上述的政治转变,促使当时马来亚华文教育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对新的斗争对象。华文学校的存亡,原来取决于英殖民政府,转变为由上述的联盟政府来决定。林连玉认识到,华文教育必须在政治上寻求解决,要保证华文教育的永久地位,必须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也就是说,华文必须成为新独立的马来亚国的四种官方语文之一(四种官方语文包括巫、华、英和印文),华文教育才有前途、才有保障。

“三大机构”定位 与“马六甲会谈”产生的影响

于是林连玉不得不从教育领域走到政治领域,作出以下的重要决策和行动,对我国政治和华教运动产生一些影响:

1、“三大机构”定位——教总与董总联合马华公会,1953年组织了一个后来统称为“三大机构”的组织,作为当时的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最高决策机构。如果教总与董总在这个机构中能够坚持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那是最为理想的事。可惜的是,“1954年4月,林连玉被马华领袖说服,把(上述的)华文教育的最高决策机构的中央教育委员会隶属于马华公会,而非作为一个独立团体。这妥协使林连玉和他的亲密同僚接受作为华社的代表,与联盟政党展开一场大选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历史上称为‘马六甲会谈’)(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47)。

2、“马六甲会谈”——在陈祯禄的安排下,林连玉代表华社与联盟政党最高领袖东姑阿都拉曼,1955年1月12日在马六甲陈氏府邸,举行双边在大选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称为“马六甲会谈”。“在会议上,林连玉代表华社与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取得政治妥协,那就是林连玉答应在大选前不提‘华文为官方语文’问题,而东姑则代表联盟政党口头上答应执政后取消1952年教育法令,并给华文小学增加二百万元的津贴。‘马六甲会谈’受到华文媒体的批评,认为林连玉和他的同僚放弃了华社的基本诉求,那就是把华文列为官方语文。林连玉在官方语文的让步大大协助了联盟,因为华社在竞选时没有对联盟作出批评。因而联盟在1955年7月大选中大获全胜,在立法议院中的52席中获得51席。”(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48)。

联盟政府表面开明,但对华、印语文教育暗藏杀机

林连玉领导的华文教育运动的第二阶段,主要集中在华文中学的生存问题。

1955年7月大选后,联盟政府成立。为了保持三大民族的团结以利于向英殖民政府争取独立,同年9月设立了一个以当时教育部长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和《1954年教育报告书》,在1956年发表《拉萨报告书》,对教育政策作出一些调整,显示其开明的一面,其中包括:(1)承认三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各以其母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2)提供一种“能为本邦全体人民接受”的教育政策;(3)马来文成为本邦国家语文,同时维护及扶助本邦非马来人及文化之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这份报告书的出台,可以说是林连玉领导的教育运动的一项胜利、一项进展。可是,这项胜利和进展只是暂时性的,因为这份报告书在第12段说明,政府还是要实现“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最终目标”,但不可操之过急,必须逐渐推行。这(第12段)条文的存在,无疑是为政府日后推行单元化教育政策、消灭其他民族语文埋下伏线,也明显预示着华文教育运动还要面对更大的危机和灾难。

1956年政府展开“火炬运动”,名义上是调查全国当时的适龄入学儿童、志愿进入华校、巫校、印(淡米尔)校或英校读书的总人数,并以调查结果作为制定学校建设计划的根据,而实际上,却是暗地里使用各种招数使到华人家长登记他们的孩子就读英校,以达到其消灭华校的目的。林连玉发动华校校长、老师、学生和华人社团,深入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毅然展开反“火炬运动”,吁请家长把儿女送入华校,粉碎了政府旨在打击和消灭华校的阴谋。

“全国华文教育大会”通过华人对教育的总要求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之后,联盟政府继承英殖民政府企图消灭华文教育的衣钵,一连串不利于华文教育的事件不断发生。1959年4月26日,董总、教总、马华公会以及华人注册社团和学校代表共963个单位,在吉隆坡精武体育会体育馆召开“全国华文教育大会”,一致通过华人对教育的总要求,其中包括:(一)各民族教育均以母语母文为主要媒介;(二)各民族学校教育一律平等。大会的成功召开加强林连玉在华文教育运动的领导地位;同时,在他与马华领袖交涉时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但非常不幸的是联盟政府并不重视他的影响力。反之,政府认为这是华社发出颠覆政府的危险讯号(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50

反对《1960年达立报告书》

1959年联盟在大选胜利之后组织政府,由于马华的新领导层从对华文教育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林苍佑派系改为对华文教育没有好感和兴趣的陈修信派系,《1960年达立报告书》的出台显示政府对华文中学的态度更加强硬。林连玉在1960年8月20日发表书面谈话指出,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不是对于旧教育政策的检讨,却是新教育政策的建立。这个新的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标,比1952年教育法令,更加刻毒,我们绝对不应该接受,如果接受下来,就有下列的后果:(一)华文中学眼前被消灭;(二)华文小学将来被消灭(见《林连玉书面谈话》,收录于《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出版.页90)。

林连玉还另外指出,“这份(1960年)《报告书》,纯粹以官方语文为武器。自1953年以来,我曾经好多次公开的指出,官方语文,在马来亚,变成一把刀,可以扼杀我们宝贵的文化。现在,我的话应验了。记得1958年9月,我们在怡保所举行的华校大会,曾经有这样的议决:假如政府坚持以官方语文为考试的媒介,我们就要争取华印文并列为官方语文。近年来,我们争取华文教育平等权利,绝口不牵涉到官方语文的问题,可以昭示我们的诚意。不料这诚意不为人们所鉴纳,反而应用官方语文把我们固有的文化排除,我们被迫无可如何,除掉实行怡保华教大会议决以外,是否有其他途径可走?我要请求全体华人郑重予以深思,并且请求友族人士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假使你们的语文地位,也沦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们将会是怎样的?” (见林连玉《我为什么失望》,收录于《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出版.页86林连玉也为争取华印文列为官方语文运动,提供宝贵的思想指导。

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

《1961年教育法令》是延续《拉萨报告书》所提出的“我国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各族儿童接受一个以官方语文为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的精神。

《1961年教育法令》的21条(2)条文授权教育部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把国民型(华文、淡米尔文)小学改变为以马来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小学。这无异是在华小颈项架上一把刀,华小随时有断头的危险。该法令规定在国家教育系统下,所有中学都必须采用英巫两种官方语文中的任何一种作为教学媒介语,所有国民型中学必须为学生准备参加以英巫为媒介语的公开考试。政府实施这项法令的主要目的就是,迫使所有华文中学接受政府的全部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通过减少以华文教学的科目,最终全面变质华文中学,成为英文或巫文中学。

1961年教育法令》的出台给华文教育带来极大冲击。马华屈服并依附于巫统强权,三大机构只剩教总和董总继续紧密合作,为争取华人教育总要求的实现而奋斗。这也标志着马华原来作为一个华人为基础的政党,由于领导层的蜕化变质而背离华社与基层的意愿,从此以后明确走到我国华教运动的对立面去了。

林连玉的斗争指示,成为华教运动的明确方向

当时领导教总的林连玉,大声疾呼“接受改制,死路一条。华文中学是华人文化的堡垒,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他和当时代表马华和联盟政府的司法部长兼教育检讨委员之一的梁宇皋展开激烈论战和尖锐斗争。梁宇皋蓄意把林连玉为华文教育而奋斗的正义行为,说成为“走江湖,为了自己的牛油和面包”,林连玉大义凛然指责“梁宇皋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其证据如下:他忠于殖民地的主人,做了官委议员,通过1952年教育法令,又通过1954年教育白皮书,现在再官委议员,三通过这份教育检讨报告书(见《林连玉书面谈话——1960820日》,载于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华文教育呼吁录》,页92。林连玉大力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号召华社开办“华文独立中学”(以下简称独中)。华文中学虽然得以保存下来,但是林连玉的公民权却在1961年8月遭褫夺了,随后其教师注册证也被吊销了。

政府对林连玉的残酷打压,迫使他不得不从教师和教总领导岗位退下。林连玉在1961年12月7日教总常年代表大会《告别教总同仁》致辞,留下了令人无法遗忘的激昂话语,“时至今日,不是我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残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可是我已经把公众付托我的,做到不能再做为止,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非自有公论,功过交予历史批判”,也留下了他的英明指示,“大家若问今后怎样?我说,华人必须认识华文,母语教育必须平等,必须维护华校,华人对教育总要求的实现,便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中,协和、友爱、和平、合作诚是重要的原则。但一切的一切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不平等毋宁死。瞻望前途,殷曷己,努力自爱,要对得起祖先,要对得起后辈”

林连玉在他领导华教运动的时代,为争取民族语文教育和民族平等权利而奋斗所表现的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自力更生的理念,一直引领着华教工作者和华社坚持所进行的正义斗争;林连玉的上述指示,作为华教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华教运动的明确方向,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巨大的永恒价值和现实意义。

著名史学家颜清湟博士对林连玉是这样评价的:“在宏观的历史框架下,他为华文教育的斗争保存了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使它成为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的最好华文教育系统。如果没有林连玉的贡献和他的精神,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华文教育可能已被摧毁,而华裔马来西亚人的中文程度将大大降低。” (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62

华教运动进入教总主席沈慕羽领导的时代

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在联盟政府的残酷打压下,华教运动受到挫折转入低潮。林连玉退下后,直到1965年4月,教总就由马六甲的沈慕羽(左图)起来领导。沈慕羽一路来就是林连玉在华教斗争中的一个亲密战友。1958年9月20日,三大机构在怡保举行全马华教大会,讨论维护华教的问题,对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提案,争论不休,无法达致共识,几乎造成马华公会和华教人士陷于分裂的局面。最后由沈慕羽提出的折衷提案:“以大会名义,呈请联盟在明年(即1959年)大选政纲中列华文为官方语文。如果政府坚持以官方语文为考试媒介,即应请政府即刻列华文为官方语文”。沈慕羽的折衷提案获得大会通过。

沈慕羽的上述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沈慕羽当时作为教总领导人,同时也是马华青年团领导人。他对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自然有其个人主张;他担任马青领导人时,曾撰写了一份《争取华文地位及华教地位建议书》(内容见于《董总50年》,董总200412月出版,页11941197分发给所有中委,并呈上马青会议讨论,以期作为马华在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时的方针。但他的《建议书》无法在马华党内通过,他只能寻求和依靠华教人士、华教组织以及华人社团认同和支持他的主张并加以贯彻。

沈慕羽领导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被马华开除党籍

1953年华校教总、董总代表和马华公会代表在吉隆坡举行大会,共同表达以下诉求:(一)争取母语母文的教育;(二)各民族教育一律平等;(三)争取列华文为本邦官方语文之一。从1953年以后,直到1966年,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达到最高潮。1966年沈慕羽以教总主席的身份,号召全国华团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以求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华文教育危机。除巫统之外,朝野政党纷纷表示支持,尤其是全国马青团员热烈表示,愿为马青副总团长的坚强后盾。

马来亚劳工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广大党员群众的意愿和吉打州分部提呈的意见提纲,在1966年10月24日正式提出“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主张,号召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丢掉对马华公会和联盟的一切幻想,为争取各民族教育平等和保卫华文教育而共同奋斗见劳工党声明《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载于陈剑虹编《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2000年出版,页606—607)

“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运动声势浩大,引起当时的联盟政府的震惊和恐慌。政府一方面下令禁止召开全国华团大会,另一方面向马华施压,迫使时任马华会长陈修信,在1966年10月18日召开马华中央工作委员会紧急会议,通过下列两项议决:

  1. 不能支持华文为官方语文,因为,斯举有违宪法第152条,列巫文为国语及唯一官方语文;拒绝要求华文为官方应用文,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等于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2)开除沈慕羽党籍,因为沈慕羽违反党纪,蔑视中央领导,公开反抗党的决策,使党受到讥嘲与蔑视。 (见《开除沈慕羽——马华公会中央工作委员会议议案》,载于沈慕羽资料汇编编委会编《石在火不灭》,页74)。

上述决议,标志着作为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马华公会,其领导层为了高官厚禄,从此走向“依附统治集团,甘为巫统效劳”的不归路。争取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被镇压下来,联盟政府终于落实了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的《1967年国语法令》。

但沈慕羽还说,“马华开除我,不会动摇我的决心,我非到黄河心不死”他也像林连玉一样,面对强权威胁,绝不软脚妥协,仍然站稳立场,坚持正义斗争。

力争母语教育体系生存和发展——小学、中学和大专院校

《1961年教育法令》的实施是我国独立后代表国内马来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大资产阶级、由巫统为主导的联盟政府,用来分阶段消灭民族语文教育(主要是针对华文教育)并破坏各族人民之间与各族人民内部的团结合作的标志性阶段。对于我国华文教育运动来说,也是一个关键性阶段,其原因在于:在此之前,华教工作者和华人社会一路来都指望以华人为基础的马华公会,成为华教运动的同盟或领导,为华族权益和华教前途而共同奋斗。但是,马华公会对华文教育的立场,由于领导层的更换而彻底转变:“陈祯禄‘衷心拥护马华公会联合所有华校董教而组织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之计划’的时代已过,林苍佑‘我们确认各族母语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是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最合理和最有效果的制度’的时代已过,新领导层不但无意接受华教工作者的立场,而且也准备在适当的情况下妥协和让步。”(见郑良树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4分册)第十三章《独立后的厉行政策》,页31)。

马华公会陈修信、翁毓麟、梁宇皋等领导人,都是英文教育出身官僚。他们大力吹嘘《1961年教育法令》实施的好处:一是使华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华小董事不必再为经费奔劳,享有6年免费小学教育;二是使华文中学进行改制,改制后有三分之一时间教授华文,使华文教育与国家教育接轨。这些领导人为了保持高官厚禄,配合联盟政府的需要,厚颜无耻地向华人社会灌输“华人受6年华文小学教育就够了”以及“华人社会应该接受华文中学改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奴才思想,让华文教育逐步消失以实现“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最终目标”

因此我国华族争取民族母语教育的抗争,就以“维护华小(不变质)”、“维护独中(不变质)”、“设立华文高等院校”、“力争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的生存和发展”为内容,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进行长期艰苦奋斗。

董教总联合华教人士发起兴办“独立大学”运动

1967年教育部长佐哈里宣布,从1968年起,联盟政府将执行原定政策,出国留学生必须拥有剑桥文凭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才能获得教育部批准出国深造。这样一来,直接影响华校高中毕业生到外国留学,包括到新加坡或台湾等地升学,严重打击华文独中和华教体系的生存和发展。

1968年董教总联合全国华教人士和华人社团,延续1950年代南洋华人社会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大学的精神和理念,发起兴办“独立大学”的运动。兴办独立大学的目的是,一来解决华校高中毕业生面对的深造难题,二来实现华文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的愿望。这个运动获得全国广大华人群众的支持与参与。马华公会作为一个华基政党,时任会长陈修信却大唱反调,说什么“独立大学要在马来西亚成立,简直是比铁树开花更难”、“成立拉曼学院就是马华公会对独大的答复,拉曼学院已成为事实,但独大仍然是个梦。”陈修信甚至通函马华各党员,如有被委派为独大的委员,必须一概辞卸,未遵循者可能被采取纪律行动。”陈修信等马华领导的反华教面目完全暴露无遗。

当时的马来亚劳工党中央理事会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华公会创办高等教育学院并非基于真正维护华文教育和民族教育的立场,而是企图模糊和转移广大人民共同兴办“独立大学”的目标,以及直接破坏华教组织和华人社团所发起的兴办独立大学的运动。 (见1968年7月30日《星洲日报》,载于《华文教育史料》,教总1984年出版,下册,页75)

我国华人社会为争取民办大学尽了最大努力,却因霸权统治集团执意禁止“独立大学”的创办而遭受严重打击和挫折。代表广大华社的独大有限公司在创办独大上诉案被联邦法院宣判败诉时,198276日发表声明强调,今后还是站稳民族的立场,继续寻求各种宪制的途径,以争取实现创办高等学府的民族愿望。“独大有限公司”至今依然保留下来,意味着我国华人社会不会轻易放弃共赏“铁树开花”的美好愿望。

    (四)林晃昇沿着林连玉、沈慕羽的抗争路线, 坚持发展新纪元学院

华教运动的领导组织,除了全国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之外,全国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前者成立于1951年而后者成立于1954年。1970 年代以前的华教运动,是由教总及其领袖为最高领导,并发挥了重大作用,不是因为教总比董总早3年诞生,而是由于下述社会背景和内在原因:

    (一)当时的华校教师虽是知识份子,工作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困难,职业毫无保障,有苦往肚里吞,可说是受压迫受歧视的一个阶层。当时甚至发生一名教师因儿女众多,贫病交加活不下去,而投水自尽,还遗书告诫子孙永不为教员,令人心酸悲痛的惨事。教师们普遍不满现实,强烈要求改善生活。这也就是林连玉决心组织华校教师以及之后成立教师会总会的行动契机和社会背景。英殖民政府旨在压制民族教育的《1952年教育法令》的出台给教总带来新的使命,教总必须领导华人社会进行长期艰苦的抗争。

    (二)华校董事基本上是商人或小商人、小园主阶层,他们大都是地方社团领袖,或马华公会党要,相对于教师来说,他们的经济比较富裕,但因忙于做生意赚钱,也忙于社团活动或马华党务,这些人大部分对华教问题认识不清或缺乏了解,甚至有很多是不懂教育的。在当时的华校,“董事会”就像“公司”,董事就是“雇主”(老板),校长教师就是“雇员”(伙计),董教关系是有矛盾的。林连玉曾说,“没有董事会就办不起华校,有了董事会办不好华校”。在这种情况下,董事组织无法起先进和领导作用,也就不难理解。

    (三)英殖民政府和联盟政府在我国实行民族压迫,特别是对民族教育的压迫,因而产生了一批具有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敢于向强权统治展开斗争的杰出人物,他们以林连玉、沈慕羽等人为代表。林连玉出身中国的一个书香世家,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并在一所现代化的集美师范接受教育,受到现代西方思潮(民主理念)的影响。他认为,华文教育的斗争是正义的,而为了华社的平等权利而战斗是责无旁贷的。他曾说,“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不平等毋宁死。”、“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堡垒。”沈慕羽是在一个中国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家庭,同时也是家学渊源的教育世家生长。因此,沈慕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操。他接过领导棒子之后,大无畏地以马青教育主任身份,向马华所有中委和马青会议,提呈《争取华文地位及华教地位建议书》(全文载于董总出版《董总50》,200412月版,页11941197,发扬林连玉“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精神,高呼“教育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号召,大义凛然领导教总和华社继续奋斗。

林晃开创董总领导华教运动的新时代

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从1970年代初,林晃昇(右图)接任董总主席之后,即开创董总领导华教运动的新时代。廖文辉这么阐述:独中复兴运动以后,出现了教总在华文教育的领导地位渐为董总取代的倾向。这种转变的出现,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1969年阿兹报告书》公布后,所有的华文小学校长教师成为公务员,教总虽是教师总会,但领导层多数是校长,如果为“校长总会”实不为过,而校长向各州教育局负责,加上前述公务员的心态,对董事爱理不理,因此对官方都不敢有尖锐的针对性意见。

其二是,董事会章程规定只有董事可以筹款,独中百万元基金的筹募,就以董总为主;1973年独中复兴运动的浪潮由霹雳董联会掀起,自然以董总为领导,统筹大局。适时,林晃昇开始担任董总主席,他一共担任8届主席(1973年——1990年)时间最长,拥有历来最强的领导班子,兵强马壮。董总的声望与领导地位,在1970年代以后已凌驾教总。

其三是,教师团体及公务员,无疑是个明哲保身保守型较强的组织,而有商业背景的董事,经济较独立, 一般上较积极进取,办事魄力较强。影响教总与董总领导地位转移,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见廖文辉著《华校教总及其人物》教总出版一书,第六章:董教总的定位,页161

领导霹雳州独中复兴,发展到全国性独中复兴运动

从《1961年教育法令》到1970年的10年期间,我国独立中学遭受改制风暴的肆虐,一直在凄风苦雨之中挣扎求存。全国独中学生人数曾滑落到只剩2万余人。1969年是独中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当独中的最后一届毕业生离校后,由于政府废除小学升中学考试,报名就读独中人数寥寥无几,造成独中一间间关闭。仅在霹雳州,原有14间独中,5间先后停办。霹雳州华教人士认识到,若不加以挽救,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毅然在1973年掀起轰轰烈烈的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运动。

此外,在1969年“5.13”事件之后,当时走马上任不久的联盟教育部长阿都拉曼雅谷宣布,到1971年1月,国民英文小学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到1977年,国民中学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到1982年,中学考试的唯一媒介语是马来语;到1983年,大专院校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已改制的国民华文中学,1977年起必须经历第二次媒介语的改变。这项教育政策引起华人社会的普遍恐慌,深恐政府全面消灭华文教育,又开始把子弟送进华小和独中。这构成了华文独中复兴的又一重要原因和契机(见周聿峨著《东南亚华文教育》,第三章: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65)。

1973年12月16日,林晃昇领导董教总联合全国各地校友会和文化团体代表,在吉隆坡召开“发展华文独中运动大会”,通过雪州华校董联会提呈的《华文独中建议书》,并选出32人成立“发展独中工作委员会”,由林晃昇担任主席兼召集人,全力推动独中课程、统一考试、师资培训、学生升学与就业以及筹募全国独中发展基金的工作。《华文独中建议书》提出了“四大使命”与“六大总办学方针” (全文载于董总出版《董总50年》,2004年12月版,页0865—0867),是我国华教运动史上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它为发展华文独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指导和正确的办学方针。经过全国热爱华教人士多年的刻苦奋斗,终于发展成为60所独中6万名学生的规模。

董教总坚决主办“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

1973年“发展独中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在林晃昇领导下,逐步设立了考试局、课程局、师资教育局、技能教育局、辅导推展局、出版局、咨询局、体育局、奖贷学金组等机构。从此独中有了全国统一的咨询协调和指导机构。

1975年,董教总议决举办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时任教育部长马哈迪竟恼羞成怒,传召林晃昇等董教总领导人到国会大厦,厉声发出警告不准举办统考,并责令林晃昇等在场人士马上表态。但林晃昇没有被吓倒,反而理直气壮说出举办统考是华社的共同愿望,并要求回去开会讨论,才作回答。林晃昇沉着应战的坚强气魄,促使董教总领导层一致决定:即使面对坐牢,也不能放弃主办统考。

董教总的坚定立场赢得了全国华社、学生家长以及应考生的支持,第一届统考终于排除了敌对者的阻碍、成功举办了。此后独中统考每年继续举办,奠定了独中的办学水平。直到今天,全世界已有400多所大专学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开拓了独中毕业生出国深造的广阔天地。可笑的是,我国政府却依然拒绝支持华文独中、拒绝承认统考文凭,继续歧视、压迫民族教育以及侵蚀、剥夺民族权益。

申办“独立大学”遭受拒绝而采取“状告政府”行动

囿于教育法令所限制,独立大学的申办,是以“独大有限公司”来进行的。独大理事会的正副主席也就是董教总的主要领导,他们是:正主席林晃昇(董总),副主席两位,沈慕羽(教总)和胡万铎(董总)。林晃昇承担最重要的领导责任。独立大学的申办,曾获得4,238个华人社团和广大华人社会的支持。

1978年9月17日,时任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政府拒绝独大创办,因为它违反了国家教育政策,理由是:(一)由私人机构建设;(二)华文为教学媒介语;(三)只收华文中学学生。9月19日,独大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决定,以政府违反宪法精神为理由,采取法律行动寻求解决独大事件。

1980年9月16日独大有限公司入禀吉隆坡高等法院,就独大的创办遭拒绝事起诉政府。诉讼案在1981年9月28日开审,11月7日高院法官阿都卡迪宣判独大败诉。独大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案在1982年2月15日开审,7月6日联邦法院以4对1,驳回独大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它在判词中指出,倡议中的独大倘其设立,属公共机构,无权使用华文为官方用途。其中一名法官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独大的设立,将是非公共机构,使用华文并未违反宪法。 这项诉讼,虽以失败告终,却写下我国民间组织为了申办大学状告政府的史无前例的篇章,也许在世界上还不多见。

在联邦法院判决当天,独大有限公司发表声明对判决感到失望和痛心。声明说,“上述判决,对发展民族高等教育的争取,无疑是一项打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争取民族权益的斗争。”声明还说,“无论如何,我们将站稳民族的立场,继续寻求各种宪制的途径,以争取实现创办高等学府的民族愿望。在民族地位低落、民族权益不断丧失的时刻,摆在我们面前的,无疑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这困难的关头,我们应该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共同为争取民族权益而奋斗。”见华校教总出版《教总33年》,页605606

继续争办高等院校以建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申办独大案败诉以后,董教总和华人社会,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是没有停止过申办高等院校以建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努力。1991年,他们提出,在原来为独大选好的校址(也就是今日新纪元学院校址),兴建“董教总教育中心”的计划。“董教总教育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

    (一)开展完整师资培训。这是为60所独中教师提供短期在职进修,以及为华小中一些未合格的教师开办短期进修课程,以提高华小教学质量而设

    (二)开办学院为中学毕业生提供大专课程。将与国外大专院校联办不同模式的“双联学位课程”,以较为经济的收费,来帮助经济能力较差的家庭子女, 高中毕业之后有机会继续深造。

1990年,林晃昇退出董教总领导的岗位,但他仍是独大有限公司和他倡议成立的董教总教育中心的董事。1991年,林晃昇坚持建造加影华侨岗上的董教总教育中心行政大楼。这为后来的董教总发展高等教育、创办新纪元学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不是林晃昇的远见、果断、就不会有今天的三幢大楼,就不可能有千余名师生的新纪元学院。”(见林去病著《华教巨星,民权砥柱》一文,载于《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3期,页83)。

林晃昇跟林连玉、沈慕羽一样,在我国华教运动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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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发表对国内政局看法
马来文版已于9月23日刊出
英文版已于10月26日贴出


人民之友成立于2001年9月9日,2018年9月9日是人民之友成立17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发表了一篇题为< 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的文章作为纪念。

我们一如既往选择在这一个对我们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对我国当前阶段(大选后新政府上台)的政治局势发表一些意见,与为推动我国和世界民主人权运动而奋斗的同道们,互相交流。

为了面向国内不谙华文的广大非华裔群体,也为了让我们对当前阶段的政治局势的意见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开去,工委会决定尽快把这篇纪念文章先后翻译成马来文和英文。马来文版已于9月23日刊出。英文版也已于10月26日贴出。点击以下链接即可阅读——



此外,现居新加坡的庄明湖已将他在《人民之友》发表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问题探索》(正篇)一文的英文译稿传送到编辑部,因原文中所述人物的姓名或者是党团工会组织的全称或简称,在译文中尚未解决或有待查证,需要一些时日来完成——人民之友工委都是自愿挤出时间来进行工作的,因而无法很快完成。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在9月30日刊出,为我们的17周年纪念增添光彩!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庄文所述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工运遭遇问题(除了遭受来自外部的镇压,还要遭遇来自内部的破坏)的见解,或许能为一些读者(特别是不谙华文和不懂新马历史的读者)思考马来西亚民主改革运动在当前阶段面临马哈迪主义复辟的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殷鉴,或者是一个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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